城乡统筹与农村居民消费论文

摘要：基本养老保障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转变过程，新农保推广加速了这一过程。基于浙江德清县新农保推广，分析新农保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与推进城乡全覆盖、统一城乡筹资标准与偿付水平、实现城乡衔接与异地转移、整合城乡管理资源的现状，认为德清县基本养老保障正在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城乡统筹与农村居民消费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城乡统筹与农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1：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2005~2009

【摘要】研究目的：确定河南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内容并对2005～2009年河南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现状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河南省总体城乡统筹度不断提高，但在2006年以后城乡居民消费因子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最终影响了河南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进度。

【关键词】城乡统筹；指标体系；因子分析；河南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理念，并把“城乡统筹”放在了这个新时期发展战略的首位。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首要地位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对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城乡统筹发展已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笔者选取了地处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为全国之首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因子分析方法对该省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初步的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加快该省城乡统筹发展的建议。

一、国内关于城乡统筹水平测算的研究回顾

（一）城乡统筹的衡量方法

1.城乡比值

现阶段最，采用差值和比值是衡量城乡统筹水平最常见的方法。纵观已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文献，多数研究采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Ui=

Ui表示城乡间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Ri表示农村指标的数值，Ci表示城市指标的数值。

2.目标值与实际值比值

现有文献中，还有另外一种测评城乡统筹度的思路，即将城乡统筹指标的实际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当前城乡融合的程度。用差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Ui表示城乡统筹发展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Gi表示该指标的目标值，Fi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

（二）指标权重的测定方法

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测算中，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权重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了测算值的高低。因此，科学的指标权重测定方法是计算城乡统筹水平的基础。目前应用于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因子分析法等。

其中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其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

笔者认为用城乡比值作为本文城乡统筹的衡量方法更为合适。因为较之于目标值与实际值之比，城乡比值更能突出现阶段城乡之间的差别。此外，本文选择因子分析法作为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笔者认为通过因子分析法确定的权重更具有客观性，该方法能消除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挖掘出潜在因子，此外通过因子分析法的降维作用可以突现出影响城乡统筹水平的主要因子。

二、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构建

（一）城乡统筹评价指标设计原则

本文在设计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时以下述四点原则作为设计标准：A、科学性原则。尽量选取能够反映城乡统筹程度的衡量指标，以求对城乡统筹有一个真实、可靠的评价。B、操作性原则。城乡统筹是一个全新概念，对城乡统筹的评价还处在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指标体系可以借鉴。而且能反映城乡统筹水平的指标很多，因而建立的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就显得很重要。C、突出经济性指标原则。经济性指标是衡量城乡统筹水平的主要的和基础的指标，经济指标的数据真实可靠，获取方便，便于比较。

（二）城乡统筹评价指标

：城乡人均居民收入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市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城乡百户家电拥有数比=农村百户家电拥有数/城市百户家电拥有数（以洗衣机、电冰箱、电脑加总数量来计算）。

：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费用比=农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费用/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及服务费用。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比=农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费用/城镇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城乡年末储蓄存款余额比=农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以上指标均为正指标，指标值越大，说明城乡差距越小，城乡统筹水平越高。

三、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评价城乡统筹发展水平选取的7项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城乡统筹的信息。但这些变量与变量间往往不是相互独立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简单地将上述指标得分加权作为城乡统筹状况的结果将严重的影响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因此，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进而得出一个涵盖各方面信息的“城乡统筹度”评价值。文中搜集计算了河南省2005～2009年7项指标值，使用SPSS18.0软件和EXCEL 2003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5年到2009年河南省各年份的城乡统筹度。

（一）2005～2009年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7项指标数据

对时间跨度为2005～2009年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和计算，得到反映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7项指标数据（见表1）。文中数据主要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2006～2010），但其2008、2007两年年鉴中缺少指标农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费用的数据，故笔者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2009）中河南省的数据加以替代。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本文利用SPSS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功能对河南省城乡统筹度进行实证分析。

1.确定公因子个数

确定公因子个数m。首先要使“解释的总方差”表中的方差累计贡献率≥85%（见表2），再结合表“旋转成份矩阵”中变量不出现丢失确定公因子个数m（见表3）从表2可以看出，前2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已达93.931%，说明前2个公因子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因此，选取前2个公因子（见表4）。

2.公因子Fi命名及表达式

将表2中的第i列向量除以第i个特征根的开方后得到第i个公因子的Fi变量系数向量（见表4）。对数值大的对应变量为Fi命名。由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在F1上载荷较大，即公因子F1从收入、医疗、储蓄、生活质量等方面反映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可以把F1称为城乡统筹综合因子；指标、在公因子F2上的载荷较大，反映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把F2称为城乡居民消费因子。

四、结论及建议

“城乡统筹度”是本文用来衡量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城乡统筹度越大，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就越高。

（一）城乡统筹度稳步增长

近年来河南省城乡发展中的差距出现逐年减小的良好态势，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绝对差距仍然巨大。因此，河南省应以“中部崛起”、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为契机，坚定促进“三农”发展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大城乡统筹建设的工作力度，切实做到落实国家政策、缩小城下差距。

（二）城乡统筹综合质量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消费水平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城乡统筹综合因子F1是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最主要的主要因素。该因子在2005～2009年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说明河南省城乡之间在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这就使得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居民消费因子F2，作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却在2005～2009年间增长缓慢并且出现下降的趋势。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城乡居民消费因子F2的下降，即持续拉大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部分抵消了综合因子F1对城乡统筹度的正向推进作用，从而减缓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因此，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主体的政府，要把促进城乡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还要兼顾城乡间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均衡，逐渐缩小城乡收入与消费的差距。

作者简介：张璐（1988－），女，江苏南京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作者：张璐 杨博文 王家辰

城乡统筹与农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2：

基本养老保障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

摘要： 基本养老保障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转变过程，新农保推广加速了这一过程。基于浙江德清县新农保推广，分析新农保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与推进城乡全覆盖、统一城乡筹资标准与偿付水平、实现城乡衔接与异地转移、整合城乡管理资源的现状，认为德清县基本养老保障正在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但一体化过程还没有完全消除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的制度定位，财政支撑全覆盖和提高保障水平有难度，与其他养老保障关系转续、基金管理和平台建设还有待完善。面对城乡养老保障发展新阶段的重点从统筹向一体化的转换，本文提出统筹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的四点建议。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障；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新农保；社会养老保障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五个统筹”思想，并把城乡统筹发展放在第一位。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以基本养老为重点，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试点指导意见（简称新农保），并列出相关试点地区，浙江省于9月22日出台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实施意见，德清县被列入国家首批试点县。德清结合本县实际，依据国务院“指导意见”和省“实施意见”，于12月31日制定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实施办法，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目前，德清县新农保已经全面推广。分析德清新农保在推广中展现出的城乡一体化趋势、特点和问题，针对城乡养老保障发展新阶段的重点开始由统筹向一体化转换，如何使新农保在推广中进一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保证可持续性，提出一体化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基本养老保障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近几年，中央政府大力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由新农保试点到全面推广，农村养老在“制度补缺”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城镇居民养老保障试点也开始正式启动，与新农保同步推进实施，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最后“一块空白”得到填补。目前，城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重点开始转换，城乡统筹之“共同发展”转向城乡统筹之“协调发展”，即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必然，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保证可持续性成为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新要求。

（一）基本养老保障的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

我国城乡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是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参与，建立养老保障专项基金，保障年老风险而起到的一种补偿或弱化家庭保障的功能。它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比较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障，不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只是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比较初级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主要以公平、公正为导向，以城乡居民老有所养为目标。基本养老保障的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在内容上可分为制度统筹、制度一体化和服务统筹、服务一体化两个层次，其中制度统筹和制度一体化是主要方面[1]95。

基本养老保障的城乡统筹是我国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城乡统筹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坚持城乡统筹的理念和要求，把城市和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统一规划、统一部署，逐渐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使得城市和乡村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养老保障待遇。基本养老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是与二元化和碎片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相对的，是大一统的、在制度上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2]。尽管基本养老保障的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都是把基本养老保障在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来考虑。但是，“城乡统筹”强调的是尽快消除养老保障制度城乡之间的差别，是从弥补制度缺失入手，特别是解决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从无到有”问题，制度的城乡统筹仅是一种手段和过程，而不是制度目标，走向制度的城乡统一或城乡一体化是目标；“城乡一体化”强调的是“单一制度”，而不是多种制度并存，关键是解决在城乡相同制度之间建立制度性接续问题。在多种制度并存的既定条件下，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应以“制度统一”为惟一目标，这个过程可被称之为“制度统筹”。也就是说，“城乡统筹”注重于从整体规划，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兼顾和共同发展，追求制度覆盖的全面性，但还是承认城乡养老保障之间的差别；“城乡一体化”，不仅关注制度覆盖面这一量上的指标，更注重制度的“并轨”和“整合”这一质上的指标，在“城乡统筹”之“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统筹”之“协调发展”，更加突出协调性。“共同发展”与“协调发展”两者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递进、深化和提升的关系，“协调发展”即“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当然，城乡一体化并非是能够立即实现的，它首先是一个发展原则和方向：需要由国家和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作引导，形成诱导型的制度变迁，循着一体化的原则，改革二元化和碎片化的养老保障制度，待时机成熟时通过各个预置好的接口顺利整合到一起。

（二）基本养老保障的城乡二元化和碎片化的弊端

城乡二元化养老保障使农村始终落后于城市，造成并加重了社会不公和社会群体分割，使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置于“边缘人”地位。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与农村人口城市化呈现为两个分裂的过程，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大大增加，城市化动机大大降低，延缓了城市化进程，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城乡统一劳动力大市场难以形成。城乡二元养老保障的根源曾一直被普遍认为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但是，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何步履维艰？实际上，城乡二元养老保障制度的存在与二元户籍制度的固化互为因果。正是由于城乡养老保障的二元结构，才导致户籍制度的改革无法推进，其弊端无法根除。因为，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一纸户口，户口身上附加的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更多社会保障等待遇是改革的关键，只要养老保障等待遇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恢复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就为期不远[3]5。碎片化养老保障导致覆盖面上的分割：城市职工和公民分割，耕地农民、失地农民、乡镇农民工、城市农民工和计划生育农民分割，单位间企业、事业和机关彼此分割，地区间不同省份和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区县之间彼此分割，等等。碎片化养老保障导致统筹上被分割在多个统筹单位之中，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这不仅妨碍了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综合研究、统筹谋划，还使得城乡居民在各项保障制度、资金筹集、标准给付、管理运作等方面的差距扩大。碎片化养老保障还使得城乡制度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加大了养老保障工作的行政成本，使养老保障体系整体运行不优化，直接导致不同群体无法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形成制度上的财务互济，大量行政资源浪费，还容易受到短期和长期财务危机的威胁，最终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

（三）基本养老保障必将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城乡二元化养老保障是适应建国初期推进工业化的需要而形成的，是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其有重要影响。碎片化养老保障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配套改革。随着改革深入及国企职工应保尽保，统账结合制度开始走向非公经济成分和其他群体，此时发现该制度难以完全适应这些不同群体，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变通措施，如降低费率、建立小制度等办法，以最大限度地覆盖灵活就业人员及农村居民等不同群体，这样，养老保障制度就逐渐呈现出碎片化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前，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不需要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因为在简单的社会结构条件下，对于少量的农转非人群，只需要在户口迁移过程中把迁出者从一个养老保障体系转入另一个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即可。这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可以长期分立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二元分层已被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社会群体分化出来之后如果身份不发生转化，保持不变，那么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元化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碎片化养老保障制度，由于其针对性比较强，既有效率，又便于管理，也不需要建立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平台。但问题在于居民的身份在随时变化，不用说一个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来回穿梭，就是一个深圳的工程师到上海去工作，社会养老保障手续的接续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4]57。基本养老保障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发展与改革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必然要与之回应，而不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社会结构越分化，就越需要整合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因为公民身份的迅速转变需要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与之配套，二元化或碎片化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只会阻碍人力资本的顺利流动[5]7。

二、德清县基本养老保障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的现状分析

德清县2008年6月出台新农保试行办法，选择钟管镇南湖社区和东舍墩村先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于2009年4月出台新农保实施细则。2009年9月国务院新农保政策一出台，德清县短时间内就构建起了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格局。目前，德清新农保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并正在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新阶段。

（一）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推进城乡并轨，实现城乡全覆盖

德清县新农保实施办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通过城乡制度并轨，把城乡分设的养老保障制度进行归并，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推进城乡全覆盖。新农保实施办法规定参保范围和对象是具有本县户籍、年满16周岁，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未被任何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所覆盖的所有城乡居民，均可加入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德清从新农保试点到2009年底，参保对象的重点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从2010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新农保实施办法，覆盖面迅速扩大，参保率不断提升。到2010年7月，60岁以上的6.47万城乡老人从1月份开始按时领取养老金，参保对象的年龄范围覆盖27～105岁之间的城乡居民，参保覆盖率达到了96.9%，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全覆盖[6]。德清这种从城乡二元到城乡全覆盖原则的落实，扩大了国务院新农保政策中仅限于农村居民参保的做法，加快了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的步伐。

（二）统一城乡筹资渠道、筹资标准和偿付水平，优化城乡养老保障体系

德清县新农保实施办法在筹资渠道、筹资标准和偿付水平上做到统筹城乡一体化。筹资兼顾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方投入的原则，城乡居民均按照社保缴费年度计算，按年缴纳，设有5个绝对额年缴费档次，分别为每年300元、500元、720元、960元、1 440元。城乡居民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主选择缴费档次，根据情况的变化，还可以申请降低或提高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参保人员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委员会按民主程序确定。县财政每年对按年正常缴费的城乡居民给予30～50元不同标准的缴费补贴，对于重度残疾人、城乡低保户家庭等缴费困难群体，按第一档标准由县财政对他们每年应缴纳的保费给予不同补贴。对应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筹资原则，城乡居民养老金由基础、个人账户和缴费年限养老金三部分构成，终身支付。德清县在国家规定每人每月55元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增加5元，即年满60周岁的城乡居民，每人每月均可享受60元的基础养老金[7]。

（三）消除城乡养老保障关系转续障碍，实现城乡衔接和异地转移

德清县着力消除养老保障关系转续障碍，推进城乡制度整合统一，实现新农保与其他养老保障互通衔接。对已参加老农保、年满60岁且已领取养老金的，可同时享受新农保待遇。未满60岁且已领取老农保养老金的，可继续领取老农保养老金，在年满60岁的次月起同时享受新农保待遇，也可一次性领取老农保养老金，再参加新农保；对已参加职工养老保障，期间因就业状况发生变化而中断缴费的，或已参加新农保、后因就业需参加职工养老保障的，其养老保障关系可按相关规定转接；对已参加新农保，如被征地的，可同时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已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可同时参加新农保；对已按原试行办法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且享受待遇的，统一将待遇进行调整，以后此类人员随新农保政策同步调整。未享受待遇的，按新政策计算；对符合享受新农保待遇的人员，如符合享扶持政策、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优抚等待遇条件的，可同时叠加享受。德清县新农保还规定了养老保障关系异地转移办法，如参加新农保的城乡居民发生跨县迁居，可将其新农保关系及个人账户储存额转到迁入地养老保障经办机构，按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并享受待遇。不能转移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退还给本人，同时终止保障关系。

（四）整合城乡管理资源，实现业务管理、信息管理的城乡统一

德清县在新农保推广中，整合城乡经办管理资源，统一城乡养老保障的业务和信息管理，建立城乡居民便捷的投保结算机制，实现养老保障结算“一卡通”。一是搭建一个全县统一的新农保信息管理平台。将县社保中心、乡镇社保站或所、社区或村社保室，这三个信息管理平台整合统一，形成县、乡镇、村（社区）三级联动网络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全县各乡镇（包括开发区）共166个行政村以及21个社区的社保室，发挥基层社保信息管理平台作用，把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工作延伸到社区、行政村社保室。县社保局信息中心对全县三级联动网络实行统一的管理和软硬件配置，同时，对全县850名社保工作人员统一进行新农保政策和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在各行政村（社区）完成对申请人基本情况初审，在此基础上报各乡镇社保站进行审核确认，县社保中心实行业务管理。这一系列的参保、审核、管理程序都在统一的网上完成。另外，参保人员可以就地方便选择银行开设缴费和领取养老金存折。在整个参保过程中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服务的全民化，即参保登记在村（社区）、身份核对在乡镇、缴费领取在银行、管理审核在社保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三、德清县基本养老保障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分析

德清县自2008年新农保试点以来，城乡统筹格局基本形成，现已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试点推广经验为统筹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提供了可行路径。但这一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城乡未全覆盖、保障水平低、差距仍存在、接续还需完善、资金筹集和经办能力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城乡差距没有完全消除，财政支撑全覆盖和提高保障水平有难度

由于受长期二元结构、资源条件和内外环境的影响，德清县城乡之间差距仍较明显。在基本养老保障上，农村普遍落后与城市。2010年德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016元，农村为13 442元，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为2.09∶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值为2.05∶1。德清新农保规定，高档次缴费，高档次补贴，高档次待遇。这提出了在财政补贴方面如何缩小城乡居民间以及居民群体间的差距，实现对低档位投保者的社会公平问题，因为，低档位投保者大都是贫困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乡村的贫困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人员选择缴费档位也不断提高，目前近2万参保者中，约有70%人选择了最高档位。而个人缴费标准是一定的，集体补助没有具体规定，对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及个人为参保人员缴费提供资助，是以个人缴费最高缴费档为限的，这意味着政府补贴将越来越多。加上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转移支付的相对不足，这样，即使像比较发达地区的德清，其县级财政在缓解财政压力和提高保障水平之间也面临着两难境地。由于财政分权和碎片化治理，使得地方财政或多或少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都存在能力不足问题。2009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8.4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4.8亿元，比上年增长10.0%。社保和就业支出1.0亿元，比上年增长7.2%。2010年全县完成财政总收入34.5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8.6亿元，比上年增长25.5%。社保和就业支出1.4亿元，比上年增长47.0%[8]。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对社保和就业支出也不断增加，而社保基金多数长期用于城镇职工相关保障方面，新农保的推广必然会使资金投入再度增加。所以，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缺少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县级财政维持新农保长期持续运行及提高保障水平会有较大难度。

（二）新农保与其他养老保障关系转续难题尚存，转续政策及方案有待完善

德清县注重新农保与其他养老保障关系的转续，采取了不完全将其他养老保障制度统一转化为国家新农保制度模式的做法，有效地推进了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但如何实现新农保与城保的衔接和转换？德清县新农保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德清县遇到的难题，新农保与其他养老保障转续中遇到的难题，主要是与地方新农保和城保的转续问题。新农保与城保转续的难点，在于新农保统筹部分出资方、缴费标准、养老金待遇、年限计算等与城保均有所不同，制度间的转续需要大量的精算，成本大大增加。由于国务院新农保“指导意见”、浙江省新农保“实施意见”以及德清县新农保“实施办法”，都没有针对新农保与城保转换中，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的资金是由财政继续承担还是由当地城镇统筹账户出资做出明确规定。责任不清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给制度转续带来较大困难。如果这部分资金由转为城保的当地城镇承担，则原有城保人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如果由财政出资，则新农保想达到实质性转化的意义就没有得到体现。问题实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的制度规定没有得到彻底根除。德清县已经在可能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养老保障的自由选择空间和转续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难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新农保基金投资管理和基础平台管理仍需加强

德清县新农保到真正给参保人发放养老金，还需要相当长的积累期。随着参保率和缴费能力提高，基金积累增加，如何管理好新农保基金，使之保值增值，应对老龄化峰值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是德清县新农保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据资料统计，2006年浙江省社保基金的综合收益率大约是1%～2%，而同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高升了3%，社保基金基本上是处于贬值状态。长期以来，德清县社保基金主要是依照1992年民政部“基本方案（试行）”中“以县为单位进行基金管理、运营”以及“主要运营手段为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的规定，这种比较单一的手段难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运营手段有限，物价水平不断上涨，银行利率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导致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偏低。所以，如何力求新农保基金投资管理手段多样化，是实现德清县新农保由统筹迈向一体化不可回避的问题。基础平台管理的加强是统筹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的又一主要问题。德清县新农保从试点到推广，城乡居民参保热情高涨，但基础平台管理还不能满足需求。社保机构建设经费不足以及管理人员工作不稳定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信息资源整合的程度还没能发挥信息管理系统的整体效应，还没有完全达到与相关管理部门系统的互联，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四、德清县基本养老保障从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德清县城乡养老保障发展正处于由城乡统筹之“共同发展”向城乡统筹之“协调发展”转换的新阶段，即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其发展重点在于如何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保证可持续性，其发展实质是延续和进一步深化、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成果，其发展关键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的深化改革。

（一）深化改革传统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的制度规定

德清县新农保的一大亮点是建立了不同养老保障之间衔接转续机制，在制度上相互打通，城乡居民自由选择。但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界限的制度规定还没有得到彻底消除，导致公平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仍然较差。目前新农保还未能真正覆盖到流动就业群体，制度本身还未能与流动就业群体一同“流动”。像农民工很少在同一个地方持续工作10年以上，按照《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很多农民工最终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领取养老金。而户籍所在地与务工所在地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按照务工所在地高标准交了养老金，却要回到户籍所在地领取低标准养老金，直接损害了农民工权益，也显失公平。因此，必须打破基于身份和人群的划分界限，取消传统户口所具有的身份、待遇和等级差别等特殊功能。恢复户籍制度作为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和方便社会治安的基本功能[9]。构建城乡居民以身份证为核心、以居住地为基础的身份统一、权利平等、城乡一体的国民身份证件化统一管理体制，让各级财政补贴随着参保人走，不随制度走，使人人都有权利享有必要的养老保障国民待遇。养老保障本身就是为了平滑一个社会不同人群之间贫富差距的一种社会制度，不应在制度内部再人为地制造更多不公平，不应根据人们的身份、职业、居住地等在政策和制度上划分界限，来区别对待公民，而应当对所有的公民一视同仁。正如约翰.罗尔斯所强调的那样：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公平就必须被改造或废除[10]1。

（二）有效实现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并轨，优化城乡养老保障转续机制

德清县新农保尽管做出了与城保关系转续的政策安排，但由于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实行非缴费和统一额度，强调与身份、年龄等特征相伴生的权益，代际收入再分配特征不明显，而城保在计发方式上实行缴费关联和统一比率，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现代际收入再分配原则。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使得两类养老保障关系在衔接时难以平衡参保者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由于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来源于公共财政专项预算支出，类似于以税收筹资的国民养老金制度，而城保基础养老金来源于企业缴费，具有以社会保障费为筹资手段的典型的现收现付制特征。资金来源不同所产生的责任主体和统筹层次的差别使两类制度在衔接时难以处理缴费地和退休地的责任划分问题；由于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为固定额度，城保基础养老金的待遇标准与工资替代率关联。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差距使两类制度在衔接时必须面对缴费年限视同与养老金权益换算的矛盾。为此，在现行制度规定难以实现新农保与城保关系顺利转续的情况下，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优化城乡养老保障转续机制：赋予基础养老金既得受益权，视同城乡社会养老保障缴费年限，养老金权益累积计算；以最后工资或收入为养老金计发基础城乡单独计发，社会统筹账户资金不转移；建议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按农民人均纯收入采取类似于城保的工资替代率方式确定，还原基础养老金的本来功能，防止新农保与城保保障金差距不断拉大[11] 229。

（三）深化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和划清财政投资比例

德清县新农保在统筹城乡一体化中，除了发挥政府规划和决策的主导作用外，关键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公共财政在一体化中的主体作用。明确各级财政在一体化养老资金分配和管理中的职责，划清各级财政投资比例，保证中央、省级财政对新农保的投入，避免各级财政在调整城乡养老金待遇水平上出现责任模糊，或者过于依赖县级财政，以及基层财政补贴尤其是配套补贴“空壳化”的现象。根据现行各级财政收入安排和支出责任的定位，浙江省地方财政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确定各自分担的比例：省级财政负担50%的比例，地市级财政负担30%的比例，县级财政负担20%的比例，这样划清政府间筹资责任，有利于各级财政对新农保个人账户给予缴费补贴，真正把新农保个人账户做实。德清县在财政可行的情况下，除积极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外，还要保证财政转移力度，实施行政推动与政策引导同步推进，做到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乡镇政府积极协调并负责具体实施和管理。注重统筹城乡公共资源的均衡分配，把投入的重点放在乡村，明确对乡村投入的硬约束指标，填补乡村以前公共资源的空白和不足，为一体化的制度并轨和管理整合打下重要基础。

（四）不断完善管理整合，加强基金管理机制和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整合基金管理是德清县新农保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前提，必须将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和监督，并建立基金管理制衡机制，确保各级财政对新农保基金的投入和保值增值。为积累资金运营的安全，基金应尽快集中到省级托管，负责其保值增值。为避免新农保出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居民的“排挤效应” 和“父母—子女”利益制衡现象，应尽快出台相关措施，完善新农保激励机制和利益制衡机制，以保证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加强新农保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实现信息资源、系统资源和业务需求的整合，发挥信息管理系统的整体效应，其重心在乡、镇和村。应把乡、镇社保站（所），尤其是把村社保室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真正解决新农保在农村有人做、有场所、有条件。根据新农保管理服务对象，制定经办工作人员配置的标准和比例，完善经办管理规程设计、服务流程和服务行为，统一经办管理服务手段，加强经办管理考核，提高经办管理层次。加快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实现与统计、银行、公安、教育保险等有关部门管理系统的互联，实现新农保信息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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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竹林，吕默. 统筹城乡视域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20-24.

[10]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1]刘昌平，殷宝明.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城乡转续方案研究及政策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2010（6）：40-48.

作者：高君

城乡统筹与农村居民消费论文 篇3：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摘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界定入手，梳理了理论界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不同阐释，探讨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衡量，阐述了城乡差距的表现及成因，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这些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本质内涵；城乡差距

一、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界定

早期的研究，没有使用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概念，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重农主义、乡村商品经济三个方面的含义（何独明，2008）。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对于统筹城乡的内涵分析还很难达成共识，许多对于统筹城乡的研究融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中，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生态学界以及城市规划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统筹问题进行了探讨。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是在处理城乡发展问题时，要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与进步（段利军，2004）。其内涵可归纳为四个层面，即城乡通开、城乡协作、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徐光，2004）。

从统筹内容角度分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有不同的内容划分方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既有制度层面的统筹（劳动力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财政分配和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也包括要素层面的统筹（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还包括城乡关系层面的统筹（三个重要关系和两个衍生关系：产业关系、区位关系、居民关系；工业和农民的关系、农业与市民的关系）（姜太碧，2005）。也可分为：城乡关系统筹（政策层面上由重工轻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向农村发展倾斜）、城乡经济统筹（影响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方面）及城乡社会统筹（制度创新、社会进步、公民的政治权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赵云，2005）。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还包括城乡发展统筹方面的内容（李岳云，2004）。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包括统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鞠正江等，2003）。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统筹城乡的主要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资金投入和城乡体制调整（丁一，2006）。从城乡分治的角度，统筹城乡发展的客体（对象）是城乡关系，包括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组成的有机整体，核心是统筹城乡的社会进步（胡进祥，2004）。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要以城乡配套的大改革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大调整（顾益康，2003）。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城乡良性互动，是它的核心内容。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整合起来，促进传统二元结构转变，增强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祝瑞波，2004）。统筹城乡发展的主体是政府（胡进祥，2004），各级政府把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整体来统一规划，以保持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孔祥敏、冯雷，2005）。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格局，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祝瑞波、倪志钢，2004）。

从以上相关内涵界定可以看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是转变二元结构，目前的重点是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现有文献对双重二元结构的成因分析不够深入，缺少从宏观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角度进行的分析。

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城乡统筹度）的衡量

一般地，学者普遍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RI）、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RLS）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RCL）来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状况（URHD），例如，郑钦玉（2009）、赵彩云（2008）采用基于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来构建衡量城乡关系的综合性指标，以期更综合全面地反映中国城乡关系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别从城乡间的人类发展指数，收入、消费、教育、健康，预期寿命等方面来分析和量化城乡关系。但该指数没有考虑到平等问题，并且指标权重相同缺乏客观依据，因此邱风、王利芳（2009）根据中国国情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平等指数，提出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概念，并进行了城乡比较分析。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1.城乡比值。一般而言，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既可以运用相对差异来衡量，例如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比值等，也可以运用绝对差异来衡量，例如标准差、极差、差值等，但最常见的是采用差值和比值来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

纵观已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文献，多数研究采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例如，吴永生等（2007）、付海英等（2006）、高珊等（2006）、王婷（2008）、杨振宁（2008）、陶浪平（2008）等。

Ui=Ri/Ci（1）

I=∑Ri/Ci×Pi（2）

（1）式和（2）式中，i表示第i个指标，Ui表示城乡间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Ri表示农村指标的数值，Ci表示城市指标的数值，P i表示该指标的权重，I表示城乡统筹度。

城乡统筹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系发展的程度，即城市要素和农村要素流转与协调的程度。一般而言，评价结果应接近于1，偏离1的程度越大，说明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程度越高；当I等于1时，城乡就实现了一体化。

然而，有些指标是逆指标，这些指标的农村值要大于城市值，例如反映城乡消费结构的恩格尔指数。在存在逆指标的情况下，若利用（2）式去计算城乡统筹度，就会造成计算结果存在很大的误差。现有文献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基于此，张元红等（2009）提出一个修正的城乡统筹度：

I=∑（1- | Ci-Ri/Ci |）×Pi（3）

2.实际值和目标值比较。现有文献中，还有另外一种测评城乡统筹度的思路，即将城乡统筹指标的实际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当前城乡融合的程度（例如，陈鸿彬，2007；许玉明，2004；邓玲、王彬彬，2008）。

用差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Ui=Fi/Gi （4）

I=∑Fi/Gi×Pi （5）

（4）式和（5）式中，Gi表示该指标的目标值，Fi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Pi表示该指标权重。陈鸿彬（2007）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指标为参照系，以2020年为达标年，在进行分析和预测后确定了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目标值。

许玉明（2004）在参考四个信息源的基础上，经过主观分析、专家分析、数据分析等，得到了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这四个信息源为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重庆市及所属的县（区、市）相关指标数据资料中的较高水平以及国际标准。邓玲、王彬彬（2008）主要用趋势预测法确定目标值。该研究对指标值进行了分类预测，阈值的确定参考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等中的标准。

3.对两种城乡统筹衡量方法的评论。两种方法在选取的指标上会有较大的不同。第一种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当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但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更苛刻，因为很多指标缺乏既分区域又分城乡的数据。第二种方法主要测评城乡统筹的现状和目标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方法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指标都有分城乡的数据，所以，这种方法在指标的选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难点，即如何确定目标值。目前已有的文献在确定目标值时都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说服力。

三、关于城乡差距的表现及成因方面

统筹城乡的目标是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目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日益突出的城乡差距问题对中国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了障碍。

中国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城乡卫生发展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乡产业结构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叶兴庆，2003；胡鞍钢，2004），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在内部差距和地区差距上（章国荣、盛来运，2003），财产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需要进一步考虑（郭玮，2003）。

中国城乡差距是长期以来由地域、政策、教育、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等因素造成的（李实，2003），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城市和农村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不同的保障条件和社会地位）、体制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因素（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城乡有别的财政投入政策和歧视农民的就业政策）（王钊，2008）。城乡差距的存在是由城乡产业功能及结构、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惯性、工业化性质、城乡制度及体制差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可回避的、特定的过程（章国荣、盛来运，2003；郭玮，2003；杨维琼等，2008）。

关于中国城乡差距的成因，现有文献主要可以归为以下观点：

1.二元经济结构。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对立，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分离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张希成，2005），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力度不对称，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是“要素涌入”，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洪银兴，2007）。同时，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强化效应和反弹效应，共同规定和制约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这种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统筹城乡发展必然滞缓（蒋永穆等，2005）。

2.政府行为。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具体表现，城乡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弥合城乡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场经济的陷阱。影响城乡差距扩张最根本的因素源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应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投资、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换言之，政府行为选择对平抑或扩张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巨大（张红宇，2004）。城乡差距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随着后来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而不加区别地把它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是没有道理的（李实、赵人伟，2006）。政府是城乡关系的缔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给者，涉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尤其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的关联度非常大（张国平，2006）。充分结合市场“自然带动”和政府“强制性带动”路径的积极作用，是加快中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丁忠民，2008）。

3.制度、政策。制度、政策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2001年，陈宗胜就发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制度缺陷”是体制转轨时期中国非法非正常收入滋生蔓延，进而导致全国（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通过讨论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可以发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城乡差距不断加剧的主要因素（李炳坤，2003；魏勇、俞文华，2004）。从交易效率视角考察中国的城乡差距能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而低下的交易效率与一系列带有暂时性、短期性、政府意志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存在很大关联（赵红军、尹伯成，2006）。

4.分配关系及地位失衡。林光彬 （2004）认为，社会等级关系和市场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分配关系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性障碍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例如，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市场活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洪银兴，2006）。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向”策略和财税收入政策的乏力导致的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给城乡居民带来了不同的地位收益， 而地位收益的存在拉大了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李卫兵，2005）。

5.其他。田新民（200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单纯是由城市工业化的速度决定，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并不一定是呈现“倒U”型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的壁垒以及城市部门努力提高其人口承载力所进行的公共建设投资的大小。朱允未等（2006）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相互关系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还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四、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乡收入来源的角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顾海兵（2008）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或收入来源的具体解析，认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黄祖辉、万广华等（2003）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二）资源配置、劳动生产率及产业结构等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

1.关于城乡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研究已发现城乡差距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其中城乡间劳动收入差距可以解释42%，户籍制度可以解释28%（Shi等，2002），而人均GDP水平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与城乡消费差距正向相关，地方治理的效率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Lu，2002）。

林毅夫、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以反映产业技术选择偏离最优资源禀赋的技术选择指数为代表）显著影响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从农村转移的资金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扶贫资金的转移等）（马从辉，2002），章奇等（2004）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方杰（2006）认为，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实践层面研究上，孙林等（2004）对南京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居民关系是造成南京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单至芬等（2006）、陈利昌等（2006）、刘奇中（2006）分别对黑龙江、广东和安徽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城乡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湖北课题组（2006）”对湖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成都就业研究课题组（2007）”成都市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赵彩云（2008）运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虑GDP、资金在城乡间不对等流动和配置、劳动力流动状况和发展机会等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相互关联。

2.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永杰、张建武（2002）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是决定城乡统筹就业的根本条件，也是城乡统筹就业的最终结果。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认为，城乡差距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过大差距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偏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割。在胡鞍钢（2004）看来，“城乡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上。谭静池等（2007）通过对陕西的实地调查，实证研究得出：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分治”使城乡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两个经济单元和两种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加上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积累效应，也导致城市劳动力价值远高于农村劳动力价值。

3.关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研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统筹城乡发展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H.钱纳里（Chenery，1975）对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存在关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变动上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城市化与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4.关于制度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影响机理的研究。李振国（2006）认为政府应加快制度改革，增加对农民的制度供给。但陈永正等（2005）发现制度供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有限，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不同于曹明华（2005）提出的户籍、就业、保障、土地、行政管理等五方面制度创新，他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制度创新，主要依赖于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土地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创新。

吴冠岑（2007）从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对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马远军（2006）分析了制度问题影响城乡统筹的内在机理，制度滞后影响城乡统筹建设效率，制度失衡提升城乡统筹建设成本，制度不经济导致城乡发展不公。通过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和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发现以土地换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增加了制度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郝寿义，2004）。何西（2007）从农民、企业、政府三者利益博弈的角度构建城乡一体化最优制度求解的模型。

关于制度政策可操作性变量的选取方面，王小鲁、樊纲（2005年）所用模型引入的大多数变量都是与政策有关的外生变量，包括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也包括与改革进程相关的制度变量，考虑的变量分别是按人均水平计算的各省地方财政得到的净转移，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人均教育水平（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数表示）、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和铁路线路分布密度以及电话普及率，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及其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比例（反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用企业的非税上交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反映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反映腐败）。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未必能够全部通过模型中市场化指数的估计结果反映出来。陆铭、陈钊（2004）通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从经济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财政支出的结构等几个方面来考虑1987—2001年间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陆丁（Lu， 2002） 以人均消费/人均GDP的变化率为代理变量衡量地方治理的效率，发现它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

5.其他因素对城乡统筹水平的影响。全球化对城乡差距具有正向作用（Wei&Wu，2001），魏尚进等（Wei and Wu， 2001）认为经济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其结论的可靠性不高。陆铭、陈钊（2004）后来发现在1978—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他们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另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非国有化）、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以及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比重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陆铭、陈钊，2004）发现。农产品价格变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或工农贸易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变动（马九杰等，2005）。

（三）实证分析方法上

1.多元线性回归。王培刚、周长城（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社会因素是失业率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两个变量。也有学者从二元结构系数、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变化。王小鲁、樊纲 （2005）通过计量模型（准对数二次函数模型）分析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这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制度方面的因素、劳动力流动障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收入分配的非制度化和政府腐败等因素。

2.灰色关联法。付海英等（2006年）构建了一套评价中微观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现状的量化指标，并用灰色关联法寻求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众多影响因素归整为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等五个因素。

3.DEMATEL法。李银星、杨印生（2006）通过制定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因素，采用DEMATEL法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主要分城乡关系统筹因素、城乡经济统筹因素和城乡社会统筹因素三类共提取20个直接或间接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发现影响统筹城乡发展较大的因素为第三产业发展、农民人均税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国家政策倾向。

4.分位数回归建模与分解。段景辉、陈建宝（2009）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发现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研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走出城市偏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和“城市—农村二元利益集团”政治均衡的实现（李建勇，2009）。从交易效率的视角考虑，解决统筹城乡问题的办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经济体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厉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赵红军、尹伯成，2006）。需要在非均衡发展、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多元化城镇化发展以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还要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张红宇，2004）。其根本性措施是：实现城乡等级法权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农村资源充分流动化与市场一体化（林光彬，2004）。此外，还需培育容忍合理差距的社会文化（王培刚，2005）。

具体而言，需要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钟甫宁，2003；肖万春，2003），缩小县域城乡差距（刘志澄，2003；刘奇、王飞，2003；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发展司，2004；程必定，2004），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顾益康，2003；石忆邵2004；韩俊2003），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陈进，2003；颜华，2004），推进城镇化（陈昭玖、周波，2004；王建兵2003），以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六、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指标、使用的方法、分析的视角各不相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数据存在不完整性的问题，如一些个人收入（如实物部分）没有统计上来，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都有低估的问题，而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低估程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低估。同样地，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检验中国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预测缺乏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视角泛泛地分析，没有围绕一个视角进行贯彻始终的剖析。在探究城乡差距根源时，虽然知道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目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状的描绘上，尚未构建中国现行收入分配机制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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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肖蜜蜜,苗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