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竞争（精选六篇）
国际税收竞争 篇1
一、OECD有害税收竞争的提出
OECD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组织, 共包括30个重要的发达国家, 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都是其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 美国里根政府就曾通过降低税收的手段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后来的英国、爱尔兰等国也随即效仿, 从而掀起了税收竞争的浪潮。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 也纷纷降低税率, 以吸引外国资本。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投资。许多高税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则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税收竞争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 从而进一步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减少。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 OECD对各种税收优惠政策, 特别是避税港的税收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1996年5月, OECD成员国部长会议要求OECD组织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 抵制由于避税港有害的税收竞争而造成的对投资和融资决策的扭曲效应以及对侵蚀国家税基的影响。1998年, OECD公布了《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 界定了有害的税收优惠制度和避税港概念, 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以抵制有害税收竞争。
1、OECD确定的有害税收竞争标准
《OECD报告》概括了有害的优惠税制有四个特点。
(1) 无税或实际税率很低。一国提供免税或仅有名义税率而实际税率却很低, 本身就被视为提供非居住者进行国际避税的场所。
(2) 优惠税制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当一国在税收上采取所谓“环形篱笆”时, 依据范围的不同可将其国内经济予以部分或全部隔离。所谓“环形篱笆”政策, 是指一国为了吸引外资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仅允许非当地居民享受。其具体方式有二:一是明示或默示地规定居民纳税人不得利用其税收优惠政策, 即指该规定仅为非居住者才能享受, 是指一种“超国民待遇”;二是明示或默示地禁止从该税收优惠政策中受益的企业在其国内市场营业, 即指其税收优惠规定限定为国内某一特定地区享受。
(3) 缺乏透明度。立法和行政规定缺乏透明度, 不但有助于投资者避税, 更助长非法活动。有些国家立法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将投资者的相关信息提供给税务稽查机关, 如此一来, 他国即无法通过税收协定或其他双边互助协定取得相关信息。
(4) 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一国为了吸引境外投资者, 通常提供法律或行政帮助或其他保护措施, 使得个人得以逃避税务机关的稽查, 其相关资料将不能被其母国的税务机关通过相互交换而取得。
为了确保1998年报告得到真正实施, OECD理事会对成员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并对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2000年6月26日, OECD提出了一份新的报告, 认为OECD成员国中实施的47种税收竞争措施都具有潜在有害性, 并且具体列出与此有关的一些机构的名字, 规定这些机构的有害税收竞争措施必须在2003年4月以前消除。
2、欧盟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
由于欧盟的许多成员国都是OECD成员国, 因此, 他们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跟OECD相似, 而且他们在1997年就通过了防止有害税收竞争的行为准则。2001年7月11日, 欧盟发起了一场对国家援助进行调查的运动, 矛头直指8个欧盟成员国的11项企业税收制度, 可以说这场运动加剧了欧盟内部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势头。他们首先调查那些和欧共体条约不一致的税收制度是否构成国家援助。如果构成, 那么该国家援助就必须停止执行;如果国家援助已经“支付”, 那么必须立即从受益人那里收回。欧盟还建议另外四个成员国立即修正其税收制度, 以便与欧盟原则保持一致, 否则, 欧盟就可以按正规的公开程序对它们进行调查。
二、我国政府对税收竞争采取的政策取向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很大程度依赖于出口和招商引资,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对我国进行投资, 以及对出口产品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是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然而OECD对有害税收竞争的提出给我国实实在在地敲响了警钟。实际上, 有害税收竞争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恶性的竞争态势。各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 私开减税口子, 以各种名目给予多种税收返还, 分别以不同的, 甚至于竞相攀比的优惠条件来争夺投资。2003年年初, 位于长三角地带的部分城市在举办联合招商引资会时, 不顾其区域合作背景, 竞相用土地“跳楼价”来展开竞争。此类政策优惠大比拼的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 最终导致的是国家税收的大幅度流失。另外, 无序的税收优惠也容易导致经济租金, 一些税收优惠对象之外的经济行为主体为了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有可能向有关政府部门寻租, 从而产生了新一轮的社会问题, 即腐败现象的滋生。这一恶性竞争的现象终于引起国内高层部门的重视。2004年年初, 国家税务总局开始了对全国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的清查工作, 清查的结果表明, 在全国2527个开发区中, 共查出1000多家企业存在区内注册、区外经营问题, 接近全部被查企业的一半。检查中还发现不符合新办企业条件的企业享受了新办企业税收优惠、扩大税收优惠适用范围、提高优惠比例、延长优惠期限、违规减免税收等问题。违规企业累计少缴税款4.3亿元。税务机关同时清理出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地方违规涉税文件88份。与此同时, 7月份税务总局展开了对各地减免税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尽管我国目前大幅度减税没有可能, 但适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环境, 对我国实施适度减税政策提出了客观要求;另一方面, 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正在逐渐好转, 为适度减税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还有一点就是我国已经是WTO成员国, 其经济运行规则必须与其一致, 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一旦被部分吸收进入WTO规则, 我国必将面临全面改革的问题。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了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用法律手段来控制有害税收竞争成为必要。尽管我国对于税收竞争有一定的法律作为依据 (如《税收征管法》) , 但仍存在法律缺失的情况, 执法力度不强, 受行政干预的程度过多等等, 这也是现今政府间税收竞争走向恶性方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故我国应尽快完善税收法制, 加大执法力度, 严格限制政府的行政干预行为, 做到依法治税, 从严治税, 从源头上遏制有害税收竞争的产生。
三、我国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的对策
有税收征纳行为就有税收竞争,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更是不可避免。税收竞争固然存在有害的成分, 因为它减少了全球福利并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有害的税收竞争是我国今后面临的迫切任务, 当然也是国际税收研究的重点课题。
1、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
税收竞争既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最终解决有害的税收竞争还是要靠税收的国际化。虽然不可能使全球税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从我国关税税率的逐步降低到增值税的广泛开征, 以至于所得税的降低税率、拓宽税基, 都无不显示着我国渐进性地向税收国际化迈进。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 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随之税收制度与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我国理智的选择。
2、站在国际税收竞争角度重新审视税收主权与协调
在当今现实制度约束条件下, 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最切实可行的措施当数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 这也是OECD国家首推方案。一方面, 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 要消除税收障碍, 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尽可能跨国流动, 谋求在全球大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 又要坚持在税收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税收的协调与合作, 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 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因而, 我们同时面临着维护税收主权和部分超越税收管辖权的现实选择。
3、从中性与非中性结合的角度规范税收优惠
客观评价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制度, 虽然税收优惠不一定都属于有害的税收竞争范围, 但不能说我国的税收优惠不存在有害的税收优惠成分或者说非规范的税收优惠。如对内、外资企业存在着不同的税收优惠、过分依赖税收优惠引进外资, 既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又产生了过高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 既不利于公平竞争又不利于税收调控。因此, 从税收中性出发, 从2008年1月1日起统一简化内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从非中性出发, 要保留投资环境较差的西部地区以及特殊产业诸如农林、能源、高技术等需要特殊调控的产业优惠, 并且, 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 动态地逐步减少特殊优惠, 以顺应正常的、公平的国际税收竞争需要。
4、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完善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 提升我国的税收竞争力
国际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的现实说明, 一国税制的建设与完善应该放眼国际, 紧密结合世界发展的实际, 使本国税制与当前日益扩大的国际经贸往来相适应, 与不断发展的国际准则相适应, 与更有效的参与国际竞争相适应。因此政府应加快与国际税收防盗网络的衔接, 优化税制, 加强税制的国际化建设, 提升税收的竞争力, 使我国税收制度不断透明、公平、规范, 真正达到税收法治化标准。
参考文献
[1]葛夕良:有害税收竞争问题研究[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 2003 (2) .
[2]邓力平:税收竞争辩证观[J].涉外税务, 2000 (10) .
[3]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J].税务研究, 2001 (2) .
审视WTO，应对国际税收竞争 篇2
有税制，有税收征纳关系，就有税收竞争，税收竞争是各国(地区)通过税收手段，引导资源流动，维护本国利益，促使本国经济增长的经济行为。税收竞争既有小范围的即一国内各地区间的竞争，也有较大范围的即各经济区域间的竞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更是不可避免，税收竞争一方面使各国的税制更趋于完善，使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更得以有效发挥;但另一方面，税收竞争也存在有害的成分，即导致全球资源的配置不当和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进而减少全球经济福利。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大势所趋。因此，如何应对有害的税收竞争，趋利避害，使资源优化配置，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了我国今后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国际税收研究的重点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必须了解WTO，把握世界税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本国国情和税制现状，进而提出应对措施。
一、WTO的基本职能和原则
WTO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缩写。它是当今世界唯一处理政府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基本职能有三：一是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运作的国际规则，并且监督这些规则的实施，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其含义是消除贸易障碍，同时也意味着各国的贸易规则必须是透明的和可预见的;二是所有WTO的成员开展相互谈判，也就是开放市场;三是解决国与国间的贸易争端。因此WTO基本职能，即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
WTO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是众多的WTO协议。这些协议是覆盖广泛活动范围的法律文件，内容很多也很复杂，但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所有这些文件之中，这些原则构成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它们是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可预见性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
二、国际税收竞争及各国应对措施
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源流动更为顺畅自由，一般不仅向税负较轻，更向税制健全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国际间的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使税收竞争良性发展，为使本国(地区)利益最大化，各国均是“胡萝卜”和“大棒”并举，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尤其兼顾经济盟友的利益，使世界税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1、各国税制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回归。90年代的税制调整基本是在“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基本框架中进行的，其政策基调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上的，而更多地是建立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以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之上的。自80年代中期拉弗减税思想被广泛采用，减税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减税扩大税基，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给减税创造了空间，奠定了扩大税基的物质基础。围绕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增加供给，扩大税基这个主旋律，各国开始注重重新启用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这是90年代中后期税收竞争区别于80年代税收竞争的最显著的特征。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以广义的“税收效率”取代“税收中性”原则，在国家干预理论的指导下，在新自由主义基调范围内正确发挥政府干预经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19下半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地区)果断地采取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旨在加强政府干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减税为基调的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是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由于东亚各国措施得力，东亚经济从19上半年开始，历经一年多，迅速好转。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经济政策相结合给当代税收竞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是各国政府面对投资、外贸、金融等领域更加自由化，而继续采取更灵活的新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各国政府为弥补市场的缺陷不得不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税收是其中重要的手段。
2、各国税制结构逐步趋于一致。进入90年代，各国税制结构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迫于税收竞争的压力，不断调整和完善，并呈现不同程度的趋同性，使税收弹性趋小，使利益更有预见性，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来对所得税的推崇后，开始重新认识商品税，商品税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能有效避免重复征税的增值税，目前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
3、区域化税收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经济壁垒和传统国家间税收关系的界限，协调成员国间的税收政策，以避免因税收竞争而带来的贸易争端，建立包括关税、间接税和直接税在内的共同税收制度。以欧盟为例，其税收一体化的特点是：一体化措施逐步规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体化范围越来越广，欧盟上述措施，对协调成员国间税收政策，完善单一欧洲市场，促进就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4、国际税收协定网络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下跨国贸易飞速发展，并往往产生一项交易，多国伸手征税而形成税收竞争，因而阻碍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的流通。为此，国际间对此项的征税本着共同规范、自我约束和相互帮助的原则进行协商，这样既要防止重复征税，又要制止逃税发生，因此制定国际税收协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税收协定的网络不断发展。
5、各国涉外税收管理普遍加强。经济全球化使跨国贸易越来越多，国际税收竞争也更直接，使国际逃税和避税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应税的国外所得没有征到;二是国内应税所得逃往国外。为减少税收竞争对本国(本地区)带来的利益损失，各国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主要有：(1)、责令国内企业申报其国外所得，此项申报的举证由纳税人负责，并详定申报内容，如有违法，一经查出，予以严惩;(2)、对转让定价进行规范。众多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将利润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对此，多数国家已规定：凡违背公平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者，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应纳税所得额。(3)对避税港投资的控制。90年代起，全世界资金已有一半流入避税港国家或地区，形成国际避税的大漏洞，使得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一般列出避税港国家或地区名单，凡在名单之列得国家或地区内投资办企业者，都责令其申报所得在本国纳税，取消一切税收优惠。(4)、制定受控公司税法。为防止国外所得长期积存而逃避征税，美国国内税法法典F部分规定，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利润，即使没有汇回，也要计入当年所得征税。(5)、加强对移民税收管理。许多国家规定，对移民的财产增值，以移居之日为实现之日而征税。(6)、修改税收管辖权。不少国家(特别是拉美)把税收管辖权从属地主义该为属人主义，对所有居民的全世界所得征税。
6、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话的要求而大幅削减关税的同时，经常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以维护国内企业的利益，如频繁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也是税收竞争的要求。在国际贸易中，某些企业为占领他国市场，以倾销手段即将商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他国市场，如因此对进口国国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威胁，或对其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进口国当局在确定了某一进口商品构成倾销的事实后，有权决定对倾销的商品征收不大于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各国在鼓励出口上
的通用做法是出口退税或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商以现金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而在国际贸易准则中，一般认为对出口商品采取补贴的方式是不合适而且是不公平的。当进口国发现其进口的商品收到了补贴，为抵消出口国对该出口商品所作补贴的鼓励作用，进口国就有可能对这种商品征收反补贴税。
7、电子商务引发新的税收问题。90年代以来，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使得以传统商务形式为基础的国际税收领域受到强烈冲击，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在此方面的税收竞争获得优势，各国都在加紧研究，共同讨论行之有效的税收对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发布《全球电子贸易几个税收政策问题》，解决了技术特征、政策原则、税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考虑，认为地域管辖权应让位于居民管辖权。(2)年4月5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展开的电子商务税收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国际互联网贸易等电子贸易形式税务处理的基本方针是：既要防止偷漏税，又要保护该产业的健康发展;在税收管辖权分配问题上，各国应加强合作与协调。(3)年10月8―9日，OECD在加拿大渥太华展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各国政府和企业就电子商务课税达成了一致意见。具体内容包括：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使用以电子商务课税，而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课征消费税应遵循消费地原则，对数字化商品应视为提供劳务课税，而不能作为销售商品课税;对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人的识别标准，应与从事传统商务活动的`纳税人相同，但是需要采取不同的识别方法。先行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应继续适用，但需重新考虑其适用方法并加以澄清。
8、保护生态环境的税收日益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的环抱政策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逐渐减少对直接干预手段的运用，代之以各种间接干预的经济手段，其中环境税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各国在生态保护上的一种税收竞争。环境税，亦称生态税、绿税，它体现了“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目前，许多欧美国家征收的环境税概括起来有：(1)对排放污染所征收的税。包括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及汽车排放的尾气等行为课税，如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化学品税等。(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也可以称为对固体废物处理征税。如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电池税等。(3)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时、土壤保护税。(4)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征税。如：噪音税、拥挤税、垃圾税等。(5)对农村或农业污染所征收的税。如：超额粪便税、化肥税、农药税等。(6)为防止核污染而开征的税，主要有铀税。
9、社会保障税比重大幅上升。资本主义国家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途径就是征收社会保障税，它最早由美国在1935年开征，在当代税制中一个最年轻的税种。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使得雇员大量失业，许多国家政府乃至私人企业都无力支付职工的失业救济和起码的生活保障，老年人退休养老金计划更是无法实施，严重地威胁到社会稳定，美国受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通过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反危机措施,，可以解决老年救济、失业保险等社会问题，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于是，社会保障税应运而生，随后，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根据IMF统计，目前实行此税或类似税收的国家已有80多各，在有些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瑞典等)，社会保障税已称为头号税种。实际上，各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税收竞争。目前，社会保障税的课征制度有许多不同，但就共性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课征范围大，包括工资、薪金收入者以及自营人员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是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2)课征对象是在职职工的工资、薪金收入额和自营人员的事业纯收益额;(3)适用税率水平取决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纯收益的大小，其趋势是逐渐上升的;(4)课征与管理多采用“以源课征”法，通过雇主这个渠道课征。而且，社会保障税也是“专税专用”的税种，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但税款入库后则是集中到负责社会保障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专门用于各项社会保障支付;(5)社会保障税与其他税种由两个显著不同，一是税负一般要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失业保险税除外，只由雇主负担)，二是其带有有偿性特征，只有参加社会保障的人现在纳税，将来才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的利益。
三、结合我国国情及税制现状提出应对措施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部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都是带由阶段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尚有千万人在温饱线上挣扎，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不尽快加以解决，长此以往，必形成“马太效应”，不仅使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更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与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所幸，我们的党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以加入WTO和西部开发为契机，促使我国经济真正腾飞。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使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基本接轨，并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但是，我们应看到，我国的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有诸多不适应之处，也与WTO原则有诸多背离之处，而税收竞争不可避免，我们应在竞争中发现我们的不足，提出措施，具体是以下几点，使我们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这在各国应对税收竞争的措施中已提到)，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随之税收制度和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二)、完善税收法制，迎接WTO
首先，按国际惯例调整、完善税收立法，体现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对税收法制的要求。
1、提高税收立法的效力层次，增强税收立法的体系化、程序化。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与法的效力层次密切相关，而税收立法的质量、税法的明晰程度靠立法体系化、程序化来保障。我国税收立法层次低，体系繁杂，与WTO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相悖，而现行税法中真正称得上法得只有三个，其余的均是条例，甚至是通知，约束力不强，尤其是外商可以
以其不是法而不遵守。税法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可考虑把现有的税收条例由全国人大讨论重新通过，上升为法。现在有不少支持者认为应将税收立法权部分赋予地方人大，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因为，一方面，它脱离了一个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必然削弱中央的权力，某些地方会因权力和财力过大而不服从中央，甚至与中央对抗，使政令不通，使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以办好，更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绝佳机会，进而导致国家分裂，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另一方面，它也与WTO原则相悖，WTO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促进公平竞争原则。如果赋予地方立法权，各地均可根据需要随时制定颁布实施或取消(暂停)千差万别的税法，一地一策，不仅严重地损害税法的严肃性，更使政策不稳定而缺乏预见性，使市场竞争扭曲，使资源配置不当，也使投资者无所适从，导致资金外流，不仅造成经济衰退，而且使政局动荡，导致社会全面退步。而当一个国家的政策稳定并且有可预见性时，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消费者就会更充分地享受竞争带来的好处，即有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价格。而在我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时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起始阶段，只有将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全盘考虑，兼顾部分地区利益，才能使政策稳定而有预见性，才能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才能形成促进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
2、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身份差别立法，体现税负公平。我国依纳税主体身份不同有不同的立法，造成不同主体间税负上的差别待遇，违背WTO所要求的非歧视性原则引伸而来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公平原则。改革开放之初，为吸引外资，我国确立了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突出表现在企业所得税和关税方面，以及流转税的附加等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过高，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导致国内假合资等奇异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国内企业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利用资本输出、采取合资建厂、股权投资、控股控厂等手段，在我国计算机产业、小轿车市场和电子通讯等领域(这些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并且急待发展的领域)已实现其占有市场的目的，出现了外资居于控制地位甚至形成垄断的局面。而且税收立法上的差别待遇，也有悖于我国一再强调的WTO的发展中国家特别保护原则。为适应加入WTO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税法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身份立法”的框框，使税法体系统一、标准统一、税负公平、对不同身份纳税人统一适用。在统一税收立法过程中，须注意处理好新法和旧法的衔接问题，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处理原有外商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有人担心，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会大大削弱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并非使吸引外资的良策。因为，各国在税收竞争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反避税(这在前面各国对涉外税收的措施中已提到)。而在我国，外商避税的有一个特点即“逆向避税”：将利润从我国低税区向境外高税区转移。原因有二：一使对于大部分合资合作企业，外商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有时宁可在国外独吞税后利润，也不愿在我国境内少缴税而与中方分享税后利润(在独享利润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税收负担的情况下)，而进行“逆向避税”。二使外商为及时将企业利润调出国外而进行“逆向避税”，在我国境内投资办厂的境外企业多是一些经营规模小，资本不雄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能随时需要从我国境内的子公司抽调资金，以便进行内部资金余缺调剂，应付其整个经营管理需要，外商借此调出利润，充实其经营资本。“逆向避税”是外商为谋求一定的经营管理策略和利益而产生的。因此，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对吸引外资影响不大。另一种做法是，将内资企业国民待遇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靠拢，即内外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税负降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使经济总量扩张，税基扩大，税收绝对量反而可能增加。如因降低税负带来财政困难，可通过开征遗产税、财产税来弥补。
3、简化税制，调整税种、税目、税率、清理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税种、税目、税率等的设置不合理，与国际惯例差异大，无法适应WTO所要求的自由贸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在税制上，要求税种开征停征、税目的编列、税率的确定等尽量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总体趋势是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提高效率。而我国目前的税制中，仍存在税种较多、税目繁琐、税率偏高(尤其是进口关税)以及部分税种交叉或不协调(如房屋出租的营业税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一致)、某些具有调整功能而各国普遍开征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于税和环保税等)。(1)我国目前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应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生产型的增值税一方面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商业企业为少缴税，不停地进货，只要有抵扣，就不纳税，同时，因我国金融体制极不健全，交易手段极端落后，企业对现金收入不上帐，经营几年后，突然失踪或注销(某些地方国税部门对注销企业帐面上的存货不予理睬，这部分存货基本上是增值额)，导致税收严重流失，不仅是增值税的流失，也是附加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严重流失。因此实行消费型不仅能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堵塞税收漏洞。当前，有不少人提出增值税在全行业开征，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为A：从世界征收范围的实践看，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大小与一国的经济、税收管理水平等有密切联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商品流通与劳务服务越活跃，税收管理水平越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就越广(如欧洲国家)，否则，就越窄(如非洲国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确立，经济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建设中，金融体制比较落后，信息技术也比较落后，税收征管条件较为薄弱，办公自动化尚未实现，金税工程尚在建立中，因此，增值税难以大面积推行。B：从增值税发展历史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渐进过程。无论是最早实行增值税的法国或丹麦，还是欧共体，其对增值税的推广都持谨慎态度，从局部范围开始，然后才扩大到全范围。当前，有人认为先把增值税扩大到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这在当前，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两个行业的资本性支出和人力资本占比较大的比重，增值额比较高，如实行增值税，一方面必然使这两个行业的税负大大提高，不利于企业竞争，也加大税收征收难度;另一方面，改征增值税，必然削弱地方财力，中央不得不考虑从新核算，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C：从增值税现状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存在一定的禁区。无论增值税征收范围如何扩大，始终存在一些政府无法或不愿涉及的领域，由此形成增值税征收上的禁区，即使是已全面推行增值税的欧盟国家，也存在增值税的免税区域，如法国对大部分的金融交易活动，德国对不动产、金融交易、运输和交通等均实施了免税。由此看来，即使使在普遍征收德增值税制度下，仍需对部分行业或商品免税。(2)在地方税体系中巩固营业税的主体地位，营业税虽是价内税，存在重复征税，但一样存在税负转嫁，由于其税率较低，税收弹性系数(税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的比值)较小，可预见性较强，
而营业税基本上又是对消费环节征收，重复征税的矛盾也不易体现出来。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能刺激投资，增加供给，扩大社会经济规模，从而是税收总量增加。(3)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制与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取消对涉外企业种种优惠，以公平税负。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现行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是33%，同时有设置了18%和27%的两挡优惠税率，照顾微利企业，这显然违背公平原则，另外，私人独资企业，在税前扣除上与其他企业基本一致，却实行低税负的从5%――35%的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这显然对其他企业极不公平。因此，为公平税负，应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实行15%的比例税率较为可行。(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应逐步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向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过度。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有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如薪金、股息、营业利润或偶然所得，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制规定纳税，换言之，其全部所得都要以各自独立的方式纳税，互不干扰。其理论依据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的税率。该模式适用于源泉扣缴，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适用。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同一个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来源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公式来计算纳税。其指导思想认为个人所得税既然是一种对人税，就不应该对个人所得进行分类，而应综合个人全年各种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再减除各项法定的宽免额和扣除额，然后按统一的税率课征。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发达的时候适用。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先按不同的所得项目分别计算征税，以利于实现源泉控制，然后对各种所得综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再用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在综合计税时可以加入各种宽免项目，以实现个人所得税对收入水平的调节，从而有利实现公平分配。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较高时适用。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实行“效率型”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更能促进本国经济的腾飞，发达国家实行“公平型”的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更有益于社会稳定。因此，把税制的实际同本国的具体情况和长远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对公平和效率兼顾，在税收征管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多元化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注重税收负担公平提上日程上来了。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税目有9个，尤其是工薪所得是九级超额累进税制，计算复杂，在人员众多的单位里，不仅扣缴单位，而且税务机关也不易正确计算每个人应纳税款。由于对工薪便于源泉控制，出现一种现象，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而一些能取得工薪之外所得的高收入者，却极少纳税，使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目的难以实现。当前实行按月课征，由于个人收入每月不一致，会导致税负不公，如季度奖、年终奖不分摊到各月，全部作为当月所得课征，对工薪阶层就很不公平，因为，如果把此类奖金分摊到各月预发，就会使税负变轻，甚至是零税负。如果把按月课征改为按年课征，就会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做法是，为使税收收入相对稳定，加强源泉控制，先按月预征，年终结算。我们可以把个人所得区分为两类：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对勤劳所得(工薪、生产经营、劳动报酬、稿酬所得等)课以较低税负，对非劳动所得(股利、财产转让、财产租赁、偶然所得等)课以较高税负，对工薪所得设置扣除额(年1元比较合适)，设置五级超额累进税制，设计如下：
级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A)税率(%)速算扣除数
1不超过6000元的50
2超过6000元不超过25000元的部分10300
3超过25000元不超过60000元的部分151550
4超过60000元不超过250000元的部分257550
5超过250000元的部分3532910
对工薪所得先以较低税率按月预征，年终再结算。对生产经营所得仍可延用现有的五级超额累进税制。对劳动报酬和稿酬所得可以不设置扣除额，统一适用8%的比例税率。对其他非劳动所得，统一实行20%的税率。对劳动报酬、稿酬所得和其他非劳动所得，支付单位(个人)应在支付时就予以扣缴。由于源泉扣缴会因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会因利益驱使，而合谋少纳税，从而使税收刚性不强和不能体现公平，还应在年终对纳税人的所有所得予以结算，为鼓励勤劳致富，对勤劳所得已纳税部分予以扣除，以扣除后的余额作为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减除本年度非劳动所得已纳税额后为应补税款金额。这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加强税法宣传，培养公民纳税意识，要求公民年终到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纳税(最好是请税务代理机构代为计算申报纳税)，我们应在利用现代化设备加强征管的同时，必须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时常联系，掌握纳税人的年收入总额，当然，税务部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因个人所得税改革而带来的财政困难，可以开征遗产与赠予税来弥补。(5)加快费改税，尤其是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的进程。现行的养老保险交纳制度，不仅在收入上不能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更在征收上极大地不公平，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企业必须交，而其他企业本着自愿的原则，是否缴纳，由企业领导做主，实际上是基本上不交，这对公有经济极不公平，使其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而社会保障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税种，用于社会救济，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八大框架中，社会保障制度也居于重要地位，因此，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已刻不容缓。在社会保障税的设计上，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每个公民设置一个社会保险号(可以用身份证号代替)，实行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的政策(税率设计上可以延用现有的养老保险费率)，对所有企业征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为我们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带来方便。我们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中，每年都要核定当年的计税工资，使税制可预见性不强，使纳税人不能对生产经营有较为准确的预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汇算清缴时，无法核实企业的准确的职工人数，又使计税工资的税前扣除办法难以落实，造成税收流失。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我们可以不再实行计税工资办法，对缴纳了社会保障税的人员的工资据实扣除，而对未缴纳社会保障税的人员的工资等劳动所得，应视同劳动报酬征收个人所得税后据实扣除。这样，税制更透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不易流失。(6)规范税收优惠。某些税收优惠可以取消，如对校办企业和新办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因为对校办企业，国家已对其扶持多年，在市场竞争中应该已能经受风雨，而且，在校办企业中，也有不少是假校办。而新办第三产业，其中有不少是国有(集体)企业中业务骨干下海经商，把自己在原来单位时的业务关系拉到自己所办的企业。也有的是从其他地方搬来，充当新办企业，对此，由于信息交流不灵通，税务部门难以核实，对其根据政策予以优惠。由此看来，对新办企业优惠，一方面，使税负不公，而另一方面，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目的，更导致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还应缩小对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的优惠范围。对某些
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应取消税收优惠，如白蚁防治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技术含量并不高，却享受营业税及附加免征，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以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这样的优惠。当然，我们应对那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科技企业和传统产业改造上坚决予以税收优惠，另外，税收优惠方式应有所转变，因为科技税收政策的作用大小，与税收刺激和激励的方式方法有很大关系。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对于基础性的科研开发活动，宜选择事前税收扶持政策为好，而对应用性技术研究开发则宜选择事后鼓励的税收政策为佳，而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研发问题上，正确的税收政策应该选择事情扶持和事后鼓励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此外，从税收负担的角度看，税收优惠可划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两种方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因而经济发达国家往往讲求二者的搭配适用。从西方国家的科技进步史及相关税收政策的演变来看，近年来，其科技税收政策的侧重点，多放在税基式优惠方面，尤其是对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等方式的运用尤为偏爱。究其原因，是因为税基式优惠侧重于税前优惠，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有助于事前满足技术研发主体的资金来源，充分体现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意向，这与税率式侧重事后的利益让渡、强调事后鼓励相比，有着更多的优点和激励作用。而我国当前税收优惠往往偏重乃至局限于税率式优惠和税额减免，而较少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迟支付、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手段和举措，因此优惠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已经或能够获得技术开发收益的企业，而对那些尚未和正在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则无税收刺激可言，故对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与机构调整，对扶持更多的企业加入技术创新的行列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需尽快加以改进。再则，我国以往的科技税收激励大多集中于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而很少涉及流转税类，致使科技税收的覆盖面及其政策效应均受到很大限制。(7)其他地方税种的改革。如：改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城乡维护建设税，把征收范围由城市扩大到农村。把房产税和房地产税合并称为房产税，征收方法延用现行的房产税的征收方法，对事业单位房屋出租房产税税率由12%减为6%(事业单位出租房屋的营业税及附加税负是5.75%)，而现在私房出租(如承租者用于居住)的综合税负大约是10%。将国土局征收的土地适用费改为土地使用税，税负不变。取消耕地占用税和房屋交易的契税。土地增值税暂停征收。在适当的时机开征遗产与赠于税、环保税等。
其次，完善税收执法、司法体制，在税收执法、司法中体现WTO规则和宗旨的要求。
1、推行现代税收征管。普遍建立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制度，建立严密的稽查组织制度，强化税务稽查和司法工作，推行税务代理制度，实现办税公开化、普遍推行电脑管理，使征管技术现代化。使税收征收管理专业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
2、严格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增强执法刚性。公平、明确的税收立法只提供了税收公平的可能性，加上严格执法,税负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税收法律系主义原则也才能最终得以贯彻。
3、强化税收执法、司法保障。除了修订完善《征管法》，进一步明确税务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和强制执行申请权，明确有关部门的的配合义务和违反法定义务的责任外，可参照国外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院(法庭)。也可在目前稽查机关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赋予税务稽查机关在办理涉税案件使行使某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入侦察、限制人身自由、提起公诉等。
4、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税法透明度。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普遍不强，坚强税法宣传很有必要。我们应在平时工作、生活中，采取多种方式，宣传税法。
5、重视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纳税人权益。纳税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复议权、诉讼权等都应得到切实保障。政府如何利用税收收入，税收是否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都比较关心。更不用提加入WTO后，大量进入我国的外商对税收支出的关注了。因而适应入世要求，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多。
6、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改善人员结构，适应加入WTO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对税收工作的要求，实行“精英治税”。税法的重大调整、市场准入导致纳税主体多样化、国际化，纳税人经营的多元化，知识经济引发新兴产业，网络发展和电子商务等，都对税务人员提出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税务执法、司法机关需要更多的税收专家、法律专家甚至网络专家。
(三)、站在国际税收竞争角度重新审视税收主权与协调。在当今现实制度的约束下，应对国际间税收竞争有个可性的措施是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这也是OECD国家首推方案。一方面，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消除税收障碍，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尽可能地跨国流动，谋求在全球大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在税收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税收的协调与合作。另外，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完善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加快与国际税收防盗网络的衔接，使我国税收制度不断透明、公平、规范、真正达到税收法制化标准。
参考文献：
1、财政与税务：第4期《如何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西方税负理论评析与借鉴》
2、财政与税务：20第2期《90年底世界税制发展趋势研究》、《简述国际避税的形成原因及方式》、《税收宏观调控正效应?负效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探讨》
3、财政与税务：年第3期《论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选择》、《中国的入世与税制改革》
4、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1年第3期《假如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对策》
5、涉外税收2001年第3期《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
6、涉外税收2001年第2期《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税收竞争及其对我国税制的挑战》
7、涉外税收2001年第4期《我国目前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宜扩大》
8、《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百问》
国家层面竞争,拷问税收政策 篇3
他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个缺少中间阶层的、贵族统治阶层与农民阶层直接对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型社会：“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因此，中国人口基數虽大，却不是一个“可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不过，最近的两组数据似乎预示着中国正在告别这样的社会结构：
一个是中国非农业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了农业人口，达到了51.27%；
另一个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14428人，进行了“两会专项调查”。其最主要的结论是，69.4%的公众认为青年将受益于本次两会，71.1%的青年认为自己将受益于本次两会。
如果这两个数据经得起推敲，那么，前者表明中国至少有了一个可孕育强大中间阶层的土壤，而后者则在民意上对前者进行了验证——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可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无独有偶，在最近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上，也有人根据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政府政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暗示中、美、欧实质上都是“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国家层面的竞争（虽然欧洲并不是一个国家，但作者似乎是将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的）。
该文在最后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竞争，不仅仅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欧洲也不仅仅是夹在两者之间。竞争在三者之间中都存在，因为我们都在为了实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平衡而奋斗，前者创造财富，后者对前者进行管理并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谁的政治体系能率先实现上述平衡，这便是谁的时代。”
虽然，我们对其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不能认同，但这段话揭示了当前世界竞争的本质——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正在进入国家层面的经济竞争时代，而能否胜出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体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而另一个则是政府的财富分配和平衡政策是否经得起竞争考验，其中财税和收入分配政策是重点。
而且，这与我们休戚相关，因为我们正在变成“一个可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国家的财税政策正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本期特别策划也正是着眼于此，并希望我们的一些讨论，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国际税收竞争 篇4
关键词：国际税收竞争，涉外税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这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竞争有直接关系。在此环境下，我国如何在涉外税制改革中，充分考虑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涉外税制的影响，规划和制定合乎国际规范、充满竞争力的涉外税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税收竞争力影响因素及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必然在税收政策上开展国际竞争，从而吸引国际资本或经营活动，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国际税收竞争。从根本上说，国际税收竞争就是通过良好的税制环境吸引更多的国际经济资源、运用适当的税收优惠措施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促进
本国经济的发展。
(一)国际税收竞争力影响因素
1.简化、公平和透明的税制是进行税收竞争的基本要求。只有在简化、公平、合理和透明的税制下，纳税人才易理解税务部门的要求，才能很好地预测自己的税收成本，才能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同时，税制的合理与否，直接或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及是否对它们有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基调就是简化税制、公平税负。
2.总体税负水平是决定税收竞争的关键因素。国际税收竞争力首先表现在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和引导能力上，而低税负无疑对国际生产要素更具吸引力。如，从1996年到2002年，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调6个百分点，由37.6%下降到31.4%，而这
些地区的吸引外资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
3.税收优惠措施是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税收减免的多少、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资本的利润或实际收益。因此，税收优惠程度越大，税制越有竞争力。为吸引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资源流入本国(地区)，近20年来，世界各国先后调整法律制度，实施特别政策。同时，各国为保障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往往对出口货物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给予税
收优惠已成为各国普遍采取的一种国际税收竞争手段。
4.税收管理水平、国际税收协调能力成为提高国际税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际税收管理工作是税收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主要管理对象是跨国纳税人，它是一国维护和行使税收管辖权、参与国际税收分配的重要体现。加强国际税收管理工作，特别是做好咨询辅导、联合税务审计、反避税、非居民管理、税收情报交换、税收协定执行等工作，可促进跨国公司遵循公平交易的原则，更好地维护国家税收权益，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税收管理成本、管理效率的高低及国际税收的协调水平对遏止有害税收竞争，真正提高本国国际税
收竞争力起到关键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国际税收竞争的正负效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竞争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各国主动减少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已成为一国有效配置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此外，适度的国际税收竞争也有利于贯彻税收中性原则。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成为各国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国际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恶性国际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何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造成全球性财政功能弱化，使各国公共需要得不到满足;优惠税收措施的泛滥，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扭曲国际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国际或区域性不公平;税收的恶性竞争，导致税收功能扭曲，破坏税收中性、增加税收成本，不利
于公平和就业及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升级改造。
二、我国现行涉外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涉外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采取全面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优惠之多，范围之广，鲜有国家能比。在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名义法定税率都是 33%，但外资企业实际税负仅为8%左右，而内资企业为28%;在流转税方面，内资企业进口机器设备要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外资企业则可减税或免税。但上述税收优惠的政策效益并不理想，我国以牺牲租金和税收为代价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严重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加剧了我国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增加了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另外，总体上外资的财务效益并不如内资企业。如，2001年外资工业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所交增值税为3.37元，而同期国内工业企业则为4.64元。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关联交易多，常使用内部转让定价手段避税。2004年，我国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达51%至55%.其中，很大部分是不合理的亏损，而同期美国企业盈利面高达90%至95%，平均亏损面
10%.据专家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在我国的避税高达300亿元以上。
2.税收优惠层次多，内容庞杂，税制缺乏透明度。我国现行涉外税收的主体税种虽以法律的形式实施，但大量的税收政策却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实施细则、决定、通知中，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弹性大、可操作性差、透明度不高。这些问题造成我国涉外税制税收优惠过多，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我国税收(不含关税和农业税)的减免额为901亿元。其中，涉外企业的减免额高达357亿元。除此以外，还存在下述问题：部分优惠政策有失公平，妨碍内资企业竞争力;税收的产业导向不合理，涉外税收产业导向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加工业等高能耗、高污染、技术水平低的行业，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国家竞争
力的提高。
3.税务信息的交换不畅，涉外税收征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各级税务部门近年来实施金税工程，税务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提高。但国税、地税系统工作协调制度，包括税收法规政
策实施协调制度、税收征管工作联系制度、税务信息交流制度、协调会议制度、税收工作仲裁制度等还没有正式建立;税务机关同海关、工商、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还不很畅通、效
果也不尽如人意;国际税务信息的收集、分析体系还没有建立，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及离岸中心的税务信息交流协定还没有签订，影响国际税务信息交流的畅通和涉外税收征管
水平的提高。
三、国际税收竞争条件下我国涉外税制改革的着力点
1.建立统一规范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提高涉外税收政策的透明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已取得重大进展，企业都应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发展。规范现行涉外税收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增加税收政策的透明度已势在必行。在近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讨论中，为增强我国国家竞争力，对特定技术、特定产业给予外商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是必要的，但同时在对投资环境影响较小的情况下，应适当注重对我国战略产业的保护，增强其竞争力。为此，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都应以统一规范的形式在税法中确定下来，严禁“法外有法”。与此同时，要不断增强涉外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透明度;建立定期涉外税收政策和税收案件的公报制度;提供网上税务信息查询
平台，以满足广大纳税人对税务信息的需求。
2.规范和优化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增强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作用。我国现阶段外商投资已初具规模，外商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影响在不断加大。因此，在下一步涉外税制改革中，一定要体现税收对国家产业的导向作用。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实，我们应对能源、交通、通信、基础产业和设施，对高新技术和产品出口企业，对技术含量高、低污染、低能耗等国家鼓励的产业和项目，保持或提高税收优惠措施。同时，取消现行的不分产业、行业、规模而仅凭外资身份就能获得税收优惠的税收政策。
3.加强涉外税收管理，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税务机关要结合国际税收管理的特点和涉外企业税源管理的需要，遵循属地管理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将属地化与专业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属地管理基础上的国际税收专业化管理机制。要提高各级税务机关对涉外企业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税务、工商、海关、银行间的协作，实现信息共享，互换涉税信息;规范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严格执法程序，减少税务部门在执行税收政策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进一步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建立高水平的涉外税收征管队
伍，加强税收征管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
构建国际税收新秩序 篇5
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税收新秩序的理念，为下一阶段国际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
伴随着全球经济疲软，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税收舞台也并不平静。跨国公司逃避税愈演愈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源分配上的矛盾日益突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到G20杭州峰会公报，国际税收合作一直都是重要议题。
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税收新秩序的理念，为下一阶段国际税收改革指明方向，推动各方携手共建有利于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打击跨国逃避税
G20杭州峰会在国际税收合作上的一个成果，就是将遏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简称BEPS）行动计划在多个方面都得到了推进。
BEPS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实施的国际税收改革项目，其目标是通过改善国际税收规则，来遏制跨国企业逃避税。
“近几年，跨国避税的现象越发严峻。”中国财政科学院副院长苏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据不完全统计，BEPS导致的全球企业所得税流失每年高达1000亿至2400亿美元。
其中，无形资产逃避税是“重灾区”。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本贵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跨国公司生产链的创造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了专利技术、特许权使用费、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一纸法律文书的签署就可以将上亿美元的资金从生产地转移出去。”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高级经济政策专家 Jane G·Gravellem曾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谷歌、苹果、脸谱、星巴克等跨国企业通过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模式，将美国法定的35%公司税率降低到实际税率不足10%。
所谓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就是跨国公司在内部，身处高税国的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而身处低税国的企业则向其高税国的关联企业制定高价。这样，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了低税国，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整个跨国集团的税负。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张泽平表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更加激进的无形资产税收筹划，许多收入无法根据现行规则被认定为来源于任何国家，从而成为“无国别收入”，不用在任何国家纳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相关国家的税基都被严重侵蚀，使国际社会面临的税基侵蚀问题空前严峻。
正是在这种紧迫的背景下，G20对打击跨国公司逃避税凸显务实之风。G20公报表示，呼吁提高各国的税收透明度，对尚未在落实国际税收透明度标准上取得满意进展的辖区，将考虑制定防御性措施。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些措施可能包括G20国家单边保护税基，对跨国企业利润进行全额征税，对上述辖区采取资本流入流出限制、贸易限制、货物限制等政策。
打击跨国避税，对于中国而言，有着更为迫切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经历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转变，“一带一路”倡议在这种历史趋势下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输出时代。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记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跨境税源的监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确立和运作，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在本届G20上力推加强各国税收透明度的重要原因。
在加强各国税收情报的交换上，G20公报为此设立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比如要求相关国家签署并批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并最迟在2018年底前实施金融账户自动情报交换标准。
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税源
如果说打击跨国公司逃避税需要G20各国携手攻坚，那么跨国公司税基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则充满了博弈与竞争的意味。
G20国家代表了全球生产总值的80%，从经济实力上来讲，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日益重要。然而这在国际税收上并没有对等地体现。
李本贵对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在国际税收合作规则的制定过程中，都是以发达国家及其集团为主导制定的，很多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国际税收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虽然在G20公报中并没有明确提及重构国际税收规则的条款，但在中国主持的国际税收讨论中，一直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权益积极争取，力求构建国际税收新秩序。这一权益的争取不会随着G20杭州峰会的闭幕而结束，未来博弈仍将继续。
其中，最大的焦点便落在，如何将利润在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的每个经营环节，进行合理的分配。
李本贵表示，发达国家通常认为，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一般大部分来自上游活动，包括产品设计、研发或核心部件的生产等等，以及下游活动的末端，也就是品牌营销。处于中间的生产环节和市场销售环节，则被大大低估。而现实中，中间环节往往正是落在发展中国家。
此外，例如设计、品牌等要素到底有多大价值、在利润中应占多少比例，发达国家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评估方法，使税收权益的争取，已然变成了各种评估方法的“艺术”。这实际上就是通过规则的制定，通过利润分配的不平衡，让发达国家利用资金、技术优势，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税源。
目前发展中国家博弈的抓手，是要求公平地评价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每一环节创造的价值，具体而言就是按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产、销售收入、雇员人数和雇员工资，来划分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
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收协定作用之比较 篇6
【关键词】 国内税法;税收协定;功能比较
中图分类号: D922.22
1 关于法的作用
所谓功能,是将系统的要素和多个作为要素集合体的子系统,或者说是在整个系统所担负的活动、作用、职能与系统实现目标和系统适应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性条件相关时,对此活动、作用等赋予的意义。关于法的功能,卓泽渊教授认为,“法的功能即法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是指法内在所具有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蒋晓伟教授认为,“所谓法的功能是指法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向,它是法律本质的外部表现。功能与作用的语义有相近之处,但作用侧重于实际的效果,功能则侧重于说明带有方向的活动。”赵震江、付子堂教授认为,“法的功能,是指法作为一个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从而体现其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
2 关于国内税法的作用
2.1 税法能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就是交易人完成一项交易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搜寻成本)、实施成本、监督成本等。谈到交易成本,我们不能忽视两个定理,即科斯第一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即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换言之,“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和欺骗,并在这种交易上达成一致协议,那么,这种交易就属于有效的。”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即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即通过法律的建立和实施,可以消除达成私人协议的障碍。税法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税法的建立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浪费。第二,税法本身就是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创设的。由于交易成本与市场的缺陷互为因果,所以,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对矫正或克服市場缺陷就是其节约交易成本的具体思路和途径。税收关系主要是税收征纳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国家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为了使其自身的物质需要得到长期、持续、稳定的满足,就必须使税收征纳关系也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规范性,,那么最佳途径就是使其合法化。通过制定税法,对税收各方主体及其权利、义务作出规定,明确税收关系各方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权益的范围,并且使各方体特别是纳税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他方责任提供实际可循的法律依据。这样就提高了税收活动的预期性、税收交易的快捷性,减少了交易成本。由此可见。减少交易成本是税法的核心功能。
2.2 税法能提供一种激励机制
激励功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为前提的。这种“假设”范式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权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甚至可以说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诚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开创人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第二,人是理性的。其基本思想是: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能够比较各种可能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那个净收益最大的行动方案。第三,是第二点的推论,但又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即认为只要有好的法律或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会最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意味着,只要税法设计合理,可以达到“激励相溶”。税法的激励功能,指其税收活动参与者的某种税收行为的鼓励和促进。它通过提倡何种税收行为或反对何种税收行为,鼓励什么税收活动或抑制什么税收活动的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以监督执行。税法的激励,可以规定税法主体的行为方向,改变其偏好,影响其选择。从而使其有动力去做出税法所要求和所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税法所设定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税收法律效果,造成理想的税法秩序。税法的激励功能在税法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亦较为常见。例如,在税法中,各国都有税收的特别措施———即税收的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这两种措施,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主体收益的大小,因而,对税收主体从事还是不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正因此,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某一产业发展,往往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为了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往往课以重税。
2.3 税法能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外部性是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经常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外部性就是一种商品生产会使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以外的第三者,得到免费使用的利益或受到无补偿的损失。外部性可分为“外部不经济”和“外部经济”两种情况。“外部不经济”的特征是引起他人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它意味着某一经济主体不支付代价而提高另一经济主体的支出,即所谓的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噪音公害等典型的案例。而“外部经济”则是指由于经济主体内部经济的作用,对社会带来利益,即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的财政原因导致了税收的外部性。税收外部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产生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这实际上是政府对于其财政资源的运用能力发生了扭曲,在此基础上会扭曲现有的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影响政府间财政收支体系的公平和稳定,从而动摇现代财政三大职能存在的根基,因此,对于税收外部性必须加以重视。
2.4 税法能减少不确定性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以“通过依法设定一些约束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规则,是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第一,税法是确定、公开的行为规范,所以,税收主体的税收行为一旦纳入税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框架之内,那么税收主体在税收活动中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有了一个为税收征纳双方共知的原则标准,这样,税收征纳双方就可以在此原则的范围内,采取相应的行为对策,并且为自己的税收行为后果负责。由于税收征纳双方对其依法进行的税收行为后果相互了解,由此产生税法为税法当事人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功能。第二,按照“科斯定律”,产权依法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市场交易中,如果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不清,那么交易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市场主体就因此不稳定而消极交易。因此,产权依法界定的基本功能,就是减少因产权没界定而产生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混乱及因此产生的交易不确定。因此,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税权,实行财税合一,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减少税收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税法较之税收政策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前者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而后者则具有不公开性和灵活性。这是因为,从减少不确定的角度,税法的稳定性和公开性,能够为税收主体把握交易条件,提供一种准确的信息。这种信息因税收法律文件的广而告之而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信息,而这种准确、公开的信息,对于税收主体平等或对等从事税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反,税收政策因其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而定的权宜性(往往以内部红头文件出现),而不具有公开性和准确的信息作用,由此,税收政策作用下的税收行为往往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因此,按照平等竞争之市场规律的要求,主张税收法律主义是正确的。
3 关于国际税收协定的功能
从广义上讲,税收协定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有关税收问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既包括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也包括双边或多边缔结的关税协定、空运企业和海运企业国际运输收入互免税收的协定等一些特定税种或特定项目的税收协定。狭义的税收协定一般特指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国际协定(简称双重征税协定)。本文所指的是狭义的税收协定,即国与国之间为了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所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税收协定具有如下功能:
(1)税收协定可以弥补国内税法单边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存在的缺陷。一国为了避免国际重复征税采取的免税法或抵免法等单边措施只能解决不同种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所造成的国际重复征税,但由于两国判定居民身份或所得来源地标准发生冲突导致两国之间居民管辖权或地域管辖权重叠所造成的重复征税,却很难通过这种单边措施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有关国家通过税收协定来协调各自居民管辖权或地域管辖权的行使,防止两国对同一个纳税人或同一笔所得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或同时行使地域管辖权。
(2)税收协定可以有效约束协定国之间征税权的矛盾。在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纳税人的居住国和所得来源国之间征税权的矛盾非常突出,因为要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来源国征了税居住国就不能再征税,或者来源国多征了税居住国就要少征税。这种征税权的矛盾涉及到各方的税收利益,而在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决不能忽视各国的税收利益。实践中,居住国和来源国都可能强调自己的税收利益,维护自己的征税权,而所得来源国对跨国所得有优先征税的自然优势,居住国在来源国优先征税的情况下虽可以采取免税法和抵免法等措施来免除双重征税,但这些措施都是以放弃本国的税收利益为代价。如果居住国为避免双重征税而牺牲的税收利益太大,单方面采取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措施就不可能持久。同样,如果居住国为了自己的税收利益而要求来源国放弃对本国境内所得的征税权,全部由居住国去征税,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所以,国际重复征税问题靠某一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和牺牲某一国的利益来解决,则基础不会牢固,必须由居住国和来源国通过协商,双方都放弃一定的征税权从而共同做出一定的牺牲才能完成。这种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兼顾居住国和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也最容易被双方共同接受。当然这就要求两国达成一定的税收协定,通过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对双方的征税权加以约束。
(3)税收协定可以通过相互协商程序和税收情报交换有效防止偷漏税,适时进行反避税调查和预约定价的谈签。防止国际避税和国际偷税固然可以由一国单方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但由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已不限于一国主权所能管辖的范围之内,纳税人的许多偷漏税行為是借助境外机构来进行的,而一个主权国家并没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主权国家单方面提供有这种偷漏税的税收情报,也不能随意派人进入到别国境内去进行税收检查,因此,由一国单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国际偷漏税问题确实难度很大。由于国际偷漏税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它对各国的税收利益都有可能带来损害,所以,国与国之间有必要在反偷漏税问题上相互配合。而国与国之间只有达成一定的税收协定,并在协定中规定相互之间协商、交换税收情报的义务,防止跨国偷漏税的国际合作才有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