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竞争性分析论文

[摘要]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应体现公平性、管理性、竞争性、优惠性和保护性,而我国的税收制度中存在对民营企业的税负不公的问题。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必须在税收政策上给予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样的政策。本文从民营企业税收状况入手,分析民营企业税负不公的表现,并提出解决措施。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税收竞争性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税收竞争性分析论文 篇1：

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摘 要：笔者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同时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消费征税则显著地提高了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进一步对税收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关键词：税收负担；税收结构；经济增长

一、文献概览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即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而从现代大量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来看，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不显著到非常大。

Stokely和Rebelo［1］对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且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是稳健的，实证上也是一致的。类似的国别研究，如Myles［2］对英国的研究，Mendoza等［3］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Wang和Yip［4］对台湾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factortaxation)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Bibbee等［5］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都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向的关系。此外，Plosser［6］对OECD国家的研究，Marsden［7］对多国数据资料的研究， Karras［8］对11个OECD国家的研究均表明较高的税率对于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着长期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9］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须对产出征税。他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在税率达到60%—70%之间，税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10］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 Turnovsky［11］和Capolupo［12］的研究均表明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存在。

学者们在研究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同时，还进一步地从税收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外学者通常是从对资本所得征税、对劳动所得征税和对消费征税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资本税，学者们的分析比较一致，认为其存在着扭曲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对于劳动税，学者们对其是否存在扭曲效应所持观点有所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各有不同。对于消费税，争论的观点在于效用函数，如果效用函数不包括闲暇，消费税被划为非扭曲性税收。

格雷纳［13］利用数理模型得出结论扭曲性税收（所得税）提高税率意味着对资本收益征收更高的税收，抑制了私人投资，从而减缓经济增长,非扭曲性税收（消费税和劳动税）不影响私人资源的配置，对于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影响。Zeng和Zhang［14］得出了同样的研究结果。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5］的研究表明收入税降低经济增长率，消费税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闲暇的定义。在实证研究中，Bleaney等［16］的研究表明消费税是非扭曲性税收，利用非扭曲性税收来为生产性消费融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扭曲性税收则降低了经济增长率。Daveri和Tabellini［23］的研究则表明劳动税的扭曲效应要大于资本税和消费税。

国内很多学者也就我国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晓芳［17］、马拴友［18］、马栓友和于红霞［19］、李永友［20］等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税收和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关系 ，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这些研究都是把我国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我国各个省份经济差异比较大，所以将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有所不妥。本文将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所得税、消费税和劳动税的税收结构角度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理论分析

格雷纳［13］模型从所得税、消费税和劳动税三个角度分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所指的所得课税包括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本文对格雷纳的模型进行修正，分析资本税、消费税和劳动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经济由三个部门构成：代表性家庭、代表性企业和政府。代表性家庭的目标是在其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贴现流量V最大化：

maxV=∞0e-rtU［C(t)］dt=∞0e-rt［C(t)1-σ-1］/(1-σ)dt （1）

其中，C(t)为消费函数，σ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假定其为常数。r表示不变的时间偏好率。效用函数U(·)是严格凹函数，并且U′(·)＜0。假定劳动供给无弹性，并标准化为1，这样所有的变量均为人均指标。家庭的预算约束随着政府征收的税收的变化而变化。

假定生产部门由一个从事竞争性活动的企业代表，其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Y(t)=AK(t)1-αG(t)α（2）

Y(t)为宏观经济产出总量，A为正常数，K(t)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G(t)为人均公共资本存量，属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用品。该模型不考虑公共物品的拥挤效应。

假定政府征税后，一方面用于公共消费Cp(t)和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Tp(t)，一方面用于基础设施投资G(t)和用于投资补贴θK(t)。政府预算保持平衡，T(t)表示在t时期的税收收入。

在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情况下，假定税率为τ，利用现值汉密尔顿函数的最优化求解可以得到平衡增长率

由于篇幅所限，文中直接给出了最终结果，而将推导过程省略。如有需要，可联系本文作者。：

C·C=1σ-r+(1-τ1-θ)（1-α）AK-αGα（3）

其中C·为C的增量

利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得到在对消费征税，税率为τC∈（0，1）时的平衡增长率：

C·C=1σ-r+1-α1-θAK-αGα（4）

和对劳动征税，税率为τL时的平衡增长率：

C·C=1σ-r+1-α1-θAK-αGα（5）

由这三种情形下的平衡增长率可以看出，对资本所得征税将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对消费征税和劳动征税对于平衡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将首先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将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率共同引入模型，以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形式为：

yit=αit+β′itxit+μit i=1,2,…N;t=1,2,…T（6）

其中，xit是影响所有横截面单元的外生变量向量，βit是参数向量，αit代表了截面单元的个体特性，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μit是个体时期变量，代表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随截面与时序同时变化的因素的影响。下标i代表不同个体，t代表时间。

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即参数不随时间变化，上式可以写为：

yit=αi+β′ixit+μit（7）

其中αi和βi取值只受到截面单元不同的影响，这是一个变系数模型。在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截距和斜率又可以有如下两种假设：

假设1：混合回归模型，也即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都是相同的，即：

yit=α+β′xit+μit(8）

假设2：变截距模型，也即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都是相同的，但截距不同，即：

yit=αi+β′xit+μit（9）

要对模型进行正确的估计，必须对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首先检验假设1，如果检验结果不拒绝假设1，则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了假设1，就应该检验假设2，如果假设2也被拒绝，就采用（7）式表示的变系数模型。

对两个假设的检验是根据F检验进行的。检验假设1的F统计量为：

F1=(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10）

检验假设2的F统计量为：

F2=(S2-S1)/［(N-1)K］S1/［NT-N(K+1)］~F［(N-1)K,NT-N(K+1)］（11）

在式（10）和式（11）中，S1、S2和S3分别为采用模型（7）、（9）和（8）时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样本点的个数，T为时序期数，K为自变量的数目。

2．数据来源

样本区间选择为1994—2003年，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以下均简称为各省）为研究个体，重庆并入四川省，新疆统计数据由于部分指标无法获得没有列入。因此，本文实际包含29个省份的数据资料。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模型，同时考虑到我国省际数据的可得性，结合赫尔姆斯在研究税收对州个人收入增长的效应时，证明考虑州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有利于研究税收的效应［21］，本文确定我国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共包含四个经济变量：人均GDP增长率（PGDP），宏观税负（TAXB），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G）和人力资本（H）。宏观税负采用小口径税收负担，人均GDP增长率由不变价格人均GDP求得。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各省在各个年份不同学历层次人数统计的详细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刘溶沧和马拴友［22］的做法，以大中小在校生数与教育水平加权平均表示，H=ENRP+2ENRS+3ENRT，其中ENRP、ENRS、ENRT分别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重。

3．实证分析过程

首先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宏观税负情况（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三大经济带中，无论是从平均数、中位数还是最大值来看，我国东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都是最高的，其税收负担的最小值略小于其他两个经济带，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东部经济带在三大经济带中税收负担是最重的。从中部和西部经济带的宏观税负来看，除了最小税负两大经济带无差别之外，从平均值、中位数和最大值来看，中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比西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低1个百分点左右。所以三大经济带中，东部税收负担最高，中部税收负担平均来看，比西部税收负担约低1个百分点。

表1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税负比较

以中国29个省市1994—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F检验，得到F1=1．75，F2=1．74，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的相应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假设2，即采用变系数模型。这表明中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29个省市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由于数据较多，本文在此不再列出。为了考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税收与经济增长进行类似的分析。

表2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模型选取的F检验

西部地区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具有西部经济带各个省份之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同省份差异并不显著。由西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西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综合三个经济带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看出，在三个经济带中，东部地区的平均税收负担最高，税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提高税收将会降低该经济带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除极少数省份外，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一实证分析的结果再次表明我国各个省份之间差异比较大，将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总体分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妥。同时也表明税收负担越高，越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四、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指标计算

本部分分析的主要指标是人均GDP增长率（PGDP）、劳动税率（LATAX）、资本税率（CATAX）和消费税率（COTAX）四个指标。人均GDP在利用GDP缩减指数变换为不变价格的人均GDP后，可以求得人均GDP增长率。

劳动税率由劳动税收/劳动收入求得，其中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劳动税收。劳动报酬由各年统计年鉴中各省收入法GDP中的劳动报酬加总得到。1983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对劳动要素的收入征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和社会保险基金。我国农牧业是劳动集约型，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基本属于对农民的劳动所得征税。社会保险基金缴纳，国际上一般把社会保障缴款作为税收和政府收入的一部分，由于它是对劳动工资征收的，因此也属于对劳动要素收入征税。

资本税率由资本税收/资本收入求得，其中资本收入=营业盈余-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资本税收。营业盈余来自历年统计年鉴各省收入法GDP中的营业盈余加总，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来自财政支出。我国对资本要素征税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烧油特别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些税种主要是对财产、资本或投资征收，税负主要由资本收入负担。但是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并不全部属于对资本征税。例如对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征收的增值税属于对资本要素征税，而对消费品征税则属于对消费支出征税。因此，本文利用支出法中GDP中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将增值税、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和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营业税分为资本税和消费税两部分，改革后的营业税则作为对资本征税处理。

消费税率由消费税收/最终消费求得，其中最终消费来自支出法GDP。对消费支出征税也即对购买商品和劳务进行消费时征税，这些税种除了来自流转税中的部分税收外，还包括1994年新开征的消费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筵席税和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集市交易税、特别消费税和盐税。

本文分析的数据区间为1985—2003年。所有指标均由《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3）、《中国税务年鉴》（1993—2003）和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中的税收统计。

2．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利用ADF检验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首先观察变量的时序图，如果序列表现有趋势变动（确定的或随机的），则序列回归中应既有常数项又有趋势项。如果序列没有表现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回归中应仅有常数项。如果序列在零均值波动，检验回归中应既不含有常数项又不含有趋势项。其次采用AIC 准则与SC准则，在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选择AIC值和SC值同时为最小时的滞后长度作为最佳滞后长度。具体检验结果见表6。

表6实际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6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序列。因此，通过检验可判断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

3．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协整回归分析

由于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下面本文利用E-G两步法检验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税率、资本税率和消费税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考虑到本文数据期有限，本部分的回归模型不再考虑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变量。模型建立后的RESET检验表明本文所使用的模型是正确的。

，回归结果如下：

PGDP=18．67-1．435CATAX+3．119COTAX-0．072LATAX

（-3．4419） （2．2670）（-0．1136）—t值

R2=0．58， Adj R2=0．50，F=7．00， DW=1．53，JB=1．08（0．58）WHITE=0．60（0．73），

LM（1）=0．91（0．36），LM（2）=0．49（0．62），ARCH（1）=0．00（0．99），ARCH（2）=0．50（0．61），

RESET（1）=0．14（0．72），RESET（2）=0．68（0．53）

对模型的残差项进行ADF检验，采用无常数项和漂移项的形式，根据AIC 准则和SC 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0，检验统计量为-3．2396，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残差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因此检验的结果表明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税率、资本税率和消费税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从上面各种诊断检验统计量来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JB检验的结果表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1阶和2阶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1）和LM（2）的结果表明不存在序列相关。1阶和2阶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检验ARCH（1）和ARCH（2）的结果表明序列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1阶和2阶模型设定误差的检验RESET（1）和RESET（2）的结果表明模型形式正确。检验统计量的p值在括号中给出。

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对于消费征税能够显著地提高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对于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无显著的影响。这一实证分析的结果与格雷纳［13］修正模型的数理分析结果一致。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消费征税则显著地提高了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我国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我国总体税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发现对不同的省份，结论是有所不同的。同时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分析结论也给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对于当前的税收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我国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尤其是从东部经济带所表现出来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我国应该控制税收负担水平。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尚不具备减税的条件。但是既不增加税负，又不降低税负，并不等于税收政策无所作为。我国目前在税收政策上的操作思路应该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整。在税基的选择上，我国应该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和劳动收入为税基，加强对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征税，尤其是要加强对于高档消费品和高档娱乐场所消费的征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税，降低或减免对百姓生活必需品所征的消费税，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适当地减免或降低资本所得税，尽快将生产性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实行更快的加速折旧制度，促进企业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从西部经济带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降低平均税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不显著。因此对于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税收政策的效果需要作细致的规划，尤其是结构上的规划，同时应该注重实行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以促进西部经济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Stokey, Nancy and Sergio Rebelo．Growth Effects of Flat-Rate Tax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vol．103 (June), pp519-550．

［2］ Myles Gareth D．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Fiscal Studies，2000，vol．21, no．1: 141-168．

［3］ Mendoza, E．, Milesi-Ferretti, G．M．and Asea, P． On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ax policy in altering long-run growth: Harbergers superneutrality conjec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7，vol．66, pp．99-126．

［4］ Wang ping and Chong K Yip．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1992, vol 51: 317-332．

［5］ Bibbee Alexandra, Leibfritz Willi and Thornton John．Tax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997, No．176．

［6］ Plosser, C．‘The search for growth, in Policies for Long Run Growth, symposium series, 1993Kansas City: Federal Reserve of Kansas City．

［7］ Marsden Kenth, 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ing Working paper, No．605, 1983．

［8］ Karras Georgios．Taxes and Growth: Testing the Neoclassical and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999, Vol．17, pp177-188．

［9］ Capolupo, R．Output Taxat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0, Vol．68, pp166-183．

［10］ Uhlig Harald and Yanagawa Noriyuki．Increasing the Capital Income Tax may Lead to Faster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Vol．40, pp1521-1540．

［11］ Turnovsky．Fiscal Policy,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Vol．40, pp41-66．

［12］ Capolupo, R．Endogenous Growth with Public Provision of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1996, No．38, University of York．

［13］ 格雷纳．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13-134．

［14］ Zeng Jinli and Zhang Jie．Long-run Growth Effects of Taxation in a non-scale Growth Model with Innovation，2001, Working Paper No．0104,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thcoming in the Economics Letter．

［15］ Milesi-Ferretti Gian and Roubini Nouriel．Growth Effects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Tax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8, Vol．30, No．4, pp721-745．

［16］ Bleaney Michael, Gemmell Norman and Kneller Richard．Testing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Public Expenditure, Taxation, and Growth over the Long Ru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Vol．34, No．1 pp36-57．

［17］ 李晓芳，高铁梅，梁云芳．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对产出动态冲击效应的计量分析［J］．财贸经济，2005，（2）：32-39．

［18］ 马栓友．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兼论我国的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7）：15-20．

［19］ 马栓友，于红霞．地方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论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取向［J］．管理世界，2003，（5）：36-59．

［20］ 李永友．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4，（12）：53-65．

［21］ 马栓友．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J］．税务与经济，2002，（1）．

［22］ 刘溶沧，马拴友．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1，（2）．

［23］ Daveri Francesco and Tabellini Guido．Unemployment, Growth and Taxation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IGIER (Innocenzo Gasparini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Bocconi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1997, No．122．

［24］ Skinner Jonathan, Taxation and Output Growth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NBER working paper, No．2235, 1987．

（责任编辑：于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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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维国　杨晓华

税收竞争性分析论文 篇2：

论税负公平与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摘 要]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应体现公平性、管理性、竞争性、优惠性和保护性,而我国的税收制度中存在对民营企业的税负不公的问题。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必须在税收政策上给予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样的政策。本文从民营企业税收状况入手,分析民营企业税负不公的表现,并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税负不公;民营经济;税收优惠

1 民营企业缴纳税收的状况

从税收总收入增量看,全国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5070.7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7636亿元,民营企业的税收收入由1994年的377.9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495.2亿元,民营企业的税收收入增长快于全国税收收入。从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看,民营企业除1995年和1996年的税收增长率低于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外,其余年份均高于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民营企业2006年的税收收入比2005年增长28.6%,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9.28%,比2005年提高了0.48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税收收入的份额逐年加大,地位逐步提高。因此,在今后的税收工作和税收政策的制定中,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重视,消除对其的差别待遇。

2 民营经济税负不公的表现

2.1 按税种分析的税收差别待遇

2.1.1 所得税

(1)对民营企业重复征税。除了同样与中央企业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外,民营企业的税后利润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2)费用列支过严。外资企业在工资支出、广告费支出、利息支出、公益救济性捐赠等支出项目,可在税前按实列支,而内资企业不能享受这一优惠。

(3)折旧年限规定过严。外资企业可实行加速折旧,而对内资企业中机器设备由于超负荷运转而磨损快,但因费用列支不予照顾加重了税收负担。

2.1.2 增值税

(1)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过高,对中小企业存在歧视。工业企业年销售总额达不到100万元、商业企业年销售总额达不到180万元,不管其企业会计核算是否健全都被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造成购货方因不能足额抵扣进项税额而不愿购买小规模纳税人的货物,影响了规模普遍较小的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2)税率偏高。小规模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率为6%,商业企业为4%。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率为17%或13%,但前者按销售全额征税,后者按增值额征税。当毛利率低于35.3%或23.5%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比一般纳税人重,而毛利率的变动幅度一般在8%~15%或15%~20%,低于税负相等的标准。另外,增值税和营业税还存在起征点偏低的问题。

2.1.3 营业税

金融业的营业税按利息收入征税,不符合国际惯例,不利于金融业的竞争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影响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

2.2 税收减免方面的不公平

主要表现为税收优惠手段单一。在我国,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仅局限于两种方式——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而发达国家的优惠手段更为多样化,如加速折旧、税收抵免、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法。

3 解决民营企业税负不公的政策建议

3.1 所得税的改革与完善

3.1.1 企业所得税制的改进

(1)贯彻公平税负原则,实行由低到高的多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可使企业所得的多少与适用税率的高低相联系,体现对民营企业的照顾,维护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

(2)降低税率。特别是要降低中小民营企业的税率。对中小民营企业应继续实行优惠税率,同时提高优惠税率的所得额限额标准。

(3)放宽和规范税前费用列支标准。改革的具体做法是: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改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金额税前列支;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准予税前列支;取消只按国家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列支利息的限制,对不违反现行法规的融资利息支出都应准予按实税前列支。

(4)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以加快民营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3.1.2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将现在的分类税制模式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在费用的扣除标准上,也应做适当调整,使费用扣除更为科学化和人性化。另外,税率、级距及应税项目应作调整。在征收管理办法方面,可采用对综合类作预扣制,按月按时预扣,年终再申报。为吸引高新技术人才,可考虑对从事高科技产业的高级人才的个人所得税给予优惠。

3.2 改革增值税

第一,将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便鼓励固定资产更新换代、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并消除重复征税。同时也可提高高科技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第二,降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为确保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应扩大一般纳税人的征收范围和比重。可考虑将生产场所固定、能够按会计制度和税务机关的要求准确核算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年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上的,都可以核准为一般纳税人;对商业企业有固定经营场所、能准确核算进项、销项和应纳税额的,且年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经纳税人申请由县区级国税机关调查核实也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第三,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可考虑把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率由现行的4%降为2%,工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现行的6%降为4%,以扩大民间投资和促进就业,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四,取消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率限制。对于民营小规模经营业户,应按照经营销售货物的金额开具13%或17%税率的增值税发票,经税务机关查验确保开具符合实际商品货物,并做好台账登记,这样有利于扩大小规模纳税人商品流通,并促进小规模经营者不断加强管理、扩大再生产。

3.3 优化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服务

税务机构要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和意识,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当前税务部门应适时纠正在服务上“重大轻小”的倾向,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宣传和纳税辅导,免费提供税收资料,使其能及时获得税收法规的信息。税务机关还应及时为民营企业办理涉税事宜,积极推行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代理制度,充分发挥税务代理机构的作用,尽量减少纳税人因不了解纳税细则而造成的纳税申报中的失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纳税申报程序,以节省纳税时间和纳税成本,同时税务机关应加强对税务代理中介机构的管理,提高税务代理水平,减轻民营企业涉税负担。

3.4 治理收费渠道,规范税费分配,减轻企业负担

在当前存在不少非规范性制度外收费的情况下,应着力于理顺税费关系,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应根据不同的内容对现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实行取消、改税、规范和转制。具体做法是:第一,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费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改税,以更为规范的税收形式来取代收费形式,确立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第二,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如部门越权设置或凭借行政管理权、执法权强制收取的费项等。第三,对的确需保留的收费项目,要对收费标准、方法以及收入的用途予以公开,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实行准税收管理。

参考文献:

[1]安体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12):23-26.

[2]王生平.我国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国际借鉴与思考[J].税收与企业,2003(7).

[3]杨崇春.中国民营经济与税收[J].税务研究,2003(11):3.

[4]汤湘萍.论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J].经济体制改革,2003(4):18-20.

[5]黎昌卫.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J].经济学动态,1999(5):31-33.

[收稿日期]2009-06-22

[作者简介]张秀利(1979—),女,重庆梁平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市场经济理论及应用。

作者：张秀利

税收竞争性分析论文 篇3：

竞争性选拔的效率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的观点

摘要：竞争性选拔的效率是关乎干部选拔信用的重要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观照下，选拔主体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冲突、选拔主体的有限理性、选拔主体行为的内部性、竞争性和选拔中的委托一代理问题等，是影响竞争性选拔效率的重要因素，也影响了竞争性选拔的社会公信力。竞争性选拔效率的提高，不仅仅关乎“成本一收益”分析的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在善治理论指导下，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等层面统筹解决。

关键词：竞争性选拔；善治；交易成本；考试信用；治理效率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自竞争性选拔制度实施以来，竞争性选拔的方式方法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已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竞争性选拔的效率问题，既是关乎竞争性选拔效率制度建设的重要考量标准，也是影响竞争性选拔信用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成本一收益：竞争性选拔的效率问题

竞争性选拔是近年来我国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民主、平等、竞争、择优的方式，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方法，在特定条件下围绕特定职位展示应试者的能力素质，通过竞争比选决定拟任职位最适合人选的干部选拔活动，是当前我国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制度导向，打破了长期以来干部任用理念和方式单一化、封闭化等方面的局限，实现了从“以人选人”到“以制度选人”、从“评官”到“考官”、从“暗箱操作”到“阳光作业”的系列转变。在现实的干部任用选拔实践中，效率也就是选拔过程中的投入产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与技术的双重难题。

（一）对竞争性选拔效率的批评与渴望

与其他改革一样，竞争性选拔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逐步涉入深水区，诸如竞争性选拔的科学性与公平性、考选公平与考选效率、考选民主与国家治理效能等问题，成为竞争性选拔制度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其中，竞争性选拔的效率问题，则是提高竞争性选拔公信力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实践中对竞争性选拔效率的关切与批评，主要是从成本与收益的视角提出的。如甘肃省民勤县委组织部认为，为了保证竞争性选拔的质量，要通过公开推荐、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等诸多工作程序，每一环节工作都要保证精细完善，这样会导致整个选拔过程显得冗长拖沓，工作成本增加而效率降低。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应尽量降低工作成本，缩短选拔时间，增强工作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委组织部认为，一些地方将竞争性选拔作为干部选任工作创新与试点的重要领域，一再精细化、复杂化，导致整个竞争性选拔时间长、成本高却效率低。湖北英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江勇认为，公开选拔任用干部要讲求“高效”，充分考虑投入与产出之比。要充分考虑干部选拔任用成本，尽量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效益。成本要“低”，使干部选任的投入与产出比更趋合理，确保用有限的经济资源换取无限的干部资源。周期要“短”，确保干部工作的时效性，及时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选出最适合、最优秀的干部。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中瑞项目组织部门业务骨干能力建设培训班课题组研究指出，竞争性选拔成本过高，体现为“缺乏对本地区各级各类竞争性选拔的统筹和成本核算，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过高”。这些都说明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类成本和投入成为影响干部选拔效率和效果的主要问题，如何减少成本和投入，提高干部选拔效率，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竞争性选拔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效率就是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以此为分析框架，竞争性选拔效率即体现为政府从事竞争性选拔活动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劳动成果、同选拔过程所损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和机会成本的比例关系。从性质看，竞争性选拔属于一种政府行为，应以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标准，用经济学中的成本一收益理论来做相应的定性分析，竞争性选拔的效率取决于总收益TR和总成本TC之间的比较，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条件下，根据公式W=TR-TC，等式两边同时求导，即边际效应MR和边际成本MC相等时，竞争性选拔的效率达到最大化，MR=MC是效益最大化条件，适用于一切有收入与产出比较的活动，其中如果MR>MC，通过增加有效成本投入可以进一步增加效益（边际利润=MR-MC>0）；而MR

（三）竞争性选拔产出的非经济属性

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是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的前提下，在干部选用中引入竞争和比较的选用机制，实现干部的“好中选优、优中选适、适中选强”。作为政府行为的竞争性选拔，具有社会与经济的行为双重属性，并不是纯经济行为，竞争性选拔活动的产出，具有突出的非经济属性特质：

一是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竞争性选拔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依照岗位特点合理设置资格条件，突出综合素质，注重能力实绩，使竞争性选拔工作真正成为德才素质的竞争、工作实绩的竞争。

二是激发干部队伍活力。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用人上的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用人观念，坚持“五湖四海”，拓宽了选人用人的视野、渠道和途径，给干部提供接受挑战、展示才干的机会和平台，对激发干部队伍整体活力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相对于常规选拔，竞争性选拔注重运用科学的人才测评体系识人选人，突出选拔质量，强调人职匹配，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善于推动科学发展的干部配置到领导岗位上，治国理政的能力显著增强。以四川为例，该省“多年来公选的上万名干部，提拔率达到了39.4%，超过一半被放在重要岗位，有22.8%的乡科级干部提拔为县处级，有24人被提拔到市厅级领导岗位，有2人成长为市委书记，有1人成长为省部级领导干部，有1人成长为驻国外大使，成长周期明显快于常规选拔干部”。四是扩大干部选任民主。竞争性选拔干部，把选用标准、条件、程序、方法交给干部群众，在竞争性选拔的具体环节的设计上，坚持民主推荐，民主监督，大力实施“玻璃房子里的竞争”工程，在民主测评、民主推荐、测评分析、个别谈话以及投票表决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监督，进一步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从机制上保证竞争性选拔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交易成本：竞争性选拔效率影响因素

（一）竞争性选拔中的交易成本

从竞争性选拔产出的非经济属性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有关“成本一收益”的分析只可以作为竞争性选拔效率的一个参考，其局限之处在于面临着许多难以量化的政府公共行为，这些公共行为性因素也不能简单地纳入参考范围。在上述“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框架中，政治制度都是事前给定的，对于已经存在的竞争性选拔的组织机构、制度规范、人员组成等交易成本不计入成本中。此时竞争性选拔政府主管部门被视为一种具有投入一产出关系的生产组织，它的投入主要是纳税人的税收，产出是基于竞争性选拔活动公共产品的提供，竞争性选拔无交易成本。

1990年，诺思“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发表，标志着交易成本开始应用到政府治理的分析。该理论认为，对政府运行效率的分析，除了考量“投入一产出”关系外，还必须认识到政府作为官僚组织，在政府运行中存在的大量的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政府运行离不开大量的公务人员，要产生人员成本；这些人员工作涉及的领域广布，等级层次繁多、人际关系复杂，为了实现政府内部治理的目标，又必须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要产生管理成本。很多目标相异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更可能产生交易的不确定性及机会主义行为，会产生机会成本。政府内部多重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存在，致使政府要把有限的资源花费到关系协调与信息获取上，会产生大量的交易风险成本。在政府运作中，不仅需要公务交流而产生显性成本支出如招待费等，还包括决策失误、政策无效等所带来的大量的隐性成本。

竞争性选拔的运行也存在大量的交易成本。对竞争性选拔过程的量化分析是在忽略其隐性成本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对于竞争性选拔这种政府行为来讲，因为其选拔主体为政府部门，竞争性选拔的实施依靠健全的组织机构、大量的公务人员和严格的科层限制，因此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以及不可避免的多重委托一代理关系等，都会消耗大量的交易成本，而且这种交易成本难以具体量化计算，只能依据其宏观现象大致判断。竞争性选拔的社会效用也难以简单的概括，因为作为选拔人才的择优机制，竞争性选拔一旦选得优秀人才，其社会效用是难以量化计算的。

（二）影响竞争性选拔效率的主要因素

在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对竞争性选拔的效率产生着重要影响：

1.选拔主体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冲突

作为竞争性选拔主体的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竞争性选拔主体具有公共部门的特征。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理人，其效用目标就是谋求公共效用的最大化，所有政治权利的设定“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这决定了竞争性选拔的主体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体现在为国家选拔到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另一方面，竞争性选拔主体的自利性。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相对独立经济行为人的特质，有谋求本单位或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政府部门，即自利性。而这种自利行为极易造成对公共效用最大化的偏离。政府是由众多行为主体如政府组成部门所组成的，其目标任务最终由具体的、现实中的政府官员的行为来实现。没有任何意义上自我利益追求的政府，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或理论设计，在现实社会中几乎没有任何踪迹可循——“政府会遵循那些力图创造出一个有效率和公正的社会的经济学家们的学说吗？”政府掌控着全社会资源的配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资源控制密切相关，各个机构或部门都有可能成为某种利益主体，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官僚自主性”问题。卢梭指出：“在行政官员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区分三种本质不同的意志：首先是个人固有的意志，它仅只倾向于个人的特殊利益；其次是全体行政官的意志，这一团体的意志就其对政府的关系而言是公共的，就其对国家——政府构成国家的一部分的关系而言则是个别的；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者的意志。”概而言之，在竞争性选拔中，作为选拔主体的政府的自利性行为，比较多地体现为选拔职位部门所有现象，体现为选拔条件和职位资格设置随意，体现为选拔决策主体与政策执行主体权利、责任划分不清，甚至会出现主考单位舞弊的丑闻。如2011年山西省长治市行政机关公务员招录中，发生了私自篡改考生宋江明的体检记录的事件。这些不该发生的政府内部治理交易成本，降低了竞争性选拔的效率，损害了竞争性选拔的社会公信力。

2.选拔主体的有限理性

竞争性选拔干部活动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选拔主体对竞争性选拔规律的正确把握。与直接的物理测量不同，考试属于间接测评。竞争性选拔有效性的基础是考试与测评的有效性，但如何实现测评结果的真实有效，取决于竞争性选拔主体对考试目的的准确把握，取决于测评要素的准确设置，取决于测评工具的科学制作，取决于考选程序的合理、缜密，取决于考试与测评方法的优化组配。而要做到这些，有赖于竞争性选拔主体对人的身心素质外化规律、考试科学自身运行规律和考试主客体交互规律的准确把握。但我国竞争性选拔的现实情况是，竞争性选拔活动缺乏统一规划，对考选认识的非理性、工作的随机性、模式的多样性等，使得竞争性选拔成为组织人事部门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在实施中重程序公平性、轻考选科学性，重考选结果、轻过程掌控、重常规使用、轻技术研究。在这种形势下，负责竞争性选拔的决策机构、事务办理机构和具体工作人员在进行竞争性选拔决策和操作时，面临着信息限制、能力不足、操作技术受限等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职位分析不够深入，测评要素与职位需求结合不够紧密；考试内容与测评程序同质化、程式化、泛化倾向严重，个性化、差异化不足，难以考出真实水平；考评手段单一，现代先进测评手段运用较少，过于倚重纸笔测试和结构化面试，对评价中心、人机对话等测评技术驾驭不够，难以对被试作出全面有效评价；主观性试题评分误差控制乏力，影响考试结果公正；考察内容简单化、形式表面化、方法机械化、结果从属化现象突出。竞争性选拔主体的能力局限，难以破解考试如何考出真才实学、考察如何考出真实情况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竞争性选拔的效率。

3.选拔主体行为的内部性

在公共领域，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一种“非市场产出”，一般不进入或较少进入市场交换，而且会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更为突出的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往往具有垄断性质，公众无法通过货比三家的权衡，来选择价廉物美的生产者。因此，很难对公共物品的产出成本进行相对精确的测量，用詹姆斯·威尔逊的话说，“实际上即使是只对什么是国家部门的输出做一番设想都足以令人头昏脑胀”。政府行为既然缺乏像市场组织那样来自于消费者或市场的外在压力，那么其行为的主要动力只能来自政府内部，即由政府自己确立行为目标。具有自利性的政府在此条件下很可能不完全是甚至不是以公共利益目标作为确立政府行为目标的依据，转而遵循于组织自身的目标，这就是政府行为的内部性。这种内部性的现实表现是：公共组织或非市场组织自身的目标往往与该组织的法定职能、社会公共目标不一致，而取而代之以该组织用以评价全体成员、决定工资、提升和津贴、比较次一级组织以协助分配预算、办公室、停车管理的标准。这样一来，政府行为的内部性表现为，政府官员只热衷于能够带来直接受益的事务，而对那些存在风险或公共效用显著但个人效益缺乏的事务，则敷衍了事或置之不理。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政府部门在追求预算收入最大化的过程中，一些公共物品的生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某种公众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严重奇缺。也正是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竞争性选拔工作主管部门都无一例外地成立了事业机构——考试中心或考试院，以承担本系统的考试与人才测评业务。但从实际运转情况来看，在诸多利益驱动下，考试部门和考试官员对考试举办权、命题权、施测权、阅卷权等十分热衷，甚至有的地方（部门）举办考试首重经济效益，违规收取考试费用，而对于考试质量评价、试题质量分析、考生对试题的反应与评价、考生权利维护、考试辅导用书的质量、施测程序的优化研究等问题鲜有问津。不仅如此，在这种垄断格局下，社会性竞争性选拔行业组织很难参与承担考选业务，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国家考试需要保密，交给社会性服务机构考试安全无法保证。但从近几年的考试实践来看，发生考试安全事故的几乎全部出自政府考试行政或业务部门。这种失去竞争的考试产品供给机制，在考选失去活力的过程中，降低了竞争性选拔的效率。

4.竞争性选拔中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委托一代理理论关注的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的条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和行为动机与规则等问题。现代民主国家实行代议制，“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亲自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不过，除非是白痴，任何雇用管家的商人都会对管家是否尽职进行密切监视，以防止他们玩忽职守、腐化堕落或昏庸无能”。其制度安排是：代议政府受公众的委托管理国家，决定资源的权威性配置。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双边关系中，委托人是立法机构，通过预算安排，向政府部门提出现实需求并购买公共产品；代理人是行政机构，负责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经营各种社会管理实务。随着公共管理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政府运作的技术性、复杂性愈加突出，公众很难了解政府的工作机制、人员安排、利益倾向、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信息。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生产与效果难以精确、客观测量，就是立法机关也无法深入了解。这种信息的严重失衡，使得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公共资源分配、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以致从一定程度上摆脱立法机关的控制。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政府以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充分运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威。公众的现实地位从政治委托人演变成了公共权威的服从者和被管理者。所以，“一个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其资源的领导者与其说是他人的代理人，不如说他人是他的代理人”。在竞争性选拔中，考试的内容选择、科目设置、测评方式的确定、测评程序的设定、考试与测评的结果的合等，都与委托一代理问题有关。在竞争性选拔监督虚位、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竞争性选拔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竞争性选拔的信用也遭遇着更大的危机。

三、政府善治：竞争性选拔效率提高的路径选择

（一）价值理念

调整权力布局、促进民众参与，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善治的终极归宿。竞争性选拔政府部，门应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创造一个自由而真诚的对话环境，通过广泛的公众对活和协商，共同制定政策。当前，我国的竞争性选拔制度对人本主义思想还不够重视，选拔过程往往重形式、轻内涵，对公民需求导向体现不够充分，出现了重选拔轻管理、重约束轻激励、重使用轻培育等一系列问题。竞争选选拔制度的完善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价值观导向，竞争性选拔的设计思想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保其在制度设计价值取向上符合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需要，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人民群众和干部自身的愿望。在竞争性选拔的实施过程中，坚持“善治”公共服务理念，通过协同和整合的方式为干部成长提供无缝隙的服务，真正实现竞争性选拔的公平正义，树立一种公共组织的大服务观、大效率观。

（二）制度设计

善治公共服务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策协调”，防止政策冲突。为了保证社会机制正常发挥功能，多种交叉政策同时运行的复杂情况难以避免。撒切尔时期公共行政改革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了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导致公共服务在总体上抑制服务效率的持续提高，同时又与公共性相悖，从而使西方各国公共服务改革陷入困境。当前，在我国竞争性选拔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制定政策目标的单一化，政策主体的部门化，政策执行的分散化，导致整体干部政策“碎片化”现象问题比较突出。为保证制度的顺利运行，必须重视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要加强竞争性选拔制度建设的整体统筹规划和联动实施，既要解决竞争性选拔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也要解决并行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以便有效整合资源，规范标准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各类成本，促进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二要实现制度的标准化。我国现阶段的竞争性选拔制度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如目前公推公选、双推双考、公务员招录、机关干部遴选、“三支一扶”、一村一名大学生等工作，就存在一个群体一项规定、一项规定一个标准的现象，“地方化”“个性化”制度层出不穷，人为造成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标准、管理方法的“碎片化”。因此，必须做好公开考选领导干部和公开考录公务员制度、机关干部遴选制度的衔接配套，做好竞争性选拔与现有选举制度法规的衔接配套。三要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平衡。在竞争性选拔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中，要减少和防止政策对内对外有别、因人因时而异的现象，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每类政策都有其目标人，以至竞争性选拔主体被特殊的领导、集团和目的所利用，造成利益冲突而产生利益集团，形成“规制俘获”而破坏制度的公信力。

（三）运行机制

俞可平认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它有赖于公民或公民组织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可，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从善治的理念出发，竞争性选拔机制的设计同样强调部门和公民组织协同的工作机制，提倡选拔主体运用跨部门边界的合作型方法、技术、机制：一是应建立部门协同机制。探索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业务部门技术支持、工作相关部门规范参与的竞争性选拔工作的组织实施体系。二是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要把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参与贯穿到竞争性选拔工作的全程，切实发挥群众在人选推荐、资格认定、品德考察、业绩评价、民主监督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充分发扬民主，做到群众公认。三是建立控制成本机制。在确保考试与测评科学化的前提下，强化竞争性选拔的节约意识和成本核算，积极采取制度对接、组织协同、资源统筹、规模化运作、成果共享等措施，降低竞争性选拔的资源成本、时间成本、政策成本、技术成本和社会成本。科学设计，严格程序，规范运作，加强对竞争性选拔的政策风险、组织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和个人风险的防控研究，确保考试安全。四是建立过程监督机制。在对竞争性选拔的各个环节、各项程序进行优化设置的基础上，要加强过程监督，畅通信息渠道，根除暗箱操作，增强竞争性选拔的社会公信力。

作者：王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