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能力

农民市民化能力（精选十篇）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1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能力,框架

一、文献综述

未来一段时间,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我国农村居民将持续向城市转移并最终占总人口的多数, 如何实现农民身份的转换并让这一部分群体在城镇安居乐业是农民市民化课题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 对我国农民市民化能力展开专门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而在对市民化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则常有提及。

徐建玲 (2008) 对市民化能力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并分析影响因素, 在对市民化进程的测度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 她指出市民化进程快慢取决于农民主观的市民化意愿和客观的市民化能力两个方面。她将市民化能力界定为农民在城市生存与生活并可以获得广阔发展前途的能力, 进而认为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黄锟 (2011) 重点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对于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他认为市民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农民既有市民化的意愿又有市民化的能力。他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对农民市民化能力进行实证分析, 把市民化能力界定为关于农民工性别、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与制度等变量的函数, 发现农民市民化能力与所列举的因素均显著相关。刘传江 (2013) 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生存现状、阻碍因素, 并提出市民化的具体策略, 他把现有农村转移人口划分为“候鸟型”、“双栖型”和“兼业型”三种亚群体, 提出针对不同的亚群体政府应该提供不同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各自群体的市民化能力。刘同山等 (2013)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市民化能力与农户土地退出意愿之间的关系, 指出市民化能力可以分为农民个人的市民化能力与农户家庭的市民化能力。

其中, 农民个人的市民化能力取决于个体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而农户家庭的市民化能力则通过家庭的非农收入以及是否在城镇购房等指标衡量, 其研究发现市民化能力的改善可以强化农民土地退出的意愿。

从现有关于市民化能力研究的学术成果来看, 目前存在几点不足:首先, 对于市民化能力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和有针对性, 更多的是在相关研究中把市民化能力作为给定概念直接提出而不解释;其次, 对于市民化能力的界定层面不够准确, 存在把宏观层面的市民化进程与微观层面的市民化能力混淆的现象;最后, 未能建立一个操作性较强的评价框架来进行具体的市民化能力评估。因此, 对市民化能力做专门分析并尝试构建一个具体可行的市民化能力评价框架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农民市民化能力分析框架构建的思路

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内涵丰富, 影响因素纷繁复杂, 在构建分析框架的时候, 应该首先明确界定市民化能力的内涵, 以此为基础提出分析框架的具体内容, 方可对市民化能力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

(一) 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含义。市民化能力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居民获取市民身份并在城镇求得生存发展的一种能力, 理解此能力的内涵应注意三点:其一, 市民化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 包括经济负担、城市适应以及制度供给等多方面的能力要求;其二, 市民化能力首先应该是微观视角的一种能力, 它反映农民个人及家庭融入城市的能力, 但这种能力也受宏观因素制约, 如政策变量等;其三, 市民化能力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能力, 既有农民自身个体特征决定的主观能力, 也有政策制度方面决定的客观能力。

(二) 农民市民化能力分析框架构建的准则。构建农民市民化能力分析框架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层次分明的评估体系, 对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能力进行客观的评价与比较。因此, 我们构建分析框架时必须依循一定的准则来进行, 以确保建立的分析框架科学可行。一是分析框架的维度确定要具有概括性。影响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因子众多, 设计框架时不可能全部纳入进来, 而只能对影响因子进行科学筛选, 保留对评价对象影响最显著的主要因子作为能力评判指标, 并分类归入特定的维度之下。因此, 我们设计框架的维度时必须具有概括性, 要抓住评价对象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进行抽象处理, 既要避免核心因素的遗漏, 也要提防同一层次各维度之间内容的重叠;二是分析框架要具备实用性。实用性是指该框架要具备较好的可操作性与通用性。可操作性要求我们在选择评价因子的时候尽可能做到简洁明了, 使用的评价方法则要简便易行, 同时还要兼顾数据的可得性。通用性则是指建立的分析框架要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既可以对某一时点不同特征 (如地区、年龄等) 的农民市民化能力作静态分析, 也便于对具有相同特征的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市民化能力进行动态对比;三是评估框架要具备目标导向的功能。建立分析框架的目标不只是为了对目前市民化能力的高低做出评判, 它还应起到一定的目标导向作用。通过设计分析框架, 要使得人们对于影响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因素有明确认识, 从而可以引导农民 (户) 本身、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认识到农民市民化能力提升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相应调整, 为制定提升市民化能力的举措指明方向。

(三) 农民市民化能力分析框架的设计。根据对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含义所作出的界定, 遵循上文提出的几点基本准则, 我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设计三个基本维度来建立农民市民化能力分析的基本架构。 (图1) 农民市民化能力的主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两个维度, 即农民进城后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及社会和心理上的适应能力, 市民化能力的客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概括为政府的制度保障能力。上述三种能力联系紧密, 依次递进, 共同构成农民市民化能力并决定其强弱。

三、农民市民化能力评价框架具体说明

(一) 经济承受能力。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而这种物质激励需要建立在相当的经济承受能力基础上。经济承受能力是农民市民化能力构成的基础, 它决定农民在城市能否生存下去, 这种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农民收入或财富水平的多寡。我们认为, 农民收入水平可以分为三类, 即潜在的收入水平、当前的收入水平与过往的收入存量。

1、潜在的收入。是指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转换过程中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可能获得的收入, 这是决定农民市民化是否可持续的一种经济能力。潜在的收入主要由农民自身的素质决定, 这又取决于其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两个方面, 身体素质可以用农民的年龄进行衡量, 文化素质则用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来衡量。

2、当前的收入。是指目前考察的时间段当中, 居民所获得的收入, 它反映农民现有的经济担负能力, 这种能力的大小可以直接从农民在城镇获得的货币性收入的高低进行衡量, 当前收入数量决定农民在城镇现有的生存质量, 从而直接决定农民做出是否留在城镇的决定。

3、过往的收入。准确说应该是农民的资产存量, 它是农民截止到考察期时间点所积累的资本性资产的数量。考虑到我国农民目前资产的构成, 可以选取农民的储蓄额与房产两个指标进行度量。储蓄仍然是农民当前理财的一条主要渠道, 其流动性较高, 必要时可以迅速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而房产 (包括农民在原住地房屋与城镇的商品房) 既体现其不动产数量的大小, 也是其市民化进程中必需的物质内容。

(二) 城市适应能力。市民化能力不只是包含物质方面的需要, 它也有社会与心理等更高层面的要求。农民转变为市民, 既是一个转变传统生产方式的过程, 同时也是农民转变自身角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而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因此, 研究农民市民化能力除了对其经济担负能力做客观评价之外, 还需要特别关注其城市适应能力。这一能力的强弱会决定农民是否能最终融入城市社会, 完成包括身份、经济、精神与心理等全方位的嬗变, 在思想观念、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上与城市社会环境相适应。借鉴现有研究成果, 我们从社会适应能力与心理适应能力两个方面考察农民城市适应能力。

1、社会适应能力。指农民与市民互动以及参与城市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能力, 主要通过日常行为、闲暇时间安排、社会交往等方面来衡量。日常行为方式体现在农民进城后的穿着打扮、卫生习惯以及言谈举止上, 它是消除农民与市民差异的第一步, 也是农民获得市民认同的外在要求。闲暇时间的安排是农民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闲暇时间中的活动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和途径。农民与市民闲暇时间的安排同步性越好则表明其有更强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是农民主动融入城市社会, 获取城市中发展所需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交的频次以及广度反映出农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强弱。

2、心理适应能力。指农民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它决定农民能否在身心上最终融入城市, 主要体现为归属感与现代价值观念两个方面。归属感是农民对于城市与市民的心理认同感, 反映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与新环境的互动效果, 通常认同程度越高的农民归属感越强烈, 其心理适应度越高;另一方面, 与相对落后传统的农村比, 城市社会充满现代气息, 生活节奏更快, 工作压力更大, 制度与机构更复杂, 新的挑战更多, 在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农民原先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必须转变甚至放弃, 尽快理解并接受城市主流价值观念, 一般而言, 农民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表现为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能主动进行自我提高, 会合理利用制度与法规等。

(三) 制度保障能力。除了主观上要具备相当的经济基础和城市适应能力外, 农民市民化能力还要受外部客观条件的制约, 在市场条件下, 政府的制度供给是否充分与得当是限制农民市民化能力最为重要的客观因素, 对农民市民化全程实行制度供给是强化市民化能力的客观保障。结合市民化实践, 可以认为制度保障能力的大小主要受两种类型制度影响, 即退出制度与进入制度。

1、退出制度。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首先是农民从其祖辈生活的农村迁徙出来的过程, 这一撤出进程需要克服来自经济、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冲击, 因此提供农民从农村退出的制度支持, 显得非常必要。退出制度主要可以为农民离开农村与农业, 转变身份解决后顾之忧, 具体包括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农地制度改革既要利于农民从土地脱离, 也要便于为农民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 其核心内容应该是土地产权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被摒弃后, 为进城农民构筑的安全网, 其覆盖养老、医疗与就业等多个领域, 确保了农民可以在市民化后具有基本的生存能力。

2、进入制度。农民进入城市并真正转变为市民, 需要极力避免“非国民待遇”, 甚至需要在其进入的初期享有一些优惠政策, 这要求政府完善农民转市民的进入制度, 促使农民尽快融入城市, 具体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教育培训制度等。户籍制度是农民市民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 也是起点不公平的主因, 改革捆绑了诸多福利的传统户籍制度成为提升市民化能力的重头戏。另一方面, 就业及教育培训制度的完善则能够消除农民在就业过程中遭遇的歧视, 提高其就业能力, 改变农民工进城后主要从事脏活、累活的不利情形, 既能改善其经济状况, 也让其获得更大的晋升空间与足够的社会尊重, 这无疑是强化农民市民化能力的现实要求。

四、结语

农民市民化是城镇化与工业化推动的必然的人口迁徙过程, 这一过程成败的关键在于农民市民化能力的高低, 因此对农民市民化能力进行客观评估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成为我国顺利推进市民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构建市民化能力的评估框架, 对市民化能力的内涵作了初步界定, 为描述市民化能力现状, 进行市民化能力评估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对市民化能力的系统分析中, 我们发现农民市民化能力是一种包含经济、社会、心理与制度因素在内的复杂的能力集合, 这也为提升农民

市民化能力指明了方向, 有利于制定与完善相应对策。当然, 农民市民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与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而农民个体的差异性更为迥异, 因此本文设计的评估框架只是提供基本的思想, 而具体在进行市民化能力的评价时, 需要结合特定情境因时因地做出调整, 既可以在评估框架中增添新内容, 也可以剔除一些次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徐建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8.9.

[2]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1.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2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农业人口城镇化的一个现象。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化。根据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有关论断和政策，为农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

1.前言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核心，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伟大“中国梦”都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是不经过城镇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

所谓城镇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

据有关资料显示，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对“三农”问题的深入调研，发现有的地方把解决“三农”问题看成是“农民进城当市民”的问题，因此采取了诸如让农民交出土地以供开发、让农民举家进城打工等方式，所引发的城乡之间的“移民潮”问题此起彼伏，给城市治安管理、交通运输、文明建设、就业分流等带来了压力。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有关统计显示，该厅受理的反映有关农村问题的群众来信，主要集中在“补偿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方面。据有关调查，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显而易见，农民市民化乃至解决“三农”问题，绝对不是“农民进城化”或“农民都市化”那么简单。

2.农民市民化的有关论断和政策

2.1农民市民化的本质要求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并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农民市民化的本质要求。

有专家指出：“不应过度夸大‘撤镇设市’（即‘农民进城化’或‘农民都市化’）。乡镇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上，重点解决好乡镇同样面临的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城镇产业支撑，加速经济转型等。只有这样力戒空谈、不务虚名，才能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

2.2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习近平主席早在2008年全国人大陕西代表团审议时就曾表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促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我们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功不可没，要很好地总结；同时我们进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还要在‘三农’问题上着力推动。”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对一些长期以来议论较多但始终没有触及的问题有了明确提法，对一些过去虽有涉及但意见并不明确又事关重大的问题有了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决定》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明确提出了“三个赋予”、“七个允许”、“四个鼓励”、“五个保障”、“六个推进”、“五个城乡统筹”等的农村改革任务和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3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决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归纳起来，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主要有――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等。

这些重大论断和政策突破，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农民市民化的方向和要求

《决定》明确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r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这为推进农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3.1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宗旨是坚持两脚走路的方针：

3.1.1是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3.1.2是把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3.2理解两脚走路的方针，注意把握好几点：

3.2.1是“进城”概念，不是“进都市”概念，而应重点放在“城镇”；

3.2.2是依照循序渐进，即逐步把符合条件的转移。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要点，在于必须建立完善相应体制机制。

3.2.3在户籍制度方面，要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基本形式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

3.2.4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3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

1.前言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核心，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伟大“中国梦”都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是不经过城镇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

所谓城镇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

据有关资料显示，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对“三农”问题的深入调研，发现有的地方把解决“三农”问题看成是“农民进城当市民”的问题，因此采取了诸如让农民交出土地以供开发、让农民举家进城打工等方式，所引发的城乡之间的“移民潮”问题此起彼伏，给城市治安管理、交通运输、文明建设、就业分流等带来了压力。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有关统计显示，该厅受理的反映有关农村问题的群众来信，主要集中在“补偿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方面。据有关调查，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显而易见，农民市民化乃至解决“三农”问题，绝对不是“农民进城化”或“农民都市化”那么简单。

2.农民市民化的有关论断和政策

2.1农民市民化的本质要求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并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农民市民化的本质要求。

有专家指出：“不应过度夸大‘撤镇设市（即‘农民进城化或‘农民都市化）。乡镇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上，重点解决好乡镇同样面临的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城镇产业支撑，加速经济转型等。只有这样力戒空谈、不务虚名，才能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

2.2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习近平主席早在2008年全国人大陕西代表团审议时就曾表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促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我们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功不可没，要很好地总结；同时我们进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还要在‘三农问题上着力推动。”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对一些长期以来议论较多但始终没有触及的问题有了明确提法，对一些过去虽有涉及但意见并不明确又事关重大的问题有了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决定》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明确提出了“三个赋予”、“七个允许”、“四个鼓励”、“五个保障”、“六个推进”、“五个城乡统筹”等的农村改革任务和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3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决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归纳起来，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主要有——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等。

这些重大论断和政策突破，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农民市民化的方向和要求

《决定》明确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農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这为推进农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3.1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宗旨是坚持两脚走路的方针：

3.1.1是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3.1.2是把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3.2理解两脚走路的方针，注意把握好几点：

3.2.1是“进城”概念，不是“进都市”概念，而应重点放在“城镇”；

3.2.2是依照循序渐进，即逐步把符合条件的转移。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要点，在于必须建立完善相应体制机制。

3.2.3在户籍制度方面，要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基本形式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

3.2.4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一轮改革开放要着力推动“三农”问题[OL].new.xinhuanet.com.

[2]王萌萌.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全文） [OL].新华社，2013-11-12.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4

1 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相关关系

1.1 人力资本的含义

人力资本是一种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式, 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能给个人带来永久性经济收入的知识和能力及其他一切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能量。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强调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健康”。和物质资本一样, 人力资本也有数量和质量上的规定, 可以根据劳动者的素质、能力情况确定其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具体到农民工, 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有教育文化水平、职业技能、身体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其中, 教育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1.2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内涵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过程。市民化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化的能力, 有较强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一般也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农民工在城市生存, 生活并最终融入城市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包括就业与收入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等。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市民化程度。

1.3 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相关关系

1.3.1 人力资本决定着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能力。

农民工要想在城市生存和发展, 首先应具备的能力是就业与收入能力。能够就业并拥有一份稳定且可观的收入是农民工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的物质前提。这里的就业能力指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就业和保持就业的能力, 包括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工作转换能力、工作稳定能力。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决定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 人力资本决定着农民工的工作搜寻能力。农民工因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一般不太会利用现代媒介如网络来搜寻工作, 且缺乏对就业信息的辨别能力, 对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缺乏信任。大多数人囿于基于血缘、地缘、亲缘的乡村式社会资本, 在找工作方面, 过于依赖老乡、亲戚提供的信息, 从而限制了就业渠道的宽度, 导致了工作搜寻能力的不足。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则可以打破封闭、狭隘乡村式社会资本的藩篱, 使农民工获取较高的工作搜寻能力。第二, 人力资本决定着农民工的工作胜任能力。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企业对职工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愈高, 愈能胜任知识、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第三, 人力资本决定着农民工的工作转换能力。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意味着拥有较大的职业选择空间和较强的职业选择能力,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更容易完成工作的转换, 实现向上流动。第四, 人力资本决定着农民工的工作稳定能力。农民工因缺乏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 从事的往往是简单体力劳动, 其工作具有可替代性。企业在因生产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出现亏损而进行经济性裁员时,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将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农民工就业能力会随之增强, 较强的就业能力必然会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可以说, 人力资本也同时决定着农民工的收入能力。

1.3.2 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

农民工要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必须要能融入城市社会, 具备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包括社会网络的拓展能力、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能力、心理调节能力。农民工素质低、技能差是制约他们进城务工并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因素。可以说, 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的影响具体体现为:第一, 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能力。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 是私人关系型的社会资本。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人力资本水平愈高的农民工积累社会资本的能力愈强。以业缘为主的现代型社会资本构建更多是从与城市居民的交换、互惠开始。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能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经济、地位、声望等与人力资本紧密相连的资源。可以说, 人力资本水平愈高, 其所拥有的资源就愈多, 在社会交往中与他人交换的能力愈强, 也就更容易拓展与人交往的范围与层次。第二, 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能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 更容易学习和接受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他们更容易得到城市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反之,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对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不熟悉, 缺乏与城市居民有效交往的能力。第三, 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的心理调节能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一般有比较合理与明确的生活目标, 也具备实现一定目标的能力。因此,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更易做好面对市民化进程中诸多困难的心理准备, 如被城市居民歧视和排斥。人力资本水平愈高, 心理调节能力愈强, 愈能够抑制自身的不良情绪, 从而保持比较乐观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

1.3.3 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

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工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利益实现的程度。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能力。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的认知是利益表达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农民工对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权利的了解程度。农民工通过教育培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可以促进权利意识的觉醒,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拥有着较强的权利意识。反之,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缺乏对与之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理解能力, 就会造成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程度认定上的法律模糊。同时, 一个人力资本不足的行为主体必然缺乏相应的利益表达能力。人力资本水平愈高, 农民工愈能够在利益表达实践中较快地掌握利益表达的技巧, 从而积极地去进行政治参与, 并推动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利益表达的效率。

2 农民工人力资本不足与能力贫乏困境分析

农民工除了健康体魄和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外, 教育文化水平与职业技能是最大的人力资本缺口。在教育文化水平方面,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农民工中, 文盲占1.5%, 小学文化水平占14.3%, 初中文化水平占60.5%, 高中文化程度占13.3%, 中专及以上文化水平占10.4%。这说明农民工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 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在职业技能方面,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调研资料, 农民工中, 没有技能等级占58.2%, 初级技工占21.9%, 中级技工占15%, 高级技工占3%, 技师占1.4%, 高级技师占0.5%。这说明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没有职业技能等级, 而具有高级技工水平以上技术能力的农民工只占调查人数的4.9%, 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 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农民工教育文化水平与职业技能水平双低的现状表明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

由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相关关系可知, 人力资本的不足必然会带来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贫乏。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低, 导致市民化能力差, 他们只有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脏、苦、累、险的低收入工作, 低微的收入极大限制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必然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效率, 进而使农民工低下的人力资本水平得以保持。这种恶性循环往往会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再生产陷入人力资本无法有效积累的困境, 最终的结果就是以就业与收入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为表现形式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全面贫乏。

3 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

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相关关系决定了市民化能力提升路径是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其运作机理 (见图1) :农民工进行以教育培训为内容的人力资本投资, 提升了自身的学历层次和职业技能, 进而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力资本的积累又促使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进而促使以就业与收入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为表现形式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全面提升。为了能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最终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 具体给出以下三点建议。

3.1 加强对农民工的基础教育

第一, 做好转岗就业前的农民工的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民工获取人力资本的最初途径, 它为农民工进城打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也是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的基础。要逐步提高农村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教育经费中的比重, 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提高教师待遇。要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的内容, 克服义务教育的薄弱性和高中教育发展的滞后性所造成的农民工体力型劳动力供给状态, 使农民工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与职业技能, 为以后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打下坚实基础。第二, 加强在职农民工的成人继续教育。在对农民工文化知识水平做出区分的前提下, 开展有针对性的补偿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 全面提升农民工的学历水平, 提高其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构建以输入地在职教育为主的农民工教育模式, 开展综合文化、法制观念、社会公德、文明礼仪等方面的教育, 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

3.2 加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第一, 加大培训经费投入。政府应将农民工培训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各级财政应扩大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专项资金规模, 提高补贴标准, 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来保障实施农民工培训。同时还要加强对培训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工作, 确保培训经费落实到位。第二, 开发多种培训途径。要发挥多种教育培训资源的作用, 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式的农民工培训。企业应树立人力资本培养意识, 承担起培训农民工的社会责任, 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引导农民工由体力型向智能型转变。政府应努力打造农民工政府培训平台 (如技工学校、职业教育中心) , 向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得到培训的农民工提供免费或福利性的技能培训。社会民办培训机构应突破封闭狭隘的僵化办学模式, 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 实行灵活多样办学。第三, 优化培训内容。要针对农民工人力资源现状, 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 合理安排培训内容, 优化课程设置, 增强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第四, 完善培训制度, 形成培训的长效机制。要制定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一系列全面、协调的政策和法规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利益保护机制, 消除其后顾之忧, 为农民工培训提供制度保障, 比如完善就业准入制度, 逐步形成“先培训后就业”的就业制度,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培训权利。

3.3 促使农民工转变观念, 培养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远眼光

应加大有关教育培训的宣传力度, 让农民工明白人力资本对提升市民化能力的重要作用, 从而转变观念, 积极主动地去参加各项教育培训活动, 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社会应该消除对农民工的用工歧视, 实现“同工同酬”, 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相挂钩, 以此激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热情。

参考文献

[1]杨河清, 王守志.劳动经济学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278-279.

[2]刘传江, 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 2009 (10) :70.

[3]沙占华, 赵颖霞.自我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J].农村经济, 2013 (8) :112-114.

[4]肖日葵.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西北人口, 2008 (4) :95-96.

[5]简新华, 黄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19-125.

农民工如何市民化 篇5

现状：财政负担难以承受

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就要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让“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这一思路深入人心。

2011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但是6.9亿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是没有当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这其中又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这部分人群能否获得公平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是其在城市稳定就业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解决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问题，需要巨额财政投入，远不是一两年、一两个专项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从财政体制层面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

农民工流入地一般为经济发达地区，财政能力较强，但由于转移人口规模大，导致一些流入区域的农业转移人口接近或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由此带来流入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增加，需要投入的资金增多，往往给当地财政带来较大负担，有时甚至难以承受。

未来：形成合理的财政政策

考虑到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向东部流入地区提供的财政转移支持，实质上也是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支持，客观上减轻了东部地区因人口流入而增加的财政负担，这既体现了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本区域内的公共服务资金投入。

未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要结合城乡居民户籍制度改革的安排，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部分，纳入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中央要通过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农民工市民化人口规模、公共服务成本等因素，给予流入地必要的补助。

按照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规划，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我国要将1个亿的农民工变为市民，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成本巨大，需要流入地政府财力和中央转移支付来共同合理承担。

二是对于那些暂时不符合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也应享受城市的某些基本公共服务，如随迁子女入学、社会保险、就业服务等，中央也应按照农民工流入地的常住人口情况，给予一定的专项转移支付支持。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6

一、农民概念中的职业属性是自然的、分工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 由于工具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更多地是向自然索取, 从事采集野果和狩猎的活动。随着对自然的认识, 对养殖动物技术的提高, 人们逐渐掌握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律, 于是人们开始定居下来, 专门从事农牧业活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的分工。这次大的分工对于人类生存、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十分深远的有历史意义。相应地, 原始的流动的“狩猎人”开始向定居的“农民”转化, 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在《现代汉语辞海》中, 农民是“长时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经济大辞典》中将农民定义为“农民是个人或集体部分占有生产资料, 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人。”这些定义都是侧重农民是一个职业的定义, 就像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因而成为工人那样, 农民因为从事农业生产因而才成为农民, 从职业定义上看, 农民和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马克思指出:“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 对小生产来说,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 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 还是一个隶属农民, 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 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 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1]此时的农民阶级又是封闭的、落后的。“每一个农户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 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 因而他们取得的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 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 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 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 这个小农, 也如小手工业一样, 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 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2]在上述农民内涵中, 农民的概念是限于职业属性的, 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成员。

二、农民概念中的身份属性是人为的、强加的后果

在西方语汇中, 涉及农民的词汇还有一个词是peasant。刘文纪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词来源于古法语, 是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 意思是“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 带有强烈的贬义, 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 意思是“附庸、奴役”, 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的意思。因而peasant是代表一种低下的身份。因为当时卑贱者大多种田, 这个词就与农业有了联系。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 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英语词汇是Farmer, 是一个职业的概念, 指的是经营农场和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渔民、工匠、商人等职业并列。秦晖主张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的称呼, 把Farmer译作“农业者”。从语言上考证, Farmer以Farm (耕种土地) 为词根, 强调的是职业的含义, 农民作为人类分工的结果, 首先是体现它的职业属性。长期以来, 中国农民是身份农民而不是职业农民。1958年1月《户口管理条例》实施后, 农民与农村户口紧密相连, 固定为户口意义上的农民, 为农民紧紧贴上了身份上的标签。农民与“贫穷”、“落后”、“弱势”划等号, 成为“二等公民”。

三、由身份农民回归到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性选择

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内部要搞好分工, 只有细致的分工才能有更高的效率, 因此分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分工包括人才的分工, 要求农民由通才向专才转变。职业农民的产生和壮大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职业农民包括职业的种地农民、职业的畜牧养殖人、职业的农业经纪人等。在发达国家, 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应的农民是职业农民, 他们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地, 用现代化的农业工具从事农业生产, 通过农业合作社等方式组织起来进入市场, 农业经济效益比较高, 农民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有的还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就发达国家的农民现存境况看, 虽然仍留有少数农民, 但很明显, 他们的身份意义已经完全被职业意义取代, 不再是卑贱的社会地位和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目前中国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 中国有文化的、年轻的农民大量涌向城市, 留在农村的是“993861” (老人、妇女、儿童) 部队, 由这些老弱病残的人搞农业, 为中国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要让一部分热爱农业、懂农业的人去经营农业, 获得比较高的农业收入。中国农业现代化要求推动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 在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大背景下, 当前培养职业农民十分重要和紧迫。现代农业呼唤“职业农民”, 只有建立一支热爱农业、钟情农业、精通农业的“职业农民”队伍, 农民小康、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有真正的希望[3]。

四、未来中国居村农民是职业农民的新兴阶层共同体集合

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曾指出, “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 就无所谓农民, 如果整个社会城市化了, 也就没有农民了。”[4]居村农民是个综合概念, 它包括职业农民、个体小农、农村商人, 农业企业家, 农村经纪人, 在农村周围打工者等。伴随市场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 农民阶层分化加快, 居村农民已经从单一的种地小农阶层分化出工人、商人、创业者、中介者和职业农民等。居村农民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据统计,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57%,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进入了城市型国家行列。照此发展下去, 如果每年城镇化率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 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但即便如此, 届时仍将有近6亿人是居村农民。居村农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核心问题是, 要让居村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在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和收入水平方面与城市居民具有同等的权力和相同的待遇。

五、职业农民阶层的形成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市民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战争中, 希腊人将俘虏变成奴隶, 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而希腊人则称为市民, 拥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市民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奴隶的, 是相对于奴隶来设定的, 核心内涵是是否拥有自由的权利。当时的希腊主要由城邦组成, 城邦不是现在的城市, 类似于现在的农村集镇, 包含很多农村地方, 所以古希腊市民的含义不单单指城市居民, 它是指拥有广泛权利, 有充分人身自由的希腊公民[5]。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市民的概念和农民的概念不是平行的概念, 市民的概念外延要大于农民概念, 市民是农民的上位概念, 农民是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市民概念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拥有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自由权利、平等权利、参政权利等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权益, 如果一个人能拥有自身的权益, 并能较好使用这些权利, 我们就可以说他就是个市民, 而不管他是农民、还是工人, 抑或是商人。

在中国, 农民市民化通常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它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 是指人们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集聚;也是一个职业转换概念, 是指人们从农业生产作业者转为城市工业生产作业者;还是一个身份的概念, 农民市民化意味农民进城后, 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现代化是一个减少农民的过程, 但是让中国众多的农民进城变为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是没有现实可行性的。一方面, 中国“城市病”已经集中爆发, 空气雾霾、水质污染、食品毒化、车辆拥堵、传染病流行, 城市容纳人口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另一方面, 农村“凋弊病”也正在生成。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 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 粮食是比天大的事。现在农村大部分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人员, 未来谁来种地成为大问题。当前农民变城市居民的拉力和推力都不足。在此情况下, 如果继续按照中国户口意义上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划分, 简单推进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 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系列问题, 城市将会病得更厉害, 农村也会渐入膏肓, 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 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的概念, 让市民回归本义, 在积极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同时, 也要关注居村农民市民化问题, 为农民就地市民化提供政策优惠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83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568.

[3]孙成栋.现代农业呼唤“职业农民”[N].盐阜大众报, 2012-07-22 (3) .

[4][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8.

浅议农民市民化 篇7

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 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 是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攻坚阶段,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 当我国在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之后, 可能还有很长一段农民市民化的道路要走。如何在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 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趋势, 也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终极目标。其对我国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农民市民化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为今后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在农村和农民。十七大三中全会认为我国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是最大的群体, 但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提高较慢, 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因此, 农村能否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 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

第二, 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 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而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市转移, 变农民为市民。

第三, 农民市民化与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三步走的“三位一体”的整体推进过程。首先是实行职业转变, 即离土不离乡, 将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实现非农化;其次是实现地域转移, 即离土又离乡, 将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 将分散居住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 实现人口城市化。三是实现角色转型, 使农民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 现实农民市民化。

第四, 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文明素质,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文明素质是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而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 实现农民现代化, 在农村本身的地域范围内是很难实现的, 也是不现实的, 必须借助于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来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进程。近几年来, 庆安县农民素质虽然有了不少提高, 但总体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尤其在文化素质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庆安郊区农民中只有8.8%的人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91.2%的农民文化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 显然难以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要求, 农民市民化以后, 进入到开放的现代化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 其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言行举止、竞争意识等方面都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产生质的飞跃。

第五, 农民市民化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稳定是推进改革, 扩大开放, 加快发展的前提和保证。确保社会稳定涉及面广, 牵扯的问题多, 是需要上下努力、多方配合的社会系统工程, 其中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加快已转移农民的市民化过程, 对确保城乡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二、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市民化, 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已经获得非农化职业, 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的人;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根据国内外对“农民”和“市民”特质的类型化比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 以社会学中的社会角色理论为指导, 在比较“农民”和“市民”两类角色群体特质的基础上, 依据科学性、适应性、系统性、可行性、可比性和计量化原则, 可以设计一套符合城市化和市民化发展方向的指标体系, 以此来成为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和发展目标,

第一, 人口素质。人口素质是衡量农民和市民群体质量的集中体现。它包括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个方面。在农民与市民两个群体属性差异上, 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异表现最为强烈, 也是农民市民化首先面临的挑战。

第二, 思想观念。城市是个多元社会, 是不同思想观念的交融点;城市又是个开放系统, 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对外交流, 市民的观念也更具有弹性和适应性。同时, 城市市场经济发达, 各个领域充满竞争,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这些对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来说, 都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第三, 行为方式。农民市民化在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上的适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上:生活的散漫性和无序性转变为有节奏性和条理性;生产的季节观念转变为严格的工作时间观念;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人际交往;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为主转变为间接的通讯传媒信息沟通为主;农业生产的固定性转变为职业角色的易变性。

第四, 社会权利。由于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治”和“一国两策”的政策, 其结果造成了“农民”与“市民”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农民市民化就是要在社会权利上实现平等对待, 给他们同样的公民待遇。

第五, 生活质量。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农民市民化说到底是为了打破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异, 让农民真正享受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幸福生活。

第六, 社会参与。社会参与度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关注点, 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标示出了其社会地位的状况。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农民一直被安全地限制在有限的社会参与空间, 缺乏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 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民作为一个最大的群体, 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农民市民化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随着国家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农民职业、身份的非农化, 农民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社会需要的提升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但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农民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笔者认为, 很难相信仅仅依赖农民自身的内在因素就能完成农民市民化过程。因此, 外在的制度导入和政策扶持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在农民市民化的初期将起主导作用。一是从宏观历史和制度变迁的层面入手, 来探讨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途径。该途径可以制度变迁理论为指导, 着重于考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城乡比较差异在“引导”农民市民化时受到的制度约束及其变迁的可能路径。二是从中观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层面入手, 来探讨农民中哪些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和组织网络有助于农民的市民化。该途径可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主, 着重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网络及关系资源, 尤其是在城市社会的关系资源、职业经历、生活体验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三是从微观的人力资本层面入手, 来探讨哪些人力资本有助于农民市民化的转变。该途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 着重分析文化教育、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

目前仍面临重重障碍, 如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和农民自身的素质障碍等。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障碍将是首先寻求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 在宏观政策层面上, 务必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 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进城农民进行现代观念、文明准则和城市意识教育, 引导农民破除小富即安、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思想, 树立进城干大事业、求大发展的创业精神;破除封闭保守、急功近利思想, 树立开放兼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破除随心所欲、自由散漫的思想, 树立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制观念;破除陈规陋习, 树立体现城市文明的规则意识、交通意识、卫生意识、生态意识以及城市人际关系意识、城市公共生活意识、城市文化意识等等, 使思想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第二, 以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为重点, 加快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创新, 扩大区域征地农民的就业。农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市场化、非农化和充分化, 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 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证。应按照市场化原则, 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实现城乡统筹就业。

第三, 加快郊区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 促进农民养老方式的社会化和市民化。区域征地农民实际上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理应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

第四, 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负责和统一协调处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促进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民角色转型。郊区征地农民虽然失去土地依附, 必须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 实现了身份和职业上的转变, 但要真正完成市民化的过程, 加快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更新。

第五, 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治理体制, 不断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环境。应将城乡的发展协调起来, 取长补短, 各取所需。城市发展的优势在劳动密集产业, 应将依托中小城镇发展劳动密集产业提到发展战略上来。以中小城镇为基地, 发展劳动密集产业, 使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相互促进, 共同推进。

总之, 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 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只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外部特性”, 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角色群体的内涵上实现“农民市民化”真正转型。不仅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责任编辑:董润萍]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 (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 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篇8

1.1 物质生活现状

回首我国改革开放的近30年时间, 农民工的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但农民工由此受惠并不多。据我国9省范围的不完全统计, 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1583.2元, 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948.5元, 也就是说, 因为雇佣农民工, 企业每人每月可以节省356.3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我国平均GDP的8.5%, 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 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 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工群体有1.2亿人, 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 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 中国的进出口额11547亿美元, 主要靠制造业, 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 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 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①。

1.2 精神生活现状

农民工身在城市, 但精神始终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 由于与城镇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 因此, 他们的文化生活几乎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加大了对农民工讨薪、维权方面的关注, 农民工物质方面也相应得到了改善, 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仍然非常贫乏, 这已经成了农民工问题的主要构成部分。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 有近60%的农民工对目前自己的文化生活“不满意”、“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显然的, 这些农民工有80%的人在休息时的生活就是“睡觉”和“聊天”, 蜗居在狭小的工棚里, 外界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似乎与他们无关。农民工在为之辛劳工作的城市里, 特别是当城里人在信息高速路上享受多彩文化生活的时候, 能看看电视、电影却成为这些农民工深切而遥不可及的渴望。在调查中, 这些农民工对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充满了渴望。几乎每个农民工都希望能到电影院里看看电影、晚上能看看电视, 还有的人甚至希望上免费的夜校, 学习一些科学致富的手段。据不完全调查显示, 一本书都没有的农民工占我国农民工的四成。有一些农民工在调查时“大胆”地表露出对融入城市身份的憧憬:你们城里人如果能把不要的书、淘汰的电视机给我们看看就好了。当前我国多数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支出为零, 即便有最多也不过几十元, 他们白天忙于生计, 晚上无所事事, 经常感到孤独、寂寞。因此, 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况相当贫乏。

2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影响因素

2.1 农民工自身原因

从农民工的工作和经济状况看, 由于整体文化、科技素质水平低下, 缺乏参加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而且由于受心理自卑感的影响, 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 这就导致他们的整体素质难以适应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另外, 农民工成为成天忙于生计, 又干着重、苦、累的活, 缺乏闲暇时间和精力参加文化活动。同时, 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缺乏参加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

2.2 现有制度的制约

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使农民工市民化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特别是传统的户籍迁徙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公民身份的不平等性。加上就业制度因为社会条件的限制缺乏开放性和平等性, 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另外, 整个社会偏见和一些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认识存在种种误区, 一种是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简单劳动力, 而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享受者, 从而导致不能平等、公正地对待农民工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另外一种是只看到物质生活是人最基本的需求, 看不到人的需求的多样化, 因而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 只重视解决他们的工资福利等经济利益, 而忽视解决他们的精神文化权益, 以及农民工的市民化渴求。

2.3 城市容纳压力的制约

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能够促进整个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 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甚至会通过提高外来农民工的收入, 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但受我国国情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影响, 我国城市化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速度, 呈现出水平低, 不均衡, 功能弱等特点。特别是城市的住房、学位以及常住人口的物质等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城市的容纳能力有限, 人为设置外来务工人员不能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购房定居权、社会福利等, 这些也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农民工市民化的应对措施

3.1 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

农民工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 其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 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相关研究结果显示, 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对其市民化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 而教育和职业培训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认知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其重要性几乎不亚于正规教育的作用。因此, 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充电,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精通一门乃至几门职业技能, 是他们改变命运的资本, 也是实现市民化梦想的敲门砖。

从本质上看, 户籍转变、地域转移以及职业转换这些看似丰富的转变都只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外部特性, 而农民工市民化的真正内涵则在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城市融为一体, 还有赖于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政府和农民工双方都要做出努力, 一方面要根据城市劳动力供求的特点, 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劳动力需要的职业培训网, 发挥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以及相关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和优势, 携手合作, 共同做好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 搞好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护, 法律知识, 城市生活常识, 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 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

3.2 推进城市管理体制的变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认进程

3.2.1 加强户籍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尽快取消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障碍。

政府要根据城镇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改革现行的户口登记办法, 变严格的户籍管理为户籍自由登记, 最好以合法固定住所和相对稳定职业或合法生活来源为居民的落户条件, 由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地或生活地作为自己的户籍登记地点。通过建立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过渡到全国,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实现城乡人口的一体化管理, 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平等现象, 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户籍制度保障。其次,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 完善农民工的衣食住行基本生活保障。

3.2.2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后顾之忧的主要途径。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就必须在指导原则、工作重点和方式方法上有一个明确思路。在指导原则上, 要立足中国国情,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遵循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在工作重点上, 当前要重点做好农民工参保、属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 要做到统筹兼顾、瞻前顾后、循序渐进, 逐步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定型和稳定, 确保农村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3.3 加强城市变化的进程

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理性思考 篇9

时至今日, 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从长远和宏观的视野分析, 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实现农民市民化。

一、农民市民化的战略意义

1. 农民市民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 农业的生产效率会逐步提高, 同时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将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其中, 大部分人要流向城市, 成为市民, 即农民市民化。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进程, 无论规模还是速度, 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 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据统计,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 提高到目前的41.8%, 城镇化年均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3倍多, 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2倍多, 从世界城镇化进程看, 城镇化水平超过30%, 即进入快速增长期。显然,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加速的阶段。与之相适应, 1978~2004年, 我国城镇常住总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5.2亿人。

2. 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表明, 没有城镇化和工业化, 仅靠农村和农业本身, 难以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在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情况下, 要富裕农民, 只有降低农民比例, 让更多的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 向城镇转移, 才能完成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才能奠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首先, 农民市民化是快速减少农民数量, 直接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中国农村人多地少, 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是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无业可就的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专家测算, 目前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至少1.5亿, 若无重大举措, 到2015年, 将增加到2.5亿。而在现阶段乡镇企业不能大规模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镇转移, 变农民为市民。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依靠城镇非农产业, 增加收入, 逐步实现脱贫致富。事实上, 在过去的20多年里, 农民外出务工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近年来, 全国各地进城农民工带回农村的财富平均每年达2000亿元, 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六成以上。

其次, 农民市民化是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手段。众所周知, 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 农民收入增长过度缓慢的问题, 改革初期曾一度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再度呈扩大的趋势。尽管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 但成效不很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农村劳动力过多, 人均支配的土地资源太少, 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无疑是最根本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一方面使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依靠城镇非农产业, 增加收入, 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又通过农民市民化大幅度减少农民, 把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到数量相对减少的农民手中, 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 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获取更多的收入。

3. 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素质,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0%, 中国人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素质提高和最终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农民受教育水平低, 观念、思维方式落后, 是目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主观因素。而要提高农民的素质, 在“农村”这个范围内是难以现实的, 必须藉助于城镇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是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代表。城市社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 无疑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城市, 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熏陶。事实上, 进入城市后的农民在不断收入增加的同时, 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心理结构、市场意识、法律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产生了质的飞跃。

虽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日益加快, 但是制约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众多因素依然存在, 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

二、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的挑战具有长期性

1. 进程农民工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严重脱节的“孤岛化”现象将长期存在

社会学家把进程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称之为“孤岛化”现象。要消除这种现象, 至少目前还面临以下困难:

(1) 素质障碍。进城农民素质较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一项调查表明:在进城务工劳动力中, 文盲占1.3%,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9.2%,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7.8%,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5.8%,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9%。而且, 这些劳动力中80%以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 大都从事城里人不愿做或瞧不起的临时性建筑、保洁、餐饮等苦、脏、累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转移的数量和层次的提高, 同时也使得部分劳动力的可转移空间逐渐缩小。

(2) 身份问题。虽然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 农民工可以随意流动, 找工作也不再受到很多限制, 但是他们很难在城市落户, 难以建立自己的城市社会关系网, 也无法取得和城市市民同等的身份地位, 既不完全是农民, 也不完全是工人, 处境尴尬, 与之相对应的各种待遇也就难以得到平等落实。

(3) 由城乡二元结构衍生的“心理二元”屏障。其表现有三:一是不少农民工在家有地可种, 进可攻退可守, 心理上没有进入城市的迫切性;二是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准确定位自己, 长期难以适应城市生活, 在处理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时, 心理上还有隔阂;三是虽然制度、政策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已逐步取消, 但城市在面临资源、发展速度和社会管理等问题时, 依然会对农民工进城有一些具体的限制, 而市民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与歧视也将长期存在。

(4) 直接关系农民工生存的现实困难。虽然政府在着力消除一些因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带来的问题, 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现实问题, 但是因为自身的素质不高以及社会关心依然不够等诸多原因, 在较长时间内, 农民工在城市仍然面临着就业难、收入水平低、权益难以保障、生活成本过高、子女入学难、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

2. 我国的城镇化面临巨大压力

(1) 沉重的人口负担。虽然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并非完全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尽管当前中国城镇的常住总人口达到了5.2亿人, 但是真正拥有城镇户口的市民, 却只有2.5亿人。也就是说, 居住在城镇中的人口, 有一半多不被城市管理当局当作市民。即使解决了他们的身份问题, 其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向城镇市民转化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城镇化率将从现在的41.8%提高到75%左右, 中国将用几十年时间, 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完成的城镇化过程。这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镇化率 (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 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 城镇化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 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规模就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提高20个百分点, 就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将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工业和城镇人口, 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2) 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危机。伴随着城镇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规模的日益扩张, 占用资源越来越多。据统计, 1996~2003年, 仅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 其中建设占地2240万亩。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 根据中国的粮食需求和目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强度计算, 到2030年建设占用耕地的极限是1.5亿亩, 而城镇化需要占地4亿亩。当前的城镇化方式将在中国无法持续。

另外, 中国城镇化的加快, 加剧了城镇环境污染, 突出了治理环境的紧迫性。目前, 全国城镇每年仅水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就相当于GDP的1.5%~3.0%。

同时, 为提升现有5亿多城镇常住人口的生活质量, 需要解决住房、文化教育、体育和商业设施, 道路、交通、绿化、供水、排污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 如何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成为不能回避的严峻挑战。

3. 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长期性

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

(1) 农民市民化与工业化的同步性不同。由于西方国家不存在类似于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 所以当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向城市和工业以后, 也就自然成了城市市民和工业中的产业工人。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受到诸多限制, 从户籍管理制度到社会歧视等非制度性限制, 几道闸门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彻底隔离, 致使我国的农民市民化不仅落后于工业化, 甚至落后于城镇化。

(2) 农民市民化的方式不同。典型的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传统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常常是通过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 将农村人口驱逐到城市, 使之成为城市工厂中的工人而实现的, 正是这一过程而保证了大工业扩张时期的劳动力供给和再生产。而在中国, 不仅没有出现西方工业化初期那样将农村居民置于生存的临界极限, 相反, 农民到城市就业大都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和市场引导的结果。

(3) 农民市民化的内容不同。发达国家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农村生活城市化的特点, 决定了其城镇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经济形态的城市规模扩张和物质形态的城市功能加强。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既有城市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 更有以村落社会组织向社区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所以, 我国农民的市民化内容更加丰富, 过程更加漫长。

由于上述制约因素, 决定了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所以,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解决农民问题的着眼点仍然有很大分量在“农”字上。在争取农民市民化的同时, 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与进步, 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而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 以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另外, 我国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 工业化程度和广度也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因此, 一味地强调农业人口向工业或城镇的转移, 并不适合中国的基本过国情。有鉴于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 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 并把建设新农村作为“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 不仅涉及到政策、体制、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调整, 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府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此, 需要我们站在战略高度, 统筹规划、整体联动、开拓创新,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之路。

三、走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之路

1.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目前, 全社会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认为农民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 会带来社会不安定因素, 有一些地方为此对进城农民采取清、赶、堵等办法, 力求减少外来人口数量。有鉴于此, 政府必须通过优化政策、颁布文件、利用各种媒体,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 使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形成重视、支持农民市民化的有利氛围。树立城乡平等的观念, 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2. 大力提高农民素质

首先, 继续抓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普及高中教育, 使农村潜在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这是提高我国农民素质的长远和根本大计。

其次, 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纳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农民有序进城务工, 遵照“先培训、后输出”的原则, 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组织, 对农村闲散劳动力建立信息资源库、档案卡, 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基本权利, 针对城市用工需求, 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从而改变劳务输出的盲目性。

再次, 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就业培训政策。根据农民文化程度的不同, 分别确定培训目标、内容和方法。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要, 定期发布职业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方面的信息, 引导农民学习, 增强农民主动适应转移的能力。

3. 广开就业渠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 更是农民市民化的先决条件。鉴于现有大中城市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极为有限, 现实的选择, 一是大力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就业容量大且就业门槛低的乡镇企业;二是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开发现代农业营造新的就业岗位, 大力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发展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相配套的服务经济;三是大力发展全国统一的劳务市场, 由政府推动、市场导向, 大力推进劳务输出, 向市外、省外乃至国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产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 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看, 第三产业过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48%的平均水平, 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 (30%)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7.1%, 远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第三产业中不少行业, 如商业零售、交通运输、旅游、信息咨询、物业管理等, 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 社区和个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般要占50%以上, 我国目前只占20%左右, 发展潜力很大, 通过发展第三产业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4.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载体,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农民市民化的进程。针对目前城镇化建设风起云涌, 遍地开花的现象, 城镇化建设必须走科学理性的发展之路。

首先,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现时的国情迫使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弯路。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 必须处理好城市与生态, 城市与农村, 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切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 并在实践中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 走一条健康的、结构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其次, 城乡统筹, 共同繁荣。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妥善处理城乡关系, 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 实现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第三, 以打造乡镇企业产业集群为突破口, 优化布局结构, 促进农村城镇化。目前, 我国农村1.5亿劳动力就业于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2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 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乡镇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 大力发展企业集群、产业集群, 走相对集中、连片开发的路子, 是我国乡镇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推进农村城镇化, 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张的良性互动机制的主要途径。

第四, 创新制度, 改革政策。为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我们必须对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包括户籍、土地、就业、社保、财政、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改革, 应制定出台一系列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服务和管理方面的积极政策, 逐步为他们建立配套、完善、方便、安全的生活服务体系。使进城务工农民进得来、留得住, 并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

摘要：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农民市民化既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条基本途径, 又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中国, 农民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之路,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工业化,城镇化,理性思考

参考文献

[1]石希:《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1.8》,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10日第2版

[2]王光耀:《必须加快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变》, 《农民日报》2003年7月10日第4版

[3]廖红丰刘建明:《一个难转的弯:农民市民化》, 《中国国情国力》2005年第1期P36

[4]王春光:《促进农民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1月18日第6版

[5]姜作培:《从战略高度认识农民市民化》, 《山东经济》2003年第3期P7

[6]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 《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 P45

[7]郭振刚:《中国正处城市化加速期,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关键》,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01月20日P15

[8]周群林艳华:《中国城镇化遭遇“城市病”》, 中新网2005年11月7日

[9]袁利平:《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建设报》2005年5月26日第3版

浅析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篇10

摘 要：近年来，各种城市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的建设使得很多城郊农民失去土地，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但是，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并不顺利。传统的村落社会解体后，而新的社区体制却并没有随之建立和完善，很多被动市民化的失地农民产生了生活及心理上的各种困难，使得他们很难融入新的城市生活。这其中有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包括城郊农民自身的原因，也包括外在的制度和政策等原因。

关键词：城郊农民；市民化；制约因素

城郊农民变市民表现在一方面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将失去世世代代作为生活资本和生活保障的土地；另一方面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城郊农民作为社会成员的属性也将发生变化，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然而，城郊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却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很多城郊农民更多是被动式的卷入城市化的大潮中，但是并没有融入城市生活。

一、城郊农民自身原因

户籍转变、地域转移与职业转变是城郊农民变市民的重要特征，如果仅仅从这些层面来看，城郊农民应该顺利转为了市民。但现实告诉我们，很多城郊农民变成市民后并没有真正过上城市市民的生活，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城郊农民变市民之前虽然不是纯粹的农民，但是有农民身上的特性。目前，城郊村大部分社区要么保留部分农业生产功能，要么保持着经济与社区捆绑关系，要么基本上仍以家庭而不是以劳动力个体为单位安排生产与工作。

1.自身综合素质低导致职业转变面临难题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综合素质低、劳动技能差的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正逐渐失去竞争力。同时，在劳动力市场获取较高收入的往往是那些综合素质高、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一个文化素质不高，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仅难以有效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即使就业了，也难以取得较高的收入和保持就业稳定。在城郊农民中，不少村民的文化程度不高，这导致他们的就业呈现三大特点：技术含量低，工资待遇差，稳定性差。

2.农民的保守性

一说到保守，人们脑海中就很容易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农民”，农民和保守好像就是天然的在一起。城郊农民有着和传统农民同样的特性，那就是他们都很保守，正如法国的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这样说道：“农民很难成为革新者的根源在于农民所处的‘传统的村庄社会，因为在这里，一切传统的影响和整个社会体系都阻止他们成为革新者。”他们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受乡村文明熏陶的血液。虽然城郊村村民变市民后在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等外部条件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相对经济地位以及生活压力和各种可能的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就性质上看没有实质的变化，在遭遇重大风险和困难时依然要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他自有的关系网络去解决。城郊农民变市民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际关系网络仅限于亲戚和邻里之间。传统的村落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生活共同体。城郊农民变市民之后依然保有这种关系网络，他们平时来往的除了自己家族的亲戚就是住在周围的邻居。他们一般不愿意主动去扩大自己的生活圈，不愿意尝试新的交友方式。

第二，遇到困難大多向亲戚需求帮助。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寻求帮助不仅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组织，更有政府的相应机构。

第三，闲暇娱乐文化生活依然显得传统单一。就一般而言，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人们所拥有的闲暇时间就越多，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就越丰富，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就越高。现在，虽然城郊村村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闲暇生活方式的支配还不能完全自主。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城郊农民的副业负担重和文化设施的不完备，使文化时间少且内容单一。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闲暇时间他们大都是上茶馆打麻将或在家看电视。社会的发展带来娱乐方式的多样丰富，但这一切好像并没有改变城郊这些新居民的娱乐生活，他们依然坚守在麻将桌上电视机前，不愿尝试新的娱乐方式。

正是这种固有的保守性导致不少城郊村农民变市民后很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3.融入城市的滞后性

城郊农民变市民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是与其融入城市的滞后性有关。所谓融入城市的滞后性，主要是指城郊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社会心理方面不能与之物质生活的改善同步。城市是个多元社会，是不同思想观念的交融点；城市又是个开放系统，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对外交流，市民的观念也更具有弹性和适应性。城郊农民变市民后物质生活方面有的很大的改善，有的甚至过上了比城市居民更好的生活，生活习惯也与城市居民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还是不认同自己是个“城里人”。

社会适应过程是流动者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进入新的生活环境并力图成为新环境的正式成员的过程。这是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乃至不同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交流、最终达到融合的过程。城郊农民变市民是从另一种文化进入到一种新的文化，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畏畏缩缩。同样，职业的类型也阻碍了城郊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大都从事的还是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与城市居民良好的工作环境、稳定的收入无法相比，这无形之中加重了他们的自卑感。

二、外在方面的原因分析

政府是城市化的推动者，其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并没有更多地考虑农民自身的需求，农民的市民化也并非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不论在土地征用还是户籍转换方面，农民都处于被动的地位，作为国家的公民，市场的主体，本应享有的选择权利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了漠视。

1.户籍管理制度的阻碍

目前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一种制度安排，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等7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户籍制度往往是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挂钩的。城郊农民变市民在户籍管理上仅仅是在人口登记上承认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且并没有给予应当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许多城郊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却没有随之“升级”，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正是目前户籍管理制度的缺陷导致城市农民变市民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方面模棱两可，拿着城市居民的本，却享受着农村居民的权利，从而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

2.政策执行的倾向性

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是政府经过多次的协商讨论才得以付诸实施的，政府作为政策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往往是站在全局利益上考虑，只有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政府便会千方百计促进实施。当前加快推进城市化是各地政府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央考察地方的重要指标。城郊农民的被动失地在理论上说应该更能迅速得到政府的法规、政策的支持，获得充分的法定赋权，有组织地取得市民的身份和福利，而不必经过相对复杂、漫长的民间赋权。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进程，通常意味着政府并非完全，甚至并非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去搬迁农民，而是经常，甚至主要依靠行政力量。

3.现行的补偿制度难以起到保障的作用

目前对于城郊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是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补偿标准来执行的，这种土地补偿费是按照被征土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计算的。现行的补偿标准主要存在两个缺陷：

第一，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地价值相距甚远。城郊农民的土地之前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被征服征收之后，一般被用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开发价值直线升高。政府的补偿费用也就显得很微薄，难以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

第二，补偿的范围过窄，还没有涉及农民的社会保障。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补偿标准无法测算；征地补偿范围没有覆盖土地上的他项权利如承包经营权等财产权利的补偿。由于农民被排除在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之外，没有考虑到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1]毛丹.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J].社会研究，2009（4）：40

[2]（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7-41

[3]刘德岩，靳国兴.浅议农民市民化[J].商业经济，2009（2）：115

[4]路小昆.徘徊在城市边缘：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6

[5]蒋颖.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权益缺失與保护[J].北京农学院学报，2005（2）：56

[6]毛丹.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J].社会研究，200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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