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结构差异分析

发展结构差异分析（精选十篇）

发展结构差异分析 篇1

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 其融资功能和投资功能为产业结构升级过程提供了必需的资金支持。在现实中, 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性差异较大, 从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和金融机构数量来看, 东部地区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12年中国金融区域运行报告》数据显示, 仅广东、北京、 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六省 ( 直辖市) 银行业资产总额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就为49. 4% 。另一方面,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存在显著的非均衡, 东部地区第三产业非常发达, 而农业、重工业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12年第三产业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分别为57. 4% 、17. 1% 、17. 6% 。为探索和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的过程和效应, 本文选取东部发达地区四省两市 ( 广东、北京、 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六省 ( 直辖市) ) 作为样本研究金融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其中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为我国四大经济发达省份, 上海市和北京市作为我国第一、二大城市, 金融业和第三产业也非常发达。

1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金融系统能够充分吸收社会闲散资金, 集聚起来形成社会投资资本。这一方面有效解决了个体储户进行投资的交易信息不对称问题,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依靠融资制度安排, 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 使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产业赢得了资金资源, 从而产业结构得以优化调整。 2金融发展通过影响企业行为进而促进产业成长。 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为企业技术改革与研发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 为提高生产率、开拓新市场、提高企业利润提供必要条件, 为产业成长奠定基础, 而且能够推动企业的集团化和国际化, 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金融资源和制度支持, 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 3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 进而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产品极大地解决了高科技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加速知识成果的转化, 鼓励高技术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在20世纪初完成了工业化, 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演进的阶段; 随后, 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为核心引擎, 实现了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部分的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分的比重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 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国外文献多集中于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vine［1］从金融功能的视角出发, 认为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2个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Aghion［2］通过分析71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和产出水平的数据, 得出金融体系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aresh K N等［3］通过对65个国家进行面板数据分析, 得出金融发展和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

国内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较多, 且多为实证研究。叶耀明等［4］选取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做样本进行面板分析, 得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第三产业产值负相关,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正相关。曹协和等［5］研究表明金融规模过快或者过慢增长都会严重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金融规模扩张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各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 需要具备金融配置效率提高与金融信贷公平等外界条件。马智利等［6］以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市场化率作为指标衡量了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他们得出结论, 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市场化率对非农产业产值比重的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 并且金融相关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强于金融相关率指标。史诺平等［7］认为由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滞后, 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金融发展不构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钱水土等［8］检验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王新霞等［9］运用面板模型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认为证券市场融资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阻碍主要来自股票市场融资, 债券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存在显著影响。胡晓东［10］选取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产业规模、产业效率作为指标, 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浙江省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 得出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促进产业增长的效果明显, 融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 发现国外学者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具有优势。但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和金融发展实际情况的针对性研究。国内学者在实证分析时多采用存款余额/国内生产总值、贷款余额/国内生产总值、存贷款余额/国内生产总值作为金融发展指标, 这些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如果同时使用会使回归方程出现多重共线性; 国内文献中多采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产业升级指标, 且样本为我国31个省市, 本文集中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过程, 试图得出更加精细化的结论。此外, 本文认为除了金融发展指标之外, 可以再增加一些非金融类的控制变量, 这样可以减少扰动项方差, 降低扰动项的自相关程度, 提高回归方程的估计精度。

2金融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金融发展通过高效的资本集聚机制和资本配给机制, 引导资金流向高端产业、新兴产业、优势产业, 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产业整合优化等路径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型战略产业的崛起。

2. 1资本形成机制

( 1) 政策引导机制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会表现出很大的滞后性和外部不确定性, 即 “市场失灵”现象。这时候政策性资本的介入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导致的合理投资不足。例如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利用利率杠杆、信贷倾斜、产业扶持基金引导产业资本; 也可以利用杠杆放大和保险原理吸引社会资本流向特定领域。

( 2) 储蓄积累机制高效的金融体系可以充分吸收社会闲散资金, 将资金汇集成储蓄池, 进而转化成投资资本。信贷市场利用利率杠杆机制调节储蓄率; 资本市场利用有价证券的价格涨跌机制调节市场资金存量; 民间金融市场通过民间借贷利率调节货币存量。我国的高储蓄率决定了我国社会总投资资本主要由信贷资本构成, 银行为金融机构的主体, 但是资本市场在投资引导、产业重组、公司治理方面也发挥着信贷市场难以替代的作用。

( 3) 信用创造机制信用创造机制是指金融机构特有的信用放大功能, 适当的信用扩张可以弥补产业资本不足的缺陷, 把有限的金融资源发挥最大效用。信用扩张的能力依赖于经济环境、金融体系和金融风险管理水平, 动荡的金融环境, 存在缺陷的金融体系, 风险管理水平不足的金融系统不仅限制了信用扩大的功能, 而且增大了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2. 2资本配给机制

资本配给机制分直接配给和间接配给, 即由政府主导的配给和由市场主导的配给。

( 1) 直接配给机制主要是发挥政策性金融资本对产业调整的校正补缺功能。政府通过调节利率水平, 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手段和财政补贴、优惠税收等财政政策, 从总量和结构上对经济进行调整, 其实质就是调节了资本在不同行业间、企业间的投入结构, 并引起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 2) 间接配给机制主要是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给上的重要功能。商业性金融机构基于成本收益原则, 根据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 做出效用最大化抉择。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的盈利空间高于产业平均水平, 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吸引了资本的流入。 但是盈利空间和资本流向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一般资本的选择具有前瞻性,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盈利能力并不突出, 而且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但是基于发展空间、前景预期、市场占有的考虑, 依然会有大量资金流向该领域。

从配给路径来看, 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 风险防范管理、降低信息成本、推动产业重组、完善产业分工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作用。

促进技术进步。技术是产业升级的直接动力, 但是技术进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一方面通过优化技术研发融资环境, 引导资本流向市场前景好、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项目; 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体系的风险回报机制、保险机制吸引风险投资资本进入高风险、高收益、高技术含量的行业, 发展新型战略产业。

风险防范管理。金融体系通过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实现投资者与风险的有效匹配。具有风险投资倾向的投资者通过风险投资市场进行资本投入; 风险厌恶者通过储蓄、购买货币型基金等低风险金融产品实现资本投入。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可以通过风险甄别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管理产业升级中的风险, 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

降低信息成本。金融机构在信息搜集、信息处理中具有一般企业不具备的专业优势和规模优势, 快捷的信息搜集传播渠道和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是金融机构具备信息成本优势的根本。现代化金融人才、专业化的设备、广泛的机构布局也是信息成本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产业重组。企业兼并重组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重要途径, 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企业的兼并重组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在跨国大型兼并重组项目中, 银团贷款、综合授信是解决收购企业短期融资困难的主要手段; 证券市场在企业兼并重组中发挥了很大的杠杆作用,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为兼并重组融资。此外, 证券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在重组过程中也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完善产业分工。金融资源在不同部门, 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影响了产出的结构, 产出结构的调整伴随着资金存量的变动, 这是一个正向机制与反馈机制并存的过程。新兴部门较传统部门具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 投资会向新兴部门倾斜, 同时资金引导了人力、 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向, 优化了产业分工。

3实证检验

3. 1指标选取

( 1)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从2个方面进行衡量, 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马智利和王新霞等人选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由于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的所需数据较为琐碎, 而且工业化后期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 本文按照陈静选取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记为in3。

( 2) 金融指标金融规模描述的是金融资产总量, 它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资源的丰裕程度。 在我国金融发展初期, 金融规模不足严重制约了各产业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内, 有限的资本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进入关系国家命脉的重工业, 第二产业得到优先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举引进外资, 金融总量开始壮大, 金融资源在产业政策指导下进行分配; 随着改革的深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 金融资本变得丰富起来, 资本流向开始多元化, 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我国属于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 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2004—2011年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六省 ( 直辖市) 的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结构中贷款所占的比重均在百分之七十之上。就直接融资来说, 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市场的建设相对于发达国家比较落后, 并且债券融资的门槛较高。就股权融资来说, 一方面我国股票市场还处于弱有效市场阶段, 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差异很大, 股价波动也极易受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影响, 而且股票市场直接融资的资本绝大部分流入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Haris研究得出在欠发达国家, 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很弱。另一方面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行业还不成熟, 纯粹追逐资本利得的现象较为普遍。

本文选取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作为金融规模指标, 记为fia, 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 农村合作机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邮政储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相应的, 本文选取各地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作为金融效率指标, 记为fde。

( 3)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各地区的就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投入, 记为hum。 用各地区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程度, 记为fe。

3. 2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2011年的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六省 ( 直辖市) 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 FGLS) 来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对称效应。数据来自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金融运行报告》,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 如表1所示。

3. 3模型的设定

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 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的反应具有滞后性, 因此本文选取fia、fde、 hum、fe的一阶滞后值做自变量, 运用Stata12. 0, 首先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0% 、5% 、1% 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进行Hausman检验, 得Prob>chi2=0.0103。由结果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应该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由上表可知, 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都有两个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是由于扰动项存在自相关导致的, 为了判断扰动项是否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 进行组内自相关检验、 截面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 组内自相关检验得出P值为0. 0031, 因此可以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原假设, 即扰动项存在组内自相关。

组间截面相关检验Stata输出结果, 如表3所示。

结果中P值为0. 002 3, 故强烈拒绝“无截面相关”的原假设, 认为存在截面相关。

异方差检验所得P值为0. 061 1, 即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异方差。面板数据的预检验结果, 如表4所示。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 构建模型为

其中: in3i，t为第i个省 ( 直辖市) 第t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fiai，t － 1为第i个省 ( 直辖市) 第t - 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fdei，t － 1为第i个省 ( 直辖市) 第t - 1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比, humi，t － 1为第i个省 ( 直辖市) 第t - 1年就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 fei，t － 1为第i个省 ( 直辖市) 第t - 1年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pli为不随时间改变的地区固定效应, 其中pl1、pl2、pl3、pl4、pl5、 pl6为代表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 浙江省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

对数据使用“同时处理组内自相关和组件自相关的FGLS”进行回归。因为模型方程中设定有常数项, 为了避免“虚拟变量陷阱”, 本文选取代表北京市的虚拟变量作为基准组, 只生成5个虚拟变量。 Stata12. 0输出结果, 如表5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0% 、5% 、1% 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由回归结果可知, fia、fde、fe和5个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都通过了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hum通过了5%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hum、fe的系数分别为0. 079 176和0. 467 373, 表明人力资本投入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都有促进作用, 这与现有文献中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 金融效率的系数为- 0. 289 22, 金融效率同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这一结论符合大多数学者对中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陈立泰认为尽管当前我国金融资源已相对丰裕, 但是部分处于第三产业的企业仍面临严重的融资困境。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长期将金融资源向那些缺乏自生能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供给, 金融资源未能实现效用最大化。金融资源的流向问题一直是抑制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问题。

叶耀明等认为当前调控商业银行贷款发放量是货币当局主要货币政策之一。面对复杂多面的经济形势, 政府采取相机决策的政策, 逆经济周期操作以熨平经济波动。当经济过热时, 货币当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减少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 当经济衰退时, 货币当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扩大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因此出现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之比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负相关的结果。

本文认为金融效率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负相关的原因在于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第三产业中的自来水、天然气、通讯、电力、邮政、铁路、公路及电视广播等行业, 由于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网络经济效益、资源稀缺性、沉淀成本等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原因, 这些行业往往由少数几家企业独占经营, 在我国即由国有企业控制经营。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降低信贷风险和减少管理成本的考虑, 更倾向于向大型国有企业供给金融资源, 而对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不足。但是, 获取垄断利润的国有企业普遍管理机制冗杂松散, 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真正支撑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来自民营企业, 这是因为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下, 不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企业将迅速被市场淘汰。第三产业中的文化娱乐、 饮食餐饮等非垄断性产业由于不具备由国家统一大规模化运营的需求, 这些产业则基本上完全由民营企业主导。因此民营企业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虽然我国金融在不断的发展, 近几年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加大了信贷投放量, 但是金融资源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分配严重不公, 作为促进产业升级主要动力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所以出现金融效率系数为负的结果。

与此同时,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十分显著, 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系数为0. 009 6。这说明以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规模水平, 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量大说明该地区金融机构比较发达, 同时也说明该地区金融资源较为充沛, 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由许许多多中小企业带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各项服务, 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撑。所以, 地区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对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 金融规模扩大对产业结构升级虽然具有促进作用, 但是影响系数小于0. 01, 促进作用并不是十分有力。单纯扩大金融规模并不利于经济增长, 但是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比例、降低银行业的垄断程度以及合理促进银行业的竞争可以提高融资效率, 为更多有前途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规模扩张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各次产业协调发展, 需要具备金融配置效率提高与金融信贷公平等外界条件。近年来, 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势头强势, 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 城市商业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外资银行的数量和业务范围也在逐渐增多和扩大。这一方面填补了中低端金融市场的空白,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本文认为, 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将逐渐增大。

4结论

本文利用2004—2011年四省两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的产业升级效应, 研究发现, 我国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效用差异。金融效率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规模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源于金融资源的错配, 若要挖掘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在审慎监管、合规运营的原则下, 鼓励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改善当前信贷配给失衡的现状,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2监管部门要疏通投资渠道, 引导投资方向, 金融机构不应把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等易产生泡沫的行业, 要看到第三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服务需求。3开发金融创新产品, 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 从制度上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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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产业的区域发展差异分析 篇2

物流的定义

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到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的结合。

物流涵盖全部社会产品在社会与企业中的运动过程，涵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及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所有的工农业产品除加工与生长期间外，几乎都处于物流过程之中。从社会再生产的流通角度看，凡是转化为商品的工农业产品都需要通过物流实现资源配置。区域物流产业的概念

国民经济各领域的物流经济活动在横向上构成了物流产业。这个产业以铁路、公路、水运、空运，仓储、托运等行业为主体构成，同时还包含商业、物资、供销、粮食、外贸等行业的一些领域，涉及机械、电气化中的物流装备生产行业和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的供应、生产、销售活动中的物流活动。其跨部门、跨行业的特点非常突出，若按国民经济现行的分类管理办法，物流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纳入到国民经济管理之中，但为了对现有分类管理体制加以补充，确定物流产业的分类还是很有必要的。区域物流产业的构成事实上，社会分工和区域分工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的形成、发展和替代使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进而推动产业水平不断提高。从目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广义地讲物流产业应包括以下内容：

1.物流基础产业

这个产业由各种不同的运输线路、运输线路的交汇点与节点以及理货终端构成，为各个经济系统运行提供物流基础设施，是整个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涉及的行业主要有铁路、公路、水运、空运、仓储等，主要物流设施包括车站、货场、港口、码头、机场、铁路线、公路、仓库等。充分整合物流运力资源、合理设置物流设施、发挥整体合力、避免存量资源闲置和增量资源浪费是其重要的设计原则。

2.物流装备制造业

这是物流生产力中提供劳动手段要素，提高整个物流系统装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产业，大体上可划分为集装设备生产行业、货运汽车生产行业、铁路货车生产行业、货船行业、储存与搬运设备制造业等。物流装备制造业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整个物流系统装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产业。

3.物流信息业

这个产业由提供物流系统软硬件及系统管理等产品与服务的行业组成，是计算机系统技术和通信技术在物流领域的有机结合。信息网络技术是现代物流的生命线，它通过信息传输与客户、制造商、供应商实现资源

共享，对物流各环节进行实时跟踪、有效控制与全程管理。没有现代化的信息管理，就没有现代化的物流。

区域物流产业的性质

物流产业涉及多种行业，它具有三个性质，即基础性、服务性和综合性。

1.基础性

物流产业是基础性产业。物流对所有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都有影响，它通过运输、仓储等生产、流通条件与手段对国民经济起基础性作用。物流产业通过不断输送各种物品使生产者获得原材料、燃料、零配件；以保证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又不断将产品输送给不同的需要者，使这些需要者的生产、生活得以正常进行。这些互相依赖的关系需要物流维系，国民经济也由此得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基础性有时也可以看作战略性，物流要素中的许多重要载体如铁路、邮政、电信等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国民经济、人民生命财产及国防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部门。

2.服务性

物流产业是服务性产业，它本身并不提供物质产品，而是为顾客提供专业化服务。说物流产业是服务性产业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就供应链与客户的关系而言，物流产业强调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实现由供应方到需求方的高效流动；二是就物流服务供需双方的关系而言，物流产业强调增值服务，仓储、运输等基本功能之外的附加服务是物流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3.综合性

物流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它既是一个庞大的纵向经济领域，也是一个为其他所有经济领域服务的横向经济领域，横跨多个基础性、服务性行业，涉及并影响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区域物流产业基本特征

区域物流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地区物流、地方物流，主要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空间资源分布的差异性

空间资源分布的差异性是形成区域物流的经济基础。空间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是天赋的，如土地、山脉、河流、湖泊、海洋、森林、矿产、耕地、水源、日照、风雨雷电等，并非人力所能轻易改变；社会资源指劳动力、资金、科技教育、各种知识、经营管理、专门人才、工艺水平、文化习俗、风土人情乃至思想观念等，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各地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每个不同的区域都存在由特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所构成的空间资源。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空间资源分布都不可能完全等量、均质，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区域物流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当然，在一个物流区域内部，空间资源分布也是有差异的，但大体相同，否则就不会成为同一个物流区域了。

2.物流发展程度的差异性

物流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是划分物流区域的重要标准。物流服务水平的高低总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因此，物流区域的划分主要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而经济发展程度又主要考察GDP（GNP）、人均GDP（人均GNP）、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社会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程度相差悬殊的地区将形成各自不同的物流区域，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物流区域内部，物流在不同地方的发展程度是相近的，而不同的物流区域其物流发展程度往往差距很大。物流发展程度与空间资源分布状况联系紧密，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物流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充足的社会资源则是提高物流发展程度的经济基础。

3.物流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毫无疑问，区域物流尤其是地区物流、地方物流，作为区域经济大系统的子系统，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每个区域或地区都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区域物流的形成与物流水平的提高是区域或地区经济利益的反映，因而，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物流竞争是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应当受到鼓励、保护和正确引导。但在一国之内，区域物流应当接受国家宏观调控，相互之间的支持，帮助也是必要的。即使经济发达地区，长期以来也得到了经济落后地区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等多方面的帮助，其发展起来后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帮助也是义不容辞的；另外，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也会产生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4.物流系统的完整性

阴生与阳生植物形态结构差异分析 篇3

关键词：阴生植物；阳生植物；外部形态；解剖结构

中图分类号：S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12-18-1

由于所处环境不同，阴生植物接受光照少，获得水分多，所以植物形态结构倾向于湿生形态；阳生植物接受光和热较强，获得水分相对较少，所以植物形态结构趋向于旱生形态。即使同种植物处于阴生和阳生两种环境下，不论是外部形态特征还是内部解剖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1 阴生植物与阳生植物外部形态的差异

阴生与阳生环境通常影响植物对光和水分的利用，光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必须条件，水不仅是植物原生质的组成成分之一，还是维持正常的膨压及生理活动等所必须的物质，二者是植物形态建成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光和水的改变会明显影响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征。

1.1 地上部分的形态差异

阴生环境下的植物生长可获得大量的水分，所以植株较发达，地上部分往往高大粗壮，植株叶片较大而薄；而阳生植物由于常年经受干旱环境的胁迫，植株往往矮小，叶片一般较小而厚，增强了其储水和光合作用的能力。旱生的肉质植物，如景天，其叶肥厚多汁，而仙人掌等植物叶部退化茎部肥厚多汁，这些植物往往具有很多的薄壁组织，从而提高了植物储水和耐受干旱的能力。

1.2 地下部分的形态差异

阳生植物根系较阴生植物根系发达，根冠比要较同种阴生植物的比值高，这是因为阴生环境下水分含量高，土壤通气能力减弱而抑制根系生长，而地上部分获得相对较多的水分而生长旺盛，因此根冠比降低；而阳生环境下，温度高，水分含量减少，会导致地上质量相对减少，地下部分质量相对增加，所以根冠比增加。这种外部形态的差异是为了从地下吸取更多的水分和减少地上部分水分的蒸腾作用，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

1.3 木材横切面的差异

阴生植物，由于水分充足，木材的形成层活动旺盛，因此次生木质部形成层的细胞往往壁薄而径大，其木材横切面质地往往比较疏松且色泽稍浅；而阳光充足的干旱条件下，形成层活动变弱，次生木质部形成层的细胞壁厚径小且管胞数目增多，因此阳生环境下的木材横切面通常致密且色泽较暗。

2 阴生植物与阳生植物内部解剖结构的差异

相对于阴生植物，阳生植物通常受到干旱的胁迫，阳生植物通常会被诱导形成适应于环境的内部结构特征，不同的植物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变化。

2.1 叶片结构的变化

叶在植物的生活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主要的生理功能是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叶片是由表皮、叶肉和叶脉三种基本组织构成的，表皮具有较多气孔。相对于阴生植物的叶片而言，阳生植物叶片为适应干旱逆境往往会特化出以下的结构特征：表皮角质层加厚，发育良好的角质层不仅可以反射强光，减少蒸腾失水，降低植物体体温，缓解生理干旱，具有较强的保水能力，同时又加强了对自身的保护，减少了外界环境中细菌的侵染。此外，阳生较阴生植物叶片表皮细胞的气孔数目明显减少，或大多数处于关闭状态，且气孔下陷，孔下室变大。这些植物叶片上的特化结构都可以减少水分的蒸腾，从而更好地拮抗干旱环境。

2.2 叶绿体及光合能力的差异

阴生植物较阳生植物叶绿体内的基粒要大，基粒片层数多，且前种植物较后种植物体内的叶绿素含量高，阴生植物叶绿素b的含量较a多，能够吸收更多的蓝紫光。因此，阴生植物较阳生植物更能充分的利用较弱的和波长较短的光，所以阴生植物的光饱和点更低。

2.3 维管束的变化

在植物的叶柄及茎中分布着大量的维管束，大量实验表明，阴生植物体内维管束不如阳生维管束发达，且导管细胞直径小于阳生导管细胞直径。阳生植物较阴生植物需要更多的导管分子形成管孔链。在有些植物体内，如稠李，阳生环境下的维管束较阴生发达且发生三束相连的现象。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与其生活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阴生植物接受光照少，且环境潮湿，水分充足，而阳生植物所处环境干旱缺水，所以阳生环境植物较阴生环境植物更需要发达的导管分子，才能维持干旱条件下植物体内水分的含量及代谢的平衡。

2.4 晶体数目的变化

无机盐常形成各种晶体存在于植物细胞内，其在植物体内分布广泛，在多种器官中均能发现。然而，不同植物以及同种植物不同部位的晶体在形状和大小上都有很大区别。晶体一般认为是代谢废物，一旦形成便避免了对植物细胞的毒害作用。

3 结语

环境对植物的形态建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外部形态还是内部解剖结构，以及生理生化作用。探究阴生植物与阳生植物的形态及结构差异，不仅为研究植物形态建成与环境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参考，还为植物栽培，园林绿化，生产应用等提出启示。然而，植物结构适应不同环境变化的分子机制，以及如何筛选抗旱基因还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作者简介：王丽芳，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植物解剖结构。

辽宁省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分析 篇4

一、城乡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分析

1. 城乡居民的总消费支出数额存在很大差距。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 从1995年至2008年, 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较低, 城乡消费水平反差强烈, 城镇的消费支出维持在农村消费支出的三倍左右, 农民对于消费的贡献率较小, 辽宁省的消费市场主要还是面向城镇居民。

2.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有相近的变化趋势。

1985年至2007年,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大体趋势相近, 城乡居民的食品类和衣着类消费支出比重同步持续下降, 居住的消费支出趋于平稳, 而教育娱乐方面消费比重则均呈上升态势成为消费的新热点。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85年的52.2%下降到了2007年的36.3%, 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由57.8%下降到43.1%, 都已达到小康水平以上。由此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的生存型消费正在逐步减少, 而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则正在上升, 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都处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消费领域日趋拓宽的转型时期。

然而, 我们必须看到, 尽管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相近, 但实质上还有很大差别。原因在于尽管城乡居民的收入都保持较快增长, 但由于分配不均匀,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而个人的消费需求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因此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不尽相同。

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1. 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一直高于城镇居民。

从数据可以看到, 农村食品上的消费比例一直高于城镇食品的消费比例, 但趋势有所减缓。由于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使得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减慢, 人们用于食品等消费仍过高而享受型的消费仍处于较低水平。

2. 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较比城镇居民有一定差距。

一直以来, 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低于城镇居民。虽然具体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城镇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例高出农村3倍到2008年比例基本持平, 但是从总量上看, 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仍然很低。分析其原因, 主要还是在于收入分配不均衡, 农民的购买力低, 在收入刚刚满足其基本生活的时候, 农民并没有足够的收入去花费在享受型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上。

3. 城乡居住消费所占比例有很大不同。

居住方面, 城镇人口的居住消费所占比例并不大, 而农村居民对于居住的消费却一直维持在10%-20%的较高水平上, 而对于农民来讲该项消费的主要部分并不是对于房屋的装修等享受型的消费, 而还是要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必需消费, 所以进一步说明农民的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较之城镇仍有所滞后。

4. 农村居民的交通和医疗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居民。

交通方面, 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方面的消费一直以来均接近农村居民的3倍左右, 差距悬殊, 更体现了农民购买力低。尽管农民收入有所增多, 但是仍无力支付起其基本生活以外的享受型消费品, 说明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未完全进入小康状态, 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利润较少, 面向整个农村市场的消费品供给结构并没有实现多样化、多层次化, 不能满足农民对一些新型消费品的需求。

同样, 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差距也很显著。由于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健全, 加之农民长久以来形成的消费观念, 多数农民并不重视医疗保健, 也不敢放开消费, 而医院的费用对农民来说相对过高。虽然医疗有新农合作保障, 大病能报销60%, 但前期住院费筹措和没有报销部分仍然是个大问题。导致农民储蓄意愿不断增强, 消费倾向不足。

三、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方法及意义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辽宁省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均有很大改观, 人们的消费层次对比十几年前有所提高。但其中出现的问题不容忽视, 例如城乡消费差距拉大, 消费品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对于这些问题, 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来解决, 并不能一味地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忽视其中已经存在或潜在的问题, 尤其是农村方面的问题。

对此, 政府应改革收入的分配机制, 使农民的收入有进一步的提高。第一, 让更多的农民投入到第二﹑第三产业, 让农民的收入渠道增多。农民只有在温饱问题得到充分解决的时候才会考虑到其他消费, 消费结构才能优化升级。第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很重要, 尤其在医疗方面和教育方面, 国家应给予农民更多援助。第三, 政府要积极引导消费, 大力倡导现代消费观念, 鼓励消费。政府还应鼓励企业多开发面向农民的新型消费产品, 让农民在观念上有所改变, 主动去转移其消费重心, 而不要让农民在即使收入增加的情况下, 却仍不愿改变消费习惯, 而是宁愿储蓄起来。

发展结构差异分析 篇5

关键词：金融脱媒；银行信贷；融资结构；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08-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02

一、引言

随着金融脱媒的逐渐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发展以及金融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各种金融工具不断推陈出新， 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宽。同时在2012年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出现利用直接融资工具替代贷款趋势，企业信贷与债券融资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债券市场而非传统银行贷款渠道流向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自2003年起，企业通过境内或境外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而由于直接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对银行的贷款业务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随着企业直接融资额的不断增加，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2003年的85.1%降至2011年的58.2%，同时不同的区域融资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11年债券融资等在配置资金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显著提升。企业债券净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0.6%，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基于金融脱媒背景的融资结构的变化是否是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区域金融发展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区域金融的发展不仅直接反映出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还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区域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区域金融的运行机制，对维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二、文献综述

Hester（1969）认为脱媒代表了从使用中间人的服务向一个或者没有金融交易存在或者金融交易是最终的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直接的双边交易的基本体系转变[1]。AiifMian、Ami sufi（2008）首次将金融脱媒与美国次贷危机相联系，运用经验模型，结合美国主要地区的数据，认为正是金融脱媒程度的不断加剧导致了信用膨胀，最终引发了危机，以崭新的视角分析此次金融风暴的根源[2]。Gary等（2008）为代表，认为脱媒形式本身是一种有效的融资途径，但脱媒环节和脱媒工具中存在瑕疵。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监管者应当像关注银行机构一样关注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加大监管，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3]。巴曙松（2006）从金融中介功能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金融脱媒的形成和趋势，并结合国情提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4]。唐旭（2006）认为在我国还未出现真正的“脱媒”，但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的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金融脱媒过程的启动，商业银行应对金融脱媒的机遇要大于挑战[5]。李扬（2007）认为金融脱媒是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不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的现象，而“媒”就是金融中介机构[6]。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国内学者关注已久的课题。刘红忠、郑海青（2006）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法对1985—200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 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大的结论， 同时发现金融体系中银行的比重越高， 经济发展越是落后[7]。杨晓敏、韩廷春（2006）得出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影响[8]。林毅夫等（2007）将产业融入金融结构变化的观点，从要素禀赋角度揭示了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所需具备的最优金融结构[9]。

三、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差异

（一）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宏观比较

“十一五”期间，债券融资快速上涨，并呈现超越股票融资之势。“十一五”时期，我国企业直接债务融资产品的发行量达5.05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债券融资一直低于股票融资额，自2005年开始债券融资额开始大幅增加，2010年东部地区债券融资量高于股票4431.77亿元。从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资产规模前100名企业的融资结构来看，2005—2010年债券融资占比已从8%上升至23%。债券市场已成为中央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满足了这些企业超过50%的融资需求。在社会金融资源总体有限的约束下，大型企业债券融资比重的上升可以将信贷资源腾挪出来，这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创造了空间。通过这种资金供求结构的再匹配，满足了不同层面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

2011年东中西部①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贷款、债券和股票融资额总体保持稳定，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银行贷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占比下降6.2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占比进一步提高，主要是债券融资占比提高7.2个百分点，股票融资占比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全国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资金配置效率提升明显。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地区新增贷款同比分别下降 13.8%和4.8%，西部地区小幅增长3.0%。各地区债券融资同比增速均高于30%，北京、辽宁等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股票融资同比正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在各种融资方式中占比均维持较高水平。其中，债券融资东部占比提高0.9 个百分点，西部下降1.2个百分点，中部、东北部基本持平，股票融资各地区占比保持稳定。

（二）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微观比较

用微观视角，从东中西部的典型省份着眼观察区域融资结构的变化。本文选择北京、河南、贵州分别代表东、中、西部省份，来考察其融资结构的差异性。

从北京、河南、贵州三个省份比较来看，北京地区的融资结构已经由以间接融资为主演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在北京的央企逐渐把债券融资作为融资的首选。而中部的河南和西部的贵州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需求仍然旺盛。以河南为例，2010年河南仅有9家企业获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共计15支，金额95亿元，新增股票融资173.64亿元，地方债93亿元，直接融资规模达到13.6%。西部的贵州省基本依靠银行信贷融资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四、融资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

既有的研究已经证实，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货币创造功能差异巨大，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直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扩张过程中的货币派生情况。从我国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直、间接融资活动的货币创造功能显示，直接融资活动的货币创造效能仅为间接融资活动的53%左右。首先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来推导不同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基本形式为：

Y=AL？琢K？茁？滋 （1）

其中，Y是经济增长；A是技术系数；L是投入的劳动力；K是投入的资本；？琢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茁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滋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式（1）表明，决定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是新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在？琢+？茁=1即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于经济产出来说，Y代表的是GDP增长率。假定经济繁荣期企业资本形成的来源主要是外源融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形成规模扩张及劳动要素投入。为了分析简便，假定企业内源融资稳定（即内源融资数量为常数），则社会资本形成规模等于当期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规模，即K=Kd+KL。其中Kd为直接融资额；KL是间接融资额。从直接融资种类及比重来看，我国债券市场获得了爆发式增长，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从2005年起超过股票融资，2010年债券融资规模已经达到股票融资的3.3倍，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的比重已经达到76.9%。为了分析的便利，将债券融资作为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分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假定新就业劳动力数量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规模，则GDP增长率主要取决于K=Kd+KL，得出：

Y=AL？琢（Kd+KL）？茁？滋 （2）

Kd、KL的实际规模受一系列市场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因素。根据货币派生模型，派生的货币都是由银行通过发放贷款这一渠道注入的，假定银行实行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对新增存款缴存一定比例的法定准备金，银行间建立了清算体系，只需保留一定比例的超额准备金以应对所创造的存款的提款需要。

新增存款出现后商业银行以固定比例rD、rE提取法定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同时有比例rC的资金流出银行体系、保留在公众手中，剩余部分比例为1-（rD+rE+rC）用于发放贷款。贷款发放采用非现金方式，且直接转化为银行新增存款。其中？着=（rD+rE+rC）为新增贷款中不进入下一轮货币派生过程中的比例。用MB表示基础货币，因此得到由基础货币派生的存款量为：D=MB/？着，现金量为：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模型，GDP增长率则主要取决于直接融资规模、基础货币和非派生存款比例等共同决定的社会融资总量，即

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量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在内的社会融资总量与GDP增长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社会储蓄转化为资本品的过程即资本形成，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性因素，资本形成规模扩张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规模的扩大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是经济增长的共同条件。同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能推动GDP的增长，但货币创造功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考虑到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导致的金融种类增加、金融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增强及专业人才成长等多方面的因素，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就会比间接融资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

五、金融脱媒下融资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以银行为主导，向间接融资倾斜，银行在储蓄和投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以债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则相对滞后。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在经济生活中地位逐渐上升。本文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便于比较不同的融资结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基本模型及数据来源

lnPGDP=c+a1*lnCredit+a2lnStock+a3lnbond+？着 （5）

通过对中东西部2011年融资结构的比较研究可知，以银行贷款表示的间接融资仍是中东西部三个地域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股票类融资、债券类融资虽有较快增长，但占比仍较小。本文针对融资结构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深入探讨这三种融资模式分别对本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何种作用。在自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将东、中、西部的主要金融资产划分为银行贷款、股票融资和债券类融资。其中，用金融机构贷款年末余额表示银行信贷融资；由于股票市值波动性较大，本文用历年股票筹资额表示股票融资（Stock）；用债券筹资额表示债券融资（bond）。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本文沿用通行做法，以人均GDP表示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银行贷款数据来自1994—2006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数据， 股票、债券来自wind 数据库，2006—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人均GDP、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做单位根检验，其检验一般方程式为：

其中，a为常数项；△表示差分；？滋t表示白噪声残差。原假设H0：？浊=0，如果变量不能拒绝有单位根，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随机趋势，反之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序列是平稳的。被检验序列是否含有截距项与时间趋势根据被检验序列图形确定，由于本文中使用的变量缺口为比值形式，因此不包含明显的时间趋势，变量最优滞后期由Eviews6.0软件跟据赤池原则自动确定。ADF检验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人均GDP、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值均小于相应的Mackinnon临界值，拒绝了存在一阶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缺口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Value值均小于0.05，通过检验，表示所选取的三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区域人均GDP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调整后的值为0.5746，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F值为21.5672，相对应的P值为0，因此显著的F值表明，人均GDP与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验证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选择不同的滞后期会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本文经过实际操作的验证，发现滞后期为2个年度时，得到的效果最理想。因此，本文选择滞后期为2个年度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检验结果，可以拒绝人均GDP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不能拒绝银行信贷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银行信贷构成了GDP增长的原因，而GDP增长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了反映融资结构变化的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直接的影响，融资结构的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变化。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中东西部融资结构发展不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较大。从区域融资结构的横向比较和实证研究来看，不同的融资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融资额地区分布来看，各种融资方式均维持“东部高，中西部、逐渐降低”的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结构上已经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并且东部直接融资对经济的贡献度优势开始逐步显现。中西部地区对银行信贷的融资需求依然旺盛，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然保持绝对优势。

（二）政策建议

实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信贷与资本市场都是区域经济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离不开来自银行体系的资金支持。银行体系庞大的资金规模和广阔的业务覆盖面，决定了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另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应更加重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对缓释和分散系统性风险有积极作用，而且资本市场在提供资金支持中所产生的促进企业治理结构完善、确保资金有效使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等正外部效应，也是信贷市场所难以具备的。因此，作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强劲的一股力量，资本市场也不可或缺。

根据区域融资结构的不同，银行信贷应更多向中西部倾斜。从东中西部的区域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更多的开始由过去的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并重，中西部地区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融资。随着国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未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将继续领先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将成为银行业竞争的主战场，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西部地区2011年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和机构网点数占比均比上年有所提高，重庆、陕西和四川是外资银行新进入的主要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应把握形势，提前谋划，积极布局中西部网点，做好业务发展的渠道建设，把信贷资源优先向中西部倾斜。

根据实体经济需求鼓励、推动金融创新。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发展资产支持票据、信用缓释工具、市政债券、高收益债券等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产品，加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创新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市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这一根本目标，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将极大地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保障金融改革的顺利推进。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Donald D Hester.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 and policy [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1969（l）.

[2]Atif Mian， Amir Sufi.The consequences of mortgage

credit expansion：Evidence from the 20O7 mortgage default Crisis [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8（3）.

[3]Gary，B Gorton.The panic of 2007[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8（5）.

[4]巴曙松，陈华良，李品.“脱媒”与商业银行业务模式转型[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5]唐旭.多层次金融市场与金融脱媒[J].中国金融，2006（14）.

[6]李扬.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J].经济研究，2008（8）：4-15.

[7]刘红忠，郑海青.东亚国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6（5）.

[8]杨晓敏，韩廷春.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金融与经济，2006（6）.

发展结构差异分析 篇6

由于路面结构是以整体的形式存在的,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存在问题都将会对路面结构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路桥过渡段出现路面开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土基的原因

路基在公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起着巨大的支撑作用, 承载着路面带来的压力, 这就要求其具有很强的强度以及稳定性。而当路桥过渡段的路基发生相应的问题的时候, 如深度不够、软基处理不当、密度不够、填料差异, 若是出现了这些问题, 就会导致路桥过渡段的路面开裂。

2) 基层的原因

基层主要可以分为刚性基层、柔性基层与办刚性基层三种, 我国的基层主要以半刚性基层为主。要正确理解导致路面开裂的基层原因, 就需要了解半刚性基层的结构缺乏, 由于其具有干燥收缩的特点, 所以在其铺就的时期, 随着水分的减少, 你就会产生裂缝。造成其干燥收缩的原因比较多, 主要包括水泥用量过高、标号不对, 施工温度控制不当等。

3) 路面的原因

路面原因造成路面开裂可能因为集料或者沥青的路用性能两个方面。沥青材料由于受到很大的温差的影响, 在自身不能进行调节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开裂的现象;若是集料中的土含量或者砂含量比较高的话, 就可能发生相应的开裂现象。

4) 温度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也会对路桥过渡段的路面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白天的温度比较高, 夜晚的温度比较低, 如果温差过大的话, 将会对路面结构的承受能力造成一定的破坏。与此同时, 伴随着大量的行车作用, 材料在水平方向以及竖向等发生了相应的位置, 由于路桥过渡段接缝的不稳定性, 就会导致面层结构发生相应的断裂, 从而导致自身的结构被拉裂。

5) 荷载过大

长期的超载以及高负荷的行车条件也会对路桥过渡段的路面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经过反复的行车作用, 使得路基的结构长期处于刚性, 没有相应的恢复, 从而就会导致相应路面结构的刚性裂缝。

6) 施工工艺利用不当

虽然我国的路桥施工工艺相较于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有的施工队伍还是不能很好地按照施工工艺流程进行施工, 这也可能造成相应的路面结构开裂问题。

2 路桥过渡段差异沉降原因分析

2.1 结构问题

路面结构是一个刚性工程, 而对于台背部分来说, 固然经过了与其他材料进行了搅拌, 从而起到了一定的加固作用, 但是由于强度、回弹模量等存在着相应的差异, 这也将导致相应的沉降问题。台背后面的素土一般都不会进行处理, 而这就成为了桥台和台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压缩与沉降。虽然桥台、台背处在同一地质层, 但是其结构也不完全相同, 桥台作用地基的压力要大于桥背, 只有足够的摩擦力才能够使其维持稳定的结构, 可是由于台背后面的段落有刚性、半刚性、塑性、弹性这样的差异, 来来往不断的行车作用下, 就造成了相应的沉降现象。

2.2 设计问题

在对路桥过渡段进行设计的时候, 缺乏对于桥台结构到一般路基这个过渡过程中材料的差异, 钢筋混凝土表现出很大的刚性, 石灰土以及级配沙砾表现出很大的半刚性, 一般素土表现出很大的弹性, 而这些相互存在着很大却别的土壤。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 只有对其结构进行相应的了解, 才能避免发生相应的沉降问题。

2.3 施工质量问题

施工质量的问题也是导致差异沉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由于在对台背以及U型桥台的施工过程不中, 往往会出现由于工作面比较狭小导致重型压路机无法进行施工的问题, 又要顾及到施工机械对于混凝土结构的影响, 所以在接近桥台边缘的部分往往会存在紧实度不够的问题。这样就导致了在后面填方的时候容易产生相应的竖向的固结变形, 也就是这个施工上的质量问题, 就会导致日后的沉降问题, 造成台背和路基之间出现台阶并伴随着沉降现象。

2.4 台后填料渗水

由于台后填料渗水, 往往会出现相应的侵蚀以及变形现象, 在桥台与台后的填方之间, 由于自然降水的影响, 很容易形成渗水现象, 从而导致了侵蚀以及软化, 从而导致了沉降变形。

2.5 台背调料的原因

在对台背进行填筑的时候往往中部用沙砾, 两侧用包边土, 而这种结构对于水的下渗有利而不利于水的排除, 在水的下渗作用下, 就造成了台背结构变坏, 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相应的差异沉降现象。

3 结论

路桥过渡段一直是道路桥梁施工的重要难题,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于道路桥梁过渡段常见病害的理解,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管理和维护。本文通过路面结构开裂以及差异沉降这两种常见的病害产生原因的分析, 旨在能够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到路桥过渡段产生病害的原因, 能够对人们处理这样的问题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近些年来, 才出现危桥等相关新闻, 这与路桥过渡段出现的问题不无关系, 只有真正掌握其产生病害的原因, 才能更好地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促进我国道路桥梁建设和管理事业的发展。

摘要：道路桥梁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只有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才能更好地进行道路桥梁建设。在道路桥梁过渡段往往会出现路面结构开裂以及差异沉降现象, 为了更好地处理桥梁过渡段的这些问题, 就需要对这两种现象进行及时的了解, 才能更好地解决路桥过渡段所面临的技术问题。本文通过对路桥过渡段的路面结构开裂以及路桥过渡段的差异沉降的分析, 旨在使人们能够对路桥过渡段出现的这些常规问题, 更好地指导实际的道路桥梁施工。

关键词：路桥过渡段,路面结构开裂,差异沉降,分析

参考文献

[1]刘萌成, 朱洪州, 彭卫兵.桥台后路堤多级加载下黏弹性饱和成层软土地基一维固结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4) .

[2]张军, 郑俊杰, 马强, 董友扣.路桥过渡段路堤加筋现场试验和数值模拟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9) .

[3]曾杰, 王业涛, 毛正君, 杨晓华.土工格室柔性搭板在攀田高速路桥过渡段的应用[J].公路交通科技:应用技术版, 2010 (8) .

发展结构差异分析 篇7

关键词：农民收入结构,区域差异,政策效应,新疆

一、新疆农民收入变动分析

1、新疆农民收入变动的纵向分析

新疆农民收入的变动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从新疆农民收入的总量规模角度,另一个是新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时间区间为2000年后的12年时间。该阶段新疆农民收入总量规模变动特征如下:一是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增长幅度高。在十二年内从2000年的1618元增加到2012年的6393元,净增4775元,绝对量增长幅度为2000年的3.95倍。二是年均增速比较快。2000年到2012年的十二年内的年平均增速为12.13%。而且2000年后的年增长速度呈现出递增的增长趋势。三是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后的三年内,农民纯收入绝对量每年基本实现800元以上的高增长。这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各年份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各年份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从增长速度来看,新疆农民收入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新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但不稳定。2000年后新疆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出现两次大波动,分别在2004年,另一个出现在2008年,2010年后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二是存在大起大落的趋势。最高增速达到2010年的19.5%,最低增速为5.01%。三是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后进入了在17%以上的快速稳定增长期。具体请看图1。

2、新疆农民收入的横向分析

为了弄清新疆农民收入和全国农民收入水平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差距变化向着收敛还是发散的趋势,该趋势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等,本文从总量规模差异和增长速度差异进行分析。从总量规模差异来看,一是绝对规模差异呈现的扩大趋势,但差距扩大幅度减少。2000年全国平均水平和新疆平均水平的绝对量差异为635元,到2005年时这一差异变为773元。到2010年时差距扩大为1277元。到2012年时这一差距变为1523元。但从差距的净增幅度来看,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以后,绝对差异虽然扩大, 但是扩大幅度开始缩小。二是全国平均增长幅度为3.51倍,新疆平均增长幅度为3.95倍。从年平均增速来看,全国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03%,新疆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3%。进入2000年后,新疆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全国和新疆人均农民收入总量规模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基本表现为新疆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存在拉距离落后的趋势。但是这种差异只能通过加速新疆的农收入增长速度来加以消除,为了弄清这一趋势是否存在,根据全国和新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做了一个增长趋势图,具体请看图2。

图2说明如下事实。一是无论是全国还是新疆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都表现为波动性增长只是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二是进入21世纪后新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其余年份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从绝对数据来看,2012年后这一绝对差异出现微弱的递减增长趋势。图形上表现为一个下降拐点。但是这一点并不是一个稳定点。这种下滑点在2003和2004年都出现,但迅速表现为上升趋势。因此目前无法下一个结论,说明出现一个差距收敛的拐点。

二、新疆农民收入结构差异

1、新疆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一般说明农民收入形成的主要途径。一般通过家庭经营途径、提供劳动所获的工资性收入、 提供土地和资金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和我国特殊归类的转移性劳动收入部分组成。这四条途径在不同的阶段所占比重不一样。一般而言,发展初期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高于70%,中期阶段高于40%但低于70%,进入持续稳定增长阶段所占比重一般低于40%。这就说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演变成依靠工资和其他财产来维持生计的新型农民。为此本文对新疆2000年后的四个时间段进行了分析。具体请看表1。表1说明,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结构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比较大,在2012年时,该收入所占比重还是在66%以上,但从纵向比较来看,从2000年而言下降了13%。相比之下,新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在12年内比重仅上升9%, 而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其比重上升了近14%。新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中,转移性收入已经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工资性、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在整个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从原来的不足12%上升到近34%,说明新疆进入21世纪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调整比较迅速。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比重来看,新疆农村经济正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转向中期阶段的早期阶段。

2、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

新疆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十分直观的说明新疆农民收入持续提高的领域或努力方向。上面的分析只是对新疆2000年后的四个时间段数据进行了总量分析。具体数据请看表1。

(数据来源:新疆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各年份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表1说明了如下事实。一是新疆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高,但这种差距逐步缩小。 二是新疆农民纯收入来源中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纵向比较发现,全国同类收入所占比重仅增6%,而新疆同类比重增长幅度达到14%。三是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的比较中发现新疆农民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程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表现为扩大趋势。此外,目前全国农民平均出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占到了45%,新疆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水平刚刚超过15%,说明了新疆农民收入水平的非稳定性、不可持续性的原因。

三、新疆内部区域收入结构差异

1、新疆农民收入增长的区域差异

目前新疆内部经济区域已经出现南疆、北疆和天山北坡一带等三个大区域,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区域带动整个新疆经济发展。北疆两个地州和南疆三地州作为欠发达区域,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本文对三个区域的昌吉、喀什和伊犁州直属这三个典型地州农民收入的人均总量和增速情况做一个分析。具体情况请看表2。

表2说明如下事实。一是这三个区域中昌吉州和阿勒泰直属县市是拉高新疆平均量的边际区域。而喀什地区作为拉低平均量的边际区域。说明新疆提高农民收入的重点区域和难点区域还是南疆,尤其是南疆三地州。二是从绝对规模的增长幅度来看,2012年时昌吉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2000年的4.17倍。喀什地区和阿勒泰直属区域同一时间段的增长幅度分别为4.76倍和3.86倍。三是天山北坡一带的农民收入与其他两个区域的农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趋势。四是从增长速度的稳定性角度来看,喀什地区增长速度表现为剧烈大起大落趋势。相比之下伊犁州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增长质量最好的还是昌吉州和伊犁州。具体请参看图3。

2、典型区域农民收入结构差异

为了说明新疆内部出现的农民收入人均总量差异和增长速度差异,我们对上述三个典型地州市农民收入来源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数据请看表3。

表3说明了如下事实。一是上述三大区域中所有的区域都依赖于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均高于70%以上,属于发展初期阶段特征。二是十年内伊犁州直属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优化程度高于其他任何区域。反而昌吉州农民收入来源结构表现为不合理。三是喀什地区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初步实现多样化,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幅度最快。四是伊犁州直属农民收入来源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下降速度快,说明了伊犁州直属增长速度质量好于其他地州的原因。从绝对量规模来看,昌吉州所有收入来源总量均高于其他地州。五是上述区域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不同幅度的下降,表现出合理化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为喀什地区,近15%,其次为伊犁州直属,近14%,最后是昌吉州,下降幅度为3%。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各年份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四、新疆农民收入的政策效应分析

为了说明新疆农民收入提高的政策差异,本文对1988年到2012年这24年的数据进行了一个虚拟变量分析。本文假设,2000年后中国农民问题作为重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2000年以前改革的重点在于城市和工业,对农业领域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扶持并不多。因此对2000年后的政策效果做一个分析。

对24年的新疆农民人均收入序列数据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12年作为无政策变量的年份,以0表示,后12年作为政策变量年份,以1表示,构造简单的单变量模型对此进行Anova回归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API=B+D+U

其中API为新疆人均农民纯收入,B为常数项,D为虚拟变量,U为随即干扰因素。

(数据来源:根据 SPSS 软件包回归分析得出的数据进行整。)

对数据进行回归后数据表4如下:

以方程方式表述为:

这就说明,进入21世纪后新疆以西部大开发为大环境,以南疆三地州为重点,以农民收入提高为核心实施的三农扶持政策效应很大。政策效应的虚拟值系数为2225.59,且通过T检验和F检验。整个方程判决系数为0.719,D-W值在可解释的范围之内。说明该方程拟合度较高,方程结构很好,参数预测能力很强,政策效应明显。实施这一政策至少形成2225元净收入增长效应。

五、结论

第一,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快,尤其是进入2000年后增长速度表现极快,实施跨越式发展和十九个省市对口援疆后增长速度达到17%以上的高速度。这就说明新疆农民收入肯定会实现跨越式增长,后来居上。

第二,新疆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差距还是存在,而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前十年内这一差距继续扩大,但是十五年后出现缩小,20年后新疆实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新疆内部三大区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差异比较大,而且这一差异并不是因为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事实而相应缩小,反而出现差距扩大至趋势。增长速度角度来看,南疆地区的增长速度快于北疆地区和天山北坡经济带区域。北疆的增长质量好于南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收入结构优化程度明显低于南疆三地州和北疆农牧区域。说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区域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

第四,造成内部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收入来源结构说明南疆可以通过转移性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工资性收入的进一步提升来实现家庭经营性收入总量不足或对收入持续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就地城镇化,劳动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等政策是有效的。

发展结构差异分析 篇8

某钢管混凝土混合结构如图1所示, 建筑面积11.08万m2, 主要功能为办公、商业。地上52层, 标准层层高4.2m, 平面尺寸42m×42m, 结构高度为230.12m。结构采用方钢管混凝土柱+钢梁+混凝土核心筒体系, 在11层设备层设置高7.4m的外伸臂钢桁架把核心筒和组合柱连接在一起, 另外与外伸臂桁架同一楼层的核心筒也通过设置斜撑构成环带桁架, 16层~17层设置悬挑空中连廊与相邻塔楼相连。其主楼立面图、典型楼层结构平面和外伸臂桁架与环带桁架如图1所示。

外框架由方钢管混凝土柱和钢梁组成, 核心筒由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构成。从下到上竖向结构逐渐收紧;剪力墙外墙厚度由底层的950mm逐渐过渡到顶部的350mm;组合柱截面从底层的1400mm×1400mm逐渐过渡到顶部的800mm×800mm;核心筒混凝土强度等级从底层的C60逐渐过渡到顶层的C50。

二、计算原理和施工情况

根据CEB-FIP (1990) 规范计算出混凝土随时间变化的弹性模量、徐变和收缩。在计算中, 使用等效弹性模量考虑混凝土弹性压缩和徐变产生的变形。

为了较为真实的模拟弹性模量、徐变、收缩随时间的发展, 以每5层为一组, 将整个结构分为11个不同的组。假定整个结构以组为单位向上施工;按照施工进度, 取每组施工时间的中间时刻, 计算出相应的弹性模量、徐变、收缩;然后转换为等效弹性模量。就整个结构来讲, 随施工的不断进行, 其中组的弹性模量、徐变和收缩也不断变化, 并且结构与荷载也是逐个组向上施加。因此, 按照施工顺序建立11个不同施工阶段的结构模型, 这样, 同一个组在不同施工阶段的模型中有不同的弹性模量、徐变和收缩值, 同时也实现了按照施工顺序加载计算结构的竖向变形与差值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力。不同竖向构件的轴向压应力差异在结构模型中被自然考虑。

由于主体结构外包玻璃幕墙, 核心筒剪力墙和周边组合柱的温度差异不大, 本文不考虑温度变化对结构竖向变形差的影响。

在计算混凝土随时间变化的弹性模量、徐变、收缩时, 需要明确施工中材料、环境条件、施工进度、施工顺序等情况。下面根据实际情况和工程经验对此做出假定:核心筒剪力墙和钢管混凝土柱中使用的水泥为快凝高强水泥 (RS) ;本工程施工环境相对湿度取为70%;混凝土的加载时龄期取为10天;施工速度取5天一层;施工时恒载、附加恒载一起加上, 忽略施工活载, 活载在结构封顶半年后一次性加上;伸臂桁架的施工安排是首次施工到伸臂桁架时先临时固定, 待竖向变形基本稳定后再对伸臂桁架终固。表1、表2分别列出了施工阶段的分组及各节点的信息。

三、竖向变形分析结果

(1) 施工阶段模型与整体模型对比

整体模型考虑每层荷载同时施加, 得到结构构件的竖向变形累积增加, 在结构最顶层位置出现竖向位移最大值。而建筑物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是一层一层进行施工的, 荷载也是每层分别进行施加, 而且对施工前变形进行标高补正, 得到的构件变形也更为符合实际。施工阶段模型在刚度和荷载两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结构竖向变形的楼层分布曲线大致呈鱼腹型, 而整体模型结构竖向变形随着楼层的增大而增大。施工阶段模型分析更能较为准确的模拟和指导现场的实际施工过程。图2为典型楼层结构布置平面图及典型柱位置。模型编号如表3所示。图3为C1与W1的竖向变形及差异沿楼层的分布。

图3给出了两个模型下结构封顶时C1和W1的竖向变形量及变形差的楼层分布。

从图3中可以看出, 在施工阶段模型中, 结构的最大竖向变形既不出现在结构顶部也不出现在结构底部, 而出现在结构中部偏上的位置。

(2) 典型楼层竖向变形时变结果

表4、表5给出了结构不同楼层的竖向变形及差异以及随时间发展情况。

图4给出了第30层的组合柱和核心筒竖向变形随时间的发展。

从表中和图中可以看出弹性收缩变形在结构施工结束之后就不再变化, 收缩徐变则随时间继续发展, 并且呈现出先快后慢的趋势, 在结构投入使用4年后 (开始施工约2000天) , 竖向变形基本趋于稳定, 收缩徐变引起的变形基本完成。结构封顶时, 弹性变形占总变形的70%左右, 随着时间的发展, 最终混凝土收缩徐变等非弹性变形会超过弹性变形。

四、核心筒与组合柱的下料长度调整

在施工过程中, 竖向构件会随着施工的进行而不断发生竖向变形, 而建造单位也会实时测量正在施工的楼层标高并且将其调整到设计标高。如果事先对施工过程中的竖向构件压缩量有个定量的估计, 则可以使得施工中的标高调整工作更加方便, 因为组合柱和芯筒剪力墙中的方钢管是提前加工好的, 在加工方钢管的时候可以考虑到其竖向变形而预留出其压缩量。这里以考虑调整到设计标高为标准, 估算竖向构件的下料长度调整。图5给出了按照计算的组合柱C1, 剪力墙W1在各楼层段下料长度的预调整量, 也就是施工相应楼层段时估算的竖向变形量。

五、竖向变形差异对伸臂桁架内力的影响

为了避免组合柱与核心筒之间的竖向变形差在伸臂桁架中造成过大的内力, 设定的施工情况是在初次施工到伸臂桁架层时先临时固定, 通过伸臂桁架杆件端部的转动或滑动释放组合柱和剪力墙之间的竖向变形差, 使得竖向变形差不在伸臂桁架中产生内力。待竖向变形基本稳定后再对伸臂桁架终固。图6为加强层伸臂桁架布置情况及伸臂桁架编号。表6给出结构封顶后半年、活荷载加上之后, 伸臂桁架由于组合柱与核心筒之间的竖向变形差产生的轴力及轴力应力比。

从表6可以看出, 竖向变形差产生的伸臂桁架内力比较小, 基本不会影响其在抵抗风或者地震等侧向力作用时发挥作用。

六、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某超高层混合结构考虑施工过程, 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影响下, 框架柱与混凝土筒体之间的变性差异问题。在分析过程中, 分别考虑了在重力荷载下的弹性变形, 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分别建立了整体模型和施工阶段模型, 利用有限元程序Midas gen计算得出了以下结论:

(1) 从以上分析可知, 施工阶段模型分析与整体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构构件竖向变形变化趋势差别较大, 施工阶段模型在刚度和荷载两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结构竖向变形的楼层分布曲线大致呈鱼腹型, 而整体模型结构竖向变形随着楼层的增大而增大。施工阶段模型分析更能较为准确的模拟和指导现场的实际施工过程。一般来说, 超高层结构核心筒与组合柱的竖向变形量及竖向变形差的最大值既不是发生在结构顶部, 也不是在结构底部, 而是发生在结构中部或者中部偏上。

(2) 本结构按照常规的施工做法, 把正在施工的楼层实时调整到设计标高, 在结构封顶后半年的时候, 组合柱产生的竖向变形最大约64mm, 核心筒剪力墙产生的竖向变形最大约23mm, 发生在结构的中部;组合柱与芯筒墙的最大竖向变形差可达41mm左右, 发生在结构中部偏上。

(3) 结构封顶之后结构的弹性变形就不再变化, 而徐变收缩继续增长。结构在开始施工2000天左右, 竖向变形基本趋于稳定。在结构封顶时, 弹性变形占总变形的比例较大, 随着时间的发展, 徐变收缩占总变形的比例逐渐增大。

(4) 本文采用调整钢管混凝土柱的下料长度的方法控制结构的竖向变形差。由于施工阶段模型较为接近实际过程, 以施工阶段模型结果计算钢管混凝土柱下料长度的调整值。本结构为52层, 高度230.12m。若控制结构封顶时的竖向变形差, 可在实际施工时, 每隔10层做一个单元, 对钢管混凝土柱的下料长度增大3.2mm。若控制结构封顶10年时的竖向变形差, 可在实际施工时, 每隔10层做一个单元, 对钢管混凝土柱的下料长度增大5.5mm。

(5) 为了避免组合柱与核心筒之间的竖向变形差在伸臂桁架中造成过大的内力, 在实际施工时, 让伸臂桁架首先临时固定, 等到竖向变形基本稳定后再把加强层的伸臂桁架终固。这样竖向构件的变形差在伸臂桁架中产生较小的内力, 基本不会影响其在抵抗侧向力时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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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结构差异分析 篇9

新古典经济学用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均衡来抽象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确定的生产函数,但生产要素并不仅仅是共同并列地服务于生产,或者是保持某种关系恒久不变,生产要素之间的促进和制衡关系也并不仅仅体现在不同时代的扩张主导能力的更替上(1),在特定历史时代它们之间具有着差异化的复杂相互关系。本文尝试对此予以探讨。

1 耗散结构对经济系统的分析框架

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进行着不断的演进,从氏族到部落,从城邦到国家,甚至现在的国家联合体。尽管形式与内涵都在发生变化,但每个经济系统在一定时期都维持着开放性,都不断实现着与外界的生产要素交流,从农耕时代的技术学习,到资本时代的移民浪潮,这种交流一直在持续。

耗散结构是研究开放系统的基础理论,其可以概括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耗散结构理论指出,系统从无序状态过渡到这种耗散结构有几个必要条件,一是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即系统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二是系统必须是远离平衡状态的,系统中物质、能量流和热力学力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三是系统内部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并且需要不断输入能量来维持。

如果把宇宙大爆炸存而不论,那么最低层次的复杂现象是耗散结构的贝纳特流(也称温差水花实验):加热盛有液体的容器,刚开始的时候液体运动很混乱,只存在平衡态意义上的大量微观粒子或质点(液体的分子)、输入(热源)及输出(散热),也就是只有阴(相对无序),没有阳(相对有序)。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容器里就出现有规则的液流花纹,即非平衡态秩序。物理学家的共识是:从平衡态意义的大量微观粒子,到宏观有序的非平衡态秩序之间,存在着奇怪吸引子。奇怪吸引子是从相对无序到相对有序的动态核心,相关于非线性放大过程,通俗说法就是“蝴蝶效应”。(2)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开放系统的简单分析模型(如图1):

对于经济系统而言,模型表述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输入表示了外部生产要素的引入,输出表示了系统的社会财富积累形式,秩序表示了系统内部生产秩序的决定来源,粒子是系统稳定不变的生产要素。经济系统属于扩张型系统,扩张形式表现为奇怪吸引子向外扩展引起的系统膨胀。当系统的生产要素输入稳定,且系统扩张性得以保证时,正向负熵流促使社会秩序逐步形成。当输入不能持续时,系统熵数增大,这时系统可以通过扩张降低熵数密度,维持系统稳定;或者随着熵数增大,在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等反向负熵流的作用下,形成“无序——有序——无序”的低阶段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输出的社会财富积累也会发生多少之间的循环。

在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当系统的外来能量和物质的聚积过程未达到阈值时,系统状态或质不发生变化,只是表现出一种“量”的积累,当外来能量和物质的聚积达到阈值时,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力加强,以至自组织产生新的结构和新的组织,于是质变就发生了。系统自组织的量变状态通常称为渐变,而质变状态通常称为突变或飞跃。经济系统的这种积累就是系统输出的社会财富积累形式,当系统积累达到阈值时,系统也在突变中实现着进化,可以简要表示为如下的“眼睛模型”(如图2):

按照质量互变规律,系统的进化总发生在量值积累循环的多的阶段,或者是平稳过渡,或者是在有序向无序的转化拐点时突变。

2 不同历史时期要素间相互关系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根据姚宇(2009)研究的要素分类和时代划分(见表1、表2),展开分析。

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演进反映了远离平衡态的对称破缺,作为复杂系统我们的研究也必然会涉及到适度留余:讨论的是一定时期经济系统的主体特性,而不是讨论某种确定性的完全,历史的返祖现象和个体变异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即耗散结构所称的涨落。我们的目的是从总体上把握规律,这也正是系统论的基本特点。基于这一目标,我们逐一对各历史时代的要素关系进行分析。

2.1 狩猎时代

狩猎时代是群居时代,经济系统表现为氏族和部落,人的数量是生产的必要前提,也是氏族和部落间抗衡的基础,族群人数越多捕猎能力越强,族群间战斗力也越强。劳动力作为奇怪吸引子在生产中有着非线性的扩张作用,可以表述为狩猎的规模经济(与猛兽战斗需要一定人数之上的群体性协作),生殖崇拜广泛存在于这一时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以丰乳肥臀的女性为素材的“维纳斯”雕像。技术和文化在狩猎时代相对固定,旧石器时代因此延续数百万年。氏族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技术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以松散的社会群体为单位,过着迁徙与流动的生活,其从外界主要获得的是学习其他群体在与野兽和自然斗争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这时期人类的足迹几乎覆盖了除南极外地球上所有的大陆。

狩猎时代的产出就是适宜居住区的发现,早期智人最大的财富就是适宜生活的地区的发现,这包括适宜的气候、适宜的水源、丰美的猎场和采摘地区等,这种财富推进了他们逐步向定居生活过渡。生产工具在这时决定了内部生产秩序,人与人没有因其他要素占有差异而导致的生产和分配差异。狩猎时代的结束与人类的定居生活同步,迁徙的停滞使信用输入不再具有持续性,而部族扩大这一扩张手段随着协作成本的提高也难以为继。系统熵数增加所产生的混乱与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负熵流不断重复着“无序——有序——无序”的循环,直到在这些自然富集区发现了耕种对采摘、畜牧对狩猎的替代,系统实现了向下一阶段的进化。

2.2 农耕时代(游牧时代)

不论农耕民族的土地,还是游牧民族的牧场,自然资源无疑都是其核心,也是其外部对抗的根本,《论语》上说“有土斯有财”,即是农耕民族的信条,土地对生产的贡献是非线性的。(相对于农耕社会的土地,游牧社会的牧场对生产的非线性扩张能够能力较弱,系统所要求的扩张性也就更强。)作为狩猎时代的产出,农耕文明首先诞生在肥沃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气候宜人、灌溉便利使这些地区的共有特点。

土地的扩张也是这时期经济系统外扩的最主要形式,在西方这一扩张主要发生在三个时期,一是史前的游牧民族的扩张,印欧人自黑海沿岸到达了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接着是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并与当地的农耕文明融合,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二是12至13世纪的欧洲边疆运动,通过这次运动欧洲耕地面积扩张数倍,基本达到了今天的耕地数量;三是15世纪末开始的海上征服,南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均因此被覆盖。系统扩张的结果是人口扩散,覆盖土地面积大增。

农耕时代经济系统从外部输入的主要是技术和文化。早期在部族之间的交流,如苏美尔人的车轮传到了埃及,印欧人的轻型马车也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后来的文化交流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如印度的佛教文明传到中国,对结束南北朝社会混乱起到了推进作用,闪族文化也以基督教的形式被罗马文明所接纳,有效延续了罗马帝国的统治。

技术的输入使得农耕时代的产出成为不断提高的生产工具;严密的组织关系是农耕时代的主要特点,乡土社会需要有效的社会信用关系来维持,这一时期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结构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之一,即以中国为代表的“德治学选社会”,而同时的欧洲也进入了漫长中世纪的经院统治。

技术和文化输入的停滞,对外土地覆盖扩张的抑制,该经济系统不能继续为继。战争和瘟疫是降低系统熵数的直接途径,马尔萨斯因此给出了悲观性的预言,如罗马帝国的灭亡(476)、英法战争(1337-1453)。但以资本为积累的社会财富形式也在酝酿着质变,珍妮纺纱机、改良蒸汽机相继出现,工业革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带来了资本时代。

2.3 资本时代

资本时代的机器设备成为经济体外在竞争的法宝,由于此时机器设备的复杂性和对生产贡献的非线性扩张,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扩张的形式是市场覆盖(或叫商品覆盖)。在资本作用下,生产要素的流转速度要求提高,市场信用和商业信用广泛产生,股票市场在伦敦(1773)和纽约(1792)相继出现,金融市场成为经济系统财富积累的最主要形式。技术(知识)这时决定内部生产秩序,培根在资产阶级革命(1640)的开端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1620)的名言,此后被广为传颂;技术所决定的分工水平是资本时代的生产秩序,也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

资本时代资本雇佣劳动,经济体的输入主要是劳动力,这一输入过程通过两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是农村向城邦的人口输入,即与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同步的圈地运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奴隶贸易也达到猖獗的程度,同样为劳动力输入提供了条件;第二阶段是从其他国家的移民,主要发达国家的移民潮发生在这一阶段,即二战结束(1945)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1),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意葡西都进行了大规模移民,仅以德国为例:通过招募劳工,共有1400万外国人来到德国(3)。

资本的扩张受到劳动力的制衡,一方面商品的倾销需要本国充足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商品的倾销也需要外部劳动力的有效需求。20世纪70年代,本土劳动力承载能力的限制和外部市场扩张的极限并没有使领先经济体继续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通过以战争形式降低熵数的初级循环(如1848-1849年欧洲革命、1914-1918年一战),这时市场信用所承载的财富已经可以推进其进入下一个经济时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71),美国的信用扩张不再具有硬约束,资本时代结束,市场信用时代来临。

2.4 信用时代

信用时代经济体的外在竞争性主要体现在市场信用,主导国家通过输出市场信用获取财富,比如金融危机(2007)爆发前的欧美、日本,市场信用在生产中具有非线性扩张,金融体系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是经济系统的奇怪吸引子。据统计,美国2000年的外国资产总额达到61919.34亿美元(4),直接投资额也超过10000亿美元,大量的国外财富作为收益分配流入美国,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领先经济体内部,生产秩序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决定了生产中的关系,从彼尔盖茨、巴菲特到杰克韦尔奇,杰出人物出自家族继承的比例在降低;同时,公众持股公司成为经济的主导量,这其中既包括麦当劳、沃尔马到微软和苹果,也包括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自然资源是主导经济体输入的主要内容,能源被其视为生命,能源战争在这一时期爆发愈加频繁,如第一次伊拉克战争(1991)、第二次伊拉克战争(2003)。资本在领先国家保持相对稳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停滞,生产型企业也在所谓“雁型模式”下都逐步向后进国家转移。

信用时代的知识和共有技术成为领先经济系统财富积累的主体形式,为保护其财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1994)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1996)相继出台,这也为下一个经济时代的领先经济系统向外扩张和覆盖奠定了基础。

扩张必然会受到抵制和抗争,市场信用扩张也不例外。为适应信用输入,新兴国家也逐步建立起与信用输出国类似的体制,主要在自然资源的作用下,其自身的市场信用也逐步产生,正像我国近些年的流动性过剩,本质就是市场信用的快速膨胀。随着新兴经济体市场信用的壮大,发达国家的信用输出受到抑制,信用循环链被打断。同时,新兴国家市场信用的建立推动着本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这也促使领先国家的资源输入受到极大遏制。2007年8月以来美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华尔街五大投行全部倒下,保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深陷危机,全世界经济体几无幸免。显而易见,欧美现有的市场信用扩张体制已不能继续维系,那么美国金融危机究竟是标志着市场信用时代领先经济系统进入无序的拐点,世界金融体系面临重建,或者是一种新的经济扩张时代即将开始?

3 预测和政策建议

3.1 未来是循环还是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是信用时代进入无序的拐点,还是领先经济体将进入以技术文化为主要扩张形式的新时代?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看两方面,一是战争、瘟疫等创造反向负熵流的事件是否会发生,二是文化和技术所承载的财富创造能力是否具备了对外的扩张。

对第一个问题的判断不易,主观上认为当前大国之间的战争具有毁灭性,不会发生,美国实现国内革命的可能性目前看还不大,不确定大瘟疫的流行或者会促使经济系统进入下一个循环。对第二个问题,美国基本具备了以技术实现对外扩张的条件,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和尖端技术几乎都聚集在美国。1985年至200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33位化学奖得主中有20位是美国人(或在美国从事大部分研究);37位物理学奖得主中有23位是美国人(或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22位经济学奖得主中有15位是美国人。美国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的领导者,近十年的世界电影票房排名前100名,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综合两方面,笔者大胆的判断未来是发展而不是循环。

3.2 文化时代的应对基于领先经济体发展的判断,按照以上历史归纳的继续外推,我们可以得到未来文化时代的到来。

文化时代领先经济系统将进行文化和共有技术的对外扩张,其输入的是技术资本、投资性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社会财富的积累形式转变为人力资源(文化型人力资本),而市场信用不再稀缺而成为经济系统的粒子,自然资源决定内部秩序。共有技术与技术资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济系统内社会生产的基础(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被保护的),不能通过劳动生产积累获取,技术资本是任何人可以通过生产积累重新获取,如语言风俗是公开的技术,微软的WINDOWS是不公开的技术,而建立在WINDOWS系统之上的软件(如迅雷)则是技术资本。技术资本具有向共有技术转化的可能性,通过输入技术资本、形成共有技术再向外输出,这是领先经济体在这一时代扩张的主要模式。

文化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领先经济系统对外扩张的法杖,一方面通过国际条约,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1994)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1996)等;另一方面技术本身的垄断性具有自生的保护能力,如微软在中国的黑屏事件(2008)。

单纯的共有技术扩张力量有限,技术和文化的混合才是文化时代领先经济系统扩张的主要形式,美国文化的扩张不可避免,麦当劳、星巴克、沃尔玛会开遍全球,基督教也会迎来新一轮的兴盛。

面对文化时代的到来,应从以下几方面主动应对:

(1)加大公共科技产品特别是民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研发,改变新竞争方向上的完全劣势地位。

(2)加快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重塑民族信心,不断扩大孔子学院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形成对领先经济系统的扩张对抗。

(3)把对外引进的重点从外资转向尖端技术和尖端人才,形成自身经济系统自生扩张能力机制。

3.3 更远的未来

共有技术→人力资源→生态环境

文化时代→人本时代→生态时代

更远的未来是人本时代和生态时代的到来。人本时代的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地位将再一次得到重视,劳动价值论将被进一步认同,中国的真正崛起也将发生在这个时代。生态时代,系统扩张的空间不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农耕文明将实现伟大复兴,一种稳态的社会循环将会长时间在地球上出现,直到新的地球的发现。

摘要：经济系统内部,生产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差异化的复杂相互关系,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对经济系统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梳理其中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异关系,并对美国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生产要素关系,耗散结构,经济系统演化,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美)斯坦利布鲁.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新疆农业保险兵地发展差异分析 篇10

关键词：农业保险；差异；现状；影响因素；建议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6）02-0084-04

新疆土地面积广阔，农业生产格局分散，不同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水资源分布、面临的风险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等因素形成了新疆各区农业生产的鲜明特点，客观上形成了有差别的农业保险发展概况。近年来，新疆坚持走差异化农业保险发展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提高，农业保险规模不断扩大，农户的潜在需求得到了有效转化，中央财政对新疆农业保险实行兵团和地方差异化保费补贴，地方政策性林果业保险得到了良好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新疆农业保险的发展，保费规模快速增长，保障规模和力度明显增强。

1 新疆农业保险兵地发展现状

2014年，新疆农业保险整体实现快速发展，农业保险业务量增加，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从业务规模看，新疆地方业务保费收入17.24亿元，同比增长23.64%，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38个百分点；兵团业务保费收入14.58亿元，同比增长18.0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82个百分点。从承保数量看，地方业务承保各类农作物233.7万hm2、同比增长1.10%，承保各类畜禽199.54万头（只）、同比增长68.50%；兵团业务承保各类农作物109.8万hm2、同比增长0.26%，承保各类牲畜100.93万头（只）、同比增长158.93%。从保障程度看，地方业务累计为265.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272.23亿元，已决赔款13.78亿元，同比增长58.57%，受益农户46.69万户次，户均赔款2 950.47万元；兵团业务累计为28.94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62.69亿元，已决赔款12.37亿元，同比增长36.38%，受益农户19.53万户次，户均赔款6 333.37元。总体来看，地方农业保险发展速度快于兵团农业保险。

随着新疆农业产业结构的大步伐调整，农业保险必须要更加多元化、层次化、差异化发展。面对新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差异，仍需要进一步了解农户和市场状况，以农户实际购买需求为导向，建立农业保险的持续发展机制。农业保险要发展，有效需求是关键，农户需求行为受自身个体特征和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调查对比分析，针对兵团和地方的差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新疆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提供有效需求。

2 新疆农业保险兵地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

罗芳等人在对棉花保险的作用及对棉农满意度评价分析中指出，兵团与地方农村在农业保险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的保险供给制度导致棉农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有显著的差异[1]。孙善功等人建议在发展农业保险的许多实践经验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师、团两级和新疆实行自治区、地（州）、县三级风险基金差别化管理制度，更有利于新疆农业保险的发展[2]。邢鹂在实证分析中从计量的角度对新疆兵团农险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进行考察，得出农民收入与农险保费收入呈正相关，年收入少、保障水平低，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不高[3]。黄正军从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区域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揭示农业风险因素的多种特征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差异性需求特征[4]。孙祁祥等人指出区域保险市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保险产业政策、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等形成的差异以及地区文化观念的差异等[5]。

本研究于2015年7—8月期间进行实地调研，对新疆北坡经济带农牧团场和地方的农户（职工）进行抽样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200份问卷，最终收回198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9%。调研范围：新疆北坡经济带第六师102和106团场、第八师149和150团场，收回问卷118份；乌苏市四棵树镇、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两个地区，收回问卷80份。参考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新疆农业保险兵地发展差异化原因：一是农户主体因素，如农户基本特征、农民收入水平、对农业保险认识程度、保险意识、农户对待风险的态度等；二是外界环境因素，如商业性保险经营主体、经济和制度环境、地域、气候、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差异等。

2.1 农户主体因素

影响农户购买意愿的因素包括农户参保意愿、农户收入水平、农户对农业风险和农业保险的认知等方面，以下就从这些方面进行分析。

2.1.1 农户参保意愿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的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等自身特征与农户购买意愿密切相关。在农户的家庭基本特征调查中：年龄分布为30岁以下占16.7%，31～40岁占36.4%，41～50岁占27.3%，51～60岁占19.2%，60岁以上占0.5%；参加问卷的男性比例较高，占74.7%；受教育程度分布为小学学历占29.8%，初中占33.3%，高中（中专）占28.8%，大学（大专）占8.0%；汉族人口占比较大，回族、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较少。调研地区地方农户和兵团职工个体特征基本类似。在农户参保意愿调查中：兵团愿意参保职工达到73.7%，地方愿意参保农户占37.5%（见表1）。由于兵地参保形式不同，地方农户参保基本遵循自主自愿原则，兵团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统一购买农业保险，地方农户的自主选择方式更能提高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满意度。

2.1.2 农户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是双面性的：一方面高收入水平可以增加农户的支付能力，增加购买意愿；另一方面，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较强，可能降低对保险的保障需求。经调查，兵团职工种植面积高于地方农户种植面积，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地方人均收入，兵团职工农业收入占比较大（见表2）。兵团职工人均收入及保费收入与全疆的对比情况如图1和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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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疆兵团职工与全疆收入水平的对比分析可知：农民人均收入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产生正面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呈现每年递增趋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也呈现增长趋势，说明农民购买的农业保险费用支出在农民可支配收入内。当年保费支出受上年度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收入越高，保费支出越多。当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时，保费收入也呈现出增长趋势；农户人均收入增长越快，保费收入也明显增长。兵团人均收入一直高于全疆人均收入平均水平，兵团保费收入占比全疆保费收入较大。

2010年地方保费收入实现突破性快速增长，保费收入比例逐渐增大。这是源于地方农户收入的明显增加以及《农业保险条例》对新疆兵团和地方进行差异化财政补贴，提高地方的财政补贴力度。高比例的保费补贴政策对地方低收入的农户是极大的鼓励，解决了低收入农户难以支付保费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农户积极自愿投保。

2.1.3 农户对农业风险的认知 生产规模是对风险暴露绝对规模的计量，生产规模越大，风险暴露越大，对保险的需求也会增加。兵团采取统一种植、统一管理，以棉花、加工番茄产业化发展为重点。兵团职工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农业生产的大规模、高成本、统一的管理模式引导使得兵团职工更倾向于选择投保或引进新品种新技术规避农业风险，兵团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节水滴灌和病虫害防治减轻了干旱、病虫害对农户的影响。地方农户在风险管理策略和技术方面较兵团落后一些，在遭遇风险后，政府的直接拨款救济导致农户的依赖心理严重和规避风险意识淡薄，对引进新技术保持观望等待态度，尽量避免外生的生产风险，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大多数农户还认为仅通过套作间作的种植方式就能够降低风险损失，对农业风险认识不够。72.4%的兵团职工和65.0%的地方农户选择投保来降低农业风险带来的损失，仍有部分农户选择等待国家救济资金、动用存款、靠其他收入、借款或贷款等方式。

2.1.4 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 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情况见表3。

在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上，从未听说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认为参加农业保险就是乱收费白交钱，看不到可能的风险，侥幸心理严重，化解风险的意识不强，当轮到自己受灾时就自认倒霉。兵团在农业保险政策制定和宣传力度上较为广泛，保险服务以连、团为单位，层层深入落实，积极组织农户进行义务宣讲，强化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意识，但有的农户对农业保险具体内容、作用认识不清，虽然参加了保险，却完全不知道是农业保险，误认为是其他财险。对农业保险比较了解的农户普遍认为农业保险保障程度较低，面对大灾时，保障水平与生产实际投入差距较大，根本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2.2 外界环境因素

2.2.1 农业保险供给主体 保险供给制度的不同是导致兵团与地方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中华联合农业保险与兵团联合共保，采取统一保险、单独立账、由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自主经营模式，在自治区政府政策支持下，该机制的运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保财产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负责地方各县农业保险业务，人保公司农险业务采取政府动员形式，由当地政府推行，需要地方政府财政大力支持，农户才愿意投保；如果当地政府财政负担较重，对农业保险不重视，力不从心，将会导致人保公司在地方上收取保费困难。

2.2.2 制度环境 一是兵团和地方上财政补贴分担比例不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央财政补贴65%；而地方比例是中央财政补贴保费总额的35%，自治区财政补贴保费总额的25%，地州市、县（市）财政补贴保费总额的20%。二是行政体制上的差异。兵团农牧团场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体制，在方针政策上支持开展农业保险，多次下发文件利用兵团特殊的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依靠行政手段对全兵团范围的主要农作物实行“统保”政策；而地方区域内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参保、不强迫、不摊派，但是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在收取农业保险费时有“搭车”收费、违规收费现象，导致农户对农业保险抵触和厌恶，在认识上存在误解。

2.2.3 风险差异 新疆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恶劣，降雨量小，蒸发量大，农业生产上面临着风灾、旱灾、雹灾、高温、碱害、霜冻、农业病虫害种种频发灾害，灾损率高，损失巨大。兵团的生产模式使得受灾面积较大，很难快速转嫁风险，2014年以来的系列灾害已造成兵团范围内69.2万hm2农作物受灾，占承保面积的63%，农业保险赔款10.38亿元，再加上近几年棉花市场价格的低迷和高温造成的减产，导致兵团农户收益降低。地方上有些地区土地沙漠化、土壤盐渍化日益严重，作物长势不好大量减产，这些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极大的抑制。

3 结论与建议

为促进和提高新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探索适合新疆农业保险发展的有效路径，解决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各方面来全面衡量。农业保险的发展规模、社会意义和经营的复杂性决定其必须要走统一框架下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之路，农业保险发展多元化是农业保险实践活动的依据和方向。应从兵团和地方农业保险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以农业保险消费者的有效需要为重点，探索形成既具有区域特色又有差异的农业保险实践模式。

3.1 强化农业保险服务，实施差异化保险政策

根据兵地不同的经营制度、农业生产特性，制定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保险政策。一方面，适当加强对兵团农户农业生产成本的补贴。由于兵团棉花生产规模化组织程度高，多采用机械采摘，农机购置费用高昂，但是政府对农机补贴的比例并不高，农户还是负担不起，限制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应用。另一方面，扩大地方农业保险补贴范围。从农业保险客观需求的差别性出发，延伸农业保险服务保障链条，与产业化发展相协调，提供可以有效覆盖与之相匹配的专业产品与服务，形成当地特色的险种并给予相关的政策扶持，发展区域特色保险，对保险产品进行评估细分，实行差异化费率标准和补贴方式，满足差异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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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确风险差异，采用分级标准

农业风险的分布具有地区不平衡性，干旱、大风、寒潮、洪涝等自然灾害在各区域的发生频度、灾损程度不一，准确确定与某一农业保险标的相匹配的保险责任较难。根据兵地风险水平的具体差异，收集历史灾害纪录，依据灾害程度、持续时间、影响程度等进行统一量化和分级，将农业生产风险进行等级划分，结合区域GDP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地理条件等指标制定与生产风险分布相一致的差别费率和抵御风险措施，是新疆地区气象灾害区位差异性的现实需求。

3.3 加强农村金融建设，增加农业保险有效需求

一是加大对农业保险的信贷支持。对需要贷款的农户要求必须先进行投保、再申请贷款，在贷款条件和利率方面可给予适当优惠，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这样通过信贷与保险的结合，可以使农村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得以有效分散和转移，也可以提高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二是增加农户收入。积极出台更有效的增加农户收入的惠农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投资农业。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尤其是增加其可支配收入，可以提高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将农户的需求转化为农业保险有效需求。

3.4 完善风险分散机制，建立有效配套机制

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和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分散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降低农业风险和促进农民增收，利用天气衍生产品、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农产品订单远期合约交易多渠道分散农业风险。根据各地财政状况差异建立农险基金，基金来源通过多渠道筹集，可以提取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支农资金和救济款的一部分、当地企业税收的一部分充实到风险基金中。

参考文献

[1] 罗芳，崔叶辰.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兵团与地方的比较[J].新疆农垦经济，2014（12）：16-21.

[2] 孙善功，李嘉晓.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思考——基于上海、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垦区农业保险实践的分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4）：58-64.

[3] 邢鹂.新疆兵团农业保险发展的实证分析[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42-44.

[4] 黄正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差异性需求与区域性供给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4，42（7）：443-446.

[5] 孙祁祥，朱俊生.我国保险业发展评价指标探析[J].保险研究，2008（2）：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