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分析论文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为主导产业的调整升级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文章在评述相关理论基础上，阐述了从产业结构变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并论证产业结构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提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分析论文 篇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跨境电商大数据广义虚拟经济效率与潜力研究

摘 要： 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和潜力，并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显示：（1）整体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呈现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蕴藏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显著促进跨境电商规模的增长，地理距离对其影响不显著；（3）整体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低于0.5，但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的提升空间较大，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增速明显，中高收入跨境电商潜力的提升空间最大。

关键词： “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大数据；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广义虚拟经济潜力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TANG Hong-tao LIAO Xin-xin WU Zhong-cai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Hunan Changsha 410205，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Yueyang 414006， China）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big data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efficiency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otential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遗产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跨境电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转型舞台，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随着“五通建设”的提出，设施互通助力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跨境电商的兴起促进政策沟通，加速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跨境电商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高效的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为双边贸易联通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机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同比增速突破20%，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38.3%，总额高达18621.1亿元，预计到2020年跨境电商对进出口贸易占比将达40%。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效率如何？如何挖掘双边跨境电商潜力？什么因素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提升？基于上述视角，本文以除中国外“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探讨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潜力与效率，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中跨境电商发展内涵。

二、文献综述

自Tinbergen（1962）[1]首次將物理学的引力方程应用到贸易领域，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双边贸易的文献大量涌现，众多学者以双边贸易的拟合值作为贸易潜力的衡量标准，实际贸易量与模型估计得出的贸易潜力之间的比值即贸易效率（Egger，2002）[2]。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传统引力模型都是学者测度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常用的研究方法，Nilsson（2000）[3]借助传统引力模型测算欧盟成员国与塞浦路斯之间潜在的贸易水平，发现组建共同的贸易联盟或组织能够提升贸易效率。盛斌和廖明中（2004）[4]运用传统引力模型中探讨新兴市场40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潜力，并深入分析得出经济规模是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因素。赵雨霖和林光华（2008）[5]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市场状况，以贸易潜力作为衡量指标，得出双边国家呈现“贸易不足”的经贸关系。尽管传统的引力模型被大量用于双边贸易研究之中，但是传统引力模型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基于无摩擦贸易的前提假设，只拟合测算得出影响因素的平均效应，忽略贸易阻力的负面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另一方面，重要但是难以测量的贸易影响因素被纳入随机扰动项，仅仅探讨易于观测的因素，测算出来的贸易潜力与实际潜力偏差较大（Armstrong，2007）[6]。

随着随机前沿估计法的提出（Aigner等，1977）[7]，部分学者开始将随机前沿估计方法与传统的引力模型结合起来，并运用到贸易领域来研究双边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Ravishankar和Stack，2014；Tamini等，2016）[8-9]。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10]基于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值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估计出口的潜力，研究发现人为贸易阻力降低了中国的出口效率，中国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充足。施炳展和李坤望（2009）[11]实证发现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反方向变动，两者共同决定中国出口贸易稳定增长的态势，且贸易潜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贺书锋等（2013）[12]基于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探讨在此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效率和出口效率，实证分析发现进出口效率显著低于出口效率，北极航道相关的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极大的贸易增长空间。陈创练等（2016）[13]针对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17年间的贸易相关指数，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比分析OECD和非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学者们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层面着手，分析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14]聚焦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处于不断增长阶段，贸易潜力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文淑惠和张昕（2017）[15]针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经济往来，利用随机前沿时变模型估计贸易潜力，分析得出贸易阻力与时俱增，贸易效率逐渐减弱，进而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来释放贸易潜力的政策建议。张奕芳和刘富华（2018）[16]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以互联网内生贸易模型为基础，从数理模型的角度出发，探讨互联网对出口贸易效率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得出互联网是推动我国出口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聚焦传统国际贸易，例如考虑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贸易阻力（张会清，2007）[17]，基于“自然贸易伙伴”的研究假定（王亮和吴浜源，2016）[18]，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灯光数据（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从多个视角着手研究贸易效率和潜力，类似的深入分析并不少见。

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的新兴业态，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一带一路”中跨境电商的发展逐步成为学者们研究热点。朱妮娜和吴莉（2015）[20]从我国的《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报告》出发，详实分析其发展潜力，认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是助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应有之义。刘小军和张滨（2016）[21]基于跨境电商物流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来改善“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物流设施落后等问题。罗娜和罗乐娟（2018）[22]针对“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现状，实证检验其对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唐红涛和刘海鸥（2010）[23]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影响电子商务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因素，张益丰和王晨（2019）[24]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探讨与中国跨境电商联系紧密的8个国家，根据对伙伴国出口贸易潜力大小，划分为潜力再造市场、潜力开拓型市场和成熟市场，并对比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总结以上文献可知，第一，当前学者研究双边贸易潜力和效率时，大多从传统的引力模型转向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第二，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第三，就“一带一路”与跨境电商之间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定量研究其效率和潜力。基于此，本文将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重点研讨2009—2018年其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实证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以期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推动“一代一路”中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三、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测度贸易效率，借助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贸易潜力，是学界的普遍做法。但传统引力模型测算的拟合值聚焦于模型中控制变量所呈现的平均效应，引力模型度量的“贸易潜力”与经济意义上的进出口贸易潜力存在差异，加之实证分析中选取较多类似地理距离的客观贸易阻力，而难以观测和跨时变动的主观贸易阻力易被纳入扰动项中，因而传统引力模型估计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与实际情况存在偏误。本文将广泛应用于生产函数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引力思想引入传统引力模型中，将被忽略难以度量的贸易影响因素归入贸易非效率项中处理，实现“前沿水平”中贸易最优化，减少其对模型估计可能出现的偏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

（1）式中，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xijt表示引力模型中设定的影响贸易规模的因素，比如地理距离、经济规模、人口等等。β表示待估计的参数，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是贸易中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uit表示贸易的非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或结尾分布。（2）式是对（1）式取对数，vijt-uit表示模型设定中的复合误差。

（3）式中将时间加入贸易的非效率项构建时变模型，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增，当η<0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减，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不随着时间改变，模型转换为时不变模型。（4）式中，Tijt*为贸易效率，表示利用模型估算得出的前沿贸易额，而TEijt表示实际贸易额与前沿贸易额的比值。

（二）经验模型构建

以上述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本文主要关注影响双边跨境电商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选定经济规模、市场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外贸依存度、地理距离、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变量构建模型。因此，本文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双边跨境电商模型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在式（6）中，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t时期的跨境电商规模，β0表示常数项，β1至β 8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余变量含义如下：gdpjt和gdp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经济规模，由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一般认为，经济规模越大，进口国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越大，出口国对产品和种类的生产能力越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高。cityjt和city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市场规模，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市场规模越大，进口国的消费需求越大，出口国选择该国作为目标市场的机率越高，跨境电商效率越高。netjt表示t时期j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由互联网接入比例来衡量，互联网普及程度越高，跨境电商中面临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和冰山成本大大降低，理论上互联网普及对跨境电商效率具有正影响。〖"depen" 〗_"jt" 表示t时期j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由进出口总额占其GDP之比来衡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进口国和出口国对外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更高的容纳和接受能力，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与其呈现正向促进关系。〖"dist" 〗_"ij" 表示i国与j国间的地理距离，由两国首都间距离作为两国地理距离的替代变量，于传统贸易而言，两国之间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是双边贸易往来重要的阻碍因素之一，但由于跨境电商“去中介化”效应，距离对于跨境电商的影响变得复杂多样化，呈现了“距离之谜”。〖"fta" 〗_"ij" 为模型中的虚拟变量，表示i国与j国间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由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作为参考，若两国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则变量取1，反之取0；"v"_"ijt" 为随机干扰项，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u" _"ijt" 为非贸易效率项，同时与"v" _"ijt" 相互独立，表示未能纳入的非贸易效率因素，包括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等诸多方面。

（三）数据说明

囿于2019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值，本文选取2009—2018年为研究区间，选取“一带一路”沿线除中国外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别为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保加利亚、巴林、波黑、白俄罗斯、文莱、不丹、塞浦路斯、捷克、埃及西奈半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克罗地亚、匈牙利、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科威特、老挝、黎巴嫩、斯里兰卡、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马尔代夫、黑山、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坡、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斯洛伐克、马其顿、阿联酋、希腊、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采集各国官网电商大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对重要数据进行补充整理，除虚拟变量外，其余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来消除异方差，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为稳定序列，可以使用序列的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为基础，运用Stata14.0软件进行随机前沿模型的参数估计，将贸易非效率项的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中。

基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首先进行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的选择，根据η值的显著性来判定，时变模型的η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非效率项，即贸易之间的阻力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η值系数为正，标明其贸易阻力不断降低，而贸易效率呈现上升态势。故对于该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聚焦于时变模型的估计结果，就经济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系数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948，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变量失去了显著性，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其对中国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越大，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规模提升主要依赖于沿線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恰好相反，中国的市场规模系数高达11.23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不具显著性，表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推动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中坚力量。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跨境电商规模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较互联网普及率而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更大，这说明以上两种变量能起到促进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作用，且对外贸易越开放，跨境电商规模增长越快，这与本文预期一致。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且符号为正，这与传统国际贸易的距离影响不一致，主要原因是由于跨境电商作为新型的“贸易中介”，运送货物以快递邮寄为主，加之远洋运输技术日新月异，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较为复杂，这也符合前文的预期。最后，描述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在与自由贸易区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时，遵循“自然贸易伙伴”的原则，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会大幅度地提升跨境电商规模。

（二）基于人均收入分类的回归结果

由于人均国民总收入收入反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其对于跨境电商的参与度，借鉴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的做法，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分类，以1025美元、4036美元、12496美元的人均收入门槛分为四类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按照本文选取的61个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高收入和中低收入估计的η值，系数分别为0.07和0.04且不显著，说明这两种类型的国家选择时不变模型更为有效，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存在显著的η 值，故中高收入的国家选择时变模型进行回归较为合理。由表3的具体回归结果来看，各个影响因素对跨境电商的作用，呈现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情况。

就经济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规模影响系数最大，可能存在的原因是较多中高收入国家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故经济规模增长幅度较大，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而中国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则各有差异，对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而言，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为负向，于中高收入的国家而言，表现为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由于相较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中高收入的国家更加依赖于中国经济规模增长所释放的巨大产能，这也是中国跨境电商向该类国家出口的内在动力。对比市场规模，其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更为复杂多变。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市场规模的系数和显著性，高收入国家与中国跨境电商的增长更加依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购买能力，中低收入的国家恰好相反，其市场规模系数显著为正，据此分析中国与其跨境电商往来为需求拉动型，市场规模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互联网普及率对于跨境电商规模的发展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互联网作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其重要作用的作用不可忽视。对外贸易依存度强有力地推动中国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的跨境电商，这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其影响系数为负值，可能的原因是中低收入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要素，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进行投资，成为细分跨境电商目标市场，因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检验结果与预期结果存在差异。跨境电商的出现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出现了“距离消亡”现象，也即距离对跨境电商的阻碍作用显著降低，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与中国的跨境电商往来。而中低收入国家囿于其运输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设施水平，距离仍然是阻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国家均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与本文预期完全一致。

（三）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估计

借鉴孙金彦和刘海云（2016）[25]的处理方法，本文并未具体测算得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而是在文中测度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根据两者存在负向的相关性，跨境电商的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低，其跨境电商潜力越高，进而估计相应的潜力大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在0.1以下的有28个国家，0.1～0.5之间的有20个国家，0.5以上的有13个国家，总体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样本中将近一半的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值处于0.1以下，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中下游水平，尚有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亟待释放。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只列出各个类别中跨境电商最有效率的前5个国家和效率最低的前5个国家，由表4可知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最高的分别为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蒙古。近年来中国— 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的提出，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均属于中东欧中的重要国家，斯洛伐克作为欧盟中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逐步成为欧洲物流中心之一，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完备，移动支付市场成熟。尽管保加利亚跨境电商的渗透率有待提高，但是物流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在欧盟跨境消费的推动下，跨境电商增长迅速，这两国的跨境电商效率稳居前列。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蒙古凭借着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加之完善的运输体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与中国签订了“国际物流合作备忘录”，跨境电商增长幅度显著，中蒙之间的跨境电商进一步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效率最低的国家为文莱、马尔代夫和不丹，分别为0.013、0.006、0.014，囿于政策指引不足，文莱与中国的贸易持续下滑，跨境电商效率较为匮乏，其中而马尔代夫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与航海业，与中国贸易基础薄弱，不丹作为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跨境电商往来也受到抑制，故以上三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跨境电商效率有待提升，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

由图1可知，无论是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其跨境电商廣义虚拟经济效率均呈现了逐年上升趋势，其中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显著高于其余两类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次之，而中高收入国家位列最末。高收入的国家往往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跨境电商市场、存在完善的物流、仓储、支付等基础设施体系、具备相当雄厚的贸易基础，不难理解其测算得出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居于前列。然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却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这与本文预期存在差异，原因可能是相较于聚焦于传统国际贸易的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迅猛，大部分的中低收入国家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之后，最具有跨境电商潜力的东南亚市场，拥有数10家活跃的跨境电商平台诸如Lazada和Shopee，抓住了互联网覆盖率极高、消费需求旺盛的市场特点，针对该细分市场精耕细作，跨境电商效率逐年增长，使得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之间跨境电商实现了质的飞跃。中高收入国家应当不断完善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针对特定化的消费者偏好细分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有效释放贸易潜力。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大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并探讨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而言，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下降，跨境电商效率处于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变量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良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善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跨境电商规增长；双边的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的影响并不显著，侧面说明跨境电商不受距离的明显约束作用，凸显跨境电商“去中介化”的特征。（2）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回归结果表明：中高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变化不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仍是推动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囿于运输物流水平，中低收入国家中，地理距离对其跨境电商仍具有负面影响，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体现为显著的正向推動作用。（3）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跨境电商效率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次之；中高收入国家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低，贸易潜力巨大。总体而言，上述三类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均低于0.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当采取措施来释放蕴藏的跨境电商潜力。

（二）政策建议

为最大限度地释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实现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的提升，我国仍需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使跨境电商成为沿线国家真正的经济增长点。第一、积极举行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扩大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覆盖面，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的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搭建企业间互利合作的高效平台，降低货物流通的关税成本，减少非关税壁垒等贸易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跨境电商效率。第二、建立我国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体系，连接贸易过程中的商检、缴税、退税、结汇和通关等流程，实现电子化和一体化的双重目标。跨境电商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在中国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打造智能融合的格局，推动商品准入体系、检验检疫标准、产品检验认证等项目的互认，发挥其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竞争优势，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潜力。第三、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扩大对包含5G技术、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在内的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可以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号召，助力我国传统基建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通讯手段和物流技术的完善能够大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的参与程度，构建高效低成本的联通网络体系，使得跨境电商成为设施互通的重要抓手。第四、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跨境电商新生态，在货物监管制度、跨境电商平台治理、贸易便利化方面和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文件，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配套法规的适用性，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活跃而高效的跨境电商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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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0-04-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299），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开放课题项目（JD-KFKT-2019-ZD-0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YJA790068）。

作者简介： 唐红涛（1977—），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广义虚拟经济。

作者：唐红涛 廖欣鑫 吴忠才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分析论文 篇2：

浅谈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为主导产业的调整升级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文章在评述相关理论基础上，阐述了从产业结构变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并论证产业结构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提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意义。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在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当中，主导产生占据了主要的动力，通过不断的技术研究与进步，推动出了新型产业的出现，并且也推动了产业结构不断地向着高级化的区域发展。技术的研究与进步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地深化了产业的分工。高新科技技术的运用，有效地改造了传统的产业模式，这也是我国针对传统产业的发展所提出的最基本的应对策略。不断地将先进设备引入到产业当中，合理地规划与管理重工业，做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配套设备的吸收与消化，才是产业结构升级当中的重点。

一、产业结构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概述

（一）结构问题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

在现代的经济发展当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社会分工正在日益的细致化，随着急剧增加产业部门，也使得部门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导致相互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这也显示出了现代化的经济增长需要具有一体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也就使得经济结构调整效益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点。在现代的经济增长当中，另一点较为显著的变化则是持续高增长。从一般情况来看，对于人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以及配置等决定了持续高增长，而资源配置会出现何种效果则取决于结构状态。另外较为显著的变化则是大量科技技术的使用。也可以那么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现代经济的高增长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不可能在生产部门之间平均地进行新科学技术的分配，科学技术只能够被某些特定的生产部门吸收。所以，首先是在特定的部门当中出现了创新技术，然后才逐渐地扩展到其他的部门当中。因此，对于总量的增长来说，技术创新是结构关联效应的产生而最终实现的。

（二）产业结构变迁加速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而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之所以产业结构变迁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加速作用：其一，主要是由产业部门之间增长率不同而造成的。因为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增长率的不同，为了加速与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就需要将增长率较低的区域内的经济资源逐步转向到较高的区域，也只有实现这种经济资源的转移，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经济增长，增长率较高的区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以备使用。如果没有进行此类资源转移，增长率较高的区域就不能够实现资源的增长，或者说是增长较为缓慢，而产业结构出现变迁的过程就是此类转移过程。因此，只有在结构变迁当中以一定的资源转移作为其内容，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经济增长加速，如果没有这种变迁，经济增长就会较为缓慢，甚至是不出现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不仅有利于经济运行的实现，又能够反映出资源配置的效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演进，其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结构的变迁与调整。所以在经济发展当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最为永恒的主题。从目前的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来看，其新趋势已经是结构优化和调整，最终实现了质量与效益提高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结构效益的增长。从这一个意义上来看，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为抓好结构调整。

二、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经济总量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较多的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的问题。

1.第一产业集约化的程度较为低下。从目前我国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农业基础依然较为薄弱。对于农产品来说，生态、水资源等等都约束着正常的供给。目前的农业生产大多数都属于小规模的经营，不能够形成统一的规模，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的生态化与现代化。

2.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从数量上推动第二产业增长。在第二产业上，主要是依赖机械、能源、房地产等等，在这些产业当中，以技术、附加值为主的行业水平不足，导致了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过高，而工业技术的密集型偏低；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第三产业依然满足不了需要，尤其是没有形成行业当中需要的，并且较为规范与系统化的法律法规。

3.没有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非正常趋同等问题。在地区都遵循着“GDP至上”，而相对落后的地区依然对于先进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律与模式进行照搬，完全忽视了自身在产业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重复性的建设比比皆是，导致只从数量上增长，而忽视质量，导致产能过剩，而此类问题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能源与资源的消耗程度较大；二是在国际经济的竞争当中，我国的企业缺乏核心能力，导致贸易摩擦急剧加大、贸易条件日益恶化；三是三次产业之间不存在良好的协调性，导致就业矛盾日益严重。

（二）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1.体制因素方面。从目前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来看，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旧体制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适应新兴工业的制度尚在健全之中，这就成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因素。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一是财政体制存在部分缺陷，而政府拥有的要素配置权以及资源过多；二是在经济体制当中，劳动力成本以及生产要素（如土地、环境等等）出现严重的操作行为，没能够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则，从客观上来讲，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三是行业、地方垄断较为严重、信用制度不全等等，提高了交易成本，制约着专业分工的形成以及该区域内特色产业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地阻碍。

2.发展模式方面。在目前的产业结构矛盾当中，经济发展模式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过于依赖出口与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方式、GDP追求过度、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成本要素的形成没能够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导致了环境与生态面临较大的压力，投资需求出现了失衡；二是在全球不断发展的进程当中，在我国的产业大多数都处于低附加值制造、加工的环节当中，而过度依赖国外品牌、研发、供应链管理等附加价值高端环节，这也就导致了工业部门产业结构高度化不足，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产业结构变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建议

（一）合理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

在劳动力与资源方面，我国的西部与中部地区具备相对的优势，而在资金与技术等方面，则是东部占据一定的优势，也就使得在区域的产业结构当中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以及不同的路径。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区域性的分工，将产业进行转移，进而将区域内的劣势逐渐转换成为优势，从而形成具备相应特色、优势产业以及协调发展作为其内容的经济格局。此外，通过产业的转移以及市场机制的改进，从而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从而逐渐地将地区经济的差距缩小。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加速推进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证实了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发展。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完全有效的。优化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需要坚持科学化的发展观，确定不同区域中的主导型产业，防止区域之间违背比较优势原则，从而导致非正常趋同问题的出现，因此要使其按照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从而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三）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以及创新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

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改造当中利用高新技术，而人才才是技术产业研发的最可靠保证。从目前情况来看，高一层次的人才出现了严重的外流，缺乏拥有专业技术的人才，而且整体素质相对偏低。所以，在期间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基础教育的发展、加强学科建设以及教育改革。在改革传统的人事管理体制时，需要在管理、人才培养以及开发方面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对于具备一定创新能力、成长潜力的人才，需要给予其足够的空间让其发展，保护并且鼓励他们不断地积极创新；对于拥有核心技术的人才，则需要尽可能地让其带头，创造适当的条件；对于市场意识较强、管理经验丰富的人才，则需要充分地挖掘他们的才干，予以重任。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对各类人才予以政治上关心，在经济上进行扶持，其中尤其需要注意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实行特殊岗位政府补贴制度，为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必要的科研、工作与生活方面的需求。在岗位聘用方面，实行岗位聘用制度，实现共享的高层次的人才管理，健全人才市场，加快人才及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用自身的真诚吸引人才，用自身的优势留住人才。

总之，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不但要对发展产业之间的关联与集聚效应的正常发挥加以关注，还需要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出政府的作用。区域经济是否能够发展，或者是在何种时间段能够实现，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有着很大程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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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荣进，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马艳，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迟宏伟，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

作者：荣进 马艳 迟宏伟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分析论文 篇3：

河北钢铁产业调整的波及效应及节能减排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河北钢铁产业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波及效应，依据历年统计资料和相关文献分析了河北省主要耗能产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模拟分析了缩减河北钢铁产业规模带来的节能减排效果。研究表明：河北省钢铁产业影响力系数为1.264，感应度系数为3.285，其发展对其他各产业的影响带动作用和受其他产业发展的拉动效应都非常明显；河北钢铁产业对重工业各部门的同向波及效应比较明显，其总产值变动10%时会波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总产值变动33.35%，金属矿采选业总产值变动17.37%，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总产值变动18.00%，金属制品业总产值变动6.92%。压缩钢铁产业规模既有助于淘汰钢铁过剩产能又有利于扭转河北工业结构不断重型化的趋势。在钢铁产业粗钢产量下降关键词河北；钢铁产业；投入产出；波及效应；节能减排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的钢铁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12年，河北省钢铁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1 811.3亿元，占全国钢铁工业总产值的16.5%，占河北省工业总产值的27.4%；粗钢年产量为18 048万t，占全国总产量的24.7%，钢材消费量约3 500万t，仅占全国总消费量的5.1%。2012年河北钢铁产业能耗约10 424万t标准煤，占全省工业总能耗的50.1%。近年来，华北地区“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而河北大量的燃煤消耗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河北省约26.6%的二氧化硫和40%的烟粉尘排放都来自钢铁产业。

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创立的可以揭示各产业间相互联系的投入出产分析法在经济学中的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HAWDON等基于十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模拟最终需求对能源、环境及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1]。 Breuil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推算预测了法国硫化物和氮化物的排放情况，并与一般污染进行了推算比较[2]；Selden和Bruvoll等对美国和挪威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能源消耗强度降低可以使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下降，而主要消耗能源的种类变化无助于减少污染[3-4]。Hamilton和Turton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82-199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发现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能源消耗强度、化石能源使用以及污染排放密度[5]。蔡九菊和杜涛编制了能源—环境负荷的投入产出表，建立了钢铁企业产品生产过程和能量转换过程数学模型，得出了钢铁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密切相关，对钢铁产业而言环保的有效措施就是节能的结论[6]。席酉民编制了我国2004年能源投入产出延长表，并分析了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降低单位GDP能耗的效应，得出了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7]。徐盈之和吴海明使用最近的三期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我国钢铁产业的产业关联特征，得出了钢铁产业的影响力系数较高，受第二产业的影响程度存在下降趋势，而受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显著提高等结论[8]。上述研究推进了投入产出方法在我国产业关联效应、能源消耗测算和环境污染评估等方面的应用，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国内外的研究大都从国家层面对整个产业进行分析，而且在分析产业关联效应时多侧重于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的计算，未将产业关联对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影响考虑在内。

河北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其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与我国其他省份也会有显著不同。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河北省钢铁产业进行产业波及效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节能减排效应既可以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研究，又对国家和河北省制定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理论支撑。

栾维新等：河北钢铁产业调整的波及效应及节能减排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2期1数据来源与处理

1.1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投入产出表为河北省统计局在国家统计局委托下编制的2007年《河北省投入产出表》。尽管数据的时效性不甚理想，但是投入产出表所揭示的产业部门间的物质相关关系，对现在的产业波及效应分析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9]。

本文中所采用的历年河北省工业总产值和钢铁产业工业总产值等经济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河北省经济年鉴》；历年全国和河北省粗钢产量和平均吨钢耗能等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钢铁工业年鉴》；历年能耗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统计年鉴》。

1.2数据处理说明

投入产出表中国民经济42部门的划分标准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河北省经济统计年鉴》中工业行业划分标准有所不同。为使研究所用数据保持良好的一致性，本文在引用数据时做了相应的处理。本文在研究中钢铁产业仅采用了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数据而未将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数据计算在内。河北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值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比例高达96.0%。因此本文研究过程中，将河北省投入产出表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消耗系数视为钢铁产业的消耗系数。本文中化学工业包含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

1.3影响力与感应度系数计算方法

其中，∑ni=1bij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j列之和，表示j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品的完全需要量；1n∑ni=1∑nj=1bij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列和的平均值。

当Fj>1时，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当Fj=1时，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等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当Fj<1时，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

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10-11]。感应度系数Ei计算公式为：

当Ei>1时，表示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当Ei=1时，表示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等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当Ei<1时，表示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

2河北省钢铁产业的波及效应分析

2.1河北钢铁产业的产业关联关系分析

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的物质和技术联系可以通过投入产出表反映出来。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各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前者可以反映出某产业自身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后者可以反映出某产业受其他产业变化的影响程度[12]。某一产业与本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关联关系通过本区域的投入产出表来反映，而与其他区域各产业的关联关系由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表来反映。本文利用河北省的投入产出表研究省内钢铁产业与各产业的关联关系，不考虑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河北省钢铁产业影响力系数为1.264，仅次于交通装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排在第三位；而感应度系数为3.285，排在第一位。河北省钢铁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大于1，这说明钢铁产业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超过各产业的平均水平，各部门的生产使钢铁产业受到的感应程度也高于国民经济发展受到的感应程度。

国民经济发展中各产业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每个产业的发展既会对其他产业形成影响也会受到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以钢铁产业为例，其自身增加产值时，会拉动其他产业增加一部分产值，而被拉动的产业产值增加以后，钢铁产业又在这些产业发展的拉动下再增加一部分产值。这种由强转弱最终可以达到平衡的连锁反应及其效果可以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通过列昂惕夫逆乘矩阵来计算[13]。

分析河北省钢铁产业的波及效应时，以生产力水平不变的假设为前提，仅考虑各产业受到钢铁产业的波及影响。当河北省钢铁产业增加1单位的产值时，其自身在波及效应的影响下还会再额外增加0.549个单位的产值。金属矿采选业在钢铁产业增加1单位产值的波及效应影响下产值最终增加0.379个单位。钢铁产业的最终波及效应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河北省钢铁产业的列昂惕夫逆矩阵系数较大的产业都集中在重工业的各部门当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金属矿采选、化学工业和金属制品等重工业部门受到钢铁产业的波及效应特别明显。也就是说，当钢铁产业产值增加时，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较强的拉动作用，从而使得河北省的工业结构陷入越来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

2.2河北钢铁产业调整政策与产值变化分析

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中强调，重点推动山东、河北、辽宁、江苏、山西、江西等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压缩钢铁产能总量8 000万t以上。2013年11月6日，国务院批复《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方案中指出，河北省到2017年底，要淘汰钢铁产能6 000万t。目前，河北省粗钢的消费不足其产量的20%，整个环渤海三省两市粗钢消费也不足产量的50%。河北有必要进行大幅的产能压缩，国家制定到2017年压缩6 000万t钢铁产能目标是基本合理的。河北省钢铁产业的产量和产值不会再延续过去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而要经历一段时期的负增长。

河北省钢铁产业的总产值与粗钢产量的相关关系十分明显，近三年吨钢平均产值为6 500元左右。由于河北省未来钢铁产业调控政策将发生重大改变，河北省钢铁产业的发展应该在2013 年有一个快速增长到逐步缩减的转折点。几乎所有的数学预测模型都难于发现所预测指标变化的转折点。因此，采用定量方法预测未来几年内河北省钢铁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不会取得符合实际的预测结果。综上所述，本文在分析河北钢铁产业调控政策的转变和产品产量与总产值关系的基础上，对2017年河北省钢铁产业的工业总产值进行定性分析，得出2017年河北省钢铁产业总产值图1河北省钢铁产业对其他部门的波及效应示意图

Fig.1Ripple effect on other sectors of the steel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会下降到9 500亿元左右，比2012年减少20%。

2.3河北钢铁产业波及效应实证研究

河北省重型化的产业结构特点非常突出，钢铁产业对工业各经济部门的波及效应格外明显。因此本文侧重分析钢铁产业对工业各部门的波及效应。在生产力水平不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河北省钢铁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下降20%时，通过产业间的波及效应，最终导致钢铁产业总产值还会有10.26%的下降。钢铁产业产值规模的下降也同样会波及与其相关联的其他产业。为了更充分和形象地说明钢铁产业的波及效果，本文将钢铁产业产值增加10%与减少20%时两种不同的波及效果进行分析（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河北省钢铁产业对重工业各部门的波及效应十分明显，其产值上升或下降时，会带动河北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金属矿采选、化学工业和金属制品等大部分重工业部门共同增大或缩小规模。当钢铁产业产值下降20% 时，除钢铁产业自身外，还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废品废料、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金属矿采选业等四个经济部门总产值下降幅度超过30%；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业五个经济部门总产值下降幅度在10% 到30% 之间；其余重工业部门的总产值下降幅度在2%到10% 之间；而各轻工业部门总产值的下降幅度基本都在0.5%到5%之间。

河北省合理缩减钢铁产业的规模，将带动大部分重工业部门规模下降，将有利于降低河北省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止住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结构愈发重型化的惯性，有助于河北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粗放式发展方式的转变。结合具体实践来看，河北省于去年底和今年初集中淘汰了一批钢铁产能，在其影响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金属矿采选、化学工业和金属制品等产业在今年会失去原有的一部分钢铁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产品需求。仅考虑钢铁产业规模缩减的影响，这些受钢铁产业波及效果比较明显的产业须适合缩减自身的生产规模以防止出现产品过剩。图2河北省钢铁产业对工业各部门波及效果图

Fig.2The ripple effect on various Industrial sectors of steel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3河北钢铁产业调整的节能减排效果分析

河北省能源消费总量高达3.02亿t标准煤，其中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9.6%。工业能耗的调整对河北省的节能减排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分析波及效应影响下，钢铁产业规模调整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关系，有助于掌握钢铁产业规模调整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切实成效。

3.1主要耗能产业能耗和排放系数的选取

河北省钢铁产业是能耗大户，受钢铁产业波及效应影响较大的各重工业部门也都有比较大的能源消耗。河北省工业中前十大耗能产业的能源消耗量占整个工业的96.53%，总产值占工业的78.82%。这十大耗能产业中除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外的其余产业受钢铁产业波及影响都比较明显。因此，本文选取钢铁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工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十个主要耗能产业来分析钢铁产业调整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效果。

投入产出表所反映出的是钢铁产业产值变动对其他各经济部门产值的波及效应，因此，要研究产值变动对应的能耗变化情况，需要首先确定各产业单位总产值的能耗情况。本文依据2006-2013年《河北经济年鉴》计算得出各产业历年的单位总产值能耗情况（见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在2005-2012年间都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到2012年时，基本都已经下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从变动趋势来看，2012年以后各产业单位产值能耗应该基本保持稳定，不会再出现较大浮动的变动。因此，本文使用各产业2012年时的单位产值能耗量来估算2017年钢铁产业产值下降20%在节省能源消耗方面的效果。

4结论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河北省钢铁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各重工业部门在其带动下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并逐步形成了重型化的工业结构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河北省钢铁产业的波及效应，并对产业调整的节能减排效果进行模拟，结果表明：①河北省钢铁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大于1，其发展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带动作用和受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拉动作用都很明显；②受钢铁产业波及效果明显的部门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部门，缩减钢铁产业规模，将带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金属矿采选、煤炭开采和洗选，金属制品以及化学工业等重工业总产值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进而有利于淘汰过剩钢铁产能，同时有效遏制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③钢铁产业本身和受钢铁产业波及影响较大的产业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部门，在缩减钢铁产业规模的波及影响下，将大幅度降低工业部门能源消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河北省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目前，淘汰落后产能和治理环境污染已成为河北省发展需优先解决的两大难题。合理缩减钢铁产业规模应该成为河北省解决两大难题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本文研究侧重于定量评价河北省钢铁产业的波及效应以及产业调整的节能减排效果的模拟，而关于河北省缩减钢铁产业规模的合理目标的确定，可在今后研究中结合国家钢铁产业整体发展规划，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支撑和劳动力就业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编辑：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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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ipple Effect and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f the

Steel Industry Restructuring in Hebei Province

LUAN Weixin1PIAN Feng1DU Linan1JIANG Yipeng2

（1.Transport & Management College，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6， China；

2.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3，China）

Key wordsHebei Province； steel industry； inputoutput； ripple effect；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作者：栾维新 片峰 杜利楠 姜昳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