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论文

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论文（精选6篇）

篇1：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论文

一、金融结构内涵及变动

1．金融结构内涵。美国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教授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并且，金融结构“随时间而变化的方式在各国不尽相同”(戈德史密斯，1969)代写论文。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其中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并且，金融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因此，戈德史密斯教授主要是从宏观上来研究金融结构。我认为，金融结构实际上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是指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在微观层次上是指上述各个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在宏观层次上，金融结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产业结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行业在整个金融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地位与发展趋势，包括融资规模、客户数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等。金融产业结构反映金融产业中不同业务领域的地位与发展状况。二是金融机构结构——金融机构的形式、种类、数量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国家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各种不同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特别是金融创新使得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不断地改变着这个结构。三是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中所占的比重。此外，从金融业拓展的空间范围角度看，宏观金融结构还表现为国内金(融业务与国际金融业务两大板块，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务是金融业的重要方面，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它是衡量宏观金融结构的第四方面——金融业务国际结构。

在微观层次上，金融结构是从金融机构内部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所拥有的资产量及其构成比例。由于各种不同金融机构主要从事相对集中并各具特色的金融活动，因此其拥有的资产量和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金融业的变化论文。例如在金融转型时期，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变化非常明显。二是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同一金融机构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金融领域的业务比重。例如，在分业经营体制下，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一定范围内的金融业务，但随着混业趋势的加深，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创新逐渐地扩大或改变其业务范围，业务结构变动反映了金融趋向混业的程度代写经济论文。三是金融机构的收益结构——金融机构在不同业务领域的收益在总收益中的比重。收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但有时也存在背离的情形。

2．金融结构变动。(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从宏观层面看，金融结构有一个不断高级化的动态发展进程，首先，金融业由最初比较单一的银行信贷业发展到现代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四业并举阶段，是金融产业的升级与发展，也是最重大的结构变动；其次，在各业并举的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也不断产生，从而丰富和改变着金融机构结构；再次，从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方面分析，由于金融创新与发展，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日益增多，金融资产的存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金融工具与资产结构向着全面发展的形态演进；最后，从金融业务的国内与国际结构看，在当代国际金融业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独立的国内金融市场不断融合成一个整体，随之发展起来的跨国金融集团在全球市场上开展业务，国际业务已经成为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业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在微观层次上，宏观金融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及其资产、业务、收益结构也发生着持续的变革。在银行统治信贷市场阶段，存贷款业务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直接融资业务的发展，债券、股票发行业务地位日渐突出，适应这种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日益加剧的竞争，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展。例如，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中与证券相关的业务逐渐增加，证券公司也向商业银行领域渗透，将证券业务与信贷等业务逐渐结合起来。业务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收益结构的变动，同时，为适应业务结构的调整，资产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由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微观金融结构始终处于持续复杂的变动之中。

二、金融结构及变动与金融监管及变革的关系

1．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1)金融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不同的金融结构会引致不同的金融风险结构，而风险控制是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适应金融结构和风险控制的需要，金融监管也需要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分工结构。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监管制度与结构。代写

金融监管史反映了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早期金融业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包括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其他金融业务很不发达，金融风险也主要表现为银行风险，适应这种需要，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作为国家进行监管金融的机构，由于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因而其监管重点是监察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随着证券、保险、信托等作为独立的金融产业发展起来，成为与银行业并重的金融部门，新的金融结构和金融风险结构下，金融监管的分工结构也有了新的安排，出现了专司证券、保险监管的机构，在立法、执法、机构设置等各个方面均得到重视。在金融分业体制下，适应这种金融结构，金融监管机构不断多元化，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考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发展历程无不如此。

(2)金融监管影响金融结构，特别是微观金融结构。金融监管要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但这并非意味着在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关系中，金融监管只是被动适应的一方，金融监管同样也影响着金融结构，特别是对微观金融结构而言。这主要体现在当金融监管不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会阻碍金融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即金融监管的“双刃剑”效应。监管当局对某项金融业务或某个金融领域的抑制将直接阻碍该金融业务或领域的发展。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强迫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的分离实际上是直接改变了美国的金融结构，而此后对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严格监管也直接影响了该行业的成长，加之经济环境的原因，投资银行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较大发展，并随着80年代以来对该领域监管的日益放松而出现快速成长。从微观金融结构看，金融监管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市场准入监管还是业务范围监管，都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收益结构，从而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发展。美国金融业在20世纪90年代呼吁放松对金融机构探索混业经营的管制，其重要理由就是这种监管导致美国金融机构因规模偏小，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单一而影响国际竞争力。中国目前严格实行的分业监管，使得银行机构资产结构、收益结构均十分单一也是很好的例证。

论文中国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来自

2．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为促进金融发展，要求金融结构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变化相互适应，实现两个因素的动态协调。在某种意义上，金融结构变动趋势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变革取向，而金融监管在适应金融结构变动的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结构变动的路径和时间进程。

(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宏观金融关系之一，二者的及时适应与协调能够有力地促进金融发展，而二者的错位与失调则直接抑制金融发展，甚至会引起金融动荡。在金融现实中，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的协调几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经过一段历程的磨合方能实现，有些是以渐进改革的方式子稳实现的，有些则是以金融“大震”的方式剧烈实现的。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协调中，金融结构变动速度及其量变积累直接决定金融监管变革的方向和速度。宏观金融结构迅速变动的时期，也是金融监管迅速调整的时期；金融结构变动积累越多，金融监管变革的幅度也越大。宏观金融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其完善过程改变了金融监管，促进了监管结构制度与结构的变化。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作为相对独立的金融产业其产生晚于银行业，但随着这些金融部门的逐步壮大，这种金融结构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结构，使得一元化监管走向多元化监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由于金融业竞争的日益加剧，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业务日益相互交叉渗透，金融机构向着综合化、全能化的方向发展，金融机构日益成为功能齐全的金融超市，各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综合化成为突出现象。微观金融结构的这种变动要求金融监管作出相应的调整。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是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影响金融监管，以及金融监管主体结构适应金融结构变动需要的典型例证。在金融创新带来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趋同化、综合化条件下，与机构监管相比，功能监管易于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在某些监管领域可能出现双重或多重监管，造成监管过度；二是在某些领域因缺乏协调而造成监管不足，形成监管真空，特别是对业务多元化的金融集团而言，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金融监管朝着功能型监管转变的趋势反映出其不断适应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综合化的微观金融结构变动要求。

例如，在英国，改革前传统的监管体制是典型的多元化体制，金融立法体系也相当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形成不同的监管分工。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金融业的持续变革，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相互渗透、融合日益深入，彼此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原来由不同机构分别监管不同业务的多元化监管体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现实要求，不但监管效率低下，而且给金融机构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1986年英国金融“大爆炸”改革以后，矛盾更加突出。为适应金融结构的变化，英国政府在1997年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方案，成立了超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经过两年多的改革，1999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颁布后，FSA"成为世界上监管范围最广的金融管理者”(Eva Lomnicka，1999)。正在进行的德国金融监管改革也推出了对“德联邦贷款监督局”、“德联邦股票交易监督局”、“德联邦保险监督局”进行“合三为一”改革的方案。

三、中国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问题的思考

改革以来，中国金融业迅速成长，在金融总量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金融监管与金融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对目前的已显滞后的金融监管进行改革，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促进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

1．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1)从宏观金融结构方面分析。从金融产业结构看，银行业一统江山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证券业发展很快，保险业在最近几年也有了较大发展，信托业不断得到规范。但总体来说，仍然是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未能完全实现各业的均衡发展。从金融机构结构看，机构总量增长巨大，并向多元化方向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形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从金融资产结构看，在资产总量巨大增长的同时，资产结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样化，但由于金融创新缓慢，金融产品种类少，金融工具缺乏，资产结构尚不合理。

(2)从微观金融结构方面分析。在严格的分业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资产结构单一和业务结构单一，由此导致收益结构单一。商业银行70％以上的资产为贷款，由于贷款对象以国有企业为主，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因其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为避免产生新的不良资产，银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过分惜贷”现象，造成资金闲置。为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涉足证券、保险业务，改善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整收益结构和增强盈利能力。从证券机构看，十余年来证券业有了较快发展，但却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限制。一是券商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二是受分业制的相关限制，券商的外部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仅能利用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作用不大。资金不足造成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狭小，无力拓展新业务，各家券商只能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因此迫切需要打通从商业银行融资的通道。另外，从保险机构来看，保险业在近几年的较快发展，保费积累很快，但1995年《保险法》对投资渠道的严格限制，使得保险资金运用成为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受品种单调、利率低、期限短的限制，使保险资金特别是长期寿险资金无以匹配，投资收益低，甚至连保值增值的目的都难以达到，从而危及到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保险结构迫切需要获得直接证券投资等新的投资渠道，以及包括股票、股权在内的金融资产，以改善资产结构和收益结构。

2.深入开展混业经营实践，促进金融监管变革，推动金融结构高级化发展。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与当代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当前金融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混业经营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也已加入WTO，将逐步开放金融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要成功迎接国外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继续推进金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包括推进以多业并举为主要特征的宏观金融结构优化，和推进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微观金融结构优化。

实现这一任务的有效措施就是推进混业经营实践，以金融结构变革促进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改革，并形成良性作用机制，最终目标是：在宏观上，改变目前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他金融行业相对弱小的扭曲状态，通过推进金融领域的产权改革，重构金融产权，培育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结构，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业并举，并且各行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宏观金融结构。在微观上，以金融控股公司为混业的目标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机构业务的全能化，并由此实现其资产、收益结构的多元化，形成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全能型金融机构。目前，中信公司、光大集团、平安保险等已经初步具备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但还很不完善，也不够规范。改革的思路是以现有金融控股公司为先导，分梯次、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控股的发展。具体策略上，可以将现有准备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机构分为两个梯次，以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为第一梯次，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等巨型金融机构为主体和第二梯次，借鉴第一梯次经验，以渐进方式向混业过渡。这样，在混业进程中既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又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3．适应中国金融结构变化，改革和调整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发展。基于金融监管应适应金融结构变化的理由，中国金融结构在过去20多年里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在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金融监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金融监管制度，适应国际混业潮流与国内金融业交叉经营、渗透融合的趋势，渐进推进混业经营；二是改革金融监管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监管制度与监管结构的改革促进金融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在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方面，要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对混业进程进行总体考虑，逐步改革监管制度，为向混业体制转轨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而不应该成为混业的实际障碍。当前，应适当放松对混业行为的管制，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监管制度，放松某些监管规则，给金融机构一定的自由创新空间，鼓励风险能得到有效控制的金融创新，如银证合作、银保合作、证保合作，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实践等。在逐步改革监管制度与法律的基础上，在混业进程的适当时点，全面改革监管的法律框架和内容，过渡到“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在金融监管结构改革方面，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可以考虑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开，成立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专司银行机构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央行则继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同时，在适当的情况下，随着信托业的规范和壮大，对信托业的监管也可以考虑独立进行。在完善目前机构型监管体系的同时，加强监管联席会议的作用。第二步，在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上述金融监管体系已经完善、监管能力有较大增强的基础上，根据金融混业的进程，成立专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代替目前的联席会议，强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准备向单一机构的功能型监管过渡。第三步，在适当时间，与监管制度的全面改革相协调，成立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统一的超级功能型监管机构，由多元化监管走向一元化监管，由机构型监管转向功能型监管。

篇2：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论文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性、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等方面, 分析新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提出了适应新会计准则变化的银行监管的若干建议。

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四项金融会计准则在相关规定、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使我国的会计标准得到进一步科学与规范。但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看,由于许多监管指标依赖于会计数据,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相关监管指标的计算口径,因此,包括公允价值、资产减值损失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现行银行监管体系及其监管职能的履行

我国金融监管是一种多元监管体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机关都在不同层面履行着监管职能,形成了以银监会监管为基本出发点、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目前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仍有监管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监管职责,并有权对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存款准备金执行情况以及对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情况等直接进行检查。

2003年4 月, 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组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银监会主要负责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审查批准或备案等。

国家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连续对银行业进行审计,查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发放贷款55.14亿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38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04亿元等问题。

二、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新的会计准则整体框架中,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和金融工具列报四项准则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逻辑一致,形成了有机整体。同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表内核算等具体准则的调整,也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

目前, 理论界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目标主要有两种观点: 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 会计应为资源所有者, 甚至是为所有的委托人提供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信息,认定和解除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委托责任。由此推论,国有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国家报告、股份制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股东报告银行管理者受托管理银行资产的责任,会计核算应用历史成本客观、准确地反映受托经济责任。决策有用观认为: 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为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在会计计量上不仅要采用历史成本, 还要采用非历史成本。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目标主要是决策有用观,是为了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群体,降低信息不对称,这与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异。

(二)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

银监会2004 年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其核心资本是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的合计,附属资本是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的合计,可见,监管资本是依据过去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划分的。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修订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附属资本中增加了“混合资本债券”项目,并规定:“对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的债券公允价值正变动可计入附属资本,计入部分不得超过正变动的50%;公允价值负变动应全额从附属资本中扣减”,这是结合2006年新会计准则所作的调整。但附属资本中“一般准备”项目在新会计准则中已不存在或至少说已发生变化,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的“首先从贷款账面价值中扣除专项准备”,而 “专项准备”是否还存在、如何计量等,显然与新准则的会计口径已不完全对应。

新准则将原被置于表外核算的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有利于金融企业及时了解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有关信息,有利于防范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但这种做法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变化或显着膨胀。在金融监管中起着重要参考作用的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的比例、贷款余额/存款余额的比例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有关监管指标随着会计核算的变化将有可能失去原本意义。

(三)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背离

目前,我们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资产更多地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不同的计价模式对银行利润的影响是显着的。从以下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编制报告时聘请境内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双重审计”后的审计利润差异可见, 审计结果的利润差异较大(见表1)。

如深发展2002年境内审计净利润3.13亿元,比境外审计净利润3.87亿元低了0.74亿元,差异率为-19.6%;华夏银行2005年境内审计净利润1.3亿元,境外审计净利润1.4亿元,出现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与负债,而我国当时还用历史成本计量。

(四)资产负债类别与现行监管框架的偏差

新准则以持有目的为分类标准, 将金融资产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四类,金融负债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类。这种划分使存款业务不再按期限划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也不再按存款对象区分为单位存款及个人存款,符合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但这种分类方法使每笔活期存款都可归入“交易性金融负债”,其间的流动性负债、派生存款数量则不得而知。而我们在监管贷款业务及防范贷款风险时,毫无疑问地要考虑贷款的流动性、安全性,考虑贷款与存款的配比。从新的资产负债表看,资产负债的项目类别与现行的监管框架不相吻合,给非现场监管的相关指标计算带来了困难。

(五)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新准则将贷款减值损失界定为贷款的账面余额与使用其初始实际利率折现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规定:债务工具减值损失转回可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这些规定缩小了金融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但与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是用经济增长时期贷款准备金的储备来吸收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以预提方式防止将来的贷款损失,如2002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指出:“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2006 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信用风险的稳健评估》(Sound credit risk assessment and valuation for loans)也强调,应“确保根据信用损失估计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合理且符合审慎性原则”。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金融监管策略

(一)加强监管与会计部门的有效沟通, 减少监管与会计标准的差异

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 修订框架》表示,“委员会及其成员国计划继续与会计当局进行积极对话, 以尽量减少监管和会计标准之间不应存在的差异”。因

此,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应加强监管部门间、监管与会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2001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2002年颁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调查报告》以及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2002年发布《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之间关系》等报告,都为合作与协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改革相关指标及其数据统计,调整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的差异

针对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出现的一定差异,应对以会计资料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关键监管指标及关键数据的统计进行改革。如“银行资本充足率”,可根据监管资本的特性,对会计准则中影响监管资本的要素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非现场监管的需要。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提出《关于修改的决定》中增加了“商业银行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将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债券的公允价值从核心资本中转入附属资本”,以使监管指标与新准则相协调,消除会计准则变化对监管指标的影响。

(三)研究新会计科目体系的变化,降低监管指标的偏差

金融监管当局获取信息、掌握信息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与基础。一般商业银行根据“新准则” 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重新设计了会计科目体系和财务核算办法,如有些行在“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下增设了“提取贷款损失准备”、“提取坏账准备”等二级科目,有的行在会计核算时还增设了三级科目。因此,利用现行监管指标时一定要注意这一新变化,如:分析贷款流动性指标时,则需要将资产负债表的“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拆分为“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分析存贷比指标时,则需要将“吸收存款”项目拆分为“长期存款”“短期存款”等,同时注意相应的资产负债比例,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单位存款和个人储蓄问题,以综合判断其派生存款和原始存款。

(四)制订新的贷款资产监管办法,化解贷款风险管理冲突

贷款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防范风险。新会计准则的“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贷款损失准备”使贷款损失准备不再预提。因此,应制订新的贷款监管办法,如: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减值监管时,要检查商业银行

确定的单项金额重大的贷款标准是否切实根据自身管理水平和业务特点,整体评估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框架设计是否合理,信用风险评估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所涉及风险计量模型是否与实际经营状况相吻合等,以化解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五)以新会计准则及会计信息为基础,创新金融监管方式

篇3：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论文

1金融自由化阶段(20世纪30年代前)

1.1金融监管制度萌芽期

20 世纪30 年代前,人们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初步实践。 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金融监管法律的起点。 最初确立中央银行制度是为了统一货币和票据结算, 中央银行基本不干预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更不直接控制金融服务和市场价格。 后来,中央银行衍生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从而有可能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检查, 才为中央银行监管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 然而,相互之间的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

1.2 金融自由化阶段的监管理论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是这个阶段的理论职称, 它们共同信奉市场的无缺陷性,尤其坚信“看不见的手”,它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属于市场行为的范畴,让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是引导人们共同努力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2金融管制阶段(20世纪30年代危机至70年代)

2.1大危机后安全优先型的严格金融监管体制

1929-1933 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相继采用了管制措施, 并将以单纯的法律约束为特征的金融管制逐渐发展成为具备丰富手段和内容的金融监管。 很多发达国家采取了关于利率、外汇、分业和结构的管制。 中央银行指定的相关政策,服务并监管者宏观经济,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目标是以金融业的安全性为主, 以求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 金融监管之严厉甚至倾向于政府的直接管制。

2.2 20 世纪30 年代至70 年代的金融监管理论

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确立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人们不再相信市场是完全可以自我调节的。 在这个阶段,银行制定的制度相对自由,金融体系没有完全细分,这就使得金融监管显得无力与脆弱。 银行过度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并最终引发连锁倒闭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3金融监管阶段(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

3.1 效率优先型的金融监管制度及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放松对金融业的严格管制,推崇“效率优先”的原则,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一举措的确促进了该时期的金融发展和经济繁荣。 但1982 年国际债务危机首先在拉美爆发;美国80 年代陷入长达10 年的储蓄贷款危机;日本80 年代末发生泡沫经济大崩溃;90 年代拉美新兴市场国家又发生金融危机;1997 年亚洲陷入金融危机。 这使得效率优先型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覆灭催生出了浮汇制。 资本市场对整个国际市场而言,处于相对过剩的状态,这与金融国际化的进程都给银行业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银行必须通过创新来回避金融监管制度。针对这种情况,西方十国集团果断采用联合监管,《巴塞尔协议》 由此诞生, 这个协议不仅对银行监管提供法律支持,同时也对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此后巴塞尔委员会的跟进文件指出银行要侧重风险的控制而非银行自身的经营。

3.2 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的金融监管理论

1973 年麦金农(Ronald.I.Mckinnon) 和肖(Eduard.S.Shaw) 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过渡到由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金融自由化”阶段,金融自由化理论正式形成。

明斯基(Minsk,1982)对金融的长期起伏和盛衰的现象进行归纳总结, “金融不稳定假说”观点被首次提出,他认为银行受利益最大化驱使,推出很多带有风险性的业务,这就对了银行内部的稳定性带来冲击,所以金融监管银行的经营变得很有必要。

《美国货币史1867 年—1960 年 》 一书由弗里德曼与施瓦兹(Friedman and Schwartz,1986)联合编著,他们通过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考夫曼(Kaufmann,1996)从银行体系的传染性和系统风险的角度分析也认为,个别银行比其他企业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失败,银行业也比其他产业更加脆弱、更容易被传染。

麦金农(Ronald.I.Mckinnon)于1991 年出版了 《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对政府干预进行了妥协, 提出对实行经济市场化而言客观上存在一个最优次序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如何排序是极端重要的。

4安全与效率并重的金融监管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4.1稳健型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

1990 年后,金融自由化迎来了发展的高峰,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在发达国家得到了长期有效的发展,形成了稳定的体系。 但是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很多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也出现了很多监管和发展方面的问题。 它们相应地转变了金融监管的方式方法,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强调适度的金融监管。另外,90 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又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2007 年爆发于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次贷危机,表明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强化稳健型金融监管体制的任务仍十分紧迫而艰巨。 因此,总体上说,当前的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监管要合理配置安全、效率和公平的金融监管目标,始终重视金融安全;二是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确保国际金融市场有序发展。

4.2 20 世纪90 年代至今的金融监管理论

90 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金融监管目标和方式的转变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安全稳定与效率并重。在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取得不少成果。 ①信息经济学背景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理论指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有效地解决了信用与信息对称的问题。 信用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实的操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信息的不对称与金融市场的道德问题与逆向选择是正比的关系。②功能性的监管理论。“功能观点”开辟了新的金融监管理论时代。 1999 年美国国会推出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此法案允许企业的联营,为保险、银行和证券提供了联营的机会,保险、银行和证券的混合经营由此诞生。③监管激励理论。 在拉丰、梯若尔(Laffont,Tirole) 1993 年的著作《政府采购与监管中的激励理论 》中,监管理论得到系统的分析和发展。 激励理论首次应用于金融监管中,他们的目标金融监管系统得到最优配置。

20 世纪90 年代至今的金融监管理论利用了信息理论与激励理论的原理,并向功能观金融监管的理念发展,这更加符合当今金融业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5总结与启示

篇4：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金融监管创新

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开辟了新的金融模式，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着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与颠覆。那么，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我们简单谈一下互联网金融的缘起以及它对金融监管创新的启示。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

简而言之，互联网金融是依托于互联网而开展的各种金融活动的总称。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主要包括网上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非P2P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新型电子货币、金融机构的网络创新平台和基于网络的金融服务平台。

首先，互联网的本质以及日益显现出来的优势与金融“强强”结合，促进了金融中介与产品的创新，催生了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互联网的特点是开放、平等、透明、分享、高效。金融运作追求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互联网金融依托于互联网信息高效透明，交易快速便捷、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型技术手段，拓展了金融投资主体的购买渠道，增加了金融交易的流动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加强了金融交易本来就有的网络效应。

其次，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最根本的“土壤”，是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下金融管制形成的套利空间。

银行主要利润来源是贷款与存款之间的息差。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价格扭曲。中国央行设定了统一的存款利率上限，扣除通货膨胀率等价格因素以后，中国居民的实际存款利率经常为负。现有金融体系的长期抑制与发展不足为互联网金融产品提供了机会。以余额宝为例，天弘基金用一只货币市场基金把客户资金集中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获得了比个人活期存款高十余倍的存款利率。

其三，仅靠银行难以满足中国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中国，商业银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于安全性、效益性的考虑，往往将90%的资金集中投向AA级以上的国有企业、大型优质企业，而传统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是中高额贷款，非国有的中小型银行数量不足、运作质量不高，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占中国企业总数98%以上的中小企业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据阿里巴巴平台数据，约89%的企业客户需要融资，53.7%的客户需要无抵押贷款，融资需求在50万以下的企业约占55.3%，200万以下的约占87.3%。

互联网金融具备轻应用、碎片化理财、利益导向的特点，符合中小企业发展模式和刚性需求。以P2P网贷平台为例，经过6年的发展，正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据易P2P网贷研究院报告，截止2014年6月，P2P网贷平台数量达1184家，月复合增长率约为6.24%。2014年上半年，P2P网贷成交额964.46亿元，较去年下半年增加363.82亿元，增长60.57%。

其四，城乡居民消费剩余的资金投资渠道受限。2013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中住户存款余额为46543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5%，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为46137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持续增长的居民收入增加了全社会潜在的金融投资需求。

但是在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中，市场信用严重缺位，银行信用由于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成为几乎垄断的信用机制。银行的储蓄存款是城乡居民消费剩余资金近乎唯一的投资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以来我国债券余额规模增长了约10倍，但是我国的各类债券主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售，直接金融工具由此转变为间接金融工具，金融脱媒现象（又称为金融非中介化）发展缓慢，实体企业资金紧缺和资金错配状况并未缓解。

其五，监管缺位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我国不同，西方国家实行以业务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机制，每一项金融业务均规定了主管的金融监管部门。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以金融机构为主，实行分业监管。首先，互联网不属于金融机构范畴，其业务不受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其次，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资本的要求，无需接受央行的监管。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刚兴起，应用边界模糊，业务形态灵活，难于监管。

其六，中国庞大的互联网人群以及新兴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优势相结合，形成了集合优势、乘数优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网民人群。截止2014年上半年，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户；光纤接入用户为5393万户；3G用户为4.7亿户。互联网的长尾效应、信息技术的革新，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加速了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经营，一些互联网以及平台公司积累了巨大的用户量。以支付宝为例，截止2013年底，支付宝用户已达三亿，2013年支付超过27.8亿笔，支付金额达9000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移动支付公司。支付宝构建的支付跨界叠加类业务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的互联网技术，对用户行为和经营数据进行分析，开始在支付的基础通道上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理财服务、融资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购买用户反过来又会继续充实该平台的用户量，由此达成一个良性的内部循环。

互联网金融推动监管创新

互联网金融有效补充了以银行为代表的主体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功能，提高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推动了金融业务格局和服务理念的变化，完善了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同时，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变得日益复杂。P2P的跑路潮、倒闭潮，网络理财产品的安全性等都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据统计，从2013年4月到2014年2月的10个月期间，有80多家P2P平台发生了倒闭、老板跑路或延期兑付等问题。这对我们原有的监管框架以及监管主体提出了挑战。这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是监管漏洞的表现，同时也是监管创新的契机。如何监管才能既规范其发展，防范其风险，又能维护金融市场创新呢？

首先，当前互联网金融的“乱象”缘于当前金融监管构架与金融创新、混业经营之间的不匹配。这还缘于对互联网金融的金融本质在认识上的混乱以及现有监管规则相对技术发展的滞后性。我们需要突破原有的监管框架，打破现有体系内“分业监管”的机制，对互联网金融产品所涉及的金融业务做功能上的认定，并归属相应的监管部门。

其次，将当前国内主要以机构为主的传统监管模式，转化为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市场合规监管。金融监管的核心是构建规范化、制度化的监管体系，及时、完整的信息披露体系，维护市场程序正义和效率。

其三，尊重市场主体间签署的合法契约。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保障合同法的有效执行。坚决打破“刚性兑付”，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把投资者教育作为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作来做。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对投资者的投资心态、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基本知识等进行长期系统的教育。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兜底，而是在产品信息合法披露、风险有效揭示的基础上，让投资者充分认识到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一个健康的市场，投资者应坚信：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是成正相关的，妄图追求高收益低风险甚至零风险的金融产品，这不符合金融的基本属性。此外，逐步提高投资人的契约意识，让投资者自主选择金融产品并按照合同自主承担投资责任。

其四，在监管手段方面，建立信息共享的企业、个人征信体系。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金融系统要提高对个人、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发展银行信用信息以及税务、工商、质监、公安、水、电、煤气、电话等公用事业单位的非银行信用信息共享的征信体系，填补我国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上的空白，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促进消费信贷和消费健康增长，改善经济增长结构，缓解中小企业借款难、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提高企业、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这也是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以及基础性的工作。

进一步加大金融体系改革力度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揭示了我国金融体制的“先天不足”，我们需进一步加大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力度，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市场信用快速发展。

首先，在金融配置资源方面，我们应该由发挥银行的决定性作用转变为发挥金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加速了金融脱媒的进程，促进以市场为主导的趋势性发展，促进银行进行业务转型。建立发挥金融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趋势。

篇5：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论文

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2008.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息息相关。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白芝霍特和熊彼特。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分别从工业革命、创新以及企业家才能角度,阐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人们对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存在许多争议,但总体上说,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认为,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奇迹,有力地证明了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通过金融体系作用于各产业来体现的,即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仅表现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国民收入的提高,还体现在经济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持续优化过程,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标志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产业结构合理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结构性问题是困扰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我国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型的双重任务,因此,结构性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更为突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失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我国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资金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的直接推动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的投资格局己经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金融主导型。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实现机制,对于各产业、部门、地区间的资源流动、合理配置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何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围绕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一主题,运用产业结构理论、资本理论、投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以金融发展为主线,建立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框架,在梳理考察产业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主成分分析等多种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以银行信贷为核心的金融中介对产业调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间接融资主导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银行信贷结构的直接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较大作用,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引发了结构的失衡。为发挥金融中介的资源配置作用,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

2.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是促进产业调整的重要渠道。股票市场通过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影响产业调整,即通过企业上市为新兴产业募集资金,并通过并购等手段,促进朝阳行业的成长和夕阳产业的退出。鉴于我国股票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尚未表现出来

3.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发展的动力源,对产业结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金融创新主要通过增量调整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鉴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扭曲,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作用,但其效应尚未完全表现出来。

篇6：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

摘要：

关键词：分业经营；混业经营；金融监管；监管体制；一行三会

据统计，2008年中国银行业实现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同比增长30.6%；资本回报率17.1%，预计比全球银行业平均水平高7个百分点以上；全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长和资本回报率等指标名列全球第一。在审慎监管下，到2008年底有193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标，达标银行资本占银行总资本比重高达99.5%。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日益蔓延、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我们要看到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矛盾还远远没有解决，危害性还没有完全释放，要积极筹划好各种应对之策，特别是要不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管效率，保持金融发展的良好态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过程和当前模式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金融监管当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金融业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为适应金融业的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在摸索符合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

从1948年12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行使着国家银行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作为基本职责。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机构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履行从国家银行向中央银行的过渡。1984年1月1日，随着中国工商银行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此，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确立并不断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对金融业的监管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这就是最初的混业管理。

随着金融机构种类的多样化和金融业务品种的快速发展，在分业经营格局

基本形成之后，1998年我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将证券机构和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给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保监会)，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多头”监管模式。在这种监管模式下，三家机构的监管职能有着明确的具体分工。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的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机构，它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其合法运行。中国保监会于1998年建立，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和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依法统一监管保险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很快就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使中国人民银行风险监管的意识逐渐加强，尤其是《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颁布，更加促使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考虑如何对银行业实施更加有效监管的问题。因为在原有的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监管银行业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中央银行要负责货币政策的稳定，要密切关注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与通货膨胀指数；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又要注意商业银行的证券交易风险，保证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流动性，防止商业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由于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以保证币值的稳定，因此，客观上存在着中央银行只注意货币政策而忽视监管银行金融业务的可能。尤其是当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之间产生目标冲突时更是如此。

为此，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与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银监会自2003年4月28日起正式履行职责，是国务院直属事业机构。根据授权，银监会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由此，我国形成了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分业监管、垂直管理。我国的分业监管实质上是一种“监管机构——相关主体”直接对号的模式。与银行有关的，银监会要管，与证券公司有关的，证监会要管，如果与银行、券商都有关，银监会和证监会都会“插手”。这种权力和职能上的多重监管，导致我国的金融监管常常陷入这样的被动局面，即“或者谁都没有管，或者谁都应该管，都管又管不好”。

目前对于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方案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建立协调机制

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法律上明确了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要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涉及的主要部门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直接的金融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综合调控部门。这些部门之间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包括信息共享、重大问题协商、联席会议等形式，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鼓励金融创新，共同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2、建立金融风险的监管、预警、处置机制。

学者认为，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必须建立对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具体包括：建立金融风险的识别、评价和预警体系，根据风险水平及时进行预警；建立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判别和救助体系，从而为制定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方案提供依据；建立对支付危机的处置体系；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金融安全网（包括存款保险）体系等。通过以上努力，使金融风险处于有效的监控和处置体系之下，从而为有效控制风险奠定基础。

3、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和加强跨境金融监管的合作。

巴塞尔银行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和资本率标准，在世界各国被广为推广。2008年的20国金融峰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将制定金融风险监管的国际标准，确保监管机构对金融产品和国际金融系统的掌控

能力。在今年4月召开的G20峰会共同宣言中也指出“金融业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

我国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年）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2年），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

4、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学者认为，尽快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机制，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队伍建设，提高市场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尽快出台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政策性银行、期货、信托、外汇管理以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填补依法监管的空白。做好金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订、废止等清理工作，避免因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金融监管工作的混乱。金融监管机构要与公检法司等部门建立稳定的磋商制度，把金融执法逐步纳入国家法律体系。

5、改变监管理念和方法。

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应该有所更新，也就是要由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向促进金融业竞争、促进金融混业经营的方向转变，由限制金融机构的合并转向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合的方向转变，实现由监管的“命令与控制”向市场激励的转变，实现向监管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上的转变，实现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时刻关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鼓励金融机构改善其内部控制体系，消除经营中存在的违规、违纪现象，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监管当局应该按照市场原则监督金融机构，在审批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

6、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安排

我国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稳步推进综合经营试点。业界普遍认为，根据我国金融发展实际，金融控股公司应成为我国金融机构实行综合经营的理想组织形式选择。难以对跨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实施有效监管正是分业监管的主要弊端所在。因此，在目前继续实行分业监管的前提下，必须对现有监管体制进行适当微调，尽快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安排，以适应现阶段金融业务创新和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需要。

总结：

当前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如何坚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风险、做到未雨绸缪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学者对于完善金融监管的研究已经日渐成熟，但是仍然没有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方案。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自身体制的同时，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同时不断做好制度创新，以应对不断发展的金融形势。【参考文献】

【1】曹凤岐：《中国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大改革》

【2】宋士云：《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与改革建议》，证券日报-创业周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吴敬琏：论中国金融改革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