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共9篇）

篇1：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当前我国金融结构问题日渐突出,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首先分析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并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作 者：曾昭志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财经学院,江苏,苏州,215021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年，卷(期)：22(2)分类号：F832关键词：金融结构 经济发展 实证分析 政策

篇2：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应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GDP增长率和金融发展速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相对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来说,中国似乎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

作 者：单俏颖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学院,统计系,天津,300222刊 名：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4)分类号：F224.0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 协整 因果关系

篇3：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联性问题, 运用OLS估计测算出了我国金融产业中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 为金融产业结构改善提供依据。

一、我国金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一)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金融产业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就是结构比率分析法。考虑到各类金融机构性质及其规模, 为便于分析, 本文将金融机构分为银行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三类。

本文分析金融产业结构的指标主要是:银行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保险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证券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分别用Bank FA/FA;Insurance FA/FA;Security FA/FA表示。在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上, 我们选取人均GDP增长率 (RJGDP) 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增长, 这样可以消除人力资本的影响。本节数据选择为1990--2010年度数据, 所有数据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中国证券期货业年鉴》以及中国保监会网站和各证券公司年报的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所有的数据均已转化为1990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本文数据处理使用的是Eviews6.0软件。

注:本文计算的金融资产包括M2、股票、债券、保险资产和证券投资基金, 其中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

(二) 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分析

1、平稳性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仅对已知非平稳的序列有效, 所以本文首先在这里对上述指标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利用ADF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见表2:

注:检验方法 (c, t, n) 中c表示有无截距, t表示有无趋势项, n表示差分项的滞后阶数。

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5%的置信水平下, RJGDP时间序列、Bank FA/FA时间序列、Insurance FA/FA时间序列以及Security FA/FA时间序列都是存在单位根, 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 不存在单位根, 这说明这四个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I (1) , 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分析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

2、协整分析

根据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上述变量均是一阶平稳序列, 满足协整检验的要求。因此本文可以对反应金融产业结构的变量Bank FA/FA、Insurance FA/FA和Security FA/FA以及反应经济增长的变量RJGDP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显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1个协整方程, 这就意味着反映金融产业结构的变量Bank FA/FA、Insurance FA/FA和Security FA/FA与反映经济增长的RJ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这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产业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分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本文在这里对反映金融产业结构的变量和反映经济增长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变量Bank FA/FA与RJGDP互成格兰杰因果关系, Insurenc FA/FA是RJGDP变化的原因, RJGDP却不是Insurenc FA/FA变化的原因, 而Security FA/FA和RJGDP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我国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保险业与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 而证券业与经济增长不具有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

本节实证分析表明, 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并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金融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银行业的功能体现, 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我国金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分析

(一) 数据的来源和变量的选取

根据上一节的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接下来我们通过建立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双对数模型来说明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问题。在指标选择上, 本节分别选取银行业营业收入 (Bank IN) 、保险公司营业收入 (Insuance IN) 和证券公司营业收入 (Security IN) 来衡量金融产业结构, 以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节数据选择为1996-2010年度数据, 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保监会网站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所有数据均以转化为以1996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

注:1996年价格指数为100

(二) 我国金融产业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OLS估计

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 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考虑不同产业结构对生产影响的函数y=f (xi, A) , 其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xi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 (i=1, 2, 3) , A表示技术水平和经济制度。对上述生产函数两边求全微分得到:

对方程 (1) 两边同时除以y, 则有:

那么βi就表示i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即第i产业产出增加1%会导致总产出βi%, α就表示技术进步和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用下列计量经济模型来估计金融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水平:

我们采用Eviews6.0软件, 可以得出如下计量模型:

该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决系数为0.9926, 这说明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整体的解释意义。DW统计值为1.7171, 说明模型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模型也不存在高阶自相关性。同时在White检验中P值为0.4978, 远大于0.05, 这说明模型也不存在异方差性。由此可见模型的参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是可信的。

根据模型可知, 当银行业收入增加1%时国民生产总值会增长0.2278%, 保险收入变动1%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变动0.4307%, 证券公司收入增长1%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0772%。可见保险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最大, 其次是银行, 证券业的贡献比较微弱。

三、结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 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但目前金融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协整检验表明, 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产业结构的变迁之间至少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 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金融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银行业的功能体现, 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分析表明, 我国金融产业内部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尽相同, 其中保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最高。银行业占有金融资源最多, 而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却低于保险业。证券业因其规模较小对经济的贡献不显著。因此, 加大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 应成为促进金融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基本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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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slis Demirguc—Kunt, Ross Levine.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5-170.

[3]Franklin Alle和Douglas Galee.比较金融系统[M].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2:27-86.

[4]白钦先.比较银行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69-205.

[5]王广谦.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分析[J].金融研究, 2002, (05) :47-56.

[6]李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19-153.

[7]李健, 贾玉革.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研究[J].金融研究, 2005, (034) :57-67.

篇4：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0－04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注：从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来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两类二元经济结构现象：一类是刘易斯提出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另一类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Myrdal,1974）提出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指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空间上相并存的一种状态。本文研究的主要是指前者，即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1]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2][3][4]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经典模型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实物模型”，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金融发展理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仍然重视不够，大多数金融发展理论家研究的主要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文献逐渐丰富起来，但对于二者的关系尚存在争议。基于此，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综述

最早明确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经济学家是金融发展理论创始人之一的麦金农（Mackinnon）。1973年，他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Fragmented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并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金融抑制可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具体的分析麦金农是基于费雪（Fisher,1930）的两周期分析框架：假定个人或厂商面临两种技术选择，一种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传统技术，另一种则是在没有任何产出之前需要大量初始投资，一旦投资收益率会很高并且递增的新技术。如果个人或厂商受到融资条件和收入禀赋的限制时，最优选择是传统技术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如果一些投资者能按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线斜率表示的利率借款，那么就会选用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投资，此时企业家的效用达到最大化。这种能否获得借款与技术选择的关系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出现。[5]

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假设整个经济有两个部门组成：部门I是落后或低效率的部门，部门II是现代的或技术先进的部门，而这两个部门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以统一价格出售。由于部门II比部门I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有比较高的生产率，部门II资本收益率显然要高于部门I，不仅如此，先进的生产技术也给劳动带来了较高的收益率。所以他认为，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加尔比斯模型旨在说明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是否需要转换的问题并没有考虑。但他的分析客观上也说明了金融抑制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为以后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其模型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如果单纯地以资本收益率的高低来决定资源的投向，则似乎应该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其结果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调。[6]

南开大学王少国博士（2005）认为麦金农对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解释，其意义主要在于指出了金融抑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但他分析的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资本既然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稀缺，资本的需求将大于资本的供给，所以即使不存在金融抑制，也将只有一部分个人或厂商可以获得借款而采用新技术，另一部分只能采取传统技术，从而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可见，金融抑制并不能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而应是二元经济结构强化的原因之一。[7]

三、关于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研究

拉克西特（Rakshit,1982）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之中，建立了一个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组成的两部门模型，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贷市场不完善，而信贷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利率机制的失灵与金融中介机构的缺乏两个方面。显然，为了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须理顺利率机制，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机构。[8]

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濨（1986）从金融发展差异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印度、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情况。从统计资料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和印度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转换缓慢，与这两个国家金融发展处于初级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发展落后，对农村资金需求的渗透乏力。而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应该归因于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基本做法是，“设立以中央银行为顶点的特殊银行、民间信贷银行体系、以小农为对象的农村信用组合网等现代金融制度”。[9]

张杰（1994）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这样的困扰点：对农业部门内生的资本形成与储蓄能力估计不足，对非农业部门资本形成的期望值过高，并且忽视了两部门间必然存在的金融资源流动对整体资本形成的重要影响。为此他以中国为例，着重分析了金融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流动状况，得出以下结论：金融资源对农业部门的净流入尽管是一种利益倾斜，但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却是更进一步的推动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产生的是一种“回波效应”。原因在于两部门资源流动中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现象。农业部门资源的巨额净流出，使其失去了进行金融努力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绝不是通过资源的简单再配置能够创造的，因为金融资源的再流入是外生的。所以农业部门金融制度变革的核心在于部门内部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10]

王少国（2003）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如何评价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呢？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金融发展既可能加速二元经济的强化并提高二元强度，也可能缓解二元经济的强化速度和二元强度，因此，衡量金融发展是否具有良性作用的标准应该依据金融发展是否是在不降低甚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强化二元经济的二元性，是否是在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缓解二元经济的二元性的。如果是则金融发展显然具有良性作用。而在第二阶段，金融发展是具有良性作用则可以通过检验金融发展能否加速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来衡量，如果是则金融发展具有良性作用。衡量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转换的综合影响是否具有良性，主要应该看相对于其他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更快的促进了二元经济转换即缩短了二元经济转换两阶段的时间总和。[11]

王洋（2005）认为经典的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都是一种实物模型，最重要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给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作用留下余地，为此，他借鉴国民经济核算中GDP的统计方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构造一个货币模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分析表明，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完善货币金融体系是至关重要的。[12]

高帆（2005）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提高，或者说交易费用降低。在制度层面上，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从而间接地论证了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13]

彭建刚、周行健（2005）分析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重要功能。他们认为，建立多层次的发展极是二元经济结构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发展极资源聚集和扩散效应中都发挥着大型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14]

许晓东、谢元态（2004）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资本结构，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不合理地流向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趋利性使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在农村形成了巨大的资本缺口，致使城乡经济发展失衡。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构建新型的农村资本支持体系，该体系由财政支持体系、价格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等部分有机组成。[15]

四、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的实证研究

收入分配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要条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将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下降(Lewis，1954)。因此，收入分配成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关键变量。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

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在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只有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愿意支付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总体上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的不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金融发展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足够多的财富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率，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服从“库茨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16]

盖罗和泽依拉（Galir&zeira,1993）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讨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将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技术简单、收入较低的传统部门，另一个则是技术较高、收入也较高的现代部门。这样，只有那些有较高初始财富的人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较高收入。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初始财富的分配不均和初始财富的均等分配都会永久化。[17]

与Galir&zeira（1993）相似，Banerjee&Newman(1993)通过建立一个三部门模型也证明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18]

Clark, Xu & 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够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工业部门，那么随着现代工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工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没有支持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关系。[19]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引入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选取了M2/GDP比率（经济货币化率）、信贷存量对GDP的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与GDP的比率（经济证券化率）作为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52－2003年间中国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还是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经济货币化比率的提高也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变量；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同样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反而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与和流失。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拉大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防止结构和功能的失衡至关重要，并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建议。[20]

彭建刚、李关政（2006）以二元对比系数、威廉逊系数作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以贷款相关比率、非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与贷款总额之比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贷款相关比率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强；非国家金融机构的作用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弱。为了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能单纯追求金融规模的扩张，应注重调整金融的财政性功能，以引导金融剩余的合理流动；要大力发展非国家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分析了金融发展与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地理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21]

五、简要评述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忽视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而金融发展理论也没有把二者的关系作为主题来研究，只是附带的涉及，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也就没有提出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理论。国内的文献更多的是借鉴他们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了理论修正与实证检验。

在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上，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理论研究方面，应利用更高深的数学知识构建精细化、规范化的模型，阐明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在机理；二是在实证方面，无论指标的设计、数据的选取还是方法的应用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进行更多的国别检验，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Lewis, W.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 Fei, C.H & Ranis,G. A., 1961,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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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rrist, J. R & Todaro ,M .P., 1970,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 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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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akshit,M., 1982, Labour surplus economy: a Neo-Keynesian approach. Macmillan Ind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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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larke, George, Xu, Lixin Colin and Zou, Heng-fu, 2003,“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984, March.

[20]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

篇5：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江苏省在今后的金融深化过程中,要在提高金融中介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努力.

作 者：张兵 胡俊伟 ZHANG Bing HU Jun-wei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江苏,南京,210095刊 名：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2)分类号：F301关键词：金融发展 货币化程度 证券化程度 经济增长

篇6：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2008.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息息相关。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白芝霍特和熊彼特。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分别从工业革命、创新以及企业家才能角度,阐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人们对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存在许多争议,但总体上说,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认为,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奇迹,有力地证明了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通过金融体系作用于各产业来体现的,即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仅表现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国民收入的提高,还体现在经济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持续优化过程,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标志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产业结构合理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结构性问题是困扰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我国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型的双重任务,因此,结构性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更为突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失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我国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资金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的直接推动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的投资格局己经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金融主导型。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实现机制,对于各产业、部门、地区间的资源流动、合理配置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何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围绕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一主题,运用产业结构理论、资本理论、投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以金融发展为主线,建立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框架,在梳理考察产业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主成分分析等多种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以银行信贷为核心的金融中介对产业调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间接融资主导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银行信贷结构的直接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较大作用,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引发了结构的失衡。为发挥金融中介的资源配置作用,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

2.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是促进产业调整的重要渠道。股票市场通过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影响产业调整,即通过企业上市为新兴产业募集资金,并通过并购等手段,促进朝阳行业的成长和夕阳产业的退出。鉴于我国股票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尚未表现出来

3.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发展的动力源,对产业结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金融创新主要通过增量调整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鉴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扭曲,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作用,但其效应尚未完全表现出来。

篇7：浅析我国结构化金融产品的发展

结构性金融产品通常被认为是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产物，是目前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最热门、最富有潜力的投资领域。事实上，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市场特征早在很多年前就己经出现，一些经典的结构化产品的出现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如可转债。本文对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阐述了其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结构性金融产品介绍

（一）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含义

结构性金融产品是固定收益产品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它将固定收益产品与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期权、互换等)合二为一，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由债券和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构造成的一个组合，以期增强金融产品收益或将投资者对未来市场趋势的预期进行产品化。传统结构性产品，如内含认股权公司债以及可转换公司债，其内含买权的主要作用是使所发行的债券对投资人更有吸引力，且衍生产品部分的风险是由发行者通过股本扩张来承担。而现代的结构型产品，其内含的衍生产品部分，重点着眼于该金融产品风险收益特征的改变，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内含期权部位可以是多头部位，也可以是空头部位，从而更大空间改变该结构性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二）结构性金融产品的结构

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基本结构是固定收益金融产品加期权的投资组合，产品的投资收益与期权息息相关。结构性金融产品内含固定收益证券和衍生产品两个部位，其每个部位的构成还可细分。如，债券部分通常可分为四种形式：零息债券、付息债券、摊销型债券与浮动利率债券；而衍生产品部位则可分为三大类:远期合约、交换合约与期权。

以保本型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为例，持有人相当于持有了一份无风险债券，并同时买入一份期权，其较高的或有收益来源于其买入期权可能带来的收益。其实质是利用组合投资技术所构造出的一种能够强化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允许投资者在不必交易基础证券的情况下，拥有一种选择权利，即选择获得固定收益或者享有单一股票、一个股票组合或股票指数的涨跌收益。

（三）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分类

内含期权的标的资产是影响结构性金融产品收益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产品期权的标的资产不同可分为:与利率挂钩（如LIBOR等基准利率），与汇率挂钩（如某些外汇指数，或预设的协定汇率，或汇率区间等），与股票指数、一篮子股票或单一股票等挂钩，与信用挂钩（如挂钩一家或一组公司的“信贷事件”），以及与商品、商品交易指数或单个商品价格挂钩(如与石油、黄金挂钩)。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结构性产品也逐渐内嵌一些非标准化的、混合型的奇异期权，或者挂钩一些新的资产种类，如保险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目前，与股票及利率挂钩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规模较大。

二、结构性金融产品的作用

（一）使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更加完备

完备市场是指在任何市场状况下，投资人均可以组合现存的各种投资工具，来复制任意既存有价证券的风险及报酬的市场。灵活的设计特点使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更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对资本市场的完备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深化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

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灵活设计的特点使其能够产生多样的风险报酬形态，吸引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增加了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分散和配置功能。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配置功能主要表现为：

1.使发行者和嵌入的衍生合约部分的风险相隔离。在传统结构性产品中，发行者承担期权部分的风险，比如，可赎回债券中，发行者购买了买权，承担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可转债中，发行者卖出买权，承担内在股票价格风险。而在现代结构性衍生产品中，发行者通常完全和所嵌入的期权部分风险相隔离。这种保护是通过衍生产品交易进行套期保值来实现的。发行者通过和投资银行或衍生品交易所市场的交易，对冲掉结构性产品的期权部分风险，锁定融资成本。承担的唯一风险是在对结构性产品进行套期保值时，来自于衍生产品交易者的违约风险。

2.降低了投资者的信用风险。传统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的发行者并非都是信用等级较高的，投资者承担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现代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的发行者限制于高信用等级者（国际市场上结构性衍生产品的发行者信用等级都在AA 以上，最低是A）可以认为不存在信用或违约风险。

（三）增强了金融衍生市场中资本的流动性

与传统的金融衍生产品相比，结构性产品可以根据投资者特定的风险特征来设计产品，从而满足其对冲风险的需要，降低了风险管理的成本，增大了金融产品交易量，大大增强市场的流动性。首先，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一方面由于增加了对嵌入资产的期权交易的需求，增加了相关资产期货、期权合约的交易量和流动性；另一方面，有些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比所联结的资产更容易进行二级市场交易。其次，相对于一般储蓄产品和股票投资而言,它不仅提供了一定收益的保障，也使投资者承受的风险在一定限度之内，为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机构提供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渠道，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投资者对结构性产品的投资需要，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另外，结构性产品将金融衍生交易巧妙地融合于传统的固定收益产品中，使投资者能够顺利进入由于自身资信条件限制无法进入或进入成本过高的衍生产品市场。

（四）提高了金融衍生市场的信用水平

商业银行作为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的发行机构一般都拥有较高的信用评级，所以对购买者而言，交易对手为信用较高的商业银行等结构性产品发行机构，交易的信用风险很低；此外，由于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发行机构一般不承担额外的市场风险，所以其会通过衍生交易将由发行结构性产品带来的风险在市场上分散，卖给其他投资者。对于这些投资人来说，交易对手也是商业银行等发行机构，交易的信用风险也较低。由此可见，通过商业银行等结构性衍生产品发行机构的媒介作用，可以起到信用增强的作用。

三、我国结构化金融产品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居民储蓄额的不断上升以及居民对理财的需求增加，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国内市场，国内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的发行也增长迅速。目前国内许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都已经推出了诸多与汇率、利率等挂钩的结构化存款或结构化理财计划等。

结构性产品在我国首先是以外币结构性存款的形式出现的。外资银行在2003年开始推出一些外汇结构理财产品。2004年3月《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执行办法》颁布实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推出了“汇聚宝”、“汇得盈”、“汇利通”、“汇利丰”理财产品，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推出了“得利宝”等理财产品，一些境内外资商业银行也相继推出了“优利账户”、“汇利账户”等理财产品。

目前我国的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按产品的收益特点，可分为固定利率型和浮动利率型；按产品的期限，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对应的存款最长期限为一年及以下、一到三年、三年及以上；按产品挂钩条件，可分为与利率挂钩、与汇率挂钩、与商品挂钩、与信用挂钩四大类。在产品结构方面，向投资者出售以本金保护型产品为主，挂钩标的除传统的利率和汇率外，还有股票指数。

四、当前我国结构化金融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者缺乏对结构化金融产品的风险认识及风险对冲能力

投资者对于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缺乏相应的专业背景和风控经验，容易被投行所描绘的种种市场好处所诱惑，却看不到做市商常常有意无意忽略的隐含风险，同时在面临市场剧烈波动时也缺乏相应的风险对冲能力和知识。

（二）缺乏有效的定价和避险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商业银行的衍生产品的定价和交易能力还有所欠缺，通过借道外资金融机构，国内的商业银行就失去了对自身产品的定价权。然而，衍生产品的发行商是风险中性的，因此发行商必须对其所发行的产品进行避险。由于定价能力的缺失和投资品种的限制，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还无法对自己所发行的结构化金融产品进行避险，从而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

（三）结构化金融产品的发展对监管及其他相关制度提出挑战

结构化金融产品对我国的市场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外汇市场、货币市场都分别有单独的监管机构。结构化金融产品往往是不同市场的产品组合。如何对这一市场进行监管是必须面临的问题之一。结构化金融产品产生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规避管制（也称管制套利）。目前国内居民向境外投资需经有关部门批准，外币理财产品以境内外汇存款的形式出现，暗含远期、期权和互换等衍生交易，使拥有外汇的个人可间接进入境外投资中最具风险的投资领域——衍生交易。

结构化金融产品对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对结构化金融产品中的固定收益证券和衍生品两个组成因素进行会计处理、税收上应如何调整等，都是结构化金融产品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结构化金融产品的理论研究滞后

我国结构化金融产品市场起步较晚，还属于一个崭新的金融创新领域。在国外有专门的投资银行设计结构化金融产品，并对投资者和发行者推销，而我国结构化金融产品都是各商业银行自己设计推出，不仅产品雷同，缺乏各自的市场定位，而且其中一些银行尚不具备良好的外汇市场投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此外，我国相关金融市场，譬如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都还处于初期发展状态，推出结构化金融产品也缺乏有效的市场基础。

五、政策建议

根据当前市场现状，结合我国结构化金融市场目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现阶段应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我国结构化金融产品市场的发展。

（一）建立多层次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结构化金融产品市场的发展要建立在相关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固定收益产品市场、股票市场、衍生产品市场不仅规模较小，而且种类较少，加之缺乏二级市场的流

动性支持，限制了结构化金融产品的创新与推广。我国应对结构化金融产品上市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争取早日为其上市交易扫清障碍，从而促进结构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推广。多层次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建立不但能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各类投资者的多元化需求，还能为资本市场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避险工具。因此，建立多层次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化解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二）加强对结构性产品的研究

结构性衍生产品对于国内大多数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国内相关机构对该产品认识仍然停留在低水平上，对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原理、定价方法以及风险对冲缺乏研究。在面临着外资银行竞争的情况下，国内券商、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有必要加强对结构性产品的研究和实务操作。在国内银行结构性产品发展迅速之时，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券商试点发行结构性产品，扩大证券市场的参与基础，满足投资者更多方面的需要。

（三）统一监管标准，完善相关法律

从国外结构化金融产品的长期发展来看，结构化金融产品上市交易是其发展的趋势，所以监管结构明晰是结构化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成熟，所以在业务创新方面还存在诸多限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都开办了名目各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结构化金融产品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不同的监管主体分别出台不同的监管标准、措施，缺乏协调，造成各类金融机构竞争上的不平等和金融市场的混乱。

鉴于委托理财业务中的信托关系属性，应该实行功能性监管，协调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和信托理财业务的监管标准，并打破理财业务资金运用分业经营的限制，使其在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之间自由流动。我国应该逐步完善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减少行政限制，推动金融市场创新。

篇8：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关系研究述评

1 理论研究

1.1 基于融资环境角度

Kletzer and Bandhan (1987) 最早系统地研究金融发展与进出口商品结构关系。他们把金融因素引入到H-O-S模型, 假定两国具有完全相同的技术、资源和消费偏好, 无规模经济, 且某一商品在生产中需金融部门提供资金。若没有国际信贷, 国内融资约束较少的国家会致力于高新技术等资本依赖程度较高行业的生产及出口;而融资约束较多的国家会致力于低附加值等融资依赖程度较低行业的生产。Tadesse (2002) 认为在金融不发达的国家, 金融中介有利于出口企业外部融资;在金融较发达国家, 市场有利于出口企业外部融资。Rajah and Zingales (2003) 阐明以银行中介主导的国家, 企业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抵押获得银行融资;以市场为主导的国家, 具有无形资产企业更容易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Kiminori Matsuyama (2004) 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两国的出口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假定国内信贷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金融发展使收益较低国家的资本流向收益较高国家, 有利于收益较高国家的资本依赖型企业形成比较优势和出口。Manova (2006) 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高的产业获得融资。无论金融发展水平如何, 增强对外部金融的利用都能够有效改善贸易结构。

1.2 基于技术进步角度

从金融视角, 技术创新实质是筹集与运用资本, 最终使资本增值的过程。Rajan and Zingelas (1998) 认为外部融资依赖强的产业在生产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来更新技术和设备, 而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减少其融资成本, 促进该行业的生产和出口。Carlin and Mayer (1999) 证实了金融发展为企业的研发提供了平台, 影响技术进步, 提高生产率。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有效聚集社会闲置资金, 从资金上为一国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同时, 由于金融机构能帮助技术密集型企业推广科研成果, 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一国金融对技术进步的支持越多, 该国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收益越高, 技术创新能力越强, 越有能力改善贸易结构。

1.3 基于规模经济角度

规模经济使得在生产要素禀赋、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相同的贸易双方仍能形成贸易互利。相对来说,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具规模经济效应, 有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质量的提高, 形成出口比较优势。Basu and Fernald (1997) 和Antweiler and Trefler (2000) 通过经验分析认为制成品产业资本投入呈规模报酬递增趋势, 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了制成品产业获取资本投入的能力及产品的比较优势。Beck最早基于规模经济角度探索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Beck (2002) 通过对65个国家30年的制造业出口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净出口额和制造业出口都较高。Beck (2003) 通过单方程多元线性回归对56个国家30多个出口行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若一国有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 该国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占比明显较高。Becker and Greenberg (2003) 发现在生产初期, 具有规模经济的出口企业需要更多的研发资金和营销费用, 使得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更高。而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出口企业获得融资, 其出口效益越高。

1.4 基于风险分散功能角度

Baldwin (1989) 构建了金融市场比较优势来源模型, 从金融市场风险分散功能的角度分析。他指出在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 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风险溢价和边际成本相对更低, 更愿意生产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在金融水平较低的国家, 低风险产品如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的依赖较少, 该国在此类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比较优势并出口这类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整个生产到出口过程中还可能面临信用风险、汇率和利率风险、政治风险等。金融市场能够帮助企业对风险进行管理和分散, 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保驾护航。

1.5 基于比较优势角度

Ju and Wei (2005) 在H-O-S模型中加入金融合约模型, 建立贸易的一般均衡理论。当一国金融体系发展落后, 资本所有者无法根据市场均衡利率为企业提供资金,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此时金融发展水平决定国内产业结构。当金融发展不平衡的两个国家进行贸易时, 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一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Ju and Wei (2008) 在此之上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无论金融发展处于何种水平, 均能够促进比较优势的形成。Hur、Raj and Riyanto (2006) 将金融发展、生产者技术、投资者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分析一国的比较优势。

2 实证研究

随着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深化, 学者逐渐开始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角度转向微观角度。Rajan和Zingelas (1998) 利用美国上市企业的数据, 计算出各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系数, 证明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该国行业尤其是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行业的生产和成长具有促进作用。Svaleryd and Vlachos (2005) 对OECD国家的27个产业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在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 在出口上更有比较优势的是那些外部金融依存度高的产业。Hur and Riyanto (2006) 对42个国家的27个行业进行数据分析, 指出行业和特征不同, 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的优化产生不同的作用。Becker and Greenberg (2007) 构建了四种企业进出口阻碍成本指标, 通过计算发现若两国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具有差异, 他们的出口产品数量和结构也具有明显的差异。Manova (2008) 通过分析91个国家1980—1997年间的数据, 发现证券市场越开放, 外部融资依赖产业的出口增长越快。

国内的学者主要采用中国省级和产业层面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胡岩 (2003) 研究认为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将导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逐步发生转移。陈建国、杨涛 (2005) 通过中国22个行业1992—1999年间的数据分析发现, 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随着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阳佳余 (2007) 用1990以后十多年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论证了金融效率指标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史龙祥、马宇 (2008) 对中国27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金融发展对不同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优化作用存在较大的差别。包群、阳佳余 (2008) 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显著影响到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朱彤、曹珂 (2009) 的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效应显著影响到出口结构, 然而金融市场的运营效率对出口结构的影响不明显。林玲等 (2009) 运用GMM方法对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企业出口效益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 中国金融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和国有银行寡头垄断的金融市场结构对中国企业出口效益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姚耀军 (2010) 利用升级面板数据得出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对中国总体对外贸易总量以及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依存度都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 简评

总结现有文献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关系的路径:从宏观角度来看, 金融发展通过资本配置、规模经济、风险分散等功能, 促进经济体进行资本积累、技术创新, 形成比较优势, 促进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从微观角度来看, 不同行业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不同, 受金融发展的影响也不同。不同国家的内部经济水平存在差异, 大多较成熟的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体的指导作用值得商榷, 特别是金融发展决定出口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围绕两条主线, 从融资环境、技术进步、规模经济、风险分散、比较优势等不同角度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关系的文献进行阐述, 总结当前研究成果及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金融发展,出口贸易,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包群, 张雅楠.金融发展、比较优势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J].国际金融研究, 2010, (11) .

[2]冯路, 景俊敏.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J].知识经济, 2008, (8) .

[3]Kletzer K, Bardhan P.Credit Markets and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7, (27) :57-70.

[4]Thorsten Beck.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s There a Link?[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57) :107-131.

篇9：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关键词]金融结构；经济增长；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金融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其国家的金融结构越是合理，因此国内外也有众多学者致力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探究。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进行合理的金融结构的调整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金融机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理论及研究

1.1哈罗德一多玛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金融结构的定义。金融结构就是指某经济体中组成金融系统的各成分的比例，包括市场、产业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国外在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起步较早，哈罗德和多玛共同建立了哈罗德一多玛模型，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哈罗德一多玛等式即：g=s/k，在该等式中资本产出率等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商，即资本产出率一定的情况下，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经济体的整体储蓄率提高时代表其资本量充足，投资率也就会相应升高，投资资本的增多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

1.2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国外的金融结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发展到今天更是形成的诸多的分支。Smith（1958）做出了金融结构的定义，他认为金融结构就是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产品等与经济体的其他基本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Demirguc（2011）及他的团队通过对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及经济发展速度的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近些年来有专家将金融结构分为银行主导型的以及市场主导型两大类，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Levine（2013）通过调研发现当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两种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趋于相同。

1.3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国内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李志华（2007）通过对1992年实行市场化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及产品的分析，发现金融市场的改革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徐静（2012）着重分析了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并研究了其发展的影响因素。王磊（2014）对以往的金融结构的定义进行了完善，他认为金融市场的各个组成成分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结构等等都属于金融结构的范畴，并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式、研究重点等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思路进行分析，也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

2.1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各不相同

通过对多个国家的自上世纪80年代起的经济增长数据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数据的分析比较发现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其促进作用也有所不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银行规模以及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加速其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对于某些国家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对于某些发达国家来说，股票及银行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流动性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该经济体的发展。例如本世纪初期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股票市值回升但总体经济并未得到明显的增长。从这个层面来说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经济体发展程度，市场成分组成，国情以及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2.2中国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需要认清的是，我国仍然是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结构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金融结构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原本封闭的国内经济环境，也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自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实行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更是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银行市场以及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及发展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有利于企业融资的进行，企业的发展进而又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我國经济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容易受到金融风暴的波及，而且由于我国金融业起步晚发展程度低，还没办法完全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金融结构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我国金融结构存在资产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银行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资产拥有率高，影响较大，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受到大型银行的牵制也很难得到发展。与银行的高市场占有率相悖的是其低下的效率，我国银行的发展还仅仅停留在储蓄借贷等基础业务的层面，金融衍生品以及中间业务等的研究深度不够，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升级，也未能起到金融效率提高以及资本优化配置的带头作用，这也使得其未能发挥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常促进作用。针对此我国急需做出金融结构的调整，注重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升级，扶持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调整升级，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国际金融市场的开拓，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三、金融结构的调整改善建议

3.1调整现有金融结构，深化金融市场改革

目前我国仍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这种结构难以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进行转型升级。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程度加深，不断涌现出各种形式的中小企业，而仅仅通过银行信贷远远无法满足这些企业的融资需要，因此就需要进行金融机构的创新。国家需要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鼓励一些民间新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进而推动金融结构的调整和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对于现有的商业银行的调整，全面推进其市场化进程，政府需要“放手”，尽可能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不断进行自身的优化，促进自身经营水平的提高，不受政府限制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这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之举。

3.2平衡区域金融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优于西部，城镇优于农村，这对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平衡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就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平衡。针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国家需要注重对西部的扶持，出台相关的政策鼓励西部金融市场的发展，采取相应的资金或是人才扶持。同时采取东部带动西部发展的策略，从东部调优秀的金融业人才到西部进行发展或者是东部提供资金推动西部金融业的发展。针对城乡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首先政府需要从政策上鼓励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的制定，批专项经费进行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于此同时注重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创建，鼓励农村人发展农村金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农民的金融意识，有条件的可以进行金融知识的培训等。

3.3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为了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就需要进行金融市场的监管，这对于充分发挥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需要进行相关的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监管有法可依同时也提升对市场参与者的约束力。相关的执法或者行政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于扰乱市场秩序的机构或者个人要进行相应的惩处从而维护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也有利于提升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同时对于市场的监管不是由单个的政府部门负责的，这就需要充分协调各个部门间的工作，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充分发挥监管的作用。除此之外监管制度及法律法规也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对于无法适应当前国情的制度要及时地进行更改或者删除以更好地促进市场的发展，另外监管部门也需要保持自身的纯洁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只有了解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注重金融结构的调整升级，提高资本利用率，才能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胡殿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市场论坛，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