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法律顾问

军事法律顾问（精选六篇）

军事法律顾问 篇1

一、现代战争催生军事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与发展

现代战争实践推动军事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在现代战争中, 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 而且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合法性以及人心向背等, 对于达成战争的目的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的变革。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军事变革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 其实质是信息化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反映。正如江泽民指出:“人类战争经过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几个阶段后, 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可以预见, 信息化战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要战争形态”。 (1)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他们便立刻几乎是强制的, 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 甚至变革。这场由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全面变革。

联合作战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 也是我军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的对抗形式, 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 (2) 联合作战政治工作是党在联合作战期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是联合作战中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其中政治工作中的法律战是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军事法律顾问制度对战略方针的确定, 在战略层面对战争的发起、进程和结束等都起着运筹的作用。对战争发起的具体时间、样式、规模、时限等起着决策的影响;对参战人员的权力约束以及对固定战争成果等, 在承担法律战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代战争被纳入国际法调整范围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 尤其在21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是战争的规模、形态和质地规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 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信息化战争条件下, 以电子战、信息战、空袭与反空袭、导弹攻防、远程精确打击和空间战等为主要作战样式, 以编制体制发生变革的诸军兵种联合进行的高技术战争。现代战争已向陆、海、空、电、磁全维拓开。 (3) 相比常规的作战样式, 其造成的危害难以预测和估量。

实际上, 在现代战争中违法作战的情况经常发生。换句话说, 在任何的现代战争或冲突中, 交战双方都不可能严格遵守相关武装冲突法的规定。所以。对现代战争这种特殊的暴力现象加以制约的战争法也应运而生。

在现代战争中出现违法作战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 一是违法作战不危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又能带来很大的军事效益。二是民族或宗教矛盾久远, 积怨甚深。三是军事指挥员缺少政治智慧和素质。四是部队失控或缺少相应的教育训练。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 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作战样式, 都要求我们对武装冲突法的执行和理解不能机械、僵化和片面的态度, 而应做到适时实施, 灵活执行。因此, 不容置疑, 现代战争属于国际法的调整范围之列。

三、信息化战争加剧对法律的依赖

首先, 全天候、全时辰、全方位、高立体的战场侦察和监视、对战场的控制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电、磁、光、声等探测技术已成为战场上洞察敌情、获取情报的主要手段。战场空间空前扩大, 战场“透明度”越来越大, 部队隐蔽行动企图变得空前困难, 战场目标的生存也面临更大的威胁。能否严格遵守战场伪装纪律、通信纪律, 加强对战场光、电、磁、声的控制, 保护己方军事设施、军队的部署、武器装备的配置以及部队的调动与行动企图等信息, 对战争的胜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 隐蔽战线的渗透窃密活动更加激烈, 防敌渗透、窃密难度增大, 也对军事法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另外, 电子计算机以及网络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 为敌特分子攻击破坏和夺取信息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场所, 手段样式更加独特隐蔽, 这对相关的军事法律增加了新的内容和难度。

现代信息化战争的突发性和速决性决定了人事工作平战转换的紧迫性, 其特点给战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在平时如果没有相关的军事法律提供完善的战时工作预案。

信息化战争, 由于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用于战场, 战场立体空间广阔, 作战样式多样, 战场情况变化急剧, 部队作战任务转变迅速, 作战节奏大大加快。这要求我们的军事工作必须简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完成各项任务。

综上所述, 信息化战争对法律的程度愈来愈深, 只有依靠强制有效的军事法律才能保证部队始终具有坚强的战斗力。

摘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因此, 军事法律顾问制度凭借其独特、高效、公平的功能和作用, 在巩固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就应运而生,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军事法律顾问,信息化战争

注释

11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 ,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465页。

22 周健:《军事法史纲》, 海潮出版社1998年版, 第3页。

彭德怀与苏联军事顾问 篇2

另外,中央军委各总部也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比如: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总参聘请了顾问尼哥尔斯基;时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的罗荣桓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1950年开始,聘请了苏联顾问。

诚如《彭德怀传》所言:“新中国建立后,军队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帮助训练。从那时起,便有了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军事系统中随处可见苏联军事顾问的身影。如何对待这些顾问,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关乎中苏友好,还是一个“如何学习苏联”的政治问题。

1952年7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议: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扬威朝鲜半岛的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提议。

7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并在后边具体开列了18类文电的细目。

从此,彭德怀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他上任伊始,就遇到如何正确对待苏联顾问的问题。

“就是要学,

向苏联顾问学习”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次年2月,新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党、全军、全民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热潮,各业务系统都聘请了苏联顾问,学不学苏联经验、尊重不尊重苏联顾问,被看作是政治态度问题。

20世纪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彭德怀认为,“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见《彭德怀传》)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之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当时,由于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理论水平高”的人整段、整段地引用毛泽东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作为不愿学的论据:“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

听到相关汇报,彭老总乐了:“毛主席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12月,那时苏联的军事科学主要是‘革命战争的经验’。不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也蛮丰富的嘛!今天用毛主席16年前的话来反对学习苏军经验,这说不过去嘛!”

为了统一全军的认识,彭德怀两次在全军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

一次是在1952年12月的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上,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读到下面这段话时,特意提高了音调:“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讲话中,他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另一次是在1954年1月,当时正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总结中,他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第一条是“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

在向苏联顾问学习方面,彭德怀是身体力行的。他一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就指出:“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地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

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他认真听取了苏联顾问的意见。“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见《彭德怀传》)

在彭德怀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军都充分重视发挥苏联顾问的作用。1955年4月12日和13日,徐向前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会议,研究防空军与空军的组织机构及作战指挥、组织协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以及苏联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将军及防空军和空军首席顾问。

“他们不了解的情况,

一定要说通”

彭德怀对“洋顾问”虽然是既顾又问,但心中有数,不是言听计从。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瞎指挥的历史教训,他始终记忆犹新。1933年9月,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结果“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痛斥李德的话),断送了整个中央苏区。

因此,彭德怀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时,不要机械搬运,特别不允许“上纲上线”。他说:“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指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他经手处理的事务中,就有许多没有采纳苏联顾问的意见。遇到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更是严厉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得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耐心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

彭德怀的态度影响了军委各总部。同年11月1日,在总参各部领导人及各特种兵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提出:各部门要经常与苏联顾问开座谈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以改进工作。同时,他又告诫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既不能不听顾问们的意见,也不要完全依赖于顾问。

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时,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一听火了,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1953年9月4日,彭德怀召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这时,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全国经济建设全面铺开,军队建设自然也需要全面展开。当时,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决胜”……

这些意见,通过与会代表反映到会议上来,无形中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一问发言者何出此言,大家纷纷曰:“苏联顾问的意见!”

彭德怀陷入深思:现在是顾问专政了?自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我国从苏联进口了几十个连的火炮,并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构筑了一批海岸炮阵地。他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有这些阵地都同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公分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的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公尺,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

一句话,这些海岸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把苏联军事科学

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

1950年11月,周恩来会见筹建陆军大学的刘伯承等人,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军大学,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帮助他们工作。

一提到顾问,刘伯承很自然地想起当年与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以往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事实证明,刘伯承的顾虑不无道理。

对于苏联顾问的事事“顾问”,彭德怀也有“中招”的时候,比如军队是否学习苏军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就是其一。所谓“一长制”,就是“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

1953年上半年,由于苏联顾问的反复提议,彭德怀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

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

5月,正式颁发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的《内务条令》中规定:“只有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是首长。在坦克连队中,没有连指导员的位置。”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见《罗荣桓传》)

到5月间,彭德怀在同苏联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十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这时,“我军政治工作名宿”罗荣桓向彭德怀当面陈词,深深触动了他。“1953年夏季,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看望他。罗荣桓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见《罗荣桓传》)

“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罗荣桓讲得很有道理,从而更增强了在实行‘三大制度’时,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党委制、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决心。”(见《彭德怀传》)

最后,彭德怀终于改变了原来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同年10月准备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报告时,在报告中曾列为专题详细阐述的“一长制”,被军队必须实行“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取代。

以后的几年中,他对“一长制”的思想,甚至还作过不止一次的批判。但是,因为曾经在“一长制”问题上“中招”,使彭德怀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屡挨批。

从1954年起,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大军区实行了盛况空前的八总部体制(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监察部、总军械部)。这对军队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机构庞大、分工过细、工作效率不高等缺点。通过总结经验,从1957年起到1958年,又恢复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体制,并一直延续下来。

正因为听苏联顾问的意见“中招”,彭德怀在1954年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在提出“向苏联顾问学习”的同时,又提出三条: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

“彼得罗舍夫斯基

在作风上也很粗暴”

对于部分苏联顾问的自高自大和部分中国同志的谦卑甚至是自卑,毛泽东开始不以为然,最后提出批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8年5月14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向党中央、毛泽东呈上报告。报告中说:“开始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教条主义态度,不敢想、不敢问,认为自己不懂,只能照抄照搬。成都会议之后,进一步总结了对苏联专家工作的经验,发现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也必须政治挂帅,强调务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

5月16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彭德怀迅速在军队系统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对苏联顾问采取了既“要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又“要破除迷信”的态度。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彭德怀等陪同下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并发表谈话,一吐对苏联的积怨,包括顾问问题:

“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会发生问题……

军事学院有个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不准讲朝鲜战争的。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22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3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收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尤金同志谈了多次,如果没有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这时,彭德怀插话:“彼得罗舍夫斯基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说他污辱了伟大的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毛泽东摆摆手说:“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彭德怀迅速把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传达到军队系统,此后各单位对苏联顾问的态度日益正确,苏联顾问在中国国防建设中的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

1960年7月16日,彭德怀离开军队一年之后,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就在7月25日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1300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200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7月3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见《毛泽东传》)

苏联政府撤走专家(即顾问)、不“顾”不“问”的举动,重挫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

浅析军事法律文化与依法治军的关系 篇3

一、军事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

通过长时间的军事实践活动逐渐形成了比较深厚的军事法律文化, 它不但是一种艺术模式, 还是相关的制度和组织体系。所以, 我们在认识和理解军事法律文化有关内容的时候,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首先, 军事法律也是属于文化的一种, 军事法律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分, 从出现到现在的逐渐发展, 也经过了漫长的变化和发展, 在不同的阶段中, 军事法律所体现的特点也是不同的, 这也证明, 在实际军事活动中, 也蕴含了一定的文化概念, 是军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主要体现; 再者, 就是在法律文化中的价值和效用,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军事法律文化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之一, 更是法律文化在实际军事范围中使用的主要表现, 在研究军事法律文化的时候, 其中的研究主体就是军事法律, 这也表明了军事法律在法律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所以在法律文化中, 军事法律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效用。还有, 就是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出现了人类设备之后, 军事也随之出现, 所以军事的发展经过也是比较深远的, 在原始社会阶段, 各个氏族之间频繁出现战争, 也随之产生了军事法律, 也就是所谓的宪法, 并且发展十分迅猛, 依据我国古代军事发展的具体阶段来看, 最开始, 在进行军事整顿的时候, 根据有关的行为方式, 通过不断的发展训练, 建立了习惯法, 现在军事的改进主要是依托于军事文化, 所以军事文化的发展也经过了习惯法、习惯改进法和军事文化改进三个阶段; 并且, 军事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 是两个不同的内容, 在研究军事法律文化的时候, 为了更加深入的进行探索, 就需要进行更加细致全面的探索和研究。所以, 军事法律制度史、军事法律发展史、军事法律概念的形成等都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整体来说, 需要对军事法律传统进行全面的探索,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研究的准确性; 最后, 军事法律文化的是一个实际性的内容, 军事法律文化的实际性内容比较广泛, 像是军事法律心理、军事法律制度、军事法律观念等。并且, 在对实际内容进行划分的时候, 还要对军事法律文化构造进行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其划分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二、依法治军的主要内容

( 一) 坚持党在军队中的主导地位

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要充分体现出党对军队的主导地位。其主导地位的展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军的主要基础和根本要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 党的主导地位也更加明显, 党是主要力量, 并且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党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的军事范围中, 在进行国防和军队构建的时候, 主要的策略都是需要党来进行制定和完善的。并且, 通过法律程序, 建立能够制约和引导人们正常活动的国家观念, 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军、强化国防力量和军队构建的目标。所以, 依法治军的顺利发展还需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还有人认为,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军是单独存在的, 实际上,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在进行依法志军的时候, 需要以党的正确领导为基础, 并且进行科学合理的变动, 从而有效的突出党领导的重要效用。

( 二) 依据相关的宪法和法律

在我国进行依法治国的时候, 第一要坚持以宪治国, 所以, 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宪法和法律更是军队发展的主要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 在依法治军的过程中, “法”的范围更加的严苛, 并且其中的针对性也比较强。现在, 我国有关的军事法律、军事法规的种类多种多样, 并且很多的法律法规都是各个部门和国务院一起制定的。宪法、法律和有关的军事规范性内容都是依法治军的主要法律根据。

( 三) 注重国防和军队的构建与改进

在进行国防和军队改进的时候, 其基础就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过去, 人们对于依法治军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单纯的认为“军”就是指军队, 还有的人认为依法治军的构建和强大的国防力量, 实际上依法治军不但有军队的构建, 还有国防和武装力量的构建和改进。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国防构建和军队构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的紧密, 所以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对其范围的划分也更加的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出依法治军的实际价值。

( 四) 健全中国独特的军事法治系统

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其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比较全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体系, 该体系中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 像是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保障体系等。依法治军的顺利进行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保护, 所以, 需要建立比较健全的军事法规制度系统, 从而有效的体现出制度的保护效用, 从而更好的促进依法治军的顺利进行;依法治军的主要内容就是科学合理的军事执法, 在实际的军事执法中, 还有一个内容至关重要, 就是监督。在进行监督的时候, 要建立比较健全的监督体系、监督制度, 从而使得监督的过程更加的科学合理并且严谨, 依法治军的实行还要构建比较健全的保障系统。

三、依法治军中军事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

( 一) 军事法律文化是依法治军文化的主要准则

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文化基础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站在某个层面上来看, 依法治军准则就是军事法律。在军事法律文化中, 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部分就是军事法律心理,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军事法律观念, 在建立军事法律文化意识的时候, 这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时候, 其中的发展状况对军事法律意识和心理素养的形成有着直接的联系, 并且军事法律心理和意识的构建, 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但是, 随着军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 这种心理素养和观念却比较落后。所以, 军事法律文化的构建是大势所趋, 但是军事法律文化的构建还需要长时间的发展才能有效的实现,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依法办事、严格实行是其中的基本要求, 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 就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军事法律文化。所以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军事法律文化的效用十分关键, 使得依法治军能够在比较和谐的文化环境中实行, 从而更好的完成依法治军的目标。

( 二) 依法治军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军事法律文化的构建

在对我国军队进行管理的时候, 比较正确的措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军。并且, 这也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构建现代化的治军模式。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模式, 军队在完成自身任务的时候, 利用依法治军的约束, 能够让其军队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并且, 在进行军队训练的时候, 还需要相关的法律作为基础; 军人要拥有合法的权益, 而且利用依法治军来完成, 能够有效的维护其内在的合法权益。在现代化的社会中, 军队构建要顺应时代发展的特征, 为了更好的进行军队的构建, 要使用依法治军的指导原则, 通过这样的方式, 使得军队构建中的各个内容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也使得军队构建更加的科学合理。针对军队来说, 现代化的环境中要有效的保证军人素养的现代化。所以, 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要加强对于军事和国防现代化人才的构建, 利用健全的国防和军事管理, 提升军人的素养, 以便更好的提升整个军队的素养。在提升军队整体素养的时候, 文化素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文化素养的提升不但需要进行相关的培训, 还要有效的发挥军事法律文化的效用。所以, 需要强化军事法律文化的构建, 在进行构建的时候, 军事法律文化观念的养成和提升是比较困难的, 在军事法律关系主体中, 军人的数量是最多的, 在培养和加强军事法律观念的时候, 要进一步加强军人文化素养的提升。通过这样的方式, 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就会加强军事法治文化的构建, 从而有效的推动军事法治文化的顺利发展。

( 三) 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是依法治军的重要力量

随着社会主义构建的不断完善, 军事法律文化观念的形成也发生了转变, 由过去的发展模式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党在管理军队的时候, 最为主要的方式进行依法治军, 实行这一方针的主要根源, 不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 还是军事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要坚持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把过程和军事文化内容进行对照可以发现, 方针和内容存在紧密的练习, 并且这种联系是各个方面的, 也是促进依法治军顺利实行的关键。在现代化的社会中, 军事法律文化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 在实行的过程中, 冲突和矛盾的关键就在于, 推动军事法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该情况出现主要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政治和经济出现了转变; 还有就是文化自身也具有矛盾性和冲突性。随着我国军事事业的不断发展, 对于军事法律文化的要求也在逐渐的增加。当矛盾和冲突相遇时, 制度和观念也会出现转变。所以, 军事法律文化也会得到推进和发展。在实际社会中, 过去的模式转化为现代化的过程, 相应的军事法律文化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军事法律文化的整体构造也出现了转变, 其中的变化过程也是比较繁琐的。但是, 随着军事法律文化逐渐融入到现代化的洪流中, 军事领域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所以, 也有效的促进了依法治军的顺利实行。

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防和军队构建也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和发展, 为了强化国防和军队的构建, 我国主要对依法治军的理论和实际操作进行了改进, 在进行改进的时候, 军事法律文化的作用不容小觑。军事法律文化和依法治军相互融合、一共进步, 利用军事法律文化, 使得依法治军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而且还拥有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法律根据和强大的发展动力。在进行依法治军的时候, 军事法律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依法治军是我国军队和国防构建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需要不断健全军事法律文化构建, 从而更好的发挥军事法律文化的实际价值。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依法治国是党在治理国家时的主要法律准则, 在实际的军事行业中, 依法治军也是十分重要的。现在, 我国正在不断的强化国防和军队构建, 其中的基本准则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军。军事活动的有序进行也需要在军事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中来进行操作, 通过长时间的军事时间活动, 军事法律文化也逐渐形成。在本文中, 就对军事法律文化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姐沙盘, 主要是对依法治军的实际含义和价值内涵进行分析, 并且研究了军事法律文化和依法治军之间的联系, 从而更好的保障军队的有序运行。

关键词：军事法律文化,依法治军,现状

参考文献

[1]周嘉伟, 刘宁, 郭伟杭等.论中国传统军事法律之特点[J].法制博览, 2013 (3) :140.

[2]杨蕾.强军之基治军铁律:依法治军理论的系统认知——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山新访谈[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13, 26 (2) :111-116.

[3]段可新, 王丹妮.试论依法治军条件下的军事法律文化建设[J].甘肃科技纵横, 2013, 42 (7) :115-117.

军事法律顾问 篇4

摘 要：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军使命任务的拓展，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运用军事力量的重要方式。因此，必须加强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使其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加强对我军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有助于为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面临挑战；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E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48-02

2012年3月22日，军委胡主席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条例（试行）》，标志着我国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逐步向法制化、规范化迈进。近年来，随着国家海外利益的日益拓展，我军遂行远洋护航、国际维和、撤侨反恐和跨国联合军演等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逐步增多，但约束这些行动的法律法规则是少之又少。因此，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需求日益迫切，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成为军队必须要解决的新课题。

一、法律对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保障作用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从以往维护生存利益，转变为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为配合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军队承担的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不断增多。这些行动牵涉国家多，法律关系复杂，行动的人员、装备等与国家主权利益紧密相连，只有相关的法律给予明确的地位，行动才能合法地进行。而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各国的通例。联合国出台的《维持和平行动部队地位协定范本》、《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对维和部队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我军与俄罗斯军队联合军演也是首先由双方签订“部队地位协定”，解决参演部队法律地位以后演习才得以展开。同样，如果我们在海外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没有法律依据，或者对方不接受我方以军事人员身份进入遂行任务，其结果必然不利于我军事行动的展开。为此，迫切需要完善相关国际、国内法律制度，为我军事行动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由于军人与外交人员不同，不能享有《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外交人员的特殊权利。我军事人员在境外的军事行动，必须有相应的国际法对其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否则履行涉外军事任务的官兵将无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里的“权益”一方面是指军队驻地、交通工具不受侵犯，驻地内的营房、设备财产免受搜查、征用、扣押和强制执行等等。另一方面是指司法管辖权。上述问题需要通过与他国进行协商与交流，签署相应的协定确定军队在执行任务所在国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以此作为维权的依据。

二、我军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面临的主要法律挑战

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提出时间较晚，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经验相对匮乏，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在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律保障方面还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内法相关内容缺失

尽管我国《宪法》、《国防法》、《刑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等现行法律法规为我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法律适用基本上仅限于国内行动，有关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条款很少，在专门立法方面还相对滞后。例如，我国自1992年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直到今年才颁布专门法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条例》）；海军在亚丁湾护航已超三年，但至今都没有专门立法予以规范。同时，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涉及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容比较零乱，不系统不成体系，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协定衔接不够紧密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二）签订的相关国际条约范围过窄

军队离开本土遂行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首先要解决部队地位问题。2002年10月，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了第一次跨国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直到2007年，我国才签订第一部关于涉外联合军演的多边协定和双边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其部队临时处于对方领土的地位的协定》。近年来，我国广泛参与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参与国早就不限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部队地位协定的缺乏，已严重制约我军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范围。

（三）尚未建立顺畅高效的涉法问题协调处置机制

军队遂行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一旦发生刑事案件和民事法律纠纷，处理起来十分复杂，需要军队政治机关、地方司法机关、外交和交通部门多方通力合作，才能予以妥善解决。目前，对于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出入境管理、税收豁免、损害赔偿、刑事管辖等诸多法律问题，我国尚未建立结构合理、运转顺畅的协调机制。

（四）官兵国际法素养普遍不高

目前，军队对国际法的学习重视不够，专门法律人才特别是武装冲突法人才匮乏，演习中法律战内容涉及不多，官兵武装冲突教育培训不足等问题凸显，已成为官兵遂行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短板。

三、逐步完善我军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体系

随着我军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日趋常态化和任务范围日益拓展，迫切需要克服上述不足，逐步完善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体系，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见实效：

（一）补充和完善国内立法中有关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规定

从我国立法现状出发，可以考虑从三个立法层面及渠道，推进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国内立法。一是修订《国防法》，增加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相关内容，如海上护航、海外维和等，使之成为国防事务的组成部分，拓展国防外延，为有关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二是适时制定《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对行动的目的、职责和内容等进行界定，对军队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组织、指挥、协调及相应的军需保障机制予以明确。三是由中央军委针对具体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制定专门军事法规，规范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涉及的国防动员、军事征用等具体事项，以及与《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相衔接的法律问题。

（二）积极订立和加入相关的国际条约

关注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国际法层级的法律构架，是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律保障体系的关键所在。就目前而言，我国应务求在制定规则和实际运用领域及时转化成果。一是建立强大的国际法律事务支撑体系。可以借鉴美军的做法，动员军内外力量，加强国际法律事务研究，于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研究，充分发挥军事智库的辅助决策作用。二是在规则制定上把握主动。除了对既有规则的遵守外，部分行动还要根据国家对外军事交往的需要，事先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如美国先后与多个国家签订了“永久部队地位协定”，就我军而言，应当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在遵循既有国际准则的基础上，熟练运用国际法知识，充分预见可能发生的各类问题，就国际协作及可能发生的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事先交流磋商，并牢牢把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三是注重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对于国际法律事务的研究成果，可以采用分层转化的方式加以有效运用。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大问题，及时提供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为立法、外交和战略部署提供决策支持；对于特定军种、特定地区、特定行动方式的研究，应直接服务于具体的军事行动，为其战术安排进行具体的法律指导；对于一些通用的国际规则、具体的行为规范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可以编写成相应的行动手册，为教育训练做出法律指引。

（三）健全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涉法问题处置机制

在这方面，美英等国的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通过与多个国家签订永久部队地位协定，对美军人员在别国的法律地位、出入境管理、税收豁免、损害赔偿、刑事管辖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范；建立了以军官法组织、联合法律组织、多国部队法律组织为主体的法律支援体系；将军法官编入各军兵种和部队各级，为指挥官提供法律咨询；通过整合制度、机构、人员，形成了完备的海外行动法律保障体系与案件处置机制。相比之下，我军涉外法律问题处置机制亟待完善。一方面，应明确涉法问题管辖权。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涉法问题由军队司法机关管辖，还是地方司法机关管辖，具体哪一级管辖还不明确，建议在《刑事诉讼法》、《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增加相关条款，对管辖权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应建立军地合作机制。军队政治部门、军队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关、外交和交通部门通过协商，建立合作机制，形成合力，高效妥善处理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涉法问题。

（四）加强军队专门法律人才的培养和配备

目前，我军专门法律人才大都集中在政治机关保卫部门、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基层分队没有军事律师编制，也少有专门法律人才。由于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性和敏感性强，需要在行动中配备和使用专门法律人才，为指挥员决策提供咨询，及时解决行动中遇到的涉法问题。对此，笔者建议，一方面，加大军队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议在部分军队院校增设军事法学系，为军队培养法律专业军官或士官，也可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在学员中广泛普及国际法和军事法知识。鉴于军队院校培养专业法律人才周期较长，建议酌情增加专门法律人才横向进入的规模，直接招收地方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生入伍，充实部队法律人才库，缓解部队法律人才紧缺的局面。另一方面，推进军队法律人才的优化配置。对于航空兵、海军舰艇部队和维和部队等易担负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部队，增加专业法律人才岗位编制。例如，在任务分队的数名军官中，至少配备一名以上具备相关法律行业从业资格的军官。在遂行重大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应增派具备相应语言优势和精通国际法的人员随队履行法律保障任务，及时解决行动中遇到的涉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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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海平.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的特点及启示[J].政工导刊，2012，（3）.

军事法律顾问 篇5

一、“军事测量”的法律分歧及其依据

《海洋法公约》所创设的自成一体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是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制订海洋法以及该法生效以后,遇到的最困难、最复杂、范围最广泛、发生国际争端最频繁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海洋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在陆上资源日益匮乏的情况下更显重要,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的军事利用价值。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能力控制着海洋,可以把军事触角延伸到沿岸国专属经济区以获取军事情报信息、实行军事威慑、获取军事利益;而发展中沿岸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安全、资源和军事利益,迫切希望专属经济区能够作为安全屏障以阻挡海洋强国的军事“渗透”。正是由于专属经济区极其重要的利用价值,沿岸国和海洋强国在军事利用的权利义务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分歧。

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强国的观点是《海洋法公约》总共只有两处提及“水文测量”,并且将“水文测量”和“海洋科学研究”分别举例,因此“水文测量“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而是“对海洋的国际合法用途,诸如同船舶和飞机的操作及海底电缆和管道的使用有关的并符合本公约其他规定的那些用途”,因此可以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自由进行。而“军事测量”与”水文测量“类似,只不过是得出的资料数据用途不同而已,因此也是符合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并且适当顾及了沿岸国的权利和义务。其他国家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和“水文测量”都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而是在行使与“公海自由”等质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沿岸国对在其领海外进行的“军事测量”不仅不享有管辖权,而且不得干扰或禁止非沿岸国“军事测量”的自由。任何对别国“航行、飞越”等自由活动的跟踪监视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而广大发展中海洋国家则主张,“军事测量”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范畴,是沿岸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专有权利,而且超过了一般性“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范畴,属于军事利用性质的“军事测量”,因此不但要受沿岸国的管辖和限制,而且必须适当顾及沿岸国的利益。

双方的分歧,既是一个国际海洋法的法理问题,又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理论是行为的先导。要解决实际的争端,必须从国际法上明辨是非。一是“军事测量”活动是不是属于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二是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测量”活动是否受到沿岸国的管辖限制?三是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活动需要承担哪些国际法义务?

二、“军事测量”活动应受沿岸国管辖

(一)“军事测量”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范畴

“海洋科学研究”是对在海洋进行的海洋环境研究活动的统称,其中包括“水文测量”。“水文测量”得出的资料数据主要用于制作为航行提供便利和保证航行安全的文件和档案等,供与海洋环境相关的人员诸如海洋学家、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等使用。“军事测量”指在海洋进行的用于军事目的的海洋数据搜集活动,实质上,“军事测量”就是用于军事用途的海洋水文测量,两者都是通过测量船舶或飞行器上的各种仪器对海道情况、海水流量、海洋水质、海域气候特征、海洋生物和海底矿产资源等海洋数据的探测和搜集活动,内容涉及海洋学、海洋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声学,设备包括音响测深仪、扫描声纳、海底抓斗、水流仪和靠模工具机。“军事测量”的特别之处在于出于军事安全因素考虑,具有军事利用价值的信息和数据将不会用于普通海洋科学,而主要应用于潜艇操作和反潜、布置水雷和排除水雷等军事活动。因此,由于将水文测量得出数据资料作军事用途,海洋强国所谓的“军事测量”显得较为特殊,但实质上仍然属于《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

(二)沿岸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测量”活动享有管辖权

《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了沿岸国享有对领海和志属经济区内“军事测量”活动的管辖权。根据《海洋法公约》,沿岸国有权制定法律和规章来管辖其领海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和水文测量活动,非沿岸国的“军事测量”活动,“应经沿岸国明示同意并在沿岸国规定的条件下,才可进行”;非沿岸国船舶在过境通行时,非经沿岸国事前准许,不得进行任何研究或测量活动。非沿岸国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军事测量”活动也必须得到沿岸国同意,并且接受沿岸国的管辖。沿岸国有权按照有关条款,规定、准许和进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的“军事测量”活动;在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应经沿岸国同意。沿岸国对其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测量”活动享有管辖权;有权拒绝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测量”活动。即使沿岸国同意非沿岸国进行“军事测量”活动,并且该活动正在进行,但是如果违反了应当遵守的义务,也有权要求这些活动停止。

有观点认为沿岸国仅仅对专属经济区享有“资源主权”,而“军事测量”属于对海洋的军事利用活动,所搜集的数据资料仅仅运用于军事,不构成对沿岸国“资源主权”的侵犯,因此不应当受管辖。这种观点并不成立。由于进行“军事测量”的船舶和飞行器可以是民用的,不能仅仅通过其外观来判断其所进行活动的性质。而且“军事测量”诸如“开采大陆架、使用炸药或者对海洋环境造成了损害的活动当然会引起沿海国的关注,因此应当取得沿海国的同意”,其所得的资料和数据肯定会涉及到对沿岸国自然资源诸如石油或天然气等的探测和开采,因此沿岸国对其享有管辖权。不仅如此,沿岸国还有权对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妨碍其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军事活动进行阻挠或限制。

因此,无论是“海洋科学研究”,还是对海洋的“军事利用”,“军事测量”都必须得到沿岸国同意,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并接受沿岸国管辖。

(三)国际法实践表明沿岸国对“军事测量”活动拥有管辖权

美国海军海洋测量船“鲍迪奇”号多次闯入中国黄海水域进行“勘探工作”。2001年3月24日,“鲍迪奇”号再次在黄海搜集数据,被中国护卫舰强行制止并驱逐出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外交照会,抗议美国海洋测量船“鲍迪奇”号侵入中国黄海“专属经济区海域”,从事监听、侦查等“活动”。而美国国防部认为军事情报搜集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不应当受到《海洋法公约》的限制。丁成耀认为,“鲍迪奇”号是一艘装满侦察设备的测量船,它在中国黄海所进行的不是一般的探测活动,而是进行“拖拽式声纳探测”及其他水下监听活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海洋法公约》赋予沿岸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享有专属管辖权,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9条规定:“任何国际组织、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而“鲍迪奇”号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测量”活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批准,严重地侵害了中国政府在该区域的专属管辖权。

就在同月,印度政府也对“鲍迪奇”号在距离印度尼科巴岛30海里海域进行“军事测量”活动表示抗议,认为其侵害了印度的合法权益,2001年1月,印度政府还对英国“斯科特”号在距离第乌190海里处海域进行测量活动表示抗议。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表示:“印度对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军事测量船未经授权在印度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情报测量活动表示抗议”。

三、非沿岸国的“军事测量”活动应遵循的原则和义务

(一)非沿岸国的“军事测量”活动应出于“和平目的”

所有国家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而且沿岸国不得不合理地推迟或拒绝给予同意,这也成为海洋强国进行未经同意和不受限制的“军事测量”的依据。然而行使上述合法权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遵守《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限制。他国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必须出于“和平目的”,而“和平目的”就是不以武力对沿岸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造成威胁。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沿岸国主张的“绝对的非军事用途”,换句话说就是禁止将专属经济区用于任何军事目的。另一种海洋国主张的“和平目的”并不禁止一切军事活动。美国就主张公约规定只用于“和平目的”应理解为禁止侵略行为,“并不禁止一般意义的军事活动”。也就是说,只要军事活动没有造成侵略事实,就不是违反“和平目的”原则。美国的观点既不符合《海洋法公约》关于“和平目的”的真实含义,也是与《海洋法公约》的立法宗旨和良法论的要求相悖的。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海洋法公约》虽然不禁止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利用活动,但“非和平目的军事利用是非法的”,“和平目的”行为应基本上被界定为“非军事性质的措施”。如果沿岸国认为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进行的“军事测量”活动对其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有权推迟或拒绝同意这些活动的进行。

(二)非沿岸国的“军事测量”活动应“适当顾及”沿岸国合法权益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58条的规定,非沿岸国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进行的“军事测量”活动应适当顾及沿岸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岸国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虽然《海洋法公约》没有对“适当顾及”进行明确定义,但是《海洋法公约》第240条规定“海洋科学研究不应对符合本公约的海洋其他正当用途有不当干扰”;第246条规定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不得影响沿岸国对大陆架的合法权利;不应对沿岸国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有不当的干扰”。沿岸国拥有对专属经济区内自然资源的占有、探索、开采、保护和管理;包括对其海洋环境专属管辖权的保护和保全;包括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以及建立并使用人工岛、设施和结构。这些权利和管辖权构成了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核心部分,其他国家仅仅拥有专属经济区制度规定下的自由权。根据《海洋法公约》第242条,“各国和各主管国际组织应按照尊重主权和管辖权的原则”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因此当沿岸国的主权权利和他国的自由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沿岸国的主权和专属管辖权应该高于自由权。沿岸国“有权对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妨碍其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军事活动进行阻挠或限制”。综上所述,“军事测量”应首先适当顾及沿岸国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沿岸国首先适当顾及“引起争议”的权利。

(三)非沿岸国的“军事测量”活动信息和情报应与沿岸国共享

如果非沿岸国有意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测量”活动,应在预定开始日期至少六个月前,向沿岸国提供关于测量活动的性质和目标、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活动的精确地理区域、活动的具体时限和沿岸国参加的程度等信息的说明。如果沿岸国愿意,有权参加或派代表参与该“军事测量”活动。沿岸国还有权利要求非沿岸国提供“军事测量”的最后成果和结论,研究所取得的资料和样品,协助沿岸国对所得情报和信息加以评价或解释。

军事法律顾问 篇6

关键词：武警部队,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保障

随着武警部队职能的拓展和多种安全威胁的上升,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武警部队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1]。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加强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保障研究, 积极推进法律保障制度建设, 运用法律手段提升部队有效作战能力, 规范部队实施军事行动, 做到“师出有名”。

一、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保障现状分析

近年来, 一些由于社会转型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凸显, 大规模群体事件、恐怖主义行动、突发事件增多, 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频发, 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开展国际军事合作等也不断增多。武警部队作为中坚力量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法律依据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推进, 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保障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法律体系。

《宪法》第29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努力为人民服务。”《国防法》第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军事关系中, 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侵略扩张行为”; 第22条规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指挥下, 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 维护社会秩序。”;第58条规定:“现役军人应当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热爱人民, 保护人民,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完成抢险救灾等任务。”《武警法》第2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 以及防卫作战、抢险救灾、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明确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任务、性质和法律地位。武警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三部法律明确规定了武警部队具有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参加国家建设等职能任务, 这正是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具体体现。

《突发事件应对法》、《戒严法》、《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军队参加抗洪抢险救灾条例》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等相关法律, 针对不同的任务性质, 规定了武警部队的职能, 使官兵能准确把握任务范围、用兵权限, 找准法律定位, 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始终保持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合法性。

2.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启动程序

2005年, 6月7日,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颁布了《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 侧重于合理区分军队和地方的权利和义务, 使军队和地方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救灾, 有效地集中力量、资源和措施应对各种自然灾害。[2]《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第4条规定:“在险情、灾情紧急的情况下,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直接向驻地部队提出救助请求, 驻地部队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实施救援, 并向上级报告;驻地部队发现紧急险情、灾情也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实施救助, 并向上级报告。”《戒严法》第31条规定:“在个别县、市的局部范围内突然发生严重骚乱, 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没有作出戒严决定时, 当地省级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 可以决定并组织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实施交通管制和现场管制, 限制人员进出管制区域, 对进出管制区域人员的证件、车辆、物品进行检查, 对参与骚乱的人可以强行予以驱散、强行带离现场、搜查, 对组织者和拒不服从的人员可以立即予以拘留。”

这些法律条文在实际任务中体现出了它的价值。2008年初在我国南方的特大雨雪冰冻自然灾害救援行动中, 全军和武警部队临危受命, 紧急出征, 当社会和人民需要时, 驻灾区所有部队都是第一时间出发, 奔赴救灾第一线, 经过连续奋战, 取得了抗雪救灾的胜利。2008年5月12日, 正值全国人民喜迎奥运之时, 汶川地区发生了7.6级大地震,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 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有贵州瓮安、甘肃陇南和安徽池州等事件中, 正是因为有了法律做保障, 军队和武警部队才可以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及时采取行动, 制止各种危险的发生。

3.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法律地位

目前, 我国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互相渗透, 安全形势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重任。同时, 执行任务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越来越明显, 因此, 加快推进法律保障建设, 依法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成为武警部队有效履行职责使命的迫切需要。

多年来, 国家和军队配套的法律保障体系从不同方面对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作了具体的规范, 明确了武警部队的任务范围和法律地位, 从法律的角度论证部队行动正义性、合法性。武警部队有权利和义务完成法律所赋予的各项任务, 同时, 在特定任务中武警部队依照法律配合或协助国家、地方政府和解放军等单位共同完成。法律的授权, 使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以相关条款为依据, 正确运用法律武器, 确保武警部队任务的有效实施。我们要紧贴实际, 灵活运用有关法律法规, 一方面占据法理优势, 使官兵可以依法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复杂情况, 另一方面运用法律揭露、震慑、打击敌对势力, 取得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最终胜利。

二、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保障的实现方式

1.运用法律原则指导部队实践

法律理论来源于实践, 又反过来引导实践。多样化军事任务中, 武警部队的启动机制和制约程序等方面缺乏规范性, 官兵合法利益保护、职责和职权等相应的配套规定还不够。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威胁, 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要求, 我们要总结以往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法律问题的经验教训, 整理归纳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为将来立法和执行任务提供理论依据。

2.结合实际制订完善法律预案

《礼记·中庸》中提出“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不打无准备之仗。针对多样化军事具体任务的特点规律和以往任务中的经验教训, 细化法律保障预案, 预先想定任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使预案贴近部队执勤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同时, 结合法律保障预案加强训练、演练, 确保遇到情况能够及时应对, 不断提高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法律保障水平。

3.运用法律手段提高作战能力

武警官兵对法律法规的掌握情况, 直接影响作战任务的结果。这就要求各级要通过普法讲座、知识竞赛、网上授课、个人自学等途径, 有计划、有组织地搞好官兵法制教育, 使法律能够深入官兵思想, 做到知法、守法、用法。依托院校、自学考试等形式培养壮大法律骨干队伍, 为部队输送人才。在作战行动中, 使法律进入决策、融入实践, 维护官兵权益, 化解矛盾纠纷, 妥善处置各种情况, 确保部队圆满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三、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保障的立法对策

1.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

现阶段, 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 尚不完善, 立法中仍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到, 操作性不强。迫切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内有关武警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法规体系。

根据任务职能的拓展, 制订新的法律法规。多样化军事任务延伸到哪里, 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就应该扩展到哪里。[3] 一是区分任务性质, 有针对性的建立涉及各个领域的法律依据, 形成完整的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各警种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法律规范问题, 同时修订完善相互之间协调机制与指挥机制的规章制度。二是明确武警部队各个部门之间、军队和地方单位各系统之间的关系, 解决领导权问题, 从而使其协调一致。三是进一步制订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专项立法, 加强规划, 增强立法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以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 提高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效能。

武警部队应按照职责范围统一规划, 确立其程序和权限, 在已有的法律基础上不断完善, 尽快形成应对各种安全威胁, 同时规范和保障部队的法律体系。同时加强内部协同机制与国际协同机制, 从而形成组织严密、运转自如的整体。

2.学习借鉴国际立法经验

近年来, 武警部队参与的涉外的军事行动逐渐增加, 海外撤侨、保交护航、联合军演、国际维和等行动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 我们不仅要遵守国内法, 还要研究遵循国际中有关法律规定, 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 遵循国际惯例, 争取主动权, 确保武警部队参加涉外任务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加强对法规理论和制度较为成熟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借鉴学习, 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制建设。美国1979年出台了著名的《斯坦福灾难与危机援助法》。据斯坦福法案, 国防部指定由北方司令部协助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灾害救援任务, 打破了美军从1878 年一直延续的“不能在本土动用军队执行民事任务”这一法律规定。[4]9.11恐怖事件后, 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修正案, 美军据此在2001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颁发了《联合作战纲要》, 将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并列为美军的主要行动类型, 并以同样的方式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上组织实施 。[5]英国于2004年专门颁布了《非战争应急法案》, 以保证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违反法律, 不发生不必要的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况。[6] 法国于2002年制订了《2003～2008 年军事规划法》, 以确保其反恐有法可依, 并于2005年在国民议会中通过新的反恐怖法案, 以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印度宪法把军事化救援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能, 其陆海空三军的相关条令中均将抢险救灾列入军队多样化行动的重要任务。[6]

3.推进法律保障研究工作

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立法, 以宪法和相关法律为依据, 结合新时期多元化任务的特点, 重点推进、逐步完善。理清立法思路, 准确把握军事任务的特点和规律, 努力形成一套体现武警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立法项目, 研究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共性、特性和现实性, 在信息化战争突飞猛进的今天, 应把武警部队多样化军事任务信息化建设法规体系的完善列为重点, 加强网络战中的法律保障。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 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 法律保障方面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武警部队既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高度集中统一的原则, 又要充分发挥武警部队法律职能作用, 紧紧围绕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方针政策, 健全完善法律规章制度, 构建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 为武警部队履行职责使命,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法律保障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韩为工.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运用研究[R].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11.

[3]王喜斌.关于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思考[J].国防大学学报, 2008, (11) .

[4]邱飞.试谈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制建设[J].中国军队政治工作, 2008, (6) .

[5]高东广, 刘武艺.外军重视推进非战争军事行动常态化建设[N].解放军报, 200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