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力量

重要力量（精选十篇）

重要力量 篇1

市政公用事业, 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等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由于城市公用事业所具备的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等属性, 使得城市公用事业成了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也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然是先导性的, 在新一波经济增长到来之前, 有必要先行投入, 以实现城市公用事业的先导性安排;既然是基础性的, 在新一波经济增长过程中, 有必要加大城市相关市政设施的投入, 以解决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支撑;既然是公益性的, 扩大投资中有必要相应增加市政设施投资, 以实现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提出的更高需求。

增加对市政公用事业的投入, 发挥其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需要进一步实施和完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 要给非公有制经济和投资者充分的信心。

市政投资是最安全的投资市场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金融危机暴发, 在一段时间内, 真正失去的是经济增长中的泡沫因素和经济发展中的必要信心。国内和国际存在着大量的观望资金和等待资金。这些钱往哪里去, 最先选择的投资领域应当是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因为市政公用事业投资是最安全的。

城市公用事业具有三个基本优势。一是具有自然垄断性, 只要投资和经营了城市公用事业, 就可以获得垄断的市场经营地位。二是由于城市公用事业的社会公益性, 只要经营了就可以获得长期和稳定的投资收益, 因为社会公众对城市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是每天必需的和无选择的。而其他工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是可选择的而且不一定是必需的。三是政府承担着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职责, 只要投资和经营了城市公用事业项目, 就可以获得政府为确保公共利益而始终承担着的对部分风险的补偿。

在金融危机中大量的观望资金和等待资金, 不会首先流向工业生产项目和企业, 而首先会流向城市公用事业。因为其他工业生产项目没有这三个优势。投资其他工业项目可能会打水漂, 投资城市公用事业至少可以留下必需的市政设施。

市政投资使政府投资乘数效应最大化

凯恩斯提出发生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 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造成的。但是, 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仍然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 投资城市公用事业的资本边际递减规律还很难出现, 效率递减也不会发生明显作用。这一点是投资城市公用事业与投资其他工业项目的最大区别。城市公用事业投资规模巨大, 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 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 如果市政设施投资能够扩大到2万亿元规模, 在全国GDP中所占比例将超过4%以上, 对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十分突出。政府扩大城市公用事业投资还可以进一步带动更多民营企业和外国资本的投入。城市公用事业实行改革以来, 特别是实行特许经营之后, 已经有大量民营企业和外国资本进入市政设施投资市场。据安徽省统计, 城市公交40%的产权, 城市供水50%的产权, 城市燃气80%的产权, 已经转让给民营企业或外国资本。政府加大对城市公用事业的投入, 并制订相应的鼓励政策, 将进一步刺激民营企业和外国资本对市政设施的投资信心, 并产生更大的政府投资乘数效应。

市政投资是当前潜力最大的投资市场

市场巨大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现实的需求巨大, 一个是未来的需求巨大。现实需求巨大, 因为2007年中国的城市公用事业中的市政设施固定投资已经达到9500亿元, 接近1万亿元的规模。这样的投资规模不是高了, 而是还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空间。因为城市的市政设施仍显不足和滞后。讲经济发展一条腿长, 社会发展一条腿短问题很长时间了。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城市道路、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 投资扩大1倍, 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 也很难说就完全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未来需求巨大, 是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 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 全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 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对投资者来讲, 特别是对追求长线投资和稳定回报的投资者来讲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

市政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投资市场

重要力量 篇2

有事都会找乡贤请教

在江苏省宝应县鲁垛镇贾林村，69岁的刁人贵的家是村里的“地标”。他家大门口挂着的“三和调解室”“三和人口文化书院”两块牌匾也特别醒目。堂屋 墙上还写着“家庭和美、邻里和谐、代际和谐”“宣讲法律、解读道德、共建和谐”的字样，这个小院落内还集合了书报阅读、婚姻计生法宣讲等多种功能。

被称为乡贤的刁人贵的工作得到了不少村民认可。“他是村里的贤人，我们有事都会找他请教。”村民高程喜说，2000年以前村里在赡养老人、生产分 配、修路修桥等方面矛盾频发。而老刁发动组织了“三和杯”竞赛活动，15年来坚持评选了12届好公婆、好媳妇等多个奖项，在评选活动中，让群众赶有目标、学有榜样，村里风气明显改善。

贾林村支书朱成奇说，现在村民不欠集体钱、自觉禁烧秸秆，全村多年无一例刑事犯罪、青少年犯罪、集体上访和重大安全事故。

“在我们这里，乡贤发挥的主要是文化治理、价值引领的作用。”太仓市双凤镇庆丰村支书梁金龙告诉记者，村里特别设立了几支队伍，其中一支就是曹瑞钦 等乡贤领衔的社会公德评议团。其关键作用就在于评议，把真善美、假恶丑拿出来晒晒，让人们看清哪些行为是值得弘扬的，应该效仿的，又有哪些行为是应受到鞭 挞的，坚决防止的。对乡贤的认知还应更加全面

70多岁的杨文华曾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经把一个小厂的年产值做到了上亿元。2011年退休之后返乡，他发现故乡高邮市朱堆村这些年变化不 大。在文化建设方面，由于当地是苏中知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过车桥战役等重大战役，却没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只留下了一些无名无姓的烈士墓。为了更好地发挥红 色文化的教育作用，杨文华耗时3年搜集烈士资料，并集资建设了烈士纪念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杨文华仍然有点激动，200多个乡亲，自己掏钱，没钱的做义工，起早贪黑，用了30多天修建起这座高大的纪念碑。

但是，杨文华的一些做法，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却不是很认同。一些镇、村干部认为，朱堆村是一个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仅5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首要的。“杨文华提出的道德建设的调子高了一点，也超越了农村现实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更看重在外的“成功人士”能给村里捐一些钱，对于这些乡贤推动民风改善的工作重视不足。一位村支书说，村里最看重的还是能不能带头致富，能不能为村里的公共事业无私奉献。

还有些地方将乡贤简单等同于好人，将乡贤助力乡村治理简单等同于好人好事，忽视了其中的文化传承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意义。

专家表示，无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促进村风民风改善、传承乡村文化，都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该厚此薄彼，发挥好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各方做出共同的努力。应大力培育乡贤群体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把法治的作用和道德的规范结合起来。乡贤是推进“德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建议采取切实措施培育乡贤群体，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盐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姜友新建议，在创新乡村治理的规划中，应把发挥乡贤作用纳入其中，一方面应引导退休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 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家乡，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使回乡的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开展重塑乡土精英 活动，实施民间人才挖掘和培育计划。

一些专家建议在村民议事会中增设乡贤理事岗位，与相关人员共同议事，把复垦房屋补助、安置房分配、建设资金管理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影响集体发展的事项摆在桌面上共同商议。

林业 推动绿色增长的重要力量 篇3

绿色发展是一种“低排碳、低耗能、低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林业是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是最大的绿色经济体，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林业快速发展，过去20年期间，世界森林面积累计减少1.35亿公顷，与此相反，我国森林面积从1.34亿公顷提高至2.08亿公顷，引领了全球林业绿色增长，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绿色增长的重要力量。

绿色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森林是巨大的资源库、基因库和能源库，林业被公认为天然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复合体，承载着潜力巨大的生态产业、可循环的林产工业、内容丰富的生物产业。发展林业产业，就是发展绿色经济，增加绿色经济总量。随着森林资源快速增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入，以及林业产业政策要点与振兴规划的颁布实施，我国林业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林业产业发展迅速，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包括木材、竹材、人造板、木浆、林化产品、木本粮油、食用菌、花卉、桑蚕、药材、森林旅游服务等在内的大量物质产品和非物质服务，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2010年、2011年又接连迈过2万亿元和3万亿元大关，2011年达到3.06万亿元。2013年，全国林业总产值达到4.46万亿元，经济林产品、竹及竹制品、人造板、纸和纸板、松香等主要林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林产品贸易额达到1260亿美元。

中国地貌多样，自然气候条件复杂，植物种类繁多，森林类型多样，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布特征。中国的森林植被主要类型有寒温性针叶林，温性针叶林，温性针阔混交林，暖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季雨林，雨林等。

根据1973年到2013年开展的8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森林面积和蓄积连续20多年保持双增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森林资源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于维护全球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现有森林面积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1.63%，森林蓄积151.37亿立方米。

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我国林业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将对绿色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一是森林单位蓄积量上升空间大。全国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85.88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5.56%。人工乔木林蓄积量更低，只有49立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0～360立方米。二是物种开发潜力大。一个物种的开发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产生出惊人的经济效益。我国有木本植物8000多种、陆生野生动物2400多种、野生植物3万多种，现已发现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树种有1000多个，银杏、红豆杉等以外的大部分树种尚未形成大产业。三是林业特色产业发展前景好。林下经济、森林旅游、花卉、油茶、森林食品、生物质能源、生物医药等特色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近年来，生态旅游作为绿色旅游消费已成为旅游发展的趋势和主体。截至2013年，全国已建立国家级森林公园779处，接待旅游人数突破7.4亿人次，直接收入超过679亿元，综合产值超过5300亿元。森林旅游业已成为林业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有力促进了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就业，推动了林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林下经济是帮助山区、林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在林下种植药材、蔬菜、蘑菇、木耳、花卉，养殖林蛙、蜜蜂、家禽、家畜及野生动物，生产多种多样丰富的绿色产品，极大地拓展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截至2013年，全国林下经济产值达6000亿元，重点林业县农民林业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5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

民生在绿色中促进

在2010年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百县经验交流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2000多万返乡农民提供了36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了特殊贡献。

2008年，在福建等省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农民不仅具有经营的主体地位，而且享有对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同时，政府给予他们政策上的支持，包括金融、保险和财政支持，为农民提供便捷的技术、信息、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服务。逐步形成充满活力的集体林业发展机制，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

经过几年来的改革创新和配套政策的不断完善，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有效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截至2012年，中国已将27亿亩林地、99.05%的集体林地承包到农户，同时，通过森林保险、林权抵押贷款、公益林生态补偿等政策措施，4亿多农民直接参与森林培育并从中受益，实现了“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改革目标。通过林改，林地发展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产出效益明显增加。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集体林区农民户均拥有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近10万元，林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主渠道，初步估算，农民涉林收入约占总收入的1/3，部分地区高达60～70%。辽宁省本溪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发展林下经济，现在林业收入超过10万元的农户1.6万户，占整个农户的10%。

据统计，2013年林改县农民人均年收入8724.88元，其中来自林业的收入1607.51元，占总收入比重为18.42%。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不离乡、能就业，不砍树、能致富的发展之路。

林业既是重要的公益事业，也是重要的基础产业，横跨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门类全、产业链条长，涵盖范围广，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容量大。随着林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木竹资源为原材料以及林下产品加工业不断发展，直接带动林业产业工人队伍迅速壮大，2011年全职参加林业生产的人数达3165万人，比2010年增长32.14%。据研究测算，2015年林业就业人数将达到6000万人。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1%，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5.7%，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就业岗位少，收入水平低，是国家扶贫重点区域。同时，山区是我国的资源宝库和重点生态保护地区，全国90%的林地、84%的森林蓄积量、77%的草场、76%的湖泊、98%的水能都集中在山区。林业是农民最容易、最直接、最可靠的就业方式之一，大力发展林业是促进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最有效途径，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稳定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浙江省开化县以生态特色为主体的旅游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又一批久居都市的游客来此感受田园风光。开化县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是开化县最具生态旅游特色的两大景点。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物种资源，以及美丽的风景，带火了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去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仅钱江源头里秧田村就接待游客5000人次，总收入10多万元，户均增收7000多元。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所在的汤峪口镇自开展森林旅游后，公园周边两个行政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由1988年的400元上升到现在的4000多元，家家盖起小洋楼，成为全省的小康示范村。山东莱芜华山国家森林公园1998年建园以来，为周边村民提供直接就业岗位2000个，间接转移农村劳动力3万余人。

30年来，全国森林公园的旅游规模和效益快速增长，森林公园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走进森林公园、回归自然、享受自然。统计显示，自1993年起我国森林公园的年游客接待人数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到2011年底，全国森林公园共拥有旅游步道6万公里，旅游车船3万台（艘），接待床位72万张，餐位127万个，职工总数达15万人，导游人员1.6万人，初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配套发展的服务体系。

由于我国超过95%的森林公园地处山区或偏远林区，近50%位于贫困地区或生态脆弱地区，因此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不仅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还为所在地居民尤其是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增收途径。我国森林公园建设和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已经使2700多个乡1.2万多个村的2000多万农民受益，带动森林公园周边近5000个村脱贫。目前，全国森林公园每年提供的社会就业岗位达60余万个。

绿色财富的叠加

“三个系统、一个多样性”是国家重要的生态资产，是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基础。发展林业是应对当前生态危机和环境资源挑战的有效途径，投资于林业就是将其他资本加速转化为生态资本，林业的发展将直接促进森林等生态资本的积累，迅速积累绿色财富。

中国林业已经创造出了从“生态赤字”转向“生态盈余”的绿色奇迹，为整个国家绿色生态空间的保护和绿色财富的积累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生态基础，林业在实现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维护生态安全的保障，是其他资源无法替代的。特别是林业对生态安全、粮油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安全、淡水安全贡献突出，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和森林生态定位监测结果评估，目前，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到84.27亿吨，年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3万亿元。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涵养水源量4948.66亿立方米，年固土量70.35亿吨，年保肥量3.64亿吨，年吸收大气污染物量0.32亿吨，年滞尘量50.01亿吨。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林业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可再生自然资源库，在社会发展中向人们提供的丰富的物质产品福利，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林业提供木材等木质原材料、产品和能源产品，具有清洁安全、可再生、可降解等优点。同时森林也是重要的“绿色能源库”，是生产生物质源的“绿色油田”、“绿色电厂”，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潜力巨大，对实施替代能源战略意义重大。森林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库，是惟一可再生的能源。全国每年有可能能源化利用的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废弃物3.5亿吨，全部利用可替代约2.3亿吨标准煤；现有木本油料树种总面积超过400万公顷，可培育能源林1300万公顷，可每年提供生物柴油500多万吨、木质燃料近4亿吨，折合标准煤约2.7亿吨。

林业具有可循环性和低碳性，是规模最大的循环产业、潜力巨大的低碳产业。林业是绿色发展的先锋，在绿色经济中，林业部门发挥着先导作用，通过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绿色发展。同时，由于绿色投资带来了绿色创新，进而带来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也使得绿色经济发展的“质量”得以提高，“绩效”得以扩展。据专家估算，林业投资可以带来数倍于投资的收益。据千年研究所绿色经济报告：从2011～2015年间，绿色投资前景看好，即将全球GDP的0.034%用于再造林和相关激励措施，即可避免毁林，保护森林，促进绿色增长。而且在包括像林业等一些重要的部门投资，会比常规模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生态系统服务得到保护的同时，提高就业和减缓贫困，增进山区林区的社会福利。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政府执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林业地盘很大，产业种类很多，既能提供绿色的生态产品，又能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与民生问题关系密切。全国3亿多公顷林地提供了丰富的林产品，满足了人们对绿色林产品的巨大需求。

论《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篇4

国内外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部作品对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管理的影响以及对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政治主张的批判,对该书体现的君主应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研究得不多。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采取一切手段维持其政权,过度强调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从而忽略了他对人民力量的重视程度。其实,“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告诫统治者‘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1]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强调说明人民力量对于君主政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人民支持对君主政权的重要性

1. 政权建立前人民支持的重要性

在《君主论》的前几章,马基雅维利提出建立一个君主国的方式有多种,包括世袭、征服、自己的军队和能力、别人的军队、好运气和国内支持等。尽管建立君主国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马基雅维利认为最有效、最可靠的方式是依靠国内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人民的支持。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章指出“一个因贵族支持而获得君权的君主比因人民支持取得君权的君主更难维持其统治,因为前者会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自己很难随心所欲地统治或管理他们。而通过人民大众支持获得君权的君主则会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周围所有人都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2] 从这点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支持对君主建立一个君主国更加重要,而不是贵族的支持。事实上,那些能取得政权的君主大多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人民的支持,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2. 政权建立后人民支持的重要性

在《君主论》的中间几章,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去夺取或维护其政权,而不应被所谓的道德和美德所困。“凡是有利于政治统治及权力获得巩固的事都是可行的,欺骗是君主政治第一等重要的事情。” [3] 这一主张无疑跟马基雅维利所处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君主应具备美德和良好的品行背道而驰,因此,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尽管马基雅维利提出了充满争议的主张,但他始终强调人民所具备的强大力量。他认为,一位君主应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警惕,不能让自己的人民厌恶或憎恨自己,不仅如此,还要尽其所能让自己的人民满意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是说,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地维持其政权的前提条件是君主的所作所为不会引起人民对自己的憎恨,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政权建立后君主取得人民支持对维持其政权的重要性。

3. 失去人民支持的危险性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列举了许多君主因失去人民支持而导致政权被推翻的历史案例,其中包括了他在该书的第十九章指出“当人民敌视君主,用憎恨的眼光看待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惧怕所有事情和所有人了。组织有序的政权和英明的君主都会特别注意,不把贵族逼入境地并满足人民的要求,让他们保持满意,因为这是一位君主最需要关心的事情之一。” [4] 君主一旦失去了人民支持,

无论他用什么手段都很难维持他的政权,正如前两节所说,人心向背对君主政权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政权危急时人民地位的重要性

人民支持对一位君主夺取或维持政权至关重要,此外, 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政权危急时,人民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人民支持是君主粉碎阴谋的武器

在位的君主面临众多的挑战和危险,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君主国内有众多贵族窥觊他的王位,这些贵族将使尽各种手段把他从王位上拉下来以取而代之,比如政变、叛乱、起义、暗杀、投毒等。但如果一位君主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他将凭借此优势有效地粉碎这些阴谋,从而保护自己及自己的政权;但如果一位君主没有得到人民支持,这些阴谋很有可能让他的政权垮台。

在《君主论》第十九章,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对付阴谋政变的一个最有力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不被人民所憎恨, 因为不论谁策划政变,他总是相信他可以通过杀死君主来满足人民。但是一旦他认为这样做会不利于人民,他就没办法鼓起勇气来采取这样一种行动,因为谋叛者将遇到无尽的困难。”[5]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大多数政变发动者都没有善终,特别是对得到人民支持的君主发动的政变。马基雅维利引用了意大利一个历史案例——坎尼斯基家族阴谋杀害博洛尼亚君主安尼巴莱 · 本蒂沃利奥殿下。

2. 人民是君主政权最好的堡垒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强调军事对于君主政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为了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必须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此外,还应修筑大量防御性的堡垒、要塞以镇压国内反叛和外敌入侵。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 君主政权最好的堡垒并不是修筑的堡垒,而是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君主论》第二十章,马基雅维利指出“最坚固的城堡就是不被人民憎恨。君主可以修筑许多堡垒,但如果人民憎恨他,这些堡垒也无法挽救君主,因为一旦人民拿起了武器反抗,外国势力势必会帮助他们推翻他的政权。”[6] 马基雅维利用了两个历史案例证明这一观点:一是弗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修筑的米兰城堡;另一个是弗利女伯爵,当恺撒 · 博尔吉亚进攻她的时候,当敌视她的人民与国外势力联手时,城堡对她毫无用处。

三、《君主论》中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

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人民在决定君主及其政权命运时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不断在《君主论》中强调一位君主应重视人民力量,而不是忽视,想方设法赢取人民对他的拥护和支持并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因为相比较外敌入侵而言,内部威胁对君主政权更致命,特别是当国内的人民反对君主的统治时。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九章指出“一位君主应惧怕两件事:一是来自内部的矛盾,与他臣民之间的矛盾;另一个则是来自外部的矛盾,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对抗。”[7]与此同时,他认为与外部势力的对抗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军队和盟友来解决,而与内部势力的矛盾则更难解决。他还提出一个的建议:如果君主无法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应消灭这些人。

虽然这个建议是残暴、骇人听闻的,符合马基雅维利在 《君主论》中一直强调的主张——君主应用一切手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因为马基雅维利知道,人民力量足以推翻君主的政权, 对于人民力量,一位君主应当有所畏惧。马基雅维利也总结道,意大利亡国者、失国者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神的原因, 而是在于是否赢取了人民的支持。

总之,马基雅维利提出的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君主论》中,尽管他在该书中也提到了军事和君主应具备的各种品性,但归根结底还是落到了君主应想方设法赢取人民支持、既畏惧又重视人民力量这一点上。人民支持对于一位君主夺取政权、维持政权至关重要;人民在君主政权危急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充分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摘要：《君主论》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该书从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作者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夺取或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重视人民的力量,否则君主可能失去其政权。本文将从人民支持对君主政权的重要性、政权危急时人民地位的重要性、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三个方面论述《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篇5

李海峰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揭开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序幕。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民主运动中，无论是革命组织的建立还是革命舆论的传播，无论是对革命事业的经济支援还是对革命武装斗争的参与，海外华侨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铸就了华侨革命史的灿烂辉煌。海外华侨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始终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孙中山先生为此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高度概括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勋。

华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海外华侨是革命思想的启蒙者、传播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约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奔走于海外，他始终站在为祖国求独立、为人民谋福祉的立场，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大量教育启蒙和宣传工作。上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势力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为使海外华侨从保皇转向革命，华侨中的仁人志士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展开了大量有关革命先进思想的启蒙、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创办报刊、印刷书籍、开设阅书报社、组织集会演讲、街头演出等，积极宣传革命主张。通过各种努力，海外华侨在促进中国社会从改良走向革命、从保皇走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反帝救国的觉醒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推进民主共和做了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从辛亥革命开始，海外爱国华侨所秉承追求的自由进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先进思想，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要精神脉源。

海外华侨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海外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首批成员20多人都是华侨。兴中会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规模不断扩大，在香港、日本、美国、南非、台湾、越南等地先后建立组织。到1905年，兴中会会员中华侨占70%以上。可以说，没有华侨的参与和支持就没有兴中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陆续在香港、南洋、欧洲、美洲等地建立了分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大大推动了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1910年1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槟榔屿召开著名的“庇能会议”，策划惊天动地的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三·二九起义”）。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海外华侨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加入革命组织，仅新马地区的同盟会会员人数就达三、四万人。形成了“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的局面。

海外华侨是革命经费的基本来源。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组建革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组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和巨额军饷，这些，大都由海外华侨鼎力支持。虽然海外华侨支持革命活动受到清王朝的威胁，其国内亲属有被株连的危险，但他们为了革命而义无反顾，可谓“解囊相助，不遗余力”。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捐款总数约达700万-800万元。辛亥革命的经费基本来源于华侨的捐赠。

海外华侨是武装起义的核心骨干。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组织实施了20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有十多次的核心骨干是海外华侨。1895年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核心力量就是檀香山华侨邓荫南等人。惠州三洲田起义是郑士良带领数百名华侨及三合会志士发起的。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等组织实施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则是华侨邓子瑜、黄耀庭等领导的，参加者多是新加坡华侨。至于广西、云南一系列起义，主要是以越南华社为运作中心。在这些武装起义中，海外华侨前赴后继，冲锋在前，义无反顾，为国捐躯。由赵声、黄兴等人领导的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主要力量来自海外华侨，其中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不下500人。在殉难的黄花岗86位烈士中，华侨烈士有31位。

华侨与祖国、家乡的关系更加密切

辛亥革命使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华侨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血缘观念，他们由“家乡认同”转向了“国家认同”，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新思想在华侨社会得到传播。到20世纪初，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得到强化和升华，这为后来华侨支持抗日战争、支持祖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促进了华侨社会的进步，培养了大量政治人才，开创了华侨社会的新时代。辛亥革命是华侨历史上首次有明确政治纲领指导、众多华侨深度参与的爱国政治运动。海外华侨在革命实践中学会了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发展了华侨文化宣传事业，成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当海外华侨从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时，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为住在国的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作出了新贡献。

辛亥革命加深了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他们与祖国、家乡的交往交流更加紧密。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建立，密切了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海外华侨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不断得到强化，华侨与祖国、家乡的关系更加密切。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大潮中得以尽情迸发。

华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我们要继续弘扬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彰显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继续发扬爱国传统，掀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为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华侨热情帮助新中国发展对外友好关系，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搭起了中外交流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更是全方位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开拓者、参与者、贡献者。一百年来，海外侨胞的赤诚爱国主义精神一以贯之，这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我们要继续高举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坚韧不拔的奋斗。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特别是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描绘的蓝图，大多已经实现。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继续团结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要继续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国家一天不统一就不能说革命成功”。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一直是海外华侨的宏愿，也是辛亥革命先驱的未竟事业。目前，全球由华侨华人成立的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组织已有180多个，分布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展示了海外侨胞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在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推进政治互信、经济互惠、文化互融和社会互通。坚持和平统一的信心不动摇，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团结海内外同胞，为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 篇6

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消费拉动，如果不能把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为此政策设计的着力点应当有利于消费拉动。

政策着力点

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是因为：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劳动的收入基本上用于消费，资本的所得基本上转化为投资。目前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所以有限，是因为劳动的收入水平有限。现实的消费不足还在于发展性消费、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钢性。换言之，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得有限的劳动收入更不敢用于消费。

《光明日报》2 009年1月20日刊发的李培林等完成的《当前中国城乡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是较高而是较低，报告分析到，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所以较低，主要是固为城乡低收入家庭为了保证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而省吃俭用。换句话说，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它们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表象为较大的消费弹性，而是具有消费钢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收入因为发展和自我保障更不敢用于现实的消费。

我们强调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和资本收入转移。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而从税收情况来看，2007年全国税收合计增长31.3％，200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0.5％。此外，由于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这种有利地位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分配有利于资本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述，劳动的所得是转化为消费的，资本的所得是转化为积累的。

另外，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作为对相对短缺的反映，其价格自然会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还应当向低收入群体适度转移。李培林等人的调查表明，家庭消费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0％以上，而高收入家庭消费率低，城市和农村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分别为57.9％和53.9％，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每年的40％以上用于储蓄和积累。显然，从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出发，收入分配应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要使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的分配和投资应当向农村、农民转移。

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按理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贷币购买能力。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所关注，乃至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专门就农村土地产权和流向问题作了专门的决定，而这一切恰恰说明农民增收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生动地反映在城乡消费的差距上，农村家庭消费平均为1 7285元，比城市平均消费额的28347 7元少1 0000多元。

农民增收问题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还应当让农产品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该上升时就上升。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问题。最后，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和效用最大化原理，如果给已经有了相对丰厚的投资的地方继续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效果，进一步的投资应当选择以前投资薄弱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就是农村。当各个地区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用才会最大。

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还应当包括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的改革，使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提升消费结构

产业结构的提升是经济在更高的层面寻求新的增长亮点，没有产业结构的提升就没有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而这一切，又有赖于消费结构的提升，这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变迁和提升上。

提升消费结构，首先表现在对住房的需求上。研究发现，当人们已经解决了吃、穿等温饱层次的需求以后，进入到小康社会的主要表现是住房状况的改善。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旦当这个层面的消费结构来临的时候，住房这一具有普遍型的需求的产业，由于其与其它产业，诸如土地经营、钢铁、装修、家具、环境塑造、物业服务、小区三产等及其密切的产业关联，使其具有极强的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的成交取决于供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价格。现在的问题是供求双方处于一种胶着的僵持状态。广大的消费者认为房价太高，例如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房价收入比，房屋价格应当是家庭年收入的3-6倍，然而当前的房价收入比却远高于此。为了刺激房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对于房市来说是利好的政策，然而随着政策的频繁出台，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却在降低。供求双方似乎都在期待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长期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必然会下降，在这种僵持状态中供给者最终挺不过需求者——因为供给者有资金积压的压力，而需求者却没有这样的压力。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扩大现实交易量。要扩大现实交易量就要挖掘现实需求者，要把中等、中高收入群体由潜在的需求者变成现实的需求者。

在打破房地产市场的僵局中，房地产经营者应当有相对主动的行动，如果房地产企业能够提供定价公平合理，质量可靠的住房，中国房地产业一定会重振雄风，成为启动内需的关键力量。

政府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自救，有力于形成合理、公平的价格。合理公平的价格有利于供求双方，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既要防止房价过高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此时无人购买。也要防止房价过低诋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整个产业难以为继，当整个产业都毁了的时候，同样不利于消费者。

其次，耐用消费品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生活和发展的必需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李培林等人关于《当前中国城乡家庭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商品消费结构稳步升级，大众耐用消费品日渐普及，彩电、手机等商品每百个家庭保有量已经超过100台(部)，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等保有量也都超过60台(部)，家用汽车和电脑更是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当前，家用汽车在农村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电脑对于城乡居民而言，不仅是生产资料(例如网上经营)，而且是发展资料(例如学生学习几乎都有电脑)。即使是低收入家庭省吃俭用，也要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低收入群体改变现状的期望。电脑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装备。

耐用消费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为启动内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顺应这一大趋势，中央政府及时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政策，给农村家庭购买家用电器予以补贴。这一政策在农村实施家电品种可以更广泛一点。此外，这一政策也可以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进行尝试。

最后，启动内需应当注重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拓。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当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与之相关的是制造业发展是比较快的。相反，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却相对滞后。

重要力量 篇7

上周, 美国两党在最后关头终于达成妥协, 避免了美国出现历史上首次违约。大公下调美国信用评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当地时间5日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 评级展望负面。这一系列事件或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针对当前信用评级改革的热点话题,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

必须坚定地选择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道路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建中:2010年11月美联储宣布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由此引发世界信用战争。部分原因是三家评级机构不顾美国政府偿债能力下降的事实, 给予其AAA信用等级, 使美国政府拥有以最低成本持续融资的能力, 没有履行预警偿债风险的职责, 再次暴露出现行评级体系的非公正性。

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正确路线图应该是重构能够承担起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要求责任的国际评级体系, 通过正确的评级信息引导资本的有效流动, 使世界债权债务体系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奠定世界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记者:那么, 改革信用评级体系是应该“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还是应该进行彻底改变?

关建中: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已经不能承担信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责任, 由最大债务国家主导国际评级话语权, 维护债务国利益的立场必然掩盖其偿债风险, 侵害债权国家的利益, 竞争体制和机制导致各评级机构评级结果趋同化。因此, 任何试图通过改变现有体系来满足世界信用经济发展需要的想法都是不可行的。为了避免人类社会再次遭受危机之害, 我们必须坚定地选择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道路。

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目标是, 按照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评级发展规律建立起国际评级机构、国际评级标准、国际评级监管三位一体国际评级体系, 使这个体系能够承担起向世界提供公正评级信息的责任。改革路径应该是, 由世界各国评级机构组成一个超主权性质的独立国际评级机构, 该机构须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评级标准, 建立一个以各国评级监管机构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评级监管组织。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前国际社会上改革信用评级体系的各种力量?

关建中:美国主导的国际评级话语权已成为维护其利益的武器, 他们不可能通过改革放弃控制地位, 因此不会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欧洲整体上居于世界债务体系的核心地位, 虽然长期遭受美国评级的干扰, 受益于高信用等级, 也毁于不恰当的评级, 他们拥有强烈的改革愿望, 是国际评级体系改革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长期的债务国地位难以使他们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

美欧以外的国家情况较为复杂, 发达经济体多属债务国家, 本身缺少改革动力;新兴市场国家多属债权国家, 有改革的愿望, 其改革的思想和物质基础还不足以扮演主要角色;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或动乱, 无暇顾及这样一个属于金融高科技领域极其复杂的改革事务。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改革国际评级体系中应承担什么角色?

关建中:中国必然成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首先, 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一个公正、客观、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能够预警金融风险, 防止发生国际金融危机, 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此外, 世界需要中国资本走出去, 而可靠的信用风险评级信息是推动中国资本向世界有效流动的前提。

其次,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为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按照债权债务关系的一般原理, 应该由债权人评判债务人的信用风险, 强大的债权资产地位必然要求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为中国的债权资产安全提供保障。

再次, 中国和平崛起和推动世界和谐发展为其参与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奠定了最为客观的思想基础。

民族品牌国际化是大公的发展道路

记者:您如何看待大公国际在改革国际评级体系中的地位和责任?

关建中:大公早在2007年就形成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思想理论, 金融危机爆发后第一个提出改革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大公不仅揭露了已有国际评级体系的根本问题, 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这一系列新思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并正在形成改革的思潮和力量。同时, 大公还不遗余力地联合多个国家评级机构共同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 履行着自己的责任。

大公的目标是做一个能够承担起向社会提供高品质信用信息的服务责任的评级机构, 民族品牌国际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发展道路。民族品牌就是要在维护中国评级主权和金融体系安全方面履行专业机构的职责, 国际化就是用中国人在评级领域创造的知识和智慧服务于世界经济发展。

大公给美国下调级别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能不能准确地判断美国国家信用风险

记者:作为一家新兴的评级机构, 给美国下调评级有什么压力没有?

关建中:大公给美国下调级别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能不能准确地判断美国国家信用风险。至于其他方面的压力, 我们没有考虑, 也没有直接感受到。我们还是独立的、非常自信地去跟踪研究了美国债务偿付能力的一些根本性的影响因素, 以及这些因素对美国偿债能力, 长期的影响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依据这些东西, 我们做出了调整级别的决定。应该说这个决定到目前为止, 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一个响应, 证明我们是做对了。

记者:如何评价标普将美国主权评级下降至AA+?

关建中: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应该得到肯定, 这反映出美国偿债能力确实出现了下降。上周在前2家主要评级机构没有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情况下, 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人的反应, 都表明了目前美国的AAA信用评级不能真实反映美债风险。因此标普需要对国际市场有所回应。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可以看做是挽回其影响力, 与另外两家竞争对手相区别, 重塑市场形象的行为。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将对美国国债收益率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 其自身评级架构可能会出现调整。

记者:大公未来对美国信用会有怎样的跟踪和预测?

关建中:10年内赤字减少1万亿, 相比每年近1万亿的债务消耗, 完全不匹配。大公国际经过测算, 若在5年内, 美国无法减少4万亿的财政赤字, 债务上限会被继续突破。所以美国的主权评级在未来5年内处于下调趋势。

我们把这次美债危机称为美国债务偿付能力下降的一个拐点, 也就是它的下降趋势不可逆转, 正因为如此, 大公对美国国家信用评级不可能是不变的, 还会随着实际情况, 适时地进行调整。若美国推出QE3 (第三次量化宽松) , 大公将继续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因为超发货币会造成隐性违约的现象出现, 而已有债权人的利益将因此受损。

大公新的评级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所引发的整个世界对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全方位的探索和推动

记者:大公成立1年来的发展情况如何?

关建中:以去年7月11日发布的主权评级的标准和这50个国家的信用等级为标志, 大公登上了国际评级舞台。

金融危机之后, 应该说整个世界都在质疑、批评三大评级机构犯的错误。整个国际社会开始认为原有的评级体系靠不住, 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那么大公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

这一年多来, 我们公司的整个发展战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国际化的步子要迈得快一些, 要大一些。有很多国家的要员来访, 希望大公给他们做国家信用的评级;也有一些商业机构来访, 希望我们给他做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或者一些发债的融资工具的评级。应该说, 这些都体现了大公新的评级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所引发的整个世界对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全方位的探索和推动。

去年的11月3日, 美联储提出要进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 大公对此及时地下调了美国的级别, 因为他们此举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违约, 是在侵害债权人利益, 所以我们及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那几家机构, 在这个关键时候保持了沉默。

记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去年曾拒绝大公, 否决了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成为美国认定的评级组织的申请, 大公此后是否为此再次做出努力?

关建中:去年4月15日, 美国证交会曾经拒绝了大公进入美国市场。这个举动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担心中国这样一个评级机构进入到美国, 参与到美国市场信用评级, 会向世界发出与那三家评级机构完全不同的评级信息或者声音。这个时候, 整个世界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完全依赖穆迪、标普等机构的评级来对美国进行投资。这将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他找其他理由进行否决。

当然, 大公进入国际市场的目标没有改变, 我们想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上, 可能要进行调整,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 单独申请进入美国市场。大公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应该与这样一个时代的主流结合起来。我们既是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推动者, 也是参与者。我们想通过对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 参与到国际评级事务中, 比我们再次申请进入美国、再次遭到他们拒绝, 要好得多, 也不会耽误时间。

记者:大公国际化进程有时间表吗?

关建中:新的国际评级体系的建立, 按照我们现在的时间表, 应该是今年之内, 应该能够迈出第一步。第一步是进入欧洲市场, 在香港建立我们的海外总部。大公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评级机构, 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新的国际评级体系的雏形需要用3年时间能够建成。

记者:作为一家民营机构, 目前大公开始盈利了吗?

关建中:我们从去年开始盈利, 今年也会盈利, 明年也会。我们现在的盈利状况越来越好。除了我们公司内部治理上的好转以外, 更重要的还是整个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了。尤其是对大公来说, 国际市场的评级需求越来越大了。

大公在挑战老牌评级机构

记者:近日, 大公对铁道部发布评级报告显示, 其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AAA级。7·23动车事故发生后, 是否对铁道部的评级会产生影响?

关建中:对此事, 我们本周将作出详细的解释。有一点需要说明, 其他三大评级机构都是把国家信用评级作为该国家的最高评级等级, 其他任何评级都不能超过主权评级的等级。但比如说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出现下降, 苹果公司的信用级别也不能超过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 也要跟着下调。这种理念是无道理的, 大公没有这样。

记者:大公的评级在认可程度上, 您有没有担心?

重要力量 篇8

一、种粮大户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重要作用

种粮大户是为了进行规模化经营, 在一定条件下由农户跨区、跨村、跨屯转入土地逐渐形成的。从划分标准来看, 在北方地区一般将拥有100亩以上耕地的农户统计为种粮大户, 南方则以30亩为标准。从土地组成来看, 北方地区的种粮大户中, 有53.72%的土地来自自家承包地, 25.8%来自土地短期流转, 10.83%来自长期租赁, 1.45%来自拍卖。南方的种粮大户中, 有22.71%的土地来自自家承包地, 54.38%是短期流转, 14.24%是长期租赁, 1.06%是拍卖。

种粮大户为稳定市场供应、保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首先, 种粮大户数量在迅速增加。调查表明, 当前我国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约47.84万户, 经营的耕地面积达到9744.08万亩。其中黑龙江省和黑龙江垦区的规模种粮户合计超过了30万户, 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的种粮大户均超过5万户。第二, 种粮大户全年的粮食产量已达到相当规模。黑龙江垦区、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种粮大户所生产的粮食分别占到垦区和当地粮食总产量的84%、27.5%和18.51%。第三, 种粮大户亩均产出水平较高,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较强。在黑龙江垦区和吉林省, 种粮大户每亩年均产粮460.8公斤和562公斤, 分别比当地平均水平高出11.7%和30.4%。福建省种粮大户每亩年均产出727公斤, 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7倍。另外, 种粮大户生产的粮食基本上都是商品粮, 而商品粮在稳定粮食市场、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种粮大户弥补了农业剩余空间、有效推动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情况下, 种粮的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机会成本较高, 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规模和速度都在不断提高。在一些地区已出现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农田长期处于分割、分散状态, 甚至土地闲置、撂荒现象也时有发生。种粮大户的兴起恰好能够弥补农业剩余空间, 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 土地资源逐渐集中到种养能手和种田大户手中, 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当粮食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以后, 更加有利于农户取得贷款, 加强与各类企业的合作, 从而加快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 让农民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实惠。

种粮大户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调查表明, 种粮大户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普遍投入较多, 2008年北方地区19省种粮大户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计达66.3亿元, 南方12省种粮大户投入达7.71亿元。而且, 种粮大户都广泛采用农机作业, 装备水平较高, 2008年北方地区种粮大户拥有农机77.3万台套, 每万亩平均8 2.7 7台套, 南方地区拥有农机36.76万台套, 万亩农机236.23台套。一些种粮大户还充分挖掘和利用农机的作业能力为周边农户提供服务, 不仅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还提高了当地农业机械化水平。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方面, 种粮大户也始终走在前面, 他们普遍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松深翻、种子包衣、精量半精量播种等重要农业技术, 有的大户还与当地农业院校、科研与技术推广单位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甘肃省种粮大户承担着26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及推广任务, 占全省的70%以上。辽宁省种粮大户机械化水平比全省综合农机化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 使用良种的农户占到当地种粮大户的98%。

二、种粮大户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当前, 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直接影响着种粮大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种粮收益, 成为我国保持粮食稳定供给的制约因素。

一是生产成本上涨较快, 种粮收益不稳。首先, 种粮大户自家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生产所需, 雇工现象普遍。我们对335个样本户的调查结果显示, 常年雇工的农户占1 7%, 季节性雇工占4 4%。近年来, 雇工工资成本有较大涨幅, 雇工费用已占到种粮大户生产成本的3 4%~35%。其次, 农资成本高涨。从2005年到2009年, 河南省的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一直在以10%的速度增加。最近两年来, 重庆市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价格年均涨幅普遍在13%以上。第三, 土地流转费用高。对164个样本户的统计结果表明, 2009年这些农户一共转入1.21万亩耕地, 流转费用合计313.59万元, 亩均259元。第四, 农机具购买成本和服务成本有大幅增加。在安徽的调研表明, 100亩以上种粮大户, 年均农机购买、使用费用高达80~90元/亩。另外, 由于30亩以下的农户主要依靠农机服务, 他们为此支付的费用达到44~62元/亩。

二是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社会化服务不足。我国的灌溉工程绝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建设标准不高, 工程配套条件差, 使用寿命较短, 严重制约了粮食生产效益的提高。以湖北省为例, 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 各类蓄水工程总蓄水能力下降了40%, 渠道排灌效率衰减率在50%以上。云南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6.6%, 一半以上的水库为病险水库。到今天, 河南省仍有5000万亩中低产田, 其中2200多万亩缺乏抗灾能力。即使像广东省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也仅占6 4%, 中低产田比例达到了6 2%。另外, 社会化服务不足也造成了不少生产问题难以解决。在我们调查的335个样本户中, 种粮大户获得以下服务的比例分别为:市场价格信息服务15%、技术培训19%、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现场指导13%、病虫害防治服务23%、农机作业服务20%、市场价格信息15%。

三是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大, 销售价格偏低。2008年, 有30个省份提供了种粮大户的经济损失情况, 这些损失总计43.82亿元, 其中, 病害损失17.05%、自然灾害损失44.35%、意外损失1.64%、市场波动36%, 自然灾害损失与市场波动对种粮大户的影响最大, 两者加起来占到了经济损失的80%以上。而且, 绝大多数种粮大户没有烘干和仓储设备, 又迫于上缴租金、还贷款等巨大压力, 多数农户只能选择一经收获马上销售农产品, 这使得他们在销售环节的损失也比较大。

四是取得信贷资金不足, 缺乏投入能力。对31个省市的调查表明, 2008年种粮大户户均得到贷款1.2万元, 每亩贷款87元, 其中, 规模在30~49亩的种粮大户户均得到2000元, 每亩经营面积仅获得贷款53元。而有321152户、108597户、37490户、11809户、2686户分别需要5万元以下、5万~10万元、10万~20万元、20万~50万元、50万元以上的贷款。粗略估计, 这48万多户种粮大户至少有270亿元以上的贷款需求未能满足。

五是土地流转服务不够, 长期投入受到制约。当前, 种粮大户转入的土地期限普遍较短, 其中5 1.2 1%的种粮户的土地流转期限是1~2年, 19.72%的种粮户的流转期限为3~5年。而且不少土地流转采用的是口头协议, 没有书面合同, 导致纠纷不断。由于长期收益不能为自己获得, 种粮大户普遍缺乏长期投入的积极性。调查结果显示, 在土地平整、改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投入的种粮大户不足10%。

三、完善政策积极扶持种粮大户发展

种粮大户的兴起代表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扶持他们发展, 已成为我国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我们要遵循农业自身发展规律,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科学制定扶持种粮大户发展的政策措施。

制定专项扶持规划, 建立瞄准机制。要适应农村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的快速转变, 在实施粮食生产能力新增千亿斤、主体功能区规划、粮食核心产区建设等重大规划中, 国家应对种粮大户给予专门扶持。同时要注意到, 种粮大户的数量庞大且具有动态性, 各地的发展情况差异很大。从长期来看, 很有必要确立一套专门的制度, 建立覆盖全国的监测网络, 系统摸清各地情况, 准确监测种粮大户的数量、结构、基本特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各地制定具体扶持办法提供依据。另外, 要对种粮大户实行专门登记, 实行动态管理。调研表明, 常年雇工经营的种粮大户雇工成本很高而相对收益不足, 种粮效益并不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因此, 季节性雇工的种粮大户应成为重点扶持对象。考虑到各地差异很大, 可由中央确定种粮大户的基本划分标准, 制定一般性政策, 由地方根据当地实际具体参照执行。

设立专项扶持资金, 明确资金主要用途。为切实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支持力度, 将有关种粮大户的扶持政策落到实处, 建议中央财政对种粮合作社、种粮专业农户实行专项补贴, 在此基础上由省、市、县和乡镇各级政府根据当地种粮大户的发展需要和自身财力状况, 加大资金投入和奖补力度。与现有普惠制的种粮“直补”不同, 对种粮大户补贴应该是特惠制的补贴。应秉持效果独到、整合资源的原则, 合理确定资金的支出范围和使用重点。我们建议, 专项扶持资金应重点用于对种粮大户在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素质与技能、使用金融保险服务、购买和使用农机具、施用有机肥等方面投入支出的补贴和奖励。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为粮食增产创造条件。要继续增加对农地整理、水利灌溉、田间道路、地力提升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大力实施田、水、路、林、村的综合改造, 重点解决好种粮大户机耕道、晾晒场、仓储设施、新建晒场和仓贮设施等基本条件不足的问题。现阶段, 我们还要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和相关政策来鼓励和支持农民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

重要力量 篇9

1899年秋安阳殷墟小屯村的甲骨文在时任清廷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 (校长) 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因病服药时发现了药材中的甲骨文, 并颇费周折地查清了“龙骨”的产地。经过锲而不舍的追踪和钻研, 王懿荣向世人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字—“甲骨文”。

随着甲骨文的出现, 继而揭开了被遗忘的殷墟之谜。1928年起, 一个浩大的殷墟寻梦工程拉开序幕。我国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发掘, 陆续发现宫殿遗址, 藏甲骨文的窑穴、王陵和各类型的墓葬, 祭祀坑、车马坑以及铸铜制骨作坊等重要遗址。殷墟出土的大批遗物, 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 (甲骨文) 、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 骨角牙器等文物, 尤其是被誉为世界青铜器之冠的司母戊大方鼎, 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殷墟的发现和研究, 为正史和补史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 也将中国的信使提前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殷商的遗迹和遗物, 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74年在郑州二里岗发掘出的商代城墙遗址和墓葬进一步充实商代文化的内涵, 使河南成为名附其实的商文明起源发展中心, 在当今的中国文化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充分唤醒中国人遗忘了的民族文化优势与振奋民族自尊心的作用, 而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关键, 正是在于民族意识的惊醒与改变。使我们国内民众对传统的文化日趋重视和学习。

传统的绘画理论思想, 受我国本土儒教、道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儒家、儒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随着汉朝“丝绸之路”的开发和佛教的传入 (主要是印度佛教画的传入) 在北魏是间接地开始的,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画成为当时社会主要的绘画内容。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理论产生后, 在“以形写神、迁思妙得、气韵生动”唐张璪所讲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主题思想下, 绘画的评审从开始就有了双重情况的萌芽, 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艺术欣赏方法的品评标准。

《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 (约815——?) 字爱宾, 何东 (今山西永济) 人出身于宰相世家。咸通三年任舒州刺史, 干符初官至大理寺卿。这部《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包罗既广, 征引繁富。据《直斋书录解题》载:“彦远家世藏法书名画, 收藏赏鉴, 自谓有一日之长。”所以著述此书, 有他的有利条件。其中有些记载, 便出于他的调查所得。尤其难得的, 他还保存了许多今已失传的古代史论资料。

该书分十卷, 有叙绘画“源流”“兴废”, 也叙自古“跋尾押署”, “公私印记”, 更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及“古卷秘画珍图”, 这对画史研究, 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叙历代能画人名”, “自轩辕至唐会昌凡三百七十二人”, 并参考史书, 载其小传,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绘画史著作。除此之外, 更有重要的论文, 如“画论六法”“论画山水树石”“论传授南北时代”“论顾陆张吴用笔”等。以上重要的理论提出, 为文人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诗、书、画、印的结合相得益彰, 这是民族艺术的想象力, 气魄与胆识的具体显示, 使得中国画从专业技巧向文化内涵方向转变, 启发了宋、元文人画的异军突起。但是唐、五代、南北宋的绘画品评标准, 还是以作品主要内容成就为中心, 偏重以造型技能的综合性批评法则为主导, 而这种审美标准的完成在于代表作品的产生, 仍然在中原地域, 吴道子、荆浩、郭熙等在绘画史上的著名画家, 主要以中原山水风景为创作主题。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写实工笔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纵24.8厘米, 横528厘米。通过对东京汴梁 (开封) 市俗生活的细致描写, 生动地揭示了北宋汴梁 (开封) 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它不是一般表面的热闹场面的描写, 而是以各个阶层的人物和各种活动为中心, 深刻地把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动态和人民生活状况展示出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 对后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忽必烈灭南宋建立元朝, 都城迁往北京, 政治中心迁离河南, 元朝汉族文人的地位在下降, 文人画的品译转向崇尚人品与笔墨趣味, 而明清的统治对知识阶层的严酷, 抽象的笔墨趣味便成为主导地位的传统审美标准, 南北宗派学说的出现, 更是将文人画的地位推向高峰, 虽然在绘画品评的历史发展之中, 整个演变过程是在各种标准, 各种因素的相互取舍、融合、互相代替在对立统一中完成, 但最终以逸品文人画的审美标准占了上风地位, 并成为主要性的评鉴标准影响至今。而文人画不重视绘画造型技巧与常规法度所产生的弊端, 又促成中国画走向过渡程序化, 形成萎靡不振的重要因素。连续百年的清王朝闭关锁国封建统治, 造成了艺术上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现实的单纯笔墨的“文人画”属于崎型发展时期, 不仅扼杀了许多艺术天才, 并使中国绘画停止不前, 而且造成了文化艺术上的很大损失, 处于封闭保守的状态。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的血泪史, 自1840年起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打开, 领土被瓜分, 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北方的大片疆土被沙皇俄国侵占, 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的紧要关头, 河南殷墟小屯村甲骨文的被发现和司母戊鼎的出土, 以及1929年12月北京人头盖骨、下颚骨、牙齿的发现使我们民族记忆苏醒, 提示着我们有过的辉煌的文化艺术及历史, 当代面对全世界文化产业的浪潮冲击, 中国画是民族文化中最需要保护和发扬光大的独立画种, 但随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侵蚀与渗透, 19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和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因为政治方面需要,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进行废除及批判, 在此情况下, 近现代有许多艺术大师奋起改革进行可贵的探索借鉴, 以求更新变法, 中西结合。徐悲鸿、张大千、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黄秋园、何海霞等在传统上坚守于创新, 齐白石、傅抱石、蒋兆和、石鲁、赵望云、黄胄、刘海粟等吸取传统, 以写生入手使作品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 引人入胜。如今海上画派、长安画派、岭南画派、漓江画派、金陵画派都在地域上为振兴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为振兴绘画事业付出了坚辛的努力, 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教育, 模仿照搬苏联学院派的教学大纲, 使我们的美术教育体制受到制约, 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动荡更是对传统的文化进行了冲击和否定, 从而导致民族艺术虚无主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 使得人们对中国画传统的审美标准与评判产生了隔阂, 淡漠了优秀传统绘画思想和笔墨技法。外国的各种艺术不良信息的不断渗透, 已经在理论上使绘画艺术范畴, 思想观点混淆不清, 中国绘画的审美情趣与专业艺术语产生了较大的混乱, 绘画上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精髓在创作上受到很大的轻视。这和文化交流是两个概念, 艺术上最重要价值是它的内部核心, 核心被动摇和侵蚀在艺术上是可悲的。所以关注文化源流, 用我们传统的文化思想来发展水墨画, 明确表现什么内容, 提高艺术思想, 在传统的文化里寻找源动力和现代可转换的能动性, 描写中原文化浓厚质朴, 博大深沉, 苍劲有力, 刚柔相济的自然特征, 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要在画家的精神面貌和笔墨技巧上表达出来, 开创“中原水墨画”深沉, 浑厚, 朴实的北方性格, 用自然的笔墨来表现我们中原文化远古博大的精神气势和时代精神风采, 继承传统的同时开创当代艺术风格, 构建起水墨画创作核心主题, 重视造型技巧与笔墨意境的综合法度, 使“中原画派”的作品成为中国水墨画的重要地域。

重要力量 篇10

不久前在京举行的“中国羊奶产业发展论坛”旨在进一步促进羊奶产业发展, 普及羊奶知识, 澄清消费误区, 引导广大以奶粉为营养品的消费者科学饮奶、安全饮奶, 吃得更多营养、食用更好吸收、身体更加健康, 使中国人的奶粉消费观念与国际潮流接轨。

羊奶营养价值高产业发展需培育高产奶山羊

据论坛与会嘉宾介绍, 早在《本草纲目》中曾提到:“羊乳甘温无毒、润心肺、补肺肾气。”中医一直把羊奶看作对肺和气管特别有益的食物。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 和牛奶相比, 羊奶更容易消化, 婴儿对羊奶的消化率超过94%, 羊奶中的蛋白质、矿物质, 尤其是钙、磷的含量都比牛奶略高, 维生素A、B含量也高于牛奶, 对保护视力、恢复体能有好处。据营养学专家介绍, 羊奶在国际营养学界被称为“奶中之王”, 羊奶的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 更利于人体吸收, 并且长期饮用羊奶不会引起发胖。羊奶中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明显高于牛奶, 美国、欧洲的部分国家均把羊奶视为营养佳品, 欧洲鲜羊奶的售价是牛奶的7倍。专家建议患有过敏症、胃肠疾病、支气管炎症或身体虚弱的人群以及婴儿更适宜饮用。据实验表明, 山羊奶含有200多种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 其中含有多种乳酸、20种氨基酸和维生素、25种矿物质、数十种酶和多种乳糖。构成人体的氨基酸为20种, 矿物质和维生素也只有20种, 由此可知, 山羊奶可以满足人和动物的营养需要。

奶山羊产业作为我国奶业的重要部分, 近几年发展速度很快。据了解, 截止到2007年, 全国山羊存栏数约为1 400万只, 全国山羊奶的总产量约为65万t。其中陕西奶山羊最多, 为我国羊奶生产大省, 达196万只。由于羊奶不容易进行大规模生产。牛奶一天产量一般在20 kg, 而羊奶只有5 kg左右。所以, 发展羊奶产业的前提是培育高产奶山羊。

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山羊奶保健功能的进一步认识, 消费者逐渐接受羊奶和羊奶制品, 一些投资者也将目光转向奶山羊的产业化开发。奶山羊生产已在我国部分地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此, 天津市亚亿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丽在论坛中用“一杯羊奶等于三杯牛奶”呼吁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和支持中国羊奶产业发展, 支持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羊奶产业的领军者。

未来两年羊奶粉消费增长率或达200%

据了解, 目前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羊奶的生产和销售发展较快。已故国际乳品联合会原中国专家委员会委员金世琳在《金世琳乳品科技文选》中曾描述到“如今, 在美国山羊奶被放在药房和超级市场销售,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山羊乳在全部乳类中有迅速发展的趋势”。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过去的10年中, 我国母乳喂养的比例下降了20%。更多的家庭选择配方奶粉喂养孩子, 特别是最近几年, 随着对羊奶粉是母乳最佳替代品的认识, 选择羊奶配方奶粉的越来越多。预计未来两年, 羊奶粉的消费增长率将在200%以上。

然而, 由于我国奶山羊发展布局不合理, 草畜不配套;饲养规模小;良种少, 单产低;山羊奶加工滞后, 产品单一;受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 部分消费者仍对山羊奶有偏见等, 使得羊奶产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羊奶总产奶量仅占全国奶类总奶量的3%左右, 极大地影响了羊奶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有专家表示, 为了促进我国奶山羊发展, 我国需要加强奶山羊科学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生产中, 不断提高奶山羊的品种质量和饲养管理水平;依托我国奶山羊种源基地和育种研究设施, 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重视选育提高;因地制宜, 发展地区优势, 以乳品加工厂为主体和龙头, 不断推进奶山羊产业区域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政府部门应重视奶山羊生产, 加强管理和宏观调控, 投资完善技术培训、服务体系等建设和先进生产模式的示范推广, 同时合理布局羊奶加工企业并给予优惠贷款政策, 调动企业积极性, 带动奶山羊产业的快速发展, 增加企业和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