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制

全球治理体制（精选五篇）

全球治理体制 篇1

美国一向标榜“自由贸易”, 在全球产业分工加大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下, 自然也不能放弃自由贸易的大旗, 于是近几年, 美国对国际贸易关系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提出所谓的“公平贸易”, 而美国也把WTO制定的《反倾销协议》以及保障措施条款等当成新的贸易保护工具。事实上, 从本世纪初, 就兴起了“超贸易保护主义”, 也被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 是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 通过贸易保护, 达到保护本国就业, 排斥竞争性威胁。在当今的环境下, “超贸易保护主义”大都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 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 一些国家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 美国的“301”、“337”条款都属于这类性质。

美国一面违背WTO原则, 对本国战略产业实施过度保护, 意图扩大本国垄断产业在国际市场份额, 转移利润;一面却苛责别国实行不公平贸易做法, 扭曲市场竞争。因此, 实质上, 美国提出的所谓“公平贸易”是名义上似乎更具合理性, 但形式上却更具隐蔽性, 战略上更具进攻性的“超贸易保护主义”。

更有甚者, 近两年, 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为由, 使中国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 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23亿美元, 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深陷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对中国企业并购也深感不安, 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在1975年成立的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 (CFIUS) , 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专司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的审查, 必要时加以阻止。华为、中兴、三一等先头部队受阻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证。请问,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不公平贸易”?

中美两国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经贸的走向。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演变, 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已难以反映现实变化。世界不仅要求“自由贸易”, 更需要货真价实的“公平贸易”。当前最需改变的是全球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体系, 由于制定规则者话语权的非对等性和规则适用对象的差异性, 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得以借公平贸易之名行贸易歧视之实。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 我们必须学会挑战全球贸易框架中的不公平规则和待遇, 变“被动”为“主动”, 尽早促成国际贸易框架中不公平贸易规则的改进和修正。

积极推进全球投资体制建设 篇2

首先，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这将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到净出口。一方面，出口会下降；另一方面，进口会上升。如果考虑到居民出国旅游购物中未被海关统计的部分，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要比统计的高得多。

其次，受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等国陷入金融泡沫破灭和主权债务双重危机，受此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下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下降。另一方面，为了走出经济低迷，欧美等国纷纷出台措施，尤其是美国，在严重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高垒的情况下，仍然出台刺激本地投资和就业的措施。这些政策，势必会增加当地的投资，一些以美国为出口对象的生产活动将有可能在美国完成，这也会减少中国的出口。

再者，中国经济与发展模式的变化也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减少。一方面，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能对中国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的净出口中，加工贸易贡献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的加工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所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选择将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环节（如组装等）放在中国。但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这将使得一些企业选择其他国家作为加工基地，或者是将生产迁回欧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居民对环境的要求更高，环保意识更强，将会促使中国的环保门槛提高，使一些污染型的企业无法再选择中国作为污染排放的乐园。近年来，中国国内因居民对环保状态不满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正是折射出了这一变化。

在出口作用不断削弱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海外投资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由于高储蓄的特点，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一直低于生产能力，从而导致大量的净出口，净出口的积累形成了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根据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些外汇资产最终会转变为亚洲国家在海外的投资，但是这个转变过程需要两个条件为支持：一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二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也正在形成，已经有不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并取得了成功，如华为、三一等。从趋势上看，中资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化经营势在必行，随之而发生的，将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从主权财富转变为私人部门（企业）在海外的净资产。因此，在出口作用下滑的同时，海外投资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将会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海外投资的阻力也会不断增加，因为在主权财富投资海外时，多投资于海外的主权债，这种投资行为不会产生任何的副作用，又让各国政府直接受益，所以一直是受各国欢迎的。但是，如果主权财富投资转变为私人部门的海外投资，将威胁到投资接受国企业、产业甚至国土安全，同时也会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应，并牵动政客的神经。

金融全球化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篇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监管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我国的金融经济在市场经济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金融国际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基础差、压力大、问题多等问题也表现的越加明显, 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当局不仅面临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同样国内的压力也逐渐加大。采取有效的方针政策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解决金融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我国金融业不断寻求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效建设需要完善的、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作为根本保障。我国金融立法在很多重要领域都不够健全和完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发展,以及不断加快步伐的金融全球化,而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是以传统的有型金融作为调整对象而建立的,这就给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带来的相当大的挑战。而本身我国一直执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的,一般都是以计划、行政命令,外加适度的经济处罚等手段作为金融业的管理手段,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的金融法律手段显的异常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金融监管工作人员整体业务水平偏低

金融管理工作本身的工作性质决定,对相关工作人员的整体水平要求较高,监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能够充分的认识、分析、判断、解决金融风险的能力,还需要具备金融监管审批的能力。但是我国目前很大一部分的金融监管人员都是由传统的政府财政人员专制而来的,不仅在金融监管知识和经验上极其缺乏,而且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快速的发展步伐。近年来信息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金融业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随之而来的电子商务以及网上银行也得到了快速的普及,在这种形式下,金融监管人员需要不断的补充健全原有的知识体系,更要提高英语和计算机的水平,以更好的适应金融全球化下的金融监管工作。

(三)金融监管各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不足

金融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使得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沟通不充分、协调效率低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这很大程度上与部门利益、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监管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及素质等一系列的非体制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关系。也包括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既包括个人道德素质,又包括政治体制的因素,还包括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在这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机构之间就显得不够协调,有点相互矛盾。特别是在房地产的市场调控下,就显得尤为突出,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及改革进度。

(四)金融监管内容及形式单一

在金融监管内容和形式上的单一性,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1、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

现场监管存在着很大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优点在于可以细致的发现金融机构所公开的财务报表以及业务资料中不容易发现的隐蔽性问题。缺点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可能造成监管不足,且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需要较大的人力进行监管等。因此,采取非现场监管以弥补现场监管的不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管体系。然而现有的监管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现场进行了较多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忽视了非现场的监管营造,这不利于远程监督管理的实施和质量保证的有效性得到落实,因而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改善。

2、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

目前金融监管主要以金融业市场准入、资本状况、业务范围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为主要监管内容,但是在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的监管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然而事实上很多金融事故是出在风险等方面的问题上,这主要是因为金融行业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和事故发生的潜伏性和随意性。这就要求监管部门不仅要在执法上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对金融活动的监管,还应注意对金融风险性方面的防御和调控。 然而现有的监管制度并为对风险性监督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对相关管理的加强。这很有可能会造成新一波金融危机的来袭和市场经济的极大损失。

3、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

现在金融监管在金融机构及业务的准入上限制较严格,但是在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规定中不够详实。这一点所存在的弊端就是金融企业在进入市场时具有了目的性和自主随意性。金融机构在经历各个标准的考验后进入市场,此时的内部管理较之前的层次把关来说较为轻松,因此个别金融机构就可以实施自己的特殊目的。对于金融全体来说,进入市场的目的是把握金融的发展动向,并从中有机获利,然而,个别以纯获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在重入轻出的标准下就可以在市场上不顾他人利益大捞一笔后快速推出,这会给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一)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制

法律作为金融监管的凭证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完善直接影响着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成效。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完善金融监管相应法律法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加强有关金融机构日常管理、市场退出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为了防止因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金融风险,还需要规范金融机构的相应审核制度。第二,对自律监管机制加强完善,以便发挥其在监管过程中的作用。与政府监管相比,自律监管有着很大的优势,不仅效率高、空间大,而且专业性强、成本低。将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可以有效的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监控能力,更好的为金融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创建自由安全的环境。

(二)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提高监管队伍的整体水平

现在金融业发展迅速,监管人员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更好的适应金融环境。在具体的措施上,需要掌握更加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了解现代监管理念、以及相关法律知识,有效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可以通过举办讲座、专业座谈会、或者开展培训班的形式来加强对监管人员专业技能以及法律知识、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养。同时还可以从社会上吸收优秀的人才加入监管队伍,并通过建立奖惩机制来吸引并留住人才,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提高监管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人员素质的培训,从整体上提高监管队伍的职业水平

(三)提高金融监管各机构间的协调性

我国现有的监管机制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监管框架,这与以美联储为中心的美国的“伞形”监管框架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之处。两者共同存在的问题是监管部门之间协调不足,监管效率较低。在我国综合经营趋势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我们要充分深刻的认识到这次经济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金融综合经营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积极的进行解决。在今后应建立起协调的、动态的、有效的监管模式,以更好的提高监管效率。具体来说,就是要促成金融管理的技术部门、人员部门和信息反馈等部门之间的有效运转与协作,以保证一旦发现金融方面的潜在问题或已浮出的问题端倪就能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四)加强与国际监管的合作

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我国需要充分发挥积极性,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扩大监管范围,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各方面实施全面的监管。还需要不断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同时加强对外币风险的评估与跟踪体系,密切跟踪“热线”,避免外资为了避免风险而大量的涌入或者涌出我国金融市场,从而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在金融创新行为上,监管机构需要进行慎重的引导,并对于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利用金融工具来进行的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备案,并给与积极的关注,以最大程度上提防金融风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我国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需要清楚的认识到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关管理部门以及在金融监管上还存在着很大不足和缺陷这一问题的现实。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在借鉴和吸收国外监管经验的同时,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加大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保证金融监管措施的有效实施, 从而为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繁荣打下坚实的管理基础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卢帆,郭辉.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影响[J].东方企业文化,2011.3

[2]赵晶.浅析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问题及改革方向[J].华章,2013(4)

[3]马元月,郭广中.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N].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4(35)

[4]傅伟男.金融全球化下构建我国金融监管的设想[J].现代营销,2012.1

中国与全球治理 篇4

就目前状况来看，中国深化与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关系依靠的是双边协议。以3.8万亿巨额外汇储备作后盾，中国通过提供基础设施融资来换取大宗商品，由此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投资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

不过，执行这些双边协议的是国有企业，他们通常不会遵循国际最高标准。因此，西方一直敦促中国朝着符合国际标准的多边进程转变，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甚至表示，中国是“搭便车者”，理由是中国没能履行一个世界大国应尽的责任。

但是，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的外交倡议可以被视为某种迹象的话，那么事情很快便会有转机。去年7月，中国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分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这一资金规模引人注目。

同样，最近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中国提倡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再现古老的连接亚欧大陆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影响约60个国家，其中包括中亚，该地区业已包含5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将涵盖印度洋、中国南海和地中海。所有这些项目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将不仅仅是一条路，而是促进整个欧亚大陆的商品和理念互联互通的网络。

欧洲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已有体现，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就是海上丝路的节点，该港口部分由中国国有造船企业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经营。比雷埃夫斯港将通过中国在巴尔干地区和匈牙利投资的基础设施连通欧洲的剩余部分，巩固中国作为欧盟主要商业伙伴的地位。

新丝路战略再次说明中国渴望成为欧亚大国。它不仅将连通东亚和西欧这两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还将向中亚地区开放。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衰落。此外，它还能帮助中国缓解与近邻的领土纷争。

目前为止，中国扩大影响的努力已见成效，且不限于发展中国家。最近，英国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触发了连锁反应，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韩国、俄罗斯、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国纷纷紧随其后申请加入。

对于上述进展，美国却认为是遭遇了地缘政治的挫折。这种理解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毕竟，中国决心在二战后设立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外另起炉灶的动因在于，发达国家拒绝让中国享有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

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日本和美国在其中各拥有约13%的投票权，中国却只有不到6%，而且日本人垄断了亚开行行长一职。世界银行的情形也与此类似，该行行长的位子基本上是由美国人世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则历来由欧洲人所把持。虽然2010年G20国家一致认为应该将中国在IMF的配额从3.65%增加到6.19%——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小步——美国国会却否决了该提议，阻挠了改革的实施。

实际上，中国对新机构的创立不是修正，而是反抗。如果新兴大国无法挤入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他们就会考虑自立门户。事实表明，发达国家有能力防止国际秩序分裂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集团，但前提是他们能够克服对中国的战略猜疑。

就此意义而言，更多欧洲国家参与亚投行是积极的进展，因为这有助于确保亚投行只是补充现有体系，而不是构成挑战。其实，欧盟以整体名义加入亚投行要比单个成员加入影响力更大，就像在G20和世界贸易组织中一样。

欢迎中国加入全球治理体系，接纳并与中国牵头成立的新机构合作，西方都必须做得更多。只有持开放态度，西方领导人才能确保新机构采纳多边主义和责任制的最高标准，并遵守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

目前是启动这项进程的理想时机。如果今年内欧盟、美国和中国能够基于共同利益达成共识，将为他们充分利用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G20峰会做好准备。

全球治理亟待“新路线” 篇5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有责任加强协商和合作，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大相径庭。这些年，关于两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优劣之争不绝于耳，关于两国互动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治理的说法也此起彼伏。

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奇迹般的发展，吸收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理念，选择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关键，中国独特的、随时代进步不断微调的政治制度是基础和保障。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盲目进行“结构调整”和“休克疗法”等教条主义的“改革”，而是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紧密融合，不断纠正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实行两者“动态平衡”，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模式”。

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1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对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贡献超过80%，近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逾50%，并且作为东亚发展的“领头雁”带动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在今后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中国还将与周边邻国共享发展红利，创造亚洲的经济发展奇迹。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一、中国共产党遵循中国政治传统，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利益，并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美国皮尤中心和“亚洲动态”近来的民调均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的支持率超过75%。

二、中国共产党继承传统，建立了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在执政理念和工作能力上鼓励良性竞争，高度重视实干，强调共识。

三、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突出协商和协调。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在半年时间内，向全国征集超过2500条建议，最终采纳近一半。

四、中国发展模式是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独创的。中国宏观调控手段远远超出凯恩斯经济学范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给了中国政府更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五、得民众支持。中国政治哲学理念中，民意就是公众舆论，民心则是人心向背。孟子曰：“得其心，斯得民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使老百姓受益，得到人民广泛支持。

反观美国。一、贫富差距拉大。美国贫困人口2000年为3160万，2009年达4240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占美国人口10% 的最富有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30%增长到2012年的48%。而占总人口0.1%的顶级富翁的财富占有率，从2.6%增长至10.4%。据美国专家估计，近年经济复苏所得收益的95%，流向了仅占人口1%的超级富翁。

贫富分化加剧，与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贫富不均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皮尤研究中心的近期民调显示，65% 的受访者认为，过去十年中贫富差距拉大。CNN的民调反映，近70% 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采取更有力措施缩小贫富差距；60% 认为，应提高富人税收以减少贫困。

二、选举制度。美国学者认为，无论从竞选的捐款者还是投票者的角度分析，美国富人的政治代表性远远超过其人数比例，更不用说，他们可以通过游说组织、媒体等途径，对政治体系施加强大影响力。

美国富裕阶层和普通百姓在许多政策立场上泾渭分明。老百姓广泛支持减少不平等和提升中产阶层经济机会的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但富人反对。

三、两党斗争使美国政治出现“极化”。美国的制衡制度设计是为了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到后来就演变成了国会中一家或者一党否决制。同时，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影响力过大，损及行政部门的执行力。举一典型例子。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推行医保改革，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居然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过，美国也需要“改革开放”，改变政府无能为力的局面。

四、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无出其右，不断增加。美国首都华盛顿公关公司、游说公司云集，有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超过20名。

美国国会议员的选举、美国总统选举的花费逐年增加。近来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竞选资金的裁决，更是助推金钱政治“水涨船高”。

今后全球治理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各国必须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因为它涉及世界的未来，涉及21世纪各国的命运。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有责任有义务直面这些重大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原则和“路线图”。

金砖五国峰会召开在即。据了解，五国将讨论如何合作改善全球治理。各方对此有较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