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

当代语境（精选十篇）

当代语境 篇1

城市与乡村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 而都市作为城市的一种形态, 代表着城市化的高级阶段。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 经历了一次由都市逐渐取代乡村作为一种文学主要描写对象与文化背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女性与都市由于某些共同的特质相互交织。正如王安忆说过的一句话:“女人, 天然是属于城市的”[1],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 不难发现, 相对于男性写作, 女性写作在本质上与都市更加契合。从创作题材上看, 女性作家更热衷于书写都市。她们擅于捕捉都市的细节, 描绘都市的轮廓, 而在对乡土的抒写与把握上, 明显逊色于男性作家。我们看到, 女性作家在上个世纪整个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是处于缺席状态的。其后, 虽然出现了《生死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些抒写乡村的作品, 但是她们在对乡土整体把握的能力上, 远不如同时期的男性作家。进入新时期后, 王安忆、铁凝、方方和池莉等女作家也创作了一批农村题材的作品, 但到目前为止, 她们最成功的作品仍是以都市为大背景的, 比起她们对于城市生活的书写, 农村与她们之间总存在着某种无法穿透的隔膜。透过作品本身, 我们还可以对男女作家对待城/乡问题的精神向度作一个比较。不难发现, 在女性作家的精神世界中, 很少出现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和图景。不同于男性作家, 她们的作品里很少表现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和对都市的排斥, 她们所描绘的都市图景并不是以乡村怀念作为底色的。

为什么都市与女性之间会形成这样一种同质同体的亲缘关系呢本文认为, 都市为女性构建了一个从地理空间到心理空间全面突围的基础。

自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开始, 人类的历史就成为一部男权话语史, 或者说是一部父权文化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 历来为我们所认同的“男耕女织”的美好图景其实包涵着深层的意味。其一, 它展示了农耕社会中, 由于两性与生俱来的生理特点之区别, 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二, 由这种社会生产分工的不同进而导致的社会生产资料分配上以男为主, 以女为辅的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男性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同时, 男性权威被强化、制度化、合法化, 而女性则被物化成一种附属品并开始按照男性所规定的标准去成为“女人” 。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 不如说是形成的, 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 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 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2]

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是从地理空间开始的, “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中, 女性的生活空间局限在家庭、闺阁之中。古代中国推崇的女子“裹足”的风尚, 便是为了满足这种地理空间性禁锢需要的典型性产物。关于“裹足”, 《镜花缘》中有这样的描述:“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 如缠之时, 其女百般痛苦, 抚足哀号, 甚至皮腐肉败, 鲜血淋漓, 当此之际, 夜不成寐, 食不下咽, 种种病痛, 由此而生。” [3]且不说这种“裹足”风尚给女性肉体带来的痛苦, 它更成为男权世界约束和禁锢女性的工具。《女儿经》上这样说:“为甚事, 裹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 恐他轻走出房门, 千缠万裹来拘束!”[4]被“裹足”后的女性大多将生命消耗在闺房、深宫和家庭内。她们被关闭在自己的圈子里, 以家庭为中心, 足不出户, 不被允许去窥探外面的精彩世界, 而只须在家中顺从地做一个孝女、贤妻、良母。这是传统女性一生的命运和角色。勿庸置疑, “裹足”是束缚女性生命自由的枷锁, 也是强悍的男权文化的一种符号化表征。人所处的地理空间的环境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空间, 在地理空间上受限的女性在思维空间上同样处于被钳制、被压抑的状态。一直以来, 男性牢牢控制了话语权, 而女性作为一个性别, 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槛外人。由于对男性权力的依附, 处于附属位置的女性必须接受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 只好退守在自我狭小的心理空间中。

农耕社会中, 生产工具相对简单, 自动化程度不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人的体力。而在体力上占有天然优势的男性, 自然而然地控制了社会生产资源和文化资源, 可以说, 农业文化就是一种男权文化。纵然,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农耕社会中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 但是这些城市担负的主要是政治军事和商业交易的功能, 传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 此时的城市并不具有女性解放的功能和意义。现代意义上都市的崛起, 是以十九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随着这次工业文明的发展与成熟, 父权文化在中国城市也经历了巨大变革, 男性体力上的优势逐渐被消解, 女性得到了一次改变自己依附处境、生存现状的契机。可以说, 现代都市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

首先, 现代都市扩展了女性生存的地理空间。以往的农耕社会中, “男人被号召行动, 他的职责是生产、战斗、创造、进步, 使自己超越向整体的宇宙和无限的未来;但是传统的婚姻并未邀约女人和他一起超越, 而把她局限在‘内囿性’里, 把她关闭在自己的圈子里。”[5]现代都市则打破了这种内囿性原则, 为女性走出闺阁、家庭, 走向社会提供了可能。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都市中,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摆脱对人的体力的依赖, 男性不能再凭借与生俱来的生理特点和体力优势继续其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的控制, 女性进而摆脱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尤其是上个世纪末,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 世界逐渐进入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 知识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知识生产的形成最大程度上消解了体力区别的意义, 为女性争取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在家庭中, 虽然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家庭劳动逐渐实现数字化、自动化, 这也意味着女性将从传统的、沉重的、琐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并且如恩格斯所言“妇女的解放, 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 才有可能。” [6]这也是女性实现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前提。新经济时代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女性, 将不再是易卜声笔下出走的娜拉。

再来看现代都市对于扩展女性心理空间的意义。当女性从狭小的地理空间走出来后, 心理空间也相应得到延伸。女性不再封闭在自我狭小的圈子里, 她们与男性一起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扩大了她们的视野, 也对她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前文中提到的,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 人类的历史就变成了一部男性话语史, 充斥其中的是男性的意志、男性的欲望与男性的话语, 女性话语一直以来都是处于边缘甚至是缺席状态的。而随着现代都市的出现, 女性先是在经济上取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随后, 都市又提供了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 在这样的前提下, 女性的个体意识日益凸现, 推翻男性话语霸权, 展示一直以来被遮盖、被压抑的女性话语成为一种可能。

二、现代都市中的女性私语

都市为女性构建了一个从地理空间到心理空间双重突围的基础, 也赋予了都市语境下女性文学创作新的使命, 并为女性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消费性的都市文化语境形成, 女性作为城市消费的主要载体, 在个体意识觉醒后又转向对女性自我的内心诉求。此时的女性写作一改以往仰望男性的精神传统, 她们揭开男权神话的虚伪面纱, “从而获得了一种足以和男人对视的自信和精神支撑力”。[7]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女性都市文学发展的轨迹, 那就是女性写作正不断朝着展示女性独特的心理空间、确立女性话语的方向探索和发展, 尽管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 处处是荆棘和陷阱。

应该说, 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以下将一并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简称为“九十年代以来”) , 都市女性写作对话语权的追寻, 是直接受益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 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达到鼎盛时期。这一段时期内, 关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作品大量涌入, 为国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营造了浓厚的理论氛围。“话语”是这段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福柯、罗兰·巴特等人话语理论的影响下,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语言是一种权力, 一直以来, 它歪曲了女性的真实存在, 话语权的缺乏使女性身后的历史留下空白, 由此, 女性主义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消解男性中心的神话和话语霸权。在这种理论氛围下, 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都市文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 都取得了巨大突破, 并自觉地汇聚成了一股逾越男权话语成规的力量。在理论界, 孟悦从符号学、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了女性主义解构男性神话的必然性。她指出, 在两千年的历史中, “女性只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 男性话语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 男性创造了女性的词、字, 创造了女性的价值, 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 因此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8], 康正果也在他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中谈到:“性别划分实质上是一个命名和贴标签的问题。由于命名的大权操在男性手中, 所以语言是男性制造的, 它传达男性的价值, 妇女使用男人制造的语言难免要内化男性的价值。女权主义者认为, 在父权制的社会中, 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 它一直使妇女处在沉默的状态中。妇女好像哑巴一样, 不管她有多么复杂的经验, 到头来连一个字都说不清楚。”[9]。

在创作上, 正如著名女性文学评论家戴锦华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成熟的女作家在其写作生涯中都必然遭遇的”, “便是自觉而有力的对经典的男性叙述女性之话语的越界” [10]纵观九十年代以来数量惊人的女性都市文本,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迥异于传统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女性话语体系。要想从总体上给这些文本中的女性话语的基本特征给出一个概括性的表述, 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 我们可以从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抽出女性私语这样一个分支。无论是在从美学意味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内蕴上讲, 这种私语无疑都是最具女性话语特征的一种形式。

私语, 是相对于男性话语的公共性质和宏大叙事的框架而言的, 它以一种细致、敏感、柔韧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独特的心理和生理经验。总体上说, 这种私语呈现为一种敞开的状态, 既向外部生存空间敞开, 也向内心隐秘深处敞开, 而这个敞开的过程大多是在一种独守的环境下完成的。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总是“固守着她的‘城堡’, 一处空荡、迷乱、梦魇萦绕、回声碰撞的城堡, 一幢富足且荒芜、密闭且开敞的玻璃屋。那与其说是一处精神家园, 不如说是一处对社会无从认同、无从加入的孤岛。”[11]于是, 在这些作品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女主人公远离人群, 在自己的一间屋里, 在那密闭的窗帘之后, 在那亮着一盏暖色台灯的角落, 静静地反复地打量自己, 从怀着万般柔情的自爱、自恋, 到冷醒、残酷的自审、自虐。伴随着这种私语, 女性自恋、自虐的意识或单独或相互交织, 频繁出现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都市文本中。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不乏有表现女子怀春、自怜、自伤情绪的作品, 如萧纲《倡妇怨情》:“荡子无消息, 朱唇徒自香”;刘希夷《春女行》:“自怜妖艳姿, 妆成独见时;愁心伴杨柳, 春尽乱如丝”以及他的《代白头翁》:“今年花落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历来作品中, 也出现了一个走向自戕乃至自杀的女主人公形象群体。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冯梦龙《情史》卷十六中的王娇鸾、《雷雨》中的繁漪等。这些自怜、自伤、自戕的意识与九十年代以来女性都市文本中的“自恋”、“自虐”意识在表现方式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比如都表现为对女性容貌、身体的欣赏或毁坏。但是, 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一种延续。首先, 从创作者来看, 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为男性作家创作的, 而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都市文学中, 女性作家的创作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深度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 历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女子自怜、自伤、自戕的模式比较单一, 而不像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都市文学中, “自恋”与“自虐”的意识具有多元化的表现方式, 并有着一个发展衍变的过程;再次, 从出现成因上讲, “自恋”与“自虐”意识在九十年代以来女性都市文学中, 是以一种自觉的、集体的姿态出现的。它的出现既有文化、心理方面的成因, 也与外在条件的刺激密不可分。这种现象中包含和整合了诸多文化事实, 它是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女性身上的投射, 也是女性对整个外围生存环境做出的积极回应。从以上角度, 本文认为, 与以往作品中女性自怜、自伤、自戕的意识相比, 这种现象具有了深刻的文学史意义。必须指出的是, 对于频繁出现在九十年代以来女性都市文本中的“自恋”、“自虐”意识, 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 既要充分肯定其对于创建女性话语、改写女性被看历史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也要意识到, 它在打破那束缚女性几千年之久的沉重枷锁之后, 又将她们推向了无处可逃、迷失自我的深渊。

摘要：都市为女性构建了一个从地理空间到心理空间双重突围的基础, 也赋予了都市语境下女性文学创作新的使命, 并为女性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女性文学发生的最为重大、最具实质性意义的转变, 就是“她们”走向了自我审视、自我发现和自我确认的新阶段。然而, 都市在为“她们”营造着空间宽松、自由的语境之时, 也用一支无形的手将“她们”推进了欲望和消费的漩涡中, “她们”在“一个人的战争”中突围又陷落。

当代语境 篇2

随着生态审美为研究对象的生态美学的出现，当代美学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它对自然生命本质的肯定，为自然审美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背景。人们之所以要强调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是因为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提供衣、食(包括呼吸)、住、行等诸多方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需要有新的理论意识来协调和处理现有的各种关系，最终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新境界。用“自然的规律与人的规律的和谐统一”对审美客体进行判断的“美的规律”依然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理念。当代生态美学语境中的和谐之美，重在结合现实生活，用审美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以免人类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发生本质性的异化。

论文百事通这符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本文将和谐理论置于当代生态美学语境中，从人居环境的美化、生产环境的治理、人文景观的建设三个方面对当代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探讨，旨在更为深入地了解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矛盾现象。

一

生态作为自然事物的生命状态，为自然审美提供了本质规定。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在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无可非议需要利用自然所提供的一切资源。人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水土资源及其所滋养的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来维持生活。有些自然资源可以再生，有些却不会。这就需要人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研究，了解各种资源的属性，从而进行合理的保护性的开发与利用。保护的目的正是为了可持续的开发与利用，也就是说保护是为开发与利服务的。中国儒家思想之所以强调“天人合一”，其目的也在于表明具有主观意志的“人”，要与具有客观规律的“天”和谐相生，共同发展。道家所倡导无限和谐与自由，也是只有当人与大自然合一时，才能达到最高最美的境界。美国的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也谈到，“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和谐共生关系，‘我们应该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这些都说明，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幸福的同时，一定要去探寻自然的客观规律，以免人为地造成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不幸的灾难。所以人们在研究自然、利用自然时一定要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比如，西南边陲的云南山清水秀，空气怡人，成为世人瞩目的“旅游天堂”。这样的美誉，源于聚居这片热土的少数民族同胞能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谐友好地演绎着本民族的心灵梦幻。他们喝山泉、对山歌，用描绘自然的服饰点缀人生的舞步，让喧嚣都市的游客在云雾飘渺的山里、湖畔、田头和林间真正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虽然他们只是以祭祀神山圣水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心灵的呼唤，但同样达到了保护自然、造福人类的目的。近年来，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居环境大有改观。国家通过推行国家级园林城市的评比活动，大大推动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大小城市的住宅区、街道旁都非常重视拆临、建绿工作。不论城市或乡镇，都对水土资源和森林植被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住房建盖的设计规划都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及学习统筹考虑，更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一切说明人们对人居环境有了更为科学的设计与规划，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许多城市都像古代王宫选乡间美女一样向乡下选购移植一些名贵的大树，这对城市的美化倒是有利，但对有些名贵树种的保护却带来了危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些原始森林里的大树，最好不要移植。

二

当今世界，各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在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促进自己的发展，大力开发自然资源，无视水土流失、森林乱伐以及废水、废气污染的现状，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破坏了人与自然所保持的较为和谐的状态。全球变暖已加速了冰川的溶化，从而导致海平面快速上升。中东地区过度的石油开采也加剧了陆地的沙漠化。地球只有一个，石油再多也是有限的，更不要为控制这片土地而不懈战争。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实际上扰乱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生命的自由与完整的关系状态。濒临海洋的国家，已为海啸发愁。许多大都市的上空，弥漫着沙尘暴。这些现象说明当今人们的现实生活已与自然界存在不和谐因素，需要人们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行为途径，以适应自然客观发展的生态系统。德国生物学家恩施特・海克尔认为，生态就是自然有机生命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他强调自然的生命属性，尤其是自然物之间的有机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人们要充分认识遵循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科学含义，要深入理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深刻内涵，合理地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对

以往的`生态破坏采取必要而有效的保护措施。对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工农业生产系统进行科学的管理与整治。如，居山者退耕;采山者植树;临海者还湖;截流者拆堤;排污者治人。诸如此类，严而有序，科学治理，都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满足自然界本身运动与发展的客观需求。近两年，由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较为有力，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都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城市都掀起了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热潮。这无疑会带动全社会的人们关爱生命，保护自然，用爱心呼唤绿色，用行动呵护生态。尤其是工业生产方面，较多城市的老工业基地都为环保工程做出了较大的牺牲，忍痛割爱。但这样的割舍，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

景观既是自然生命本身的外化形式，又必然是为人的感官而显现的“景”和“观”。景观美学关注的是自然生命为人的视角呈现的外在形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人已经成为自然的审美主体，人们对自然眷恋和欣赏的需求更为迫切，更多的人希望到名山大川中寻找生命的乐趣和人生的启迪。所以全球都在重视旅游业的开发与利用，兴建旅游景点。但人类的力量在自然面前，毕竟是有限而渺小的，人类无法成为自然的主宰者。所以，当人们在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一定要明白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还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来逐步提高。“乡村是神造的，城市是人造的。”这是诗人但丁的自然辩证法，他看到的不仅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也看到了自然的无穷魅力。

生命需要自然，人类的生存、生活及发展都离不开自然。有了和谐的自然空间，才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时代也才会不断进步与发展。可见，自然环境的和谐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人与自然实属物我相生的统一体。人是自然之子，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界分离出来的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罢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人们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但也要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在赞赏自然景观和兴建人文景观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人文与自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强调当代人的功绩时，也要关心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地球需要绿色来滋润，人们必须深入理解“青山绿水”、“山清水秀”、“山穷水尽”此类词语的因果关系。没有青山绿水给养，哪有茂林修竹掩映珍禽异兽;没有绿野沃土的现实思考，哪有碧海蓝天的浪漫遐想。即使是环卫工人，也不要等不得黄叶落地就用扫把去打它个光枝秃丫。这不是讲究卫生，而是破坏自然的生态系统。虽说落叶归根，也要等绿叶老黄，瓜熟蒂落。我们不难看到，自然应有的节奏开始混乱：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物种的破坏，使得人与自然处在空前的失衡与分裂之中。面对当代精神生活的困境，和谐美学具有“拯救精神”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传统美学将以其根本的和谐气质寓于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端正人们遵循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和热爱自然的科学态度。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保持生态平衡。生态讲自然的体，景观讲自然的象，环境强调自然的用，它们分别在自然本质之真、自然现象之美、自然实用之善三个层面言说了自然的审美品质。在这三者之间，如果说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意味着对自然美理解的非完满性，那么它们明显是共同构成了理解自然美的整体框架。

当代文化语境与语言创造 篇3

诗性语言以艺术的、美学的方式叙述自然、社会、精神的存在，它包含着本义、引申义与象征义，指向真理的本身，因此诗性语言也是一种真理语言。“与欲望和工具的语言不同，真理的语言是开端性的语言。正是这种语言才建筑了人的家园。所谓家园就是人的规定，是人的所来之处和所归之处。语言凭借自身说出真理，指出了真道，让人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上他的人生之途。”[2] 诗性语言通过艺术抵达真理，道出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本义。人类借助诗性语言超越有限的物质性存在，构筑理想的人间伊甸园，使精神获得神性的恒久价值。

欲望语言反映了人作为生物性存在的直接现实和功利需求，亦即与动物需求相类似的、直接的自然本能，或者说，欲望语言是人的众多自然本能的一种表征。“欲望语言的基本表达式为：我欲望某个对象，亦即：我要某个对象。在欲望之中，我始终和对象构成一种关联，这是因为我自身不能在自身之中实现自身的欲望，我必须指向一个他者，不管是人还是物。在此我作为欲望者，对象作为被欲望者，由此我和对象的关系成为了欲望者和被欲望者的关系。如果我是欲望者的话，那么我就被我的欲望所驱使，我不是一个自主、自觉和自由的主体；如果对象是被欲望者的话，那么它自身失去了作为物自身和人自身的独立性，而只是成为在某种程度和方式上满足欲望的填充者。我和对象相互作用，不仅对象因为我成为被欲望者，我也会因为对象成为欲望者。” [3] 欲望者的目的是通过役使欲望的对象，即通过占有来获得自身。但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是，役使对象的同时也是欲望者自身丧失自由的开始，亦即身为物役。

工具语言以语言这一工具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依赖于并服务于目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工具语言也是欲望的表达。但是，不仅仅如此，工具语言为了最有效、最经济、最直接、最深刻地实现欲望的目的，因此，言说者往往会尽可能挖掘语言丰富的技艺性内涵，将工具化价值推向极端。“不过这个工具并不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的目的，相反它自身成为了独立王国，并使信息社会的人和物变成了手段。技术语言的垄断和统治已经通过广播、电视和计算机构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大网，于是无一可逃。” [4] 语言的工具性取决于使用者所赋予它的技艺，或者说美学技巧，技艺是工具语言为了实现目的而作出的关于手段的选择、区分与精致化，它是实现工具语言的这种手段的手段。

本专栏的四篇文章出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四位青年学子之手，其研究对象可以对应于上面所述的三种语言存在形态。

袁劲与李凤的论文探讨的是诗性语言的创作。袁劲的《语言的移位策略与语言的多种可能——以毕飞宇短篇小说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毕飞宇小说语言的移位策略可以分为词汇移位，应答移位，语境移位三种形态，作家借助语言的移位策略为尚未定型的现代汉语提供了一种超越语法常规而又充满灵动的言说方式。李凤的《杂语式、本土性与语言暴力——论莫言的语言》认为，莫言的语言创造体现在混杂的语言风格、对本土语言资源的借鉴以及语言泛滥成灾的暴力三个方面。郭帅帅的《从“妈”到“妹”——当下脏话言语模式的嬗变探析》，讨论的是当下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欲望语言——詈语“你妈”、“你妹”以及二者语用的差异与变迁。他试图由此透视各自隐含的心理内涵，从而把握当前社会心理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冯东玲的《近年来国内主要时尚杂志的语言解读》一文，探讨的是广告这一工具语言的运作模式，广告语言通过营构诗意化的情感空间表达时尚的消费欲望。

四篇文章都选取了开口度较小的研究对象，但是借助确定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深入发掘，提出了比较有新意的观点。注重基于材料、现象、文本的事实分析，又在人文主义价值关怀的基础上进行了形而上的提升。学风严谨，文风朴实。从立意角度而言，聚焦的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语言创造问题。理解中国当代文化六十余年来的语境，需要明白两个基本概念，即前三十年的革命与后三十年的改革——前者以国家意志追求集体意义的乌托邦，后者以个体自由追求富足幸福的中国梦。本专栏所论述的三种语言创造便是存在于这样一种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土壤之中，各位作者的探索只是管中窥豹，难免挂一漏万，然而一得之见如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以无憾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 1 ] 这一观点参考了彭富春的论文：《文学：诗意语言》，《哲学研究》，2000年第7期。

当代高校色彩教学语境的探索与应用 篇4

人类的发展史是人们对于世界色彩艺术认知的发展史。人类对色彩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变化。其演变过程中的生命色彩, 都无异于产生在人类不同时期那些最先发现色彩的先知者以及对那个历史时期最先展现所在那个时代最为敏感和前沿的先行者身上。这些学者们发现, 色彩代表着人类各个时期的色彩本质, 并能及时地为它们的色彩本质找到独特的色彩表现语言和形式, 这些变化着的色彩形式和色彩语言又能推动整个人类色彩的认知和不断发展。

色彩教学是我国高等艺术院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必修课之一。当代高校的色彩艺术教学主要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告诉学生如何使用色彩, 也不在于给学生指出未来的色彩发展方向。真正的目的是彻底解放学生的色彩感知力, 发现健全的当代性色彩本质, 建立健全的色彩本质实现之上的当代色彩艺术创造, 并以现代色彩本质的存在引导更多的学生主动完成现代色彩认知观念和转移。

在总结了大量中西方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运用现实社会背景下的当代语境, 开发和引导学生在个性张扬的自我感知能力中找到自己独特的色彩表现语言形式和精神指向, 从而使学生在短时间内理清对色彩的认知力和色彩创造的能动性。这在高校教学中有着重大的意义。

色彩基础教学在美术的变革中存在几个问题, 而归根结底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 它关系到培养学生有个性的色彩认识及其在现代艺术中的精神指向, 改进教学方法、完善课程体系是当代高校色彩教学的关键环节。

一、观察方法

当代绘画的现代视觉观察方法决定全部绘画过程的始终, 它是观念与经验的综合体, 建立在主观意向基础之上。主观意向即在观察物象的刺激下, 思想反映的总结, 并在一定意义之上的主观对物象再次建构的集中体现, 高度统一。

不同的观察方法产生风格各异的形式, 高校教学强调学生在艺术观念上、层次格调上提高观察眼光。其方法是多方面的, 而色彩修养的精神内涵尤为重要。如色彩的属性、画面的构成形式、造型方法等都应该是主观性的, 不论写实与否。作者在对主体物及周围环境的观察过程中, 思想观念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完成的作品是最初观察意念的结果, 构成形式、色彩运用、笔法、造型均围绕其想法运转。画面的构成在构图之前即有主观上的总体设想, 几种物体的组合在观察过程中多次改动, 最终所成形式与绘者设想接近。这里有严谨的构成方位, 物体的数量位置十分“适合”, 与中国传统花鸟画的经营位置及人文思想相通, 作品看似单纯实则体现了绘者复杂的思想心态。

总体来讲国内艺术院校在现代的社会转变中, 艺术观的当代性已经起步, 然而, 原有的教学观念已不适用于教学过程, 那些无个性、无风格、无现代性、无目的的老套路, 如机器制作成批生产, 阻碍了学生的求知欲及艺术观的初步形成, 令人遗憾。

二、绘画过程的行为转变

对色彩物向的观察及绘制在原有的教学过程中其步骤为:构图—设色—调整—完成。教师在教学中按部就班毫无新意, 学生被动接受, 不加分析、头脑简单或茫然不加思考, 学到的东西不多。现在则应改为观察并注入主观意念—构图 (现代构成方式) —造型设色—体现主观制作过程并完成。

值得说明的是从主观观察到抽象再到体验性的完成过程十分重要, 它教给学生的方式方法将转变他们观察事物的视角。我们将看到原有的物体被描绘成有人格力量的替代物, 透出了绘画者的内心精神及思想。精神力量的追求, 促成了画面的形式感。力求在画面中得到清冷平稳的心态, 使作品脱离习作感, 用心体悟, 去品味色调运用及构成的关系。作品在色彩及造型、笔法上都应强调稳中求变。在画面中求得朴素的阳刚之气, 强调扎实的造型, 艳丽的色彩, 粗犷的笔法, 画面构图的中心性, 坦率直白地说明问题。作品风格力求洒脱, 一挥而就, 应具备极强的表现性。这些与绘画者画前的精心准备, 对作品属性的把握有着密切关系, 对于视觉观察的兴奋, 构图的自然, 用笔用色的随意都有着极大的关联。要充分使作品的人格个性突显出来。

色彩教学方法的转变在这里主要谈的是写生作品, 从原来的“习作性”过渡为“创作性”是高校教学的主要目的, 习作性在于练习某种熟练的技巧、技法, 掌握写生过程的方法, 对色彩关系有一定的了解;而“创作性”的观察写生则验证绘者的作画意图及掌握画面的能力并对作品进行形式感的追求与探索。要在形式感的探索中作有益的尝试, 如色彩认知及造型的主观感受。

三、色彩语言的个性化

色彩语言个性化的营造, 是对于从客观转为主观把握能力问题的检验。色彩图画过程是极具个性化的, 这与个人经历、修养、认识观念有关。个人观念的当代性建造, 独特风格形式的运用, 是色彩个性化主体意识的体现, 个性化的独特风格为色彩的个人主观行为。性格化包括当代观念、当代艺术语言的应用以及画面构造、笔法、色调等, 需要强调的是个性化形成的出发点依据于精神状态的独立与自我, 它引导并促成形式感, 使形式与头脑中的想法相融合。而单纯的为形式而形式是难以形成个性化语言的, 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 色彩的个性化还是多方面的, 就独立的个人而言, 个性化将产生对各种场景有不同的理解, 风格也将变幻多样。

四、精神指向

色彩基础教学的精神提示是研究题材与形式的前提, 精神追求决定内容的选择。题材内容的确定为作品形式的形成提供依据。

精神品格的高低、深刻与否在于文化知识含量的积淀及对生活、社会的理解和感受。总体来讲, 精神指向贯穿于题材的定位、形式的探索、色彩结构的完善、实验性的聚集点, 而作画过程是理性占上风还是感性为表现形式也取决于此。

一般来说精神志向大致分为政治、文化、现实、情感或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具有独特个性、强力风格及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都有着鲜明的精神引导, 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结合才能协调统一, 才能使色彩的价值得到体现, 使作品的制作过程与完成透露出“人格精神”力量。这对学生绘画风格的形成、世界观的成熟、思想观念的超前意识等影响至深。这一点可从画者的作品中感受到。

五、形式语言的实验性

色彩语言的实验性要求教师对学生讲解不同流派的色彩语言特点并掌握消化他们的规律, 之后要求按自己对视觉物象的理解, 创造自己的语言方式。寻找自己的语言方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一阶段实验性是最有效的方法, 实验性的体会过程会有许多兴奋点, 这其中的发现将使一个人的绘画生命受益无穷。主观因素仍然支配色彩语言形式的试验性, 每一次体验过程都是心灵的感受, 通过感受心灵去体味其中的奇妙, 使作品生命化, 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和艺术语言, 实现自我个性的突显。

六、 色彩结构

色彩结构是极为理性的, 感性的兴奋仍遵循色彩本体或以近乎本质为目的, 一切物体其艺术结构总体为造型 (构造) 与色彩, 色彩结构的探索往往要一定的认知。写实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均须如此, “纯粹的绘画是真实的”。

色彩结构的探索, 深层含义往往不容易说清楚, 其构造行事风格各异, 根据画面直觉感受建立一种范围, 并在思索中将其理性化, 这决定色彩结构的构成行为。当然, 在创作绘画作品过程中, 某种灵性的介入 (如画面背后的精神力量) 将使主观意念产生支配性的作用。

上述谈到的几个问题, 均是色彩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今教学过程及指导学生的实践探索中, 须认真对待, 特别是改革原有的教学模式及其观念。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指导思想、观念的更新, 视觉角度的转变, 精神力量的充实, 试验性的加强, 必将出现优秀的探索色彩作品, 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最大的发挥与展现, 也会使色彩教学的发展具有当代性。

时代不同, 色彩观念也有别, 使学生正确地对待色彩创作, 引导学生不再把精力耗费在外在色彩表面技法的盲从追随之上, 从而使学生自觉地解释当代色彩自身感知的无限生命力。

当代色彩本能的特征是画家自性色彩的创造, 当代人的色彩本能一旦被某种程式化的法则所束缚, 那么这种色彩创造力也便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所以, 我们的教学意义在于用当代正确的色彩理念引导高校学生, 通过他们各自人生过程中的经历和体悟以及当代语境背景下进行不同的色彩艺术创造, 保持难能可贵的生命本能和色彩生命力的再创造, 更充分地实现自觉——自由地对当代色彩本质的发现。

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当代色彩观念的时代特征和当代语境, 为将来的色彩发展确立一个坚实的理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广元.色彩艺术学[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0.

[2]徐沛君.蒙德里安论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3]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当代语境 篇5

意义追问中的语境思维方式-当代语言哲学的方法论走向

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诠释学转向,使得语境问题凸显出来.从语境思维高度重新考察意义的基础问题,构成了对以往意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语境的整体与差异性、历史性与现实性,使其能够在意义表达与理解的始基处达成反思性思维对知性思维的解构,实现意义研究中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和谐互补,使意义理论得到有益的拓展.

作 者：李海平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外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刊 名：长白学刊  PKU英文刊名：CHANGBAI JOURNAL 年，卷(期)： “”(5) 分类号：H0 关键词：语境   意义   语境思维方式   意义理论  

论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篇6

关键词：法治思维；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以来，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着力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成总目标，必须培育法治思维，用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国。所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课题。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思维是按照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则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说，法治思维是推进公平正义的思维，是权衡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判断、出措施，有利于统筹各方力量、协调利益关系，有利于形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坚持法治思维是摒弃人治、实现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法治思维必须是良法善治的思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提出要形成“五个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这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的顶层设计，实现这样的设计，就可以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现路径，也勾勒出了良法善治的宏伟蓝图。良法善治的最大前提是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决定》对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建设、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都作了规定。在具体工作中，只有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才能够保证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才能够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管理好国家社会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时，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良法善治基础上的法治思维，才能够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中发挥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二、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思维的实践应用

一是科学立法，突出法律的科学性和客观公正性。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决策短视，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随意性大，导致某些决策只注重短期效益等问题。虽然我国早已有了追责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员在位时追究，而一旦离任或退休一般不再追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做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要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良法之治，民之福祉，这既是良法思维的具体运用，也是在源头上避免“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现象的发生，是保证公平正义、实现“万事皆归于法，百度皆准于法”的根本保证。

二是办事依法。“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最好的规矩就是法律。无论是想问题还是办事情，都要有法可据，不主观、不随意、有依据，突出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决定》强调，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的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各方面的权益，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等，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只有风清气正、合法有据，才能令群众满意服气，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遇事找法。在当今世界上，法律已经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其重要性与实效性远在道德约束与舆论监督之上。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中国社会面临的既要改革、发展，又要维护稳定、保护环境的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挑战、风险也前所未有，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大。因此，遇事找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许多问题只有经过法律才能得到最终解决，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遇到困难、矛盾和问题不是找熟人、拉关系、跑路子，而是从法律中寻求方法和答案，以此来突出法律的指向性。

三、法治思维在中国语境下的反思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树立以法律规则为中心、以合法性判断为优先、矛盾化解、坚持程序正当的法治思维，特别要注意反思中国依法治国下社会治理中以下四个问题。

1.反思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

树立以规则为中心的法治思维，特别要注意反思某些以领导意志为中心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谈论法治，都是在和人治的对比中完成阐释的。法律的理性、非专断性以及客观性，都与人治的激情、专横、主观意志相冲突。因此，法治的初始点，就是指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们，能够摆脱他人不可预测的率性行为的干预，获得自我保存的机会。因此，树立法治思维就意味着以规则作为领导意志行为的标准及边界，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杜绝领导意志至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2.反思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

树立合法性判断优先的法治思维，要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中特别注意合法的权利与法外利益的区别。当前社会管理、纠纷解决当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通过法治化方式加以解决，便是要以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去衡量具体纠纷和矛盾中当事人的主张，而不是简单的利益考量。权利是为法律确认的具有正当性的利益，只有以纠纷当事人是否具有合法权利为标准进行思维，才能真正理清乱象，把社会管理导入统一的法治秩序中，真正摆脱久而不决、循环往复的矛盾纠缠，防止层出不穷的乱象出现。

3.反思法治思维下的矛盾化解

法治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在法律框架内惩治各类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政治安全，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社会预期，赢得群众支持。对于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法利益诉求解决好，同时不能一味迁就“闹”访问题，因为“闹”的本质是打破常规、放大诉求，是以高昂社会代价满足个别利益，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干扰法治进程。把法律而非个人意愿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使法治成为社会安定的压舱石，符合人们的普遍理性，也是政法机关应当坚持的首要原则。

4.反思重视结果轻视程序的思维传统

当代语境下红色经典教学的新探索 篇7

当代语境与历史阐释的契合

革命英雄主义色彩和史诗化追求曾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 出现了一大批宏大叙事模式的作品, 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甚至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发行神话。新时期以来,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倡, 僵化的观念被打破, 加之人学主题、人道主义思潮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 红色经典因为其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慢慢淡出大众视野, 甚至一度被读者和评论家遗忘了。如今的高校学生大多是90后一代, 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 他们所知的也是从祖父辈那里听说的, 他们生活的当今时代与那个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形态, 不同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这些差异都使当代大学生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那个时代。此外, 这些文学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也与当今多元化文坛不同———十七年文学政治色彩浓厚, 而当今文坛则流派众多, 作家作品众多, 读者可选择余地很大, 种种不同使学生在面对十七年文学时候会产生畏难与排斥心理。生活在当下的大学生更热衷于和他们没有代沟的流行大众文化, 如八零后作家群、网络文学等。若想要激起当代大学生学习兴趣, 势必要重新阐释红色经典, 使之与当代文化语境产生某种契合。而这种契合点就是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往往被人忽略而实际上却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永恒话题。只要找到这些契合点并在实际教学中加以引导, 在此基础上对“红色经典”作一些全新解读, 使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学生应该是乐于接受。

柳青的《创业史》讲述了那个时代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梁生宝艰难的创业经历。针对该文本, 传统的研究论点主要是从社会学层面作人物形象分析, 分析主人公梁生宝形象有什么社会历史意义并体现了什么主流价值观。这个人物形象的某些方面, 比如大公无私、乐于助人、政治觉悟高等道德品质虽然很值得提倡, 但并不是当代大学生的特别关注点。如果按照传统讲法, 作品讲授可能又会成为呆板的政治说教。这部小说的讲授完全可以从新的角度切入, 同样也可以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例如, 可以避开传统的道德评价而选择联系现实探讨“创业”的话题。就业和创业是当代年轻人比较关注的问题, 同时也是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话题, 大学生可能从梁生宝的创业之路得到一些启发, 将会产生一些共鸣从而对作品产生兴趣。当代大学生大多物质生活条件非常优越, 他们往往很少或不曾经历过苦难和挫折, 所以耐挫力普遍较弱, 尤其是在就业上, 往往受点挫折就一蹶不振, 甚至产生心理问题。在讲授《创业史》的时候, 可以淡化时代背景等因素, 而重点放在梁生宝对自己创业的坚持, 主人公对创业之路的执著, 克服一切困难向目标前进的精神可以鼓舞现在的大学生勇于战胜挫折。这种观念既保留了作品本身的价值意义, 也可以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创业教育。

再以《青春之歌》为例, 这部作品虽然讲述了林道静作为一个知识女青年的成长之路, 但作品中不乏对主人公爱情经历的描写, 这部作品也可以从女性对爱情的选择角度进行新的解读。当今社会校园爱情很普遍, 但大学生的爱情大多并不成熟, 甚至会因为爱情受挫导致严重问题。大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积极的爱情观也是素质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品中林道静的爱情经历也是一个女性在不同阶段对爱情的认识和选择的不同, 这种经历在现今社会很多女性也经历过, 这种讲授方式也比较贴近现实, 并且能够引导学生拥有坚定意志、乐观精神从而具有健康心理。这些就是红色经典与当代语境的契合点。这是红色经典教学中应该全面提倡的一种全新教学理念。

全新理论再造“红色经典”文本

长期以来, “红色经典”的研究存在一种误区, 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相当多的评论坚持意识形态立场, 从政治角度选择某个作家的作品加以分析阐述, 这种研究并不够深入、全面, 仅停留在对作品结构、人物形象、政治教化功能的分析, 并且结论多以正面评论为主属于浅层次研究。到了文革结束之后, 由于政治乌托邦神话破灭, 红色经典一度也被贬低。这种对红色经典从激情式追捧到情绪化贬低的评价过程, 其实都没有从客观上对作品进行整体把握。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全民思想逐步解放, 西方全新学术思想被引入中国, 一些全新理论如现代性、文化理论的引入, 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 同时也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学者们利用这些新的资源, 开拓了相对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破除了传统的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 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和评价视角对作品进行解读, 从而发掘了“红色经典”文本以往被忽略的价值所在。以高校中文系学生为例, 在教学中会系统学习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美学等课程, 这些课程往往也会涉及某些比较前沿的理论, 由于这些课程偏重理论性, 学生掌握起来比较难, 而且这些理论知识学生往往不会用来解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在教学中用学术界比较前言的理论来分析红色经典文本, 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对经典文本有全新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锻炼学生如何把抽象的理论用来分析具体作品, 从而对学生的专业能力进行培养。

例如, 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会涉及文学心理学的论点, 这种观点就可以用来解读红色经典这种文学现象。红色经典文本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 如果从文学心理学观点来看,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从文学心理学角度看, 文学作品从创作到作品完成再到读者接受是一个心理转换的过程。无论文学创作还是作品接受, 都是存在特殊心理行为过程。红色经典文本具有极其强烈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以及当时流行的平民本位意识。在那个时代, 建构强大国家的乌托邦梦想、万众归一的集体意识, 深深埋藏于作家和读者心理意识深处, 成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 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那个红色年代的整体心理氛围渗透到了那个时代的文本构建中来, 所以自然而然会产生出像《红旗谱》和《创业史》那样的经典来。一句话, 共同的心理意识创造了集体的“经典”, 以此种心理学角度切入文本, 一来学生对抽象的理论更容易理解, 同时学生会更容易接受红色经典, 对之会有新的理解。

再者,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 对文学作品的跨理论研究也成为热潮, 红色经典同样也适用于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化语境下, 红色经典不仅仅单纯是文学作品, 红色经典的改编成为一股热潮, 大量经典文本被改编成电影、电视等新的视听形式, 如今年在大荧幕上异常火爆的新版电影《智取威虎山》。针对这种现象可以用传播学、文化的消费心理等理论进行解读。当下时代是电子媒体时代, 电子形式的电视、电影是主导形式。多种艺术形式如文学、音乐、美术, 都可以与影视形式对接, 但最能与影视形式对接, 又有助于思想的展示的, 则是叙述性作品。因此, 红色经典纷纷涌向电视、电影屏幕, 这种现象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观众, 同时进入当代艺术的主流形式。这种影视改编促使红色经典成为一种大众文化, 运用传播学的观点, 大众文化促成了消费的民间化。浅近、平易、通俗、流行, 成为人们在当代文学消费的首选标准;丰富、熟悉、严谨、创新, 又是当下文化语境中人们文学消费的潜在情结。无疑, 红色经典以其熟悉的故事, 通俗的民族化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怀以及宏大的国家叙事追求, 从不同方面满足了普通大众的心理诉求。

近年来, 学术界流行用俗文学视野来研究某些红色经典文本, 这种观点认为小说大多可以从民间文学中寻找到可利用和整合的资源。中国小说诞生之初其实就是俗文学, 但是小说地位提升是在近代以来才出现, 小说中“民间”因素虽然丰富, 却一直不被重视, 曲波的《林海雪原》就可以按此种观点来进行解读。首先, 作品抛开其政治外衣, 其传奇性可以说是红色经典文本中最突出的了, 仅有36人的小分队在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上剿灭一个又一个土匪武装, 尤其是杨子荣只身入匪穴智取威虎山一段是家喻户晓, 作品在本质上其实是一部通俗小说。其次, 由于其是俗文学, 更是包含了很多俗文学具备的民间因素, 学者李扬就曾从“英雄、儿女、鬼神”三方面找到了小说故事结构中传统小说的大量痕迹, 这部作品可以从“英雄”、“儿女”、“神魔”角度探讨其蕴含的传统小说痕迹, 探讨其如何借鉴明清时期的英雄传奇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神魔小说等古典小说类型, 从而探讨“红色经典”小说其内在的审美价值即对古典小说的传承, 对民间因素的借用。这种角度就是借用了近几年在理论界比较流行的“民间原型批评”的论点, 这种论点源于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 在西方文论课程中, 原型理论多用来分析西方文学作品, 但中国化之后的“民间”角度更适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解读, 学生会对红色经典文本有新的认知。

总之, 高校教师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红色经典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去重新阐释, 一方面能够激起学生学的兴趣, 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来掌握很多其他课程的理论知识, 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培养, 这样的教学才是当代语境下大学教学所真正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洪子成:《文学与历史叙述》,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克宽:《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黄山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刘为钦:《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 《福建论坛》2004年第10期。

[4]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插画教学实践 篇8

一

中国的美术学院教育一直延续着“徐悲鸿教学体系”的“现实主义传统”,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社会变革之后, 不论是引入“苏派”教学模式, 还是在积极接受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 这种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改善。虽然开放的路径能够使我们及时了解西方艺术教育的现状, 但教育者似乎更容易按照实用主义的逻辑去思考, 所以, 在经历了85年、89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之后, 我们更喜欢躲在由伪经典编织的谎言里, 普遍的艺术行为和方式离艺术也越来越远。西方文明的“现代”特征, 已经不仅是在物质层面上对我们产生影响, 对物质的迷恋和贪婪正在通过艺术的手段获得实现, 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体构成了目前美术教育基本的价值取向。

在上个世纪, 中国的现代艺术的教育和实践普遍比较缺失,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直是作为主流艺术形态流布于市, 兴起于法国印象派之后以野兽派和立体派为代表的现代艺术, 只在1930年代有过昙花一现的表现, 经过了30年的历史变迁, 当我们在积极投入意识形态斗争的时候, 曾历经百余年发展的现代艺术, 开始逐渐被当代艺术所终结, 时间锁定在了1966年。

1969年, 哈罗德·泽曼 (Harald Szeemann) 在纽约策划《当态度变为形式:作品-观念-过程-情景-信息》展览, 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里程碑。作为当代艺术的起点, 从“外在形式”到“内在观念”, 它都强调无论是作品、观念, 还是过程、状态、信息等艺术形式, 最终都是为了表达艺术家的立场和态度。

现代艺术转变到当代艺术形态与相关社会背景对它的影响分不开。比如以作为现代艺术中心的美国为例, 一方面反战情绪高昂;另一方面也开始对工业文明提出质疑;另外, 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空虚, 加速了社会问题的出现;哲学新思想对当代文化的新看法, 关注多元, 拒绝任何终极判断。除此之外, 现代艺术的过分理性和工业文明特征也是内在质变的原因之一。

而当代艺术试图突破审美范畴, 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从传统艺术、现代主义艺术的形态学范畴转向方法论, 用艺术表达多种思维方式;从强调主观感情到转向客观世界;对个性和风格的漠视或敌视。当代艺术首先是对现代艺术的反叛, 发展了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新方法。观念的更迭, 技术的转换, 以及它所代表的公众意识、多元价值观和自由创造精神, 都集中体现了西方当代文化中的发展趋势。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自然生态一样, 既富于变化又需要相互平衡。就艺术而言, 理性控制和技术操作对艺术干预的越多, 反理性、反科学的力量就会越发高涨。

二

当代艺术的语境已经在全球覆盖、侵染了半个多世纪。作为观念艺术形态, 插画成为教学核心的关键, 首先是取决于对插画概念的定位和本质属性的判断。决定于技术手段的实现与思想意识观念的个人自觉体验, 能否被恰当地提取出来。与版画学习相关的专业技术和手段, 会直接影响到插画创作对材料的运用以及所采取的表现方式。

艺术发展史, 并非全都是被艺术技巧左右的历史, 艺术观念也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插画自身具有传达、说明的功能, 从叙事角度来讲, 也包括很多美术作品其实也都属于插图范畴。翻开西方的插画发展史, 也能够比较清晰地解读到, 在艺术演变的各个不同时期, 都会看到插画在其中所做出的反映。我们总能看到版画的在场。德国画家丢勒的《启示录》, 西班牙戈雅的《战争的灾难》, 法国画家多雷的但丁《神曲》插图,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神曲》插图, 等等。任何讲述故事和描述物体图像都是说明性的, 无论它是否简约或复杂。

在西方, 许多知名艺术家都有用版画为文学名著制作插画作品的经历, 依照文学作品的叙事文本, 其中一个重要的知识功能是文图对应的形式描绘历史, 以文本构成的社会体验和经验出发, 经由形象思维的延伸扩张而和借助印刷制版的工艺手段进行技术转化, 实现与叙事性文本的有机结合, 从而使插图的意义不再停留在单纯的视觉元素的组合关系上, 而是呈现出以图证史、文图互证的“文献载籍和图像遗物”的意义。文本是插画概念的重要元素之一, 文本原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但往往能够直接理解的并不是“文本”。文本需要通过解读去理解, “文本”有多种含义, 远古时期的艺术作品、历史遗迹等都可以成为文本。

一般说来, 文学叙事常由文本层面与故事层面的叙述者构成陈述关系, 用来表现不同的意义和功能。而绘画的叙事性则受制于视觉元素的静止瞬间和审美感受, 叙述者即创作者借助绘画元素的构成关系, 来引导读者对作品进行释读, 引发人们对图像语义表达意图的准确性和歧异性等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人物、动态、背景以及顺序等叙事元素, 经由创作者通过记录、排列、转换而进一步展开, 但是, 视觉元素不会呈现自始至终的故事脉络。叙事性绘画与叙事性文学一样, 需要惯例与“语法”。

三

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由组建之初以木刻教学为主, 逐步扩展、健全了平、凹、凸、漏四大版种, 建立和完善了版画实验室, 实行工作室制教学, 明确了各自不同的的教学内容和专业发展方向。近年来, 在版画专业常规实验教学的基础上, 融入了“综合材料版画”实践教学。由过去凹凸原理的综合, 发展为以材料、印刷原理、材料性能的艺术表现为基础的多元化课程体系。版画系教学模式的形成、发展和不断, 体现了一个动态的和有活力的艺术教学实践过程, 克服了由于专业分工过细所造成的在创作意识所形成的自闭和狭隘。

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将“插画专业方向”设在第三工作室, 这是在新时期, 版画教学体系由古典艺术向现当代艺术转换的背景之下, 旨在依托版画系的现有教学资源, 确立版画教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寻求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 能够从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上有突出表现的新的教学路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 插画教学并不普遍, 除了个别院校 (如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已经开设相关专业之外, 其他的艺术类院校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出插画也基本上以文学作品的插画为主, 按照传统造型艺术创作的规律进行, 在题材和主题上的选择很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翻新, 插画从造型语言到艺术表现形式, 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 多元化的风格面貌。

动手能力的培养, 使手绘的技术性因素能够控制视觉效果, 成为解决造型与色彩问题的手段之一。

插画教学与创作究竟有没有当代性, 除了把装置艺术、影像艺术和现成品艺术看作是当代艺术形态之外, 实际上还有一种以文本为基础的概念艺术实验。

插画如果仅仅作为插画教学的目的, 并无多大意义, 这在设计专业的插画作品中可以得到验证。作为以造型艺术和技术方式支撑的插画创作, 不可能离开艺术表述的形式而陷于数字技术的追求之中,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能够误导插画发展的陷阱。当然, 我们不是排斥这种制造插画的手段和方法, 也不拒绝这种表现形式。插画教学的另外一部分内容就是“图文互证”的问题, 是它不是简单地回答图文互补的问题, 深含复杂的历史哲学问题。艺术的风格, 通常不与时代俱进, 其变化也不一定反映时代和民族的精神。艺术具有自身的传统与程式, 它的形式语言可以落后于时代, 也可以走在时代的前列, 甚至超越时代。

版画与插画的互动可以寻找可能性, 方法论通过技术来实现。“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法国科学家狄德罗给技术所下的定义, 基本上指出了现代技术所具有的目的性、社会性、多元性等主要特点。插画教学课程在版画语言的展开方式中, 主要通过综合版画的观念延伸解决, 技术观念、材料和反技术, 借助于印刷基本原理实现插画的语言纯化。技术以方法与工具成就认识世界的诸多手段, 材料体现人类精神物质化的载体。显然, 概念中的技术和操作的技能, 都会在插画实践过程中留下个人化的痕迹, 这也决定着版画语言在插画实践当中运用的叙述形式。

四

当代语境 篇9

1.1 作家的非职业化

市场经济体制给作家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改变了作家从作协领取固定工资的方式。作协为应对经济转轨, 推行作家合同制, 促使作家对当下文学市场的需求给予更多关注, 保证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畅销对路。影响作家收入的另一个因素是稿酬和办税制度的改革, 这使作家的创作更加自由、灵活, 收入也更加可观, 激发了作家的创作动力, 也吸引了不同身份的写作者参与文学创作, 使作家队伍出现了非职业化的特点, 而这其中又以名人出书和网络写手最具代表性。作家的非职业化的主要原因使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 社会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大大提高, 这为普通人能够参与到写作领域并获得成功提供了可能。另外, 名人出书或网络写手参与写作的目的与利益有关, 名人出书能够赚取名和利, 但最终表现为经济收益, 网络写手则更多的是为了取得高点击率, 而高点击率能够提高知名度和经济利润, 进而获得出版社和文学市场的认可, 从而实现名利双收。

1.2 专业作家的大众化

文化市场转轨带来的结果是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部分经营作家的主体意识逐渐向大众平民意识靠拢, 这其中以“先锋派”的转型为代表。在经济和社会都已经转型的情况下, 以执着叛逆姿态出现的先锋派与日渐高涨的消费主义并不适宜, 先锋作家们开始意识到话语的危机、信念的危机并不是真正的危机, 生存的危机才是真正的危机。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形下, 纯文学作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先锋作家们面对着影视改编和畅销书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也会考虑放弃已经陷入窘境的先锋立场, 转而倾向于世俗化和通俗化。对正当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无可非议的现实, 而凭借非凡的适应能力, 先锋作家们已经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成为最先富裕起来的文化阶层。

1.3 作家的明星化

作家面对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已经无法保持安静创作, 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出书斋, 走向公众, 在媒体中亮相, 提高曝光率, 甚至为了提高宣传力度和点击率还会制造绯闻。邀请作家参加商业活动、公益活动、签名售书、召开新闻发布会都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通常作品还未完成, 就通过媒体大肆炒作了, 而且一些具有特色的明星是作家被冠以不同文学旗号推介。生活在物质极度丰富、文化大发展的“80后”作家能够非常自觉地适应作家明星化的一个群体, 这些人都被贴上了明星的标签, 如郭敬明, 给这些作家标上明星的标签后就可以利用明星的效应来提高市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这就是作家明星化的本质。

当前市民大众已经成为文化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 他们的审美趣味更加快餐化、时尚性和娱乐性, 也就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消费品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文学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作家明星化就成为文学图书的一种营销策略, 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作家通常不会拒绝, 因为这关系到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与作家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 因此作家就需要对稿酬、印数等市场因素给予足够重视。

2 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1 文学创作的时尚化

文学的时尚化与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文化市场联系紧密, 因此浓厚的商业色彩始终与文学的时尚化紧密相连。文学时尚化表现在文学的内容满是浓重的商业气息, 作品的写作背景通常都是现代大都市, 从人物的审美情趣到日常的生活方式, 都着重表现出了现代都市人对物质的迷恋和对时尚欲望的追求, 作品也在不断地重复着商业时代的年轻人对时尚的、物质化生存方式的极度热衷以及对浪漫激情、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的无限向往。这些作品是以叛逆的姿态出现, 它的情感和行为方式充满了标新立异和惊世骇俗, 这都为商业化的运作提供了市场意义的元素。此外, 作品中的都市时尚生活方式和场景, 能够在消费主义社会风气中满足大众追求时尚的心理, 希望得到市场的认可, 因此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商业目的作为文学作品的出发点也成为文化市场的一部分。

文学时尚化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也有其一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今天的时尚或许颠覆和反叛过去的经典和传统, 但经过时间检验的时尚文学也必有其独特的价值, 这是已经被反复证明过的, 或许, 经过时间的沉淀, 今天的文学时尚中也会出现未来的文学经典。

2.2 文学创作的影像化

文学的影视化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这给文学带来了生存危机, 但也给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大量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 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利的关系, 文学可以为影视的改编提供材料, 而影视则通过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把文学中用文字表达的某种因子展示出来。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 在文学的推广和宣传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已经被文坛和大众所认可。很多文学作品就是因为被改编的影视才被大众所接受而受到关注, 很大一部分人通过热播的影视来了解、认识文学作品的。

影视的改编提高了文学作品的知名度, 同时也大大刺激了文学的流通和消费。例如作家梁晓声的作品《年轮》, 出版后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但被改编成电视剧后, 读者的阅读需求快速增长, 使该书的销量猛增。许多文学作品此前并不畅销, 一旦被改编成影视, 就会被大众所知, 销量也会随之大幅度增长。市场经济条件下, 打破甚至瓦解了以专业作家制度来获得社会地位与身份确认的方式, 任何作家都无法拒绝文学作品成功改编成影视后所带来的丰厚回报, 文学作品被改编后因为影视的播映而被人知悉, 从而提高被阅读的机会, 大量的读者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更丰厚的市场回报, 作家不会拒绝读者。

此外, 文学作品被改编能够所获得的稿费将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或出版图书多, 这给原本靠写作为主的作家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在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和影视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 文学作品的改编会给作家带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报酬。虽然有的作家对改变后的作品不是很满意, 但往往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这反映了作家对文学影像化的热情, 而从经济的角度也更有效地把文学推上了市场化的轨道。

3 市场经济对当代文学传播的影响

3.1 当代文学的传播渠道

大众传媒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等纸质、平面媒体和电视、网络等电子传媒。市场化运作下报纸所传播的文学作品既要遵循市场标准, 又要遵循新闻标准, 但是非文学标准则是以大众读者的欣赏趣味和审美需要为导向。报纸对文学的传播具有较大的选择性, 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报纸对推进文学的大众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随着新型媒体互联网的快速兴起, 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不仅提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 而且可以纳入普通读者, 避免了以往文学写作权力集中的现象。最近几年兴起的智能手机浪潮则把文学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手机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载体, 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离开电脑和书本, 随时随地阅读, 方便快捷, 使文学的传播呈现出新的面貌。电子传媒具有非常明显的市场化、商业化烙印, 而纸质、平面传媒则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市场化转型后, 文学期刊迫于经济压力相继进行改版, 使文学作品在内容、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3.2 文学期刊的市场化改版

市场经济体制下, 文学期刊进行了企业化改革,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缺少经费使得文学期刊的经营异常艰难。同时文学期刊的生产成本在不断上涨, 印刷费、纸张费都在翻倍上涨, 有限的发行量根本无法弥补运营支出, 这严重制约了期刊的发展, 也影响了期刊的日常运营。

市场化转型后, 迫于经济压力, 文学期刊进行了改版, 使其无论是在内容、形式还是在经营理念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文学期刊也借着这次改版的契机, 去除了政治意识形态执行者的身份, 转而成为自主市场定位的文化生产者。尽管市场经济体制给文学期刊带来了困境, 但无疑也使文学期刊获得了一次重生的契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创作能够更加自由和主动, 文学期刊也因此得到了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

文学期刊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为了更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 文学期刊发表的重要原则就是“好看”, 这就造成了文学期刊损害甚至抛弃纯文学并且有了媚俗倾向, 进而使作家主体受阻, 很难有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问世。

3.3 建立文学畅销书生产机制

文学畅销书生产机制是随着中国出版体制的转轨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 文学图书面对的是大众读者, 因此与以前的图书出版相比在运作模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具体的选题、营销等各个方面都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处处都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点。这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学出版现象, 不仅使一大批文学图书顺利地出版发行, 丰富了读者的选择和阅读机会, 也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 对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种机制的建立也导致了畅销文学书在品质上良莠不齐。从目前现状来看, 文学畅销书的质量不断下降而且品种单一, 在种类上纯文学作品的数量急剧下降。

尽管文学畅销书机制仍存在着种种不足, 但它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 文学畅销书机制一定会有秩序地健康发展, 更好地发挥文学的作用与活力。

4 市场化规则对文学评价的影响

4.1 文学批评转向市场化

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 在市场经济中文学批评家们发现了新的机遇, 文学批评呈现了新的格局, 学院批评出现媒体化倾向。而媒体批评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带来的影响更大, 成为文学批评家无法忽视的表述平台。媒体批评使文学批评更具活力, 增添了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格局, 作为一种应用批评, 媒体批评对当下文学倾注了极大热情, 紧跟着文学实践的发展并快速做出反应, 把作品及时推向市场, 既能使读者及时知晓新的作品, 激发阅读的兴趣, 也能为出版商推广宣传作品, 刺激文学消费。同时也能将读者的心理及时反馈给作家, 更好地促进文学艺术的生产。

4.2 文学评奖与象征资本的转化

不同的文学奖项必须根据不同的标准颁发, 象征资本才会具有不同的荣誉性质和资本转化功能。专家奖要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 依据专家的标准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进行奖励, 来推动文学的发展, 并向市场资本转化, 丰富作家物质收入;大众奖是对读者认可的肯定, 使获奖的作品更畅销, 如果没有获奖也无碍实现市场价值。各种文学奖, 评审的标准都逐渐倾向于市场原则, 而文学自主原则的力量则减弱了。官方专家奖、民间专家奖都不再坚定地坚持纯文学专家标准, 对市场原则表现出一定的妥协, 这既不利于文学奖树立自身的权威, 也不利于纯文学的发展前景。

5 结语

当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视角考察文学生产机制的各个环节, 就会发现作家创作、出版流通和文学评价都是以市场为目标, 为大众读者的需求服务, 文学整体显现出弃雅趋俗的趋势。但是不能无底线地任其发展, 对“俗”的宽容态度不是媚俗, 更不是一味的低俗、粗俗, 而是要在通俗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作家不仅应承担起高雅的理想和责任, 还要对受市场经济影响的商品意识以及利润最大化原则侵蚀的文学进行文化批判。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和发展, 使大众文化不断兴起, 文化市场日渐形成, 由此给中国当代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已经深入到文学内部机理, 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各个方面。本文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来论述市场经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以便能够更深入到问题的核心, 更全面、清晰地了解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作家、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及文学评价是文学生产机制的四个主要环节, 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探究市场经济对文学生产机制以及当代文学现状、未来发展趋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关键词：市场经济,当代文学,生产机制

参考文献

[1]汪政.文学的时尚化与作家的明星化[J].师范教育, 2010 (2) .

[2]马祥武.文学时尚化的文化批判[N].文艺报, 2003-03-04.

[3]张治国.大众文学鄙俗化倾向批判[J].学术界, 2006 (01) .

当代美术语境中的云南重彩画研究 篇10

一、云南重彩画的流变

上世纪80年代初, 一批从事艺术探索和创作的人, 在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下, 依托云南独特的自然地缘、人文资源, 以蒋铁峰、丁韶光、赵宋生、周菱、陈崇平等为代表的画家开创了云南重彩画风。其绘画风格是在传统工笔画的基础上, 以线造型, 糅合西方现代的表现技法和斑澜的色彩, 重视气韵、讲究肌理, 以摹写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生活情态为题裁, 画面极富装饰效果, 流溢着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人性之美, 成为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的美术样式。向社会公开展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好评如潮。随后, 一些主力画家旅居美国, 将云南重彩画带到了国际艺术舞台上, 赢得了广泛赞誉, 被称为“云南画派”。国际画界热捧重彩, 云南重彩风行一时, 甚至泛滥成灾, 但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 云南重彩画在画坛上仿佛销声匿迹, 从热闹非凡一下就进入低谷。虽然截至到现阶段云南重彩还处于低迷状态, 仍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画家一直坚守在云南重彩画创作的阵地, 寻找其中的突破点和爆发点。

有一点要明确, 云南重彩源自传统工笔重彩, 是中国画的一个支脉。现代中国重彩画“实际上就成为近代以来的美术家在中国传统工笔设色绘画的基础上融汇古今中外多种绘画技法和理论逐渐探索、积累而形成的多种新的绘画形态的总称。”1云南重彩画是在传统重彩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云南本土特征及独特艺术面貌的中国画现代样式, 是现代中国重彩画中的佼佼者。

二、云南重彩的突破和创新

(一) 较之现代工笔画云南重彩画更显自由奔放

现代美术教育思想体系促使中国工笔画到了八九十年代有了新的充实与发展, 通过吸收国外的写实造型方法和色彩表现手段形成现代工笔画的面貌。但现代工笔画成长在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中部地带, 常常面对是不是“中国画”的拷问。因此, 现代工笔画的发展过程一直遵循传统的审美要求, 处理画面尽量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俗, 可以说现代工笔画背负着太多传统和传承的东西, 能作出现在的成绩已经相当的难能可贵, 但“当下工笔画所缺少的, 是独立的、彼此真正不同的艺术派别、风格与个性, 以及现实主义的厚重和对意境美的追求。”2

云南重彩亦是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绘画风格, 但缘于地域、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云南重彩画家以自由、开放的态度, 选择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等民间重彩传统和西方现代绘画为学习研究重点, 吸收云南本地少数民族美术色彩所具有的装饰性、象征性、主观表现性等特征, 在构图上舍弃了传统的以白当黑, 虚实相生的画面处理方法, 大胆借鉴西方绘画技法、积极采用非中国画传统的绘画材料, 创造出有现代感、有民族性、还有浓郁装饰特点的新鲜宜人的视觉审美形式——云南重彩画类型, 给中国画的发展空间开拓新领地。

云南重彩艺术的主力干将蒋铁峰、丁韶光用兼学中西的开阔视野, 在云南本地独特自然、人文的熏陶影响下, 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摸索, 创作出以线造型和重视色彩的表现力的美术作品, 创新了中国绘画表现形式, 作品一经面世即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还是率先将这种重彩画带到国际艺术舞台的“云南画派”画家。蒋铁峰的作品将线条、色彩、情感经过超越时空的变换和组织, 用绚丽斑斓的色彩表现清新、自然、天真灿漫的童真美梦的画面, 用中国浪漫的艺术想像融入西方的审美情趣, 使其画作跨越中西文化差异的藩篱, 独特的艺术样式形成梦幻般的艺术效果。云南重彩正是以这种开放、自由的姿态站在民族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 学习借鉴民间传统造型、色彩体系, 兼融中西, 可以套用这句话来说, “这是一种革命、一种扩展、一种自由”3

(二) 线条与色彩的创新表现

在突破传统中国画面貌、创新表现方法方面, 云南重彩画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贡献。首先, 经过云南重彩画家改造的线描, 不同于传统线描讲究线的起笔、落笔和粗细变化等书法方面讲究, 而是利用线来强调造型的装饰效果, 尽情体现刚柔并济, 曲直相间, 疏密有致的线条装饰韵味。在创作中创新采用丙烯堆塑剂, 使线条不但有色度、明度, 而且有厚度、高度, 做出浅浮雕效果。这种堆高而又流畅的线条, 继承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 达到既气韵生动又具有特别肌理的效果, 加上对线条整体形态和力度表达的深入把握, 使装饰性的造型具有丰富的艺术性内涵和强烈的表现力。

其次, 云南重彩抓住色彩是容易引起美感的形式这一点, 积极吸收、融合西画色彩之长, 从优秀民间美术吸取营养, 借鉴其色彩表现形式, 在敏锐捕捉七彩云南美丽丰富的外在色彩的同时, 挖掘画者的内在色彩感情, 使画面具有民族审美精神的同时彰显画家个性色彩表达的文化内涵。成功的云南重彩画家具有深厚的色彩知识和色彩修养, 通过色彩的设置、画面的构成方式, 在艺术实践中探索出丰富色彩组合的规律和适用妥帖的技法, 达到主动、有效地把握画面的色彩效果, 表达出画家的心象之色。正是这样进行大胆的试验和探索, 在绘画中不对外部色彩感觉的表面追随, 从色彩层面上克服了传统工笔画刻板的缺点。

三、云南重彩画面临的问题

当然, 我们不能忽视云南重彩现在还处在低谷这个现实情况, 以及部分云南重彩发展成现在的充斥于旅游市场的工艺装饰画等的不良倾向, 这些都提示我们无法盲目乐观, 而要以冷静清醒的头脑面对云南重彩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 在题材上尚未完全脱离少数民族风情的猎奇表现, 许多作品缺乏更深层的精神内涵;对待中国画传统的态度还需要适当调整等等许多问题有待于云南重彩画界有志之士面对, 积极进行调整和完善。同时还要注意, 大胆创新的同时要重视对中国画传统精粹的理解与继承, 如果舍弃中国艺术审美的哲学根基和中国画的精粹, 云南重彩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云南作为多民族栖居的乐土, 历来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 是云南乃至全国现当代美术创作的重要资源, 成功的画家, 往往从云南的某些地域因素中获取艺术灵感, 并以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悟和艺术语言切入中国当代美术语境。云南重彩画家要把握时机, 立足传统, 适应现代, 多作学问, 在当代美术语境中

浅谈女性绘画艺术中的表现性与欣赏性

张梦秋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一个女性画家在她的绘画创作上更多的表现了一个女性画家对生活的一些的情感。本文通过女性绘画的历史了解和举例对女性绘画艺术家在绘画艺术中的表现性的分析。

关键词:女性绘画;表现性;欣赏性

一、女性绘画的史

谈起古代女性绘画史, 很多女性画家都被人们悄然遗忘了吧。比喻说在清代汤漱玉编纂的《玉台画史》中将女画家分为四类: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在封建社会下的女画家基本上都是大家闺秀, 为了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 充实闺房生活, 不是为名逐利, 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系统的艺术风格。但是她们真挚的淡淡的幽怨的感情更容易打动观者。

20世纪初, 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为开放的时代。当时的女画家也受新思潮的影响, 带着反封建的强烈意识, 投身到新文化的社会运动中。有些女画家出国留学, 学有所成后与男性画家为祖国的绘画事业做出同样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女性艺术逐渐被人们接受。她们开拓的独特视野和深层心理空间具有独立的女性价值。其独具风格的艺术作品影响着中国文化。女性艺术必然从被人们淡忘的历史阴影走出来, 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可小觑的客观存在。

二、女性绘画艺术中的表现

在中国女性绘画表现理论的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意境”理论“神韵”理论、及“意象”理论等方面。中国的表现艺术与理论为中国新表现主义油画创作提供了传统的文化遗传基因, 并切为艺术与理论聚集了坚实而有力的内在积淀。中国的新表现艺术还得益于德国的表现主义和新表现主义, 他们在作品里冲破所谓的条条框框, 画自己想画, 说自己想说,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在这种影响下, 中国当代许多女性艺术家很注重情感的表现, 在她们作品中的, 从形式语言和形式风格来看都呈现出了鲜明的表现特征。虽然这种感性的倾诉并不是女性艺术家的专利, 但她们确实几乎都具有这种特征, 我觉得这也是其与理性思维主导下的女性主义艺术拉开距离的原因之一。新表现艺术强调艺术家要最真诚地表达, 特别要重视艺术家主观心理机制的变化。它强调灵感、直觉、顿悟、想象等主观心理因素在创造中的重要位置, 为了能够抒发强烈的审美情感, 我们在创作中必然要舍弃某些非本质特征, 突出那些最能表现审美对象的情态, 最大限度地表现创作主体本质的特征。

三、女性油画创作题材上的情感表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女性绘画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许多女性艺术家用不同的风格来表现世界, 呈显出当前的开放性和创造性, 并以鲜明的女性意识享誉当代画坛。

当代女性画家及其作品分析:

1.女人与女性——刘虹

刘虹的作品以“女性”题材著称, 形式并不固定, 色彩比较安静, 因而被人们冠以最具有“女性主义”女画家。她1994年创作的《自语》, 1995年的《谜》等, 展示了女性在生命中脆弱的一面, 再坚强的女人都有受伤和不知索然的时候。她2005年做的失忆, 色彩减弱到单色, 作品处于放松而又若有所思状态的女加强民族文化的心态, 从根本上提高云南民族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缔造地域民族文化发展的辉煌, 为中国乃至世界美术的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人, 是否在诉说快节奏下的女性更应该停下来彻底放松, 抛弃一些身上沾染的世俗冗杂, 更纯净的做自己。

2.让绘画彻底女人——阎萍

阎萍的画用色明快大方、活泼温暖、绚丽激情, 用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自我凝炼来选择色彩。与其说她的色彩不够现实, 不如说她的每一笔颜色都是为色彩而色彩的结晶。其思考之深, 素养之高,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2010年创作的《听花开的声音》, 闫平舍弃她惯用的蓝色和玫瑰色, 改用青春可爱的黄色和生机勃勃的绿色来表现热烈绽放的向日葵。远处一名少女在熟睡, 哦, 不, 是在倾听!作品涌动着青春的气息, 蓬勃的生命力感染着一颗颗沉睡的心, 唤醒我们的斗志, 重新对未来满怀希望!

3.随心所欲——夏俊娜

夏俊娜是一个纯粹的画家, 不需要一些花哨的表现手法, 空洞的观念来粉饰自己的画。她靠自己的才华与实力征服了观众。她的作品把中西方绘画结合在一起, 用油画的媒介讲述中国古代故事, 传达和再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她的画面浪漫轻松但又弥漫着一种紧张感。《樱花》中女孩在赏花, 本应该投入与满足地样子, 可是她却惊讶地张大了嘴。这也许和作者的自身经历有关, 曾经的失落感被排斥感久久不能抹去。

综上所述从当代许多女性艺术家作品中, 我们发现, 生活中很小的事物或事情都会引起她们的关注, 并以绘画的形式予以表现, 这也就说明了女性艺术家非常感性化。也正是这种女性的感性特征驱使她们更倾向身边的能够直接触动细腻感觉的事物或事情。同时, 这些在生活中经常触及的事物或事情又为女性艺术家积累着更多的感性经验, 这种相互影响使她们艺术创作中的感性因素愈加明显。

我们可以从中国当代女性画家的绘画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表现性风格。她们都是从女性自身情感的体验而来进行创作, 对于情感的表现已经成为当代女性艺术家的自觉行为。从一个比较真实的角度来关注生命。女性艺术家和男性画家的理性比较, 女性画家则多了几分感性与表现。她们选择自己的或身边的事, 有感而发, 真情流露, 从一个比较真实的角度来关注生命。女性艺术家虽然不怎么追求多么宏大的主题来表现自己的满腔热血, 这并不代表着她们胸无大志。正如王国维所说:境界不以大小而分高下。她们创作出一个个寄托自己精神与心灵的人物, 所以说, 每幅画里都有画家自身的影子。由此看来, 艺术不是凭空创作出来的, 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当艺术家。那么, 在此基础之上, 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 在自己的创作当中, 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性格特质, 将创作出带有个人风格的佳作。但是, 绘画风格不能一成不变, 应该多有创新, 努力求索, 同时应扬其性格之所长, 避其之所短, 在作品的创作中, 除了能让观者感受到作品的形式美外, 还能让观者与你共鸣, 让你的画日趋完美!

参考文献

[1].何丽.中国重彩画现代形态之我见[J]美术大观2008年第7期.

[2].王永刚.工笔画、重彩画和岩彩画辨析[J]美术教育研究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