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发展道路（精选十篇）
大国发展道路 篇1
既为“文化大国”, 那么“文化大国”之文化就应该具备“大国”理应具备的气度与胸怀。我国著名学者杨慧林先生曾说:“一个自信的文化大国应该是平和开放的, 中国文化是完全有这种底气和基础的。”中国武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 它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走来, 在传统文化的孕育中发生, 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发展。传统文化赋予了它无比丰富的内容, 赋予了它无比厚重的内涵, 这也使得中国武术成为中国文化中极具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现如今, 当中国武术面对时代与社会发展的抉择之时, 它也应当具备这种文化的气质, 表现出这种“底气和基础”, 体现出这种“文化大国”的自信。
自近代以来, 中国经历了许多的动荡和巨变, 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波折不断, 浮浮沉沉。清朝中期以后, “闭关锁国”的政治主张使得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断连”, 对于国门之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独觉“天地之间, 唯我独尊”, 这种愚昧的思想深深束缚了国民的思想, 并使得国人无法与世界实现接触。所以, 在西方列强利用原本是我国发明并传播至世界的火药制成的炮弹轰开我们自以为坚固的国门之后, 我们发现, 曾经属于华夏民族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 “大国之梦”也伴随着西方列强们的欺辱与瓜分终究破灭, 荡然无存。随后, 我们不得不在“学习”外来文化的进程中延续着历史的发展。这样的发展特征, 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形成“我们是落后的”、“我们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才能自强”等观念。在这种观念的“作祟”下, 我们渐渐失去了一个“文化大国”的自信, 驱使着我们一度引颈期盼西方的事物, 认为西方文化无论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 都是最先进、最发达。这种期盼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个固定的观念:西方世界总是在提供最新的创造或者理念, 这已经是近百年形成的事实与习惯。
历史走到今天, 在一如既往向前发展的同时, 我们终于觉醒了, 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这个本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根。正是在经历了“无知”的自闭和“狂热”的追捧之后,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终于慢慢抬起了头。对于现今的中国, 每个人——包括我国人民, 也包括全世界的民众, 都看得到, 我们的国家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政治上, 都是在沿着良性的轨道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政治与经济的崛起已成事实, 文化也应当奋然的崛起。
在多元化的文化时代和外来文化所形成的“他者镜像”的背景下, 我们对于中国武术这一传统文化应当持有怎样的心态呢?走别人的路, 意味着我们永远是在遵循别人的模式, 永远无法超越别人, 永远没有自己的特色, 甚至会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本色。唯有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足够的信心, 才能够找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 欧洲艺术是极其繁荣鼎盛的, 那时的美国对其艺术的崇拜和向往更是深深痴迷。美国人的眼睛总是紧紧地盯住欧洲的艺术发展, 生怕错过了什么新事物。但到头来越是这样, 越是不见美国艺术的发展有何精进。然而, 在二战后他们终于敢把欧洲放下了, 自己一路大胆走去, 哪怕是美国的可乐瓶子、啤酒罐子、艳俗的女明星照片, 在他们眼里都是好的, 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艺术。结果越自信就越有成就, 到后来简直不得了, 整个20世纪后半叶全是美国在唱主角。美国艺术史的这一发展经历, 表明20世纪后半叶美国人在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并非是其艺术功力积累的结果, 更主要是其自信的结果。若从艺术修养、艺术资源、艺术传统等方面来看, 他们跟欧洲相比的确是没有多少家底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现实中生龙活虎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对于中国武术的当代发展, 不是更应该确立这种自信吗?中华文明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历史成就了中国武术深邃的文化内涵, 赋予了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拥有着如此令全世界钦慕的文化积淀, 怎能不应具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去坚持自我, 并在这般优秀的文化传统上创造出更大的成就呢?
“任何文化的传承发展都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的, 没有传统的文化是没有根基的文化。”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来看, 扎根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武术及其所包容的文化, 是可以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文化被世人所接纳与传承的;从文化世界性推广的视角来看, 扎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武术, 是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并被世界所认可与传播的。所以, 我们应当对中国武术具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倘若我们总是被一些观念紧紧的锁住, 双眼紧紧地盯着别人的好, 看不到自我的长处, 那么, 我们自身的优势是无法体现出来的, 自身的能量也无法被焕发出来;倘若我们能够把那些挡道的外加观念统统去掉, 渠道自然会被打通, 巨大的能量和丰富的创造力也就会滚滚而来。因此, 如果我们无法恪守已形成的武术文化传统, 对于自身的文化缺乏必需的自信, 那么, 中国武术也就会成为失去了文化根基的文化样态, 不仅无法继续繁衍下去, 甚至会带来最终的消逝。这绝非危言耸听!
现在, 我们真的不能再被西方体育文化的观念遮蔽双眼, 继续用那些理念和规范约束中国武术的发展定位与走向, 那不仅是一种遗憾, 更会是一场悲剧。因为, 在本质上中国武术就与他们存在着差异, 舍本逐末的愚昧的“巴望”和“崇拜”, 是最为严重的资源浪费。
观大国崛起,思中国发展 篇2
时间：2010.5.10-5.13 地点：化生学院大会议室 ——爱国主义教育之大国崛起 前段时间饶有兴致地看了《大国崛起》，记得在最后，保罗肯尼迪教授说：影响大国崛起的原因可能是文化。中间在日本的崛起中也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日本为什么能够在二战之后，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状况下迅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已经积累了能够成为大国的必须的文化与思想，国民已经具备了很先进的思想，很高的素质。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软实力。一个国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把世界上一流的硬件都引进来，但是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软实力。
现在制约我们中国发展的很重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据调查，我们国家的国民思想或者说素质与美国的差距是50年。我们中国至少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够赶上。虽然我们现在大学教育的扩招，使得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我们还是落后很多，而且我们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大学生活中，有很多正在颓废，素质没有本质的提高，理念很是停留在一个非常古老的时代，不能跟上21世纪的快速步伐。刚才提到过，大国崛起的秘密可能是文化。那么我们人，我们个人的崛起，或者叫做成功又取决于什么呢？我们想也是文化，或者称之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人说性格左右命运，人或许真的无法逃脱宿命，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性格，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的做事的方式，事情做久了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习惯，而习惯积累多了就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左右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思维决定命运，或者说你本身的文化决定了你的命运。现在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人说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因为大学生多了，但是原因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很坚持，你可能不知道，在众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众多的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也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而窘困。你去看看你周围大学生所做的一切你就应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了，理念陈旧，没有危机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学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用，大家应该记住，决定你能够找到工作的绝对不是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能做成什么。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已经不存在了，决定你的命运的只有你的实力，真正的铁饭碗不是一辈子只靠一个技术，一个工作吃饭，而是到哪里都能有饭吃。除了你自己能力的提高，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大家趁着年轻抓紧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而不是关心今年谁是综合测评的第一名，谁是学习成绩的第一名。不要忘了，考试卷上的成绩，在现在是不可以当饭吃的。
Jeeky
“一带一路”—大国发展战略 篇3
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新一轮开放和“走出去”的战略重点。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近日特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一带一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说要从大国发展战略这个视角来思考“一带一路”。中国已经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贸易与投资大国，结合现阶段中国“新常态”来看，怎么样贯彻落实大国发展战略？
隆国强：要从大国发展战略这个视角来思考“一带一路”，否则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全世界贸易排名是第32位，人口众多，没有对外投资，也没有吸收外资，当时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经贸小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经贸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首先是从封闭走向开放，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竞争力有所提升。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每年新增的GDP超过美国，为全球第一。2014年，中国是全球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是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贸易体。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里，中国既是贸易大国，也是投资大国。这背后体现出的是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这个背景下再来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时要考虑的问题。
从建立新中国开始，我们的目标是推进工业化，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加速发展的唯一途径是推进工业化。所以，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其实都是围绕着怎么加速工业化来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如今中国的工业化达到一个新阶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有人说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有人说还处在中期，还有一些人说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也就是说工业化已经结束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中后期这么一个判断。
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可能不再是追求工业化的速度和规模，而是追求工业化的质量和效应，这是中国和以往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今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在调整，结构要升级，增长动力要转换，这里面蕴含的内容是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对开放战略会提出新的要求。以前为了推进工业化，开放战略就是要用好外部市场和资源来加速推进工业化；新的开放战略就需要考虑怎么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也就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这个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内外部环境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隆国强： 第一，作为大国，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有所增强。对于小国而言，我们经常会说捕捉机遇，判断清楚情况后去抢抓外部机遇，但对大国来说，则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创造机遇。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过程中，中国已经是影响全球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变量，只要把这种影响力运用好，中国就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很多新的机遇；但如果用得不好，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形成挑战，这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第二，作为新兴大国，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空前复杂。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大国在它崛起的进程中会遇到很多挑战，既有来自其他大国的各种疑虑，也有来自小国的担忧、期盼，所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有超强的智慧来处理复杂的外部关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是什么。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它是一个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合作，来共享发展机遇的一个战略倡议。这个倡议的主要内容涵盖很多方面，习近平同志演讲时是用“五通”来概括的，即贸易通、道路通、货币通、政策通、民心通。贸易通是经贸合作；道路通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货币通是金融合作和开放；政策通是在政府层面的协调合作；民心通则是文化上的友好合作。所以，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涵盖从最基础的硬的基础设施到软的人心、文化的相通，但是，“五通”里经济贸易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和重点。
“一带一路”所推进的地区有很多独特的地方，这60多个国家大部分是欠发达的国家，其中有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有相对收入高但总体来讲不发达的国家，所以整体上是南南合作。其中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发展潜力很大。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但是，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如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还有复杂的地缘政治的挑战。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钱，但是这个地区相对来说不缺钱，它占全世界主权财富的70%左右。因为，该地区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像中国这样，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还有一类是像很多中东的石油输出国，也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资金因为缺乏区域性金融合作的机制和平台，被投放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去了，没有转化为这个地区自身发展的资金来源。
作为一个有潜力，又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地区，这一区域各国发展愿望都很强烈，所以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个倡议以后，国际社会的反响非常热烈。我们认为，这个地区要发展，首先是把基础设施建设好，然后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进一步推动经济贸易合作。所以，基础设施是个突破口，也是个基础，而基础设施建设最缺的恰好是资金。
亚投行、丝路基金：区域金融合作新平台
中国经济报告：中央要求，要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并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请介绍一下这种新的金融合作机制的性质、功能和意义。
隆国强：正如刚才所说，如果这个地区本身不缺资金，则最关键的实际上是一个机制，即怎么把资金通过某种金融合作的机制引导到本地区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丝路基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AIIB现在已经吸引了不同区域内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有很多欧洲国家已经正式宣布要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大家都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快速发展不仅让本地区的老百姓受益，也会成为全球未来一个新的增长极，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尤其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是中国提出来的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公共产品。它并非要对抗美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发挥一个主要的倡导者、贡献者的力量，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倡议上。其实，关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希拉里也曾经提过，但提完后没有转化成行动，而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提出了倡议，而且采取了包括发展基础设施在内的一系列的行动。这表明中国人是很认真的，是要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实践这个倡议的，而且率先准备在这个倡议实施过程中做贡献。不仅中国中央政府很积极，地方政府也很积极。
亚投行成立以后，将规范化。资金到账后，就要建立团队，找项目，开展运作。很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只要觉得项目好就可以投资，不必等到AIIB运作才开始，它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融资工具，并不是唯一的。区域的合作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一带一路”只是就区域层面而言，在企业层面和双边层面，其实很多项目都在谈判，并且逐渐落实。像“一带一路”这样跨越60多个国家的巨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整体谋划、突出重点
中国经济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情况较复杂，环境差异大，恐怖组织也时有出没。很多国家的制造业及对外贸易都不发达，还有一些只出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一带一路”推行起来会碰到很多困难，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落实这一战略呢？
隆国强：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所以首先要有一个整体的谋划和顶层设计。中国政府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下一步还需要和所有的成员国共同商讨，做好整个“一带一路”发展的规划。这个规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
第二，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应该突出重点。一个几十年的规划同时齐步走是不现实的，突出重点应有两个层面：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这是大家的共识。二是在国别选择上，应该选择那些政治上比较稳定、发展基础比较好、潜力比较大的国家，优先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一些示范性的项目。
繁荣区域经济，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经济报告：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会给该地区带来什么？
隆国强：首先是带来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次是这个地区发展会拉动全球的经济繁荣；第三，会深化区域内的经济贸易合作。对中国来说，首先是在全球范围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其次，中国在其中也是受益的。这就叫做互利共赢，既利他也利我，彼此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和周边这些国家深化经贸合作，能够促成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能够更好地保障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安全，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倡议。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消除人们对“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一些误解？
隆国强： “一带一路”合作绝不是五六十个国家和中国的双边合作，而是一个区域合作。除了中国和各国合作，还有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一点，国内在传播上有一定偏差，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和某个国家的关系，或者是把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这种理解比较片面。中国的角色是要做一个主要的贡献者、引领者，但是成员国之间也要合作，否则就变成几十个双边合作，而非区域合作。国内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在区域合作方面讲得还不够，而讲中方要做什么则比较多，久而久之就给大家一个误解。
“一带一路”和 FTA
中国经济报告：有观点说，中国试图以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来化解美国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孤立中国的企图。最近，中国国内审批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这之间有何区别？
隆国强：这是两个概念。国内的叫自由贸易园区，英文是FTZ（Free Trade Zone），它是几十平方公里或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很小的范围，是在一国里面设定的一个特殊经济区；跨国自贸区FTA（Free Trade Aera）是跨境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关税区通过谈判而设立的自由贸易安排。
作为FTA来说，全世界在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进全球化的平台是作为多边平台的关贸总协定。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机制上的变化，也就是关贸总协定变成WTO以后，它的成员国迅速增加，而且谈判方式是需要大家完全一致才能达成协议，所以多边谈判的效率越来越低。成员多了以后利益越来越不一致，导致通过多边谈判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特别缓慢，例如多哈回合谈判已经比原计划大大延迟。
在多边谈判有种种障碍，进程比较缓慢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找志同道合者，率先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所以，过去20年，区域贸易自由化推进特别快，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几百个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FTA有不同的成员，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率先推进贸易自由化。中国也一样，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巨大利益和机遇，所以，中国一方面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同时，在加入WTO的当年，又和东盟开展自贸区谈判。后来达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自贸区协定。迄今中国已谈成了十几个自贸区协定。最新的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已经结束，今年就要签署完整的协议。在“一带一路”里面也有一些自贸安排，有的是交叉的，有的则完全在“一带一路”的覆盖范围内，比如已经开始激活谈判的中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安排。
中国在政府文件里明确提出来要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以便更好地创造和分享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
中国经济报告：自贸区合作包含哪些内容？会面临哪些挑战和风险？
隆国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是自贸区的标准内容。除此之外，还可以叠加其他的经济合作，比如人才交流等。
在自贸区谈判中，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面对不同的谈判对象，困难和挑战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及澳大利亚谈判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在农产品领域，因为这些国家农业比较发达，农产品品质、价格比中国有竞争力；如果是日韩等国，中国面临的挑战则主要在制造业领域，因为日韩是制造业大国，尤其是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比如汽车、钢铁、石化。中国国内产业相应需要较长的过渡时期来调整适应这些不同的挑战，所以不能笼统假设具体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一定要结合对象。
总体而言，在谈判对手比你弱的领域，这在它是挑战，对你而言则是优势；反之，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挑战。贸易自由化其实就是一个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要让自己有竞争力的领域在更大范围内拥有市场机会，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没有优势的领域，让别人进来，最终的目的是逼迫和激励自己增强竞争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是因为当下多边谈判很困难，所以要搞区域自贸协定，但区域合作不是最优安排，最优安排仍是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有观点认为，“一路一带”将有助于钢材、水泥、煤炭等国内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转移和消化产能，你认为呢？
隆国强：我们转移出去的不是过剩产能，而是优势产能。比如纺织、服装、钢铁、水泥，都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最高性价比，称之为过剩产能不符合事实。正如德国人把汽车工厂建到中国来，有人说是转移过剩产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实全球各国的汽车业都存在过剩产能，但转出去的产能不能称之为过剩产能，而是优势产能。
“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给世界人民提供的公共产品，旨在开展区域合作。“一带一路”是利他的，是大国担当责任的一种体现。就像习近平同志说的，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即这件事是中国为人类做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国力争互利共赢，而不是自私自利。
“一带一路”是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一个突破口，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最缺资金，所以要从建立融资机制入手。中国搞的丝路基金、AIIB都开局良好。“一带一路”所涉地区本身是一个人口众多、面积广袤、经济发展资源丰富的具有潜力的地区，有很强的经济活力，所以，深化地区间的合作，前景会很好。
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包容，“一带一路”合作是经济贸易的合作，是大家在合作中创造机遇、分享机遇，所以叫做共建共享，不涉及政治、安全事宜。为了经济合作，要搞基础设施建设，要协调经贸政策等，但其归根结底是一个经贸合作产品。
中国经济报告：如果转移出去的不是过剩产能，而是一些优势企业，那你觉得中国企业未来“走出去”的重点应该是哪些地方呢？
隆国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全球的投资有着诸多诉求，对外投资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不同的产业和企业，有不同的重点。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它们的投资领域可能重点就是找资源及其相关投资；还有大量的企业都到海外建贸易公司，推销自己的产品；一些高科技企业则要到海外去通过并购获取技术。所以，中国的对外投资动机是多元的，作为一个大国，并没有绝对的重点和非重点，上述这些都是重点，这些都是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的，都是可以支持的。
中国经济报告：“一带一路”对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会有哪些帮助和促进？
隆国强：确实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了政府之间的倡议，就会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创造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并会额外地创造出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在“一带一路”要共建基础设施，中国企业从总包、设计、施工到设备都有优势，对相关企业来说就会有很多机会。无论是国际工程承包，还是提供相关设备，可以把我们的交通、发电、移动通讯设备等带出去，获得新的市场机遇。
大国发展道路 篇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实践中, 实践发展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升华成“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的理论结晶。“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作为时代的理论命题, 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的统一; 包容了新常态下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地理版图的统一,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大战略已经取得的巨大实践成果, 证明了中国城市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砥柱” 性作用, “十三五” 规划期更加需要不断提升城市能级, 以合理科学的城市规模结构, 实现城市推动造极、 建圈、联带、 组区的巨大中心作用。
在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金融信息全球化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当代, 面对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越来越快地并举发展大趋势, 按照 “四个全面” 新战略布局, 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进入新常态新时期。 什么是新常态新时期呢?
党的十八大后, 特别是2014年被称之为 “新常态时代元年”。 经济发展新常态伟大实践突出表现为长期坚持科学 “速度模式”、 不断优化提升经济结构、 持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三部分主要内容; 由 “经济发展新常态” 升华成 “新常态经济” 的理论概念, 其内涵是: 速度模式、 经济结构、 创新驱动三大要素。“新常态经济” 理论指导新常态经济的发展, 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常态经济形态。随着实践的发展, 以新常态经济形态为物质基础又升华成 “新常态” 的伟大创新理论, 其三大元素是: 遵循规律、 坚守规矩、 依法治国。 新常态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宝库的伟大思想结晶, 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进入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改革自信、发展自信、 实践自信的常态化发展新时期, 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根本指导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中国经济形成东部率先、 东北振兴、中部崛起、 西部大开发的生产力配置大格局中, 极其需要深刻认识新常态是大逻辑的起点, 适应新常态是顺应大逻辑的全过程, 引领新常态是把握大逻辑所决定发展趋势的落脚点。 新常态大逻辑指导的新常态经济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以推进新改革、 开拓新空间、 培育新亮点、 管控新风险、 提质增效升级为本质内容的更高层次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个新时期中正在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大战略, 对于以生产力合理科学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显现着伟大的示范性意义; 城市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砥柱”性作用。
理论与实践共同揭示, 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本质内容是, 以新常态经济形态为物质基础, 区域遵循 “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大中小城市为纽带, 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为 “ 顶梁柱”, 现代化城镇为骨架, 形成科学的生产力空间布局和合理的生产力配置体系; 以区域发展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的统一为基本原则,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的重大调整, 展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一体化、 融合化、特色化新格局的鲜明特征。 上述本质内容客观的要求任何一个城市都要以合理的规模, 确定在新格局中的位置, 形成科学的发展空间。
“城市规模结构” 理论概念的内涵是指, 按照 “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 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 经济圈群概念范畴内的区域生产力空间配置, 客观地决定了城市生产力布局演化的高级形态表现为“理想城市规模结构”, 并通过城市能级水平的不断提高, 推动城市圈群规模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显然, 本文所界定的 “城市规模结构”, 其核心内容是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所形成的经济圈群, 如何建立大中小城市合理的结构比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 才能使无论何种规模的城市都能更加自觉的找准在 “新格局” 中的位置, 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性机遇, 准点打开 “机遇窗口”, 真正融入进国家“一带一路” 的大战略。
城市要把握好域际空间演化发展规律, 深刻认识城市规模发展的历史沿革, 不断提高城市发展的能级水平
城市是人类以社会分工为根本标志的文明发展, 而形成的历史产物;是随着经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而逐步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经济社会聚集起来的巨大生产力, 推进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21世纪被公认为城市世纪。 据统计,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 , 比2011 年的51.27%提高了3.5个百分点, 现代城乡区域发展空间始终同城市发展空间相互融合发展; 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同城市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城市发展史集中的表现在城市规模结构的历史沿革与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半封建、 半殖民地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规模结构, 受制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城市规模结构的功能, 只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 在 “备战、 备荒” 和 “深挖洞、 高筑墙、 广积粮” 战略思想指导下, 城市人口向农村疏散、 城市工业生产力向位处边远山区的大小三线区域转移, 中国的城市规模结构只能是处于一种低水平发展的状态之中。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 城市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地大发展, 城市逐渐显现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形象。 进入21世纪后, 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和城镇化并举推进发展的新阶段, 城市生产力始终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 城市综合国力急剧扩大, 城市能量成倍增加, 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几乎是涵盖了全部的国土空间。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末, 我国除少部分省区保留的30个地级自治州、 盟和10个地级行署行政体制外, 全国基本完成“撤地改市”、 实现市管县 ( 区市) 的行政治理体制, 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不同规模的城市群为空间标志, 促使国家进入 “多极多圈多带多区” 的发展时代。 党的 “十八大” 后, 随着新常态经济形态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完全进入以 “城市圈群时代” 为根本标志的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历史发展新时期。
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而推动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是现代化城市圈群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就决定了城市所赖以生存的空间需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紧随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发展取得的新成果, 把握好城市空间演化发展的规律, 把握住城市功能定位的升华和经济发展的 “机遇窗口”, 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水平。何谓提升城市发展的能级水平呢?
现代城市学揭示, 任何一个城市的建立与发展, 都同这个城市在国家和城市圈群中所存在的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理论上把这个客观存在的“价值”, 称之为 “能级” 。 也就是说, 城市在国家和城市圈群中所存在的价值大小, 直接转化为城市能级的高低。现代化城市是城市空间演化发展规律所作用的高级形态, 这种 “高级形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着内容, 改变的标志就是城市的能级。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水平的过程就是建立科学城市规模结构的进程, 理想的城市规模结构是衡量城市发展能级水平的最主要的标准。 提升城市能级的着眼点, 不是城市圈的地盘有多大, 而是要着眼于以存量空间为主体的内涵式开发。 内涵式开发就是要摈弃城市长期存在的 “越界扩张”、“大拆大建” 模式, 通过土地复合利用、 功能混合搭配、 文化深度融合等, 对城市有限空间进行现代化改造, 形成空间布局新格局、 新形态、 新功能。
现阶段,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体目标是自由的实现新常态下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互补、 产业转移衔接和优化升级以及市场的完全统一, 融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打造最具活力的经济新版图, 实现 “十三五” 规划期全国 “五年决战同步小康” 的伟大目标。 显然, 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看, 现代化城市需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把握住机遇, 通过实现理想的市域空间布局, 适时提高城市能级。 在实践中, 市域空间布局会受制于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推动的城市圈群里大中小城市规模结构比的客观要求。 城市要真正担当起实现“主体目标” 的责任, 唯有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水平, 建立科学理想的城市规模结构。 显然,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无论何种规模的城市, 都要不断提高现代化水平, 使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城市; 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向之一是, 遵循生产力空间布局发展规律, 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 建立理想的城市规模结构, 确保城市经济社会实现长期、 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化。
科学制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形成理想的城市规模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制定出台了不同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2014年11月国家公布城市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以城区常住人口为划分口径, 把我国城市分为五类七档, 即超过1000万人口的为超大城市, 500-1000万人口的为特大城市, 100 -500 万人口的为大城市 (300-500万为Ⅰ型大城市、 100-300万为Ⅱ型大城市) , 50-10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 50万以下为小城市 (20-50万为Ⅰ型小城市、 20万以下为Ⅱ型小城市) 。 按照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中国超大城市有6个, 即上海、 北京、 重庆、 深圳、 广州、 天津; 特大城市由过去的113个锐减到10个, 即武汉、 东莞、 佛山、 成都、 南京、 沈阳、 西安、杭州、 哈尔滨、 苏州; 大城市Ⅰ型为21个, 大城市Ⅱ型为103个; 中等城市为138个; 小城市没有设下限, 为380个; 城市规模结构比为0.9∶1.5∶18.9 ∶18.8∶59.9, 其中, 大城市Ⅰ型占3.2%, 大城市Ⅱ型占15.7%。 从城市化发达省份看, 城市规模结构比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如以江苏省为例, 全省57个建制市, 城市 (没有超大城市) 规模结构比为1.7∶17.5∶10.5∶70.3。 新标准的实施, 对于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城市生产力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要表现:
一是以人口为主要指标划分城市规模, 使一部分原为 “特大城市” 的城市, 掉落为大城市。 按照标准, 相当一部分城市纷纷加快集聚人口, 力争超千万, 以再次进入 “特大城市”的行列。 而这种超前吸纳人口的做法, 会使大量人口在短期内涌入城市, 与城市客观存在的基础设施容量产生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 势必造成 “大城市病” 问题的出现。 因为形成城市容纳力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 是需要遵循城市规模结构发展规律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体系的, 违背了规律是难以避免 “大城市病” 的。
二是影响了建立最符合国情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进程。 理想的城市规模结构最本质的内容是要最大化提升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能级水平, 形成最优比较优势。 权威部门认为, 最符合国情发展的城市规模结构是常住户口人数为200-500万之间的城市。 而对这样的 “认为”, 理论与实践目前还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读。
三是以城市圈群为空间依托的大区域发展新格局, 决定了必须以足够量的小城市围绕大城市, 才能形成合理的大区域城市规模结构。 笔者在多篇文章中论证了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必须在新型城镇化中, 使越来越多地小城镇在城市圈群的发展中 “独立成市”, 实现中国特色的小城市化; 必须在中国东部地带率先把一批中心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只有这样, 才能建立起合理的大区域城市规模结构。 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证明, 加快推进小城市化, 让小城镇在城市圈群的发展中 “独立成市”, 能够使城市回归本我。 因为小城市非常能够让城市集约高效、 形态适宜经济社会发展, 如出门步行15分钟就可以使各种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这一满足是 “城市回归本我” 的第一特征。
面对上述三大问题的客观存在, 逼使我们必须在制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上进行反思。 基本思路是, 必须抛弃单一的以人口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唯一标准, 从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出发, 划分城市规模标准需要以城市具体的在大区域或国家中能够达到的经济拉动力、 经济辐射力、 区位比较优势力为基本标准, 适当考虑人口数量, 而进行划分城市规模。
加快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 “造极、建圈、 联带、 组区” 实践的发展, 形成以大中小城市合理结构比的城市圈群为空间的经济合作区
我国现代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并举加快发展的大趋势, 决定了建制市与镇的管辖区域几乎覆盖了全部国土,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空间。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直接推动大区域内的大中小城市组合成一定规模的经济圈群, 经济圈群通过大区域城市的协同发展而不断提高一体化组合水平, 产生了不同规模的经济区。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至今, 随着城市 “造极、 建圈、 联带、 组区” 推动力的水平提高, 我国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基本形成以大中小城市合理结构比的城市圈群为主体空间、 走出内涵集约发展新路子、 拉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 分工合理的经济合作区。
从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建立第一个以城市群为主体空间的长三角经济区开始, 到形成珠三角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 东北经济合作区、 沿黄经济合作区、 亚欧大陆桥经济带, 近期正在崛起的长江经济带等, 及从省区市视角看, 已经形成以城市圈群为空间依托的主要经济合作区有:
哈大齐经济合作区、 松花江-牡丹江沿江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长吉图经济合作区、 辽宁半岛沿海经济区、 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辽东北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等, 以此形成大区域“东北振兴” 的东北经济合作区;
以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 建立起人口密集地区经济发展科学空间结构和优化开发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体, 放大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辽宁半岛沿海经济区、 呼包鄂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太原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晋中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石家庄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冀鲁豫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等, 以此形成大区域泛环渤海经济圈合作区;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内含武汉城市群经济合作区、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环鄱阳湖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 成渝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黔中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滇中城市群经济合作区为五大主体空间, 放大到江苏沿海经济区、 徐州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中原城市群经济合作区、江淮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豫皖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鄂豫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等, 以此形成大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合作区;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空间主体, 联合南宁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北部湾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汕头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琼海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等, 以此形成珠江经济带合作区;
以海峡西岸经济区、 浙东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等为空间主体, 放大到赣南城市群等, 以此形成大区域的闽江经济带合作区;
通过建立乌昌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天山北坡城市群经济合作区、兰州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兰西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银川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宁夏沿黄城市群经济合作区、西安—关中城市群经济合作区、 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合作区为主体空间, 再放大到拉萨城市群经济合作区等, 使之形成中国境内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区。
区域经济合作区新常态历史发展新时期的主要规律性特征
上述以城市圈群为空间依托经济合作区的形成, 为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 标志着中国强化城市 “造极、 建圈、 联带、 组区” 作用, 进入优化城市规模结构和区域经济合作区新常态历史发展新时期, 其规律性的主要特征:
(一) 加快实现跨经济圈群更大区域的联合发展, 形成经济合作区
全世界的城市化与城镇化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自然力推动形成的城市圈群, 通过发展而形成巨大生产力;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 开拓新的生产力发展空间, 顺应这种发展趋势, 就需要推动已经形成的城市圈群, 进一步以其拥有的空间, 实现更大区域的经济联合发展的新态势。
在实践中, 如国家于2008年12月公布了包括广东省的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江门、 东莞、 中山、 惠州和肇庆等9个城市空间为主体、 国土面积占全国0.57%的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 该规划强调了与港澳地区紧密合作, 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大区域; 2013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9城市的GDP即占全国的9.33%; 更有设想, 以11个城市空间建设 “环珠江口湾区经济圈”, 打造比肩纽约、 东京、 旧金山的世界一流湾区经济圈。 再如, 2010年国家批准建立包括上海市、 江苏省和浙江省全部国土面积在内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该规划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9%, 区内25个城市分别被定位成核心型城市和辐射型城市;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 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大区域, 成为公认的6大世界城市圈群增长极之一。
2015年4月国家公布了以武汉城市圈、 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为主体、 国土面积达31.7平方公里的大区域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规划强调指出, 依托国家确立的通过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决策部署, 着力推进城乡、 产业、基础设施、 生态文明、 公共服务 “五个协同发展”, 积极探索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转型发展、 合作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 努力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支撑、 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城市群, 在实施中部地带崛起战略中充分发挥影响力。 这是我国继长江三角洲城市圈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圈群和环渤海城市圈群之后, 第四个国家级城市圈群经济合作区。 2015年两会期间, 就有建议以成都、 重庆、 西安、昆明为中心, 构建 “成渝西昆菱形钻石经济圈”, 以有利于实现 “一带一路” 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互联互通。 这一经济圈向东可以借助长江黄金水道, 发展通江达海的多式连通;向西可以通过目前已经开通的到中亚、欧洲的班列等, 形成通往中亚、 欧洲的交通大动脉; 向南可以依托泛亚铁路南通道, 直连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中国西部出海大通道; 向北, 经成都、西安可以直接进入亚欧大陆桥, 连接北亚、 中亚、 欧洲等。
(二) 加快实现经济中心城市向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的跨越, 在经济合作区中发挥 “砥柱” 性作用
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决定了必须加快提升城市能级; 提升城市能级则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经济中心城市需要遵循中心城市发展规律, 加快实现经济中心城市向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的跨越, 使之在城市圈群发展中发挥着 “砥柱” 性作用; 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是中心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
实践发展的结果证明, 经济中心城市在发挥 “造极、 建圈、 联带、 组区” 的中心作用过程中, 促使带动的城市圈群形成比较优势, 以此为基础, 突出特色, 使城市圈群的发展目标、开发方向、 空间结构, 以及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 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等都在不断提升能级。 反过来, 城市圈群提升能级的过程, 又要求加快实现经济中心城市向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的跨越。
在实践中, 大城市遵循空间配置发展规律, 同时参与邻近大区域建立的城市圈群, 成为几个城市圈群的一分子, 发挥着 “顶梁柱” 和枢纽城市的作用, 从而出现城市圈群交相互融的空间发展重叠的格局。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必然结果, 也是建设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的必然要求。
(三) 加快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 不断提升协同发展的水平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 以大城市为中心, 以中小城市为构成单元, 在一定容量的地域范围内, 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 经济联系紧密、 高度同城化、 高度一体化, 形成不同规模的城市圈群, 进而跨越行政区划、 建立经济合作区, 是现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践证明, 由城市圈群构建的经济合作区已经成为国家生产力布局的增长极点和核心支点, 亦已成为国民经济新常态发展格局中最具生长活力和增长潜力的核心区域,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高级演化形态。 如2015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 《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 把包括京津冀辽鲁晋蒙7省区市186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大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到更高的一体化发展新时期。
当城市圈群经济形成一体化发展态势, 重点是推进六大一体化, 即区域性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 城乡统筹与城乡建设一体化、 区域性市场建设一体化、 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 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体化。 在实践中具体操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产业发展要充分体现特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的区域鲜明特征, 形成圈群经济分工合作、 差异竞争, 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的一体化共赢合作体系;按照做强城市群、 做优大中城市、 做特小城市及小乡镇、 做美村寨的原则, 形成布局科学、 功能互补、 特色鲜明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突出商品生产要素的区域高效配置, 形成规范合理的区域统一市场运行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要跨越行政区划的制约, 统筹规划交通、 能源、 水利、 信息及物流、商贸等方面, 形成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一体化的现代安全高效、 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 生态环保要充分体现跨界生态保护和合作监管, 形成一体化的城市圈群生态文明建设大格局;构建流转顺畅、 待遇互认、 公平透明的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管理体系; 建立城市圈群横向利益分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 建立城市圈群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如京津冀三省市政府、 铁路总公司在北京签署协议, 成立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 再如, 河北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 设立京津冀开发银行, 重点支持回报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及其他重大项目。 建立大区域科学的经济结构, 城市圈群必须建立区域协调机构, 建立跨城市的官方半官方行业协调组织, 形成多种利益集团、 多元力量参与、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相结合、 体现社会各阶层意志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还有,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武汉、 长沙、 合肥、 南昌4个城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积金互提互贷。
(四) 加快实现新区发展统一化, 提高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水平
建设体现统一化鲜明特点和发展活力的、 上升为战略性的经济新区, 是推动城市圈群规模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个重要动力。 从理论的视角观察操作的实践, 建设跨行政区域的“新区” 主要在3个层次上展开:
一是建设国家级跨行政区域新区。改革开放以来至今, 国家相继批准建立了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 广东南沙新区、 陕西西咸新区、 贵州贵安新区、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 辽宁大连金普新区、 四川天府新区、 湖南湘江新区、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 福建福州新区等14个国家级新区。 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 建设新区的根本目的是赢得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最有利位置, 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窗口, 其核心在一个“ 新” 字。 如2015 年4 月批准建立的湖南湘江新区, 是我国中部地带第一个国家级新区, 其以新思路新举措为抓手, 充分体现新特色新作用新经验, 使之建设成为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创新创意产业集聚区, 产城融合、城乡一体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全国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 长江经济带内陆开放高地, 形成中部崛起新动力。
实践证明, 建设 “国家级新区”决不能脱离法律法规的界定,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 通过立法执法实现新区同国家战略相一致的科学发展, 实现统一化; 需要 “做实” 跨越行政区而使新区管理机构 “做实” 权力, 如陕西西咸新区, 虽然跨越西安和咸阳两个省辖市, 但是真正实现了如同“ 一个城市、 一个政府” 的那样 “ 做实” 新区权力。
国家经济新区发展统一化, 需要避免过度解读新区定位的做法, 把新区变成一个 “筐”, 什么都往里装, 到头来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受到规律的惩罚。 综合国家批准建立新区的指导原则和新区进行的实践探索, 建设新区要遵循规律, 定位准确, 最基本的就是要体现统一化的四大特征, 即建设城市新中心、 智慧发展新高地、创新创业策源地、 开放开发可持续。
国家经济新区发展统一化, 需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导向, 以探索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推进产业重组, 以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为宗旨, 积极引进一批知识技术密集、 物质资源消耗少、 成长潜力大、 综合效益好、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项目; 要重点培育和发展未来新兴产业, 形成一批表现未来新兴产业的新业态, 建立支撑新区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与先导性产业体系和运行业态体系。 创新驱动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 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让 “老树开出新花”, 坚持 “有中生新”,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让“新芽长成大树”, 坚持 “ 无中生有” , 促使新兴产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国家经济新区发展统一化, 需要既建设好核心区, 又要围绕核心区加快规划建设 “星罗棋布” 的特色小城市和小城镇。 目前已经批准的14个国家级新区拥有的国土面积基本上都在上千平方公里, 如西咸新区要建设的五大新城之一的秦汉新城就拥有国土面积300余平方公里, 其核心区建设理念确立为文化之城、田园之城、健康之城;围绕核心区则以唤醒沉睡在文物上的历史信息为抓手, 建设一批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脉的具有不同功能的特色小城市与小城镇, 使整个西咸新区的发展空间, 始终展现着“新”形象。
二是建设省际跨行政区域新区。在实践中, 随着目前14个国家经济新区的建立与发展, 各地从域情出发, 复制建设国家经济新区的经验, 建设了省际经济合作新区。 如由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和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交界地带规划开建的闽粤经济合作区, 其目标是以提高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为指向,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东部沿海地区省际合作试验区、 闽粤台海洋经济开放合作区、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合作示范区、 区域生态文明共建先行区等, 为探索省际经济合作新区建设积累 “统一化”经验和提供实践示范案例。
三是建设城市新调整设立的新区。近年来, 各地不断加快城市行政域内的 “区际” 调整力度, 以新运行模式设立了一批新区。 如2015年9月广州市完成新一轮 “区际” 调整, 使市辖区面积由3843.43平方公里调整至7434.4平方公里, 超过上海市; 新设立的黄浦区按照统一化发展原则,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突出培育和发展新载体新引擎新产业新业态, 打造未来城市发展样板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区、 广州东部产城融合示范区等。
(五) 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 不断提高城乡空间同一化与差异化互融并举的发展水平
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 而是要在城乡一体化中, 不断提高城乡空间同一化与差异化互融并举的发展水平, 使城市更像城市, 农村更像农村。 实践中, 要使 “农村更像农村”, 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植入现代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同时, 要传承优秀农耕文化、 历史文化、 建筑文化、 民俗文化、 饮食文化等, 形成浓厚的乡村文化气息; 要保护有价值的传统民居、 林盘植被、 河塘沟渠, 留住传统优秀耕读文化的魂。 以此形成农村与城市空间功能本源性不一样的美感, 形成现代农村新景观。
(六) 加快实现城市圈群发挥区位比较优势最大化, 不断提高深度对接“一带一路” 运行水平
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中国要面对经济形态正在向更高级、 分工更复杂、 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 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局面;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以东部率先、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 西部大开发为基本指导原则, 科学配置国土空间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不断提高深度对接“一带一路” 运行水平。
城市圈群深度对接 “一带一路”运行水平, 需要发挥区位比较优势最大化, 深度对接中国和周边国家或共同提出、 或单独提出, 如 “亚太自贸区”、“‘两洋’ 铁路”、“欧亚经济联盟”、“草原之路”、“光明之路”、“棉花之路”、“全球海洋支点” 等发展战略; 深度对接国家规划的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 —中亚 —西亚、中国—中南半岛、 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六大经济走廊”, 使之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强固桥头堡群。城市圈群打造强固桥头堡群, 需要与各国实现大战略的 “互联互通”, 深刻理解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 “互联互通应该是基础设施、 制度规章、 人员交流三位一体,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 全方位、立体化、 网络状的大联通”。
城市圈群深度对接 “一带一路”运行水平, 需要不断创新操作模式。如以青岛海关为进出口终端窗口, 由我国9省区的10个海关联合建立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关联盟”, 通过 “一地注册、 多地” 报关的一体化改革新模式, 2015年5月31日 “满月” 统计, 惠及近10万户企业, 报关单达到45.6万票,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快速路”和大通道, 成为区域深度对接 “一带一路” 运行的示范性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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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发展道路 篇5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随着15世纪新航路开辟的展开，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相对孤立的格局由此打破，而大国崛起的旅程也由此真正地揭开序幕。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在近现代，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大国的兴衰发展史无疑对而今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不妨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四个方面进行解析。
经济是基础。大国崛起都是以经济强盛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的支撑很难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稳坐世界霸主的位置，成为日不落帝国，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殖民领土，让18世纪的英国真真正正完成了大国崛起，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市场就以英国为中心初步建立论。亚当斯密的《国富》将自有资本和自由竞争的理念将英国经济真正推向世界的中心，此后的百年自由经济理念在世界经济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德美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德国、美国借此发展军事以及政治，促进国内繁荣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大危机后，政府干预政策让美国迅速从经济萧条中缓过气来，得以筹备战争，也因此大发战争横财，在二战后成为西欧各国的大债主牢牢把握着欧洲经济的命脉，从此，美国发展为超级大国，且至今从未被超越。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大国的关键一项。中国曾经的闭关锁国，让中国远落后于西方，之后一系列对经济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要发展的中国首先经济必须要抓起，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市场经济。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在中国现今国情上说，这些成果相比于发达国家是远远不够的。而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展，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有望取得更辉煌的成果。总之，由于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强盛的根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稳定也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而这政治稳定不仅体现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组织运行有序，更体现在民众与领导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而在政治这一环节中，体制创新是一个大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开启了全球化的时代，但却沉溺于封建体制，不思进取，最终霸主地位被象征资本主义文明——英国所取代。因为，英国在同一时期进行了艰辛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打下了未来日不落帝国的体制——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先进文明的代表，使得工业先声在英国奏响，世界的天平也由此向西欧的一个偏僻小岛——英格兰倾斜。回顾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我们会更加清醒的意识到体制创新对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作用。19世纪是一个资本主义旋律在全世界激荡的时代。我们的邻居——日本，也避免不了与我们相同的命运。黑船事件之后，日本深刻认识到了封建体制的腐朽，决心文明开化。明治维新使日本得以避免中国的厄运。而此时的中国，还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醉生梦死，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华夏大地一片震惊。然而，为时已晚，中国的灾难从此以后接踵而至。
在体制创新方面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已开始。在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在港澳回归后已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建立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的结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正在逐步完善中，但是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国家必须加强适当的宏观调控。中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显然这个体系仍然很不完善，它一不健全，二未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三就是法律权威性不够。我国必须加快各种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尤其是在农村立法方面），然后就是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建设和监督，严禁腐败贪污，还有就是要加强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而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揭开了中国体制创新的新篇章，对于中国这又是一次勇敢的伟大尝试。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在迈向更高程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时刻谨记：中国仍旧需要进行不断的进行体制创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体制的僵化。
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谈及大国之谜时，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些思想文化生的辉煌无疑为英国的大国之路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在法国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十一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法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根源也许就在于其对本国思想文化的重视与坚守。二战后本该萎靡不振的日本却以惊人的速度使经济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日本对本国教育事业的大量投入，由此培育出大量的新时代人才，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无疑有着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而面对传统文化，如今的中国要做到的便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进行文化创新，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使其能够绵延不绝的发展。此外，中国目前还必须高度重视的便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人口带来的压力十分巨大，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当我们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人才时，我们所得到的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对于教育的投资毋庸置疑是十分必要的，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已经成文中国深化改革刻不容缓的一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如果说60年前的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大国所要的则是市场而拥有市场的秘诀就是拥有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科技创新的能力。二战刚结束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便提出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五个月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台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的计算机实际功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象征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即将来临，美国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
大国崛起都有其特有的机遇。但历史并没有偏袒谁，对善于抓住机遇的国家来说，挑战也是机遇。第三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中国必须牢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同时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
1、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2、加强国家宏观指导
3、强调原始性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
4、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5、加强技术预见研究
7、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8、坚持可持续发展。
大国发展道路 篇6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不断加快改革开放进程，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履职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13年，中国政府共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事项，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推进部分服务业“营改增”试点，逐步扩大试点省份和试点行业。2013年8月，试点推广到全国实行。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正式实行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至2%。
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对部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强化知识产权执法保护。颁布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提高侵权赔偿金额，加大对侵权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力度。
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激发了中国的市场活力，提升了居民消费能力。2013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24万亿元，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同时，中国政府根据世贸组织倡导的公开、透明和可预见原则，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扩大开放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积极主动扩大开放，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简化进口管理程序。取消150多个10位海关编码商品的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许可证网上申领工作积极推进。
推动通关便利化。推广海关通关作业无纸化，开展区域通关一体化和“单一窗口”试点。
提高质检等边境程序便利化。从2013年8月15日起，1507个10位海关编码项下的一般工业制成品不再实行出口商品法定检验。
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所有进出口企业均可选择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收付。2013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增长57%。截至201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度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
继续鼓励外商投资。第三次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服务有序开放。例如，外资可在试点区域设立保理公司，合资证券公司境外股东持股比例可提高到49%。
开展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大幅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取消外汇账户开立核准等要求。
由于实施上述措施，中国贸易投资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目前，中国已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自上次审议以来，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方面，还有其他重大举措。例如，2013年9月，中国宣布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试点内容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便利化、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推动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等。在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探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为将来推广到全国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此外，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倡议。
合作共赢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支持世贸组织，并积极承担发展中贸易大国应尽的责任。
中国作为APEC成员，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道主，并于5月在青岛举行了APEC贸易部长会议。会议发表了《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再次肯定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及其核心和首要地位，呼吁忠实履行“巴厘一揽子”协议，承诺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目标和时间表，敦促世贸组织其他成员为多哈发展议程剩余议题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
中国一直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市场开放。中国对各种形式的、削弱贸易和延缓经济复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保持警惕。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克制适用可能符合世贸规则但却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效果的措施。
认真参与贸易政策审议。中国政府对世贸组织成员在审议中反馈的建设性意见十分重视。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29号），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时，需就是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承诺进一步做好把关工作。
严格执行世贸组织裁决。中国是在执行世贸组织裁决方面做得最好的成员之一。中国尊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并保持良好的执行记录。
推进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国根据《巴厘岛部长宣言》所确定的时间表，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工作。6月30日，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了A类措施通报。
中国在坚持发挥多边贸易体制及规则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继续推进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但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主渠道，双边和区域协定只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积极承担了发展中贸易大国应尽的责任。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承诺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了全部进口配额和特定招标管理，开放了100多个服务部门。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还积极支持世贸组织的促贸援助倡议，从2008年起开始向世贸组织多边框架下的促贸援助基金提供捐款。
中国将继续支持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希望，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的经济体能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摒弃零和博弈的做法，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塑造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本文为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第五次贸易政策审议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的发言，略有删减，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国发展道路 篇7
徐工新一代新产品获广泛认可
此次“大国重器节能先锋”发布会, 徐工道路携在筑路机械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与用户亲密接触, 全是徐工道路历经多年科研攻关, 面向全球用户推出的拳头产品。发布会所到之处, 用户齐聚, 争相目睹徐工“先进、可靠、节能、高效”新一代高新技术产品的风采。徐工道路也推出系列优惠政策, 发布会现场十分火爆, 用户纷纷试乘试驾产品, 购机用户络绎不绝, 仅沈阳一站, 当场成交各类筑养护机械产品就达100余台, 金额达3000多, 充分显示出客户对徐工新一代产品的认可与支持, 引起行业轰动。
在产品观摩现场, 客户纷纷赞叹道:徐工道路发展真是让人瞩目, 不但筑养护机械产品成套性规模全国第一, 产品技术先进性领跑行业, 更是时刻为用户着想, 系列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 将为我们节省大量资金成本。
徐工作为中国筑养护行业领军企业, 一直志在为用户提供最贴心的产品与服务,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 引领行业发展。此次全系列、成套筑养护机械节能高效产品的发布既是对道路机械产品的全新升级, 又是对全国各地关注徐工发展的用户负责。就像3月28日广东站上, 中国道路机械专家泰斗、长安大学孙祖望教授说的那样:“徐工筑养护机械已实现了华丽转身, 成为公路建设和养护的中坚力量。他们更像是科研奇兵, 是改革创新的先行者。他们创造了与世界强手分庭抗礼的先进技术, 使我国筑养护机械技术乃至施工工艺发展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 锻造出了让国人自豪的‘大国重器’!”
发布会第11站走进四川
2014年4月29日, “大国重器节能先锋—徐工集团2014道路机械新品发布”第11站来到蓉城—四川成都, 来自巴蜀大地的百余名客户聚集到一起, 共同见证了代表最新节能技术的成套筑养护设备。
用户代表、四川省巴中市养护中心总经理王学明说:“透过这些高效、节能的新产品, 我们看到徐工在新型环保节能技术突破和应用、推动筑养路机械产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四川省公路学会会长杨晓坤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徐工道路机械所做的工作, 他评价称:“近两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持续低迷, 徐工道路机械仍投入巨大力量研发新产品、改进提升产品性能, 值得尊敬。”他认为, 市场竞争的焦点更加指向产品的本质, 更高效、更节能环保的产品受到热烈而广泛的关注, 徐工以节能、环保为特点的新一代产品真正抓住了细分市场的关键, 相信必将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
四川省2014年公路投资重点
杨晓坤会长分析了当前的中国公路建设和养护市场, 并指出, 公路建设投资趋势总体上已经走过了V字形的谷底, 2020年以前, 全国公路建设投资将会保持稳定增长, 而且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未来市政道路建设投资持续增长是明确可期的, 这还不包括蓬勃发展中的公路养护和公路应急保通事业, 因此, 道路机械企业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这一分析在四川等地2014年的公路投资上也得到了反映。2014年, 四川将开工新建8条高速公路, 总投资1153亿余元。此外, 普通公路建设和养护年内力争完成投资705亿元, 主要瞄准民生、扶贫、恢复重建等重大方向。其中, 国省干线力争完成投资425亿元, 计划新开工干线公路700公里、建成470公里;农村公路力争完成投资220亿元, 力争新建农村公路2万公里, 确保新建1.5万公里;养护等专项工程力争完成投资60亿元。
在产品现场展示环节, 错落有致排列的新产品被参会者们包围, 许多用户进入驾驶室进行试驾, 以亲手操作来体验这些行业最高水平的设备。四川鑫福高速设备部刘部长表示, 施工方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能高效率、低成本地施工, 那么产品的先进性、节能性和性价比就非常重要, “徐工在节能技术上做文章是做对了!”
大国发展道路 篇8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楼继伟指出,加强会计工作,推进会计改革,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抓手。会计工作正面临着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更要有全局性、更要有针对性、更要主动作为。
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赵鸣骥多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会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规划纲要》贯彻落实好。全国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各单位以及广大会计工作者应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习、全面领会、积极贯彻、扎实推进“十三五”时期各项既定改革任务,切实推动我国会计事业发展,积极服务财政中心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共同推动我国由会计大国向会计强国迈进。
刚刚出台的作为指导我国未来5年会计事业改革与发展行动总纲的《规划纲要》,由会计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组织保障等4个部分组成,总结了“十二五”时期会计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果和重要经验,直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全面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确立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体系,基本实现会计工作法治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围绕总体目标,《规划纲要》明确列出了4个方面的具体目标:
会计法制和会计标准体系更加科学。修订《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完善会计监管、行政执法机制,切实落实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会计工作的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会计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立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加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加强其他会计审计标准体系建设,大力推动各项会计审计标准体系的贯彻实施。
会计工作转型升级取得实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夯实会计基础工作,积极融合新技术、新手段,推动会计核算技术的优化升级;以建设管理会计体系为抓手,引导、推动管理会计广泛应用;探索会计信息资源有效利用机制,进一步推动各单位会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加强政策引导、经验交流,不断强化会计工作在信息利用、资本运营、价值管理、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会计工作者执业能力明显增强。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会计人才评价等政策并发挥其导向作用,促进广大会计工作者知识结构进一步优化、职业道德素养进一步提高、执业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培育造就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会计人才队伍。
会计管理体制更加完善。按照依法行政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部门、行业组织(团体)在会计管理方面的权责关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以间接管理为主,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用,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会计管理体制。
大国发展道路 篇9
关键词：区域经济,空间,新格局,完善,镇级市
理论与实践揭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最重要的是, 在构建和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 建立符合国情的大中小城市结构;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 城镇化首要的指向是小城市化;小城市化就是把现存的“镇”越来越多地建成镇级小城市;镇级市表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与城镇化并举推进的内涵与外延最本质的制度性特征。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拥有小城镇最密集的大区域之一, 在构建和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 需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小区域, 高起点打造现代化小区域建设示范区, 率先把具备条件的中心镇发展成为镇级市。
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聚焦点
20世纪70年代末始至今, 在改革开放浪潮的不断推动下,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跨进21世纪后, 进入了“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相互交融合作互补发展的时代, 形成“多极多圈多带多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构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在实践中, 实践已经证明, 以成熟型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为“顶梁柱”和区域层面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及成熟型中心城镇为骨架, 发挥大中小城市的纽带作用, 构造“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生产力空间配置体系, 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会极大推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完善区域统筹发展体系, 实现区域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促进区域建立与开拓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特色市场空间;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促进区域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 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现代产业竞争模式;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促进区域更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建立特色竞争高地, 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水平;完善军民融合式发展模式, 促进国防资源夯牢坚不可摧地梯次供给配置体系和战略纵深布局体系, 以有力应对突发局势;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促进区域高水平建设主体功能区和特色功能区,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格局;完善和强化区域经济基础, 不断提升各个区域民生幸福指数, 增强维稳的经济实力。上述“七个完善”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形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聚焦点是:
(一) 实现行政区域发展理念的跨越, 从根本上摆脱“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域念束缚
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跨行政区域发展要以城市群为基础, 以大城市为空间依托, 积极发展大城市经济圈;以建设大城市经济圈为着力点, 促使“中等城市”真正强起来, “小型城市”真正特起来。
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跨越。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需要强化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影响力和辐射力, 带动以此为中心形成的城市圈、带、群真正形成一体化经济区。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揭示, 科技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现代科技和产业发生革命性重大变化的主要元素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的高级演化形态, 是提升国家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 是实现区域协调平衡发展的最优生产力空间布局。实践证明, 只有不断提高大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水平, 构建成科学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布局, 才能真正把中国区域经济完全推进到“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相互交融合作互补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开拓广阔的国内空间和更为稳定的国际市场空间。诚如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时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要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 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 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
(二) 实现国家 (或区域) 经济中心城市向建设成熟型国家 (或区域) 经济中心城市的跨越
建设成熟型国家和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创新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 是构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打造生产力配置更加合理科学的中国经济新版图的必然走向, 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是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发展方向。
我国是拥有辽阔疆域的经济大国, 仅有15个国家经济中心城市是难以带动形成科学合理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20世纪80年代初期, 我国以当时生产力水平制定了确立15个经济中心城市的标准, 虽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引发标准的变化, 但是进入到21世纪第2个十年期后, 目前能够符合国家或区域层面“经济中心”标准的城市可以达到数十个。着眼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国家需要增加数个国家经济中心城市, 并使之建成成熟型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大区域 (省区市) 需以经济中心城市标准, 设置大区域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心城市, 使之成为区域发展的成熟型经济中心枢纽城市, 带动区域主体功能区和经济圈区的发展, 托起我国“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的国民经济富有活力的发展空间。
(三) 实现具有世界巨大影响力的成熟型国家经济中心城市或特大城市向“世界城市”的跨越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推进的情势下, 城市发展必须全方位确立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 建设世界城市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城市的一种潮流性的发展模式, 是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 是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 产生着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若干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吸引力和亲和力。世界城市的本质是营造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 突出功能是成为领导和影响世界的金融中心、管理中心、流通中心, 占领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制高点;集知识、研发、制造、金融、贸易、物流、服务、会展、旅游、企业总部和人才为一体的全方位财富高端;是国内外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资本流、人才流既集聚又分流的国际枢纽。
(四) 实现小区域 (县级) 建立一批成熟型中心城镇, 进而建设越来越多镇级市, 形成镇级市或中心城镇带动小区域功能区和开发区整体发展的新格局
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要使“小型城市”真正特起来, 需要在打造成熟型中心城镇的基础上, 建设越来越多的镇级市。镇级市完全是“市”的概念, 它同目前所流行的“小城镇”, 是绝不相同的理论概念。以镇级市为代表的小城市的崛起, 其独特的经济处向度及核心竞争力, 决定了在区域城市群圈中, 镇级市的规模数量多寡、特色鲜明高低决定了大城市群圈的发展活力强弱, 成为大城市群圈城市层级结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镇级市作为市的建制, 一旦在法理上确定下来, 其边界线就不会被轻易变动, 非常有利于遏止大中城市空间无序发展, 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五) 实现经济主体的广泛合作与联合, 通过合作与联合, 提高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规模共赢水平
现代经济科学揭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不同的经济主体 (企业) 之间的合作与联合, 作为“铁的规律”长期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和历史阶段, 不同的经济主体 (企业) 之间表现出来的合作与联合欲望的强弱程度有着较大的差距。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揭示, 当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平稳的增长时期, 由于市场扩大、需求拉动等因素的影响, 若干经济主体 (企业) 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很可能被弱化, 尤其是对我国这样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时期, 由于受到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影响, 经济主体 (企业) 之间应当实现的合作与联合而出现难以操作的问题。当经济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期, 经济主体 (企业) 之间会表现出越来越强烈合作与联合的愿望和欲望, 把握住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就能够不断提高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规模共赢水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经济主体, 需要通过合作与联合, 抓住机遇, 优化结构, 实现行业重组;通过合作与联合, 完成企业重组, 实现企业双赢;通过合作与联合, 提高规模经济发展水平, 实现市场重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企业要彻底抛弃实现合作与联合, 往往就同谁吃掉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维, 创新发展模式, 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双赢。
构建和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需要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的鲜明特征, 把握其发展大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中, 深刻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新型城镇化是“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关注的重大热点课题, 其本质特征是在不断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中, 体现国家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一个主体性内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四驾马车”, 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作为新“四化”关键一环的城镇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能够有力地推进经济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新型城镇化以其鲜明特征, 表现着如下发展大趋势:
(一) 新型城镇化充分表现着其核心是以人的定居为第一标志的鲜明特征, 强化实现着以人的定居为基本动力, 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定居城镇化, 关键是提高内在承载力, 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没有人的定居城镇化, 很可能新一轮城镇化带来的躁动和巨量土地供应, 落在了一座座已经被透支的空城之上, 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鬼城现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获得工作并最终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 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公共服务的全过程。在推进以人的定居城镇化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中, 要通过每年的财政预算安排足量的资金, 认真解决好城镇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社会福利保障, 认真解决好用于支撑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人口的全面覆盖。江苏江阴新桥镇创成的“农民向集镇集中, 工业向园区集中, 农田向种粮大户集中”的模式, 走出了一条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新路, 成为联合国认可、中国首个镇级的“国际花园城市”, 体现出“小城镇建设好了, 甚至比大城市生活得舒适方便”。
(二) 新型城镇化充分表现着不断创新土地开发模式的鲜明特征, 在实践中强化实现着创造适应实际的土地开发模式的发展大趋势
加快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需要在空间功能布局调整中, 从根本上解决冒进城镇化、虚假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带来大搞土地财政、千城一面忽视地域文化特色、农民工边缘化等若干矛盾问题;解决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 导致过度使用土地红利问题;解决贪大求洋, 形成小区域发展出现“大城市化”的问题。创新新型城镇化土地开发模式, 要探索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工业用地进入市场流通的新思路, 土地的出让主体将不再单一由政府担当, 市场所提供的土地资源更加丰富, 而企业也将拥有更多的土地选择权;要允许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出让承包地、房屋、合规面积的宅基地并获得财产收益, 形成园区化、合作化、产业化、农场化发展模式等;要推进工业地产建设, 这是一种全新的产业与投资发展模式, 努力发展工业地产集聚区和具有特色的工业地产项目。
(三) 新型城镇化充分表现着越来越成为大城市经济圈的小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发展大趋势
新型城镇化要与产业聚集化并举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首先要发展物质产品产业, 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 使转移人口形成越来越强大的造血机能, 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 才能促其居有定所。为此, 要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使小城镇越来越多的成为所有产业集群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承载空间, 从根本上消除难以为继的低成本因素, 解决好城镇化过程中集约度低的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凋敝, 农业衰败和农民的被边缘化;要确立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最大潜力的理念, 着眼于城市发展空间战略调整和功能优化配置, 准确把握定位, 与周边区域形成错位发展格局;要高度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给小城市产业发展和建立特色产业体系带来的机遇, 拓展产业空间, 提升投资效益, 发展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现代服务等无污染、低能耗产业。
(四) 新型城镇化充分表现着由“城镇”向“城市”跨越的鲜明特征, 呼唤着建立“镇级市”, 成为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一个主体内容
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从根本上遏止大城市日益膨胀的趋势, 使城市空间战略布局从根本上改变中心城市过度集中发展的弊端, 提高城市的整体治理水平。新型城镇化成熟期的到来, 会从根本上化解目前人流蜂拥大中城市的现象, 小城市必将成为人口自由迁徙的主体空间。这样, 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和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立越来越多的镇级市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建立镇级市是创新新型城镇化空间治理体制的最好模式, 是构建和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重要内容
(一) 镇级市理论的提出
1999年笔者通过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科研报告》第1号, 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了笔者撰写的研究报告《关于青岛市城市经济跨世纪发展思路的研究报告》, 提出了建设“镇级”小城市的理论构想, “如沙子口镇可以率先建设闪光点的示范镇, 使之成为集生产、居住、加工为一体的渔业生产为主、兼有城市居民休闲特色的新型镇级小城市”。随后, 报告公开发表, 学界共认, 这是国内能够查到的文献中, 最早提出“镇级市”理论概念的著作。为什么笔者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 明确提出建设镇级市呢?
20世纪90年代始, 经过改革开放10余年的发展而积累起一定能量的中国城市, 顺应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大趋势, 开始了以扩大城市市区面积为标志的加快推进城市化的步伐。经过近10年的努力, 我国的中等以上城市几乎是都实现了城市市区面积的扩张, 但是我国的城市化遇到了三大矛盾的困惑。一是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布局发展, 形成了不合理的城市结构, 带来难以解决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人口拥挤、就业困难等, 逐渐出现了“大城市病”。二是阵风式的县改市, 若干方面是在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情况下, 而单纯靠行政手段完成的, 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存在, 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不断发生, 社会矛盾时有激化, 影响着社会的安定, 影响着城乡民生的提高。三是传统的小城镇建设, 虽然取得一定进展, 但是在这种模式下, 无法消除小城镇仍然是“乡”的心理障碍。正是在发展中出现了这种新的情况与问题, 笔者通过考察, 明确提出建设“新型镇级小城市”的理论概念。
(二) 建设“新型镇级小城市”实践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 我国明显加快了城市化推进的速度, 但也相继出现了急需解决的新三大矛盾。一是大中城市超常规的扩张, 使城市发展空间经受着难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化、和谐化的严重挑战, 同时加重了“大城市病”, 为此大中城市超常规的扩张发展空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二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异常气候和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如何最大限度的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最高理念, 其中高层决策者对不合理的大中小城市结构发出了“夜不能寝”的思考。三是我国小城镇的发展, 使现行的行政与经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其所迅速增长着的生产力。实践迫切地要求确立新的城市结构模式, 迫切地要求以新的城市结构观把人口、经济、财政、税收以及小城镇化达到一定规模的“镇”改设为“市”, 建立一批“镇级市”, 以使小城镇彻底城市化。可以肯定的讲, 建设“镇级市”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形成城市化发展模式非常科学的空间布局结构, 是构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不可或缺的内容, 是从根本上破解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难题的科学壮举, 是深入进行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简称“纲要”) 明确提出, 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的重要指向是:“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纲要”特别强调了要通过发挥区位优势、挖掘发展潜力等, 创新城镇化管理模式, 把有条件的中心镇发展成中小城市。2010年4月28日中央主管部门召开会议, 确定在浙江、广东、山东等省的25个经济发达镇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包括设置“镇级市”的试点。温州市启动了将5个经济强镇“撤镇建市”, 率先进行设置“镇级市”的试点, 这对于我国建设和发展小城市具有首先“吃螃蟹”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中“撤镇建市”符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如何进行设置“镇级市”的试点?出现了不同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建设“镇级市”是不是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和城镇化发展的创新模式。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史看, 笔者以曾经考察过的美国为例, 20世纪50年代美国提出在大城市附近的郊区建设若干小城市;1968年国会通过新城市开发法, 人口超过3万人, 即可建立城市, 通过推行“分散型的城市化”, 首批批准建立63个小城市, 人口平均规模2万人左右;目前人口在3万至10万人的小城市达到1100个。虽然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 但是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应当基本是相通的, 因此借鉴美国建设小城市的经验还是可取的。2011年我国拥有县级以上城市657个, 从我国城市发展的趋势看, 随着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发展, 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或经济区的强力推进, 随着小城镇建设的成熟度越来越高, 非常需要建立一大批镇级小城市。从国情出发, 未来10年内, 我国能够建立起2000个镇级市, 将会从空间结构上完全破解城乡统筹发展的世纪课题, 建立起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化的新模式;将会从根本上解放城乡生产力, 形成真正一体化意义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新模式。
全面深化改革, 在构建和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 把握镇级市发展基本走向,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治理体制, 提高实践的操作水平
构建和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推进新型城镇化, 加快建设镇级市, 是国家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大战略。
(一) 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认识建设“镇级市”的实践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 需要建立同国情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层级结构模式 (镇级市、中心镇、镇、社区) 。目前大中城市普遍提出发展小城市, 但是在实践中明确建立的小城市在层级结构模式中的地位是什么呢?既没有理论的阐释, 也没有实践的结果, 成为一个只是口号的运行;正在进行的小城市建设试点, 在结束试点后, 试点镇能改制为“市”吗?目前也是没有答案的。笔者认为,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按照国情, 建设一批围绕大城市的、行政级别定位成“镇级”的小城市;“镇级市”的称呼就是“XX市”, 它是城市层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设置“镇级市”是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所发生的一场伟大的变革, 因为它是对长期实行的中央直辖市 (省级) 、省辖市 (副省级或地级) 及县级市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对比发达国家的城市层级管理体制, 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雄厚物质基础, 传统“小城镇”发展到今天, 只有通过改革设市模式, 建成一批小城市, 才能显现新型城镇化巨大活力, 并为我国变三级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为四级行政管理体制提供完全可以操作的实践基础。
建设镇级市有助于从根本上遏止大城市日益膨胀的趋势, 使城市空间战略布局从根本上改变大中城市过度集中发展的弊端, 提高城市的整体管理水平;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过度集中居住的现象, 有效降低地震等突如其来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损失;有利于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小城镇”观念对国民“城与乡”思维的束缚, 以彻底消除居住在“小城镇”仍然是农村的心理障碍, 从根本上解决数以亿计的人不能享受完整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而被长期排斥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之外的问题;有利于对有限的土地空间进行“精雕细刻”, 最大限度的提高土地容积率水平;有利于从根本上最大限度的整合小区域资源, 挖掘全部的小区域发展潜力, 科学地推进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 使小城市真正在“小”字上做足做强, 永远展现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二) 全面深化改革, 需要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和布局, 以科学标准, 界定建设镇级市的空间
把市区和城镇作为一个整体, 互相衔接、互相促进;以同城均等、城乡均等为指导, 同步提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从空间功能科学布局的视野出发, 我国新型城镇化, 推进小城市发展, 应借鉴瑞士达沃斯等发展小城市的有益经验。作为世界著名的“达沃斯论坛”, 其冬季会议固定在达沃斯城举办。笔者曾考察过达沃斯, 比之中国的城市, 其规模确实是小城市, 但是达沃斯的发展始终建立在科学的容积率配置、内在高水平的布局和服务效率等基础上, 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色城市形象, 这应当为我国建设镇级市所认真借鉴。
实践将会证明, 镇级市由于区域面积小且又相对固定, 完全可以在建设中从根本上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一元结构。这样就比较妥善的解决“城中村”问题, 也比较容易推行变“城中村”农民为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化模式。镇级市的建设成为加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佳途径, 成为以城市化带动现代化、社会化的最佳模式, 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既有产业特色, 又具备吸纳相当规模人口居住的, 形成一定规模人流、物流、商流, 建立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结构体系, 完全可以达到小城市建立标准的“中心镇”。选择建设镇级市的空间, 必须遵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不能仅靠“拍脑袋”, 要通过充分的论证, 确定建设镇级市的空间。
“镇级市”同现行的“小城镇”有着质的差异, 建设镇级市规划起点必须是世界眼光、战略思维, 充分体现以城市化带动现代化、社会化的标准制定指导原则。从理性思考的视角看建设镇级市的基本标准, 集中表现在6个方面。一是行政管辖区域可以超越现行的“小城镇”的行政管辖区域, 原则上控制在100左右平方公里。二是居住人口10万人内, 且没有现行的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 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三是特色产业鲜明, 且在大城市圈或城市群中具有独特的处向度。四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城市经济社会结构。五是建设包括供电、给排水、供水、供气、供热、电讯、卫生、教育、科技、文体、商贸及交通体系等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形成舒适、幽雅的居住环境。如排水是衡量现代化基础设施水平的第一标准, 那就必须以第一标准建设排水工程。六是城市具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这种核心竞争力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小政府、大社会”。建设镇级市是伟大的世纪工程,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是对现行行政管理权力与经济管理权力的再分配;是对不同主体经济利益进行的又一次分配, 我们必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为指导,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 建立和完善符合镇级市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
(三) 全面深化改革, 提高镇级市文化脉络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构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 加快建设镇级市, 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提高镇级市文化脉络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镇级市拥有最真切的乡土、乡情、乡愁为主体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 中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体和基础。无论身处何方, 乡土是立身之本, 是中华文明接续的重要传承空间载体;乡情是中华各民族共享的文明生存与发展的情感土壤;思乡恋土的乡情会引发割舍不断的乡愁, 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和心灵家园。建设镇级市极其需要让市民记得住乡愁, 以实现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合, 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文化精神营养, 促使公民不断提高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则的修养水平。
20世纪以来, 工业化的勃兴和城市化的发展, 导致相当一部分区域文化脉络断裂、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进入21世纪后, 在小城市建设中, 世界普遍开始关注小城市文化传承形象与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和保护。在这种发展态势下, 中国建设镇级市, 极其需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镇级市空间形态和配套设施要充分展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脉络, 要形成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建设格局。
镇级市的建设是在原有村庄的空间基础上发展, 这种发展演变需要遵循小城市发展的规律, 必须使处于生态廊道和绿地、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与缓冲区以及森林和郊野公园、主干河流、大型渠道、水库及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海滨陆域 (滩涂) 等得到有效的生态保护。同时, 建设镇级市要努力保护村庄原有的必须保留的农田及河流、湖泊、小溪、沼泽、山坡、林木及湿地等生态元素。小城市建设最理想的生态目标就是在一个区域空间实现“一片楼群即为一处景点”、“一座小城市就是一座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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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国如何变身人才大国 篇10
如果给你这样两道试题, “中国最不缺少的是什么?”和“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要求是:两道题的答案必须相同。你会怎么回答呢?
稍加思考或者完全不用思考你可能就会说出答案——“人”。
当你被恭喜“答对啦”的时候, 当大家为这个看上去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问答逗得哈哈大笑的时候, 却无意中触及了一个关系到中国国家未来的大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把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才大国。
日前, 中国最高决策层审议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把培养和造就大批与中国的发展相匹配的人才问题,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俗语说,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把“树人”的事情, 压缩到2010~2020年的十年之中, 可见规划的制定者对此事的急切与焦虑, 这也使得此项“规划”不仅具有战略高度, 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紧迫性。这项“规划”的真正亮点是以务实的精神, 加大了实施力度和可操作性。具体来说, 就是首次提出要实行人才投资优先。换言之, 即在人才上要舍得花钱。如果我们把这一规划与近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 0 0 6-2 0 2 0年) 》和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视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 就会明白:中国为打造“创新型国家”和迎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 正在进行着精心扎实的准备。
加大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的确十分必要, 但笔者同时以为, 如何创造一种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同样不可或缺, 甚至更为重要。
事实上, 近些年来, 除了作为“显学”的经济学、部分应用型技术和部分文艺门类之外, 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人才成长环境并不乐观, 也可以说存在着相当的隐忧。知识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官本位级别派生出来的福利待遇体制的存在, 急剧的社会转型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诚信原则的贬值和商品交易法则对科学教育学术的侵蚀, 一夜成名暴富的范例和社会风尚中的拜金倾向, 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和官员以权力谋取学历学位学衔的现象大量滋生等等, 都在直接或间接阻碍着人才健康成长的渠道。
而一些人事组织部门存在的种种“潜”规则与“明”腐败, 一些领导人对富有创造性逆向思维和标新立异者的排斥和打压, 某些主管部门的僵化苛求限制和无知, 学术圈子中的论资排辈和学阀作风, 某些学术期刊的堕落和学术著作的难以问世, 都对那些在科学事业上孜孜以求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我目睹过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出一本呕心沥血之作而央求出版商的窘态, 真可说是尊严扫地、颜面无存。试想, 如果让这种委屈、忿懑、无奈和受伤害的心态蔓延开来, 主导了整个知识界, 我们又谈何人才的涌现和辈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如果偌大的中国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名利场”, 还会有什么放飞的思想、创造的激情?
比上面所说的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本身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是人才印象。所谓的人才印象其实指的就是一种社会氛围传导给人们的直观印象。负面的人才环境必然会造成负面的人才印象, 畸型的人才环境也必然会造成畸型的人才印象。
年年招考国家公务员都成为社会热点, 年年高考报志愿时工商管理专业都是僧多粥少, 年年艺术院校招生时都会人头攒动……这种畸型现像所反映的, 并不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而恰恰是畸型的人才印象造成的盲目与追风。这种直观的畸型的人才印象, 对具有从众心理的社会公众来说, 是一种虽然朦胧但却深刻的价值观启发, 而对广大青少年形成追求物质享受和虚荣浮华的潜意识尤为更甚。
试想, 有了这种人才印象, 人们还会去把攀登科学的顶峰而付出全部心力的杰出前辈们视为楷模吗?还会把铁肩担道义探寻社会进步视为人生的惟一追求吗?许多人在私下都曾思考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不再出现如“鲁 (迅) 郭 (沫若) 茅 (盾) 巴 (金) 老 (舍) 曹 (禺) ”这样的巨匠, 为什么今天很少出现如钱三强、钱学森等学贯中外的大师。看来, 打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形成一种崇尚科学、崇尚知识的人才社会印象, 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正如邓小平所言:“改革经济体制, 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 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 我最关心的, 还是人才。”他还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 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从这方面来看, 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