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风险论文

2022-04-22

摘要：本文从《巴塞尔协议》入手，深入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在1997—2010年间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实践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都表现为普遍较低且不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有外部融资存在局限性、内部融资能力差、资本结构不合理、风险管理能力偏弱、资产质量差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风险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风险论文篇1：

危机时期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与稳定性的相关性研究

摘要：流动性大小和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风险的两个核心指标，决定了银行的短期稳定性。本文通过银行流动性和银行风险的数理模型，用数理推导的方法比较危机时期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变动和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数理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增加有利于减小留存风险提高银行稳定性，流动性的增加提高银行稳定性降低违约损失率。

关键词：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稳定性

一、引言

随着全球金融的高速发展，银行危机频发。2007年8月始于美国，席卷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致使大量银行出现流动性不足，美国出现银行倒闭潮。银行倒闭会产生很高的财政成本和社会成本，另外由于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的高度传染性和溢出效应的原故，一旦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或银行危机，将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亦是如此。因此，金融稳定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积极寻求各种途径强化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提供健康的金融环境。而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因此银行稳定是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重中之重。

银行由于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上的不匹配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反映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程度的资本充足率是影响银行稳定性的两个重要因素。

其中，流动性风险作为影响商业银行安全经营的主要风险之一，与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相比，成因更加复杂，通常被看成一种综合性的风险。流动性风险的产生除了因为银行自身流动性管理的缺陷以外，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等的管理缺陷也会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次贷危机中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迅速显现，如果一家银行缺少足够的流动性即使该银行具备债务清偿能力也会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流动性风险转化为实质的危机，公众将失去对银行的信任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导致银行挤兑，最终使银行面临破产的危险。流动性管理水平对银行稳定性影响重大，成了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面临的重大难题。

资本充足率是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受损失后，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从1988 年的巴塞尔协议（I）到巴塞尔协议（II）到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的正式颁布，三大支柱中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已成为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制度。理论界对资本充足率要求与商业银行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它对金融风险防范和银行稳定性的效果却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本充足率要求不论是对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还是约束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都起到积极作用，当也有学者认为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银行风险和稳定性作用不明显，甚至起到消极作用。因而研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和稳定性的关系，对银行业稳健性，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银行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紧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模型，进行理论推导和数理论证，最后是全文的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有不少西方学者对商业银行的稳定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影响银行稳定的因素。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如Beaver （1966）、Altman （1968）、Mayer 和Pifer （ 1970）、Martin （ 1977）以及James Kolari （2002）建立了一系列的计量模型来分析和测算企业或者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取得了比较好的实证结果。Allen and Gale（2002，2004）从银行利润和资本角度，认为银行业的适度集中可以减少竞争，从而使银行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和获得较高的利润；而高利润会提高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从而增加银行对金融震荡的缓冲，阻止银行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活动。De Nicolo（2000）、Laeven and Levine（2006）等人有关风险或稳定度量的思想，将银行的风险用破产风险来表示，即定义为亏损（利润为负数）超过股本（净资产）的概率，或者说是净资产无法抵补亏损的可能性，他们用Z值作为破产风险的度量，Z值越高，表示的是破产风险就越低，而稳定与风险的含义正好相反，所以，Z 值越高，银行的稳定性就越好。

Diamond和Dybvig（1983）在其著名的流动性保险模型中证明了银行天然脆弱性，资产缺乏流动性为银行的存在与银行面对挤兑时的脆弱性提供了合理解释。这一脆弱性是由于在不同信心水平上存在着多重均衡导致的。认为银行体系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之间的矛盾。

关于资本充足率和银行稳定性的研究主要有：Merton（ 1977）建立了最初的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理论基础，它将存款保险视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卖出的看跌期权，对银行股东来说，存款保险的价值随银行资产价值以及财务杠杆比率的提高而提高。Kareken 和 Wallace（ 1978）然而通过提高资产风险和财务杠杆比率，能最大化存款保险期权的价值，从而使银行股东的价值最大化，因此银行有降低资本金的动机。Hellman， Murdock and Stiglitz（2000）认为，较高的资本要求可以降低银行冒险的动力。由此，资本充足性监管成为防止商业银行滥用存款保险和降低银行风险的重要工具。

已有很多学者对实行资本充足监管下的银行风险变化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的结果却截然相反。Kahane（1977），Koehn和Santomero（1980），Kim和Santomero（1988）运用资产组合模型中的均值-方差方法证明，提高资本要求会增加银行资产风险，资本监管的预期收入效应对银行风险行为具有逆向激励作用。Peltzman（1970 ）、Dietrich 和James（ 1983）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商业银行资本投资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认为银行资本充足监管并不能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而Mingo（ 1975）在Pelt zman 模型的基础上作了部分修正，其结果表明对银行的资本管制能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Wall和Peter son （ 1987）采用非均衡分析框架考察了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他们也认为资本充足性管制能降低商业银行的运行风险。Furlo ng 和Keeley （ 1989），通过银行价值最大化假定，运用期权模型证明了银行资本充足要求对银行资产有降低风险的激励，而Blum（1999）分析了动态环境中资本充足率管制的跨期效应（inter-temporal effect），证明了资本不足的银行为了在未来达到资本充足要求，会在当期增加高风险资产的投资。

也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了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选择行为的影响，结论也不一致。Shrieves和Dahl （1992）的研究支持Koehn 和Santomero （1980）、Kim 和Santomero （1988）的预期收入效应理论；而Jacques 和Nigro （1997）的实证研究却表明，资本监管能有效激励银行持有较多的资产，并减少高风险资产的投资。

三、数理模型

（一）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银行风险资产持有的增减变动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及其对银行稳定性的效果，推导出保持银行稳定性的最低资产收益冲击。另外，资本充足率监管是否对银行稳定性有效。

（二）数理模型

理论模型分为四期：■。当时■，假定银行存款D，资本总额W，投入的风险资产X，准备金R为外生变量。

■ （1）

其中，准备金具有完全流动性，收益为■0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资产收益冲击■服从■的均匀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时，银行卖出部分风险资产给投资者，由于风险资产不具备完全流动性，银行自能获得部分价值。我们假设风险资产由无限小等分资产j组成，■。j是不具备完全流动性的，所以只能以一定的折损率■（■）卖出，我们定义■为风险转移成本，银行在这一时期卖出的风险资产数量为Y，则银行获得的收入为：

■

t=2时，资产收益冲击■和收益率r不确定性问题解决。当存款人决定取出存款，而银行的流动性不足时，则需清算风险资产。我们简化认为这时出售风险资产的流动性成本为■，■，且■>■，因为在t=2时期清算风险资产更加紧急，所以风险转移成本要高于时期。此时银行的流动资产为L，L若高于存款本息和■，即使存款人挤兑，银行仍有能力支付存款本息，所以挤兑不会发生。当L<时，与Diamond—Dybving模型类似，可能存在多个均衡，与存款人预期其他人挤不挤兑有关。我们为了简化讨论，使用Harsanyi和Selten的风险占优均衡概率。存款人挤兑时收益为■L+■■，存款人不挤兑的收益为■，所以选择挤兑（Morris，Rob and Shin，1995）。因此银行不发生挤兑（■）的条件可以为：

■ （2）

令■，表示在二级市场上卖出一部分风险资产后留存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于是不等式（2）可写作：

■ （3）

为了表达方便我们令■。通过（3）我们定义防止银行挤兑发生的最小资产收益冲击为：

■ （4）

当L<时，存款者挤兑，流动性不足，银行则要变现所有资产，导致银行违约，资本收益为0（因为是有限责任），银行选择破产。

■时，若银行存续下来，则银行利润■为：

■

■ （5）

那么资本的期望收益是：

■ （6）

银行存续时，存款人的收益是■。银行违约时（■），存款人的收益是■。

存款的均衡利率必须满足：

■

整理得：■ （7）

我们用违约概率来衡量银行的稳定性：

■ （8）

违约概率■取决于最小资产收益冲击■，于是银行的违约损失率（LGD）可表示为：

■ （9）

假定银行经营的目标是最大化股东利益，既最大化■，并且风险中立，而D、W、i、■已知，Y、Z是独立变量。将■对Y求导数，令■，解得：

最优解■

接着我们研究银行关于变量Z的选择，通过（6）对Z求导，令导数等于0：

■ （14）

上式中第一项（■）表示留存风险资产的边际收益，■所以边际收益■。第二项（■）表示留存风险资产的边际成本MC，利用方程（4）可以求得■，所以■。

（三）银行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稳定性

假定：■（Z足够大时■为1）；■（保证函数的凹性）；■（Z增加时会引起■同时增加）。且■，于是风险资产■（通过■对Z求导，令导数等于零求得■）。风险资产Z在■有唯一内点解。下面我们来讨论银行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稳定性的关系。

1，在危机时期，流动性成本Y减少时，流动性资产L的变现价值增加，■降低，银行稳定性提高。但边际成本MC也会下降，银行选择自己持有风险资产Z，又降低了稳定性。那流动性Y成本减少时的综合效果是怎样的？我们将通过数理证明。

根据■，将■，对Y全微分，整理得：

■

因为■，于是有■。

利用（7）得■，

对上式Y求全微分：■

由于■，■，所以■，■已证明，因此■。得出结论，风险资产Z的增加抵消甚至超过了Y的减少对稳定性的积极影响，最终在危机时期增加流动性时，银行风险资产增加，银行稳定性下降。

2，银行资本受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而银行监管部门对资本的监管是否对银行稳定性有积极作用，效果如何，我们将通过数理推导来证明。

首先假定在t=2期银行银行权益低于出售风险资产价值的一定比例■时，银行经营失败，那么这是银行不发生挤兑的条件为：

■

最小资产冲击变为■，边际收益MB和边际成本MC变为：

■

根据上面的MB、MC，■=MB-MC，有：

■

因为■，■，所以■。

又■，■，推得■。

得出结论：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资产Z和银行稳定性成反向关系，即资本监管提高时风险资产减少，银行稳定性提高。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模型说明在危机时期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增加时，银行的稳定性下降，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减少时，银行的稳定性增加，二者成反向关系。资本监管即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时银行的稳定性增加，资本充足率下降时银行稳定性下降，二者成正向关系。

（二）对策建议

首先是结合不同经济体的不同金融体系开展的研究。金融市场主导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虽然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都观察到信用风险转移，但是信用风险转移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差异而发生何种差别值得深入研究。其次是结合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的实证数据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实证方向研究存在的困难在于，信用风险转移现象发生的时间较短，更主要的是信用风险衍生工具的交易属于场外交易，数据难以统计。第三是结合新兴市场的金融实践进行的研究。第四，政府部门做好监管，对银行的资本进行监管，以提高其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Diamond D. W.， and Rajan R. G.. Liquidity Shortage and Banking Crise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615-647.

[2] Diamond W. D.， and Dybvig P. H..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 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 1983，91：401-419.

[3] Wolf Wagner.The Liquidity of Bank Assets and Banking Stability[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7，31（1）：121-139.

[4] 程建伟，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J] .投资研究，2007.

[5] 刁云涛，论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建设[J]. 济南金融，2007.

[6] 黄海源，吴显龙.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基层央行的工作难点及建议[J]. 南方金融，2005.

[7] 吕昕，区域金融稳定的监测评估及机制建设 [D] 2007

[8] 侯喆，资产流动性影响银行稳定的理论与实证[D] 2011

作者：朱书龙龚德风

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风险论文篇2：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从《巴塞尔协议》入手，深入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在1997—2010年间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实践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都表现为普遍较低且不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有外部融资存在局限性、内部融资能力差、资本结构不合理、风险管理能力偏弱、资产质量差等。鉴于此，本文提出我国商业银行不仅要做好外功，更要在内源策略上下工夫，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资本充足率

一、引言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和信用的特殊企业，集中了社会经济风险。其特殊性质决定了资本管理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而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二级资本）/风险资产总额。管理又是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核心所在。

科学而规范的资本充足率管理源自《巴塞尔协议》，它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1974年由西方10国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这10国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瑞典、意大利、联邦德国。1975年至今所制定发布的一系列原则、协议、标准和建议的统称。其中，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第一次统一了商业银行资本双重性的衡量标准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标准依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资本分成两部分：第一级资本称“核心资本”，由股本和税后留利中提取的储备金组成，数量上相当于我国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部分；第二级资本称“附属资本”，由未公开储备、重估储备、普通呆账准备金、长期次级债券组成，数量上相当于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中部分“资产”计提的损失准备类和长期次级“负债”类等项目之和。。2010年最新达成的《巴塞尔协议Ⅲ》规定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将普通股比例和一级资本充足率由原来的2%和4%分别提高到45%和6%，资本充足率维持8%不变。同时还要求建立25%的资本留存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尽管新协议为商业银行执行缓冲资本新规设定了较长的过渡期，商业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分阶段落实，但是对我国各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压力清晰可见。可以说，《巴塞尔协议Ⅲ》的通过给我国商业银行敲响了一记警钟。

因此，如何通过改革限制资本发挥的各种因素、完善资本结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等措施提高资本充足率管理水平，积极向新资本协议靠拢，保障商业银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实践

本文以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正式颁布为界，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划分为软约束时期和硬约束时期两个阶段。这样划分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吸纳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Ⅰ》和2003年《巴塞尔协议Ⅱ》的相关理念与规定，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较大的调整合明确。

本文共选取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七家中小型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析这12家商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资料容易取得。。主要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主体，最能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运行状况，在我国金融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选取的7家中小型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早，发展较好，是我国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典型代表，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软约束时期

尽管《商业银行法》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规定了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但是由于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缺乏足够的重视，并且缺乏相应的奖惩制度，资本充足率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处于“虚置”状态，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并没有强制约束。

1国有商业银行

由表1可知，1997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仅处在3%左右的水平。为了与国际银行业接轨，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国内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自1998年以来，国家采取了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等一系列措施来充实和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资本充足率，包括：1998年发行2 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 7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2003年为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资本金；2003年允许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补充资本金。尽管如此，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资本充足率水平并未得到有效改善。

表1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997—2003年）

注：数据直接源自各银行年报，个别数据由年报数据整理计算而成。

可以看出，在软约束时期，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整体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5%左右。除了中国银行在部分年份勉强达到了8%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外，其他银行均未达到。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已经充分地暴露。

2中小型商业银行

由表2可知，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型商业银行整体的资本充足率状况比国有商业银行较为乐观。所选的7家中小型商业银行中（除部分年份数据缺失），只有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深发展在部分年份未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在8%以上。然而，在整体乐观的背后，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招商银行和浦发银行，他们主要依靠上市等外部力量使得资本充足率指标暂时得到较大的提升，但是随后就逐年回落。

表2

中小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998—2003年）

单位：%

注：数据来源同表1。

（二）硬约束时期

2004年3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随后，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得到明显的提升，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

1国有商业银行根据银监会的最新划分方法，交通银行已经归入国有商业银行。

由表3可知，这一时期，除了2004年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未达标，农业银行部分数据未披露之外，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达到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最低要求，并且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表3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2004—2010年）

单位：%

注：数据来源同表1。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显著提高，与国家的政策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股份制改革有关，其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部融资，并非内部积累。以工商银行为例，2005年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注资150亿美元和1 24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2005年发行350亿元人民币次级债，2010年9月发行220亿元人民币次级债；2004年国家电网等股东注资共计80亿元人民币；2006年引进外资378亿美元；2005年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2 460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与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签订了总额4 590亿元人民币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数据源自各银行网站、银监会网站、各银行年报等。。另外，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提高资本充足率方面的途径大抵与工商银行相仿。

短暂的政策效应导致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整体不够稳定，使得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往往呈现“昙花一现”，随着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不断扩张，资本充足率又渐次回落。

当然，除了通过以上各种渠道进行资本补充、剥离不良资产以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在香港和上海成功上市，从而从资本市场募集了大量的资金用于补充资本金，具体见表4。然而，近年来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及成功上市，能否使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本充足状况得到实质的改善，还需要用时间来验证。

表4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事记

注：信息源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各银行网站。

2中小型商业银行

由表5可知，整体来看，2004—2006年各个中小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大部分商业银行基本上维持在8%～9%的水平（深圳发展银行资本充足率还不到4%）。2007年以后，各个中小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了一些提升，大部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能达到10%以上（深圳发展银行直到2008年才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且2008年与2009年仅徘徊在8%左右）。

表5

中小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2004—2010年）

单位：%

注：数据源自各银行年报。

可以看出，在软约束时期，中小型商业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在硬约束时期，中小型商业银行则相对呈现明显的劣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国家财政的支持，以及中小型商业银行自身业务和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股改上市的挤压，使得中小型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因为银行业是一个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即在一定限度内银行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成本的降低和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中小型商业银行较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存在明显的发展劣势。此外，中小型商业银行为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优势，不断追求快速扩张，这也使中小型商业银行长期处于一种“资本饥渴”的状态。

三、提升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水平的对策

由上述分析可知，随着《巴塞尔协议Ⅲ》（可以称为史上最严的资本协议，在资本充足率监管方面提高了要求）的通过，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积极应用内源资本策略、努力拓展外源资本空间、有效借鉴国外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是提升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

（一）提高盈利能力，完善内源融资

存贷的利息差是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非利息收入比重相对较低。相比传统业务，包括国际结算、投资咨询、个人理财等的中间业务有其独特的优势，它较少甚至不占用银行的资本金，却能给银行带来丰厚的佣金和手续费收入，同时其风险相对较低，是当前国际银行业发展最迅猛的业务之一。美国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45%左右，欧洲银行为50%左右（刘嵘，2005）。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打破传统的业务经营方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不断推进金融创新，实现全面成本管理，以此完善内源融资。

（二）改善资本结构

要改善银行资本结构不合理、附属资本比例偏低的状况，可以通过发行次级债、发行混合资本工具、增提准备金等方式改善资本结构。然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间互持次级债会增加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而且随着发行债券规模的提升，单靠保险公司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需要拓展其他潜在的资产规模庞大、现金流量充足的投资群体，比如社保基金等。另外，我国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改革和完善呆账准备金制度，适当提高普通呆账准备金的计提比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准备金不可提取过多，不然会侵蚀利润，进而影响到核心资本的积累。

（三）优化资产结构

调整资产结构，减低风险资产的比例，进而降低风险资产总额，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投向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上，贷款占总资产的60%以上，证券和投资的比重偏低。而花旗、汇丰、德意志银行的贷款仅占总资产的40%左右（刘嵘，2005）。所以，就优化资产结构来说，首先要调整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其次，大力发展风险权重较小的资产业务，如流动性债券、短期投资、同业拆借等；最后，可以通过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将流动性不足、分期期限较长、风险权重较大的资产转到表外进行核算，以此提高资本充足率。另外，要使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逐步向市场化转变，在充分利用催收、诉讼和呆账核销等手段的基础上，依照市场化处置的原则，积极摸索，尝试运用债务重组、招标拍卖、转让出售、资产推介、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开发多元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格局。

（四）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巴塞尔协议Ⅱ》对商业银行风险的计量有了新的要求，对信用风险计量除了使用标准法外，还大力推荐商业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大部分国际化大银行都选择实施内部评级法。我国商业银行也应该全力构建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完善内控体系，优化风险管理构架，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不断完善资本充足率管理。以内部评级体系来说，首先需要建立高质量的内部评级数据库，这些工作包括数据收集、挖掘、整合、清洗及质量评价等方面；其次，必须建立高质量、具有操作性的内部评级模型。尽管目前国外已经存在很多出色的数据模型，但是这些模型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而设计的，往往都偏重于财务分析，而且还引入了大量的市场价格变量（如利率、汇率、股价等），这显然与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四、主要结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衡量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和《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充足率管理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地位。为使我国商业银行尽快与新资本协议接轨，研究资本充足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并且不够稳定。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外部融资存在局限性、内部融资能力差；资本结构不合理；风险管理能力偏弱，资产质量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现状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包括：提高盈利能力，完善内源融资；改善资本结构；优化资产结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借鉴国外资深银行的先进做法，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资本充足率管理方法，逐步向新资本协议靠拢，步入良性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石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歧视》，载《金融与经济》，2003（4）。

[3]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历史考察》，载《国际金融研究》，2007（8）。

[4]余元全：《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探讨》，载《重庆商学院学报》，2003（6）。

[5]刘嵘：《〈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厦门大学，2005。

[6]Dothan，WilliamsBanks，bankruptcy and public regulation[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80

[7]Kim，SantomeroRisk in banking and capital regula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88

[8]Hovakimian，Kane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regulation at UScommercial banks[J]Journal of Finance，2000

[9]Rime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r：Empirical evidence for Switzerland[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9，25：789-805

作者：王晓琴

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风险论文篇3：

银行所有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控制

摘要：本文基于Berle 和 Means（1933）提出的所有权集中可以改进银行风险的观点，选取中国15家上市银行2005-2010年的相关数据，采用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作为检测银行风险的衡量指标，对银行所有权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所有权集中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但也会增加不良贷款率，这说明银行所有权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都不能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因此，所有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呈倒“U”型。

关键词：所有权集中度；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银行风险

一、問题的提出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国有银行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的转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转型有着较大的差别。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交通银行成为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后，一些商业银行陆续进行股权改革，选择上市；2005—2009年，几大国有银行的上市掀起了股份制改革的高潮；随着200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我国共有16家银行上市。农业银行的上市标志着我国大型国有独资银行股份制改革接近尾声，而中小型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才刚刚开始。

银行风险一直是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从银行所有权集中度着手，分析了所有权是否影响银行风险。在风险指标的选择上，本文选用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来衡量风险程度。Choudhry（2010）曾指出由于银行的大股东很可能不通过存款持有者或其他管理者的意见，将存款投资于高风险的贷款，以获取较高的贷款收益[1]。银行可能因此陷入一个较高水平的不良贷款率和不充足的银行资本的状况，从而导致银行风险。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所有权过于集中会增加不良贷款率，反而不利于银行稳健性发展。银行管理人员为追求过高资本充足率又会遏制银行的发展活力，银行降低盈利性。因此，将银行所有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保证银行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三者的平衡。本文的实证结果为未来中小型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的资产对其风险的比率。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后，该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根据2010年9月提出的《巴塞尔协议Ⅲ》，世界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将要上调至6%[2]。2010年，中国200多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

Berle和Means（1933）指出所有权分散减弱了股东控制公司管理层的有效性[3]。Shleifer 和Vishny（1986）指出所有权集中可以通过监控管理层而加强公司控制权[4]。而所有权分散的情况下，股东因为缺少激励从而不会去监督管理层。但有不同的观点，Burkart（1997）曾指出较紧的所有权制度会带来一种潜在的威胁，而这种威胁会减少公司的管理决策[5]。Demsetz和Lehen（1985）指出在高度管制的行业（比如金融业）一些规则会给管理者提供更有效的管制，因此会减少所有权控制的潜在利益[6]。同样，Elyasiani和Jia（2009）指出，渐增的管理制度可以作为股权管制的一种有效替代[7]。

实证研究方面，Laeven和Levine（2008）曾采用300多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证明了银行风险、国有银行制度和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有股东保护权益和监管环境的条件下，所有权集中度会影响银行风险[8]。Choudhry等（2010）曾利用世界5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加入了每个国家的股东保护制度和监管制度的评级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得出：所有权集中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银行风险的发生，进一步得出了在较低水平的股东保护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的条件下，所有权集中制度更能减少金融风险。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股份改制较晚，上市银行较少，因此研究所有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文献相对较少。曾国安，冯涛（2004）认为银行所有权结构是影响银行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9]。在我国，银行所有权结构的缺陷是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居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银行产权结构对防范控制我国银行道德风险，稳定银行业具有重要的意义。顾雪金（2011）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储著贞，梁权熙，蒋海（2012）结合公司金融和商业银行相关理论,厘清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作用机理,重点分析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意图如何通过股权结构作用于信贷行为[10]。选用21家银行2003—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估计得出中央政府控制、民营化程度低、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银行具有更强的信贷扩张冲动。

本文通过实证来检验Berle和Means（1933）提出的所有权集中可以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的发生、使银行处于更加稳定状态的观点。

二、数据与模型设定

本文用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的两个替代指标，用最大股东占股比作为所有权集中度的替代指标。因为银行股权改革大多始于2005年，因此本文采用2005—2010年中国上市的15家银行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国有银行4家，股份制银行8家，城市商业银行3家。本文全部数据均由stata 12.0统计软件完成。

（一）数据描述与理论假设

银行的相关财务数据全部来源于锐思数据库中金融行业的财务报表，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数据则分别来自于每家银行年度报告。表1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表中所有数据均为2005—2010年内的平均数。

从表1中可以看出，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最大股东是国家，即四大银行是由国家控股，故所有权集中度非常高，其中中国银行达到了67.51%。而股份制银行的所有权集中度却相对较低，但也有明显区别，如中信银行所有权集中度达到66.6%，可以与国有银行相比，而民生银行仅为9.67%，为所有上市银行股权最分散银行；这是因为中信银行的最大股东是中信集团，而民生银行属于民营银行；但绝大数股份制银行的所有权集中度都在15%~25%之间。三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份额都不超过20%，其中最高为北京银行（约16%）。

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5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其中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南京银行，达到了18.93%；最低的为浦发银行，仅为9.23%；但是所有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已超过《巴塞尔协议Ⅲ》6%的下限值。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除了农业银行以外的其他三家银行都为12%左右，而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却差异明显。在不良贷款率上，其中宁波银行仅为0.61%，而四大国有银行要明显高于其余所有银行，都超过了2%，其中农业银行更是达到了4.02%。且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不足2%，还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帮助其剥离了部分不良资产，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較高可能与其规模大，网点多，贷款额多及政策性贷款等客观因素相关，也可能与其高度集中的股权以及其他政策相关。因此仅从上述的描述性统计来说，无法得出所有权集中对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实证回归分析。

在本文中，实证检测的是Berle和Means（1933）提出的所有权集中可以改进银行的绩效这个观点。为了进一步对观点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他的观点，提出了两点假设：

假设1：所有权集中可以通过更好的风险管理策略而提高资本充足率

假设2：所以权集中可以减少潜在的道德问题而减小不良贷款率

（二）变量解释和模型设定

1.因变量

本文的目的是解释所有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其中，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资本化的一个替代指标，Podpiera（2004）指出资本化越低，银行的风险程度越高。不良贷款率是银行资产风险的一个替代指标。在本文中，用CAR来表示资本充足率，用NPL表示不良贷款率。

2.自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银行的所有权集中度，在过去很多文献中都有学者把银行或股份公司的最大股东占股份额作为所有权的替代指标，也有些学者把前三大股东的占股份额作为所有权的替代指标。本文根据通用度和数据的完整性，将银行最大股东的占股份额作为本文的替代指标。本文用OC来表示所有权集中度。

3.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的解释所有权集中度对风险的影响，本文还引入了资产负债率（Leverage)，银行市值(Size)，成本/收入(efficiency)，以及是否国有银行(State)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其中，资产负债率是作为测量银行杠杆的替代指标，银行市值是用来测量银行规模的替代指标，成本/收入是用来测量银行效率的替代指标，是否国有银行是一个虚拟变量，用1表示银行为国有银行，0代表其他。

本文基于上文中设定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建立了如下的2个模型：

模型1：CARij=?琢0+?琢1OCij+?琢2Leverageij+?琢3Sizeij+?琢4Efficiencyij+?琢5Stateij+?着ij

模型2：NPLij=?茁0+?茁1OCij+?茁2Leverageij+?茁3Sizeij+?茁4Efficiencyij+?茁5Stateij+?着ij

其中，CARij、NPLij、OCij分别表示银行在第j年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本率和所有权集中度。?琢0，?茁0表示截距项，?着表示随机误差。?琢1，?茁1等都表示各变量的系数，也是待估值。

三、实证分析

因为每一个银行在是否国有这个虚拟变量是不会变的，也就是说只有中国银行等四家国有银行的这个变量取值为1，而其他银行都取0。因此本文不能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只能采用随机效应面板回归。表3为实证回归的结果：

从表3模型1的实证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所有权集中度呈正相关性，并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银行所有权集中度越高，资本充足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证实了假设1是正确性。银行的杠杆水平与资本充足率呈负相关性，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资本充足率越低；而银行的成本与收入之比与资本充足率呈负相关，说明在较低的有效管理水平情况下，资本充足率会越低。银行规模与资本充足率呈正相关，说明银行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也越高。而国有银行的虚拟变量的影响系数是正值，这说明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优于非国有银行。

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不良贷款率和所有权集中度也是呈显著的正相关的，这说明了不良贷款率与所有权集中度也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所有权越集中，那么不良贷款率也越高。这个结论也推翻了假设2。银行杠杆水平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性，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那么不良贷款率也越高。银行的成本与收入之比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性，说明了在较低的有效管理水平下，不良贷款率会越高。而银行规模与不良贷款率也为正相关关系，说明银行规模越大，不良贷款率就越高。国有银行的虚拟变量的影响系数是正值，说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高于非国有银行。

通过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权集中度越高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越高，而不良贷款率也越高，这说明所有权过于集中无法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这一结果也不符合Berle和Means（1933）的观点。但是所有权过于分散同样也无法减弱银行风险，因为当所有权过于分散时，资本充足率会降低。因此，本文推断，所有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呈倒“U”型。也就是说在所有权集中度在一个范围内可以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过于集中或过于分散都无法较好地改进银行风险程度。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推翻了Berle和Means（1933）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权集中可以改善银行风险。本文的实证结果认为当所有权集中度越高，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也会越高。这说明所有权集中越高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是不确定性的。

2.本文根据实证结果说明了所有权无论是集中还是分散都对银行是不利的，因此本文推断所有权集中度在一个范围内对银行防范风险的影响上是非常有效的，所有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呈倒“U”型。

3.从回归中加入的控制变量中可以看出，银行的杠杆水平，管理的有效性都与银行风险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银行资产负债率越高，成本与收入之比越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会上升而资本充足率则会减小。而银行规模与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都为正相关性，说明银行一味地扩大规模虽然可以增加资本充足率但同时也增加了不良贷款率，表明银行盲目的兼并和收购并非银行减小风险的途径之一。

本文的研究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为了数据的完整性，仅仅采用了上市的1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并没有加入其他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其次，本文虽然推测出来了所有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呈倒“U”型，但是并没有得到所有权集中度的这个有效的区间，这也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二）政策建议

1.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模式

面对更多的竞争，我国商业银行必须不断地深化改革，使得银行业更健康更完善的发展。首先，银行业应该完善公司治理模式与内控机制，使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在经营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即完善“三会一层”的管理结构，“三会一层”指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其次，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将股份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一个平衡的控制权机制；再次，建立健全高管层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行政激励和薪酬激励两种方式更好地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最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与行政法规，尤其是监管部门更应该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和制度，对我国银行业实施有效的监管。

2.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

增加银行资本金数量可以通过提高银行营业能力以及引入战略投资者两个途径来实现，而银行合理安排风险结构主要可以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和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两个方面来实现。

3.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

第一，从源头上控制不良贷款，对于贷款的对象要进行严格的资产调查，贷款对象是否有能力还清贷款以及贷款的用途等。积极实施压力测试、情景测试，不能放松，同时对质量较差的贷款予以关注，不能放松监管；第二，减少不良贷款的余额，这一点主要可以（下转第80页）

（上接第77页）通过银行催收贷款以及处置抵押物来完成，提高不良贷款清收转化效率，也可以利用银团贷款或其他联合贷款形式降低对某一行业或借款人的授信集中度。第三，是可以运用贷款出售、信贷衍生产品、证券化或其他贷款二级市场的安排来应对措施。贷款在银行的资产中算是非流动性资产，尤其是贷款率较高的贷款部分，而资产证券化则可以盘活这部分非流动性资产，提高银行的盈利性的同时也增加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Choudhry Tanveer Shehzad.The impact of bank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n bank risk [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0(34):399-408.

[2]刘晓星，卢菲，王金定.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2）：47-53.

[3]Berle A. Means G.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New York，1993.

[4]Shleifer, A.Vishny R.W..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461-488.

[5]Burkart M. Gromb, D. Panunzi, F. Large shareholders,

monitoring, and the value of the fir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12)：693-728.

[6]Demsetz H, Lehen K.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3):1155-1177.

[7]Elyasiani E, Jia J.J.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