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技术方向之生物技术论文

2022-04-22

2016年，英普乐孚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受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委托，牵头制定了国内行业首个《免疫细胞制剂制备质量管理自律规范》，年末，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发布了这一国家首个免疫细胞制剂制备的行业规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免疫技术方向之生物技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免疫技术方向之生物技术论文篇1：

风湿免疫病患者应用生物制剂的综合性护理干预

【摘要】“综合性护理在风湿免疫病患者生物技术当中的效果”一直是国内学者探讨的方向，其原因在于生物制剂的干预治疗，对于风湿病患者的效果受到综合性护理的影响。由此，在临床治疗过程当中必须要基于不同风湿免疫病患者的实际状况做好干预措施，并对患者间的差异做统计学分析，以提升应用生物制剂的恢复效率，降低患者的不适感、不良感，提高生物制剂效用，为风湿免疫病患者早日康复提供新的途径。

【关键词】风湿免疫病;生物制剂;综合性护理

风湿免疫性疾病现阶段的治疗方法大多数是中西结合的治疗方式，但在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时，会常伴有着复杂的临床特征，通常会出现关节炎、痛风等症状，临床治疗起来十分棘手，一旦犯患者出现此类状况，就会连累机体其他系统和器官产生反应，进而使得患者产生一系列不利于临床治疗的消极情绪。由此可见，在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时，除了关注医药治疗外，还应该重视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的综合性护理情况，以科学的途径，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提高临床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使得风湿免疫性病患者能够在高效治疗当中快速恢复。基于此，本文就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应用生物制剂后采取综合性护理效果作出探讨。

一、生物制剂的综述

生物制剂即生理症状预防、治疗诊断各种形态的制剂。具体而言，生物制剂在医疗行业具体是指免疫生物制剂，即用微生物，包括病毒的有效抗原、动物毒素、人或动物血液等加工而作为预防治疗诊断相应传染病或其他疾病的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包括医用生物制剂、保健生物制剂;医用生物制剂包括疫苗，其在市场上必然存在活细胞培养;而保健生物制剂主要包括葡萄糖酸钙口服液、乳酸钙、葡萄糖酸钙、乳酸锌、维生素D。本文所探讨的生物制剂是类风湿神药。简单来说是在风湿病领域应用生物制剂制造的单克隆抗体，目前已广泛的应用于各类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脊柱关节病、银屑病，白塞病等。此种生物制剂以精准制导能够实现对风湿关节炎发病因子的精确打击，因此在应用过程当中具有起效快、效率高的特点，相对于传统的莱佛米特甲胺碘磷有所不同，即发生肝功能损害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也所降低。但相对而言，生物制剂的价格较为昂贵，虽然效率大，但并非人人可以接收其价格，所以这也限制了其广泛应用。

二、风湿免疫病患者综述

（一）风湿免疫病

临床上常见的风湿免疫病包括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痛风、骨节关节炎等等。其中类风湿关节炎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风湿免疫病，其发病原因有很多，主要是集中在感染、遗传、内分泌等三个维度，同时近年来肥胖率和三高发生率的上升，会增加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的可能性。该病狀一旦发作，会引起患者在此过程当中产生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不良现象。同时，为更好的治疗此类患者Acr E ular2010年便将风湿关节炎分类标准变为ra的诊断，掀开了新篇章，这种标准采用积分形式对疾病进行诊断要求，能获得有关确切的关节炎证据，增加了ACPA检测。同时，废除了传统检测中的皮下结节对称性关节炎以及X线平片等项目，新的标准能够对类风湿因子ra、瓜氨酸肽 ccp抗体等进行检查，提高了风湿免疫病检测的效率。

（二）风湿免疫病患者

风湿免疫病患者设立范围比较广，可能引发多个脏器同时发病，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症状有关节疼痛、关节炎症。第二，体现为皮肤损害，如脸部的红斑、躯体四肢的皮疹都可能是风湿病引起的。其三，黏膜损害，主要包括口腔溃疡、鼻腔耳朵这些黏膜出现溃疡病变，这些现象若原因不明，可能是由风湿病引起的。最后，是血液系统和肾脏系统出现异常，这两个部位恰好是风湿病病发的部位，若风湿病免疫患者并发会引起及血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以及肾脏受累进而产生像肾炎水肿水肿这种现象，久而久之还可引起全身出现不同的表现，比如发烧、全身乏力等现象发生。风湿免疫病患者的发病机理至今没有系统性的标准，在各病因的谈论之下总结了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相对来说风湿病患者可能与淋巴细胞活化有关，同时还受到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其病原体、药物理化等因素有所影响。

三、风湿免疫病患者应用生物制剂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探讨

（一）风湿免疫病患者应用生物制剂综合性护理的方法

在就医过程当中，对风湿免疫病患者应用生物制剂后的综合性护理干预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风湿免疫患者进行近期的健康知识讲座，以耐心的治疗方式降低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情绪。具体体现为护理人员在此过程当中需定期为患者传递健康的相关知识，让患者树立治疗成功的信心，同时避免患者出现延误治疗的情况。其次，再委派专业的护理人员，以耐心、关心的护理态度了解免疫病患者在就医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需求。即在患者接受综合护理之前，护理人员首先会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确定患者的各项治标，包括患者的现有生理指标以及过往病史、过敏史，同时也会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了解。最后，再在此基础之上对患者进行合理的治疗。在此过程当中，医务人员要合理配置药物，再定期观察患者接受治疗过程当中的一系列表现，即护理人员需遵循护理的标准和治疗的原则，当患者表现出不良反应时，护理人员要在此过程当中及时调整患者用药，以保证护理的效用。

（二）风湿免疫病患者应用生物制剂综合护理的评价

在对应用生物制剂的风湿免疫病患者的综合护理状况进行评价的过程当中，业务人员通常会选取患者的表现作为评价指标，即选择患者的情绪、情感、状况、用药表现、不良反应作为评价标准。具体做法如下，在情绪状况评价的过程当中，医务人员会与应用生物制剂的风湿病免疫患者综合护理后进行深入交谈，排查患者是否在此过程当中出现了不良心理，即主要通过深入访谈的方式评价患者的情绪状态。其次，在评价患者应用生物制剂综合护理后的用药表现时，会在患者用药之前进行各项指标的评估。其三，会依据相关操作给患者用药，并观察患者用药后的各项指标，即包括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主要通过评价量表的方式对患者用药前后的差别进行评价。最后，对患者不良反应进行评价时，需对患者注射生物制剂进行观察，观察其是否会有应节症状、肿痛症状出现。具体而言，也需借助评价量表对患者应用生物制剂的一系列表现进行评价。

（三）风湿免疫病患者应用生物制剂综合性护理后的效果分析

先于2018年，我国学者陈静的研究便揭示到风湿免疫病人应用生物制剂后，对其进行综合护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患者在心理用药不良方面的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其产生心理情绪进行预防，同时能够预防其用药之后产生一系列不良反应，对其健康状态具有极大的改善作用。同时，2018年我国学者刘宝玲应用2015年9月2到2016年医院收治的60例分风湿免疫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应用生物制剂风湿免疫患者综合护理后的一系列表现进行了探讨，其发现进行综合性干预的患者不良率小于未应用综合性护理的患者，两者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即P<0.05。同时，我国学者李娜在2018年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其选举了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的92例接受生物制剂治疗的风湿病免疫患者，用抽签的方式将患者分成两组，各46人，随后对患者综合干预前的心理状态、情绪状态进行了解，以对比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其结果发现应用综合性干预模式的风湿免疫病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有较少的心理情绪，进而间接的改善其不良反应的发生状况。

结束语

简而言之，风湿免疫病患者在应用生物制剂的过程会产生明确的治疗效果，但容易出现较多不良反应，即包括身体上的、心理上的，由此基于患者有效的综合护理显得尤为必要。即未来要想减少风湿免疫病患者的发病概率，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就应针对风湿免疫病患者的实际状况，选择适宜的生物制剂，并在此过程当中扮演好观察的工作，若发现患者在此过程当中出现心理状况上的焦虑，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就应立即进行处理，并严禁患者对发病部位进行抓和挠，以次有针对性的改变患者治疗过程带来的治疗效果低下的问题;同时亦能间接促进生物制剂的推广，以为风湿免疫病患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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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克英，薛彬，张晓莲，李先梅.风湿病患者不遵医嘱服用强的松的原因分析及干预[J].南方护理学报，2005（11）：43-44.

作者：任沭丽

免疫技术方向之生物技术论文篇2：

武宁：奔向“体系化治疗”新征程

2016年，英普乐孚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受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委托，牵头制定了国内行业首个《免疫细胞制剂制备质量管理自律规范》，年末，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发布了这一国家首个免疫细胞制剂制备的行业规范。

《免疫细胞制剂制备质量管理自律规范》的出台不仅对政府有效监管和行业自律提供了参考准则和科学依据，同时，也结束了行业长期的无序化竞争，被誉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之一。这一年，英普乐孚公司也以自己扎实的业绩荣获“亚洲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品牌”称号，又一个优秀的创业企业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取得重大规范进展是一项值得记录的大事，而武宁领导英普乐孚一路走来，为这些所付出的努力确实值得一书。

“天下皆吾心”，走出国门求真经

1989年，武宁就读于徐州医科大学的前身徐州医学院，毕业后在徐州第一人民医院从事医疗管理，广泛接触了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教学、科研的方方面面，也感受到患者为疾病折磨的痛苦和就医的艰难，看到了医生有时面对患者病痛的无奈和苦闷。

当年，我国卫生的管理理念还是相对落后的，与国际上对照，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在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所有這些都促使武宁在从事医疗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思考，医疗机构或卫生事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人人享受医疗健康？自己如何在为患者解除病痛中有更大的作为？自己的管理水平如何提高，是在国内边工作边摸索着学习，还是去国外直接学习一流的医疗管理经验？

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心走出国门，去学习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让自己具有全球视野。

一向恪守“要做就做最好，要选就选最优”准则的武宁，选择了到英国最大的医学院校——帝国理工医学院留学。发现青霉素并于194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曾在这所大学工作，中国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从这所学院的环境工程专业毕业。

武宁的导师阿顿教授毕业于帝国理工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做过医生，读过MBA，后又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工作，颇具开阔的视野。他认为，学习医疗管理的人应该突破医学的局限，从临床应用扩展到医学管理、到国际卫生管理，乃至金融领域。这样的治学思路非常符合武宁的求学想法，也更加激发了他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动力。

在帝国理工医学院学习期间，班里的34个学生分别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有英国本土的医生，也有其他国家的卫生界人士，甚至有来自非洲国家的卫生部高级官员。他们跟随阿顿教授学习如何站在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高度上来制定医疗政策，开展医疗管理、医药管理和医院管理。大家在一起学习、共同探讨包括未来人类健康这些颇具全球化视野和战略高度的重大健康课题，这为今天武宁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年轻学生而言，选择学校和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影响乃至决定你人生的取向。”武宁深有所感地说。“当然，一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就应该脚踏实地、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从帝国理工医学院毕业后，武宁深入地考虑了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医疗机构或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如何进行管理、发展？医疗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医院，医学研究成果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实验室，如何实现产业化，让万千百姓受益？经过严谨的考虑，他选择在英国萨利大学继续攻读MBA学位，他认为，自己有临床医学的基础，学习了国际卫生管理，如果再加上工商管理的学习，必将有利于未来着眼全球的资源，更好地实现自身产业报国的理想。

医生，如果患者是家人

武宁在英国读完MBA后，恰逢国内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他毅然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的条件，选择回国创业。作为留学回国人员，回国之后怎样选择自身要定位发展的产业？

武宁想的最多的还是曾经在徐州第一人民医院发生的一件事，他看到一位恶性肿瘤患者晚期家属的撕心裂肺，哭到晕厥，那个场景深深刺痛了武宁。他在想，医生也是父母所生，如果每个医生都能深刻地感受到家人离去的悲痛，那又将是怎样一副从业心境呢？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日后武宁的海外就学专业选择——国际卫生管理。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新增癌症患者人数已超过1400万人，到2030年，新增癌症病例将增加50%，达到每年2160万人。从2011年起，癌症已超越心脏病成为全球第一大死亡原因。但是，目前传统的癌症治疗手段，手术、放疗和化疗对于恶性肿瘤的疗效远不能令人满意，且放疗、化疗之后患者免疫力差，生活质量极低。

恶性肿瘤发生于细胞，进而扩展到组织、器官，引起病变，这就是医学上常说的癌细胞扩散。怎样治愈这些癌细胞，能否使用免疫力的方法治愈癌细胞？

武宁说：“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变异了的癌细胞，但有的可能发展为肿瘤，有的则不会，那些不会发展成肿瘤的癌细胞，在变异初期就被身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并杀灭。只有免疫细胞失去作用时，癌细胞才可能发展成恶性肿瘤。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取并治疗免疫细胞，让它可以重新识别癌细胞，然后再放回人体，诱发攻击，杀掉癌细胞。”

心中挂念着饱受病痛折磨的癌症患者，武宁盯准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细胞疗法，即用自身的免疫细胞来治疗自身的疾病。他清楚地知道：“健康是指人身体的健康，而这就需要器官健康，成千上万个细胞组合起来才构成身体的各个器官。细胞不健康，器官就不健康，也就谈不上人的健康。一句话，细胞的健康直接关系着整个人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从研究细胞人手，运用细胞进行治疗。细胞治疗在国内也比较先进，与国外的发展差不了几年时间。”

2012年，武宁创立了英普乐孚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细胞刀”，在新的平台上，他决心和自己的团队以一流的理念、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设备，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健康的手段向癌症宣战。他对同是留学生的创业伙伴们表示：“我们的心里一定要念念不忘癌症病人，深深扎根生我养我的故土中国，把握历史机遇和时代脉搏，这才是我们英普乐孚为什么比同行走得远的核心原因。”

回国之后的武宁，面对一个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代，作为留学回国人员，他需要且应该去参与医疗领域的创新，推动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发展。这不仅是他的个人理想，同样也是时代的使命。今天的英普乐孚，正在朝着2017三大年度目标——“战略迈进国际化、运营更趋规范化、发展着力产业化”的方向迈进。

战略迈进国际化，主要是指与全球免疫细胞的优化和技术创新的领先旗舰——美国蒙哥马利郡政府进行全面深度的技术合作，包括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和免疫细胞技术研究以及细胞制备的科技转化等。

运营更趋规范化，是指英普乐孚公司为着力提高临床应用管理水平，在世界免疫细胞治疗管理标杆国家——日本设立全面技术转化合作平台，目的是把免疫细胞治疗技术成果转化推向亚洲，迈向全球。

发展着力产业化，是指英普乐孚公司为有效对接国际技术和先进成果与中国巨量市场的产业实践。具体就是指英普乐孚独特的1+x可持续免疫细胞治疗产业的体系化布局。

英普乐孚独特的“三化战略”科学地组合了美国的技术创新，日本的精进管理，中国的巨量化市场化验证，这既是对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三维聚焦免疫细胞治疗体系的挺近探索，也是对公司的企业使命——让世界健康起来理念的科学注解，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中国”目标的切实践行。

如今，英普乐孚已经在美国蒙哥马利、日本东京、澳门和上海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细胞治疗研发技术中心及临床应用管理中心。业内权威人士认为，这一“国际化、规范化、产业化”发展战略是全球免疫细胞治疗行业的黄金组合，是与中央倡导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高度契合。

“英普乐孚立足中国，坚定紧跟‘—带一路’战略往前走，除了在美国和日本设立细胞治疗研发及临床应用中心，最主要是在技术上能够创新，在技术管理上更加规范。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不应只有华为一家，还应该有更多的、在某一个领域独具特色的小微企业走出去。”武宁充满自信的这段话，正是武宁回国后选择创业的宏伟初衷。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习总书记曾有两句勉励创业者的话：“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和“撸起袖子加油干”。

细胞治疗技术虽然现在已较为成熟，在临床中开始应用，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但这终究是一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技术，且要有医学伦理来把舵护航，非如此定会使之遭遇“滑铁卢”。

我们国家药品生产有严格的质量管理规范标准GMP，所有制药企业都要通过GMP认证才能进行生产。这是一套适用于制药行业的强制性标准。

“我们做的是活着的药物，并非像感冒胶囊那样，随便去药店买来就可以服用。所以，作为一个全新的药物种类，首先要从对患者高度负责的角度，需要制定新的管理规则，需要起草新的行业标准。

作为留学回国人员，武宁具有国际视野，对国外相关的管理经验十分熟悉。他认为，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中国，“发挥自己的优势，把与国外建立的良好关系利用起来，服务于国内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正是留学人员发挥价值的地方。”

2016年，武宁与团队一起，受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委托，牵头调研、制定了《免疫细胞制剂制备质量管理自律规范》。《规范》借鉴国际细胞治疗协会FACT标准及美国《人体细胞组织优良操作规范》，结合国内的管理要求及实际情况，内容涵盖影响免疫细胞制剂质量的所有因素，包括物料、免疫细胞制剂的制备、控制、放行、储存和运输的全过程，确保制备的免疫细胞制剂符合预定用途，体现了科学性、规范性，为行业自律提供了科学依据。2016年年末，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发布了这项《规范》，它的出台对政府有效监管提供了参考准则和和科学依据，对行业长期的无序化竞争画上了句号。

新时代“后羿”，“体系化治疗”箭指世界难题

武宁领导的英普乐孚为了取得良好的治疗预期，除了拥有先进科学的高技术产品外，在治疗过程上坚持规范化和信息化管理。为此，公司依托中国国家工信部电子标准化研究院强大的资源平台和技术支持，打造出了中国首个集生物样本信息库、GMP标准细胞制备信息化管理平台和患者跟踪数据库于一体的“三库一体”治疗系统。

这个平台的组成是第一要素——肿瘤生物样本库能确保对患者所患肿瘤类别的精准分析；第二要素——免疫细胞制备管理平台能确保治疗过程的规范性；第三要素——强大的患者疗效跟踪数据库能确保治疗过程的针对性和治疗效果的预期性。“三库一体”强大信息的系统不仅为众多癌症患者延长生命带来福音，还能为世界癌症治疗提供更为精确科学的决策依据和信息技术支持。

在此基础上，武宁还有一个更远的理想，那就是跳出传统免疫细胞治疗模式——精准治疗模式和整体治疗模式，走革命性的“全要素、全产业链、三维聚焦大健康创新治疗（免疫细胞）”体系化之路。

“健康中国”是人们目前热议的话题，人们的健康到底由什么来主导？“健康的获得，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况及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健康绝对不能仅靠到医院解决，必须以预防为主”。

以免疫细胞治疗癌症为基点，建设一个大产业链，推动国家大健康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武宁心中的愿景，也是英普乐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他们正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大健康创新治疗产业发展合作研究，课题是《国家第四产业增长极——三维聚焦大健康创新治疗（免疫细胞）产业发展研究》。

武宁清晰地看到，免疫细胞治疗行业的发展必须从体系化、创新化和国家整体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因为，癌症治疗本身，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或狭义的健康问题，因为病因是一个体系化因素所导致，而攻克它也必须要用体系化的治疗机制来解决。这也是英普乐孚倡导的“三维聚焦免疫细胞治疗体系——大健康创新治疗产业——健康中国核心区——国家第四增长极”杠杆理论的由来。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三维聚焦大健康创新治疗体系之所以被中国权威智库和行业前瞻人士看好，认同这一体系将成为国家第四个产业经济增长极，是因为它使技术治疗集成化——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免疫细胞治疗之精准治疗和整体治疗等；它使生态治疗空间化——森林氧吧疗养、太空失重和海底气压调理等；它使人文治疗覆盖化——理念引导、情绪疏导、心理压力释放、生活与工作方式调整等，从而构成了集技术治疗、生态治疗、人文治疗的三维体系，应该说这是癌症治疗模式的最高层次。

國外留学的经历，极大拓展了武宁的视野，让他能从对历史发展的探索中发现规律，抓住新时代携带的战略机遇期。他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大健康创新治疗产业将拉动健康产业、健康环保产业、健康教育产业、健康游乐产业、健康咨询产业、海空疗养产业、康复保健产业、医疗器械产业、健康传播（出版）产业等，是拉动全球经济最大的产业托拉斯。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产业经济增长极，其产业带动效应无法估量。我一直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持着密切关系，不断向他们汇报工作。我期望建立一个比《美国2025细胞治疗技术发展路线图》更具有前瞻性、可以产业化、可以落地的战略规划。”坚定地依靠创新去推动免疫细胞治疗事业的发展，武宁对未来充满憧憬。

“健康中国”，是体系化治疗的的首要目标，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基石，这四个大字已经深深地印在武宁的心中：“做好免疫细胞治疗这一件事，是我一生的愿望！”

作者：刘玉先　石少桂

免疫技术方向之生物技术论文篇3：

透视“挺转”与“反转”之争

摘要：转基因之争其实质是技术风险之争。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风险思想。他认为现代技术风险具有“人为性”，深刻揭示了技术风险的社会成因，并给出了反思现代化、加强国际合作、完善风险责任机制等制度规避路径。但技术风险的规避，技术自身以及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同样重要，只有民主化的决策制度与技术的“人性化”“生态化”转向以及有效的风险沟通，才能为技术风险的规避提供可能。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风险；贝克；风险社会；风险规避

文献标志码： A

一、“挺转”与“反转”之争

转基因技术诞生之初，社会各界对其发展前景抱有极大的信心，希望它可以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转基因农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其安全性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

争论的观点可以分为“挺转派”与“反转派”两派。挺转派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其理由是，转基因食品问世至今并未发生食品安全性事件。另外，他们指出，国际上广泛认同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是实质等同的，所以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其经济价值也是巨大的，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既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同时粮食产量的提升还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粮食短缺问题。在生物技术主宰的未来社会，只有靠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才能在未来的国际发展中抢占先机，所以要加大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

反转派则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一方面，目标基因在新的遗传环境中将会有怎样的作用还很难预测；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现在没有出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事件就片面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且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否等同于传统的食品安全性同样难以确定。反转派还认为转基因食品以及转基因产物的市场化，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与政治利益。而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并没有放在发展与推广转基因技术考虑因素的首位。“政府、专家、媒体等风险沟通主体的失范，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公众的信任，甚至造成信任危机。”〔1〕此外，反转派还指出，应该对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既有利于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进行监测，同时还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综上可以看出，“挺转”与“反转”争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利益分配问题，但是究其争论的实质就要追溯到转基因技术的风险问题上。无论是转基因技术在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抑或转基因农作物在自然环境下的不确定性，还是转基因产物在市场推广后的不可预测性，都可以归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风险问题。可能或将要发生的危险、灾难，但并没有真实发生，这就是贝克所说的风险。“挺转”与“反转”之争的实质是后者畏惧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担心以政府与专家为主导的“挺转”无法有效地防范与监控风险，导致风险的泛化与扩大化。在风险视阈下对现代技术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转基因之争。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特征、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与规避路径的研究，有利于透视“挺转”与“反转”之争的实质，对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与深入发展转基因技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烏尔里希·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与转基因技术风险

（一）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

1.风险社会与技术风险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所谓风险社会，就是指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引起的全球性风险。贝克认为“不再安全，但还没有毁灭，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2〕，安东尼·吉登斯指出“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3〕。也就是说，风险就是指那些可能存在的危险或将要发生的灾难，但还没有真实的发生。贝克认为技术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一般都会从技术风险自我转换为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4〕贝克指出，现代技术风险与工业社会技术风险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现代技术多以技术系统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而技术系统又是由各分支系统构建而成，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以技术系统十分复杂。若某一子系统出现故障，可能就会致使其他子系统失灵或整个技术系统失去功能。系统的复杂化，使得现代人对技术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技术的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技术在不断地脱离人类，而人类社会对技术的依赖又在不断加强，技术对人的控制趋势越加明显。依附于他物的生存状况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新的风险之中，就像拉什说的那样：“极具复杂性的专业系统程序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风险及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带入这个世界”〔5〕。

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带来的是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消除自然界的不确定性，使得外部自然可以为人所控制，但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确定性的同时，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却又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新风险。现代技术解放了被禁锢于自然中的人，使其获得了自由，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断地扩展着人的活动与人的认知范围，使得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更为确定。然而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应用中被不断放大，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发生的几率。

第二，跨越时空性与相对隐蔽性。现代技术与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也将风险带到了世界各地。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规模与范围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交通运输系统的日渐发达，通信手段的丰富多样，技术重塑了现代人的时空观，打破了原有时空对人的限制。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效率，但也将此前的局部风险或个体风险转化为现代全球范围的风险，技术风险不再是少部分人的风险，而是全人类的风险。

现代技术风险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成功地跨越了时空限制。技术潜藏的风险时时刻刻都可能爆发，而且这种风险身处在技术存在的各个角落，极强的隐蔽性使得现代人无法感知它的存在。就像贝克指出的那样：“这个社会在技术上越来越完善，它甚至能够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觉到的。”〔6〕

第三，极端危害性。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将是极端危害性的或者说是灾难性的。技术系统将机器的各个部件联系起来并相互作用；技术系统将整个工业联系起来并生产社会财富，造福人类；技术系统将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联系起来，相互支撑，相互影响；技术系统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加强合作，谋求人类美好的未来；技术系统将人类社会带入到风险社会，这种风险将影响着全人类，而这种全球范围的风险一旦爆发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贝克认为现代技术风险爆发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且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无论是富裕或权势的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无法避免技术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避它们。”〔7〕

2.现代技术风险责任缺失与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

（1）责任与责任主体的缺失。现代技术系统的庞大与复杂致使技术风险的责任与责任主体缺失，风险出现了但是没有人承担责任，或者责任人是全体成员。正是在这种责任缺失的情况下，少部分人和组织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忽略其该付的社会责任，无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总之只要可以获取利益，技术可能带来的可能后果不再是企业考虑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对最大利益的追求。正是这种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将现代社会引入技术风险的深渊。而这种非理性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家与政府工作人员中，科学家可能是为了个人的声望、地位，有意的夸大技术的益处，低估技术风险，使人对技术的防范心理渐渐削弱甚至消失。贝克在《解毒剂》中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并在《世界风险社会》中进一步阐述其内涵，其意在指出，现代人被风险问题所困扰，明确的岗位、权责的担当成为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然而，现代社会并没有明确的单位或机构为社会风险负责。“在危险和威胁被认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它们日益变得无法通过科学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原因和赔偿”〔8〕造成了一种有人创造风险，没人承担责任，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去定义风险承担者。风险责任主体的缺失带来的却是“集体负责”的奇怪现象，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给人一种错误的暗示，即誰都可以不为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或者无需独自一人承担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的缺失将会把整个技术社会带入一个无责任的风险社会中，少部分人生产的风险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

（2）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与技术专家的权力垄断。政治、经济利益成为影响技术决策的重要因素，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加剧了技术风险。对利益的追求贯穿于整个技术创新的过程乃至技术的应用推广之中，或者说利益是技术创新与推广的目的。例如在社会企业中，一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虽然受到产品质量、营销战略的影响，但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是新技术产生与使用的决定因素。技术专家在技术决策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贝克对技术专家的剖析同样到位与深刻。他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中指出，技术专家在其所研究领域很有话语优势，成为评判技术的权威人士，而且技术专家对技术的解释成为大多数社会人了解技术的主要渠道，技术专家垄断了技术话语权与技术选择权。随着现代技术的日益复杂，技术专家对技术知识的认知也相对有限，而且技术专家可能受社会政府、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技术专家的言论部分地失去可信度。“在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与灾难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专家，对那些技术专家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对巨大风险和灾难所产生的最初的直觉才是最重要的、最具有核心意义的。技术专家们对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而作出的所有预测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因此，无论某种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和灾难是否真的存在，技术专家们的所有这些预测都早已失去了其作为预测的本真意义。”〔9〕

（二）转基因技术风险

1.生态风险

转基因技术又称基因重组技术，是将某种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的意愿经过体外重组后再转入移植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使这个基因能在受体生物内复制、转录、翻译、表达，从而产生出人们所期望的产物或达到某种目的〔10〕。转基因作物作为转基因技术的产物，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性同样存在。转基因作物通过转基因技术引入其他生物的基因，进而替代不良基因，使作物表达理想性状。因此，外源基因的植入与基因结构的重塑以及外源基因在新的遗传环境中将会产生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潜在的威胁同样不可预测。

生物多样性构造了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决定着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的变化。转基因作物作为生态系统的新成员，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给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带来了新的危机。主要表现在：

（1）随着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的单一化趋势必然会影响农作物种植的多样性。

（2）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可能引发“基因漂流”现象，造成基因污染，生物遗传物质遭到改变，基因多样性遭到破坏，进而致使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3）转基因作物所转的基因主要是外源性抗虫、抗除草剂基因。起初，转基因作物对害虫、除草剂的抗御作用明显，但随着生物体自身适应环境能力增强后，害虫和杂草可能具备对特殊功能基因的免疫力，变成“超级害虫”、“超级杂草”，害虫、杂草将会再次成为自然环境的威胁。

2.人类健康风险

转基因作物潜在的生态威胁固然严峻，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

（1）食物过敏是由食物中的某种蛋白质所引起，转基因作物所导入的外源基因会在新的遗传环境中产出新的蛋白，若产生的新蛋白含有过敏原，就会引起人的过敏反应。据统计，目前大约有200种主要过敏原，若作物转入基因产生的新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过敏原存在同源性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便会引起过敏反应，因而食用生物基因及新基因的整合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或者加重过敏反应〔11〕。

（2）外源性基因的转入可能致使原有基因序列产生缺失或乱码现象，作物的营养结构也可能会因此被转入基因打破，导致营养价值的降低，甚至产生毒性，影响人体健康。抗生素标记基因在转基因作物中的大量使用，经食物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产生耐药性，这样就会致使药效在人体中的作用相应减弱，导致病原无法被消除，加剧了旧病复原的可能性，甚至产生新的传染病〔12〕。

3.基因技术垄断风险

就目前国际情况而言，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与私人公司的利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去投资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比如“杜邦（Dupont）、先正达（Syngenta）等生物技术的巨头，这些私人公司基本上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转基因的农作物市场。2007年全球十大种子产业跨国巨头包括Monsanto（美国）、Dupont（美国）、Syngenta（瑞士）、Groupe Limagrain（法国）、Land OLakes（美国）、K WS AG（德国）、Bayer Crop Science（德国）、Sakata（日本）、DLF-Trifolium（丹麦）和Takii（日本），这些跨国公司都是转基因作物技术及产品的主要垄断者；全球十大农药跨国公司也从事与转基因作物相匹配的生物农药生产及贸易”〔13〕。可以说私人企业垄断了整个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衍生产业。以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为例，生物技术公司通过研发获得了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的生产技术并获得相应的专利，实现技术垄断。这就意味着，自此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的农民种植上述公司产的种子，都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而且时刻面临着侵权的潜在威胁。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所以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否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决定未来世界发展走向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民族问题。

三、规避技术风险的可行路径

（一）贝克规避风险路径探究

1.启蒙与反思现代化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式不当导致的。“正是由于现有人類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14〕而陈旧的工业社会的思维理念以及相对应的安全调控模式，已经很难去应对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的风险机制。因此，贝克认为现代风险的解决要依靠现代性的反思，并认为反思现代性将引发新一轮的启蒙，而这次启蒙倡导的精神是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15〕“现代性反思”指的是对现代性创造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毁灭这种繁荣的风险的反思。贝克试图通过自反性的思维来取代工业社会的传统思维模式，重建风险应对机制，并寄希望于在反思的过程中寻求摆脱风险社会的可行路径。

2.加强国际间风险预防合作

贝克指出，风险遍布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威胁着每一个地球人。若想削弱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代表全球人利益的政治主体，进而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这种合作与联系来共同应对潜在的各种风险。“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双向合作的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14〕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沟通，为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做好最为充分的准备。

3.完善社会责任机制

贝克所指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即为现代社会的责任缺失。所以责任意识的提高成为规避技术风险的现实需求。为了提高现代社会的责任意识，首先，技术研发者应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开发对人、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伤害。其次，各国政府应提高责任意识。现代社会政府对技术研发的影响不断加强，只有在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导下，在维护公众的权力与保证技术合理发展相结合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而降低技术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贝克还认为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将风险责任落实到肇事者身上，既可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又可以杜绝肇事者的风险转移。如此一来，责任道德与法律共同作用下的责任机制，能够有效地阻止“利润私人化，风险社会化”的风险弊端。

（二）技术的人性化、生态化与技术决策的民主化

1.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

技术的价值取向决定技术发展方向，影响着技术风险的种类以及程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人类，然而在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过分的追求资本以及权力，技术成为获取权力与资本的手段。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频发，非典、禽流感等新生疾病的肆虐，核威胁、核泄漏等核风险的问世都和社会的工业化密切相关，现代工业社会俨然是一个风险社会。生态的改善与“人道主义”的思索成为现代社会新的诉求，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转向是未来技术发展的必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劣化，也应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地运用技术，调整技术发展的模式，实现技术的生态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现代技术与科学的紧密结合，使技术的发展趋向于复杂化、智能化，技术的非人性化趋势日渐明显。技术的发展不断刷新人类的认知，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人成为技术化的人。技术的特质逐渐改变与影响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在被逐渐弱化，人的潜能遭到了抑制，技术成为人的“主人”，导致现代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技术的人性化反思有利于改善这一现状。技术的人性化，即技术在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把人性的需求融入到技术中去，使得新技术既能维护人的主体性、发展人的潜能，还兼备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特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2.决策的民主化

决策的民主化是规避技术风险的必要条件。转基因技术之争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一方面是源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与转基因技术的相关技术决策和社会大众之间联系的断裂所导致的，技术决策被认为是技术专家与政府的事。技术潜在的不确定性与神秘性成为公众抵制新技术的根源。“因为不了解，所以不接受”成为现代公众对待新技术的心声。所以技术决策的民主化成为化解公众内心不安与疑惑的必要举措。此外，公众参与技术决策也是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加强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

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能力与水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意识。由于公众受教育背景不同，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多有自卑感与无力感，所以要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让公众敢于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到技术决策中来。

其次，加强技术专家与公众的有效交流。技术专家与公众的交流，既可以科普相关技术的知识，提升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同时也可以加强彼此的了解，为技术决策的民主化打下基础。

3.风险沟通

对基因技术认知的偏差导致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心理恐慌，所以加强政府、技术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沟通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才能消除社会公众对风险的质疑与恐慌，公众对待风险的认知才会更加客观、理性。技术专家是技术沟通中的关键人物，然而随着技术负效应的不断涌现，公众对专家缺乏信任，而且由于受文化背景、利益导向等因素的影响，专家的技术意见很难深入到公众中去。但是不可否认技术专家有其专业素养，对待技术专家，既不能全盘的否定其言论，也不能过分的依赖其对技术的话语解释。所以公众只有通过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认知与评判技术专家的技术话语。

为了加强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对技术专家形象的再造成为实现专家与公众有效交流的前提条件。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第一，技术专家应尊重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并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详细地解答公众的疑问；第二，技术专家要做到态度谦恭，用平等的姿态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第三，技术专家还要做到实事求是，对社会公众所咨询的技术问题，要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自身所犯的错误也要坦然承认。只有这样，社会公众才会愿意和技术专家沟通，才会愿意信任技术专家，技术质疑才会在交流中逐渐被消解。

四、小结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风险的成因，并从技术风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技术风险的跨时空性与隐蔽性、技术风险的极端危害性等方面剖析了技术风险的成因，指出了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系统的不断复杂化加剧了现代技术风险性。贝克对于技术风险的分析更侧重于技术风险的社会成因即技术风险的外部因素。他指出现代技术风险对人的威胁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风险预测以及应对机制仍是传统工业社会的应对模式，已经很难应对现代技术风险，致使了现代社会风险责任主体的不明确，出现了“利润私人化，责任社会化”的奇怪现象；另一方面，他认为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是技术风险产生的另一大成因。技术专家虽然在相关专业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对技术风险的预测与判断也缺乏依据，此外，技术专家与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剥夺了社会公众对技术决策的参与权，使社会公众只能被动去接受与顺从技术决策，对于技术风险，公众更是既恐惧又无奈。

在对技术风险的规避的路径探讨上，贝克更注重技术风险的制度规避。通过反思现代化的方式，去寻求摆脱风险的手段与方法，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能力。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套风险预测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联合全球人的力量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类风险。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导致技术风险的不断扩增，完善风险责任机制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贝克认为，技术研发者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各国政府更应该在维护全球人利益的前提下发展技术。与此同时，必要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有利于将风险责任具体到个人，在责任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风险的责任机制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潜在的风险有：生态风险、安全风险和技术垄断风险，因此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下去分析认识转基因技术风险更为具体与透彻。基因技术风险是现代技术的典例，对其风险的规避路径的探讨，贝克规避风险路径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转基因技术风险的预防与规避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但是对于技术风险的规避，贝克太过于依赖政治制度对技术风险的规避。技术风险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制度手段来提供规避的方案，但是技术自身的风险因素的去除同样不可忽视，同时还有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对技术风险的规避同样重要。因此，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规避路径，既要建立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也要积极引导技术的发展走向。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走向，积极地引导技术发展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尊重自然，构建和谐的自然关系，为技术健康发展提供条件。此外，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加强风险交流有利于技术风险的规避与预防。风险交流可以使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只有提升社会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才能消除公众内心的技术恐慌，才能使其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以及技术风险。倡导公众积极地参与技术决策，让公众的真实需求与想法融入到技术决策中，实现技术决策的民主化、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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