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采访初探管理论文

〔摘要〕针对我国当前出版机构改革和发行市场变化情况,深入地分析出版发行信息真实与虚假的诸多表现,为采访防犯积累甄别、判断文献质量的能力,建设优良馆藏打好基础。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拒绝采访初探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拒绝采访初探管理论文 篇1：

基层检察院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工作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及时有效地应对和引导涉检网络舆情是检察工作在科学发展语境下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对基层检察院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分析了涉检网络舆情危机起因及主要特点，提出了基层检察院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对策，籍此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共同促进对建立基层检察院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工作机制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检察舆情危机应对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正以其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的显著特点超越传统媒体，成为重大事件公众知情的“第四媒体”。由网络引发舆情危机也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人民对正义的表达，对真相的渴求，往往极易点燃民众的探讨激情，迅速将一个普通事件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危机。近年来，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涉检事件越来越多，从“内蒙古阿荣旗女检察长豪车案”、“北京康达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案”，无不展示了网络舆论的复杂态势和对检察工作的巨大影响。基层检察院处在执法办案第一线，是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因对某些问题处置措施不当，常常被网络关注，由此引发网络舆情危机。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各级检察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性，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投入到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中来”，“使网络舆情成为落实三项重点工作的强大动力。”如何正确应对网络舆情，消除网络舆情危机对检察机关的负面影响，是新时期摆在基层检察机关面前的新课题。

一、涉检网络舆情概念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它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网络空间的映射，是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网络舆情形成迅速，对社会影响大，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涉检网络舆情，是网络舆情的一种，即与检察工作相关的网络舆论情况，具体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涉检相关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通过网络对涉检问题和检察工作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它是较多民众因此而表达出来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

二、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起因及其特点

（一）基层检察机关涉检网络舆情的起因。

1、自身办案质量不高引起案件瑕疵。在检察工作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对办案质量标准认识不统一，对办案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工作疏漏等现象，致使发生案件质量问题，损害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执法形象。部分案件当事人利用网络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案件的瑕疵之处，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由此引发网民对检察机关的声讨, 进而造成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质疑或者直接与检察机关对抗，导致检察陷入被动，最终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引发网络舆情危机。

2少数干警滥用检察权，以权谋私，破坏司法公正。不可否认，在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内部队伍建设的同时，也存在极少部分干警执法不严、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使网民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机制和检察队伍形象产生不满。该类事件曝光后经各路媒体传播放大，民众开始利用网络围绕已发生的事件进行炒作并扩大其影响，形成规模浩大的网络舆论大潮，尝试以舆情监督公权力，最终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效果。

3、部分群众对法律、制度的误解以及个别网民曲解、捏造事实。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络很容易成为网民们发泄情绪的空间，很多舆情表达伴随着一些非理性化的情绪。部分群众对法律依据和相关制度本身不够了解，对官方不信任，存在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加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掩盖事实真相，利用部分网民对官方的不信任，发动网民通过舆情来宣泄情绪化、偏差性的言论并企图产生共鸣，给检察机关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4、媒体与司法的永恒冲突，不可调和。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司法界和新闻界永恒的话题。司法要求的权威性、封闭性与传媒固有的开放性、透明性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司法权威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媒体监督对司法权威具有天然的侵犯性。新闻评论讲有感而发，司法裁判重理性分析，新闻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司法裁判追求平息纷争。如上所述，媒体与司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必需要面临网络舆论的挑战。

（二）基层检察机关涉检网络舆情的特点。

涉检网络舆情与一般意义的网络舆情有很多共同性，如突发性、广泛性、难以控制性等，但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对象特定性。涉检网络舆情的关注点是检察人员、检察机关和与检察机关相关的业务活动，他是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检察权以及与检察人员自身的有关情况加以关注。

2、敏感度更高。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凡是涉及权力因素的事件，往往容易形成网络舆情甚至网络群体性事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所办理的案件如职务犯罪案件，涉及案件当事人的名誉、地位、人身自由，影响大、敏感度高，比其他事件更加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

3、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由于涉检网络舆情对象的特殊性，舆情对涉检案件的关注往往因案件本身的复杂而持续扩大，网民对相关事件的关注一直要持续到事情处理结束，甚至在处理之后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持续时间会更长。

三、基层检察机关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存在的问题

纵观近年来基层检察机关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方面的做法，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对涉检网络舆情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

从近年来一些检察机关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置情况来看，各地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工作缺乏预见性，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认识不足，对于较早就发现尚未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一些内容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捕风捉影，故意制造是非的论坛帖子或博客，却任由其存在，不积极与网站负责人联系沟通，向其阐述事实真相，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处置，最终导致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严重破坏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的形象；有的对预警中所含深层次信息没有及时掌握，没有及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案，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后果估计不足,造成被动。如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长豪车事件，在舆情预警期，事发单位不重视，错失有效时间；有的经新闻媒体曝光后，以拒绝采访的面孔出现，增加对立情绪，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有的指挥缺乏统一性，多头指挥，决策迟缓，有关部门层层汇报，不能及时果断处理。

（二）引导和控制网络舆情危机机制相对空白。

目前，对于网络舆情危机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应对工作机制，检察机关也不例外。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高度重视网络监督， 从2008年开始专门组织力量收集并编辑每日《涉检网络舆情》和《政法网络舆情》周刊，但其侧重点放在收集涉及政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网络舆情上，而在如何应对和处置涉检网络舆情危机方面显得相对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对策和措施。特别是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对涉检网络舆情更未形成化解矛盾、处置舆情危机的应对机制，导致在处理涉检舆情危机工作中缺乏预见性。对预警深层次的信息没有及时掌握或者没有引起重视，不能及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造成工作被动，决策迟缓，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对立情绪，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

（三）缺乏专业队伍及应对方法技巧，化解危机乏力。

一些检察机关在处置网络舆情危机时，出现诸多失误，引发群众不满，导致事态升级。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草率作出结论。在没有对事件深入调查之前， 就草率作出结论，引起媒体和网络的不满。二是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涉检网络信息评论出现在网络上的24小时内，是应对网络舆情的黄金时间。在事件发生初期没有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公布有关信息，而当网上出现种种猜测后，又没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不少群众相信了网络传言，小道消息占领了市场。三是应对网络舆情时对待广大网民态度不诚恳，导致事态逐步升级。如湖南省某基层检察院干警谢某为维护其单位形象，与记者在论坛上展开激烈辩论，最后发展到对其人格攻击。因此，在处置网络舆情危机上缺席、失语、妄语、诳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众声喧哗”等做法，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的要求。很多事件老百姓都认为是官官相护，如果采用“封锁隐瞒”的做法，形同欲盖弥彰，会加重民间的猜疑和想象，使问题无限放大，从而加剧民众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愤，酿成恶性事件。

三、基层检察机关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构想

如前所述，网络舆情危机出现，极大地破坏检察机关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检察机关公信力的树立。而基层检察机关对涉检网络舆情不重视，应对机制空白，应对失策，直接导致检察机关陷入网络舆情危机中。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功效也有负面功效，如何构建一套有效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避其害而用其利？笔者根据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成因及特点规律，从构建应对涉检网络舆情组织保障、控制机制，积极应对、引导机制和预防长效机制三个方面着手，对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网络舆情危机机制作如下初探。

1、建立涉检网络舆情组织保障、控制机制。一是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明确由专门人员负责开展涉检网络舆情的监测、预警、应对和评估工作。二是由专职人员负责对涉及本院的舆情进行日常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通过实时巡查的方式随时掌握舆情动态，并在发现涉检网络舆情或突发事件后及时进行预警与信息上报。三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对涉检网络舆情进行汇总、登记、总结和甄别筛选，通过跟踪分析和研判，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热点和焦点，并提出处置意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四是按照涉检舆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涉检网络舆情分为特别严重、严重、一般、轻微四个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一旦形成舆情危机，立即启动处置舆情危机应急预案，做到有备无患。

2、建立涉检网络舆情积极应对、引导机制。一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在黄金时间内处置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情信息开始出现苗头的24小时内是处置舆情危机的黄金时间，72小时是有效时间，在此时间段里快速反应，使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正确、权威的检务信息和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工作情况。这样处置网络舆情就可以防患于未然，防止网络舆情事件继续扩大化，正所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二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当舆情危机发生时，情况不明朗、信息不完整，极易导致人们主观猜测与种种传闻。因此，通过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准确、持续地发布信息，有利于减少流言和谣言传播，及时让媒体了解事件真相，杜绝小道消息和杜撰新闻占据舆论空间，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危机处理中争取到广泛的理解、合作与支持。三是建立应对网络舆情诚信机制。网络舆情危机形成后，要以尊重客观事实为第一原则，以客观诚恳的态度对待网民披露的检察信息，虚心接受网络监督，对于网络发现的工作问题和人员问题，不护短、不避讳。以理性、平和、冷静、开放的姿态与网络、媒体对话，维护和打造检察机关尊重群众、对人民负责的良好公众形象。

3、建立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分类处置、联动机制。一是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危机分类处置机制。即对出现的网络舆情，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处置。对网民反映情况属实或有一定根据的批评性网络舆情，坚持以积极回应、主动引导为处置原则，及时纠错、公开答复，争取工作的主动性及靠前性；对于反映情况失实或恶语中伤的，要通过正当途径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对于不当炒作、可能引发重大不稳定事件的，要依靠党委和上级院的领导，依法妥善处置；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专访等方式，做好有关解答。二是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应对联动机制。坚持与各路媒体特别是当地媒体做好常态化和突发事件状态下的各种联系，定期召集开会，加强沟通，保证事件发生后，能形成应对舆情危机的合力，利用各大媒体强大的舆论优势，形成网络对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的主流声音，抢占舆论先机，掌握发言权，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4、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危机预防的长效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检务公开”机制。除了涉及办案秘密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外，都对外公开，增强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消除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认识误区，维护检察机关良好形象，扩大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增强检察机关对容易引起网络舆论热点问题的免疫力，减少舆论演变成网络舆论危机的可能性，把握化解网络舆情危机的主动权。二是建立队伍廉洁机制。基层检察机关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内部监督，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形成一套“不愿为”的教育防范机制、“不能为”的监督评价机制和“不敢为”的惩戒处理机制，树立检察机关公信力，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感。所谓正己才能正言，这样才能降低舆情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预防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发生。

参考资料：

[1]、李卫华、赵延安：《浅析新时期检察机关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当代学术论坛

[2]、匡乃安、何正华：《涉检网络舆情危机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法治论坛17辑

[3]、赵志刚: “检察机关如何化解网络舆情危机”, 载《中华新闻报》2009年8月13日。

[4]、钱贤良: “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期网络宣传培训班举行”, 载《检察日报》2009年8月11日。

作者：刘 凯

拒绝采访初探管理论文 篇2：

论出版发行信息甄别路径

〔摘 要〕针对我国当前出版机构改革和发行市场变化情况,深入地分析出版发行信息真实与虚假的诸多表现,为采访防犯积累甄别、判断文献质量的能力,建设优良馆藏打好基础。

〔关键词〕文献采访;出版发行信息;甄别真假

〔

Discussion about the Screening Path of Publishing InformationHuang Zhubin

(Guangxi Library,Nanning 530022,China)

〔

〔

建立起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是图书馆正常开放第一要素。在出版机构和作者提供的信息指引下,从大量的文献中选择适合本馆读者需求的文献是图书馆采访的主要工作,然而出版发行信息流不是清水一潭,其中充满无数的不可预知,所以对出版发行过程中的信息进行甄别,显得十分重要。

1 出版发行信息源流失真文献的出版发行信息是采访工作者对文献做出取舍判断的第一道关口。作为文献出版机构,本应该把文献内容、思维取向、结构设计、创新层面等真实的信息告诉读者。实际上他们并未这么做,主要原因,一是受作品的投入产出比经济理念影响,最终在出版产品的宣传上动起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心思,背离了靠作品内容争取读者的初衷;二是出版社或作者过于节省笔墨,信息内容过于简单没有真正表达作品的真实知识含金量和编著水平。于是就有了目前在市场上流行的文献信息内容不可捉模的伪现象,使得图书馆采访人员得到的出版发行信息也随之失真。

2 文献出版发行信息的虚与实在文献出版市场运行轨道尚未完全畅通的环境下,各种文献出版信息推送充满整个市场,漂流着虚伪与真实,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对文献的真实认识,也导致了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者判断失误。文献传播的目的是传道解惑,交流思想,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文献产品宣传本来应该光明与诚实,心底无私,可是一旦到了用算盘计量产品的投入与产出的时候,沌朴的思想闸门被无情的现实利益所冲破。我们在出版市场上所看到文献作品介绍和征订信息与其本身内容不相符,充斥着虚假甚至错误导向的信息,出版发行市场出现混乱,使读者或图书馆采访人员文献选择信息模糊,失去正确的判方向,在购买或阅读一部文献作品时,往往要费了很大精力去对这些信息甄别。

2.1 文献作品自身的内容介绍绝大部分作者和出版发行机构,会根据作品的知识含量和对人们的教育作用用诚实的语言表述出来,可以为我们正确选择作品提供有益的判断信息。但也有一些作品介绍过于简单,作者或出版机构,对其出版的文献,未能清楚说明其特有的知识含量和研究层次,往往会得不到读者和图书馆采访人员的重视。时有夸大文献内容的信息含量甚至一些错误的信息,误导读者和图书馆采访人员,比如武侠小说热卖时,就出现了金庸、金童、全庸等作者的小说;在高考复习资料和考研热销书中出现某某名校老师集体编著、教育部门指定的教科书,参考书等欺骗性的文字,甚至杜撰发行量等数据佐证,致使读者上当,图书馆采访人员不经意中被它误导,以致出现文献采访上的失误。

2.2 文献出版信息真实性的参考依据

2.2.1 出版机构规模出版机构是经过国家认可登记在册,有出版经营资质受国家法律支持与保护的文化生产经营机构。国家在严格管理的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发展、壮大,编辑出版发行优秀的文献作品。出版机构之所以有其立足的根基,与其长期坚持建设方针、严格管理有关。在出版方向,遴选专业主题,坚持高水准建社的理念又是其生存之根本。但是出版社游弋于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天平上,很难做到平衡同步。特别在争夺市场份额上是硝烟弥漫。为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各出版机构用尽全身解数,网络大量的优秀人才、吸收优秀选题。图书馆采访工作人员必须随时知晓出版机构的发行信息不断发生变化情况。出版机构从事业型的吃皇粮,转向市场化运作。这一改制过程,很自然地带出生产和经营观念上的变化。在经济收益最大化面前,使一些出版机构的员工,只顾向效益埋头苦干,出现了一些买卖书号、合作出书、抢夺市场时紧盯出版读者多的选题内容。如武侠热卖时,抢着生产武侠作品;言情小说热时,抢生产琼瑶式的港台作家作品;网络文学热时,抢着生产网络文学产品等等。

2.2.2 注重出版物过程中的信息判断文献在出版编辑过程中,经历策划、选题、选作者及作品,编辑策划(设计)和出版,同时作发行预测。编辑人员围绕选题与工作重心,大量物色作者和文章,并在经济效益上作大胆设想以及发行技巧上的规划。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出版社,其出版产品,在选题阶段,谁也不敢肯定所选主题的图书都能按自己设计那样,经济效益很好,同时很难预计一些选题,就不处于亏本状态。所以出版社在选题时,既大胆又细心,经常要求与作者共同担负部分出版费用,减轻出版社经济上的压力。往往专业性很高作品的出版,以经济标准衡量,最好平本,但亏本机率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为了做学问,完成专业研究,争取图书出版机构支持而选择合作。如在校教师作者将多年的教学教案,整理成书。它是很有理论与实践功底的著作,经多年的修改,又经历无数届学生与教研室同行的评价与补充,只是因为市场容量小,出版社不愿接受这样的选题,作者只能接受合作出版的条件,倾注一生的经济与精力,再加上对市场了解甚少,不善宣传与经销,在发行消息传播上方法少。图书馆员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消息搜寻艰难,但又必须面对。除了从作者角度了解作品的优劣之外,还有许多信息必须了解:多产作者与少产作者,作品内容专业与综合、普及性的作品关系;作者的专长与业余作品,如一批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除了自己专业作品之外,将业余爱好,或多面发展的成就,共同出版一套系列书,有杂文、小说、普及读物、科幻等内容。3 文献出版发行信息网络化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和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使文献出版发行信息得以广泛传播。网上发布信息基本上代替过去几大书目和出版社出版发行联盟的书目信息报。其优势是读者化、文献类分清楚、内容介绍详细。书商集中供应书目信息,出版社开放式的新书出版信息,清楚展示出版现状,存货与否,再版与初版,总之信息的可信度与人性化突出。

3.1 信息的时效性网络信息以快取胜,无论是供应商还是出版机构提供的文献信息,文献出版第一时间就可以网上查询,成为采访人员检验书刊真伪的可靠方式。一是推出新颖的内容,强力占领市场;二是争取时间,堵阻盗版行为;三是取悦读者;四是出版机构的改革走市场化道路,与图书馆工作进步,亦步亦趋,是社会知识流动联动性表现。

3.2 商业信息的有限性所谓商业行为,即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出版发行商价值取向。图书馆的公益性满足全民需求,是其根本出发点。两者虽为目标不同,其价值指向,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出版机构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同样追求文献的品位,尽最大努力,在双效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于是从不放弃高质量,优秀专业,支持国家较高层次教育和科学研究,社会和谐调整及密集知识承载文献的选择与出版。同样是为大众服务,提高全民族文化,文明素质而努力,但由于运行机制不同,目标实现过程存在不少差异。(1)信息含量供应与需求不同。发行商在追求利润至上,在信息选择上紧紧围绕效益这一目的。选题严格筛选,市场潜力预测是其关注重点。图书馆采访需求不同,最好是不加任何限制,出版产品越丰富越好。(2)出版和发行时常处于矛盾之中,由于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因素存在,出版计划时有被需求突破,使他们来不及补充市场;采用追加印刷量解决,其饱和现象随时出现。所以当图书馆获得信息时已是添加订数时,发行商却力所不能及。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图书馆就年中,或年终对采购到书率的盘点时,发现问题相当严重。对这问题,采访人员及时弥补,催促发行商努力完成文献索取。补充文献,双方均没有异议,只是出版机构书源存在问题。如前面提到的合作出版的作品和专业性很强的作品及政府指定出版的作品,受出版计划量的限制,文献经流发行商,只有出版信息而无发行信息。这是信息有限性表现之一。(3)出版机构对产品出版计划分段(册)出版与图书馆采访者索取文献整体性要求相矛盾,常见第一册或者中间某册先期出版,引起读者索取与之相配套其他分册的渴望,但出版机构的行为,让读者处于困难的境地。这也是信息有限性表现之一。这种现象致使图书馆藏的完整性、系统性容易遭到破坏。(4)文献信息报道失实使采访判断失误,文献进入图书馆后才发现文献与预订信息传递的信息不相吻合,退书却遭到拒绝。由此引起图书馆与书商之间的信任危机。

4 现采方式信息解读图书供应商超市式运作模式,以其现货直观、鉴别方便,索取放心、货品流动更新速度快、可选择性强等特色服务,获得广大顾客的好评。但我们在选购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这种运作形式与图书馆需求存在许多矛盾的地方。一是品种,受到市场经营者前期严格筛选,迎合销售浪潮高位,以销售业绩为选择标准,普通图书自然就不在就市之列了。二是只走高潮,忽视低潮,这种问题直接影响多卷书选购。一套图书一次性上市,选择没问题,但对于那些陆续上市的图书,读者对其跟踪索取就出现问题,当获得第一册,等待索取后续出版之图书,就十分困难;有的断货,书店无法进书,有的发现其中间或最后一册,需要补充前部分各册,满足者非常有限。书店限于人力或索取量少的原因,对已过高销售期的图书,无库存。三是图书馆采访馆员的现场拿书,面对成千上万种各学科,各形式的图书,艰苦阅读后再选择,工作量是很大的,而且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浏览过程,疲惫的思维渐变得木纳,重复购入时常发生。对于办公条件较好进书量小的单位,依靠设备优势,用查重器作风险防线,有一定防犯效果。有的委托书商(大型批发商)利用网络优越条件,在结账时查重,剔除重复的图书。以上这些努力,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防范能力仍然不如人意,如供应商不认真查重,有时网络不通查重受阻,故意夹塞等问题存在。所以超市式的销售,给采访提供直观方便,时间高效率以外,防止重复、不配套和价格欺诈,产品非法伪劣的问题,任务相当繁重。至于其它如判断作者,了解作者及出版机构真伪的信息,在没有把握下结论的情况下,需依靠通讯网络工具,核查他的“下落”,判别一些经常出现的出版物概念,如全集,精选,代表作,等等的应用是否商业炒作,这都影响着采访质量和速度[1]。

5 信息真伪甄别除了现场需要现代化工具支持查真信息来源外,平时采访运作时要运用我们辨别文献的能力,善于从多角度,用多种方法认识文献的真面目。从作者角度网络查检作者的活动与专业,排除不真实的因素;从作品内容查检与之相关或相同作品的比较水平,以及作品的真伪;从出版机构核实其真伪,以及该作品的真实出版登记情况,可以剔除冒充、虚假等信息,支持我们对合法与非法出版物的判断;利用政府网站核查路径,如新闻出版署,各省市的出版管理机关,经常通报查实的合法出版物情况;扫黄打非机关发布非法经营的成果报告;图书评论报刊,提供了丰富的有根有据的事迹和数据,支持采访馆员对文献多方面判断,如《书评》《读者》等等评论报刊及其他媒体。评论媒体作者观点,时有偏执存在,但作品能进入评论或专家评论视线,说明作品非等闲作品或等闲作者所为,一定是学术受关注者,或者一些专家否定的作品,也同样帮助我们认识被否定的作品群问题,支持了我们建设高水平馆藏。从专业与非专业作者之作品的区别来判断作品。人生经历就是财富,它无时无刻影响着人的思想行为。一个人完成一部作品,是其思想的结晶,凝结了他所有的精力和知识积累,作品中留下了作者从事专业足迹。它是非专业者无法杜撰和模仿的,即使胡编乱造也一定漏洞百出[2]。所以从作品的内容来判断其著作的专业性以及作者的真实性,是有效的查检方法;从作者服务的岗位和单位(机构),如作者从事实践应用性或基础理论性工作,其专业信息有力地支持我们对作品的判断;作品的出版说明或前言、导言以及专家评价的序、跋等字里行间提供的信息,指引我们查实作者的能力及作品内容,如文凭取得与个人经历;集体行为与个体(专著)力量;自由作者(家)和研究者等。对文献出版发行信息真伪的甄别不仅仅是上述之路径,我们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引起的信息流的不确定性,不断地分析总结,为建设优良馆藏不停地努力。

参考文献

[1]岳凤翔.第六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奖参评图书质量分析报告[J].大学出版,2004,(4):57.

[2]黄韬.图书采购别论——假冒伪劣图书初探[J].图书馆学研究,2001,(4):50.

作者：黄祖彬

拒绝采访初探管理论文 篇3：

沃森生物:高估值光环6个月破灭

编者按：

去年11月沃森生物以133.8倍市盈率、95元发行价高调上市，其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及国内其他券商把“伟大的公司”、“创业板非卖品”、“精英公司”这些光环毫无保留地加在公司头上，但仅上市半年，所有的这些光环都一一破灭，这让曾经相信沃森神话的投资者情何以堪?

5月17日，对登陆创业板不到半年的沃森生物(300142.SZ)而言，是一个被投资者铭记的“黑色星期二”。

这一天，这家以人用疫苗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连发三个“利空消息”：与广州申益皮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解除合作合同，将停止PIKA鼻粘膜免疫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的研发；与长春华普修订合作协议，停止人工合成单链寡核苷酸增效狂犬疫苗的研发；此外，其孙公司也与葛兰素史克公司终止麻腮风疫苗项目的合作。而这正是沃森生物在上市前极力推荐的三个项目。

对于上市后持有沃森生物的投资者来说，这三个公告无异于三把“匕首”。公司股价当天跌停，并在后两个交易日连续收阴。

此事让不少投资者联想起前不久被查的绿大地(002200.SZ)，因为两者同处上市公司事故频出的云南；也让不少人想起二次过会被否的胜景山河，因为两者的保荐机构同为平安证券。

沃森生物去年11月12日登陆创业板，发行价95元、市盈率高达133.8倍，双双刷新当时创业板上市纪录，但公司股价自上市当天冲上158元的最高价后跌跌不休。按复权计算，目前其股价相对于上市当天的最高价已深跌近50％，从百元股沦为破发股。

上市前公司是否对这三个项目的风险毫不知情?《投资者报》记者5月19日就此致电公司证券事务部，工作人员以董秘和证券代表不在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真相到底怎样?为何3个产品不同、合作对象不同，而且失败理由也不同的项目，却同时宣布终止?

支撑高价发行三项目黄了

对于三个项目的终止，沃森生物5月17日在深交所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与史克终止麻腮风疫苗项目合作，不会影响公司全国产业化布局及国际化战略，更不会影响构建病毒性研发、产业平台的战略实施。公司将充分利用沃森葛兰资源，加快病毒性疫苗产品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平安证券则在5月17日报告中指出：“沃森生物三个终止项目均属于临床前项目。即使进入临床，仍需通过临床I-III期研究、生产批件申请、GMP认证、生产及报批签发等环节才能上市，保守估计全程也需5年，项目终止不会对业绩产生影响。”

但其在此前的报告中表示，CpG狂犬疫苗和PIKA流感疫苗项目均属国际首创，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研发，此类产品一旦上市往往催生高达数亿元的市场，一个产品的收益即可弥补多个失败产品的研发投入。

关于上述项目对公司上市的意义，公司当初的表述是，“有利于本公司以更快的速度获取最优外部技术，加快相关疫苗研发，从而增强疫苗开发能力”，并表示‘与长春华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合作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如果没有这样的项目，谁来支撑公司的超高发行价和市盈率?现在这个“支撑”不仅倒下了，而且至少存在两个非常明显的疑点。

首先，这三个项目涉及的产品不同，合作对象也不相同，而且终止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为什么会同时宣布终止?如果不是同时终止，为什么不分别公告?其次，这三个项目是否在上市前就有终止的风险?

公告显示，与葛兰素史克合作的麻腮风疫苗项目的流产，源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版)的颁布实施，由于含有抗生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未批准葛兰素史克公司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MMR)在中国进口和灌装。但该新药典自2010年10月1日起就已执行，早于公司上市，也就是说此项合作的流产在上市之前就可预料，但公司只字未提。

而另两个项目分别始于2007年11月和2006年4月。也就是说，经历四五年的开发，却偏偏在上市后半年终止，难道也只是巧合?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远忠表示，如果在上市前就知道上述项目存在流产可能的话，就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揭示风险。如果明明知道却不进行揭示甚至有意隐瞒的话，就涉嫌在《招股说明书》中虚假陈述。

独一无二还是仿制?

“贵州茅台的超高毛利率，华兰生物的超高盈利能力，苏宁电器的超高送股潜力，洋河股份的超高成长性”……沃森生物登陆创业板时，华丽的招股说明书数据被股民戏称为“集茅台、华生、苏宁、洋河优势于一身”的万能股。

沃森生物上市时声称，其业务的独特性，号称“和海普瑞一样”，是业内独一无二的人用疫苗企业，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而券商们在对其进行分析时也处处充斥着“疫苗新贵”、“研发精英”、“疫苗巨子”这样的溢美之词。甚至有机构称其为“值得一生典藏”、“非卖品”的创业板精英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在公司上市半年内发布的20余篇券商研究报告，给出的评级最低都为“谨慎推荐”。甚至在17日公告三个疫苗项目失败以后，还有券商发布报告继续维持“推荐”评级。

公司业务果真独一无二吗?

据了解，目前人用疫苗主要分一类和二类疫苗。第一类疫苗是国家计划生产和要求必须使用的免疫疫苗，这类产品主要免费使用，也是全面覆盖的，几乎都是中生集团生产，天坛生物(600161.SH)是其分公司之一。

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这类疫苗由于是自费且收费较高，并针对一些特殊病种，因此使用者数量有限。而沃森生物的产品恰好是此类疫苗，而且和其他公司研发的疫苗产品有很大相似性。

之前在银河证券从事医药生物研究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透露：“沃森生物的一些产品和技术甚至直接从别的公司拿过来就用”。以公司2005年7月开始研发的重组乙肝疫苗为例，李云春等5位公司高管的另一个老东家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在2004年3月8日就获得了该药品批准文号。

据了解，沃森生物的技术总监黄镇有另一个隐秘的身份，曾任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并曾在该所主导参与过Hib疫苗、23价肺炎链球菌荚膜多糖疫苗的研制。虽然沃森生物董秘徐可仁表示，黄镇的履历已按规范披露，但上述身份和研究在《招股说明书》中只字未提。

一位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科工作的唐姓专家5月19日告诉《投资者报》：“目前民营疫苗企业大多走的是仿药战略，把人才挖过去后，带过来的技术稍加改变，比如改变培养方式、纯化方式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技术，也能申请新专利。严格地说肯定会涉及到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但这在民营疫苗企业中已是潜规则。”

事实上，有投资者早就对沃森生物疫苗业务表示质疑，今年4月20日，曾前往沃森生物公司调研的但斌就在自己的博客上转载了一篇以“陈员外”为作者以《生物疫

苗公司初探》为题的研报。

该报告指出，“一个生物疫苗从进入临床研究申报到最终上市，一般都要5年时间，沃森生物自己都表示现在在售的两个产品用4年的时间实现了上市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因此，疫苗产生业绩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同时也不能把立项多少个项目就和最终能上市多少个产品画上等号。”

该作者同时质疑，“即使是在脑膜炎疫苗的领域，也不像沃森生物《招股说明书》中所说的没有竞争对手，A+C群蛋白至少还有赛诺菲巴斯德的。”

正是这样传奇式的快速发展经历，使得公司疫苗产品的研发周期令人生疑。有疫苗专家介绍，疫苗的研发周期通常需5至10年，临床前研究通常需要2到5年或更长时间。但沃森生物仅用8年时间就开发出9个疫苗产品，并有10余个产品正在临床前研发中。

而如此快速研发出来的二类疫苗，在市场上的销售并不好，这从公司连续畸高的应收账款可见端倪。

产品畅销何以应收款急增?

沃森生物快速发展的故事同样具有传奇色彩。公司创立10年，产品投放市场仅3年多，公司2007年之前几乎还不为人知。平安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沃森生物保荐代表人方向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2008年初接触沃森生物时，其2007年的报表上只有2000万元收入，处于亏损状态。

根据《招股说明书》，沃森生物在2007年后便开始“爆炸性”增长。2007年到2009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2936万元、18406万元、23913万元，净利润742万元、3470万元、7633万元，均成几何级数增长。

尽管公司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02.3％，今年一季度继续高歌猛进，同比增长106.7％，但截至去年前三季，公司实现净利润1.02亿元，但应收账款多达1.52亿元。这一方面表明公司销售的货款绝大部分没有收回，同时也表明，公司账面上的净利润还不够应收账款。

2010年全年业绩同样如此：实现净利润1.5亿元，但应收账款高达1.9亿元，同比增加1亿元。而且，预收款仅29万元，这表明产品销售不好，只能通过赊账卖出去。真正供不应求的产品，都是应收账款少而预收款多。另外，公司连续3年现金增量都不到净利润的一半，也说明净利润可能存在水分。

公司证券事务部人员此前对外解释称，有部分经销商是授信经营，即赊购部分产品，形成了应收账款，这部分产品还不能确认为收入，所以就形成了应收账款大于销售收入的情况。

但有会计师表示，“不应做这种会计处理，应收账款会计科目只有在开了票并确认销售情况下才能计入，沃森生物赊销产品应该计入存货名下。”

今年4月27日，沃森生物财务总监王云华在业绩说明会上对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的现状解释称，疫苗最终采购客户均为各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系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疫苗采购经费属于国家预算的一部分，各地政府均采用收支两条线的方式用于疫苗采购与接种，因此采购经费拨付环节较多，拨付周期较长。

他还表示，虽然公司的主要客户既有各地疾控中心，也有各地经销商、代理商，但因他们最终回收的货款均来自疾控中心的财政拨款，因此公司亦呈现与行业特征相符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特征。

实际情况是，公司去年年报显示，前5名销售客户全部为经销商和代理商，没有一家疾控中心，前5名客户合计销售1.6亿元，占比高达45％。

上述唐姓专家介绍：“疫苗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和代理商，并不等于已经销售给疾控中心。如果疫苗产品接种发生意外，疾控中心会封存产品、退货，乃至终止向经销商采购。”

伪科学家组成的“国家队”

尽管上市时沃森生物几乎具备一切被爆炒的因素，但这家云南首个登陆创业板的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时期一直非常神秘。在公司10年的发展史中，前6年的历史在招股书中仅一笔带过，辉煌的一页只留给了自2007年开始的业绩“爆炸性”增长阶段。

沃森生物前6年到底在做什么呢?有人撰文称“这是由一群科学家和国家队研发人员创造的奇迹。”

公开资料显示，李云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即昆明生物所)任职15年，沃森生物首席科学家郭仁曾任昆明生物所所长，而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刘红岩、陈尔佳均在此工作超过15年，玉溪沃森副总经理马波亦曾在该所任职。

昆明生物所建于1958年，主要从事医学生物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进行疫苗、免疫制品和基因工程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也是国内最大的系列化甲型肝炎疫苗研制生产基地。因此，拥有大批昆明生物所老员工的沃森生物被称作疫苗研发的“国家队’。

在《招股说明书》中，现年48岁的李云春被强调“有近二十年人用疫苗类生物制品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的经营管理经验”。但履历显示，李云春除担任昆明生物所助理研究员以外，还担任过销售科科长和经营部主任等职，2002年11月25日办理“出编”手续。

李云春其他公开履历也多与营销和管理有关。此前退市的云大科技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以来，李云春曾经是云大科技的高管，其间担任过云大科技的子公司、孙公司的职务。比如，北京联合汉信的法定代表人、昆明上成生物技术公司总经理、云南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大连汉信(大连高新生物制药)的财务总监。

李云春在云大科技担任高管期间，沃森生物正处于产品“研发阶段”，而沃森生物创立之初，李云春、刘俊辉等创始人员均长期从事疫苗、医药销售管理工作，并没有持有相关技术专利，而当时的沃森生物更像一家疫苗销售公司。

根据《招股说明书》，作为沃森生物的技术核心成员，目前任公司董事的陈尔佳、刘红岩等人尽管具有协和背景，但也只是参与了公司2007年才投产的“冻干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研究。

2001年9月～2004年10月，这支“国家队”仅用三年时间即完成了“精制甲型肝炎灭活疫苗(Vero细胞)”的研发及获得临床批件，并迅即转让获得2000万元资金。参与研发的有陈尔佳、马波、刘红岩、钟光禄、阳选祥、练幼辉、谭顺革、向左云、陶林，其中前7A均曾任职昆明生物所。

而四年前已退市的云大科技，也是沃森生物成长中的重要一页。

据了解，沃森生物成立次年就被云大科技收购，但就在云大科技致力于转型疫苗产业的2004年，沃森生物控股权已悄然从其手中流向李云春、陈尔佳和刘红岩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8月，李云春和陈尔佳曾被作为云大科技派出人员担任大连汉信生物制药公司董事职务，即便是在2004年7～9月已受让沃森生物控股权，陈、李二人2005年2月仍被聘为大连汉信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副董事长。另一名股权受让人刘红岩则担任大连汉信董事。

蹊跷的是，作为云大科技转型疫苗的两大支柱子公司，几乎在逐渐转让股权的沃森生物崛起的同时，大连汉信却在衰落。2003年明确提出疫苗发展战略，并在大连汉信开始投资建设疫苗基地的沃森生物母公司云大科技，却在沃森生物股权变更后陷入绝境，最终于2007年6月黯然退市。

两者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沃森生物讲崛起故事的同时，谁来讲云大科技被掏空退市的故事?

作者：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