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农业财政支出论文

[摘要]农业公共产品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发展越快，农民对农业公共产品的依赖就越强。只有保证了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更好的带动农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本文在对农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农业公共产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给出了保证农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举措。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公共农业财政支出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公共农业财政支出论文 篇1：

东西部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比较研究

摘要:从规模、结构与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的绝度规模总体上要大于西部地区,增长稳定性也好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低于西部地区,但其财政支农力度要略大于西部地区;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和效率都不如东部, 但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农资金的效率超过了东部地区。

关键词:东西部;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增大,2008年我国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财政决算支出的比重已达到78.7%,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表现将决定着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整体状况,因此,分析与研究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专门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方面的文献并不多,笔者将从规模、结构以及效益三个方面来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一个比较研究。①

一、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的规模与结构

(一)东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绝对规模比较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绝对规模就是一定财政年度内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农业的投入总额。由表1可知,近10年我国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额基本上都是大于西部地区的(2004年除外),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相对要强一些。虽然两大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额总体上都是呈增长态势的,但东部地区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稳,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如2004年西部地区增幅达95%,而2003年、2005年却出现了负增长。人均农业财政支出的状况也比较相似。东部地区人均农业财政支出水平总总体上看是要高于西部地区的,并且在稳定增长,而西部地区人均农业财政支出有一些年份是下降的,也有一些年份比东部还高,如2004年,可见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在农业投入的安排上随意性较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

(二)东西部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相对规模比较

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要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以及农业在当地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影响,因此除了绝对规模以外,笔者还要对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进行比较。农业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通常可用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农业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之比这两个指标来衡量。②

从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西部地区一直要高于东部地区3个百分点左右,并且两个地区的这一比值总体上都呈下降态势,但西部地区的这一比值在进几年年出现了较大波动,如2003年突然跌至6.9%,2004年又猛然增加到11.4%,2005年又跌至8.85%,这进一步证实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随意性较大。

就农业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之比这一指标来看,东部地区却是大多数年份都要略高于西部地区的,这一比值在两个地区总体上都呈增长态势,不过目前这一比值依然比较小,2006年两个地区平均水平都还低于0.4,而根据朱刚(1998)的研究,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时这一比值都已超过0.6,可见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还是比较低的。

(三)东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比较

农业财政支出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政支农资金安排的合理性。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这里主要就东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农资金中的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及其占比作一个考察。由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中有较大一部分是用于农业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的办公经费,这些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因此一般认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中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数量越大、比重越高,则农业财政支出的结构越不合理。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2003年以前东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数额及其所占比重都是不断上升的,并且其在西部地区的占比一直要高于东部地区,如2002年东部地区这一占比达到47.08%,而在西部地区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1.67%,说明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结构比东部更加不合理。2003年以后东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绝度数额及其所占比重都大大降低,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03年以后农业财政支出项目统计口径的有所调整,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统计口径变窄,不过就东西部比较而言,西部地区不管是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绝度数额还是其占比都是一直低于东部的,如2006年东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占比为23%左右,而西部地区为13%左右,可见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看上去要比东部合理一点。

二、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比较

政府财政向农业投入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对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的效益进行分析比较就是要看其支农资金配置运用的效果有何区别。下面笔者以东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东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财政支农支出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依据回归参数的大小就大体上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情况。

为了消除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笔者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使用的是1997年可比价数据,财政支农支出数据也用各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相应的平减,并对有关变量取了自然对数,因此估计的回归系数可看作是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由于在前面的分析中笔者发现,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要比西部合理一些,而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看上去要比东部合理一点,所以笔者在估计了1997-2006年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后,又分别估计了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的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依据Hausman检验值,所有模型都是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模型的估计方法采用的都是PCSE(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Beck和Katz(1995)引入的PCSE估计方法是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可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如同步相关,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资金不管是在东部还是西部都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比较来看,就1997-2006年整个时间段来说,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要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达到0.32左右,而在西部地区这一产出弹性为0.28左右,因此就整个时间段来说,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要高于西部地区。就两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看,1997-2002年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为0.39左右,西部地区仅为0.20,这一时期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比东部地区差,不过2003-2006年这一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大大提高,达到0.97左右,而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却有所降低,仅为0.20左右,可见2003年以后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很不理想,资金效率水平已落在了西部地区之后。以上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与其结构之间有一定关联,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要比西部合理一些,其资金效率水平也是高于西部地区的,而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变得要比东部合理一点,其支农资金的效率水平也升到了东部之上。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从规模、结构与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其一,从农业财政支出绝对规模来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额基本上都是大于西部地区的,增长相对比较平稳,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在农业投入的安排上随意性较强;其二,从农业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来看,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要高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之比这一指标值总体上要略高于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是要略大于西部的,不过与合理值比较起来,目前两大地区财政支农的力度依然都是偏低的;其三,从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来看,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占比高于东部,其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不如东部,而2003年以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四,与财政支农资金结构的情况相似,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不如东部地区,而2003以后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

在分权型财政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表现对整个国家财政支农的状况有重要影响,而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支农力度偏低、结构不尽合理、效率不高。今后必须要依靠有关法律规章的完善来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农职责,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量化”为若干项指标纳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并赋予这些指标较高的权重,建立起一种能真正调动地方政府支农积极性的机制,不断扩大支农支出规模,否则,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以及升迁的需要,地方政府官员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往往会偏向能带来GDP较快增长的部门和产业,对农业这一正外部性较强、生产周期长但附加值却较低的产业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不会高。此外,为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与提升支农资金效率,还需要改变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支农资金使用决策机制,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资金使用决策机制,以解决农业与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需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并通过逐步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与监管来减少支农资金的跑冒滴漏问题。

注释:

①本文中东西部区域的划分是按照目前学术界比较常用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广西、新疆、陕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中有关数据均是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②农业财政支出份额=农业财政支出总额 / 地方财政总支出;农业GDP份额=农业GDP/GDP。

参考文献:

[1]朱钢.我国财政支农规模问题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1998,(10).

[2]威廉·H·格林.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05,(1).

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王岩云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bout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Fang Ho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acro-economy, Southwest Finance University, Chengdu 610074, China)

Key words: eastern region and western region;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s on agriculture

作者：方 鸿

公共农业财政支出论文 篇2：

农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问题探讨

[摘要] 农业公共产品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发展越快，农民对农业公共产品的依赖就越强。只有保证了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更好的带动农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本文在对农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农业公共产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给出了保证农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举措。

[关键词] 农业 公共产品 有效供给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的经济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城乡割据、二元经济等因素，很多社会问题逐步突显。如“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就业压力等问题日益突出，尤其“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很可能危及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进而解决“三农”问题。

一、农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性分析

1.农业的弱质性，需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关系着国计民生。农业本身是弱质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生产周期长，且生产方式的变革比较滞后；同时，农业又是公益性很强的特殊产业，它既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又影响到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农业的弱质特征使得农业要获得与其它产业平等发展的条件,在公共产品需要的范围上、层次上和程度上更要高于其他产业。

2.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需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对农业的有效保护和支持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WTO《农业协议》中关于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市场准入、国内支持与出口补贴。其中只有国内支持属于WTO所提倡的，国内支持的目的在于鼓励与支持各成员国采用对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无扭曲作用或扭曲非常小的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对属于国内支持的五项政策，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承诺,我国已放弃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政策,承诺《农业协定》所要求削减的“黄箱”政策支持量为零。 “蓝箱”政策主要是指农产品限产计划下的补贴,有条件限制并且数量有限。那么我国保护和支持农业不受数量和条件限制、免于减让的只有“绿箱”政策。它主要包括政府一般服务、为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政府自然灾害救济支付、通过投资援助提供的结构调整支持等12项内容。这些农业公共产品,目前在我国供给严重不足。所以，为农业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3.农业产业化，需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民迫切要求政府给予技术、信息和资金方面的扶持，但有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限，致使这些地方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不成规模，阻碍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因此，政府如何公平有效的提供农业公共产品，保证农业在稳步和快速增长的基础上，顺利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4.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需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这里的农业基础设施就属于农业公共产品的范畴,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它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世界银行1994年发展报告曾分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1%,所以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需要。

5.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长期以来,有关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水资源污染、土壤板结、生产率低下,影响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了使农业走上“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需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农业公共产品的内涵界定

要保证有效的供给农业公共产品，首先应该对农业公共产品的内涵加以界定。所谓的农业公共产品是指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能满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共同需要的有形或无形的物品和服务。与农业私人产品相比,农业公共产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斥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某一农户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妨碍其他农户同时消費该产品,更不会减少他人消费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例如,湖泊、水库可以为流域内所有的农田提供灌溉。第二，任何农户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无法对它加以拒绝，如农产品价格补贴、中低产田改造等。二是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即农业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增加一个农户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农户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征，农业公共产品还应该能够满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共同需要；并且不仅包括有形的物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如政府的支农护农政策，农业保险制度等等。

三、保证农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举措

1.建立完善的农业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

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供求不均衡，出现了一方面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供给过剩的供需结构失调现象，这是由于我国没有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正是这种决策体制忽视了农民的真实需要和价值偏好，从而不能充分体现和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农民是农业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人，对农业公共产品的需求最有发言权，所以应该重视农民的参与作用, 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业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使农民在农业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需求。政府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由政府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农民自行选择，然后以农民的需求为依据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和供给数量，以此来保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在建立需求表达机制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是否满足农民的需求进行反馈，监督，实现农业公共产品的动态供给。农民越满意某种农业公共产品，就说明该公共产品正好反映了农民的需求。以此来时刻调整农业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和供给数量，保证农业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需求表达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的建立，不但可以很好的解决我国农业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还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倡的村务公开，村民自主管理的精神实质。

2.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实现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供给主体单一，只有政府提供，而且只靠公共财政投资很难满足农民对农业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我们应该让民营企业或私人参与农业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规划统筹，加以指导监督，实现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各种农业合作组织、政府与私人及其他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构建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这种由单一的供给主体向多元化主体转变，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又可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维护和实现农民合法经济权益的机构，不仅使组织起来的农民能有效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还可以作为农业公共产品的一个供给主体和供给渠道。从各国农业合作的经验看，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是不可短缺的。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协会在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要求上的优势，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不同群体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需求压力。同时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改变政府提供农业公共产品的方式和途径，更有助于提高农业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增加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提高农业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首先,政府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其次,需要严格规范农业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范围,以防止有些地方政府对公共财政资金的滥用。再者,增加财政支出的透明度,确保农业公共财政资金全部用在了农业公共产品领域。以此来提高农业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保证农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

[1]刘雪梅罗伟忠:构建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2:25～27

[2]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00,10:28～30

[3]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N].新华网,2005

[4]魏灵:公共产品提供与财政支农政策优化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2,6:159～160

[5]匡远配汪三贵: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日本研究，2005，4:49～54

[6]廖红丰尹效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经验借鉴[N].农民日报, 2005

作者：马彦红　王礼力

公共农业财政支出论文 篇3：

城市偏向制度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涉及城乡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资源分配、城乡交换和再分配制度上，我国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在城市偏向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之前已经被决定。城市偏向制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自我强化功能扩大着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破坏内生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造成经济体内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无法发挥作用。城市偏向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

[关键词]城市偏向制度；城乡收入差距；自我矫正机制

任太增(1964—)，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观经济运行、区域经济发展。(湖北武汉 430074)

近年来，政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但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加速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存在一系列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城市偏向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累积性扩大的特征。

一、我国城市偏向制度的表现

涉及城乡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很多，我们把这些制度分为：经济资源分配制度、城乡交换制度和再分配制度。

(一)经济资源分配制度上的城市偏向

我们从农业财政支出的比重、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和资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等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在经济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向。

我国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1/3，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相称[1]。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不规则变化，最高的年份为13.4%(1978年)，最低的年份仅为5.1%(1952年)，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相差悬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对稳定，最高的年份为10.7%(1998年)，最低的年份为7.1%(2003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仅持续偏低，而且进入21世纪后，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85—2004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低于8%的年份共有5年，其中4年连续出现在2000—2003年间。

我国基础教育的资源分配制度有两个特点，即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这一制度有助于多方筹集资金、激发地方政府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改善教育供给不足的状况。但这一制度在我国财政体制存在严重的横向不平衡和纵向不平衡情况下，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预算内拨款的数量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农村县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远远低于城市市区。2003年，直辖市市区、城市市区、农村县区的小学、初中、高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分别为3 844.22元、3 785.85元、4 736.051元；1 337.08元、1 527.91元、1 874.76元；1 040.97元、1 100.52元、1 335.63元[2]。越是县、乡两级财力薄弱、基础教育的预算内经费供给匮乏的农村地区，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的难度越大，最终导致中小学的教育经费被转嫁到农村居民身上。由于接受的教育和培训不够，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收入微薄的工作。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具有加大农村资金外流的趋势。1988年以来，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中国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上收了贷款权限。同时，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重点转向城市，对农村的放贷也限于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等大型项目，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造成农村资金通过商业银行严重外流。邮政储蓄利用网点多、深入乡村的特点，大量吸收农村储蓄并转存人民银行，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在商业化改革中，农村信用社经营趋于以利润为导向，农村信用社出现了非农化特征，许多资金流向城市。这种金融制度安排，导致普遍“贫血”的农村地区的资金大量向城市“倒流”。

(二)城乡交换制度上的城市偏向

城乡交换制度上的城市偏向体现在价格制度的设计上。在城乡交换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农村土地价格和农村劳动力价格，通过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农村向城市、农业向工业、农民向市民的“输血”。

在产品市场上，通过统购统销的政策，市场失去了调节价格的功能，农民被剥夺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农产品的价格被压低，加工产品的价格被抬高，形成了工农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据统计，从1953—1981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手中筹集资金共7 000多亿元，而在此期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总计只有800多亿元[3]。

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我国特有的用工制度，要么把农民强行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要么通过“临时工”、“农民工”制度把城乡劳动力区别开来，在限制“农民工”择业的同时，压低“农民工”的报酬。目前我国已经有1.4亿农民离开家乡进城打工，他们从事着脏、累、危险的工作，却拿着很低的工资。农民工从事同样的工作，所得收入却不到城市职工收入的一半，在工资收入上形成一个很大的“剪刀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农民“贡献”出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上，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尽管土地买卖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农民却没有话语权，他们事实上被排除在土地买卖之外。于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然后高价出售，通过开发商的开发，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形成土地价格的“剪刀差”。

(三)再分配制度上的城市偏向

再分配制度上的城市偏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在税负承担上的城市偏向；二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严重向城市倾斜。

合理的税收制度应该体现出对公平的追求，但我国的税收政策却导致落后、贫穷的农民纳税额超过市民的现状。如果把农民以各种形式缴纳的“费”看做是个人所得税，那么，令人吃惊的是，在全部个人所得税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大约有60%)，而农民的全部纯收入只占城乡居民收入的33%[1]。

我国的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改革前，我国的福利补贴几乎将占全部人口80%的农村居民全部排斥在城镇居民能够享受的实物性补贴之外。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主要针对城市居民。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 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支出总数88.6%，农村仅支出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其中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30倍[4]。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推出的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也基本上只适用于城市居民，农民几乎没有被考虑。如2002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4 731万人，失业保险人数为10 182万人，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9 400万人，全国共有2 054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这些都覆盖在城镇，而绝大部分农民则很难享受到这些权利。

(四)为城市偏向制度安排服务的户籍制度

城市偏向制度使农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必然促使农民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农民能够自由地流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城市偏向制度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把农民强行固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就成为必要，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就是为了维持这种城市偏向制度而派生出的主要配套制度。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将农村劳动力阻隔在有限的土地上，扼杀了由利益导向驱动的要素自由流动，使偏向城市的各项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并使广大农民在城乡利益博弈中几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旨在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人口隔离制度的开始，户籍制度与先后实施的粮食及副食品供应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等结合在一起，使户口这个本来是表示职业和居住地的概念拥有了更多的含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从此被法定地隔离开来。

二、城市偏向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城市偏向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首先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在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资源分配权力的环境下，城乡居民拥有的经济资源的数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更取决于政府的资源分配倾向，在城市偏向制度框架内，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这样，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国家财政支出上存在的城乡差别，不仅直接决定了城乡居民在生活环境、享受的公共服务等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也使城乡居民拥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和农业无论是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还是吸引和消化外来资金能力以及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都远远不如城市和工业，正因如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才要求实施某种向农村、农业、农民倾斜的政策。但在城市偏向的资源分配制度下，处于弱势的农村和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照顾，甚至没有获得形式上的公平待遇，在全社会共同创造的经济资源使用上，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机会、拥有更多的使用权。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的趋势，资金的这种流动趋向于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要求金融制度的安排有助于防止农村资金的外流。但偏向城市的金融制度安排，不仅没有充分考虑农业、农村在吸引资金方面的先天不足，没有起到限制农村资金外流的作用，反而对农村资金的外流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结果是，弱势的农业、弱势的农民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给了工业、输给了市民，起点的不公平、机会的不均等成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首要原因。

如果说，经济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通过城乡发展上的不平等实现的，那么，城乡交换中的城市偏向则是“赤裸裸的”对农村居民的直接剥夺。在城市偏向的城乡交换制度下，产品的价格既不能反映生产成本，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受到了来自政府的阻碍，导致其价格远远低于价值，工业品则因为政府的“追捧”，其价格远高于价值，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由此形成。结果由城乡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差别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偏向的城乡交换制度下，被进一步拉大。

在城市偏向的再分配制度下，一方面，政府的税负政策导致收入较低的农民长期承担了超过收入较高的城市居民的税负；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严重向城市倾斜，农村居民几乎成为了被遗忘的“死角”。结果是，由经济资源的差别、交换的不平等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通过再分配手段得到缓解，反而在城市偏向的再分配制度下进一步扩大。

(二)城市偏向制度破坏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

根据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不同，可以把城乡收入差距分为内生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外生的城乡收入差距。内生的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把城乡收入差距看做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乡之间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差别决定的。外生的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把城乡收入差距看作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产物，从政府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道路等方面寻找原因。

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是内生的，那么经济体系本身具有一种自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力量，我们把这种力量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是通过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的。其作用过程是：

从刘易斯和托达罗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中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城乡存在的收入差距，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不断地吸引着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结果，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直到城乡收入差距消失，转移停止。按照托达罗模型，只要存在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就会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最终结果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消失，而是把城乡收入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因为即使城乡仍然存在收入差距，如果城市失业率很高，农村劳动力通过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也可能做出不向城市迁移的决定。

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是通过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的。当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体制障碍，也没有人为限制时，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存在一系列影响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妨碍甚至不允许要素自由流动，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无法发挥。在城市偏向制度下，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了严格限制，自我矫正机制虽仍然存在，但其作用却无从发挥。

三、城市偏向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趋势

(一)城市偏向的自我强化功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累积性扩大趋势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围绕该制度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该制度有强烈的需求，进而要求巩固和强化该制度，即使政府出台了新的更有效的制度，他们也会忠于原来的制度。

就我国的城市偏向制度而言，政府曾经是该制度的初始需求者，因为该制度符合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当政府需要新的协调城乡利益关系的制度时，就会产生打破该制度的需求。城市居民对该制度的需求是因为该制度能够使他们获得比农村居民更多的利益，从而在城乡利益关系上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城市居民因此成为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具有维护甚至强化该制度的要求。

如果说城市居民是城市偏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那么，农村居民就是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他们要求打破城市偏向制度。于是该制度变迁的方向由以下四方面力量的合力决定：制度惯性的力量、城市居民的力量、农村居民的力量、政府的力量。

在这四股力量中，制度惯性的力量、城市居民的力量倾向于强化该制度，农村居民的力量要求打破该制度，政府的力量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不考虑政府的力量，城市偏向制度的演进方向取决于强化该制度的力量和要求打破该制度力量的对比。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演进的方向与一个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制度演进的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强势集团之所以能够决定制度演进的方向，主要是通過获得权利决策机构的大多数席位来控制国家政权以影响制度的制定。在城乡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农民自身的分散性、制度改进对单个家庭利益影响的有限性和由此带来的免费搭车现象导致人数众多的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的一方，即所谓的“数量悖论”。城市居民的强势地位和制度存在的“惯性”力量，导致了强化该制度的力量远远大于打破该制度的力量，城市偏向制度从而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只要城市偏向制度框架存在，由该制度决定的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存在。而在“路径依赖”和城乡利益博弈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偏向制度具有自我强化功能，这样，制度演进的结果，不仅固化着由城市偏向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且扩大着这一城乡收入差距。

(二)自我矫正机制遭到破坏，导致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累积性扩大的因素消失

城市偏向制度下，内生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城市偏向制度破坏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力量受到限制，导致内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成为可能。

自我矫正机制虽然不足以控制城乡收入差距，但却可以把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从而避免城乡利益关系的急剧恶化。一定意义上说，自我矫正机制是调节城乡利益关系的自动稳定器。

自我矫正机制的丧失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经济体系内部失去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调整功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出现加速扩大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通过要素流动显示出来，导致人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低收入者无法通过要素流动表达自己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满情绪，导致政府过高估计低收入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失去了经济体内部的配合，政策措施无法长期发挥作用。

总之，在城市偏向制度下，无论是内生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外生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累积扩大的趋势，如果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抑制措施，城乡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累积性扩大之中。

(三)城市偏向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成为现实

城市偏向制度使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成为可能，但在计劃经济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法转化为现实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是城市偏向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结果。

我国的城市偏向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偏向制度要比目前严重得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比较严重，却没有出现持续扩大的趋势，而是长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偏向制度之所以没有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是因为当时我国实施的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加之各经济组织没有收入分配的自主权，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完全由政府计划决定，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用于积累。这样，由城市偏向制度导致的城乡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城乡积累的差别上，而无法转化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别。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城乡收入差别是由政府决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城乡经济增长的差异可以较为充分地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伴随着体制转型，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上，逐渐由政府决定分配发展为由政府、市场、企业、个人共同决定分配，并且政府逐渐从初次分配领域退出，把更多精力用于再分配，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和企业决定。收入分配的原则也沿着以下轨迹实现了转变：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随着分配方式的转变，城乡居民在经济资源上的差别和要素边际生产力上的差别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上。

在城市偏向制度下，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农村，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也明显多于农村，城市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越高的人越有能力提高在未来的收入分配中的优势，收入越低、越穷困的人越没能力改变在未来的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即会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这样，城市偏向制度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差异以及原来积累下来的差异，在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下，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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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 萍】

作者：任太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