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井平台责任保险论文

尽管墨西哥漏油事故已经过去了三年，但各国对海洋油气资源的眷顾不减反增，在热潮背后，“中国式老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海洋油气产业的发力。1896年，美国人以栈桥连陆方式在加利福尼亚距海岸200多米处打出了第一口海上油井，从此，海上石油工业诞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钻井平台责任保险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钻井平台责任保险论文 篇1：

浅析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立法的完善

摘 要：发生在2011年的渤海湾溢油事故，暴露出我国油污损害赔偿制度的严重缺陷。本文在分析国际公约、国内立法及钻井平台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对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在立法形式上，应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在其确立的框架下制定具体规范钻井平台和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问题的《油污法》；在制度内容上，应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和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并通过保障受害者的知情权等为其民事求偿提供支持。

关 键 词：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渤海湾溢油事故

收稿日期：2013-04-02

作者简介：刘力菲（1990—），女，山东潍坊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法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学；刘腾（1963—），男，山东潍坊人，潍坊技师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海商法学。

随着陆地石油开采日趋紧张，海洋成为了世界石油资源的重要接替区。中国是海洋油气大国，拥有丰富的待开发海洋油气资源，从1982年开始，我国在海洋石油勘探方面加快了对外合作的步伐，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积累了大量经验，如今我国的海洋石油工业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然而，相比海洋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规范钻井平台在开采作业中造成的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却相对缓慢。石油进入海洋后，污染持续性强，扩散范围大，不仅易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还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为保障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促进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工业的健康发展，及时立法以防止污染，保障受损害者得到赔偿并使环境得以恢复则显得十分重要。

一、国际公约关于钻井平台油污损害的规定及评析

鉴于海洋石油污染的跨国性和全球性，国际社会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海洋油污污染的公约，根据公约的内容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防治污染的公约。如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等；另一类是有关污染损害赔偿的公约。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等。

（一）有关油污防治的公约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用于勘探或开发海床和底土的自然资源的设施和装置的污染，特别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和处理紧急情况，保证海上操作安全，以及规定这些设施或装置的设计、建造、装备、操作和人员配备的措施。该公约是一个框架式公约，它为海上油污损害的规制提供了立法基础，但具体的防止和控制油污损害的可操作性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用全球或区域级国际规划和国家措施加以补充。

1973年通过的《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与其1978年公约议定书合称为《1973/1978防污公约》，是目前在防止船舶污染方面比较全面的且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公约序言中明确提出其宗旨是“消除在各种作业过程中可能排放石油、化学品和其他有害物质引起的海洋污染，尽可能减少包括固定或漂浮的钻井在内的船舶因碰撞或搁浅而意外泄露的石油数量”。公约第2条规定：“船舶系指在海洋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水翼船、气垫船、潜水船、水上艇筏和固定或浮动的工作平台。”明确将钻井平台纳入了船舶的定义中。这在当时远洋石油作业国际法规制暂显缺失的情况下，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1]（p56）但是，该公约的内容主要涉及防止污染的技术性规定，缺少有关污染损害责任和赔偿的相关规定。

1990年的《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是目前规范平台海洋污染的最重要的一部国际性法律文件，其宗旨是为防止和减少海洋污染而建立的一个全球性或区域性合作机制。公约适用于包括钻井平台在内的船舶、近海装置、海港和油装卸设施，它要求船舶和港口或石油处理设备中的岸上设施配备石油污染应急计划，并要求国家和地区对石油泄漏的防备、响应和合作准备应急计划。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有关防治海洋污染的公约大多将钻井平台纳入其调整范围，但其内容都只限于海上钻井平台防污染和安全管理的技术性规定上，对于油污损害责任和赔偿问题涉及较少。仅有完善的防范措施规定，并不足以防止一切海洋油污损害事件的发生，在做好预防的同时，完善油污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制度至关重要。

（二）污染损害赔偿公约

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为《民事责任公约》）是关于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最主要的公约。而1992年的议定书和2000年的修正案已分别于2000年和2003年起对我国生效。公约第1条第1款将船舶的范围界定为实际装运散装油类货物的任何类型的海洋船舶和海上船艇，将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排除在了调整范围之外。

1971年的《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基金公约》（简称为《基金公约》）经其1992年议定书修正后，构成对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的补充，其对我国香港地区具有拘束力。根据该公约，设立了“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对不能在《民事责任公约》下得到全部和充分赔偿的受害人提供补充赔偿。遗憾的是，公约下“船舶”的范围仍不包括钻井平台等海上装置。

《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所建立的油污赔偿体系，使油污受害者在遭受船舶造成的油污损害时，能够得到较充分的赔偿，然而它们并不能解决钻井平台造成的油污损害赔偿问题。随着海洋油污损害类型的多样化，根据这两个公约建立起来的油污损害赔偿体系也应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做出调整。

综上可以看出，国际公约在适用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将钻井平台纳入其调整范围者寡；二是受“涉外因素”的制约，即便现有公约经过日后修改建立了完善的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体系，也因我国在处理民商事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上，附以“涉外因素”的条件限制，[2]（p316）导致公约只能适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钻井平台造成的油污损害赔偿问题。此外，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加入了有关公约，像美国这样的海洋大国，则长期游离于《海洋法公约》以及由《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构成的国际法体系之外，公约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可见，单凭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还不能解决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全部法律问题。因此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起完善的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机制。

二、我国法律关于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海洋油污损害赔偿的专门立法，有关规定主要分散在以下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法》将环境污染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上述规定为受害方要求事故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些都仅是原则性规定。渤海漏油事故发生后，截至目前，包括天津海事法院、青岛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内的多个司法机关均未就此前民事诉讼予以立案，或是虽已立案但迟迟不开庭。理由是“新型案件，需要逐级上报，研究之后才能给予答复”。由此可见，在油污损害民事赔偿方面，我国法律缺乏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规定。

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章是“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危害的预防、海洋排污控制等。[3]（p187）从内容上看，《海洋环境保护法》侧重于“防治”，关于损害赔偿的内容涉及很少，且规定笼统，操作性不强。而第91条规定的30万元行政处罚上限，也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康菲公司最终被处以20万元人民币的行政罚款，根本没有体现法律对事故的惩罚作用。

2006年颁布和实施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是新《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条例，它进一步明确地将海洋工程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强化对海洋工程的监管，结束了我国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无细化操作法规可依的局面。[4]条例首次对“海洋工程”的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明确将“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其附属工程”纳入其调整范围。但条例同样侧重对污染的“防治”，缺少有关油污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

《海商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船舶， 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由此可见，《海商法》仅对移动式钻井平台具有适用的可能性，而固定式钻井平台则不在调整范围内。此外，我国《海商法》作为调整特定的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重要法律，受当时立法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关于油污损害的专门规定，仅在第11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中有所提及。根据第208条的规定：如果有关油污损害赔偿问题具有涉外因素，应优先适用我国加入的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否则，适用我国《海商法》第11章的规定。而前文已经提到，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的调整范围也并不包括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整体来说，我国对于钻井平台的安全管理、防止油类污染方面的立法相对完备，而对钻井平台油污造成的民事赔偿方面的立法却非常滞后。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后，尽管康菲公司采取了一定措施，但该油田溢油事态并未得到完全控制，溢油源排查和封堵工作进展缓慢，也没有将有关溢油事故信息及时向国家海洋局报告，向社会公布，而是继续生产作业。康菲公司可能并不缺少处理事故的技术能力，但熟知我国法律和相关政策，知道溢油事故处置措施不力和瞒报事故不会遭受严重的处罚，也不会影响其经济利益，造成其傲慢态度的正是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因此，尽快健全钻井平台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是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内法，对钻井平台的法律地位规定都不甚明确，这也是钻井平台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建立有关钻井平台油污损害制度之前，我们首先应弄清钻井平台的法律属性。

三、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法律属性

关于钻井平台法律属性，最大争议是其是否可以归属于船舶，从而适用各类调整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法律。对于这一问题，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实践的做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将固定式钻井平台和移动式钻井平台都纳入“船舶”范畴，统一规制。如《1973/1978年防污公约》规定船舶的范围是“在海洋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水翼船、气垫船、潜水船、水上艇筏和固定或浮动的工作平台”。 二是将移动式钻井平台纳入“船舶”的范畴，而排除该法对固定式钻井平台的适用。如我国《海商法》第3条明确界定作为其调整客体之一的船舶的范围是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三是对船舶和近海装置（包括固定式和移动式钻井平台）分别予以界定，将二者视为不同的法律客体分别予以规制。如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第2条定义条款中，对“船舶”和“近海装置”分别作出定义，并在之后的油污应急计划、油污报告程序等内容中分别作出规定。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美国《1990年油污法》、挪威1994年的《海商法》。

钻井平台是否可以视作船舶而直接适用调整船舶的法律，笔者认为得出这个问题的结论，还应从二者的共性与个性的比较入手，如果共性大于个性，钻井平台和船舶可以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则，只需在个别问题上做些调整；反之，应该分别立法。

⒈外形结构和设施结构的比较。从外形结构上来看，目前众多类型的钻井平台中，除钻井船（浮船式钻井平台）外，其他类型的钻井平台与船舶的外形差异较大。就位后的钻井平台除了具有上部结构（通常指平台甲板）外，还需通过与海底相接触的支撑结构来固定平台的位置，这是船舶所不具有的。从设施结构来看，平台与船舶上通常都配备动力、通讯、导航等设备以及安全救生和人员生活设施。与船舶的运输功能不同，钻井平台的主要功能是勘探开采石油，钻井设备才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正因此，钻探性能是平台主要技术参数的重要依据，包括最大钻井深度、最大工作水深、防喷器性能和最大变载荷等方面，这些与船舶的主机功率和船舶的吨位等指标有明显的不同，这也必然会引起钻井平台在安全规则、设备标准、污染赔偿和责任限制等方面不能完全适用于传统的海商法。[5]

⒉航行能力的比较。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主要分为移动式平台和固定式平台两大类。其中，移动式平台又分为坐底式平台、自升式平台、钻井船、半潜式平台；固定式平台可分为导管架式平台、混凝土重力式平台、深水顺应塔式平台。固定式钻井平台大都建在浅水中，它借助导管架固定在海底后就不再移动。[6]移动式钻井平台是由钻井船发展而来的，而钻井船又是由船舶改建而成，因此二者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可移动性就是二者最直观的共同属性，不同之处是钻井平台的移动并不都是靠其自航能力，占移动式钻井装置总数的1/2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就不具备自航能力，如需移动要借助拖船拖带才能实现。

⒊功能的比较。作为海洋石油勘查开发主要工具的钻井平台，其主要用途是开采石油。平台上的各种设备和设施都是为石油开采服务的。即使其处于航行或被拖动状态，也是为就位作业做准备。而船舶的主要用途是运输，其管理和运作隶属于航运业，而钻井平台的管理和运作隶属于海洋石油工业。

⒋造成油污污染特点的比较。钻井平台作业时的位置是固定的，因此其发生事故后造成污染的范围相对集中；而船舶造成污染的范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是有意排放废油等而造成的污染范围会很分散，如因事故造成货物油泄漏，污染的范围也会相对集中。而污染的范围集中或分散，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

另外，船舶载油量是有限的，其发生漏油事故后的泄漏量的上限可以确定，因此对船舶造成的油污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计算方式是以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为计算基础，以船舶总吨位为计算依据的。[7]而钻井平台发生事故后石油泄漏量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也就失去了适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计算基础。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钻井平台和船舶在物理结构、航行能力、功能用途及造成污染的特点虽有一定的相似性，却有实质上的区别，个性大于共性，如果将二者等同适用相同的法律，尤其是在油污损害赔偿方面，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不公平的。

四、对我国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立法思考

2011年6月，中海油与美国康菲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蓬莱19-3油田的钻井平台发生大规模溢油事故，此次事故累计造成6200平方公里海水污染，仅河北乐亭、昌黎两地200名水产养殖户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元。但由于我国相关立法严重不足，因污染遭受损失的渔民、养殖户陷入求偿困境，建立一个针对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迫在眉睫。

（一）立法形式的完善

我国建立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体系，在立法形式上有以下几种选择：

一是将其纳入《海商法》的调整范围。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制度是《海商法》缺失的一部分，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建议，在修改我国《海商法》时应增设“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一章。因此，在今后的《海商法》修订中应填补这一空缺，届时将钻井平台纳入海商法调整范围。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钻井平台与船舶毕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对钻井平台造成的油污损害赔偿直接适用船舶的标准是不合适的。

二是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虽然多年来学者一直呼吁修改《海商法》，但由于海商法涉及内容复杂，且尚未列入修订计划，等待新的海商法出台尚需时日。渤海溢油污染事件后，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已于2012年启动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配套规定的修改与制定工作。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完善这一制度具有时间上的优势。根据我国的立法习惯，《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规定通常是原则性的，具体实施细则在配套条例中规定，但条例的效力层次较低，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难以贯彻执行。

三是制定专门的油污法。由于目前我国对海上油污的规定散见于各个法规中，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便，对于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溢油事故应适用什么法律，实践中的做法比较混乱，有适用国际公约的，也有适用《海商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专门的油污法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随着海洋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独立法律体系的基础。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时，应出台一部规制平台油污损害和船舶油污损害的专项立法，重构国内油污损害赔偿立法体系，即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指导框架，以《油污法》为实施细则的法律体系。

（二）制度内容的完善

⒈调整《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处罚措施。一是提高罚款数额。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对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的罚款作了最高限额的规定，如此轻的罚款力度根本无法对石油开发公司产生威慑作用。康菲公司的违法行为就是实例。因此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现状对罚款数额做出调整。二是增加处罚措施的种类。在赔偿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康菲公司已经恢复了其在渤海的生产作业，引发受害渔民的强烈不满。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仅规定了罚款和警告两种处罚措施，补充规定“责令停产、停业”等多种处罚措施及其具体执行细则是很有必要的。

⒉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可以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将某些特殊的群体或行业纳入强制保险体系中，海洋石油工业是一个兼具高风险与高效益的行业，在该领域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为油污事故受害人扩大赔偿资金的来源，以便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另一方面又可避免石油开发方因承担巨额赔款陷入财务危机，保障海上石油工业的健康发展。结合海上石油工业的特点，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保险费用的缴纳形式。我国现有的法律中，《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9条中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但由于允许保险费用的缴纳可通过财务担保替代，加上实际执行不彻底，强制保险在油污损害赔偿领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我国进行海洋石油开发的外方合作企业多数为中小企业，自身财力有限，一旦发生事故，其通过财务担保投保的保额很难使受害者得到充分的赔偿。因此建议在现阶段取消以财务担保的形式，待海上石油工业发展更充分时再作调整。二是政府在制度运行初期加以适当干预。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技术复杂，作业环境恶劣，风险性高，一旦发生事故，保险人赔付的金额太高，加之业务量有限，普通的商业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意承保，运作起来可能不会像航运保险发展的那么顺利，因此需要政府适当干预。具体操作上，可以鼓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并允许国外有实力的保险公司参与。

⒊建立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实践中可以看到，在责任限额不断提高、强制保险制度建立的情况下，重大油污事故中的受害者仍有可能得不到充分赔偿，而此时基金制度可以为其提供第二层保障。

根据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我国建立了自己的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但并没有将海上钻井平台纳入其中。相较于船舶，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造成油污损害事故的机率小得多，但钻井平台一旦发生事故，其造成的损失往往更为严重，在此我们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将船舶、内陆设施和海洋设备都纳入基金范围内。

鉴于我国刚刚建立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不必要再单独建立一个运行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机制，两种基金的征收与管理完全可以适用一套机制，只需在具体的摊款数额等方面分别规定，以节约成本。

⒋为受害者民事求偿提供充分保障。一是为受害者的知情权提供法律保障。在受害者民事求偿的过程中，包括海洋局、海洋行政执法部门、渔业行政执法部门在内的官方机构应当将调查得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料与油污受害者共享。相关职能部门有义务将有关数据资料公开，即使没有公开，受害者完全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调取有关证据。二是司法部门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环境侵权案件。渤海漏油事故发生后，包括青岛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内的多个司法机关均未就此前民事诉讼予以立案，仅有的一起被立案的诉讼至今也没有开庭。更为尴尬的是，去年山东500渔民赴美索赔康菲，美国法院已经受理并于今年1月开庭聆讯。积极审理的态度不仅能为油污受害者获得有效赔偿提供保障，还会对企业对待赔偿的态度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林灿玲.国际环境法理论与实践[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2]司玉琢.海商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张一玲，王秋蓉.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首个配套条例于近日公布[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10-10.

[5]马玲.移动式钻井平台保险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9.

[6]http：//baike.baidu.com/view/94623.htm，2013-3-30.

[7]贾雯晴.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2.

（责任编辑：徐 虹）

作者：刘力菲　刘腾

钻井平台责任保险论文 篇2：

海洋热潮背后的“中国问题”

尽管墨西哥漏油事故已经过去了三年，但各国对海洋油气资源的眷顾不减反增，在热潮背后，“中国式老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海洋油气产业的发力。

1896年，美国人以栈桥连陆方式在加利福尼亚距海岸200多米处打出了第一口海上油井，从此，海上石油工业诞生。到目前为止，全球有100多个国家正在开采海底石油资源，有50多个国家在进行深海油气勘探，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已经成为全球油气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海洋油气产量随投资和石油平台数量增加而增加。

仅今年3月以来，雪佛龙在墨西哥湾深水区再次发现一处石油储藏；康菲公司在墨西哥湾深水区所钻的Shenandoah评价井中获得了一项重大石油发现；挪威油气Statoil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中部地区油气区块租约竞标活动中获得15个租约，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2013年将向石油资源丰富的坎佩切湾投资30亿美元；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将在未来五年计划在海洋油气领域投资2367亿美元。

尽管，在全球的油气勘探开发中到目前为止总的勘探成功率不足40%，且海洋勘探成功率更低，使得深海油气的边际成本很高，且投资风险大，但这并未阻挡海洋油气产业的投资热情。在全球经济危机还未消除，且债务违约事件还在发生的情况下，全球海洋油气资源市场却率先走出了寒冬，掀起了又一轮海洋油气资源发现和投资的新高潮。

全球性“监管漏洞”

尽管新一轮海洋油气投资热潮来临，但2010年BP公司造成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却揭露出了全球海上油气开发的监管法律、监管技术手段和应急机制等相关制度安排中的漏洞。所以，进一步引起了主要海洋油气资源国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本轮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时环境与企业经营的安全，监管立法的制度博弈就成了各国立法机构的工作重点。

在美国，虽然设有石油泄漏责任信托基金（Oil Spill Liability Trust Fund），但它是1989年依据美国《1986年国内税收法规》第9509条规定建立的，该信托基金是以美国最高立法的形式确定的、对在美进行油气勘探开发的企业强行征税，并专门用于支持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应急系统、石油污染研究和开发项目的运行。

在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这一信托基金却显得捉襟见肘。此外，其他制度安排也显得效率不高。所以，美国一方面将石油泄漏责任信托基金的税基提高了四倍，另一方面，重新调整和进一步规范了海上油气开发的安全监管条例。

在欧洲，英国北海油气开发监管条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苛的条例，甚至被称是“黄金准则”。因此，欧盟还是借鉴了这一“黄金准则”，在2011年10月公布了海上油气监管法案的草案，不仅要提高监管级别，将监管范围扩大至距离海岸线370公里之遥的海域，使欧盟海域任何一座海上油气钻井平台都能接受到监管。这一法案结束了成员国分散监管的局面，将监管权集中到欧盟手中，以图在欧盟打造最安全、最健康和最环保的监管体系。

尽管加强统一监管会增加环境安全成本的支出，进而最终垫高油气价格，可欧洲议会议员伊沃·贝雷特2012年10月还是提交报告进一步强调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海上油气开发的行列，为防止这些没有或只有较少经验的国家犯错，欧盟有必要完善立法和加强监管。试图将欧洲的集中监管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使海上油气开采有法律的保障。

与欧美制度升级相比，近期中国国家海洋局《2012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称，2011年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对邻近海域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害依然存在，事故海域海水中石油类含量仍高于溢油事故前的平均水平。

明知康菲公司未能满足国家海洋局自己发出的“彻底清楚”行政令的要求，可国家海洋局还是宽厚地为康菲公司发放了开工许可。因此，不怪外国石油公司可以在中国海洋如此傲慢，要怪就怪我们的管理能力落后、信托责任的缺失以及类似信托责任基金匮乏等制度顶层设计的缺位。

顶层设计的“错位”

早在2010年，中国海洋油气的年产量就达到了5000万吨当量油，占国内石油产量的26%，相当于建成了一个“海上大庆油田”。标志着中国海域已成为我国石油、天然气最主要、最现实的接替区。因此，海油公司雄心勃勃、针对性地宣布要在未来20年投资2000亿元人民币加大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力争建成一个“南海大庆”。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接替，装备制造业确有重大突破。在《201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称，中国海油以“海洋石油981”平台为核心，打造了以“五型六舰”为主体的作业能力达到3000米水深的联合作业船队。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能力和大型海洋装备建造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也在2012年开进了南海作业。

可是，正当国际资本摩肩接踵般地涌向全球海洋油气探区时，2012年中国海洋油气产业好似黎明静悄悄，不仅增加值出现了8.7%的负增长，而且，海油公司还举债151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尼克森（Nexen）公司，仅一个项目的投资总额就相当于在南海未来9年的预期投资额。

一方面，海油公司“拼命”登陆，集中人财物积极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鸡肋般的异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上投资，不仅掌控不了经营业绩，还要承担他国巨额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支出的风险；另一方面，十分“吝啬”地在国内的海上建着“南海大庆”；再一方面，中国的海洋油气资源又被周边国家“免费”蚕食着。

这不仅暴露出我国海洋油气资源战略存在有问题，长此下去，还将有可能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中国急需系统性地修补和健全海洋战略的顶层设计，并真正付诸实施。

在国家层面，需要有军事上的安全保障；在经营管理上，要学股份制的精髓，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在软实力建设上，要学习美国的《21世纪海洋蓝图》和《美国海洋行动计划》，以油气开发和其他海洋新兴产业的税收为基础建立海洋政策、石油泄漏责任等一系列信托基金；在避险经营上，金融监管部门应给企业更大的创新空间，企业要学美国企业的金融创新与避险技巧，并且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体系。就如交强险一般，采取强制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对海洋环境伤害进行补充。

对于中国而言，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不仅具有经济利益，更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其所需科技含量不亚于航空航天业。启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可以拉动与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相关的产业，且其产业辐射面与产业延伸深度要远远大于陆地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产业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激发和培育产业创新的内动力。

（作者单位：国家电监会政策法规部）

作者：冯跃威

钻井平台责任保险论文 篇3：

石油企业防控油气污染侵权风险的法律思考

【摘要】 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环境污染法律风险也逐步增大。特别是石油企业在油气生产作业过程中，极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引发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本文基于石油企业的实际情况，分析研究了油气污染侵权风险常见类型、面临的突出法律问题，并结合油田防控环境污染侵权的探索和实践，对加强环境污染侵权法律风险防控、完善环境污染侵权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石油企业 油气污染 侵权 风险

近年来，油气污染事故频发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油气生产作业具有施工类型多、作业区域广、工序差别大等显著特点，生产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等污染物，而且井喷、火灾爆炸、油气管线泄漏等突发意外事件都有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和破坏，引发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据调查，油气污染侵权风险已成为当前石油企业生产作业中出现较多、防控难度较大的一类法律风险。

一、油气污染侵权风险常见类型

综合分析石油企业近年来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因企业自身原因、第三人原因及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行为导致的油气污染侵权损害较为常见。

1、石油企业自身原因导致的环境污染侵权风险

一是由于现场作业人员不了解环保法律规定和油气生产作业的有关环保要求，导致施工作业控制不当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油气生产作业中修井作业、更换管线，试油过程中原油落地、回注作业中污水泄漏等均极易引发环境污染侵权。特别是由于海上油气生产作业的特殊性，一旦发生重大突发性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2011年中石油和康菲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蓬莱19-3油田由于作业操作不当引发溢油事故，事故溢油单日最大分布面积达到158平方公里，污染海水面积超过5500平方公里，其中劣四类海水海域面积累计约840平方公里，给海洋环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二是因为油水管线老化腐蚀严重，导致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这也是当前油田勘探开发中遇到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据胜利油田某采油厂统计，该厂一年因油水管线自然穿孔而引起的污染事件就有数千次之多，成为目前影响该厂生产作业的一大难题。

三是对环境污染事故应对不力导致次生污染事故。具体表现为无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或应急预案存在瑕疵，或者是有关生产作业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启动应急预案不力，导致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害扩大，出现次生污染事故。

2、第三人原因导致的环境污染侵权风险

一是不法分子为盗油、盗气破坏油气管道等生产设施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输油管道输送的油品属易燃易爆物品，极其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一旦在打孔盗油的过程中造成油品泄露，就会严重污染周围环境，使土地质量下降，造成周围的农作物减产，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如2006年胜利油田“3.12”海洋溢油污染事故就是因为犯罪分子打孔盗油所致。

二是由于他人对油气管道的违章占压、破坏，造成原油泄漏进而形成环境污染事件。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大部分东部油田建成时间较长，当年生产设施的建设都位于偏僻区域，远离城乡居住区，但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土地资源的快速开发，许多油气管道被学校、幼儿园、居民区、医院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及化工厂、加油站、液化气站、工业园区等存在易燃易爆区域的要害部位占压，极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3、受害人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侵权风险

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受害人故意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污单位可以免责，但是由于石油企业的大多数油水管道采用临时用地的方式埋设，存在着油气管道安全保护权与土地使用权等权利的冲突，农户在其具有土地使用权的管道埋设地进行种植养殖，很难得到制止。由此不仅造成油水管线的锈化腐蚀加剧，而且一旦发生管线穿孔事故，石油企业还会被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更有甚者，一些农户为了索要高额的污染损害赔偿，伪造盗油现场，将埋设在其承包土地或邻近土地的油水管线破坏，人为造成环境污染。这类事件因举证困难，解决起来难度大，石油企业往往需为此支付大笔费用。

二、石油企业防控油气污染侵权风险面临的法律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石油企业防控油气污染侵权风险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表现为《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与《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之间存在冲突以及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较为单一等。

1、石油企业原有生产设施与当地经济发展和政府规划存在冲突

我国新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和《城乡规划法》相继出台，对未来避免冲突的出现将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但是对于之前已经出现的问题，尚无可借鉴的有效的处理方式，仍存在较大隐患。

2、油气污染的相关赔偿标准尚不完善，极易引发纠纷

油气生产过程中，对于一些穿越池塘的油水管线，一旦发生穿孔造成污染，因为没有可依据的赔偿标准，同时也无法界定污染程度、确定损害后果，纠纷双方很难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特别是海洋油气环境污染事故，由于没有统一明确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核算方法和统一的生态赔偿标准，权威专业的评估机构更是缺乏，实践中很难对生态赔偿达成一致。

3、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较为原则，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污染侵权纠纷处理需要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仅规定由侵权人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并未将环境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列入民法基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同一个案件有可能出现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甚至导致案件的审判结果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企业要面临现代科技尚不能解释的举证责任风险，而恰恰这部分的责任又完全由企业承担。加之反面否定的证明也通常比正面肯定的证明更加困难，企业有受到滥诉的可能。

三、胜利油田防控油气污染侵权风险的探索实践

多年来，胜利油田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油田，从提高油气生产技术水平，杜绝自身过错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入手，通过建立完善油气生产作业环保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防控外部破坏等多措并举，将环境保护工作嵌入油气勘探开发的主要业务流程，落实到每一个业务环节，努力避免油气污染事故，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不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油气勘探开发生产水平

通过采用油气生产新工艺和污染防治新技术，按照环境保护工作需要更新升级各类油气生产设施设备，完善油气生产作业环保管理措施。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采用低能耗、低毒害、高安全的工艺路线，建立标准化井站、井场，规范施工作业，并及时做好油气生产设施、设备的检测、检修。借助先进的现代科技方法和信息化管理手段，发挥视频监控系统、管道自动泄露报警系统、GPS定位系统等技防措施功能，对油区重点区域、重点外输管线等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等，尽可能减少甚至避免油气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2、努力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健全完善油气污染防控的制度和机制

一是科学安排油气生产建设，将环境保护纳入整体规划。根据油气生产建设“一体化”集中开发模式，开展油气生产建设的长期研究和规划，做好前期充分论证，通过统一规划和集中建设，整体协调规划环境保护方案设计和设施配备，有效降低环境污染风险。同时严格按照法律和政府的部门的规定、要求，全面履行各项审批、核准、备案手续，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落实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建设的“三同时”规定等，确保依法合规，抓好污染的源头防控。

二是健全完善各项生产管理制度，优化污染防治运行机制。及时修订完善企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将油气污染防治工作嵌入油气生产的每个流程和环节，融入管理制度和操作标准，规范生产单位及基层职工的行为。同时针对油气污染的特点，理顺油气污染防治的预警、通报、应急等相关运行机制，确保管理通畅，反应迅速，措施得当。

三是强化员工环保法律意识。加强与油气生产有关的环保政策法规的全面梳理分析，通过强化业务培训，落实岗位责任，普及环保和相关法律知识，提高油气生产从业人员的环保法律意识，使其明了哪些行为是环保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哪些污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而促使其在工作中主动避免污染、控制污染、保护环境。

3、加强与各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构建污染防控联动机制

由于油气污染成因复杂，防控难度大，一旦发生污染后果严重，甚至影响地方社会稳定，单凭石油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形成全面的防控体系。近年来，油田上下主动与各级政府部门沟通，积极反映油气污染的特殊性和防控工作存在的困难，除按规定在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等备案的溢油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防污纪录簿等，还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在油区综合治理、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协调政府环保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努力构建污染事故应急联动机制，制定具体措施和方案，有效防止损失扩大。

4、立足法律救济的效用最大化，打好依法维权“保卫战”

一是对于因企业自身过错导致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要尽量从减少讼累出发，通过和解或行政调处化解纠纷。如果与受害人无法达成共识，则要认真研究其是否同样存在过错，提出的要求是否能得到法律支持等，做好应诉的充分准备。

二是对于因第三人过错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要注意收集污染损害因第三人所致及自身不存在疏于管理等情形的证据，在承担“中间责任”后，可采取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等方式依法向该第三人追偿。

三是对于因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方面要争取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探索与土地使用权人订立地役权合同，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做好向土地管理部门的确权登记，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对于有证据证明的他人恶意诉讼案件，要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坚决维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

四、关于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的建议

鉴于油气环境污染的严重危害性，纠纷处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针对当前暴露出的相关问题，从油气生产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考虑，国家应尽快制定完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定，对环境污染责任分摊制度等问题予以明确。

1、清晰界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范围，完善赔偿标准、计算方法等配套制度

我国《环境保护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污染损害的赔偿范围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为了便于油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处理，我国应进一步明确各种类型污染情形下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等。如针对海洋污染，可以将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由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并通过法律修订、出台司法解释做出强制性规定等。同时，我国应尽快启动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的立法，在明确生态赔偿范围和标准的同时，对生态赔偿的责任主体、赔偿程序以及赔偿金的管理和适用进行统一的规定。如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清除污染和减轻损害等预防措施、海洋环境容量损失、修复受损海洋生态费用、重建替代有关生态功能的合理费用等。

2、建立健全石油开发油气污染损害责任分摊制度

石油开发事故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引发的巨额赔偿有可能致使侵权者破产或关闭，同时导致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和赔偿，这既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油气生产秩序。因此，有必要建立石油开发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摊制度。

一是完善油气生产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例如，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实际操作中可以考虑将钻井平台、采油平台、浮式生产储油装置、海底长间隔输油气管道等海上石油设施参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统一建立海洋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二是从法律层面提高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其优越性在于可以通过保险机制合理分散环境风险，在减轻侵害人经济负担的同时更有利于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2013年环保部发布《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石油天然气开采、石化、化工等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也明确提出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建议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纳入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出台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对风险大、污染严重的区域或行业，实施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针对石油企业的特殊性，本着既能保障受害人权益，又要限定在责任人承担能力范围的原则，合理确定保险金额，并建立高效的环境污染事故勘察、定损机制，为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服务。

3、完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立法

一是在实体法中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情形。建议在《民法通则》中明确，除能证明损害是由不可抗力、第三人或受害人自身的过错造成的外，应由加害人对环境污染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对有关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具体情况予以明细，如细化环境污染侵权的认定，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污染损害出台相应的界定标准和具体情形，明晰环境污染损害的法律界限等。

二是加强环境侵权案件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地位。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比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更加专业、更加复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极易导致法律条款适用不当。在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判例的法律效力，但判例作为其侵权行为法的重要法源，其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国也可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当强化判例指导作用，以提升司法活动的灵活性、公正性、效率性。

4、建议国家立法设置“地役权”，解决《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与《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之间存在的冲突

依据《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有关管道安全保护的规定，管道企业必然会对其他土地权利人的权利造成一定的限制，如不得对管道上方的土地进行深耕种植，不得种植有根系的作物，在管道两侧一定范围内不得进行影响管道安全的作业等，其特征符合《物权法》第十四章对地役权的规定。按照该规定，管道企业要取得土地（集体、国有）的地役权，应该与土地权利人签订地役权合同并登记，以设立管道企业对他人土地的地役权。管道企业取得地役权后，方可对土地进行利用，这种明确的制度规定有利于土地相关权利人实现利益平衡。建议在《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增设关于“地役权”使用的规定，管道影响其他土地使用的，可以通过设置地役权取得相关土地利用权，管道企业与土地权利人签订地役权合同并登记，按照实际利用情况给予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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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肖爱、李昌杰：论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2）.

[3] 马清彪、王国庆、李建平：胜利油田油气开发领域法律风险防控指引[M].企业管理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胡婉君）

作者：陶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