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质量安全责任书（通用8篇）
篇1：平台质量安全责任书
12371党建信息平台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书
（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组织部2010年9月）
为切实加强对12371党建信息平台的安全管理，防止网络非法行为的发生，提高信息平台运行效率，提高信息平台服务质量，保障网络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江津区12371党建信息平台管理维护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组织部（甲方）与区直属各党组织（乙方）签订本责任书。
一、责任内容
1、区直属各党组织要落实12371党建信息平台维护专用计算机机房和所属基层党组织电子阅览室主管领导和具体管理负责人，并对本单位及本辖区（系统）网络安全管理工作负完全责任。
2、区直属各党组织须成立一支由分管领导或党组织负责人牵头的12371党建信息平台信息维护、宣传、监管队伍，建立一套信息维护、宣传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1-2名专（兼）职信息维护人员，对网站(页)信息进行及时更新维护。
3、区直属各党组织对本级党组织及所属基层党组织网页负有维护责任。每个党支部及以上党组织每半月至少更新一条信息；所发布信息须经专人审核把关后方可发布，审核人对所发信息负直接责任，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对所发信息负有监管责任。
4、区直属各党组织对本级党组织及所属基层党组织网页和党员博客负有监管责任。专（兼）职信息维护员须保证每天早、中、晚至少各登录一次12371党建信息平台，一旦发现或接到党员群众举报有反动、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的信息，须在10分钟之内进行信息删除并作登记，同时向区委组织部、区委党员电教中心报告相关情况（举报电话：47533760）。因信息维护员失职，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信息维护员及所在党组织负责人的责任。
5、区直属各党组织须妥善保管管理帐号和密码，落实1名帐号保管员，设置由字母、符号和数字组成的不少于8位的安全密码，每3月更换一次，同时保证该密码仅有保管员知晓，不得外泄。发生管理帐号泄漏，造成不良后果的，追究帐号保管员和所在党组织负责人的责任。
6、区直属各党组织须落实管理人员定期对维护12371党建信息平台的计算机进行安全维护，保证干净无病毒。所有向12371党建信息平台上传的文件，均须事先查杀病毒。因维护计算机病毒对服务器造成危害的，追究信息维护员和所在党组织负责人的责任。
7、本责任书未尽事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度执行。
二、监督实施
1、区委组织部将根据区委有关要求，组建12371党建信息平台安全管理监督员队伍，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区各级党组织落实本《责任书》和《12371党建信息平台管理办法(试行)》有关情况进行督查。
2、区直属各党组织12371党建信息平台信息维护监管队伍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所属基层党组织网页信息维护和管理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情况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3、区直属各党组织应根据实际需要，与所属基层党组织签订12371党建信息平台安全管理责任书，层层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确保信息平台正常安全运行。
4、区委将把12371党建信息平台管理有关情况作为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和党建专项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评比表彰，对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将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本责任书有效期限为一年，一式两份，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组织部和责任单位党组织各执一份。
甲方：乙方:
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组织部（盖章）责任单位：
负责人签字：负责人签字：
年月日
篇2：平台质量安全责任书
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从事经营活动，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从事互联网订餐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保证食品安全。
二、建立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主体资质审查及其经营活动检查、交易管理规则、投诉举报处理、消费者赔偿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在平台上公开上述制度。
三、严格实施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实名登记、资质审查并进行现场核实，及时在网站更新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材料；与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签订入网合同，明确其应遵守的食品安全责任。
四、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供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有关信息。
五、设立专职管理人员，对入网经营者实际加工地点与平台标示的地址是否一致进行核实，对其在平台上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核对。
六、发现入网经营者存在超范围经营、发布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及时主动制止；发现入网经营者无证经营、经营禁止性食品、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等严重违法行为，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服务。以上情况均及时向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七、对于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入网经营者，将采取调整搜索排名、暂时或永久停止提供平台服务等措施。
八、建立健全平台内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信用评价体系，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的监督管理情况作为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
九、鼓励第三方平台在平台上公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实施的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监督抽检、违法行为等信息。
十、建立消费纠纷解决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鼓励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建立消费预赔金制度，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
十一、鼓励平台开展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和餐饮从业者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十二、第三方平台如开展送餐活动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送餐人员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等规定取得有效健康证明后上岗工作。送餐人员出现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鼻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安全病症的，不得从事相关送餐活动。
（二）从事送餐活动的第三方平台和第三方物流应制定送餐管理制度，加强对送餐人员规范操作的培训和检查，确保送餐过程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三）不具备冷链配送条件的，不应当配送冷菜、生食（如醉泥螺、醉虾、醉蟹等腌制生食水产品、生鱼片、拌黄瓜等）、冷加工糕点（如含奶油糕点、提拉米苏、芝士蛋糕、寿司等）、预拌色拉等需要冷藏保存以保障安全的食品。
（四）应当选择距离较近并可短时送达的消费者送餐。鼓励在送餐容器的外包装上标示食品制作烹饪时间和安全食用时限（10-60℃条件下，烹饪至食用时间应在2小时以内），并提醒消费者收到后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存放。
篇3：简议网络治理与平台责任
谈治理体系,必谈到三个方面,主体、依据和手段。主体层面,绕不开政府,早前说“九龙治水”,大抵也是形容互联网监管中的政出多门。说起互动,可以将政府和市场相对,也可以将政府和企业相对。比如,网约车是相对于传统出租车市场的新生业态,是共享经济的代表,关系着老百姓的出行,效率、体验和安全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市场当然不是“野蛮生长”,否则刷单、涨价甚至犯罪等负面效应会如影随形,如何规范和治理却需要充分的智慧。10月8日,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同时发布网约车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对户籍、车牌、车型等进行限制,一时争议四起。平台、司机、租赁公司,整条网约车产业链阵脚大乱。更有学者指出新政违反法律,以户籍为门槛排挤外地司机从事该行业的资格,法律不保护权利而保护利益,没有经过充分博弈的公共政策即是耍流氓。恰巧中国网约车新政颁布前一日,美国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对美国两起涉及传统出租车与网约车公司之争的案件作出判决,俗称Uber判决,其中一段话发人深省,广为转载:“实际上,当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诞生时,通常的结果是老一代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式微甚至消失。如果老一代技术或商业模式获得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新生事物排除在自己的市场之外,那么经济发展将可能停滞。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出租车,而只有马车;不会有电话,而只有电报;不会有计算机,而只有计算尺”。为什么美国每次都能站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前沿?中外对比,细则对判决,监管对诉讼,意见对说理,治理模式差异及其对新生网约车市场的影响值得深思。
法律是治理的依据,有人认为治理相对管控是更中性的提法,治理意味着融入了更多责任主体的参与。这只是相对而已。法律(标准、细则、意见等)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法律也有内在品格。如果法律本身就非良法,出台的过程没有进行充分的博弈和征求意见,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缺位,只会以恶法恶政带来互联网领域更大的不公正,影响经济发展和秩序建构。技术是治理的手段,甚至是终极手段。互联网本身是技术的产物,对互联网治理也需依赖技术去解决。正如习总所言,“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比如,充斥在网络空间的各种涉黄、赌、谣言、诈骗等等不良信息,利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扁平架构,达到传播的最大速度和效应。对于这些不良信息的法律规制一直就有,只是从线下延伸到线上,进而融合,治理的关键在于技术手段。对于海量信息,要进行技术甄别和判断,判断之后的迅速处置,处置之后如何技术反制,使之难以在网络出现,出现后难以传播,传播后能有效甄别,甄别后能迅速处置。如此形成技术闭环,才是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脱离了技术,法律规范和政府监管就失去了载体和工具,形同作壁上观。
互联网治理体系中,互联网企业居于非常重要的协同者地位。互联网企业利用技术搭建的网络平台,在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犹如标记了姓名的领地,使管理有主可循。法律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网络平台的权责进行了规制,基本确立了由网络平台承担主体责任、政府承担监管责任这样的制度,大有“你的地盘你担责”的思路。然而,网络平台究竟是私人主体,其协同治理的“权责”边界在哪呢?在实体场所,比如超市的保安,可以对超市治安状况进行巡逻,增加巡逻力度,安装监控摄像头,设置场所障碍,发现警情及时报告公安。但是却不能随意搜查嫌疑者身体,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等等。那么,在网络空间,也需要合理配置网络平台的权责。例如,9月3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了维护网络安全,免于未成年人受到网络空间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和侵扰,设置了许多保护措施。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种通行做法,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然而,保护也应是有所克制的。不良信息的范围,其他国家一般会限制在色情、毒品、暴力等违法犯罪信息范围内,过广则不当,会突破比例原则。当网络平台为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群体,对信息进行过滤、屏蔽、删除等处理时,可是其他群体的信息自由流通如何保障呢?合理的边界很重要。当要求网络平台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查,赋予其审查权力和义务时,那么网络平台这一私人主体实际可以对什么信息是否违法进行判断和处置。判断是否违法,是一种司法权力。对私人主体赋予“准”司法权力,并承担对应的责任,合理的边界又在哪里?过宽肯定是不适宜的,私人主体必有自身利益,要求其全面考量进行复杂的价值判断是强人所难,要求其承担主要的相应责任颇有抓大以简单问责的意味。
网络治理中网络平台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依法律以技术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只是作为其中的利益攸关方,赋权与问责的演进和变迁,都需要对整体网络环境更多的考量和权衡。
篇4：公关人员的“责任平台”
2004年从强生退休的比尔·尼尔森 （Bill Nielson）并没有亲自参与处理当时的泰诺危机，不过他在强生公共事务副总裁的位置上待了14年，对价值驱动的公共关系有着切身经验。最近他在公共关系学院（Institute for Public Relations）做了一次演讲，对公共关系作为一种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共关系的角色是传播和强化企业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可以促进健康的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有两大关键因素：价值观和信任。公关行业只有牢牢地以价值观和信任为基础，公关人员的重要性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个行业才有持续发展下去的动力。
这一观点的背后，闪烁着一种日益为企业界人士所接受的智慧：一个企业的声誉，以及其同公众的良性关系，来自于企业的行为，而其行为又根植于企业所持有的价值体系。所以，明确和强化企业的价值观，并且确保这样的价值观体现在其行动和相应的对外传播沟通活动中，符合公关行业的天然利益。
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对于透明度的强烈要求等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企业坚守基本的价值观变得日益重要。遵守基本的道德守则、自吹自擂式的宣传攻势和追求社会正面评价的慈善活动已经远远不足以满足社会需要了。“拥有企业价值”对于公关人员来说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这里的“拥有”意味着公关人员必须积极地主导价值观的提炼，在企业内外倡导反映价值观的行为方式，并且成为价值观的代言人。尼尔森说：“企业内没有任何一种专业能够像公关人员那样适合承担这样的角色。财务、法律、人力资源和行政人员都有各自的功能。只有公关人员应该而且可以这么做，因为他们拥有广泛的关系资源、独立的眼光和影响力，来缩短企业和外界期望之间的差距。”
然而，如果说这是机会的话，同样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今太多的对象，客户、媒体、公众，甚至公关专业人士本身，对公共关系这个职业所代表的价值观持有非常不同、甚至是矛盾的看法或者说疑问，那么公关人员如何才能承担起企业价值观守望者的角色呢？
尼尔森认为：“如果公关行业首先能够讲明白，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明确我们的角色，我们所拥有的共同价值观，并且使这一共同价值得到广泛认同，那么公关行业的地位和声誉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提高。”
作为一种专业，公关人员整体上对于指导自己日常行为的核心价值观缺乏共识。尼尔森认为，除非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否则公关专业人员将缺乏足够的可信度，来承担管理企业和客户的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角色。一份简单明确的价值宣言，要比目前世界各地公关行业协会和专业团体所制定的各种道德条例有价值得多。
如今多如牛毛的道德条例至少有两大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约束力，比如美国公关协会没有能力制裁自己的会员。其次，道德条例容易造成公关人员被动的遵守，而非主动的倡导。公关人员可以想办法在不违背现有规则的前提下，寻找变通方法，而不是积极考虑自身的行为是否体现了这个职业所要倡导的价值观。
尼尔森提出了四个核心价值观，作为公关行业共同的“责任平台”。
首先，公关人员应该对公众，或者说对于他传播的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对象，负有一份责任。公关人员应该坚信和倡导更大程度的透明度。尼尔森说：“我们的首要责任应该是让公众对于我们所代表的公司和机构有全面的了解，而不是有选择的了解。”更大程度的透明度，无论单纯从道德层面还是从企业发展层面来看，都是有益的。从道德层面上说，消费者、员工和股东有权利获得有关自身利益的所有信息，以便作出正确的决定。企业不应该因为担心信息被滥用而限制信息发布的范围。信任是双向的，过去那种“你必须相信我们，而我们却无法相信你们”的思维方式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最终会毁掉企业的可信度。
同时，更大程度的透明度完全可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大来源。在《裸露的公司》(The Naked Corporation) 中，作者唐·泰斯科特(Don Tapscott) 指出，公关人员应该积极倡导更大程度地同外界分享信息，避免因信息不对称给企业造成潜在的信任危机。
其次，公关人员对于自己所服务的客户应该尽到一份责任。“对于我们代表的公司或者说客户所持有的立场，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致力于成为诚实的代言人。”公关人员总是被视为粉饰事实和掩盖真相的代名词。因此，诚实意味着个人必须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且保持一定的独立和客观立场。这样的独立性可以确保专业人员能够对于企业的政策形成提出客观中立的意见，并且能够确保自己言行一致。
公共关系的本质是在企业行为和外界期望之间达成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或者需要改变企业的行为、政策，或者改变社会的期望。这都需要公关人员能够深刻洞察社会局势，以及企业的社会角色和现实地位，从而在数据和分析的基础上提供客观中立的建议，即便这意味着他们的建议不一定是管理层所希望听到的。这便是公关人员对于他们的客户所必须持有的一份责任。
再次，公共关系人员对赖以传播信息的媒体必须负有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对高标准的新闻准则如公正客观的报道持有同等的尊重，不仅如此，我们同样应该信仰新闻自由是社会的基石。”这一点可能不见得为一些人所接受。如今甚至连很多新闻记者都开始将客观中立的新闻准则抛在脑后，真实性越来越成为新闻报道的稀缺资源。但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媒体对于公关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公关人员的生存价值正在于可信度上。
公关人员有义务确保新闻媒体的正直、中立，免于任何政治或商业利益的干扰。任何试图打压某种观点，以广告换取正面报道，或者贿赂新闻记者以求炒作的行为，最终不仅对公关行业会造成致命的损害，而且对公关人员所代表的客户也是有害的。维护媒体的可信度，其实就是维护公关行业和客户的可信度。
最后，尼尔森认为，公关人员不应该忘记对公共关系这个职业的一份责任。“显然，对这个职业的重要性、指导我们的行为和服务的价值和原则，以及我们遵守的道德标准，我们都有责任增进社会的了解。”每一个从事公关行业的专业人士都是这一职业的大使。他们的言行能够影响人们对这一职业的看法。“我们所做、所说、所写、所传播，不管哪一种形式，都应该是诚实的、明晰的、坦率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并且能够易于理解的。”
如果公关人员对公众、客户和媒体尽到了应有的责任，相信公关这一行业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只有拥有和主张这些价值，才能确保和维护公众、媒体和客户对公关人员的信任和尊重。
篇5：如何构建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平台
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以下简称《框架意见》）和《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要求审计机关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审计机关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为全面贯彻落实《意见》、《框架意见》和《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审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石和保障作用，审计机关势必要从审计对象全覆盖、审计方式全覆盖、审计内容全覆盖、结果运用全覆盖这四个方面推进“有重点、有步骤、有深度、有成效”的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从而构建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平台。
一、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的概念
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是包含在审计全覆盖这个概念中，对于审计全覆盖的概念，国务院印发《意见》中明确指出，审计机关要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这也是审计全覆盖首次写进国务院文件。概括来说，也就是审计机关主要要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
行情况“三资一责”审计监督全覆盖，其中，“一责”既是全覆盖的重点，也是“三资”的结合点。
二、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的难点
（一）审计监督对象多，客观上制约了审计“全覆盖”。
每年按照审计人员人均一个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算，一个地级市审计局一年最多完成20个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这与符合审计监督对象上百人的规模来说，审计力量显得严重不足。同事，国务院《意见》不仅要求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等进行审计，还明确提出要发现国家政策措施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维护财经法纪，促进廉政建设；发现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审计，实现审钱、审人、审政策全覆盖。（二）复合型的审计人才缺乏，制约了审计“全覆盖”。
审计被视作监督权力运行的“紧箍咒”，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特别是从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人员，无论在业务技能方面，还是沟通技巧方面，既要求全面的知识结构，又要求对大政方针、政策法规、财会金融、市场经济、计算机等都要有较为熟练的掌握。目前，我国审计队伍总体技术力量还显薄弱，缺乏较多的中高端审计人才支撑，拖了实现审计“全覆盖”的后腿。近年来通过审计发现的大要案线索，都是需要涉及大数据，需要从大数据中寻找疑点，大要案线索的发现建立在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利用上。大数据的应用需要既懂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又懂审计的复合型人才。
三、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的途径
（一）明确对象，实现审计对象全覆盖。
《框架意见》和《实施意见》指出：审计机关要建立健全与审计全覆盖相适应的工作机制，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分类实施，注重实效，坚持党政同责、同责同审，通过在一定周期内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所有管理、分配、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部门和单位，以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该条表明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对象进行了适当拓展，其范围现在包括：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党委（党组、党工委）和行政正职领导干部（包括主持工作1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包括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审计对象的适度拓宽为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全覆盖提供了可能。因此，要实现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的全覆盖，各级审计机关首先要从领导干部管辖范围、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性质等角度对审计对象进行明确划分，并建立审计对象数据库，收集和汇总被审计单位基本信息，对审计对象实施分类管理和总体规划，对审计对象进行常态化、动态化管理，摸清审计对象底数，不留盲点，从而为审计对象全覆盖奠定基础。
（二）科学组织，实现审计方式全覆盖。
经济责任审计本身具有审计对象多、内容覆盖面广等特点，且在项目立项计划上涉及审计和组织两个部门，组织部门对审计结果的需求往往超前。在这种情况下，优化经济责任的审计计划和选择科学的审计组织方式就成为实现审计方式全覆盖的关键。首先，在项目立项上，应实行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相结合，并侧重任中审计计划安排的比重，为经济责任审计打好提前量；其次，离任审计计划的提请以组织部门为主，并侧重于已经实施过任中审计的干部，为组织部门在干部管理监督上更好地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参考作用；最后，对不同审计类型，地方审计部门可以结合审计计划进行统筹安排，例如，将经济责任审计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等有机结合，对同一审计对象一次进点、协同审计，提升审计现场工作开展的组织化与科学化程度，有利于某一特定审计领域从广度到深度的全面覆盖。
（三）关注重点，实现审计内容全覆盖。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中指出，经济责任审计应当以促进领导干部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科学发展为目标，以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为基础，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要求审计人员不能局限于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管理职能，而是要将重大投资决策和项目审批、土地矿产资源交易、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和职责履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廉洁从政等相关要求纳入重要审计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些都为实现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全覆盖提供了方向性和政策性支持。
（四）严肃问责，实现结果运用全覆盖。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明确了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和结果运用制度，对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审计结果运用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可以说是覆盖了经济监督、党纪政纪、干部管理、人事任免、国资监管等各个环节。实现结果运用全覆盖，要做好以下三点。一要强化审计整改。被审计单位应明确主要负责人为落实审计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工作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完成整改，并向审计部门进行反馈。二要加强整改监督。审计部门应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纳入经济责任审计范围，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督办问题的整改。同时积极探索经济责任审计与干部考核、巡视等监督检查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审计结果运用情况的联合检查和回访制。三要严肃责任追究。将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由组织和纪检部门分别归入领导干部人事档案和廉政档案。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相关责任人，应准确界定相应责任，严格追责问责，增强经济责任审计的震慑力。
篇6：平台质量安全责任书
电子商务中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责任研究
班级：信息112姓名：丁川芮学号：20115227521
3摘要如今，电子商务发展迅猛，被人们广泛接受。但由于电子交易平台的无限性和接入的低门槛性，导致在网络交易平台上的商标侵权程度和范围快速扩大。本文根据网络交易的基本特征，结合法律界的众多观点，梳理分析网络平台商的法律地位, 明确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的侵权方式，并进而确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据此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网络交易平台上侵权事件的发生，推动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交易平台 商标侵权 法律责任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贸易活动的增长，销售假货这种商标侵权行为从原来的实体环境滋生到了网络环境。商标权人通常考虑到成本和效率上的原因，不会直接去找销售假货的个人追究商标侵权的责任，而通常是向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追究商标侵权的责任。因此，对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的商标侵权责任的认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的责任问题放大地看是一个网络商业贸易与商标权权利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如果为了过分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而法律上认定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承担的责任过大，那么网络服务商就需要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网络服务商为了履行自己较高的注意义务，就会投入较高的成本，而为了保持自己商业模式持续盈利就会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个人用户的身上。交易成本的上升继而阻碍商品的交换，妨碍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法律上认定网络服务商的责任过小的话，则不利于对商标权人利益的保护。因此，适当正确地认定网络服务商的责任大小才能协调好网络商业贸易与商标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电子商务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含义及运作模式
根据我国《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中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明确定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是指：从事网络交易平台运营和为网络交易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法人。①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主要是通过运营交易平台为交易主体提供网络信息内容的发布、在线付款、交易和物流保险等服务，属于网络中间服务提供商。它是独立于交易双方的中介，本身并不直接参与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易，而是由客户自己达成交易。通过电子网络为用户搭起一个虚拟的平台作为交易空间，用户一旦登陆交易平台后，作为卖家便可在此发布商品信息，买家则可浏览商品，从而通过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来达到交易的完成。
①http://wenku.baidu.com/view/1f25ba27bed126fff7050baa.heml.访问日期;2014年5月23日
目前，网络交易平台主要涉及B2C和C2C两种电子商务形式。例如，一些大型IT企业, 如IBM索尼、联想等都建立了自己的B2C交易平台, 同时也有许多服务商专门从事网络交易平台运营, 为没有自建网络交易平台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关服务, 国外最为著名的是ebay, 国内较为成功的有易趣和淘宝等。这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本身并不参与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交易, 只是按照其与买卖双方的协议向他们提供服务。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交易模式大同小异，都是先注册成为网络平台用户，而后卖家在平台上自行发布商品信息，采用竞拍或定价的方法进行交易。竞拍方式是由卖方发布商品，买方出价竞标，在符合设定条件时，即达成交易；定价方式相当于我们在一般商店中选购商品，当买方选中一款标明确定价格的商品后,即可以下单成交。买卖合同成立后，商品和货款的实际交付仍需要双方网下进行。
二、关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法律地位的主要观点及评析
法律界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法律地位的界定和看法有很多，争论不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类别。
1.“卖方”或“合营方”
这一观点将交易平台提供商作为通过平台进行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其基本理由是, 消费者是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完成交易的, 交易平台的所有者应被认为是销售者或至少是与直接卖方共同经营的。[1]
2.“居间人”
这一观点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在向销售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形成了事实上的居间关系，为潜在的交易双方当事人提供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其行为符合居间行为的定义和特点。只不过所有的信息通过电子形式发布，而且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也没有直接参与到交易谈判中。[2]
3.“场地出租人”
这一观点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通常与销售者签订网络空间（即所谓的场地或称柜台）租赁合同，为其注册用户提供了网络上的交易平台，供用户进行交易活动。这一交易平台完全是由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所有并构架的，类似于在现实环境中提供自有交易场所给他人进行经营活动的柜台出租。另外网络交易平台向销售者收取商品登陆费等相关费用，即所谓的空间使用费或柜台使用费，而对于买方一般不收取费用。现实的柜台租赁中，作为交易一方的商家向场地或柜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租赁摊位，并因此向其支付费用。对于一般的买方当事人, 场地或柜台所有人并不向他们收取任何费用。两者极为相似,所以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可以被认为是网络中的场地出租人。[3]
4.本文观点
综合上述各种观点，笔者认为，网络交易平台作为信息时代下一种新的典型商务模式体现出中介的特征，但它又有别于传统的居间或经纪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具有很特殊的身份，它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买卖双方的交易中，仅仅为商户提供信息上传通道以及技术中介服务，可以说它是一个同时具有中介性、服务性、合作性与租赁性等特殊性质的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所以，对其法律地位的界定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的法律主体概念，对权利和义务的规制也不能完全依靠现有的法律，而必须结合自身的特点规定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相关责任。
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商标侵权的方式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将经营或消费搬上了网络。网络交易的形式多种多样, 按照其涉及的对象分类, 通常可分为三个类型: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Business to Business ,即B2B)；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Business To Customer，即B2C)；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Customer To Customer，即C2C)。从这三种模式可以发现B2B、B2C模式中都存在企业作为交易主体的介入，并且在这三种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在实践中发生商标侵权的概率相比较C2C模式而言较小。因为在这三种电子商务交易模式是商家直接进入交易过程，并且由第三方提供的电子商务平台进入门槛较高，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介入企业会进行严格的事前审查，并且当注册会员要发布相关商品信息时必须提供详尽、真实和准确的企业资料。因此，本文主要以C2C模式为立足点分析电子商务中网络交易平台中发生的商标侵权方式。
关于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C2C的运营模式就是由第三方提供商品信息交流和商品销售的平台（网络服务），各消费者可以在此平台上传播商品销售的详细信息，提供商品买卖的要约。可以这样认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的商品交易和传统方式上的商品买卖性质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商品的交易场所是发生于网络之中其还是存在差异性的。
1.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卖家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一
以淘宝网为例，在淘宝网上的会员注册协议中规定了其不对用户所发布的商品信息进行事前审查。同时借助网络传播信息范围广的优势，这样的侵权行为可以被无限制的扩大并且其侵权程度是不可估量的。此外，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的商标侵权还存在着商品分销商，这个分销商是位于商品批发商之下，采取会员加入的形式由上级批发商代替网店掌柜提供商品图片、商品详细介绍，商品购买方式以及货物物流方式，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商标侵权对权利人采
般可以自由的在网络上发布商品信息
取救济行为时的取证方面而言会产生新的挑战。因为分销商并没拥有该商品的库存，这些商品的物流师掌握在上级的批发商手中，并且也是由批发商根据店中卖家订单信息发出商品。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也会对侵权商品数量的计算带来障碍。
2.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卖家主要利用文字和商品图片来介绍商品的详
这样卖家就可以利用图片和文字的间接性来进行商标侵权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卖家为避免在商品上明显表现出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使用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似商标的图片被权利人投诉而导致网络服务商删除链接的后果，就故意模糊图片上可以清楚表现注册商标的图案，以达到混淆的目的。但消费者还是可以从卖家文字和做出模糊处理的图片上判断该注册商标和该商品的联系。
3.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与传统商品交易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于代购卖家
目前网络中代购卖家的数量呈现规模性，也存在着大量以代购为名行售假为实的商标侵权行为。代购卖家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代购卖家从国外根据买方的订单或者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再向国内市场进行销售，赚取国家之间不同价格的差价；第二，代购卖家在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区商场打折销售的价格进行的商品代购。我国虽然在《商标法》中没有规定商标权国内用尽和商标国际用尽的条文，但面对网络平台上大量的代购情况企业还是有必要对代购卖家认定上必须要采取相关的措施，因为这样才能避免通过以代购为名义来进行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四、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的责任认定
参与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的共有三方主体，其分别为卖方、买方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对于发布侵权商标信息的卖方当然是承担直接侵犯商标权的责任，而对于提供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要承担的责任则是要分情况来分析。
1.提供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网络服务商的事先审查义务
对于提供网络交易平台的网络服务商而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肯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要承担收到权利人通知后的事后审查义务。但笔者认为其对运行的电子商务平台还需要承担相关的事前审查义务。其一，根据我国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规定，提供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服务上应当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社会稳定和涉及淫秽、色情以及暴力的内容承担事先审查义务。其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还需审查是否存在国家限制流通物（法律对此类物品流通的范围和程度有所限制的物）和禁止
细信息 的大规模兴
流通物（法律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物）的事先审查义务，保证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进行流通商品的适法性和安全性。其三，根据《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第九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需要在用户注册时，对用户信息的真实性要履行事先的审查义务，以此保证参与网络平台交易者信息的相对真实性和准确性。
2.提供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网络服务商的事后审查义务
对《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可得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对用户在交易平台上提供的商品信息是不承担事先审查义务的，而是存在当被侵权人提出相关商品信息投诉的情况下，承担事后审查的义务。因此，能够触发网络服务提供商对具体用户进行相关信息事后审查的重要环节就是发出商标侵权通知书。然而，我国《侵权责任法》和《商标法》对于商标侵权通知书并没有涉及任何的条文。对于商标法上商标的保护不仅是保护相同的商标在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商品上使用，还保护相似的商品在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以及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因此关于商标侵权通知书可以参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关于通知书的规定。但对于要求删除或者断链侵权事实的名称和网络地址部分要比著作权侵权通知书更为具体和严格。这就要求在商标侵权通知书中必须包括具体网络店铺中具体商品的名称和链接，而不是单一提供侵权商铺的网络地址。同时，针对商标保护范围的广泛性，对于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造成商标混淆的商品介绍和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方面都可构成商标侵权通知书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韩洪今.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定位[J].当代法学,2009(3): 100.[2]高富平.网络对社会的挑战与立法政策选择:电子商务立法研究报告
篇7：平台质量安全责任书
摘 要：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传播任何文艺作品都属于侵权行为，微信公众平台也包含在内，多数表现为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复制权。侵权发生时侵权行为的相对方应停止侵权行为，并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和消除影响。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保护在提高公众维权意识的基础上，需要网络服务商腾讯公司、版主、粉丝以及司法系统等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全方位齐抓共管。
关键词：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侵权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83-02
一、微信公?平台侵权行为研究的必要性
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我国移动设备量居世界首位，世界移动互联网格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移动手机用户已达到5.6亿，而微信用户的使用量居于首位[1]。微信公众平台是基于微信的基础上开发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以进行注册并使用，短短的一年当中，微信公众平台积累了数百万个公众号，而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微信公众账号每天推送大量的信息和文章，这种新的文章阅读方式，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便了人们获取知识。由于其不断发展问题也随之产生，当下许多微信公众账号发表的大量文章未经作者允许，多数微信公众平台在引用其他文章时并未获得文章的授权，也并未对文章的作者支付一定的酬劳，甚至还篡改作者冒用他人。与此同时，阅读文章的粉丝也对其进行大量转发，无形中也造成了侵权行为的发生，种种乱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引发社会对版权问题的重新思考。
如何破解微信公众平台侵权行为的发生，已成为当下亟须破解的难题，笔者认为，当下首要任务是对微信公众平台作品的侵权行为进行认定，这是判断是否发生侵权行为的最核心的前提，如果相关部门对侵权行为予以认定，随之面临侵权责任方应该承担怎样的侵权损失责任。微信公众平台属于互联网的新生产物，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有相对的现实意义。
二、如何认定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一）著作财产权划分
微信平台归根结底为网络宣传平台，微信公众账号发布的文章主要涉及两项著作财产权。
1.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充分的定义，使侵权客体的内容从作品延伸至表演以及录音录像。故笔者认为，基于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推广传播的内容应属于信息网络传播，因为新平台传播的内容的各个要件，与网络信息传播的要件相符合[2]。
2.复制权。我国著作权法对于复制权等概念下了定义，网络复制行为的种类纷繁复杂。从有形载体到数字载体的复制，从数字载体到数字载体的复制，两种复制行为均受复制权的控制。
（二）该作品传播行为的定性分析
通过对微信平台传播作品的内容进行梳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微信运营企业、公众号平台、订阅号粉丝。
1.微信运营商腾讯公司对作品传播行为。微信公众平台由腾讯公司开发研制，其平台的运营权由腾讯公司负责，腾讯公司的作用是为微信提供网络储存空间、运营技术及其他服务，并未对公众平台传播的内容进行修改，同时也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文章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微信运营商可以受避风港原则的保护，在引发赔偿认定相互责任时运用《条例》第22条关于提供信息储存空间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定，只有符合第22条规定的第五个条件，就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3]。因此，微信运营商并不对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相关作品以及转载侵权承担相应的责任。
微信运营商通常是网络储存空间提供主体，不会存在教唆他人进行网络侵权。故此我们得出，微信平台充其量也是帮凶的身份，《侵权责任法》规定，要认定帮助侵权需达到两个要件，一是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二是客观上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订阅号版主对作品的传播行为。订阅号的传播方式类似于报纸期刊，其主要功能是为独自推送相应的即时消息，其中包括新闻、情感类文章。订阅号的平台向所有人开放，无论是企业还是用户个人，都可以注册并使用，通过订阅号飨读者发送的消息方式与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但归根结底，订阅号版主向读者发送消息的方式，能属于信息网络传播中的一种。
订阅号的管理者，未经作者本人允许和授权将文章通过订阅号发送给读者粉丝，又或者将网络中已经存在的文章进行转载，该行为缺乏合理使用的法律依据，故可以认定属于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4]。
3.订阅号粉丝对作品的传播性。从现有法律当中获悉，假如订阅号粉丝从自身学习和创作的角度来欣赏和阅读他人发布的作品，可认定其为合理的使用，不存在侵权的行为。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很多粉丝把喜欢的文章进行朋友圈的大量转发，转发的内容也就上传到了微信公众平台的服务器，此种行为可以认定为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法律学术界的学者有这样一种观点，个人把文章在朋友圈进行有限转发，受众范围较小，一般不做侵权的认定。订阅号的粉丝对作品的传播行为，在一定情况下也会间接构成侵权行为。
（三）微信公众号使用者未经授权传播作品的合法性分析
著作权法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和鼓励文学创作，推动我国文艺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著作权人利益在保护及文化的传播如何平衡是一个博弈点，所以有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其中合理使用是不侵权的抗辩理由。这有利于法院在裁决侵权责任案件当中减少主观因素，提高办案的效率，但是其缺点也显现出来，就是很难适应当前技术的发展[5]。
关于如何认定微信转载作品是否侵权，应从三个角度来进行检验，首先认定转发者是否具备合理使用的情形，也会妨碍原创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合理使用的特定情形，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因此，通常情况下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三、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的承担
在微信公众平台发生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主要有两大责任主体：服务提供者腾讯公司和服务使用者微信用户。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腾讯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
有学者认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只需要提供微信平台服务，只需发布“移除”通知的举措，之后?t一般不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内容的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况，就构成了侵权或者帮助侵权的行为，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或相应侵权责任，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只有在著作权人拥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网络技术提供者（腾讯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微信公众号使用者上传或转载侵权内容而没有给予及时的制止，该网络技术提供公司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即承担共同侵权民事法律责任[6]。
（二）订阅号版主及粉丝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订阅号版主及粉丝，是通过微信发布和传播作品的，属于直接侵权，我国著作权法律明确规定必须承担责任减少侵害赔偿损失，把影响降到最小，在需要的时候侵权人应该赔偿著作权人，停止侵权，支付相应费用，并将非法所得的财产上交，金钱物品应该没收，构成犯罪的必须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要看微信订阅号版主发布的侵权作品数量多少，内容是否侵害了公共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订阅号版主发布的侵权作品，是营利为目的，可能还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粉丝通常因为转发的数量比较少，所以只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四、如何保护微信公众平台的著作权
（一）腾讯公司应从路径方面减少著作权侵权行为
第一，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腾讯公司发布的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就是一个微信市场的准入门槛。作为公众号使用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否则将没有权利使用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与此同时，完善投诉举报端口，制作出微信公众平台侵权投诉的指引通道，让任何一个使用微信的人员都能快速地找到投诉的端口，最后在侵权行为具体发生时，要配合有关机关调取侵权相关人员的有关资料，铸造起著作权保护的一道屏障。
（二）订阅号版主及粉丝减少侵权行为的路径
首先，要树立起保护知识产权的理念，使用他人的作品要获得他人的许可，并向他人支付相应的酬劳；其次，发现有侵犯他人作品权益的行为时，要及时停止侵害，并消除影响；最后，对确实发生侵权行为，要积极赔偿权利人的损失，应该确认侵权事实后，积极履行停止，赔偿损失的义务与责任。
（三）通过集体管理制度，保护著作权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实质就是集中许可制度。著作权集中管理制度在我国也应该充分发挥许可优势，避免使用作品而找不到著作权人，这也减少了侵权的行为。因此，我国应该与国外的经验制度相结合，建立起新的管理制度[7]。
参考文献：
篇8：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责任风险研究
一、以支付宝为例第三方支付存在的支付问题
根据Enfodesk易观智库《2013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保持高速增长, 总体收单规模突破59666亿元, 同比增长率高达56.9%。2013年中国互联网收单的市场格局保持稳定, 支付宝、财付通和银联网上支付以46.57%、19.29%和13.75%的占比位居前三位, 市场占有率接近80%。
因为支付宝在第三方支付市场占有了接近一半的份额, 所以本文主要以支付宝为例, 寻找第三方支付平台所存在的问题。
而通过在网上寻找判例, 发现支付宝的纠纷主要集中在退款纠纷。第一类是买家要求不能把放在支付宝上面的钱支付给卖家, 但是支付宝却把钱支付了。第二类是卖家认为不能把在支付宝上面的钱退还给买家而应该把它支付给卖家, 但是支付宝却把钱退回给了买家。
第一类的典型案例是:赵某某因产品责任纠纷诉海舒博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李某某案。
原告在淘宝注册名为“马虎虎马”。被告李某某开设名为“李某某2007”店铺。因原告购买被告产品对其产品质量感到不满, 原告遂向被告淘宝公司设立的淘宝网消费者维权中心投诉, 淘宝网消费者维权中心出面进行协调, 但买卖双方仍各执己见, 相持不下。由于原告坚持将涉案足浴器留为证据拒绝退货, 被告支付宝公司未能满足原告退款要求。2012年5月10日, 被告淘宝公司通知原告在24小时内提供退货底单, 逾期未提供的, 被告淘宝公司将向卖家打款, 原告未作回应。被告支付宝公司遂于2012年5月12日将原告支付的钱款转账给了被告李某某。原告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人民币9900元。
法院认为, 被告淘宝公司创设了淘宝网, 只是作为交易平台, 并不介入原告与被告李某某之间的交易。被告支付宝公司也只是为买卖双方提供收付款平台, 并不参与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原告通过被告淘宝公司创设的淘宝网进行交易, 并选择支付宝作为付款平台, 表明其接受了被告淘宝公司公示的《淘宝网服务协议》和被告支付宝公司公示的《支付宝服务协议》, 包括《争议处理规则》。原告与该两被告间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当原告与被告李某某因买卖产生纠纷后, 被告淘宝公司与支付宝公司从中进行过协调, 但因原告拒绝退货导致协调无果, 被告支付宝公司在协调期限届满时将原告购买足浴器的钱款转入被告李某某账户并无不当……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淘宝公司与支付宝公司在履行《支付宝服务协议》等等的协议过程中存在侵权行为……如前所述, 原告为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及诉讼产生的费用, 以及购买足浴器的货款, 均不属于侵权法律关系中公民财产遭到损坏或灭失而可主张的损失范畴……故原告请求, 法院亦不予支持。
淘宝网上的交易纠纷, 很大部分都是买家认为他买到了质量不好的东西, 或者被骗了, 然后想退货, 于是申请退款, 想阻止支付宝把钱支付给卖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支付宝仍然把钱支付给卖家。这样就会涉及买家支付的钱不能退回, 买家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宝在这情况下, 应该根据怎样的情节, 承担怎样的责任是本文核心问题。
第二类的案例在网上也能找到很多, 其中最常见的是关于卖家主营项目为游戏卡及话费卡充值服务的纠纷。例如徐某某诉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尹某某诉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等等。
作为支付宝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 它既可以是支付工具, 又是担保工具。所以里面所能容纳法律关系是比较多元的。传统的法律难以完全适用于支付宝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所以应该考虑对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重新进行法律识别, 或者寻找新的理论以支持其发展。也应考虑重新对其厘定权利与义务的范围, 对其责任与风险的承担进行区分。
(一) 支付宝的法律定位
目前我国法律对支付宝这类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商的责任缺乏明确的规定, 此类平台提供商的义务与责任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明确。网购市场的扩大使得网站与买卖双方的纠纷不断增加, 这样的状况阻碍了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 明确平台提供商与交易双方的责任刻不容缓。
支付宝本身不参与商品交易, 只为买卖双方提供在线交易服务, 此类平台一般被称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所支持的购物网站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撮合并通过买卖双方的最后确认来达成商品的买卖交易。这些购物网站只为信息交流主体提供纯粹性的中介服务, 而支付宝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始终处于中立位置, 对信息的发送内容和信息的接收者不具有筛选和决定作用, 它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为交易的双方提供一个信息的传输通道和交流的平台。支付宝既不是卖方也不是买方的代理人或行纪人, 也不同于一般的居间。而第三方又担当中介保管及监督的职能, 并不承担风险, 所以确切的说是一种支付托管行为, 通过支付托管实现支付保证。
庞德曾说:“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 乃是因为它成功地在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力之另一端间达到了平衡并维续了这种平衡。”[1]对支付宝设置相关的义务时必须要以它在提供网络服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根本依据和出发点, 然后分析服务对象、交易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等一系列的客观因素, 不仅要尽量避免损害到使用者的利益、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 而且要使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提供商责任合理化, 不能过度加重其责任, 促使此类平台积极地参与到网络交易尤其是第三方支付交易的规制中去、为相关的交易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 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商的法律责任的分析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 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整个交易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要解决基于此类平台交易模式产生的法律问题的关键就是界定第三方支付平台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和地位。
而从立法上看, 欧美相同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的法律也都没有具体关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责任的规定。国外法关于此类平台服务提供商的法律地位的分析分散于各个判例中。在美国, 几乎所有的联邦法院在相关服务提供商是否需要为平台上发生的欺诈事件负责的回答上是一致的, 即平台无需为平台上用户的欺诈行为负责。[2]因为对于网络购物平台来说, 要求其从海量的商品信息中甄别出所有甚至大多数违法信息或者证实值得怀疑的信息是严格、苛刻的。
在德国, 平台上的信息一部分是由网络购物平台自身提供的, 另一部分是由用户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直接插入和嵌入信息。而判断平台上的商品信息内容的来源的唯一依据是从用户的角度判断, 用户能够很清楚的识别作为经营者用户提供的信息是否与平台相关, 也知道平台声明对这信息不承担责任。依据《德国的电信服务法》购物网站对此信息不承担责任。[3]
二、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商的法律责任的界定
通过对从以上学说及国外立法的细致分析, 第三方支付平台并非买方或者是卖方, 而是缔造一个电子交易市场, 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它应当履行如下的义务和责任:
(一) 如实履行提供平台服务的义务
1.保障技术安全与稳定的义务
保证支付宝此类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为交易双方的交易提供良好的环境。
2.准入严格审查的义务
准入的审查主要是针对的是支付宝当中的卖方而言的, 当然对注册的买方用户的审查也应该进行。这样就要求了支付宝等在用户注册时应认真检查其身份材料, 特别是卖家方面, 防止卖家在损害了买方利益的时候而不能得到补偿。第三方支付平台因为没有履行准入严格审查义务 (例如应该采取而没有采取必要而合理的措施来减少网络欺诈行为) 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二) 如实履行交易监管的义务
依据经济学的划分, 市场监管包含三个环节:准入过程、生产过程、产品流通过程。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重在准入监管和流通监管。这样就要求平台的服务商合理审慎地监管用户的资料。
(三) 不承担销售者责任
上面已经提到, 在欧美国家, 第三方支付平台并不会代替其服务的卖方而承担销售者责任, 但是并不代表其不负任何责任。而是主要不承担消费者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上的销售者责任。
综上, 我们在确定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这样的标准:
第一、此平台是电子信息交易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之一, 交易规则调整了以平台为依托开展经营活动的各方主体, 涉及了多方利益。交易规则涉及了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交易规则在本质上是格式合同。[4]当纠纷发生时, 如果没有约定, 应当参照格式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解决纠纷。
第二、第三方支付平台是用户的审核者。换句话说, 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对用户进行认证审核的义务。但在此需要说明一个问题, 平台提供商在此处的审查的义务仅仅限于形式审查。理由是对所有用户进行实质的审查是不可能而且不切实际的。
第三、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发生纠纷之后的判定者。因为在淘宝购物网站上遇到纠纷后, 根据《支付宝服务协议》, 使用者已经授权支付宝判定相关纠纷。
三、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模式下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从开头的案例中, 可以看出:
第一、格式合同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者权益的冲击
当买家或者卖家产生交易纠纷的时候, 必须按照支付宝的条约进行, 而且必须接受支付宝的处理纠纷后的结果。
格式合同之所以大量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交易效率的追求, 二是垄断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网络购物的快捷、便利使得第三方支付平台每天要处理数量众多的电子订单, 任何第三方支付平台都没事时间去就相同的事项与每一个买家反复磋商、解决每一个纠纷。而这样繁琐的过程势必会影响交易的效率, 网络交易的优势也将大打折扣。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大量使用包含格式条款的格式合同则成为必然。
电子商务中的“Click—warp” (点击合同) 其特点是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先拟订好所有关于交易流程、合同实施细则等合同条款, 使用者只能选择点击“同意”或者“拒绝”按钮, 来决定服务合同是否成立。[5]
第二、争议处理方式仍有不足
以前面开头的案例来说,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争议处理仍有不足。当买家和卖家发生争议时, 存放在平台上的钱就成了双方焦点。如何处理好买卖双方的争议和把钱支付给或者退还给一方是很重要的。
(一) 发生支付纠纷后如何更好举证
在第一类的案例中, 支付宝把买家放在它上面的钱打给卖家, 是因为买家拒绝退货导致协调无果。而买家拒绝退货的原因是要保留证据。这样就导致了买家的钱遭遇损失的后果。而在第二类的案例, 卖家之所以遭遇损失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卖家难以证明其已经发货或者买家使用了充值卡, 尤其是当卖家处于淘宝网自动发货产品安全功能的改进期间, 淘宝禁售该类涉案商品。
当受损失一方的钱被支付宝支付给另外一方时, 就只能拨打客服热线进行投诉了。
(二) 通知方面
在支付宝把争议的款项支付给某一方的时候, 另外一方很难及时收到相关的信息。以第二种案例为主, 有的卖家平时生意太忙, 尤其是游戏卡及话费卡充值服务, 由于要处理海量的充值业务, 很可能会错过或者是遗忘到某些买家的恶意申请退款, 在一般情况下卖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作出反映, 支付宝就会把上面的款项支付给买家, 这样就会导致卖家的利益受损。
四、完善网络第三方支付的意见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纠纷增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格式条款对使用者的不公。所以第一个意见是:
(一) 改进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格式条款
从《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只对格式合同作了原则性规定, 对于如何认定公平、合理缺乏有效标准;而针对第三方支付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下产生的格式合同该如何规制, 现有的法律也没有具体规定。
就如今第三方支付平台格式合同常见的纠纷而言,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规制格式合同的订立;二是免责条款限制问题;三是认定显失公平的标准该如何确立。
在网络环境下, 格式条款能否进入电子商务格式合同, 需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考察。但需要明确的是要消除格式合同是不现实的, 因为“网络具有天然的适用格式合同的条件及优势”。[6]这样就要求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必须尽到合理地提醒消费者注意格式条款的内容的义务, 并且格式条款本身应当公平合理的分配双方的权利义务。无论是传统的交易模式还是在网络购物平台交易模式下, 公平原则的适用并无不同。
这里可借鉴美国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 其第112条 (e) 款规定了电子合同条款审查机会规则:“ (1) 应以一种必定能引起正常人的注意, 并允许其审查的方式, 才能使某人可能利用该机会审查记录或条款。 (2) 如果某一记录或条款只有在某人负有付款义务或开始履约之后才可审查, 则只有在该人如拒绝该记录时有退还请求权的情况下才可认为该人有对该记录或条款进行审查的机会。”
中国法律法规中尚无具体规定, 但应在使用网络第三方支付中履行提醒和说明的义务。其具体标准可参照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合同条款的内容, 使用者能够有权进行审查。有关限制使用者用户权利的条款以及免除提供方权利的条款, 做出格式合同的一方都应该用明显的方式先消费者展示与提醒。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如经营者未尽到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 则这些条款不能生效。
(二) 改进支付争议处理方式
支付宝的支付争议处理导致纠纷原因, 其实也与格式条款有关, 使用者必须接受支付宝的争议处理。但支付宝毕竟是新的事物, 并不是完美的, 有时候使用者们就必须眼睁睁地接受支付宝把他们的钱支付给另一方的处理结果。除非是销售者责任的情况下, 当因为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错误而令使用者利益受损而无法追回或者救济时, 其应该承担相关的赔偿或者补偿责任。
1.在第一类案例, 买家不把东西寄回去, 导致协调失败, 其中原因是买家并不相信支付宝或者卖家会把钱给回他。对于此, 我觉得设立独立于支付宝和买卖双方的纠纷处理机构很重要。
2.第二类案例中, 淘宝在特殊时期禁售了该商品只是因为其平台升级的原因, 但是并不能令淘宝在这次交易中免责, 因为这个是与“不承担销售者责任”无关的情况, 是支付宝或者淘宝并没有提供好服务导致。在钱退回给买家之后, 救济的缺失和救济成本的增大也导致了卖家损失的难以挽回。此时, 我认为支付宝可以提供更多的救济, 或者跟上面一样, 成立一个独立于支付宝和买卖双方的争议处理机构。
3.关于通知方面, 当在支付宝把争议的款项支付给某一方的时候, 另外一方很难及时收到相关信息。我认为要求支付宝给每个人打电话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发送短信到绑定手机这些较为便捷的方式还是可以行的。
五、结论
对比其他支付方式, 支付宝此类第三方支付制度的是较新的支付工具, 因为支付宝的使用范围是在网络上面, 也更平民, 就意味着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在某些方面不能借鉴旧的制度。例如票据的无因性、票据的背书转让, 信用证表面一致原则。但第三方支付制度能在当今的电子商务经济当中充当重要支柱, 也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一面。
第三方支付作为电子商务的一种基础服务, 其发展己经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是伴随着高速发展的背后, 问题也越来越突显出来。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健康发展仅依靠自律内控是远远不够的, 它则更加需要外部的规则进行规范和管理。从规范第三方支付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出发, 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国家相关部门能尽快明确政策并统一制定相关业务管理标准与规范来实施有效的监管。
总而言之, 伴随着网络第三方支付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 利用网络第三方支付进行交易也会变得更加便捷与安全。最后, 实践也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段较为长期的时间, 所以, 为了实现网络第三方支付更好的发展, 我们必须对网络第三方支付的进行长期的关注, 并希望相关的政府部门能与时俱进, 推出有利于第三方支付健康发展的政策或者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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