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工业管理论文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便一脚由现实跨入虚拟，互联网更加速了现实生活的数字化。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互联网也催生了大量全新的经济和商业模式，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平台经济和平台型商业系统，苹果、亚马逊、淘宝等平台型企业迅速崛起，并孕育和营造出全新的商业生态系统。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创意工业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创意工业管理论文 篇1：

美国高科技白领的工作与生活

我住在波士顿地区，附近的高科技公司很多，也碰到许多从事高科技的中国人。大体而言，三四十岁身体走形的很少，运动的则很多。比如我自己练习马拉松刚刚出道，一次比赛还没有参加过。但跑了几个比赛的女将已经遇到几位了。其中一位女士，几年前从顶尖的工学院毕业，在美国数得着的高科技公司上班，年薪十几万美元。她经常上午10点多才去上班，下午不到5点就回家了。刚上班那几天喊着腰酸背痛。一问才知道，她一天居然在班上打了快两个小时的网球，不太能適应。如今，网球大概早适应了，人家改练马拉松了，一天到晚跟着公司一群人到各个城市跑马拉松比赛。

刚听到这些，心里颇觉得不可思议。十几万美元的年薪，雇来到单位打球、跑步？经常上午10点以后到班上，刚坐下干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午饭消化得差不多就该打球了，打完球就下班回家了。公司为此还要提供许多运动设施：网球场、健身房。更有甚者，这群人赶到其他城市参加马拉松比赛，经常还要公司出钱！当然，马拉松仅仅是一个项目而已。游泳的、长距离自行车的，以及其他各种运动的俱乐部，花样繁多。上班打开计算机，俱乐部的比赛消息、聚会、训练日程等充斥了电子邮箱。当然，还有讨论怎么修房子的，怎么种花的等等，啥热闹都有。光这些事情又要消耗多少时间？这样的企业，能这么糟蹋几年呢？

但信不信由你，这样的企业不仅没有破产，而且蒸蒸日上。雇员们快快乐乐，创意勃发。

仔细想想也就明白了：这种公司中雇员的主力，多是一流的高科技人才。他们创造不创造，全靠自觉，其动力之一就是自己的情绪好，精力充沛。而这种人天性就喜欢竞争。美国的学校，自幼又特别强调体育。体育成了培养竞争精神的最重要手段。美国的高科技界，从事极端体育成风，这是高科技竞争精神的自然外溢。公司要统领这些人，就要创造一种“天下归心”的向心力，大家觉得这里最好玩儿、最有意义，公司成了大家进行各种聚会的场地。同事们在这种碰撞中，有了灵感，发展出良好的合作关系，自然也开发得出产品来。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办公室和家庭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大家可以上班的时候打球，但是半夜三更的非社交时间却可能在家里工作。他们不是给老板干活，是和队友玩游戏呢。老实说，一个团队，一年做出一件创意来，就够大家吃很久了。

让职工觉得“40岁前拿命卖钱，40岁后拿钱买命”的企业，还是原始积累时代的大工业管理，在流水线上生产标准化产品也许有效率，但在白领的创意经济中难有一流的表现。相反，让职工觉得“公司花钱给大家玩儿”的企业，职工会互相拼比，看谁玩儿得最好。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归根结底，创意还是游戏的产物。

（林冬冬摘自《坏民主》凤凰出版社）

【素材运用】在工作的时间锻炼，还是在锻炼时产生灵感，这看似匪夷所思，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从事高科技工作的人，创新是第一要素，公司以独有的方式，给员工以足够的自由和强健的体魄，创意的灵光一闪，寻找到研究的新方向，潜行其中也就获得了别样的精彩。

【速用名言】

1.一个埋头脑力劳动的人，如果不经常活动四肢，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俄国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

2.能约束自己的人，最有威信。——古罗马政治家 塞涅卡

【适用话题】尊重个性；自律；善待他人

（特约教师 江红波）

作者：薛涌

创意工业管理论文 篇2：

朱晓明谈平台经济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便一脚由现实跨入虚拟，互联网更加速了现实生活的数字化。

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互联网也催生了大量全新的经济和商业模式，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平台经济和平台型商业系统，苹果、亚马逊、淘宝等平台型企业迅速崛起，并孕育和营造出全新的商业生态系统。平台经济有哪些特征？平台型企业的成功之道是什么？本期高端访谈，我们邀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教授分享平台经济课题的最新研究发现。

朱晓明教授主持的研究带有政府智囊团的建议色彩。两年前他与王战、王新奎、周振华等教授完成了“服务经济”课题，“平台经济”、“第三方电子支付”是他正在研究的新课题。

记者：您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主要基于怎样的出发点？根据您的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具有哪些特征？

朱晓明：平台型企业是具有网络优势的企业，它拥有客户群体最大化、免费、开放三个特点。平台经济是未来上海市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在对平台型企业的调研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产业层面提出有关平台经济的政策建议。

记者：苹果公司是成功的平台型企业的代表。能否以苹果为例，剖析一下平台型企业的成功之道？

朱晓明：苹果的成功是品牌战略、技术组合创新与善用平台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苹果品牌战略的成功，特别体现在品牌设计的创新。以往成功的品牌战略大概有四种：1. 一体化式。例如IBM在所有产品和服务中贯彻IBM的公司品牌。2. 边注式。例如通用汽车在Cadillac、Chevrolet、Opel、Vauxhall等产品品牌上都加上“GM”的背书。3. 并存式。例如Mars有“Mars”品牌产品品牌，同时有Snickers、M&Ms、Bounty等产品品牌。4. 产品品牌式。例如联合利华推出的是Lukull、Bregott、Blau Band等产品品牌。苹果是博采众长，吸纳了这些不同战略的全部优势：它在所有产品中都纳入统一的苹果标识，都旁注了一个“i”，也有过Macintosh产品的并存出现，但它总体上还是产品品牌各自独立，产品中不用公司名称“Apple”。

苹果品牌设计创新的作用是：1. 用品牌吸引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星一族，让他们产生无限消费联想：翘首以盼下一个产品、下下一个产品。当你有了iPod、iTouch后，就希望拥有iPhone、iPad；当你有了iPhone4，就希望拥有iPhone5；当你有了iPad1，就希望拥有iPad2。对比之下，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没有因品牌设计创新给消费者产生消费联想。2. 用品牌杀灭竞争者，苹果品牌产品开发之快，让其他公司的产品望尘莫及；苹果产品深入人心，让拥有者引以为傲，让其他公司产品淡然失色。3. 用品牌赢取超额利润。

苹果的众多技术专利除了少数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外，更多来自于技术组合上的独到见解。通过现有技术与设备终端、硬件的各种不同组合和优化，苹果实现了各种适合不同消费者体验的应用，并以此创造新的专利及产品。而这种组合创新的模式，依靠的正是从硬件到软件的统一技术平台。从设备外形到内部架构、CPU 芯片，包括全线 12 种产品高度统一的OS和iOS系统，使苹果各产品线之间有极大的共享度，保证了技术可以流畅地在平台间无阻碍地进行最优化组合。

苹果的App Store 是一个巨大平台，它充分利用了“众包”（crowed sourcing）的原理，将其销售与研发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除了自身必要的R&D团队之外，苹果公司的研发与创意相当一部分通过App Store平台，来自于公司外部，苹果开放地接收世界各地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编写的iOS软件，并将75%的收益分享给外部研发人员，而苹果公司的专业研发人员则可以从中捕捉灵感、实现应用程序的完善。通过这一平台，苹果已审核通过了超过50万款应用程序、软件下载量达140亿次。这种研发创新的模式正是实践了众包原理，即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方法。

朱晓明

朱晓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及管理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及上海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朱晓明历任上海市学联副主席（第九届，1979～1983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1995年至2003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主任；2003年至2008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至2011年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朱晓明曾在中国纺织大学获电气自动化学士学位、工业管理硕士学位，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

作者：叶丽雅

创意工业管理论文 篇3：

青春激情高 选择余地小

毕业生：王蒙毕业时间：1950年 毕业学校：中央团校

我出生在1934年，是“30后”，我和同龄人的青春岁月是在1950年代度过的。当青春勃发的我们走向社会之时，也正是新生的中国豪情万丈之时。

那个时候，所有的年轻人都处于昂扬兴奋状态，认为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从此好时候开始了，未来所有的一切——国家和自己，都只会越来越好。于是，新中国建设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什么。

在这种信念和激情下，即将投身社会的青年人，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做好准备，为这个新生的国家作贡献。

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有比较独特的经历：十四岁加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岁退学当干部。真正以青年人的姿态走向社会，是1950年5月我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毕业之后重新开始工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苏联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宁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书中提到青年不但要学习先进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纪律严明、谈吐优雅，甚至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如舞蹈演员般美好的身材和优美的身姿。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应该是全面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流水线对人的片面铸造。

建国初期，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尤其是重工业。我记得从德胜门往北就是北京著名的大学区——分布着钢铁、石油、地质勘探、工业等苏联援建的八大院校。这些是当时全国青年学子都非常向往的学校。

那个时候，钢铁、石油、地质勘探等和工业化有关的专业是青年学生首选的热门专门。此外，工业管理专业也非常热门，中国人民大学就有这个专业。

能够到最基层最一线为祖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面临毕业的青年学子最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报纸上整天宣传报道的就是这些青年人到边疆去了，那些青年人到工地上去了。

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青年学子对未来火热生活的想象，从而忽视了对未来困难的考量。

事实上，19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选择非常少，不管学得多专业，准备得多全面，最终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一句话，做什么都是革命建设的需要。青年学子自我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都需要服从整体的安排。

但是，那个时候，不管国家发出什么号召，青年人都会热烈响应，而且坚信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就对自身发展也有好处。面对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也绝不会退缩，从不考虑自己得失，只是一味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激情。房子、车子……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头脑中压根就没有这些，只要有个可以放下几块板的地方睡觉就行，三块板子往凳子上一搭就是床。

从中央团校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团市委，分配到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负责人。

我和身边那些同样年轻的同事一样，成天想的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男女。

我们这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在当时社会也备受尊敬，而且我们自视都颇高，但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的总结和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话套话车轱辘话……我们多少还是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战斗在一线”的同龄人，对他们更为火热的生活很向往。

我记得，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写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很令我心潮澎湃。小说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沉静。受这部小说的影响，我甚至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和才能。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因为我当时没有条件去学建筑炼钢，我才想到用自己的笔反映热烈的生活，才会在1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1956年创作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本文由王蒙口述，本刊记者邓艳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