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

2022-04-26

摘要：东汉末年的广陵太守陈登续修邗沟，使大运河最早的一段——古邗沟得以恢复生命力，方便了江淮之间水上交通，促进了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陈登所开凿的邗沟西道成为东汉以后江淮之间的主要运河线路。隋代利用邗沟西道，建成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篇1：

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政治学分析

【摘要】重农抑商政策为古代王朝广泛采用，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专制统治秩序，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此，各王朝统治所面临的不同的形势要求重农抑商政策有不同表现形态。基于对古代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梳理，归纳各个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的缘由，即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要求和敦风化俗维护纲常礼教的需要。出于政治维稳、经济剥削和社会教化的需要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促进小农经济发展、维护统治秩序和推动爱好和平、勤劳等民族精神的形成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有阻碍商品货币经济发展、阻碍社会政治进步和阻碍民主、平等和宪政思想发展的消极影响。在摆脱“德治”“仁政”等古代意识形态影响下审视重农抑商政策对于思考当今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农抑商;原因;影响

“重农抑商”是贯穿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推行仰赖于先秦诸子的理论论证与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专制统治维护的需要。将“重农抑商”这一理论诉诸实践者——商鞅以其强腕在西北边陲的秦国厉行“重农抑商”，政治家管仲亦在东部富饶的齐国推行这一国策。秦统一六国后延续商鞅之政，自秦至清历代王朝都将农业视为本业，将商业视为末业，各朝尽管重农与抑商的程度不一，但大抵都推行這一国策。“政治-行政二分”原理也适用于中国古代政治，虽历代皆奉农业为本业，未见农民得其地位，各朝推行贱商抑商的方略，可商人早已富贵，这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实质有着莫大联系。这看似与本文探讨的主题不相干，实则廓清政治方略与行政管理二者存异则更便于论证，即本文探讨的重农抑商这一问题更多地停留在政治方略层面，对于执行效果的偏差尚有待交代，如若二者交织论证则略显混乱。

1.中国古代各王朝重农抑商政策演变

1.1先秦重农抑商政策

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推行较为彻底的国家属秦国，商鞅变法主要内容就是围绕重农展开，其他诸侯国如齐国管仲改革、魏国申不害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重农抑商政策。

（1）秦国商鞅变法中的重农抑商政策。商鞅的重农政策服务于兼并战争，故对农业格外重视，将粮食视为财富的象征。重农举措主要体现为“劫以刑”，即用严酷的刑罚恐吓非农群体;“驱以赏”，以官爵作为对力耕者的奖赏;强管理，如厉行愚民政策、取消杂技表演、取消旅店以限制人口流动、禁止自由迁徙等。

抑商的目的在于重农，因此抑商仅是手段，而非目的，由此，商鞅围绕重农推行了一系列抑商政策：紧张将粮食作为商品以防囤积居奇;加征商业赋税;商人及其奴仆皆负担徭役;抬高粮价以加重商人负担;对盐铁等商品实行国家专卖等。

（2）齐国管仲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管仲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民富则国强”，其志在富民。围绕富民这一核心主张所进行的重农抑商实践相较商鞅而言并不彻底。管仲旨在抑制私商而发展官商，以抑商为手段鼓励农业发展。利用货币发行干预市场，垄断盐铁经营，甚至通过政治强权以“国贫而用不足”的名义低价收购富商所存粮食，最终将商人利润剥夺使其破产而自觉从事农业。

他认为民富之根本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重在厚生，即“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对于土地税收采取“相地而衰征”的等级税制;实行粮食“准平”政策以保护农民，抬高粮价以鼓励农耕;推行“山泽各致其时”的“环境保护法”，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持水土、保护鱼鳖的繁衍。

1.2秦汉-南北朝重农抑商的政策

秦始皇并未延续商鞅变法所定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而是采取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政策。秦只在政治社会地位上“贱商”，将商人同“治狱吏不直者，诸尝捕亡人、赘婿”列为贱等，后将其发配戍边。而秦对农业的重视已经上升到法律高度，颁布《田律》、《仓律》、《戍律》和《司空律》等法律加强对农业生产、农作物存储、劳动力戍边、犯人以劳抵罪等事项做了严格规定。但是秦苛捐暴政、大兴土木、耗费劳力，致使法律重农而农贱。

汉朝初建，民疲国穷，百废待兴，亟须以发展农业以促使政治稳定，削弱私商以保障国库充盈。对于日渐发展的私商，汉朝延续了政治社会地位上“贱商”，规定商人不准着丝衣、不准乘车、不得购田、世代不得为官为吏、单列户籍且地位置于农民之下;沿袭战国时期的“平准”政策，贵买贱卖以压缩商人利润;设均输官收取工官所制贡品，并将余下贡品售卖以降低商人利润;继续沿袭盐铁官营并实行手工业官营，进一步压缩私商生存空间;征收双倍算赋，并推行“算商车（船）”“算緡令”和“告缗令”以对其财富征税。

汉初鉴于农业劳动力锐减的局面，汉高祖刘邦为恢复农业生产推行兵士复员归家务农，并免除军士卒徭役;让流亡之人“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管用，以赋于民”。文景时期，帝王及王后以身示范耕田纺织，以鼓励耕织;实行三十税一，并免田租十二年;多次大赦天下以补充劳动力;废严刑酷法，废连坐制，以减轻农民负担。汉武帝改良农具，发明耦犁以增产粮食;实行屯田制，重视开垦西部边陲荒地;兴修水利，在黄河流域修建水利工程如龙首渠、六铺渠、白渠、成国渠等，在江淮流域修治天然坡，东南实行排水筑堤、改良农田，西北边陲修建坎儿井以储雪水。王莽新朝欲行均田废奴之制，但始终未能施行。汉光武帝为颁布法令释放奴婢，并推行”度田“，核查田亩数量、户口及年纪，旨在抑制豪强兼并。汉章帝以亩定税，按土地收获量课税。汉明帝任用王景、王吴耗时数年修整黄河、汴渠，实现黄汴分流，并将两岸淤土辟为良田。

按理应论述魏晋时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可这段时期对农民的盘剥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巨大，豪强士族日渐强盛，农民大多沦为奴隶或半奴隶，故不对其进行论述。南北朝分裂割据，未有统一之政策，重农抑商政策亦有不同，下文就施行此政的南朝宋武文二帝时期的重农政策做简要梳理。

宋武帝刘裕平民出身，曾官拜宰相，生性简朴，清简寡欲，施行德政。具体概括有五：一是赦免判刑五年以下的囚犯;二禁绝豪强霸占山泽，与人民分利;三减轻劳役赋税，并免除荆州、雍州人民租税;四是减少兵户，禁止地方政府滥征兵役;五是减免百姓租调，令官府物资自行备款采购，不得在民间勒索。宋文帝善承父志，致力农桑，奖励耕田，并令地方官员尽力劝农，推选模范农民以示鼓励;减免租税，宽减收取百姓各种欠项;禁止征用老弱服役;注重救济振恤。

1.3隋唐-宋元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隋文帝时期施行重农政策，对于商人贱而不抑。减轻赋调，轻减力役，建立义仓，提高课征对象年龄，免除妇女、奴婢、部曲之课，免除酒税、盐税。隋炀帝荒淫无道、大兴土木、不惜民力最终使隋二世而亡。

唐代也仅是在政治社会地位上贱商，如禁止商人子弟为官、禁止商人骑马，对商人多征收20%的税收，而不采取严格的抑商措施，并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的法律以促进商业发展，如设置“市坊”制度以限制商业活动的时间和地域。尽管如此，唐代依然坚持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唐代重农政策主要体现为施行均田，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地租四十税一、每丁每岁更役20天，相较汉朝服役三十天减少三分之一;施行府兵制，免除人民兵役;调输棉帛量远低于西晋和北魏。唐代格外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在天寶之前的余年间，唐代农田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高潮。发展的重点在关中，其次为河东道、河北道及河南道三河地区及西北边区，南方的农田水利发展迅速，但更大的高潮在中唐以后。”唐武则天组织力量编写农书《兆人本业》，作为地方发展农业的指导性文件。唐代将“户口增加、田野垦辟”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以鼓励官员勤农。为保障农业劳动力鼓励早婚早育，并实行奖励生育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繁衍。推行非劳动力人员回归农业，如释放宫女、赎回奴婢和俘虏为农民、强制僧人还俗等。注重改进和保护生产资料，推行曲辕犁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禁止屠宰牛马驴骡等大型家畜，并多次为农民购买耕牛。为应对自然灾害，建立完备的仓储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家庭，都有性质不同的仓储”。

宋代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已基本完成，太湖流域已经成为全国粮食的主产区，宋朝在此大兴水利，如治河筑堤、清除杂草、开辟荒土、修正圩田，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的发展。但是宋朝重农并非重农民而是重农业产出，不抑兼并便是一例。宋朝对于商业并不加以过多限制，仅对一些行业实行专卖禁榷制度以充盈国库，涵盖盐、酒、茶、铁、矾、香料、煤等商品。

元代统治者认识到农业税收的重要性，故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主要做法有：设置专门的劝农部门，如劝农司，虽多次更名但职能一致;颁发《农桑辑要》一书送至全国各地;地方衙门张贴“耕织图”，鼓励尝试种植棉花和恢复桑麻的种植;设置农村自治组织“农社”，并颁布农桑制度;设立农业学校，教授农民子弟读书识字，优秀者可被地方衙门征用;开展军屯、民屯，积极开发边疆土地;在南宋水利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修建水利设施。元朝对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并不采取抑制政策，反而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南北经济的联系，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

1.4明清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相较唐宋而言，明清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可谓是贯彻到底。明朝曾下令“严厉禁止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明代中叶为解除繁苛之赋役，遂奏请实行一条鞭法”;严格限制“四民”的出行、严禁沿海居民出海与外国商人互市、对商人征收重税。但是这一政策在明朝中后期发生松动，逐渐走向农商并重的政策道路。

清朝时期对于农业格外重视，限制棉花仲旨、部分地区限制烟茶种植以保障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实行摊丁入亩，鼓励人口生育;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新式农具。但是对商业进行严格的抑制，实行严格的禁海令，只允许“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要求沿海居民内迁50里;对商人征重税，税外之税、巧立名目、各种规费使得商人苦不堪言，“贸易禁令与税收弊政严重地损害了商贾的利益，危及商品流通的发展”;利用商帮加强对商人的控制。

论述至此，对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完成了梳理，由于资料搜集有限，不免会挂一漏万，但重农抑商政策各个朝代做法虽不一致，但是其初衷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有效统治，下文就中国古代选择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进行探讨，行文逻辑不再囿于朝代顺序，而是采取整体视角展开分析。

2.中国古代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2.1维护古代专制统治秩序的需要

重农抑商政策兴于战国，处于新旧生产方式交替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维护其尚不稳定的统治需要采取消弭动乱根源的政策。“农业是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国家的盛衰存，而且农业生产有分散性、孤立性、封闭性和脆弱性的特征，耕作空间相较商业更为固定，农民的统治较为容易。商人与商业往往被视为危及统治的隐患，因为其流动性大、资财充盈、易聚集联合、善囤积居奇，商业活动往往会诱导农民弃农从商，进而破坏古代政府财政基础。因此，古代统治者将商人和商业视为国家动乱的根源，认识到这一点后，统治者采取一系列限制商人和商业的举措，尤其是要求商人子弟不得入仕为官的政策则体现出统治者极力规避商人参政。由于商人、商业对社会经济流通不可或缺，因此各个朝代多在朝代初期对商业加以限制以稳定统治秩序和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待国家实力恢复后便适当放松对商业的限制。

2.2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要求

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是通过收取地租的形式得以体现。地租获取的多少取决于土地耕种量，土地占有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是两个关键变量，但当商业资本侵入农业生产环节中就侵蚀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基础。商业一方面通过高额利润吸引大量劳动力弃农从商，从而减少国家赋税基数、徭役对象、后备兵员。另一方面商业资本投资土地，商人转而成为商人-地主的混合体，商人大规模兼并土地，破坏自然经济的发展，造成地主阶级的利益受损。除商业资本侵入农业生产环节外，商人具有深刻的投机性质，通过商业投机、囤积居奇、勾结官府，商人借此牟取暴利，危害到国家财政安全。

2.3敦风化俗维护儒教纲常的需要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主张统治者应施行仁政，而仁政则需要“为民制产”，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若没有恒心则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也就会导致民风日益败坏。儒家素来宣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商人喜好投机、“重利轻别离”，有违儒家宣扬的义利观，不利于统治者借助儒家学说开展教化工作。唐太宗对以农为本不仅作为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作为一项驭民之术来实施。他认为以农为本可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竟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让人民固守耕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愚民的目的，因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固着在土地之上，人民一方面可以养成勤劳、朴素、节俭的品格，另一方面会在乡里、宗族制度的规约下遵守法律、礼俗，进而减少动乱的可能。

3.中国古代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3.1中国古代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积极影响

（1）有力地维护古代小农经济的发展。上文论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的特征，农业生产具有较大的风险，而农民抗风险能力较低，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风险规避举措，诸如义仓制度、免税政策、政府借贷政策等，有效地克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以“一家一户”、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为特征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古代经济的基础，这一基础地位是由当时地理环境、生产水平所决定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赋税徭役制度的改革、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充足对于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发展为我国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的增长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进而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概而述之，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农经济脆弱性的特征，通过实施一系列利农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产生的需求又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2）有效穩定了专制统治的秩序。统治阶级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初衷便是维护其专制统治，其专制统治的维护需要尽力克服一切有害于统治的因素。首先，统治阶级通过压制商业的发展，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力（入仕为官）、限制土地占有、降低其社会政治地位、征收其高额税收，甚至巧立名目占取商人资财、利用商帮控制商人行程，发展官商以与私商争利等，通过一系列抑商政策把商人流动性、易聚集、喜囤积居奇等危害降到最低，从而使国家掌控商业运转，避免商人乱政现象出现。广大农村是古代统治者的基础，税收、徭役、兵源等都出自农村，农民又具有安土重迁的特征，久居一地易于管控，并且通过一整套乡里、乡约和教化制度将农民严格控制在土地之上，让其难以形成叛乱割据之势。实施重农政策则有利于农业稳定发展、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安定有序，国库充盈，国家应对战乱、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因此，农业、农民、农村牵一发则动全国，维护好“三农”是国家发挥在哪的重中之重，“三农稳”则国家稳、国家强。

（3）促进了爱好和平、勤劳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既然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史之中，贯穿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重农抑商”政策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则有着重要作用。古代农业生产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战乱必定危害农业生产，直接影响农民生存。秦汉之交、汉末三国、南北朝、安史之乱及五代十国等时期，将农业生产重镇--黄河流域的农业生存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大批农田荒芜、农民大批南迁、文化日益凋落。因此，农业生产最重稳定，重农亦重视和平，无论是内部和平，还是外部稳定都是古代统治者所追求的，利用茶马互市、给予岁币等形式稳定边疆以促进维护生产。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不会主动侵略其他国家，商业具有逐利性，往往为追求利润不择手段，诸如欧美非“三角贸易”、殖民地争夺战争等都反映了以商业为主的国家和民族本身就带有攻击性质。从重农政策来解读“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亦有一番道理。古代农业耕作只有人力、畜力可用，并无现代机械，因此常年耕作的民族大多练就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3.2中国古代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消极影响

（1）阻碍了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断不可认为中国古代工商业未得应有之发展，而是未得已蓬勃发展。古代抑商政策的确羞辱商人、重税于商人、限制商人置田等，但是仅对私商而言，官营工商业反而在抑制私商得环境中得已发展。官商这一群体得崛起导致吏治日趋腐败，清代曹氏一门的富有皆仰赖于曹寅所任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槽监察御史两职，可见官营工商业是滋生腐败的沃土，阻碍了资本的正常流通。因此，官营工商业虽发展势头较盛，但是其性质类似于“官僚资本家”，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是百害而无一利。私商活动被严格限制，盈利空间被官商大幅压缩，至明清海禁政策一出，工商业大为凋零。商人大多鉴于发展前景无望，大多选择将商业资本投资土地，尽管许多朝代都有抑制兼并之策，但是朝代中后期兼并日趋激烈，商人大多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跻身统治阶级。商业资本的流失又进一步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中国曾实现从小农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历史重任。

（2）阻碍了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初衷是维护专制统治，用政治强权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遏制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政治强权过度干扰经济发展，甚至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了社会进步趋势在政治强权下难以推进。这种问题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明中叶以后逐渐强化海禁政策，在西方重商主义日趋强大之际仍然坚持并强化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强化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力，即便在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的调适能力还是十分强的，这样就造成了清代后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半封建社会的帽子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摘除，可见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之甚远。

（3）阻碍中国民主、平等和宪政思想的发展。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不会承认人民主权的，但是古代劳动人民已经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导致古代反抗的目的并不是争取权利，而是为了推翻一个专制政权再复制一个。这种专制意识之深我想一部分源于重农抑商政策，贱商之政剥夺其政治参与权利，商人权利得不到应有之保障。而农民常年耕作于田间，受教育乡里，求知于四书五经、受制于三纲五常，农民常年耕作不问人间是非，逐渐丧失政治参与热情，最终演变为政治冷漠，驯化为典型的“愚民”、“顺民”。重农抑商政策下竟分“士农工商”四民，人分等级、优劣，自然就泯灭了社会平等之追求，商人之得求诸于官僚、将资本置换为田宅，求诸官僚则逐渐形成中国古代官商勾结之弊病，士人居高层必然形成重官之风气，不利于官民平等思想的形成。本文第一章以冗长的篇幅论述了古代主要朝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每一朝代的前、中、后期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一个朝代并无定法，政策法令自君主出的人治风气愈发高涨。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本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但是这里有必要说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并不在完整意义上得以执行，制度-人事被钱穆先生认为是解读中国古代政治的两个视角，制度虽设，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重农抑商政策并未得到真正执行，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法律并未得到贯彻执行，上至朝廷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对法律的认同程度可想而知，何谈宪政精神的养成。

4.结语

重农抑商政策各朝各代做法不一，重视程度不同，但是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各朝各代基本是以战争建国，就会导致朝代前期面临恢复生产的任务，此时重农抑商政策便会被统治者加以重视并获贯彻实施。一旦朝代恢复生产的任务基本完成，官吏士绅不满利益分配往往会勾结商人或自己扮演官商来窃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往往会出现“农夫贫贱而商人富贵”的反常局面。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史务必不可相信统治阶级高扬的“仁政”“德治”这一套，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也全然是维护统治的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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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玉峰.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评议[J].江汉论坛，2008（9）：50.

作者：王清华

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篇2：

陈登续修邗沟及开塘筑堰济运

摘要：东汉末年的广陵太守陈登续修邗沟，使大运河最早的一段——古邗沟得以恢复生命力，方便了江淮之间水上交通，促进了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陈登所开凿的邗沟西道成为东汉以后江淮之间的主要运河线路。隋代利用邗沟西道，建成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

关键词：陈登；邗沟；东汉；大运河；陈公塘；捍淮堰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了连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这成为中国大运河最早的河段。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河道淤塞，古邗沟几乎不能使用。时任广陵太守陈登重修邗沟，重开江淮之间的水上运输通道，并且改变了春秋时的邗沟迂回曲折的线路，通过裁弯取直，缩短了江淮之间的水上运输距离，被称为邗沟西道。这条邗沟西道成为此后长江与淮河之间水上运输的主要线路，也成为隋炀帝修筑大运河的线路，成为中国大运河重要的一段，至今仍在发挥着国之命脉的重要作用。
一、主管农业，发展水利

陈登（163—201），25岁时，因为品行优良，学识过人，被乡里推举为孝廉，后来徐州牧陶谦推荐他担任东阳县令。[1]当时的东阳县管辖今天的金湖、盱眙和天长北部、宝应西部一带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扬州、淮安和安徽滁州三市的交界地区。这里地处苏北平原，又有众多湖泊，土地肥沃，适合种粮养鱼。陈登到任后，以体恤百姓、秉公执法、为民办实事为己任，经常深入民间了解老百姓的困苦，帮助穷人，养育孤儿。《三国志》评价他“养耆育孤，相民如饬。”[2]特别是他带领老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深受地方百姓的爱戴。陈登担任东阳县令不久，深受东汉末年战争破坏的东阳县经济就恢复到了战争前的状况，百业俱兴，人口增加。

当时徐州一带常遭受水旱灾害，老百姓常常因收成不好，没有粮食吃而逃荒。徐州牧陶谦慧眼识珠，看到陈登这么贤良，而且擅长水利建设，懂得农业生产，于是向朝廷推荐陈登担任徐州典农校尉，管理一州的农业水利及民政、税赋，以期振兴徐州的农业经济。陈登带领百姓抗灾自救，因地制宜种植各种谷物，获得了丰收，有效地减少了饥荒。《三国志》引《先贤行状》说他：“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3]

当时徐州管辖范围主要在江淮之间，包括今天的苏北和皖北地区，这里水网密布，土地肥沃，但水利系统不健全。陈登上任后，在总结当地的水文情况，分析历年的水旱现象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建设了一批水利设施，实施疏导与堵缺相结合的办法，带领百姓开挖水库积蓄雨水，理通水渠，引淮河及泗水来灌溉农田，使徐州的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在陈登的努力下，徐州“百姓殷盛，谷米丰赡”。[4]成为除关中、关东经济区外又一个主要的经济区，为朝廷贡献了大批的漕粮。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流民都纷纷来徐州归附，徐州一时间人丁兴旺，成为汉末动荡年代比较强盛的一个州。担任典农校尉的这段经历也为陈登以后在广陵郡续开邗沟积累了经验。
二、续开邗沟，以通江淮

建安二年（197），陈登被曹操任命为广陵太守。在广陵郡，陈登续修邗沟，开凿西道，为曹魏集团进行的运河开凿和大兴屯田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东征西讨的同时，曹魏集团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有计划地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几条运河，以便于进兵征讨和军粮运输。[5]曹魏集团开凿最早的一条运河就是陈登在广陵郡重开的邗沟。

江淮地区在汉代水网密布，便于利用自然河湖，辅以开挖人工河道，连为一条条便捷的水上运输通道，历史上就有开凿人工运河的先例，早期的运河陈蔡运河、古邗沟、古菏水都开凿于这一地区。陈登精通农业水利，熟悉广陵一带地形地貌，上任不久就成功地在春秋夫差所开邗沟的基础上重开了邗沟西道，并围绕运河建设了系列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与齐、晋争霸，在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6]，即邗沟。邗沟主要是利用天然河道和湖泊，以人工渠道相沟通。邗沟最初的线路是自今扬州南引江水，北过高邮，折向东北入射阳湖，出射阳湖后又改向西北，至今淮安北末口入淮水，从而连通了长江和淮河。

关于夫差开凿的邗沟的线路，朱偰在《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一书中引《左传》描述：“九年（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7]当时邗沟是从长江边的邗城，流向淮河，在今淮安的末口入淮河，因为是邗沟的最末端，所以与淮河交汇的地方称为末口。开凿初期的邗沟运道線路《水经注》记载最为详尽：“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旧道东北出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乃至山阳矣。”[8]笔者在《中国大运河·扬州》一书中描述：邗沟的“路线是从邗城下挖沟，引江水经茱萸湾北上，在武广湖（今邵伯湖）和陆阳湖（今绿洋湖）之间，下注樊良湖（今高邮湖），折而东北入博芝、射阳二湖，出湖西北经夹耶至末口（今淮安）入淮河。”[9]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邗沟“旧道”。在春秋时代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邗沟旧道考虑的是较多地利用江淮之间的自然水道，以简单的人工水渠相串连，因此最初的邗沟运道弯曲迂回，绕了很多路。为了利用邗城以北自然的樊良湖和射阳湖，邗沟运道出邗城后并没有一直往北，而是向东北绕行，从今天的江都宜陵再折向西北，然后经夹耶到淮安的末口进入淮河。选择这么一个迂回曲折线路，显然是为了利用当时江淮间的武广湖、壁社湖、津湖、夹耶湖等一连串天然湖泊，这样减少了人工运河的开挖长度，又有利于邗沟水位调补，方便行船运兵。

这是在春秋时期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这样虽然可以减少人工河道的开凿，但由于春秋开凿的邗沟“迂回曲折”，造成后代通行极为不便，特别是水路与陆路走的不是同一条线路，造成水路与陆路不能并行互补，给运输和交通都增加了困难。而汉代随着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运河的开凿提供了必备的技术条件。

邗沟作为江淮之间的主要水上通道，到了东汉末年因久未疏浚，多处出现淤塞，加之射阳湖风浪险恶，北上入淮河口曲折迂远，沿途浅滩较多，航道不通畅。这时的邗沟已经不适应运输粮草和军队的需要。广陵郡太守陈登发现需要开凿一条新的江淮水上运输通道，一方面为曹魏南下征伐提供进军运粮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为连通曹魏在中原地区开凿的区间运河水系，将江淮之间的漕粮运送到都城许都。

陈登经过深入实地调研和精心研究后，决定开凿新的邗沟，以改变当时江淮之间水路不通畅的状况。陈登与部下规划了新邗沟的线路，自樊良湖（今高邮湖）北口，经津湖，开凿马濑（今白马湖），北至末口入淮。确定了计划后，他立即下令调集民夫，开挖新的邗沟运道。由于陈登在广陵深得民心，他开挖邗沟的决定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全郡上下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掀起了一股修筑运河的热潮。半年时间，新的邗沟运道就出现在江淮之间。

关于邗沟此次改道的详细情况，郦道元的《水经注》援引蒋济所作的《三州论》，给予了大致的描述：“淮湖迂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10]也就是说，陈登因为射阳以南邗沟的水路不通，射阳湖风浪大，损坏船只，于是重开邗沟，将河线向西移动，不再经过博芝湖，转而由樊良湖北口穿过白马湖，再转向射阳湖入淮。新的邗沟运道开凿了更多的人工运道，并以这些人工运道联系起马濑、津湖、白马湖等自然湖泊，最后连接起长江与淮河。

陈登开新的邗沟运道时，是从白马湖开凿人工运道，用以连通樊良湖与白马湖，这条人工运道只有50千米，就实现了由白马湖到达樊良湖。白马湖就是今天的宝应湖的一部分，而樊良湖就是今天的高邮湖的一部分，今天这两个湖已联结在一起，成为高宝邵伯湖的北半部分。在东汉时这两个湖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一个津湖。津湖，又名界首湖，在今高邮市北30千米。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中介绍：“登于白马湖滨开凿水道使白马、津湖相通，遂由白马湖达津湖，而入樊良湖也。”[11]陈登所改的这条运道，因为走的是西线，相对于向东迂回的春秋邗沟，这条运道被称为邗沟西道。《扬州水道记》介绍：“自（陈）登凿马濑之后，凡由北而南者入夹耶，贯射阳西至白马湖，渡津湖入樊良湖。其由南而北者出樊良湖，西北入津湖达白马湖，东贯射阳湖，西北出夹耶。”[12]邗沟西道减少了湖中风浪的威胁，同时裁弯取直，缩短了江淮之间的航运距离。

邗沟西道的开挖有其军事的原因，大大方便了曹魏军队南下与东吴的战争。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宝应图经》中说：“按此，当谓陈登于白马、津湖之间，凿濑穿沟，为支渠相连。故魏文战船得由白马湖入津湖，其支渠亦名夹耶。”[13]也就是说三国魏吴对抗的战争中，曹丕曾由这条水路进军长江下游，邗沟西道成了魏文帝征伐东吴的行军路线。《三国志·张辽传》：“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14]说的是孙权再次反叛，对抗曹魏政权时，魏武帝曹操派张辽“乘舟”与曹休一起渡江攻打孙权，当时从淮河到长江边的海陵，走的就是这条邗沟西道。另一方面，邗沟西道也为江淮之间的漕粮往北运输提供了便捷的通道，陈登所管辖的广陵郡出产的粮食较多，也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邗沟北上，再入泗水，由白沟等系列运河运往许都。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经济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邗沟西道的开挖功不可没。陈登开凿邗沟西道后，无论是两晋、南北朝期间，还是隋朝开皇年间以前，由淮河至长江都通过白马湖至樊良湖这条水道。这条水道只有局部小的变化，总体上运道是稳定的，可见陈登穿沟的眼光还是相当长远的。后来隋炀帝修治邗沟，建成南北贯通的隋唐大运河，也是用这条邗沟西道，这成为后来淮扬两地间历代运河主航线。
三、开塘筑堰，灌溉济运

担任广陵太守后，陈登在水利工程上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广陵郡位于淮河与长江之间，这里水網密布，地势平坦，但降雨量不均匀，十分需要修筑水利设施。他带领百姓们先后在淮河边开筑了捍淮堰（高家堰前身）、破釜塘（洪泽湖的一部分）等水利设施，还在长江边筑陈公塘，为运河补水，发展农田灌溉，使汉末迭遭破坏的江淮地区农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1. 开陈公塘补邗沟水

为给邗沟补水，陈登在今扬州城西部筑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也就是后人称的陈公塘。陈公塘在今仪征市东北15千米。徐炳顺在《扬州运河》大事记中介绍道：“建安初，广陵太守陈登浚塘筑陂，周回九十里，灌田千余顷，百姓德之，因名陈公塘，亦号爱敬陂。”[15]

今天扬州市的仪征后山区一带，因为地处蜀岗南麓，丘陵众多。汉代时，每到雨季，山上的洪水冲下来，毁坏了大批农田；而到了旱季，四周的农田又因缺少灌溉水源，庄稼枯死。蜀冈下的农民叫苦不迭。陈登为开邗沟西道，常来这一带巡视，现场考察地势地貌后，他设想沿着蜀冈南沿建一个大水库，来承接蜀冈上的洪水，这样，平时可用于给邗沟补水，旱时可用于灌溉农田，一举两得。通过与当地官员商讨，取得一致意见后，陈登发动民工，历时半年，筑了一个周长达45千米的水库。水库西、北两面围着蜀冈，南面和东面筑有塘堤，堤长达890丈（约3千米）。水库汇纳了蜀冈上36个山涧的水，塘的周长达90余里（45千米），这样，陈公塘汇纳三十六汊山涧水，可以灌溉田地上千顷。当地百姓非常感激陈登，称这个水库为陈公塘。又因为百姓爱戴、敬重陈登，所以这个水库被称为“爱敬陂”。据《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团队研究，当时的陈公塘还是为运河补水的一个水利设施。东汉时的邗沟是从长江往北向淮河流，有时长江的水位低，造成邗沟水源不足，难以行船，就将陈公塘的水注入邗沟，提高水位，以方便行船。

以后历代也有将陈公塘用以引水济运。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中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江都有爱敬陂水门。贞元四年（788）节度使杜亚，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 [16]唐贞元四年（788），淮南节度使杜亚重修陈公塘，筑起大堤，引水入扬州城内，为运河补充水源，并灌溉夹陂一带的农田。《仪征旧志》于陈公塘下引《元和郡县志》说：“百姓受塘利，更塘为陂名，其陂曰爱敬陂。”因此爱敬陂专指陈公塘。[17]

宋朝时，陈公塘扩建，周长达百里。南宋绍兴四年（1134），为了阻止金兵南侵，南宋朝廷下诏毁掉了陈公塘。《中国运河史料选辑》引《宋史·河渠志》：“以金兵蹂踏淮南，又诏令巡抚司毁拆真、扬堰闸及真州陈公塘。”[18]到了淳熙年间，为了给运河补水，又加以修复，并建有斗门、石工各一所。明初陈公塘因年久失修，渐渐淤塞。明成化八年（1472），王恕修缮陈公塘并建闸。陈公塘于嘉靖年间毁废，明天启四年（1624）又进行了修治，后被废弃不用，现已不复存在。如今仪征龙河一带还有陈公塘遗迹，相传就是陈登所开，仍可作为农业灌溉的水源。

2. 筑捍淮堰阻挡洪水

东汉末年，淮河每年雨季都会泛滥成灾，加之战争频繁，造成谷麦昂贵。朝廷为了强兵足食，在曹操的建议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工作。广陵地处淮河流域，曾享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为了屯田的需要，当时的广陵郡太守陈登经过一番考察以后，发现淮河南岸的今淮安市洪泽区一带土肥水美，只要筑好堤坝，即可旱涝保收。于是他组织民力修筑了从今天的武家墩到西顺河镇15千米长的堤堰，并取名捍淮堰。据史料记载，东汉建安五年（200），广陵太守陈登始筑捍淮堰，防止淮水东漫成灾，这就是洪泽湖古堰高家堰的雏形。捍淮堰筑成后，淮河以东的农田可以免受洪水的侵袭，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粮食供应绰绰有余，百姓们对陈登感恩戴德。

后来，曹魏政权的太尉司马懿为消灭孙吴，进而统一全国，派邓艾在淮南设立屯田区，捍淮堰大堤以东就是这个屯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志》记载：“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19]邓艾同时还扩修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水、颍水，开广漕渠，灌溉良田两万顷，淮南、淮北于是积蓄了大批粮食，自我供应粮食有余。邓艾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陈登筑捍淮堰的基础上的，捍淮堰对洪泽湖堤的加固和江淮之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为防止不断升高的洪泽湖溃堤决口，保障运河漕运的畅通，洪泽湖大堤不断加固维修，陆续被改造为石砌堤，历经兴废，决而复修，毁而复建。据徐炳顺在《扬州运河》一书中介绍，明朝永乐年间，陈瑄为保漕运水源，将捍淮堰加固加高，称为高家堰。万历七年（1579），为了防范淮河下泄的洪水，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再次加高加固高家堰并向南延伸25千米到越城，此时古堰总长达40千米。[20]清初，为保障漕运畅通，延续明代的治水方略，加筑高家堰。据《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介绍：康熙十六年（1677）大堤从周桥延伸到蒋坝，并全部建筑石墙护坡，以抵御风浪冲击。到清乾隆十六年（1751），筑成长60.1千米，高7至8米的石工墙，蜿蜒曲折，甚为壮观。[21]

3. 开破釜塘灌溉农田

捍淮堰建成后，挡住了淮河的洪水，但河边百姓农田的灌溉又成了问题。淮河以南地区一直以种植水稻为主，需要大量的水源，过去依靠淮河的水灌溉庄稼，但大堤筑成后，不能破堤取水，到了农田需要灌溉时，必须寻找新的水源。于是陈登又带领百姓在淮河边开了一系列用于灌溉的陂塘，其中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座叫破釜塘的陂塘，这个破釜塘后来成为洪泽湖的一部分。有了破釜塘等一系列陂塘，广陵郡的农田有了充足的灌溉水源。粮食丰收又带来了社会的安定，广陵成为当时全国少有的富郡。陈登也因此得到朝廷的嘉奖，被迁任首都附近的东城太守。

当时陈登开破釜塘考虑到了与邗沟的水源关系，既有兴修水利，为老百姓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也有为邗沟运道补水的考虑。破釜塘与白水塘等都在运河边，成为大运河补水的水源，与运河的关系十分密切。唐代李吉甫所作的《元和郡县图志》称：白水陂“在宝应县西八十里。邓艾所作，与安徽破釜塘相连”。[22]《方舆纪要》卷21盱眙县：洪泽浦在“县北三十里。旧有破釜塘。邓艾立白水塘，与破釜塘相连，开水门八以溉田。其后炀帝幸江都，道经此，久旱遇雨，因改今名”[23]。也就是说，隋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杨广从洛阳乘龙舟沿运河巡幸江都时，一路干旱，经过破釜涧时，喜逢大雨，他一时兴起，就将破釜涧改为洪泽浦，洪泽之名由此而来。这说明当时的破釜塘就在隋代的大运河边上。到了唐朝，又改称洪泽湖。南宋建炎二年（1128），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预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以西将黄河堤防决开，造成黄河向南改道，经泗水在淮阴以下夺淮河下游河道入海，将原淮河河道不断淤积抬高，使淮河泄流日趋不畅，在今江苏盱眙以东潴水，原来的几个小湖扩大联结，成为今天的全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

注释与参考资料

[1][2][3]（晋）陈寿：《三国志·陈登传》，黄山书社，2015年，第233页。

[4] （晋）陈寿：《三国志·陶谦传》，黄山书社，2015年，第239页。

[5] 姜师立：《运河王朝》，中国地图出版社，2021年，第82页。

[6]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巴蜀书社，1985年，第492页。

[7]朱偰编：《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8][10]（北魏）郦道元，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684、685页。

[9] 姜师立：《中国大运河·扬州》，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6页。

[11][12][16][17]（清）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广陵书社，2011年，第22、23、45、49页。

[13]（清）刘宝楠：《宝应图经》，光绪九年（1883年）淮南书局刊成。

[14]（晋）陈寿：《三国志·张辽传》，黄山书社，2015年，第493页。

[15][20]徐炳顺：《揚州运河》，广陵书社，2011年，第138页。

[18]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版社，2017年，第68页。

[19]（晋）陈寿：《三国志·华佗传》，黄山书社，2015年，第730页。

[21]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申遗文》，2013年，第107页。

[2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2007年，第46页。

[23]（清）顾祖禹：《方舆纪要》，中华书局， 2005年，第744页。

作者：姜师立

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篇3：

天府广场东北侧出土石犀与李冰治水的历史事件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成都平原正式纳入秦国版图。秦人入蜀，带来了先进的制度和技术，它们与古蜀文明中的优秀因子相结合，极大促进了成都平原的经济、文化发展。公元前256年，李冰建都江堰，这一旷古烁今的水利工程不仅为汉代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持续影响着成都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东北侧发掘出土一秦汉时期的石犀（图一），与古文献中李冰“作石犀五枚……以厌水精”的记载吻合，再度引发了学界关于李冰治水的讨论。该石犀目前于成都博物馆先秦厅内常年展出，因其体型巨大，呆萌可爱，又极具历史及艺术价值，因此被称为成博最“重”的镇馆之宝。

一、石犀的发现、发掘与年代推测

石犀的发现与发掘与成都城市建设紧密相关。1973年，成都市政府于今天府广场北侧修建电信大楼，在挖地基时，掘得一石兽，当时的文史专家认为，电信大楼工地属于五代时期宣华苑的范围内，石兽可能是宣华苑瑞兽门前的石狮[1]。但因石兽太重，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未能移出，留于原处，人们并未窥见石兽的全貌。2010年，由于成都市政建设的需要，电信大楼拆除改建四川大剧院。2012年，为配合四川大剧院修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依赖于现代化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技术，考古工作者确认，当年被文史专家判断为五代石狮的兽形石雕实际上为一石犀。

石犀体型巨大，长3.3、宽1.2、高1.7米，重约8.5吨，红砂石质，形状似犀，作站立状，头部略呈圆锥形，五官清晰，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軀干部雕刻卷云纹，臀部左侧刻有文字，未能辨识；整体雕刻风格粗壮古朴[2]。根据考古报告，埋藏石犀的灰坑H99的形成年代为蜀汉末或西晋初，也就是说石犀的埋藏年代不会晚于西晋。关于其制作年代，发掘者认为应在战国晚期，原因有二：一是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四川地区的圆雕作品年代集中于东汉，多釆用浅浮雕技法，雕刻精细，肌肉、鬃毛、胡须、脚趾等部位表现清晰，且脚下多带有底座。相比较而言，石犀的雕刻技法更加古朴粗犷，其制作时代至少应在东汉之前；二是石犀表面雕刻的云纹为单线，卷曲程度不大，风格简洁明快。相同特征的云纹也见于青川郝家坪战国中晚期墓葬和荥经曾家沟战国中晚期墓中出土的漆器，秦咸阳宫遗址、秦栎阳城遗址出土瓦当也带有类似的云纹，因此考虑石犀的制作年代为战国晚期或稍晚[3]。罗开玉则认为，“从考古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因在省内或全国都缺少同一时期的石雕对比资料，要确认此石犀为战国晚期作品，尚显贸然”，但《蜀王本纪》中有“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4]的记载，又能与出土实物互证，也不宜轻易否定[5]。也有专家认为，石犀可能为汉人的仿制品[6]。

综合上述观点，天府广场东侧出土石犀的制作年代是否就是李冰所作的五头石犀之一，还需未来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提供进一步的支撑材料，但其应当与李冰治水的历史事件有关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石犀与李冰治水的历史事件

公元前256年，李冰建都江堰，这在当时并未见于史书，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并最早记录了李冰建都江堰的历史事件：“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沬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7]但其中并未有关于李冰作石犀的记载。李冰治水时作石犀“以厌水精”的记载最早见于扬雄《蜀王本纪》：“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8]成书于西晋的《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9]之后的许多古籍，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均对《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关于有李冰作石犀的“厌水精”的记载有所引用或转述。尤其《蜀王本纪》原文已佚，目前所见均为后世抄录转引。从汉晋之后的文献看来，后世对石犀“厌水精”的理解多为镇压水精、水怪。这在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如杜甫《石犀行》中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岑参《石犀》诗中也说：“江水初荡谲，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可见古人对石犀“厌水精”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石犀首先是作为镇水神兽而存在的。然而，考察李冰作石犀的初衷，即石犀的原始功能，并分析其功能演变，则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李冰所作石犀最初应具有实用性功能。虽然天府广场东北侧出土石犀的位置大约处于秦汉时期的大城中部偏南，就其地理位置而言确能和扬雄《蜀王本纪》中“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的记载相吻合，而“在府中”的石犀显然已作为神物，并无实用性。但天府广场东北侧出土石犀的年代存疑，且《蜀王本纪》原文已佚，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为宋人引述，其真实性存疑。且无独有偶，先秦文献迄今未见犀牛能镇水的记载，犀能辟水的记载，最早也见于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御览》引晋刘欣期《胶州记》：“有犀角通天，向水辄开。”任乃强也认为，汉以前没有石犀厌水的说法[10]。因此并不能根据文献推定李冰所作石犀的初衷即是为了镇压水怪。

根据文献的记载，李冰建都江堰后作三石神人、石马、石犀。其中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实际上是三个水则，用于观察、测定水位；石马则是掏滩标记。都江堰内江凤栖窝一带每年游积大量泥沙，需岁修时掏滩，李冰建都江堰时，曾在凤栖窝下埋有石马作为掏滩标记，以规定掏滩的深度。以此看来，李冰治水时所作种种，虽然都被后人赋予了神话色彩，但都有实用性。据此推之，李冰所作石犀不应只是虚妄地用于镇压水怪，避免江水泛滥，而应有更实际的用途。

关于石犀的原始功能，有观点认为，石犀类似“石马”、“卧铁”，埋在河道中作为掏河深度的标志[11]。此说无明确的依据，但由于早期文献未有李冰埋石马作为掏滩标记的记载，迄今所见为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因此早期的掏滩标志为石犀也不无可能。也有观点认为，“水精”可解释为水中急流，现代四川仍有“行船要走水精”的说法。“厌水精”就是迫使水改变急流的方向，即用大石雕刻成犀牛的形状，放置在水中急流处，借以减轻水的冲力以保护河岸，又能迫使水流改变方向[12]。笔者认為此说法虽没有十足的证据，但不失为一种合理解释。同时，石犀也可能兼具水则的功能。

然而，李冰建都江堰时所作的石人、石犀等在后世都存在逐渐被神化而失去其实用性的过程。这在考古材料中也有体现：1974年3月3日都江堰修建外江闸时在北距原有索桥130米，东距外金刚堤40米的外河床深4.5米处发现一石像。石像横卧江心，头向西，背朝天，高2.9米，肩宽0.96米，头戴冠，腰束带，宽衣垂袖，拱手而立，底部有榫头，衣襟中间和两袖之上有隶书铭文题记三行：“故蜀郡李府若讳冰，建宁元年闽月戊申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昔焉”。题记表明，这是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的“三神石人”中的一个，是秦蜀郡守李冰的像（图二）。古“珍”字又通“镇”，“珍水”有“镇江”的含意[13]。可见李冰像是东汉时人们模仿李冰的做法制作的镇水石人，且石像底部有榫头，应该被作为神像供奉在庙中，而不具备水则的功能。后都江堰外江分别于1975年、2004年、2014年又出土过三尊石像，均无头，其中1975年出土的石人持锸，底部也有榫头，应与李冰像的性质相同。可以想见，汉代人们仿李冰作石神人已非偶然现象，由此推测，汉晋之际，仿制石犀供为神物也在情理之中。至此，再回过头来推敲天府广场东北侧出土石犀的制作年代，笔者认为，由于无考古学依据及可靠的文献资料能够直接证明该石犀的制作年代，从其出土地看又不具备实用性，该石犀作为汉晋时期仿制品的可能性较大。

三、秦汉时期的水利建设与成都城市发展

如前文所说，出土石犀的四川大剧院工地位于天府广场东北侧，大约处在秦汉时期大城的中部偏南。该遗址揭露出的建筑台基（F2）规模较大，出土的同时期瓦当数量多，类型丰富，且不少当面有涂朱的现象，表明该建筑台基的等级较高，发掘者认为可能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大城的某个官署或宫廷机构有关[14]；2010年，天府广场东的东御街出土两通汉碑，现于成都博物馆两汉厅内展出。两碑均为记录蜀郡太守李君和裴君生平事迹的功德碑，其上有“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等字样，对于研究东汉成都的地方官制、文教、社会生活、经济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学者认为东御街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的遗物，出土点可能为汉代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原址[15]。也有观点认为，石犀、汉碑均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天府广场东、北侧一带应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所在地[16]。而无论遗址的性质如何，均表明今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周边在秦汉时已经是城内一处重要的中心区域，实证了成都城址中心连续使用2300多年无变化的史实。而这与成都平原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的水利建设有着直接的联系。

实际上，水源、水患因素是造成蜀地文明转移的重要因素。从距今5000-6000年成都平原周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到距今4000年前宝墩文化的兴起，表明了蜀文化中心从冲积平原边缘的台地向成都平原中心腹地的迁移，这次迁移可能是为了追求更优越的生存空间。宝墩文化古城址群和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城均体现出临水而居，既要亲水、又要避水的特点。而三星堆向金沙、十二桥文化的转移则可能是受到河流改道等水文变迁因素的影响[17]。从金沙遗址开始，古蜀人开始在今成都范围内定居。从地理位置来看，成都位于成都平原的中脊末端，洪水要先淹郫县才能淹成都，成都应是整个成都平原防洪能力最强的位置[18]。但由于成都所在的中脊是岷江正中冲击扇，因此仍不能完全避免水患。《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取蜀后，为巩固其统治，于取蜀后二年移秦民万家以实之，“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19]，成都城为东西二城，东为大城，是郡治所在，也是成都城的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2（）]，为县治所在，也是成都城的经济中心，二城东西相连，少城之东墙即为大城之西墉。这与秦汉时期盛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城市布局模式不同，这些地区的小城通常位于大城内的中部或一隅，且小城一般为官署区，大城则安排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市场[21]。干宝《搜神记》中说成都城形制特异，是由于张仪建筑成都城时，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22]。故成都城又名龟城。这一传说流传甚广，早期的成都城已不可考，也的确有形如龟的可能。有观点认为，在李冰建都江堰穿二江之前，成都地区排水不畅，土质酥软，张仪筑城屡次不成，后来不得不依地形改建，所以南北不正，形如龟[23]。也有可能，秦成都是在蜀国聚居地的基础上建设的，保留了城市沿河分布的特点[24]。而沿河分布则必依地形，因此与当时中原地区城市格局有所不同（图三）。

张仪筑成都城六十年后，李冰建都江堰，从根本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问题，成都成为全国罕见的中心位置沿用不变的大型城市。同时，李冰又通过二江工程使郫、捡两江在成都城南自西向东并行，在城东南折而南行，在今黄龙溪汇入岷江，造就了成都“二江珥其前的城市格局”，秦城格局为之一变，解决了成都平原及成都城的农业、手工业和生活用水。《史记》记载，都江堰建成后，二江及其分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25]。可见都江堰对于当时成都平原航运和灌溉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当时灌区范围约在今都江堰市、郫县、成都、双流、原华阳一带部分地方[26]。入汉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都江堰灌溉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都江堰渠首及渠系建设不断推进，其中有三次比较大型的都江堰灌溉渠系建设，一是西汉时，蜀郡太守文翁组织人力“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百顷”。这是对都江堰灌区的首次扩建，这一工程把都江灌区扩大到成都平原的北部。二是东汉时期，开望川源（今江安河），“引郫江水，灌广都田”（任豫《益州记》），从郫江下游引水，溉望川源一带农田，又使都江灌区向成都西南方向扩展[27]。三是蒲江大堰的修建。蒲江大堰，又称通济堰、远济堰、馨堰等。在历史上，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水利工程，又与都江堰有着密切的水源关系，今属于都江堰外江灌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三项大规模的都江堰渠系建设，为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定而充沛的灌溉水源，蜀地一改先秦时水旱并行的粗放式农业生产模式，精耕稻作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水稻产地，成都平原人口激增，在东汉中期达180万人是成都历史人口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二江及其渠系也为成都城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手工业和商业区被置于“二江”之间，秦汉时著名的官营作坊“东工”、“西工”，及锦官城、车官城等，均沿“二江”分布。为促进这一区域的发展，李冰还“穿石犀溪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29]。“江南”即郫江之南，石犀溪为沟通郫、捡两江的人工渠道。《水经·江水注》说：“西南石牛门曰市桥……桥下谓之石犀渊石犀渊，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石犀二头，一头在府市市桥门，一头沉之于渊。”可见石犀溪流域范围内应设有石犀。石犀溪可能在今成都市内西胜街一带，承担着成都城生活用水、航运及防洪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石犀溪的开凿加速了两江之间的开发，石犀溪外一直是秦汉四百余年间成都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市场[30]。

秦汉时，成都地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达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体现，青川县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戟正面“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的铭文，背面铸文：“蜀东工”，证明当时确设有“东工”[31]；两汉时，蜀郡制造的漆器、铜器、铁器等行销全国乃至海外：朝鲜乐浪[32]、贵州清镇13号汉墓、蒙古国诺因乌拉5号墓均出有带有“蜀郡西工”铭文的漆器，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33]，湖北凤凰山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荆州高台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4]，江苏邗江杨寿宝女墩新莽墓[35]、邗江江姚庄102号汉墓等也出有蜀郡制作的漆器；安徽寿县寿春镇座东汉墓出有带“蜀郡西工造”铭文的铜舟[36]，故宫博物院也藏有带“蜀郡西工造”铭文的铜樽；而汉代实行盐铁专卖，临邛更是西南地区的铁器生产中心，川西南及云南等地均出土有汉代带有“成都”或“蜀郡”铭文的铁锸，四川西昌市、昭觉县等也出有“成都”或“蜀郡”铭文的铁锸，与滇西相邻的四川木里县也出土 “蜀郡”或“蜀郡千万”铭文的铁器[37]，云南丽江奉科乡达增课村发现有铭“蜀郡千万”的铁器[38]，云南昭通也出有“蜀郡”铭文的铁锸。

此外，成都平原的汉代蜀锦，不仅行销全国，而且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后汉书》中曾有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记载，可见当时成都平原的蜀锦制作业已经相当发达，是全国织锦业的重要产区。近年来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云梦等地出土的织锦实物，考古界普遍认为其产地为西蜀；新疆尼雅遗址1号墓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也为蜀锦。成都博物馆两汉厅内展出的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连杆型-勾多综提花木织机织机模型（图四）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出土时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和纺织史的空白。

上述可见，成都在两汉时期已经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汉文化向西南地区辐射的中心源，与洛阳、临淄、邯郸、宛并称五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天府广场东北侧工地出土石犀实证了李冰建都江堰的历史事件，同时也为探讨石犀的功能演变等提供了新的材料。笔者认为，李冰所作石犀最初应具有实用性，或放在河流弯道处缓解急流，或埋于水下作为掏滩标志，或作为水则。汉晋之际，石犀被逐渐神化，后人多仿制李冰石犀作為神物。由于无考古学依据及可靠的文献资料能够直接证明该石犀的制作年代，从其出土地看又不具备实用性，该石犀作为汉晋时期仿制品的可能性较大。2010年，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汉碑的地层堆积是冲积堆积，两碑被洪水冲毁的可能性很大。从倒塌方向分析，洪水从西向东来。这与碑文所记载的此处曾遭洪水的内容也能相互印证。可见成都市中心仍有水患，石犀立于此处，应作为镇水之用[39]。

同时，如前文所说，天府广场东北侧石犀出土地还发现有大型建筑，可能为某个官署或宫廷机构，再结合天府广场东北侧出土汉碑等相关遗物、遗迹，表明今成都市中心府广场周边在秦汉时已经是城内一处重要的中心区域，实证了成都城址中心连续使用2300多年无变化的史实。这应与都江堰及其渠系建设密切相关。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先秦时期蜀文化的中心多有变迁，李冰建都江堰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问题，成都成为全国罕见的中心位置沿用不变的大型城市。秦汉时期持续的都江堰渠系建设不仅解决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用水，也对成都城市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宜。由此，成都平原的手工业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并最终奠定了成都作为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

[1]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汉代遗存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3年）》，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汉代遗存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3年）》，科学出版社，2014 年。

[4]（宋）李昉、李穆《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影印本《四库全书》，第9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277 页。

[5]罗开玉：《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四川文物》年第3期。

[6]袁庭栋：《成都新出土石犀略考》，《文史杂志》2013年第3期。

[7]（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7页。

[8]（宋）李昉、李穆《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影印本《四库全书》，第9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页。

[9]（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10]（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11]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

[12]罗开玉：《四川通史·秦汉三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