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检察监督分析论文

摘要：近年来，民商事领域的虚假诉讼高发多发，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应予以惩治。在实践中笔者发现，对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调查取证、监督方式以及监督效果的拓展等方面，急需统一认识，以更好地指导办案实践。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民商检察监督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商检察监督分析论文 篇1：

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配置

摘 要: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基本职权。由于种种原因,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配置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特别是对公益诉讼问题法律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致使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无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国家权力机关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上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完善,对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参与诉讼权、民事抗诉权及民事检察监督保障性权利进行配置与安排。

关键词:检察监督;民事诉讼;职权配置;程序安排

民事诉讼法是国家调整民事诉讼关系的基本法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基于法律制度的差异,在民事诉讼中有形式不同的检察权存在,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仅有检察机关可以对生效的民事裁判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的规定。面对经济领域信用的严重缺失、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证券市场的混乱无序、社会行业垄断等诸多社会问题,以及司法裁判过程中裁判不公、申诉难、执行乱等问题,如何完善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民事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合理配置检察权以促进裁判的公正与权威,以及监督裁判的公正执行,已是民事诉讼法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检察监督理论。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不同。我国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这一体制下,我国专司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不能等同于西方公益代表人身份的检察机关,它在进行诉讼活动中除了以公益诉讼代表参与诉讼活动之外,还应当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审判活动、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2.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客观存在的现实利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都相伴相随,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都同生共长。转型期的中国,客观上要求用司法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国家和社会公益代表面目出现的。我国检察机关虽然是法律监督机关,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是其重要职能,特别是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一些强调私权和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国家相比,中国有崇尚集体主义的传统,因此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更应强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3.权力相互制约的理论。考察检察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检察权具有控制侦查权和制约审判权的特质,诉讼过程中通过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相互制约,可以有效地防止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滥用权力,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提出,要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努力建设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就要求以相互制约为核心,合理地配置司法职权,确保司法权力行使的公正与高效。

(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配置的现实基础

1.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需要通过司法裁判的途径予以解决,司法裁判过程中裁判不公、申诉难、执行乱等问题成为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从制度安排来考察,民事审判、执行过程缺乏外部监督是原因之一。仅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检察机关抗诉监督方式,存在严重缺陷和不足。(1)抗诉监督的范围不完整。如现行法律没有将民事调解书等纳入抗诉监督范围,有的现行法律虽然纳入抗诉监督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以“批复”等形式限制民事抗诉监督的范围。如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破产程序中做出的裁定、关于案件管辖的裁定、先予执行的裁定等①。有学者明确指出,并非仅仅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没有心平气和地把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民事经济检察作为审判机关的分内之事,而且就连最高人民法院也往往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抗衡”来自检察机关的民事经济检察监督,对可以抗诉的生效裁判的范围不断加以限制,多方面做出司法解释,从而使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频频受阻②。更有学者忧心,此问题不解决,就很难估计日后最高法院还将会做出多少诸如此类的“批复”③。(2)抗诉权行使缺少保障,调(借)案卷、取证困难重重。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需要调阅审判案卷,对法院审判过程中程序违法或不作为行为,滥用职权、枉法裁判行为进行法律监督时需要调查证据,对涉及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需要调查核实取证。但是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在履行上述职责时有调阅案卷材料等保障性权利,致使核查案件事实真相困难重重。

2.现实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利益的现象,因法律规定的缺失,无法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客观需要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1)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对侵害国有资产的案件,仅仅采取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移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的单一做法,而对已经流失的国有资产则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缴④,对正在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行为缺乏司法遏制手段。(2)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峻。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事件。一些集团、部门、地方为了本集团、本部门、本地方的利益,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大肆违法违规地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沙尘暴、酸雨、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有增无减,擅自采伐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开采,违规排放污水、废气等情况日益加重。(3)垄断经营、违法经营案件增多。(4)损害公共设施、破坏公共安全等案件时有发生。这类案件侵害的往往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单位,因为公共设施、名胜古迹、文化遗产等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财产,所涉及的是全社会成员及国家利益。在出现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中,有时候会发生权属主体与他人共谋进行损害性开发的情形,对此也没有一个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通过民事司法程序提起诉讼以制止侵权行为⑤。

3.从检察机关开展的监督情况来进行实证分析,确实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对审判和执行的监督。(1)自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确立民事抗诉制度以来,随着民众的逐渐了解,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民事抗诉的数量越来越多。从1991年到1999年的9年中,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行政案件283521件,立案审查109388件,提出抗诉34778件,法院再审审结16490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13566件⑥。到了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清理积案,依法提出民事、行政抗诉69392件,提出检察建议15189件。2003年,共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3120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316件。2004年,共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3218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4333件。2005年,共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2757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5192件。2006年,共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2669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5949件。2007年,共提出民事、行政抗诉63662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4782件。2008年,共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1459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5222件⑦。检察机关通过抗诉纠正了一大批错误裁判,从实证角度证明了抗诉制度存在的必要性。(2)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已经在部分地方开始作有益尝试。仅以河南省检察机关为例,在2005—2007年,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共615件,其中发出检察建议490件,支持起诉109件,直接起诉36件,挽回经济损失14242.1万元。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尝试提起民事诉讼并得到法院判决支持,为从立法上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诉讼的制度提供了一批现实例证。(3)多年的民事检察工作实践,锻炼和培养了民事检察队伍,民事检察机构已全面建立,通过公开招录和培养,一大批文化素质水平高、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民事检察人员已充实到各级工作岗位。经过多年的实践,业务经验、业务技能和职业操守都大大提高,为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配置的模式比较

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都有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规定。从介入的程度和类型划分,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⑧。

(一)苏俄模式

苏联1964年制定《苏联民事诉讼法典》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纲要》中有关民事诉讼检察职权的规定,更加强调了检察长代表检察院提起和参加民事诉讼的职能。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或者在诉讼任何阶段参与到民事诉讼中来,依照民事诉讼法典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世纪90年代后,依照新颁布的《俄罗斯仲裁法院组织法》有关规定,俄罗斯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权进行监督并且赋予提出抗诉的职权。

(二)法国模式

法国是实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比较早的国家之一。《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编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以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对以下案件,法院在处理前应当通报检察院:一是先行终止追诉程序、集体核查负债程序、个人破产程序或其他制裁;涉及法人时,裁判清理或财产清算程序,裁判清算与裁判重整程序以及有关公司负责人金钱性责任的案件。二是涉及亲子关系、未成年人监护安排、成年人监护的设置与变更的案件。三是检察院认为应当参加诉讼的其他案件,可以向法院进行了解。四是其他法律规定检察院应当提出意见的所有案件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提起的方式,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当事人起诉,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民事起诉,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案件中代表其他人。第423条又规定,除上述案件外,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检察机关可以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民事诉讼。《法国民法典》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利。即规定凡是涉及国家公民民事权利的重大案件,检察机关都有权参与的检察监督职权⑩。

(三)德日模式

德国和日本的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规定得不太宽泛,但是明确规定了检察人员可以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参加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法律制度。德国联邦最高检察官可以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对婚姻无效、禁治产等案件以及雇佣劳动案件提起诉讼,或在这类案件中参加诉讼,并对不正确的法律判决提出抗告。

(四)英美模式

英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为了公益事项参与民事诉讼,对于涉及皇室权益的民事案件、确认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合法身份案件、告发诉讼案件的案件,检察长有权以当事人身份参加诉讼。美国检察官作为政府的代表,对涉及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有权利也有义务提起民事诉讼、参加诉讼。如,《美国法典》第28卷第547条规定,检察机关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有起诉权:一是在税收方面,在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征税官员提起的有关征税或追缴超额税款的诉讼,以及税务官员对纳税人违反税法的行为提起追缴税款及罚款的诉讼中,检察官可出庭为税务官员辩护。二是在民事案件涉及联邦利益时,检察官可以提起诉讼为联邦政府辩护。三是在有关利用欺诈手段获取抚恤金、养老金的案件中,检察官代表联邦提起追索赔偿的诉讼。四是在因联邦政府征用土地而引起的民事诉讼中,检察官可以提起起诉,并出席法庭为联邦利益辩护。

我国的检察机关被赋予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决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职权配置,可以借鉴他国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司法体制做出安排。

三、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职权配置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配置原则

1.合宪性原则。司法制度是一国宪政制度的组成部分,司法制度的设立应符合宪法这一根本法的要求。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中的职权配置,当然必须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宪法要求。研究配置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权,应当遵循宪法的规定和要求,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宪法规定需要重点注意和研究。首先,宪法在制度安排上,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是平行设立的,分别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中与审判机关的关系定位,应该是平行制衡的关系。其次,立法规定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各有不同的分工,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与审判机关应当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维护司法公正原则。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永恒主题,也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权威性的基础。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公正是对司法机关的最基本的要求。尽管监督司法、保障公正的机制很多,如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这些外部监督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与检察机关的监督相比都不具有法律监督的专门性和介入诉讼具体职能的专业性,因而检察监督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之一,有其运作的特殊规律,实现其保障司法公正的目标应立足于以下三点:其一,民事检察监督应当强调对法院审判的制约,而非对当事人自治行为的干预;其二,民事检察监督应强调对公益的监督;其三,应当建立民事检察监督的开放体系,即这种监督的手段和时间应当是自由的,以避免形成检察监督的真空带{11}。

3.维护国家和社会公益原则。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的一项基本职能,这是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通例。需要说明的是,依据现行宪法规定,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法律监督职能包含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行政手段应有所弱化,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谋求司法遏制。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它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救济的特定情况下,即当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受到民事违法行为的侵害,造成严重后果,而又无特定主体起诉或特定主体不起诉或不宜起诉等情况时,它才能行使公诉权。如果相关主体已经起诉,无需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但它可以参加诉讼。

4.有限性原则。对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和诉讼中的实体权利处分行为进行监督,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不作为监督的重点{12}。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作为检察监督的一部分,应当在检察权整体配置下,以提高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为核心,依据民事诉讼自身特点,科学配置民事检察职权,合理安排民事检察的各项权能。由于检察机关自身的限制,它对民事主体行为的监督并不是无条件的全面监督,而是对民事主体的特定行为进行监督。

(二)基本监督职权配置

1.民事起诉权。(1)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起诉权的条件:一是特定的民事主体有侵犯国家、社会公益或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存在。二是起诉机制受阻或没有合格原告。起诉受阻包括当事人不敢起诉,当事人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而不愿起诉,当事人不能起诉等。(2)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限于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具体包括:国有资产流失等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环境污染等公害案件,垄断等侵害公众利益的案件,败坏社会公序良俗的案件,其他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等。

2.参与诉讼权。(1)对于有原告且案件涉及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风俗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自行提出要求或应法院通知比照西方国家从当事人诉讼地位参与诉讼,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身份关系诉讼。案件范围包括:一是婚姻案件中的婚姻无效、婚姻撤销以及离婚撤销之诉,二是收养关系案件中的收养无效、收养撤销以及解除收养的撤销之诉,三是亲子关系中的子女认领之诉以及生父母确定之诉等。上述案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应当事人、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要求及法院的通知参加诉讼。

3.抗诉权。(1)扩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范围。法院做出的所有生效判决、裁定,以及法院认可的调解协议,都应当纳入抗诉监督的范围。但对民事调解的监督限于如下情况: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调解内容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有伤社会风化、侵害他人利益等。这是因为尽管调解是诉讼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但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也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2)增加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案件的上诉程序的抗诉。完整的抗诉权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不但要把法院做出的全部生效判决、裁定都置于监督之下,而且检察机关应当具有对法院做出的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案件的一审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权利,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使裁判中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

(三)检察监督保障性职权配置

1.调卷权。审判案卷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全过程,因此,对审判案卷的审查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基础条件和主要工作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说,调阅审判案卷的权力是检察监督权的派生权力。但是,当前检察机关办理抗诉案件,不能调阅审判案卷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也可以从审判机关“借阅”案卷。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审判机关则提出检察机关只能到审判机关指定的地点查阅审判卷宗,且有的地方规定不能复制摘抄。由于案件审查办理的复杂性,检察院承办人员有时不能在短时间内对相关证据做出准确判断,而且有的证据还需要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做出进一步的甄别判断。因而,仅靠阅卷是无法保证审查质量的。建议由立法机关做出规定或由“两高”共同做出司法解释,赋予检察机关调(借)阅案卷权。即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立案审查的案件,可以凭相关手续向人民法院调(借)案卷,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调(借)案卷一定期限内将案卷归还人民法院{13}。

2.调查取证权。除办理检察院提请抗诉案件外,检察院的诉讼主要是监督审判活动的合法性,因此同样应遵守民事诉讼法律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检察机关一般不主动调取证据。但是为了保证监督行为有效,以下四种情况应当调查取证:一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因客观情形无法举证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法院没有取证的;二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核实而没有调查核实,可能导致错误判决的;三是法院的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四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在办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案件时,由于案件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且检察机关此时是以国家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承担举证责任,因而此时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拥有更多的调查取证权。

3.提出相关建议权。(1)纠正违法权。对于审判过程中较轻的违法行为,可提出纠正违法建议。(2)更换办案人员权。下列情况可以要求更换办案人员:一是有证据证明办案人员应当回避,但当事人没有提出、办案人员亦不自行回避的;二是审理再审案件不另行组成合议庭的;三是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有其他违反程序法规定的行为,经检察机关建议,仍不改正的。(3)中止执行权。一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二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从受理申诉案件,经过审查、提起抗诉,再到法院再审,要经过很长时间。等到提起抗诉时再由法院裁定中止,可能会造成无法执行回转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建议法院中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4)建议惩戒或弹劾权。在民事检察监督中,对于违法行为较重,经检察机关建议仍然不予以纠正或改进的,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惩戒建议权。对担任一定职务的审判人员,有失职、渎职等重大违法行为,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将有损国家利益、危害法制权威的,检察机关有权建议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查,并给以相应的惩戒。

四、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程序设计

(一)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设计

1.案件来源。(1)群众举报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检察机关应对群众反映的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线索认真审查,注意发现可以或应当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渠道进行司法遏制的情况,并及时作出处理决定。(2)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其他机关转办。(3)上级检察院交办。(4)检察机关自行发现。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发现有应当要求进行司法审查的情况时,应当主动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却又无人起诉的案件提起民事公诉。

2.立案调查。立案后开始诉前调查,通过询问当事人、证人,搜集书证、物证和有关证据,进行勘验、检查、鉴定等,查明案件事实。对易灭失的物证可以扣押提取。对违法行为人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可先予扣押或查封,再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因为是公益诉讼,检察院申请保全不必提供担保,如果保全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可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解决。被调查人应如实向检察机关提供所掌握的情况和证据。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基于国家公诉权和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不同于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不能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和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相比,当事人只能申请法院勘验、鉴定,而检察机关在起诉前就有权勘验现场,提请法定部门鉴定,以便决定是否起诉,但勘验结果和鉴定结论能否作为判决依据,须经法庭调查核实,当庭质证后才能确定。

3.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对诉前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进行程序性审查和实体审查。程序性审查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主体身份是否合法,证据调取过程是否合法,涉及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手续是否完备,证据是否随案移送。然后转入实体审查,内容包括:违法行为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达到证明要求,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诉讼请求是否合理、详尽等。

4.一审程序。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的案件,法院应直接受理立案,不得不予受理或以裁定驳回起诉。由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相对讲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且比较复杂,不适用简易程序,同时,由于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自己不是实体权利的承担者,因而检查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不宜适用调解程序。除此之外,庭审程序与一般诉讼程序相同,出庭检察人员并不因为自己是检察院提起的诉讼而享有特权,由出庭检察人员宣读起诉书,听取被告方答辩,然后举证质证,展开法庭辩论。公诉人如果发现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与公诉请求相悖时,有权要求休庭或延期审理,法庭应当准许。法庭辩论终结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被告方作最后陈述,法院当庭宣判或延期宣判。被告方也可要求延期审理,是否准许由审判长或合议庭决定。

5.抗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检察院认为法院判决、裁定有错误时,经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应当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提出抗诉。被告对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上诉,对生效裁判经审查认为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6.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涉及价值考量。为了提高程序效益和体现实体、程序正义,就必须将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做合理分配。一般而言,应根据双方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近证据的难易以及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等因素确定分配方案,将证明责任加在占有或接近信息资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信息的当事人身上{14}。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中,检察机关需要证明被告的违法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国家或公共利益,在审理中如果被告对检察机关的诉讼主张提出不同理由时,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倒置的责任。

7.诉讼费用。同样是因为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起诉,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应一律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和上诉费。如果检察院诉讼主张得不到判决支持,鉴定费和勘验费由检察机关以办案经费列支;因举证而支付的费用由原告和被告方各自承担;法院在审理阶段支付的费用由法院以办案经费列支。

8.诉讼时效。不应当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一是因为检察机关对此类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事实发生具有非亲历性,二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参与诉讼程序设计

1.案件来源。有群众举报、政府移交、社会团体移送、法院通知、检察院自行发现等途径。

2.参与方式。检察机关提出参与诉讼或由法院通知要求参加诉讼。

3.庭审活动。鉴于此种情形下有原告被告参与诉讼,检察机关参与是基于此类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保障正常的诉讼程序,检察院出庭人员主要介入如下活动:法庭调查结束后,检察院出庭人员可以就自己掌握的证据向法庭出示,并在法庭审判长主持下对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法庭辩论结束后,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顺序阐述最后意见,应由出庭检察人员发表意见。

4.裁判后果承担。由原被告和第三人承担,检察机关虽参与诉讼但不是具体权利义务人,因而不应承担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

5.抗诉。检察机关参与的民事诉讼,一审裁判可以提出上诉程序抗诉,生效裁判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抗诉案件中检察院仍是参与诉讼,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仍为案件当事人。

(三)提出抗诉程序设计

1.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一是除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裁判可以依职权启动抗诉程序外,其余案件应当由诉讼当事人申请抗诉方可启动抗诉程序。二是由做出生效裁判的同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三是检察机关可以调阅卷宗、调查取证及参与其他抗诉活动。

2.提起诉讼上诉程序的抗诉。一是提出抗诉的须在一审裁判做出后至判决生效之前提出。二是二审程序中检察机关与被抗诉人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与承担诉讼义务。

3.参与诉讼上诉程序的抗诉。一审裁判做出后至判决生效前,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的情况下,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

4.二审程序。检察院决定抗诉时,应制作民事抗诉书,通过一审法院向二审法院提出,同时将抗诉书副本报送上级检察院,上级院认为抗诉不当的,可以向同级法院撤回抗诉,同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二审法院接到抗诉书后,应当开庭审理,由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抗诉。二审法院在全面查清事实,核实证据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维持原判,此判决即为终审的判决、裁定。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如规定对诉前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破产还债程序裁定,再审法院作出维持原裁判的裁决的抗诉等裁定,法院不受理。

②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当事人关系》,《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蔡彦敏:《从规范到运作——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④杨立新:《新中国民事行政检察发展前瞻》和《民事行政公诉制度研究》,杨立新民法网;参见何勤华主编:《检察制度》,冈田朝太郎等口授,郑言笔述,蒋士宜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江伟、段厚省:《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

⑤郑文海:《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思考》,《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⑥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48页。

⑦此组数字,分别引自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⑧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50页;高建民:《民行检察制度的立法借鉴》,《检察日报》2000年7月5日。

⑨参见《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5条、第426条、第429条。

⑩参见《法国民法典》第488条、第490条、第493条。

{11}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1页。

{12}杨立新:《民事行政检察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13}邵世星等:《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职权配置与设计》,《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4}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503页。

责任编辑 韩成军

(E-mail:hcj2020@126.com)

作者：宁建海

民商检察监督分析论文 篇2：

对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应关注六个问题

摘要：近年来，民商事领域的虚假诉讼高发多发，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应予以惩治。在实践中笔者发现，对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调查取证、监督方式以及监督效果的拓展等方面，急需统一认识，以更好地指导办案实践。

关键词：调查核实；监督；多元化

近年来，民商事领域的虚假诉讼高发多发，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应予以惩治。在实践中笔者发现，对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调查取证、监督方式以及监督效果的拓展等方面，急需统一认识，以更好地指导办案实践。

理清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关联，解决案件受理问题。虚假诉讼案件线索多由第三人或其他案外人提出并移送检察机关。有观点认为，对案外人提出异议的，应先行撤销之诉，检察监督不宜介入。笔者认为，对此不宜一概而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诉讼上的救济程序和纠错程序，是对有正当理由未能参加诉讼的案外第三人的一种司法救济。但在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实务中，即便异议人属于《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第三人，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来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法律并未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其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前置程序。对虚假诉讼案件，有法律利害关系的案外人既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也可以直接将案件及线索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二者并行不悖。对此问题须统一认识，以破除检察监督案件的受理困扰，畅通监督渠道。

对以虚假诉讼方式取得的调解书，无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下称“两益”）均可以进行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08条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下称《规则》）第77条规定，检察机关对调解书以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方式进行监督的，需以“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基层检察院在办理以调解书结案的虚假诉讼案件中对此问题多有困惑。有观点提出，原审双方当事人虚构事实与证据获取调解书，主要是为了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的也主要是第三人的利益，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似乎关联不大，故检察机关不宜介入监督。也有观点认为，以调解书结案的虚假诉讼，不但在结果上损害了他人利益，而且因当事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利用司法程序达到非法目的，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这无疑损害了国家利益。笔者认为，“两益”的认定需从严把握，不能简单认为虚假诉讼案件的调解行为必然损害“两益”，是否损害“两益”应在具体个案中加以分析和认定。依照《规则》第99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以虚假诉讼方式取得的调解书无论是否损害“两益”均可以进行监督。

积极运用调查核实权查明案件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10条以及《规则》第65条、第66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监督工作的需要，采取相应的调查核实措施。通常情况下，为不打破诉讼平衡，调查核实权应慎用。但对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案件，调查核实权则应充分运用。虚假诉讼案件的普遍特点是当事人人数众多，人员关系复杂，案情真假交织，处理上刑事、民事关系交织。要证明案件虚假之事实、证据、代理、调解等，必须依靠艰苦细致的查证工作。如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导办理的蓝某等25人与刘某劳务合同纠纷案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检察人员对涉案的所有当事人进行调查核实，对了解案件情况的法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律协等相关单位也进行了走访调查，最终查清当事人虚构欠薪、为转移债务而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当然，在办案中也必须强调，调查核实权要慎用、用好，坚持必要性原则，注意权力边界，防止调查核实权被滥用。在证据收集方法上，要注意把握先收集客觀证据后收集主观证据，先调查外围证据再接触当事人的查证原则。就主要事实的询问，要求用客观证据作支撑、用细节问题和彼此的矛盾点去揭穿当事人的虚假陈述。

监督方式上要注意同级监督为主、上级检察院跟进督促。由于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多系基层法院一审生效案件，基层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都有管辖权，监督方式上既可由基层检察院发再审检察建议，也可由上级检察院启动抗诉程序。但实践中，从节约司法成本的原则出发，为了简化再审启动程序，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同时考虑到基层检察院与基层法院的工作协调，笔者认为，宜确立同级监督为主、上级检察院跟进督促的监督思路和监督方式。即对查证属实的虚假诉讼案件，一般由基层检察院直接向基层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对影响较大且为了取得更好监督实效的少数案件，也可由上级检察院启动抗诉程序；如果基层法院对基层检察院发出的再审检察建议作出的处理结果是错误的，上级检察院则应依法跟进监督。

注意采用多元化的监督方式巩固延伸监督效果。虚假诉讼案件往往涉及当事人造假、诉讼代理人造假，甚至法官造假等问题，因此需要监督的对象和环节较多，监督点不仅仅限于调解书等裁判结果，还包括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以及法官的违法行为等。为此，检察监督应注意以点带面、举一反三，以监督对象的多点化、监督方式的多元化来巩固拓展监督效果。既要运用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等方式加强对裁判结果的监督，又要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法院或相关职能部门对参与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代理人等进行相应惩处；对涉嫌犯罪的，还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多种监督方式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巩固监督成果，拓展监督效果。

充分运用一体化工作机制，注意形成监督合力。由于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队伍配置相对薄弱，仅靠一己之力办理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案件难度较大。为此，要善于借助检察机关内外部力量。在虚假诉讼识别、制订工作方案以及调查核实阶段，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及时沟通、上级检察院靠前指导非常重要。在查证环节，民行检察部门应注意协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给予必要配合，上级检察院必要时也可抽派力量帮助开展工作，与基层检察院一道化解难题。对虚假诉讼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适时依托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取证来突破案件和完善民事调查核实工作。需要注意的是，若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工作无进展或进展缓慢，检察机关应坚持“不等不靠”的工作思路，及时调整工作方案，积极自主调查取证。此外，对涉案人数众多、工作量较大的虚假诉讼案件，民行检察部门在主导调查核实阶段，还应注意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协助做好必要的检务保障工作。

作者：邵钢

民商检察监督分析论文 篇3：

论民商事执行监督的四个维度及其完善

[摘要]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行检察执行监督作为民行检察的一项新职能确立下来，该项职能具有权利救济、外部监督、完善职能、程序正义四个维度。以这四个维度为观察视角，结合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难发现，现行执行监督制度存在救济成本未达到最小化，救济收益未实现最大化，救济效率没有充分发挥。因而须要立法在监督范围、监督方法、监督效果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这样才能够使执行监督程序体系化、实用化。

[关键词] 民行检察；执行监督；权利救济；效率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30.110

1 权利救济维度

1.1 执行监督为权利救济提供了一条特殊通道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意为通过检察机关对法院民商事执行程序的介入来监督法院执行过程中的违法现象，具体而言，实现对权利的救济是检察机关民行执行监督的第一要务，因此，民商事执行监督须考量的第一要素就是能否使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依法救济，从这一角度来看，民行检察执行监督相当于为权利人救济权利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只要符合条件，便可以根据这一路径寻求救济。

1.2 执行监督是救济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看，诉讼须要浪费一定的社会资源，故诉讼程序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对于民行检察执行监督而言，将监督的成本控制在最低，不仅仅是检察机关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当事人的诉求。因为监督的成本过高，最终其中一部分成本负担会转嫁给当事人，从而使社会整体的福祉有所降低。从这一点来看，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执行监督仅仅有一个制度性的规定而缺乏具体操作规程，使得基层检察机关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这本身需要会耗费一定成本，而且类似的探索又多具有重复投入的性质，也无形中加大了监督的成本，因而并未真正实现救济成本最小化。

1.3 执行监督的努力方向是救济收益最大化

民商事执行监督最直接目的是要纠正法院执行活动中的违法现象，从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救济。救济收益最大化是执行监督的必然追求。这里所指的最大化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当事人可救济合法利益的最大化。二是执行监督社会效果的最大化。从理论上讲，公权对私权领域的介入，除满足法律条件外，还须满足经济条件，即通过公权介入要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再分配。其蕴含的理论价值是要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最优化和最大化。所以，现行民行检察执行监督体系并未将其效用发挥至最大，与救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2 外部监督维度

2.1 执行监督是最高效的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执行监督的效率自然也优于其他外部监督方式。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是一项法律制度实施所获得的收益与投入的成本之间的比值，即：效率=收益/成本，执行监督的效率是监督收益与监督成本之间的比值，从制度实践来看，执行监督的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而成本最小。从这一角度来看，无疑执行监督要比其他监督方式单位成本下获得的收益要高，因而可以获得更高的监督效率。所以，民行检察执行监督一直以来是学术界较为推崇的一种外部监督模式。

2.2 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标准下执行监督的演进

在法律经济学中，根据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标准，一项制度的实施如果会带来部分群体受益而部分群体会有损失，只要受益群体的利益大于受损群体的利益，那么该项制度则是有效率的。从这一观点来审视现行的执行监督体系，不难发现监督的结果会将法院的错误矫正，从而可能会使一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所获得的不当获利得到纠正，但检察机关所获得的收益却并不仅仅是这些被矫正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司法的公正形象，使民众对司法更加有信心，这样的抽象收益会远远超过个案的利益，因而符合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标准。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现行执行监督体系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这大大降低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效率，因此不断规范民行检察执行监督的具体程序，是执行监督体系演进的必然趋势。

3 完善职能维度

3.1 执行监督是检察监督职能充分发挥的体现

执行监督是民行检察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也是检察监督的一个组成部分。故大力发挥民行执行监督职能，既可以完善民行检察的组成体系，同时也可以丰富检察监督的职能。就实践而言，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系统内“执行难”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含了法院内部执行人员不作为或乱作为等违法因素，这时需要检察机关以外部监督的形式来对法院执行活动进行矫正。然而实践中由于执行监督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具体实施程序，尚未形成体系化，故执行监督的效率未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完善执行监督不仅仅是纠正违法的需要，同时也是检察职能完善的需要。

3.2 执行监督体系的完善是供需均衡的要求

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民众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程度有关，需求越迫切则越需要法律制度提供供给来解决矛盾。而法律供给是立法者所能够提供解决现实矛盾纠纷的法律制度数量，供给越多则越能够满足民众对法律制度的需求。从这一角度来看，现行法律中对法院执行活动的监督体系尚不完善，虽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民行检察执行监督制度，等于初步满足了人们对执行监督的需求，但是这种满足程度与民众强烈渴望之间的距离还相去甚远。因为现行执行监督体系中，对执行监督的范围、方法、手段、法律后果等重要问题均未明确，这就使得执行监督制度成为一个原则性的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的效用不大，故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执行监督立法。

4 程序正义维度

4.1 执行监督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

执行监督程序的设置，目的之一是纠正法院执行活动的违法行为，作为监督者，当然也应当符合法定程序，才能够体现程序正义，所以执行监督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因为从理论上讲，程序正义是法的价值之一，而且对于程序法而言属于最高价值，相应地个案的判决执行也属于执行程序所追求的价值，二者具有不同的法益，在法益之间权衡，应当取价值高者。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也应当将程序正义作为执行监督所追求的目标。

4.2 执行监督须在程序上实现责权利效相统一

既然程序正义是执行监督所追求的目标，那么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有一定的保障手段，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要在执行监督程序中实现法定职权、法定责任、法定收益、法定效果四者的有机统一，即责权利效相统一。从具象层面来看，就是执行监督程序中使检察机关的权能清晰，监督手段法定，监督效果明确，这样才能够体现出责权利效相统一。然而现行执行监督体系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和监督后果等具体操作规则，这也使得执行监督程序在诉讼程序上很难实现责权利效相统一，从而程序正义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所以立法中完善执行监督的具体事项是程序正义的必然选择。

5 完善民商事执行监督的建议

5.1 明确民商事执行监督的对象条件

现行立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职权，但是对于执行监督的对象没有给予清晰的划定，仅仅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为了提升检察机关民商事执行监督的效率，建议立法要进一步设定执行监督的对象条件。一般而言，民商事执行监督的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法院的执行活动违反程序法的规定。二是法院的执行依据错误，例如据以执行的判决被撤销等情况。三是法院执行的结果错误，例如多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者执行案外人的财产。四是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贪污受贿等违法现象的。出现以上情形，检察机关可以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5.2 规定民商事执行监督的方法手段

按照现行执行监督制度的规定，民商事执行监督的方法手段较为简单，一般以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为主。抗诉是针对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了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有错误而适用的手段，该手段在现实中应用并不多。相应地，检察建议的方式虽然应用广泛，但是由于缺乏强制力做保障，事实上其发挥的效用也并不明显。所以，须要立法规定出更为详细的监督措施和手段，以保障一定的监督效果。主要应当明确以下几种监督模式：一是现场监督模式。二是联合执法模式。三是代位执行模式。四是监督报备模式，即将监督的过程报送同级人大备案，以作为将来考核干部的参考。

5.3 明晰民商事执行监督的法律后果

法谚有云：“无责任则无约束”，现行民商事执行监督最大的不足就是检察机关监督的法律后果不确定，即违反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建议须要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在立法中不明确，这大大降低了民商事执行监督的力度和可信度。因此，须要立法对违反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后果予以明晰，并规定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这样才能够将执行监督的法律效果提升到一定高度。

作者：李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