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2022-04-21

[摘要]在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中国各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宜昌市五峰县是典型的中部地区贫困山区县,其农民生活水平、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与省内同等级地区有极大差距。文章简要介绍分析五峰县现状及其问题所在,从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相关建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篇1:

中部地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内涵研究

摘要:公共服务需求有效表达是公共服务准确提供的前提条件。在我国中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存在“整体供应不足”,更出现了“供给错位”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本文拟从中部农民群体的特征、中部地区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的构成要素方面分析中部地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内涵。

关键词:农民群体特征;机制;需求表达机制要素

中国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整体社会正向小康社会过渡,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农民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而现行的农村地区需求表达机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尤其是中部地区,相对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公共服务需求大多还依赖于政府提供。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要解决,首先就要畅通需求表达机制,只有将需求进行有效的表达,才能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准确而高效。本文从分析中部地区农民群体特征着手,再具体分析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各构成要素进而阐述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内涵。

一、我国中部地区农民群体特征

中部地区是指我国位于中国内陆腹地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份,总人口3.61亿,占全国人口的28%,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国近三分之一。中部地区几个省份都是农业大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但因为长期依赖农业经济,加上中部地区地少人多和气候年际变化较大,农业收入不稳定,使得中部地区农民经济水平相对我国沿海和东部地区明显要落后。中部地区相对与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源优势的西部,则更多需要自身谋出路。这一系列的地理环境因素和政策的条件决定了中部地区农民群体具有自身特有的群体特征。

1、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经济实力相对不足。

中部六省是我国人口大省,农村人口占了我国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量的农村人口都依赖土地生存。人多地少,加上农业低附加值的现实,使得依靠农业为生的中部地区农民的人均收入要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加之中部地区多山地,许多农产品因为交通的条件有限,无法实现经济价值的转变,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中部地区农民只得将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因此中部六省也就成为了我国劳动力主要流出的地区。这一系列现实实际上使得中部地区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偏好就明显不同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民可能对就业指导服务,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服务有比较强的偏好。

2、知识水平有限,把握市场信息能力不够。

随着我国农村信息化的推进,农村地区的光缆覆盖率近年来有了突飞的发展,许多农村地区都已能接通网络。但中部农村,由于农民知识水平有限,网络与计算机知识并未普,农村家庭使用电脑网络的还比较少,这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还有相当一段差距。现在的社会是信息时代,市场经济时代,信息代表的就是利益和出路,无法准确快速市场信息就无法优先占领市场,无法实现有效的经济价值转变。中部地区有农业资源,但农民生产出的农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大城市。远距离和信息的不畅通直接影响这中部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每年都会在新闻上看到中部地区农产品滞销的事件,这就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对市场信息的把握能力还不够。

二、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构成要素

需求源自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因而需求表达是利益表达的一种延伸,其实质也是某一群体或个人就某些需求提出要求的过程。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实际上就是农民这一群体就公共服务方面的利益向政府提出要求的过程。这一利益需求表达的过程可能是个体行为,也可能为了提高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而自发团结起来,成为群体行为。一旦形成群体行为和群体需求表达,就会集结比较大的社会能量,这一社会能量若能正面发展将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但若走向无序则可能成为引起社会动荡的力量。因此要使需求表达程序化、规范化就需求建立一套合理的需求表达机制来应对。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中部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认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是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得以实现的载体,它包含保证公共服务需求得以有效表达的一系列制度以及体系运作的规则。农民群体通过制度中确定的需求表达渠道,向政府主体表达公共服务相关的要求,最终通过政府回应使的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从而完成整个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过程。具体来说,中部地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包含的要素主要有:需求表达机制的主体构成、需求表达的客体要求、需求表达的具体内容、需求表达的传递渠道、需求偏好的整合、需求表达的回馈这六大块。

需求表达机制的主体构成:主要是指公共服务需求信息表达的人和接收需求信息并对需求信息进行处理和反馈的政府。因本文探讨的是中部地区农民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所以需求表达机制的主体构成主要指中部地区农民及当地政府。

需求表达的客体:客体是与主体相对的,在本文是指针对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惠农政策、农业科技投入与推广、农村教育、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基础性政府服务(治安与法律援助、就业等)。

需求表达的具体内容:需求表达的具体内容是指农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需求的数量、以及想要的提供方式等具体内容。

需求表达的渠道:又称表达的途径,是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得以有效表达的关键环节。良好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必须以畅通需求表达渠道为基础。具体来说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渠道可以分为两类:正式渠道、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是指农民群体通过现有的政府相关机构表达公共服务需求,实现一种直接的官民对话。渠道主要有政府热线电话、信访接待办、村民自治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等。这种正式渠道的需求表达,要求基层政府及相关人员积极发挥主动作用,广纳民意,使得农民群体的需求表达得以实现。非正式渠道包括两个方面:媒体和农民群体自发组织。借助媒体表达需求,可以让政府更快的了解农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并且媒体较农民单个个体而言更具影响力,政府有时也会迫于外在的舆论压力关注农民反映出的需求。村民自发组织表现为各种民间协会,如新农协、科技协会等。

需求偏好的整合:偏好整合是指基层政府将个体偏好整合为总体偏好,并以此作为农村公服务供给的重要依据。不同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是有差异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可能让所有纳税人满意,只能让尽可能多的人满意。政府要选择一种相对折中的、让多数人满意的方案。这一过程就是需求偏好的整合。

需求表达的回馈:需求表达的回馈是指做为做为接收需求表达信息的政府主体,对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进行整合后给出的具体回应。这种回馈可能是通过公共服务决策,直接变成某种服务提供,也可能是政府作出官方的解释和公告。无论那种回馈方式都是需求表达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也是提高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积极性的重要举措。(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

参考文献:

[1]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李军鹏.公共服务学——政府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 .

[3]陈威主编.公共服务体系研究[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6.

作者:宋琴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篇2:

对五峰县建设新农村的调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摘要]在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中国各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宜昌市五峰县是典型的中部地区贫困山区县,其农民生活水平、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与省内同等级地区有极大差距。文章简要介绍分析五峰县现状及其问题所在,从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关键词]五峰县;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

[作者简介]曾凡,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湖北武汉,430079

一、五峰县现状简介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五峰县)地处长江三峡南岸西南部的湘鄂边境,属湖北省宜昌市所辖。县辖五峰镇、长乐坪镇、渔洋关镇、仁和坪镇、湾潭镇和采花乡、牛庄乡、傅家堰乡。县域东西最大横距9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54.3公里,最窄处9.8公里,均宽24公里,总面积2372平方公里,土地构成以山地为主,耕地少。全县总户数65423户,总人口205900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人,土家族人口17477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4.8%。该县民族构成除土家族和汉族外,另有苗族、畲族、侗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壮族、朝鲜族、白族、瑶族、藏族等11个少数民族,但人数均少。五峰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9.1%,林业资源是该县最大的优势资源,但自2000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该县为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严格禁止天然林采伐,没能靠山致富。据2003年底统计,与1999年相比,五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与宜昌市的差距由480元扩大到1319元,与湖北省的差距由176元扩大到160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市的差距由825元扩大到1013元,与全省的差距由768元扩大到992元。2004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865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90508人,占农村总人口17.89万人的一半还多,其中625元以下未解决温饱的人口高达5.13万人。五峰干部职工待遇也处于全省最低水平。

二、克服主观困难,利用五峰自身人文资源

(一)克服脱离实际、盲目攀比的倾向

在五峰这样地处中部地区的贫困山区县,由于受到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既没有西部地区那样的扶持政策,又没有中部地区县市那样的发展机遇,更没有东部发达地区那样的发展基础,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工业经济发展滞后,反哺农业的能力差;社会事業发展滞后,农民的整体素质低;基础建设设施滞后,制约发展的因素多。所以,五峰贫困山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克服脱离实际,盲目攀比的现象。脱离实践的发展,会浪费有限资源,减缓发展速度;盲目攀比的建设,更不利于和谐发展,会阻碍全县发展进程。

(二)利用条件优势,积极配合新农村建设

在建设贫困山区新农村的过程中,会面临极其艰苦的发展改革时期。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必须面对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固步自封、无所作为的发展倾向,不能认为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遥不可及。这些对于新农村建设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1.抓住难得的优惠政策。大多数山区县都享有扶贫优惠政策,五峰是湖北境内少数几个享受国贫县政策的山区县之一。同时还有老区、苏区的有关政策和民族政策。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拥有独特的政策机遇,抓住这些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五峰新农村建设进程。

2.拥有较强的政府扶持。省级、市级领导高度重视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宜昌市委市政府组织,包括市政协机关、市委组织部、统战部等在内的20家单位,对口帮扶五峰县新农村建设,从支持构建绿色五峰的总体战略出发,用5年时间,协助五峰县搞好茶叶和旅游等重点产业和项目建设;搞好村级组织活动阵地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乡村公路黑化工程;做好产业扶贫、整村推进和搬迁扶贫工作,努力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协调扶持宏利魔芋、五东薯业、新桥生物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走出困境。

三、了解客观情况,探索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

山区的特点不尽相同,结合五峰县的实际情况,通过深入考察,进行可行性分析,笔者初步调查考证了五峰自治县委县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发展思路雏形。

(一)开展环保产业,打开生产新格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在生产发展。绿色资源是贫困山区的最大特色、最优势资源和最大发展潜力。贫困山区必须以山区自身资源作为发展主题,大力发展绿色现代农业,形成生产发展新格局。

1.在发展着力点上,必须有重点地培养发展潜力股。五峰县三大绿色产业作为五峰县基础产业建设的先锋代表部队,对五峰县的经济产业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面对偏远落后的山区环境,县委书记邹正金在县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了“经营绿色”的理念,把“开发绿色资源、培育绿色产业、生产绿色商品、拓宽绿色通道、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五峰”作为五峰县的总体发展思路,选定茶叶、旅游、水电等绿色资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集聚人力、物力、财力盘活资源,全力打造绿色支柱产业。

五峰县委县政府将水能资源配备从计划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采取公开拍卖、招投标等多种措施加大力度招商引资。目前,总装机达8万多千瓦的金山河、马渡河、天池河水电项目相继动工。全县近两年新开工的小水电超过前50多年开发量的总和,“十一五”期间,五峰县小水电装机容量可达18万千瓦。

五峰县旅游坚持开发与保护、建设与开放的良性循环进程。五峰县拥有柴埠溪大峡谷国家4A级风景区、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奇观白溢寨暑天冰穴等多个旅游资源,柴埠溪大峡谷风景区更是湖北省重点推介的精品景区之一。2006年,五峰旅游人数超过3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超过6000万元。

2.在发展方略上,坚持外向带动扩大开放。五峰县县委书记邹正金强调:发展县域经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扩大开放,吸引外资。要围绕构建绿色五峰优化招商环境,抓住机遇,加快水电等特色产业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直至2006年底,已谈成并落实7个招商项目,合同投资3亿多元,其中投资过亿元的1个,投资超5000万元的1个。

3.在发展模式上,坚持依靠科技以人为本的产业经营。《宜昌市“十一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实施纲要》中提到:到2010年,建成3个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优良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科技示范园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个以上,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80%;高效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和生产面积达到60%以上,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五峰结合自身条件,坚持市委方针,在发展模式上,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推行“专家+法人+农民”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龙头企业上联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下连千家万户,形成传播实用技术、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机制,依靠科技进一步加快产业化进程。

4.在发展布局上,结合山区特征合理分配经营格局。结合五峰县实际,探索出“专家+法人+农民”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走“产学研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的路子,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近两年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民族发展资金共1600余万元,围绕龙头企业规划产业带,配套建设产业基地。高山地区重点发展蔬菜、中药材;半高山重点发展魔芋、马铃薯;低山重点发展茶叶;沿县内交通主干线重点发展生猪、山羊为主的养殖业。全县逐步形成了8万亩茶叶、3万亩烟叶、30万亩经济林、10万亩马铃薯、3万亩魔芋、2万亩中药材、10万头生猪的产业基地,一乡一品、几乡一品的区域化产业布局初具规模。

(二)建设特色村庄,展示建设新面貌

山区山大人稀,居住分散,村庄建设不可能一个模式、一刀切,必须充分考虑现阶段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农村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探索符合山区特点的建设路子。

1.把村庄建设与搬迁相结合,探索交通枢纽型、商贸服务型模式。在区位条件相对较好的交通干线上规划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通过梯次搬迁,让生存环境恶劣的山里农民下坪,让坪里有实力的农民进入小城镇和中心村,通过改善小城镇和中心村基础设施条件,让农民居住相对集中,逐步向商贸服务等第三产业转移。

2.把村庄建设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探索特色主产型、生态旅游型模式。特色主产型模式,就是立足本村特色优势产业,逐步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围绕产业化(上接第167页)生产、加工、销售的多个环节,形成特色鲜明的村庄规划布局。生态旅游型模式就是在旅游景点沿线统一规划,发展农家宴、乡村渡假等旅游服务业。

3.把新农村建设与生態家园建设相结合,使庭院经济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亮丽风景。大部分居住分散的山区农民,房屋四周空闲地大,要利用这一优势,在抓好改厨、改厕、改圈、改水、改房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气候和地理条件,发展庭院经济,建设生态农业,美化家居环境,切实改变“脏、乱、差”现象。

(三)提高管理素质,健全和谐新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扩大基层民主,树立民主和谐村风,重点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引导:一是村民的官自己选;二是村民的事自己定;三是村民的家园自己管。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发动和依靠村民共同管理村内事务,维护村内秩序。增强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引导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维护农村稳定,共创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四、结语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五峰县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建设农村产业,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五峰县其他还未大规模开发的有利资源还是很多的。据了解,除以上所提到的茶叶、旅游、水电之外,五峰县还用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矿种有20多种,其中重晶石、方解石、白云石、硫铁矿、石英石、高岭土、原煤等非金属矿都具有很大的开采价值,其中方解石储量6000多万吨,可年产30万吨以上品质优良的稀有矿泉水。经江汉石油管理局石油勘探队勘探,初步确定五峰县为建始等八县市贮油中心地带。充分利用各项资源,合理配置,相信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即将进入农村发展新纪元。

[参考文献]

[1]邹正金.关于贫困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J]. 三峡学刊,2006,(3).

[2]宜昌市“十一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实施纲要.2006.7.

[3]李君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N].学习时报,2006-11-3.

作者:曾 凡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篇3: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探析

〔摘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发展状况。根据调查反映的情况,当前中西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社会利益结构及村民的自利性,说明公共物品供给基本上属于村民自治为主、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和政府支持为辅的供给模式。鉴于中西部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该区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以提高中西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关键词〕 农村公共物品;影响因素;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这个现象不仅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经济水平的差距,而且还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中西部的地理位置、国家政策倾向、历史因素等特殊原因,使得该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难的局面尤其突出。本文拟以重庆市A、B镇乡村公路修建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一)核心概念界定

国外学界关于公共物品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成熟,研究成果已形成较为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公共物品制度安排不因城乡之地域差异而设定,并不将公共物品明确划分为城市公共物品和农村公共物品。萨缪尔森、布坎南和奥斯特罗姆等指出了广义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与公共资源)面临的典型问题,如搭便车问题、排他成本问题、公地悲剧问题、融资与分配问题,并基于不同的物品分类及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如纯公共物品理论、俱乐部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近些年来,广义公共物品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供给问题,政府供给、私人供给、自愿供给与联合供给及各种供给方式的匹配与融合是广义公共物品的基本供给方式 〔1 〕。近年来,国内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日趋增多,有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变迁作了专门研究,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考察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演变及其存在的弊端。已有的研究较多地从税收等经济管理途径对农村公共物品进行分析,而较少地把农村历史发展情况、村民和干部的自利性考虑进去,忽视了家庭和宗族等政治因素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则较多采用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方式,缺少大量真实的、直观的和全面的研究数据,获取的第一手数据资料较少。

本文涉及到的核心概念主要有公共物品、村民自治及社会利益结构。公共物品指由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组织生产和提供的用于满足其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需求的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利益结构一般来讲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一定模式。关于村民自治的操作化,笔者设计了如下三个属性:参与村主任选举程度、对于日常事务的裁决程度、公共物品供给参与程度。关于利益结构的操作化,笔者设计了如下三个属性:宗族关系、村民与村主任之间的关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两个样本:重庆市C县A镇和B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这两个样本进行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对所在地的村委会干部和村民进行深度访谈,收集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发现两个样本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所存在的模式差异以及其共性所在,从而发现影响两个样本中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因素。

笔者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影响中西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因素,探究了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是国内为数较少的关于公共物品供给个案研究。研究主要从行政学和政治学视角出发,运用村民自治理论和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从制度主义和理性主义研究取向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性分析。

制度主义认为,制度通过塑造他们的“价值、规范、利益、身份和看法”来影响行为者的行为。公共物品供给既受到了国家政治制度这个大气候的影响,也受到了本村内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影响(不管这个制度是明文规定的还是存在于村民心中的)。首先,就现阶段国家政治制度这个大气候而言,于建嵘指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其显著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权力的下沉;但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有限度的,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结构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以及民主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2 〕。而美国学者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等对人类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在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中,存在着市场安排与用户团体、集权与分权、多中心的制度安排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第二种是以政府的行政机制为基础,第三种则适用于非政府、非营利的志愿组织 〔3 〕。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案例分析

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乡村公路的修建是重要内容。本个案研究根据样本在所研究对象中具有典型性来进行样本选择,这两个样本不仅具有研究对象的典型性,而且两个样本之间还具有较强的对比性,更能够反映出所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本文选取了重庆市C县A镇的a村和b村(两个村都有四个居民点,在自然环境上相似,政策支持上也相似,但是在道路修建结果上却不一样)以及B镇的c村进行分析,分析这三个村道路的修建情况以及影响道路修建的主要因素。

(一)A镇乡村公路修建的制约因素

a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修建了两条公路,一条建成,另一条未建成;b村只修建了一条公路,而且是顺利建成。两个村之所以在修建公路方面出现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

1.受所处的地理环境制约。A镇多山,道路崎岖,夏季还会伴随着暴雨的出现,因此,对于乡村公路的修建和维护都是一种挑战。加之乡村公路的修建需要占用土地,而且对于占用土地的补助也是相对较少的,乡村公路尽量修建在自己的村内。因此,对于乡村公路路线的选择遵从的是在允许的情况下选择最短的线路。

2.受村民的利益结构制约。如前所述,本文把利益结构操作化为宗族关系、村民与村主任之间的关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宗族的界定主要是:有同一个姓氏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且居住在同一地方的居民点。对于a村来说,村主任与三个居民点(a1、a2、a3)关系紧密,而与另一个居民点(a4)联系较少,因此,对两条公路修建的重视程度不同,就导致居民点a1、a2、a3的乡村公路修建成功了,而a4的乡村公路就没有修成。b村村主任由于居住在公路边上,与四个居民点都隔得比较远,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亲疏之分,该村的乡村公路通过了四个居民点,贯穿了整个村庄。

3.村民的自利性制约。乡村公路修建是半公费的,村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拿出不同的资金,主要依据是按每户人口数确定出资数额。因而,村民就在要不要进行公路修建的问题和修建应该分摊多少费用的问题上进行博弈。a村中外出打工的人数有接近20人,b村外出打工的人数接近15人。a村中大学生人数5人,b村中大学生人数为3人。而a村中有三个宗族形成的居民点,其自利性相对较低,因为他们觉得修公路可以为该宗族带来长远的利益,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而a4居民点村民组成相对复杂,有三户人家已经把房子修建到了居民点之外,但是其土地等都在居民点a4,所以其对乡村公路需求较高;而两户有大学生的家庭由于今后可能不在这里居住,因此对乡村公路需求比较低,所以这些家庭的自利性较高,都希望最终结果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最后却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然而,b村人员组成相对简单,不存在a村的情况,其合作程度比a村高。

(二)B镇乡村公路修建成功的原因

与A镇的a村和b村相比,B镇c村的乡村公路修建就顺利多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的作用:

1. 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利。B镇c村地处县城边缘,地势较为平坦,较早就有良好的道路建设,且周边企业较多,公共物品供给基本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基本需求。而且,该镇受县城的影响和带动,出现了许多本地人对本地区进行投资的情况,因而政府没有对该镇农村道路修建进行政策支持。在乡村公路建设过程中,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所起的作用很小或者基本没发挥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自发和其他人进行投资带动了乡村公路的修建。

2. 社会利益结构合理。B镇c村的社会利益结构也影响了乡村公路的修建。但是与A镇不同的是,B镇c村的社会利益结构中很大程度上是宗族关系发挥主要作用,家族观念非常强烈,一个居民点基本上是由一大家族人组成的,老幼尊卑的观念比较浓厚,而受村民与村主任之间关系的影响是很小的。

3. 村民的自利性较低。在笔者调查的c村中,村民的自利性明显低于A镇的两个村。c村有较多年轻人从事建筑行业,自身对于公路修建比较了解,即使没有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也能够自己修建乡村公路,加上地势平坦,因此这也减轻了工程的难度和道路维修的成本。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

通过对样本村公路修建因素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a村之所以出现三个居民点的公路建成(线路a)而另一个居民点的公路(线路b)没有建成的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导致的:线路a所连接的居民点都是具有宗族形式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把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家庭利益放在了第二位,其自利性较小;该线路经过的路线道路平坦,离公路近,占用土地少,人均分担费用不高;该线路连接的居民点的村民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大多都是在家务农或者在周围的工厂打工,对乡村公路的需求较高;加上村主任对于本线路的修建积极支持,因此线路a成功修建。线路b未能成功修建的原因是,线路b连接的居民点a4组成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两户家庭的孩子在上大学,今后基本上不在该地区生活,所以双方在进行博弈后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b村村民对于乡村公路的需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其四个居民点来说修建费用都是比较低的,村民自治程度高也是其能得以修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B镇的公共物品供给主要受到地理因素、村民的职业构成以及本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不论是A镇还是B镇,不论乡村公路是成功修建还是未成功修建,其原因都跟村民自治有很大关系,而与政府支持关系不大,两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基本上属于以村民自治为主、以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和政府支持为辅的供给模式。

因此,在崛起中部和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大环境下对中西部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是有意义的。重庆市所辖县区多处于山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因素,决定了其乡村公路的修建在现阶段迫在眉睫。在中西部的诸多省份,这样的县区还有很多,但是,中西部公共物品的供给却存在着如下问题: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水平较低等。出现这些问题不仅和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关,而且还和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和村民自治制度、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在此之前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有利于解决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水平较低等问题。因此,必须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从而保证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与需求,确保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够满足村民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1〕沈满洪,谢慧明.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2〕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5.

〔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9.

责任编辑 澍 林

作者:周荣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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