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护的网络舆论论文

2022-04-15

摘要：在21世纪的网络时代，网络的发展创造了人类自由理想的新境界。然而，人们在经历了网络言论自由的感性狂欢后，也不能忽视网络言论潜在的负面效应。如何界定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度，如何为网络言论自由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以充分发挥言论自由的积极效应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法律保护的网络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保护的网络舆论论文篇1：

论网络化语境下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普及，大量的网络新闻开始充斥在人们的周围，网络化的语境也开始逐渐形成，并由此产生了关于网络新闻的舆论监督。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但是，作为新生事物，也同样存在法律保护方面的明显缺失，导致一系列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问题的出现。为此，积极地做好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立法和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网络化语境下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保护的相关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网络化语境；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保护

【作者单位】王金鑫，浙江警察学院。

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受到自身特殊性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交互性、开放性以及广泛性等特点，是舆论监督领域重要的生力军，并日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在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相关立法方面却存在一定的缺失，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出现。网络化语境下，如何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舆论监督

网络舆论监督是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是一种信息化社会的产品。网络舆论监督以互联网络为平台，为全体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及全体普通公众提供了对各种新闻事件的关注、了解以及分析研究的机会。网络舆论监督还可以为大家提供信息或介入支持，促使各种新闻事件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得以解决，并受到公众的全程监督。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受到自身特殊性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交互性、开放性以及广泛性等特点，而普通大众则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

二、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1.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存在法律负环境

现如今，在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法律负环境。通常情况下，公众应该依法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力、知情权力以及批评和监督权力等，但是，在实际的网络新闻舆论环境下，这些权力却被无限扩大化。一些人堂而皇之地以“道德审判”为名，大肆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言论和意见，甚至肆意地传播各种不正当的言论，从而对新闻当事人自身的合法权益产生极大的损害。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与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初衷背道而驰，也极大地侵害到很多新闻当事人的权利，并影响到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环境。但是，关于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建设，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虽然已经认识到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并积极地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予以管理和指导、约束，但是，这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等大多数，存在可行性不强、立法规格较低和相关规定滞后等特点，无法发挥出法律法规应有的作用。

2.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存在法律冲突

从法律角度来看，隐私权是人们享受的基本权利之一，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早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法学学者即提出人拥有“隐私权”这一说法。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 “隐私权”逐渐在美国的法律系统树立起牢固地位。美国通过将“隐私权”设定为法律权利的一种，有效对抗了各种传媒活动中言论自由对个人隐私的冲击。而“知情权”又被称为“知晓权”以及“知的权利”等，这一概念是由大众传媒从业者率先提出的。1945年，美国编辑首次提出“知情权”这一概念，并认为对于公民而言，需要依法享受对于自身应该知道的事情予以知晓的权利。而对于国家而言，也应该尽可能地保证并维护公民知晓各种事件的权利。知情权的出现，最大程度保护了广大受众对各种信息应有的知晓权利，并且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各种传媒活动的言论自由。

但是，在我国，不论是知情权，还是隐私权，在已经成文的宪法，或者其他一些法律法规之中，仍然缺乏较为权威、直观的规定和解释。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在关于知情权和隐私权的立法方面，我国仍处于空白状态。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在日常的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经常会出现冲突。但因为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对知情权和隐私权予以妥善的处理，一旦二者交锋，便极易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因此，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如何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隐私权，并如何从法律角度予以权衡和协调，无疑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两难命题”。

三、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保护的措施分析

1.加强新闻媒体立法

为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首先要进行新闻媒体立法。网络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与传统的舆论监督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也同样需要遵循传统舆论监督的一些规则。在传统的舆论监督中，人们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以及法律规范等，在网络新闻舆论监督中也是同样适用的。早在1996年，我国便就网络舆论相关问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即《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之后，又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和条例，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网络舆论的发展，保证其长期健康发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和舆论环境的复杂化也给原有的法律法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的法律法规显然无法满足实际情况的需要，于是，为保证网络环境的规范、文明，需要积极地对现有的新闻媒体法律法规予以完善，以保证不同网络媒体持续、健康和有序地发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充分发挥法律作用之余，还要合理地配合使用其他的一些调控手段。例如，计算机技术监控手段等，以更好地对网络环境和舆论监督动态变化进行了解和掌握，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杜绝各种不良现象的出现。

2.加强网络法制教育

各种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问题的出现，与实际的网络环境以及网民的自身素质等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互联网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是造成网民法律法规意识相对淡薄的原因。互联网作为一个虚拟世界和数字化的存在，匿名性始终存在。一些人认为匿名就意味着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在这种空档期，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会使人有放纵行为的意识和免责的侥幸，认为互联网是法外之地。

因此，在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保护的过程中，做好对网络环境的净化以及对广大网民进行网络法制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受到虚拟网络环境的影响，人们在网络化的语境下，所受到的道德压力显然要小于实际生活。但现如今，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并逐渐发生着融合。因此，有必要对广大网民进行有意识的网络法制教育，以更好地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指导其在网络环境下依然可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自觉地控制其在网络舆论监督中的行为表现。只有保证广大公民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規的相关要求，才能维持良好的网络环境，营造良好的网络新闻舆论氛围，真正保证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

3.加强网络侵权立法

网络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导致网络侵权行为猖獗，这是网络法治化始终绕不开的一个难题。治理网络侵权问题，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加大立法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目前尚无一部系统、完善的关于网络舆论监督侵权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在民事法律规范方面，还存在十分明显的欠缺现象。网络舆论往往会牵涉到很多不同主体的权益，并有可能会对其正常工作和生活等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立法，以法律形式对相关问题予以专门的规定。例如，对各种网络舆论侵权行为的形式和种类等进行明确，并对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行为进行明确。另外，对于立法部门而言，还要注意对网络舆论侵权的具体情节和不同性质进行详细的说明，并明确相应的约束条件，以更好地指导各项法律条目的实际应用过程。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知，遏制网络侵权，单纯依靠法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协同整合社会各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包括政府网络主管部门、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司法机关等社会各主体。

网络化语境下，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已经刻不容缓。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如今，网络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已经呈现出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网络舆论监督中，要积极地做好相应的立法及其实践工作，以更好地对网络新闻舆论监督进行法律保护，保证其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

[1] 李艺. 网络舆论监督反思及其路径建构[J]. 当代传播，2013（6）：44-46.

[2] 胡灵. 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边界[J]. 法学论坛，2010（5）：95-99.

[3] 成剑英.网络舆论监督：特点、难点与对策[J]. 求实，2010（4）：60-62.

[4] 石君. 基于法律视野下的网络舆论监督规制初探[J].法制博览，2013（4）：21-22.

[5] 钟小霞.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基于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的探讨[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64-68.

作者：王金鑫

法律保护的网络舆论论文篇2：

论网络自由的现实边界

摘要：在21世纪的网络时代，网络的发展创造了人类自由理想的新境界。然而，人们在经历了网络言论自由的感性狂欢后，也不能忽视网络言论潜在的负面效应。如何界定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度，如何为网络言论自由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以充分发挥言论自由的积极效应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现实边界

D921；F49

边界本是地理学名词，亦称疆界，是指划分不同政权管制的区域、领地等范围的地理分界线，进而可标示该区域的范围。边界一词也被广泛引用于生产、生活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表明彼此之间存在权属划定的界限。这里所指的边界就是指言论自由和言论失范之间区分的界限，言论自由只要在其边界范围内就可以充分正当地实现。反之，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责难和非议。在网络空间中，网络是虚拟的，但网络言论是真实，发表言论的主体和受体都是真实的。所以，在发表网络言论时，必须以不得损害其他合法利益、权利与自由为界限。这就是说，言论自由是有边际的，言论自由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一、网络自由必须以法律为底线

人们在现实世界获得的经验表明，合理的行为规范是自由实现的条件，个人自由的行使以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实现为界限。因此在网络空间，自由与规范也是相辅相成的。由于网络空间中各种失范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挑战现实的法律制度，也明显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规范网络空间秩序是防止网络自由异化，维护网络自由的唯一选择。事实上，自由从价值层面转化到现实层面，通常表现为系列现实的权利，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和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不论是前者法律肯定的积极权利还是后者法律留白的消极自由，都需要通过法律明文向社会公开发布。所以“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76）

在法制国家，言论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是民主和法制的基石。网络言论自由有利于民主的更好实现，有利于文化传播，也舒缓了人们身心的压力，而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经由思想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存利于形成一种更加进步、更加开明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个体作为人的尊严会得到最完全的体现。网络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将成为社会意识的一种表达。作为手段它促进人类利益，作为目的，它是人类奋斗的目标，这种思想自由与权利不仅会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为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统领互联网规范，约束虚拟社会行为，必须健全管理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有效保障网络社会的自由、平等、安全。目前的互联网上却依然充斥着种种网络失范现象，其中谣言信息的传播是目前网络管理中的一个难题，因为人们缺乏诚信而又自律不强，网络就成了不良信息泛滥的理性场域。仅仅依靠道德自律远不能拥有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至少在目前很长的一个时期，要想杜绝谣言信息的传播，我们还必须同时依赖于相关的法律手段和技术手段。法律在网络社会依然是调节社会关系、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对于缺少道德责任感和良知的人来讲，法律须以“硬”的惩戒手段来维护网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杜绝谣言的传播。但是针对网络管理的各种法律还不系统，针对性不强且具有滞后性，所以，网络空间的相关立法就显得迫在眉睫了。技术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谣言信息进行预防。互联网是高科技的产物，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对网上的谣言信息进行预防，并对已经发布的谣言信息进行惩戒，比如安装“防火墙”防止非法者介入，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审察，对局域网加强控制访问等等。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对于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法典化和明确化，以便实现法律适用上的统一。因此需要在法律规范中给网络言论自由确定一个可量化的界限，确定这一界限应当以法益为基本视角，如果网络言论侵害了受法律保护的实体利益并达到一定程度，即可界定为网络犯罪或者网络侵权。

二、网络自由必须以安全为原则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以地域为存在前提的民族国家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和削弱。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不再局限于有形，如计算机病毒通过网络传播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安全损失，维基解密、棱镜门监听事件以及黑客对国家秘密信息中心的攻击，都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秩序。在国际社会仍以各个主权国家为主要主体的现实格局下，网络一旦成为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载体，那么网络安全自然就属于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网络依赖程度越高，网络安全的形势就越严峻，政府有义务履行网络监管的职责，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首先是国家利益边界。不管任何时期，国家的安全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网络言论中触及到危害国家主权、煽动分裂国家、泄露国家秘密、激化民族矛盾等形式的言论，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其次是社会公共利益。利用网络进行线上线下联络恐怖主义活动、恶意诋毁特定群体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造谣生事煽动社会恐慌等形式的网络暴力言论，实在地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定和谐，侵害这些利益的网络言论显然也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再次是受法律保护的私人利益。这类网络暴力言论主要表现对特定主体的侮辱、诽谤、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以及曝光个人信息和隐私等，侵犯的主要是受害者的名誉权、隐私权和肖像权。是否强调受法律保护的私人利益，学术上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法律保护的核心是合法权益，对于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原则上无论其真实与否，都不能納入对网络言论规制的范畴。

互联网是一个政治空间，网上充斥着形式多样的政治斗争。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现实世界中的民族国家观，因为互联网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全球性而不是国家性，这使得以地域作为存在前提的民族国家受到严重的消弱与冲击。在现实世界存在着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网络空间不仅依然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加剧。所以，各个国家已将网络信息安全当作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互联网所特有的幵放性、讯时性特点，其中的一般性局部事件都会在瞬间演变成全局性的重大事件从而危及国家的安全。网络自由离不开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控制，网络社会中所谓的“虚拟”也是现实人的虚拟，其内容也离不开现实社会的内容。因此，必须将网络自由和政府监管结合起来，使政府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网络自由涉及国家安全，这是我们规定网络自由及其限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时应予重视的。

三、网络自由必须以文明为旨归

首先，培养网民的道德自律意识，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选择生命》一书中曾指出：“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王正平，周中之.《现代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05页）互联网上的许多典型事例一再告诫人们：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要求人的道德自律。提高网民的道德自律性，需要培养“慎独”意识。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可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是提高自我道德修养，实现道德自律的重要方法。尤其在当今虚拟网络环境下，主体的匿名化、数字化，人际关系的间接性，使得直接的道德舆论约束难以进行，道德舆论的承受对象也变得很模糊，而且，在当今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很容易受利益诱惑迷失方向，更需要网络主体警惕、谨慎，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意志，培养以“慎独”为特征的道德自律。在康德看来，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有意志自由，能够为自己立法并能执法，因此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理性给自己立法，就是人的自由。（宋希仁.《西方伦理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第507页）“慎独”原则正是需要自由的网络主体自己给自己立法，运用理性去控制自我。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

其次，加强对网络主体伦理知识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络社会的舆论力量。强化网络道德规约，普及网络伦理知识，需要相关政府机构和单位采取具体措施，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教育，尤其是針对青少年的宣传和教育。网络主体只有在掌握网络空间应遵循的基本道德时，才能以此来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才能在是非、善恶、美丑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使自己的道德境界不断升华。同时，这种网络道德一旦形成良好的氛围，就会在网络社会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褒扬好的行为，谴责不道德的行为，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引导网民的自由行为，使网络社会健康发展。

再次，需要大力培育广大网民的网络素养和“免疫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并改进和创新宣传的方式方法，使广大网民受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从而在思想深处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领导，自觉抵制错误思想、不良言论的侵害，并与之开展斗争，成为捍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一支常备力量。

有一点需要我们警醒，虽然从技术角度考量我们可以采取一套安全有效的机制来杜绝谣言信息的传播，但互联网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电脑不具备人性，从根本的途径上看，道德是技术控制和法律控制的基础，三位一体才能较好地进行网络管理，杜绝谣言信息的传播，营造和谐、有序的网络管理。

总之，网络赋予人们更多选择的权利，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在享受网络带来自由的同时，也要对自身的网络行为有所约束。只有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自觉遵守网络社会道德规约，恪守网络自由的边界，网络社会才能稳定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刘莉，女，1978年11月，湖北武汉，汉族，讲师，中职，军事文化；

刘姝云，女，1976年9月，湖北武汉，汉族，副教授，高职，国际关系。

作者：刘莉刘姝云

法律保护的网络舆论论文篇3：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问题探析

摘要：在我国，未成年人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网络风险。法律规制是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根本手段，但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法律规制尚存在诸多困境。新时代，应从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执法体系、加大司法保障力度、提升法治素养等方面着手，在完善网络治理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之间找到合理的切入点，构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法治空间。

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

收稿日期：2019-06-19

作者简介：吴纪树（1987—），男，重庆万州人，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行政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互联网+’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创新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ZDWT03。

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概述

新时代，未成年人不断通过网络来认识世界，放飞自我，智能互联网已经全面渗透到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娱乐、社交过程中，为其成长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和路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其中，10岁以下网民群体占比4.0%，10-19岁网民群体占比16.9%。[1]但应看到，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流动具有难以控制的风险，使得网络社会存在向风险社会随意转化与建构的可能，[2]未成年人极有可能成为网络安全风险的受害者。这是因为：未成年人有区别于一般网民的身心特点——价值观尚未形成，是非判断能力低，对外界环境的影响缺乏抵抗力;心理和人格发展尚未成熟，自控能力低，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猎奇的欲望强，容易受到蛊惑。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全球性等特点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叠加，给未成年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风险。[3]细言之，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风险因素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风险。如某些境内外不法分子大肆运用钓鱼、伪基站、植入木马等手段精心编造各种骗局，未成年人在网上下载文件、图片、视频或程序时点击不明链接往往“中招”。二是人际交往风险。如随着“狼人杀”等游戏在未成年人中走红，许多中小学生与成人玩家混玩游戏、多人群聊，过早接触成人玩家的网络圈子，使得不法之徒有了可乘之机。三是个人内在风险。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程度有限，对安全信息的辨识能力不强，缺乏自制力，因而面对的网络安全风险也被放大。如：8岁男童因模仿短视频网站上“胶带粘门”的整人视频，导致6岁的弟弟绊倒摔伤;学抖音上的小姐姐浓妆艳抹，小女孩故作成熟说着“土味情话”;12岁女孩偷用父亲手机，3天打赏男主播10万元，等等。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一是内容性风险，如血腥或暴力、成人色情、商业化等。二是联系性风险，如网络欺凌、骚扰、跟踪，被迫性行为，意识形态说服，个人信息滥用等。三是行为性风险，如发布不当评论、分享传播色情信息、网络赌博、网络侵犯版权等。实践中，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显然不可能通过阻断隔离的方式来化解，通过法律规制来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价值功能

法律规制是指国家及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以解决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基于法律规则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活动以及伴随其活动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干预和控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治理，能够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社会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

（一）法律规制有助于为未成年人构建法治化的网络秩序空间

新时代，从明确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到突出强调“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再到明确要求“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系列的重大举措无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4]现实中，未成年人极易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侵蚀”和“利用”的对象。通过法律手段对网络进行规制，夯实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保障，能夠为未成年人提供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并保障其合法的网络权益，进而实现“网络安全从娃娃抓起”的目标。

（二）法律规制有助于塑造新时代未成年人的公民品格

目前，中青年以上的网民都是从线下移民到线上生活的，可以称之为“网络移民”;而青少年网民都是生来就伴随互联网一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可以称之为“网络原住民”。无论“网络移民”还是“网络原住民”，都要自觉成为“网络公民”，在网络社会中既享有权利，更承担义务;既享受网络的自由便利，更维护网络的健康发展。[5]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推动全体社会成员以公民之精神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也逐渐增强，2016年6月28日，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发布《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指出加强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这正是法律正义价值的具体实践。

（三）法律规制有助于未成年人达成开拓创新与维护秩序的动态平衡

互联网时代，网络所造就的自由“飞地”大大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赋权领域与能力，但秩序风险也相伴而来，对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法律规制形成了严峻挑战。[6]这就需要党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考量，对其进行合理的法律干预。未成年人是互联网时代最富有创新精神、最有活力的人类群体，自当成为互联网技术的主要运用者和技术开拓者。[7]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进行法律规制，能够在不牺牲网络行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网络自由表达与利用等合法权益，进而实现网络安全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乃至社会利益的综合协调。

三、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现实困境

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无论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抑或是“特殊监护模式”都共同指向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国家责任。“虽然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照顾和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责任，但是互联网的广泛性为未成年人接触外界提供了直通机会，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控制减弱，这就导致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网络风险方面力有不逮，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8]然而，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实践还面临诸多困境。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

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但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国家尚未单独立法，相关条文只是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之中，且在内容上并未体现互联网环境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构成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亦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多层、多头的法律体系格局导致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相互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执法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执法还处于初级阶段。抖音在美国被处罚，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上执法不力。在执法依据方面，作为现行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基本法的《网络安全法》尚存诸多缺陷。例如：部分“蜻蜓点水”式的宣示条款缺乏现实操作性;术语体系较为混乱，对于互联网企业先后使用了“网络运营者”“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用软件提供者”等多种称谓;对政府内部的职权划转关系、机构设置关系未作明确规定，等等。在执法模式方面，执法机关以往在物理空间行之有效的执法模式放置于网络空间就显得有些“水土不服”。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使得管辖争议无法避免，而网络空间的独特证据形式也给执法机关如何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增加了难度。[9]在执法机制方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处置机制还有所欠缺。具体表现在：对网民、互联网企业等主体的宣传教育不够;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执法体系尚未形成，信息交流共享不畅;相关法律法规对法律责任的主体、对象、范围和程序等规定不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程序设计，等等。在执法能力方面，由于网络执法人员规模有限，且具备网络专业素养、法治素养的执法人员严重不足，导致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律规制过程中出现办案效力低下、办案“一刀切”等现象。

（三）司法保障不到位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司法保障不仅能有效救济网络空间给未成年人造成的侵害，还能有效规制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然而实践中，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司法保障尚有瑕疵。在侦查起诉环节，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专门性人才稀缺，尚未形成办案、帮教、救助的专业环境，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模式有待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区建设还需加强。在审判执行环节，如何把握好“法官造法”或者“司法能动主义”的限度，达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之目的还在探索当中，少年法庭的建设也存在地域差别明显、专业队伍不足等问题。在社会支持环节，信息共享的服务平台缺位，影响了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便捷性;跨机构、跨区域协作及资源链接机制不畅，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的综合效益;专业人才不足，影响了项目服务的整体效果;政府购买社工组织服务等社会支持配套措施缺位，影响了司法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10]

（四）法治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治理领域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较为突出。就未成年人自身而言，一方面，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沉迷于网络游戏，极易掉进各种诈骗陷阱或遭受网络色情、网络欺凌等不法行为侵害，且事后不懂或羞于维权;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不强，极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诱发盗窃、抢劫、强奸等严重犯罪行为。就互联网企业（网络平台）而言，根据实名制设置游戏防沉迷，早已是业界常识，但中消协对50款游戏进行体验发现，只有部分采用实名制，而且有的实名制验证方式形同虚设。另外，一些直播平臺出现的未成年妈妈等案例也说明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还是容易被流量、日活等利益私心所绑架。就家长、学校而言，一些家长网络安全法律知识匮乏，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引导与监管;部分学校过于重视传统应试教育，网络安全法治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对未成年人依法上网缺乏必要的指导。

四、推进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建议

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智能互联网，信息革命引发了包括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在内的全方位重大变革甚至是颠覆性替代，现有的法律制度面临着日益频繁的“破窗性”挑战和“创造性破坏”。[11]身处在“挑战”与“破坏”纷扰的网络世界之中，未成年人如何从容应对、全身而退，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健全法律制度

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基础和依据是立法。当然，这里的立法不仅仅是指新法的制定，还包括旧法的整理修改、配套法规标准的完善，如此才能织就网络空间缜密法律体系。事实上，国家正在积极推进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立法工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近期有望出台;2019年10月2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其中专门增设的“网络保护”一章，对网络保护的理念、网络环境管理、网络企业责任、网络信息管理、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网络欺凌及侵害的预防和应对等作出全面规范，力图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互联网时代，接受信息更加便利，资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从客厅文化变成了卧室文化。在客厅文化下，电视是主要传播载体，信息经过了审核过滤，家长也更便于监督，但对于关起门来玩手机、电脑的未成年人，家长想要建立“防火墙”十分困难。基于防范风险的角度看，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关键在于隔绝那些危险信息。因此，应尽快在网络分级、上网准入、不良信息管理等环节制定全国全行业全领域统一的制度标准，并积极开展法律解释工作，使立法、执法、用法保持一致。

（二）完善执法体系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完善的执法体系是推进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重要保证。一是明确执法依据。构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行政执法的程序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执法机关的权限、范围、标准、程序、合作机制和具体规程。二是优化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投诉举报、线索通报、案件咨询、联席会议等常态机制，设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加强执法部门与互联网企业（网络平台）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督机关之间联络畅通。三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合理确立网络空间执法机关的人员编制，适当扩大人员规模以适应网络空间执法的现实需求;完善网络空间执法人员更新机制，畅通职务晋升通道，促进网络空间执法队伍的“新陈代谢”;加强执法人员法律专业知识、互联网专业知识以及未成年人专业服务知识的培训工作，以解决执法人员“技术不对称”“技术跟不上”等问题。

（三）加大司法保障力度

在侦查起诉环节，加强未成年人专门办案区的建设，加大惩治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秉持“宽容不纵容”的态度，依法办理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案件，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关切，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审判执行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可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发布指导性案例，解决实践中“法官造法”“司法能动主义”等难题。在少年法庭建设过程中，可在已有的少年法庭设置及规定基础上，尝试构建体系性、全面性的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系统，最高人民法院设置“少年法院指导小组”以负责监督和指导全国少年法院的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设置综合少年审判庭行使相应的审判权，各地市级城市梯次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的少年法院机构建设。[12]在社会支持环节，构建社会支持激励机制，畅通社会支持渠道，设立专门的牵头机构，负责整合调度政府官方资源、人民团体等半官方资源和社会组织等非官方资源，通过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建立社会服务转介机构及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方式搭建全方位的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如广泛开展法治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社团等系列活动，鼓励和组织未成年人参与交流性、拓展性的网络法治媒介体验与社会实践活动等。

（四）提升法治素养

就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网络法治文化建设之中，培育健康向善的网络空间法治文化，完善网络守法激励机制。如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热线，及时受理、转介侵害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参与设立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服务平台、服务热线、服务站点，为未成年人提供咨询、帮助;另一方面，要推进形成网络多元共治的法治格局，整理互联网空间的各种资源，汇集互联网企业（网络平台）、网民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打造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如建立全国统一的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网络权益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由公安机关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相关组织提供查询服务。就未成年人而言，要树立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学会安全、健康地使用网络。就互联网企业（网络平台）而言，应牢固树立守法意识和责任意识，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或者采用显著方式告知用户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情况以及安装渠道和方法;对于网络产品和服务含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在信息展示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提示;通过网络收集、使用、保存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且经过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避免提供可能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内容，同时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提供便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作出提示，并采取技术措施不让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提示未成年人保护其个人信息并对未成年用户使用其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性限制;建立便捷的举报渠道，通过显著方式公示举报途径和举报方法，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职人员及时受理并处置未成年人的相关举报。就家长和学校而言，应创新青少年网络法治宣传教育方法，如榜样示范法，即借助“网红”“网络大V”进行普法宣传;专门开设网络法治教育课程，采取专题讲座、案例研讨、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向未成年人传授网络法律知识。家长要树立与孩子一同接受网络安全知识学习和网络法治教育的观念，在切实提高自身的网络法治素养水平的同时加强监护，引导孩子安全上网，规避可能遭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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