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时代的网络舆论论文

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新媒体虽然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要实现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课题以新媒体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从三部分論述了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新媒介时代的网络舆论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媒介时代的网络舆论论文 篇1：

新媒体语境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困境与革新路径

摘 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信息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间的关系变革，带来了新闻传播教育模式的创新。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教育革新势在必行。本文在阐述新媒体对我国教育传播模式带来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高校在新闻传播教育方面存在的困境，进而从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和师资队伍三个方面提出了教育革新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传播；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师资队伍

进入新世纪以来，媒体行业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强势崛起，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成为冲击中的重中之重。面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该如何应对，这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课题。

一、新媒体语境下我国教育模式革新的内涵

关于新媒体对教育传播模式的影响，在学术界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2012年国内就有学者结合香农-韦弗传播模式对教育者、受教育者、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提出新媒体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的观点[1]。而本文即从其理论框架出发，结合新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多元性、虚拟性，对新媒体语境下传授双方媒介使用权、教育信息传播渠道、新闻教育的社会价值发生变革的基本内涵进行阐述：

（一）传受双方媒介使用权趋于平等

在新媒体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視等传统媒体纷纷开始与新媒体进行融合：报纸与互联网技术融合产生了电子报刊、手机新闻客户端等融合媒介形式；广播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后产生了播客等新媒体形态，电视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后产生网络电视等新型视频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使得载体性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将面临更为广阔的空间方向。互联网将不同的媒介形式融合起来，进一步扩充了信息容量和丰富了信息形态，信息获取形式得到拓展，同时，也使得教育传播中的传受双方都能具备同等的发言权和媒介使用权。因此，变革中的新闻传播方式让信息传播的方法和手段越发多样化，让信息传播的传受双方地位越发平等化。

新媒体这些技术特性，打破了传统媒体长期固守传播领域进行填鸭式教育的格局，传统意义的新闻生产从采集、制作、发布等传播流程上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要加强如何采用多媒体形式进行发布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教育内容，将听、说、读、看、写、录等多种手段集合展现在新的媒介终端上，以此吸引更多的受众。

（二）教育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拓展

在传统媒体时代，职业新闻工作者承担着新闻采访和信息发布的主要功能，而为职业新闻媒介提供信息线索的是以政府机构、企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主的群体。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种新闻传播的传统模式被强制性地改变。用户自身参与到新闻生产活动之中，一方面丰富了媒介内容、扩充了信息容量、解决了信息的供给问题，但另一方面，受众因为自身知识架构、媒介素养、对新闻价值的认知等方面的能力存在差异，使得摆在人们眼前的信息良莠不齐，如何在海量的信息面进行有价值的信息分析、判断、筛选、整合、评论成了新闻传播者越来越重视的工作。这就要求新闻专业人才不仅具有信息搜集和发布能力等“工具理性”，还要有着渊博的知识存储、开拓的国际视野、强大的信息分析能力以及厚实的文化修养等“价值理性”。因此，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在面对海量信息所带来的挑战时，不仅要巩固学生的“工具理性”，夯实学生新闻采写的基本功，更要提升学生的“价值理性”，强化学生的信息分析能力。

此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成为现实，各种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可经互联网的传播而被受众广泛认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等纷纷登场，竞相传播；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猛烈碰撞；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之下开始变味。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地球村”里，新闻工作者尤其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如此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把关人，才能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让信息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因此，在新闻教学中强调“价值理性”的培养，应该成为新闻传播教育在面对海量信息挑战时的必然选择。

（三）新闻教育的社会价值得到放大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渐趋成熟以及传统新闻媒体的转型，信息的采集与发布已经不再是传统传媒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更多地将竞争重点放在了对各种内容产品的整合上。传媒集团力图通过这种整合，以此提升其价值，使得其内容生产成为社会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较大范围扩展到更广的社会领域，并生成传媒集团的新型的产品服务链和社会价值链。因此，新闻传播教育不能再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单一学科领域的知识水平，它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层次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培养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此外，我国的社会大环境也需要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目前，自媒体已经成为各个企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工具，在国家层面的“互联网+”的要求下，传媒集团也在进行着“传媒+”的实践：传媒+房产，传媒+旅游、传媒+通讯，传媒+游戏等形式日渐多样，这些新兴领域的创立更需要上述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因此，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多种需求，重新设计课程体系，以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二、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结合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进一步梳理有关新闻传媒教育的文献以及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可发现，我国现行的新闻传播教育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学科建构和师资队伍等三个方面：

（一）教学理念不能与时俱进

教学理念是人们对教学和学习活动内在规律的认识和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的态度和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2]。纵观国内各大高校，新媒体环境下其教学理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1.通识教育不足。通识教育源自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当时的学科知识较为单一专门，严重割裂了知识之间的联系，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通识教育的观念。它的宗旨在于培养学生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独立思考，建立起知识的相互关联，实现人才培养的完全性和完整性。结合新闻传播教育的具体实际，通识教育主要是指学生不仅要学习新闻学基本知识，同时还需要培养全面的素质。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要将精力集中到信息处理能力和不断推新的媒介形态使用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政治、经济、文哲史等多學科的知识。目前来说的国内高校里，大多数新闻学院还是以新闻类课程为主，其他学科课程安排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安排，这就造成了学生通识教育的不足，在此背景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显然不能满足新媒体发展的需要。

2.前沿知识缺乏。新媒体的前沿发展趋势带来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视野，比如，大数据传播、网络舆情引导、新媒体营销等，随着新媒体介质和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新闻传播的新概念不断涌现。然而，在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中，部分学校和教师缺乏这些新媒体理念，没有及时进行课程调整和理念转变以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还在使用传统媒体时代编写的教材教授知识，即使部分院校开始了与新媒体相关的课程，但是建立全媒体工作室的学院则十分少见，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能满足当前新媒体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只有将通识教育和前沿知识相结合，才能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培养出优秀合格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二）学科设置不合理

新闻学的学科架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学学科的专业框架，也就是新闻学的专业和方向设置；另一个是新闻学科的组织扩建，也就是新闻学的各个专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3]。目前，我国高校中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基本上还是在传统媒体对人才需要的基础上设立起来的，与新媒体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较为单一的专业设置。目前，我国大多数新闻院系的专业设置，基本上是按照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级为一级学科以后，教育部所指定的专业目录来划分的，是在网络和新媒体等数字化信息技术全面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所指定的[3]。传统的专业分类方法的培养目标更为注重以单一的新闻传播规律和信息传播技能的传授，而忽略了新媒体传播中已经注入的新传播技能和新传播元素。比如，新闻学侧重培养能在报社、电视台、广播和杂志等传统媒体做记者的新闻人才，广告学主要培养的是从事广告设计方面的专业人才等。而在新媒体发展的现代社会，不同媒体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倘若还以媒介的共性特征来设置专业和课程的新闻传播教育就已经难以适应信息传播的需要。目前有些走在改革前列的新闻院校已经看到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开始按照新媒体的特性来安排课程，比如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开始了数字营销的课程，以适应新媒体对新型人才的需要。

2.较为平行发展的课程体系。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扩展加快了新媒体在新闻领域的广泛运用，倒逼了不少新闻院系逐渐开始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并在原有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上做出了较大的改变，比如增加了舆情应对、大数据等体现新媒体特性的专业。只是比较遗憾的是，新开设的专业相对传统专业来说，还存在一定的相似度，它们还是主要围绕某一单个媒体来进行具体教学，比如舆情应对只注重微博等新媒体上的舆情监控，对于线下传统媒体的监控则又少有问津，这就使得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课程缺乏交叉，容易导致各个专业的学生只注重本专业的学习而忽视了其他专业知识的基础，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显然也是不符合新媒体发展的需要。

（三）师资队伍新媒体知识背景缺乏

目前在高校新闻学院中任教的老师，大部分是一种单一型媒介，只熟悉某一具体媒介形式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从学校毕业后直接从事登上讲台讲授课程，缺乏全媒体的概念。此外，从事教学任务的老师大多精通于自己所教授的课程，而对其他新闻类课程所了解的不多，更不用说跨学科去了解互联网、企业营销这类新媒体课程。这样的师资队伍不利于培养新媒体技术特性所要求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跨媒体的工作能力。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路径

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要求新闻院校应该与时俱进，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新媒体的特性，对传统新闻传播教育进行革新。根据上述三大困境，本文提出以下三种建议。

（一）调整教研理念，革新教学方法

新媒体发展变化速度快，新闻传播教育者应引导学生研究媒体生态圈和捕捉新媒体发展态势，主动应对新媒体中出现的问题和带来的挑战，调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内容和方法。比如，要积极地传授新媒体知识教育，指引学生掌握与新媒体相关的传播技能，如大数据挖掘、融合新闻写作等，让学生成为主角，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和新型的教学工具与学生开展互动教学，比如可以将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媒体作为教学工具和教学手段开展新闻传播教育，这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实践，亦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新媒体的特性和功能，掌握新媒介的运行理念，提高学生新媒介素养。总之，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应关注通识教育的传授，关注新媒体知识的融会贯通。

（二）课程设置要倾斜于新媒体方向

新媒体的出现引起了媒介生态圈的巨变，这要求高校新闻课程设置应打破传统媒体时代专业教学的壁垒限制，引导学生在积累多元化知识和跨媒体思维的基础上，掌握新媒体的各种技能。因此，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设置要重点扩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运用新媒体的实践能力，建构起基础厚、跨媒体、精专业、重实践的新闻学科课程体系，培养出数字化的记者。在新的课程体系中，文字能力仍旧是基础，口头播报、视频剪辑、网络编辑以及事件策划能力等仍旧是新闻专业学生的重要生存技能。在当下新媒体时代，课程设置要注重加强对数字化记者的培养。

此外，新闻学课程设计要注意将两个方面融合起来，一是将教学、实验、实践融合起来，另一方面是要将新闻业务、媒介经营与管理融合起来。课程与课程之间，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共享，也要留有一定的扩充余地，以便適应新媒体更新换代周期比较短的特性。

（三）重构教师队伍内涵

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是新媒体时代的主要教育工作者，新闻传播专业教师要不断学习新媒体知识和更新知识结构，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实现新媒体知识的重构，达到知识系统的重启，才能承担起培养高素质的新闻学生的责任。高校可从媒体中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记者、编辑、新媒体平台管理人员等，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教学任务中。这就要求学校在引进人才时，要突破学历上的过高要求，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此外，还应具备一个让教师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保障。新媒体的发展显示了技术的强大力量，技术的进步更加凸显创意的珍贵。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技术平台的保障[4]。没有前沿的技术理念和熟练的业务操作能力，师资队伍的重构就很难实现，创意的活动也难以实现。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为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必须进行教育模式的革新，更新教育理念，进入移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作为教学手段和工具，进行跨学科的通识教育的培养，积极构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同时，还要进行课程设计的革新，将课程设计的重点放在新媒体上，加强对数字记者的培养。此外，由于教师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核心[5]，这要求在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中，要特别注意教师队伍的内涵重构，从而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到完善。只有这样，新闻传播教育才能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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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4] 郑亚楠.移动互联时代新闻传播师资队伍重构刍议[J].新闻传播， 2015（6）.

[5] 余秀才.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境与革新[J].新闻大学，2015（4）.

作者：钟之静

新媒介时代的网络舆论论文 篇2：

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摘 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新媒体虽然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要实现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课题以新媒体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从三部分論述了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第一部分主要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实现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方法；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提升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途径。

关键词：新媒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 方法途径

随着现代数字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新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新兴载体已经进入大学校园，并且成为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各类新媒体以其快速广泛的传播方式和丰富多彩的传播内容，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确应对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一、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依据教育作用的成效，可以分为教育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教育的正向功能，是指教育对个体和社会的积极促进作用。教育的负向功能，是指教育对个体和社会所产生的阻碍作用或者消极影响。

1.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向功能。

1.1新媒体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新媒体能够非常有效地传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理念的认知。“媒体通过向人们展示崭新的、奇特的情景，让人们逐渐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教会人们亲身参与，对不同的观念进行选择，而这正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一种交流能力。”新媒体突破了以往单纯以语言、文本为载体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而是采用了全新的转编码方式，汇聚图像、文字、声音、音频、动画、视频等信息形式，融合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脑、录音、录像、超文本链接于一体的全信息操作平台，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鲜活立体的方式传递给大学生。

1.2新媒体有利于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教育。“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学生的学习形式、知识渠道也会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多元。”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大学生更能找到自我，体现自我，张扬自我，使自我意识不断加强。而自我意识的加强则是大学生在现实的社会中作为一个个体、一个公民所拥有的公民权利和所要承担的公民义务。同时，新媒体海量的信息和灵活的网络接入方式也为加强大学生自我教育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新媒体能够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转化为媒体形式的信息，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在他们面前，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面的引导，从而实现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1.3新媒体有利于扩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范围。新媒体技术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学生和教师不再需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地选择适合的时间、地点使用新媒体平台与教师进行双向互动式的交流。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通过新媒体平台获得海量的信息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新媒体技术把已获得的信息转化为对自己有意义的知识。大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时间通过手机、电脑等新媒体形式获取新媒体平台上丰富的信息资源，聆听某一个著名的教授的讲座，参与学术上的交流和讨论，而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新媒体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2.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负向功能。

2.1新媒体的不良信息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污染。现如今的信息社会，新媒体所传递的海量信息是以往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些信息之中有正面的、进步的、健康的，也有负面的、落后的、腐朽的。在新媒体传播的海量信息之中混杂着大量垃圾广告、垃圾信息、露骨的教唆以及反动的宣传，这些都容易分散大学生的注意力，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影响大学生的正常学习。例如，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热衷于新媒体平台中的各种游戏、娱乐活动，甚至在平时课堂上也偷偷地忙着发微博、聊微信、QQ等。一些大学生过于依赖新媒体，做作业、写论文都依赖网络上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简单地拼凑，从而变成自己的东西。

2.2新媒体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冲击。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传播迅速。但是许多不良的信息通过新媒体平台肆意传播，对于价值观正在变化和发展的大学生来说就显得难以辨别真假和好坏。而错误的观点和信息会对大学生原有的思想道德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弱化他们原有的理想信念，进而导致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出现滑坡趋势，甚至可能造成违法犯罪的行为。而西方国家也利用新媒体进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散布不利于大学生思想观念健康成长的思想和观念。近年来，西方国家加强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宣扬与社会主义相背离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所以，在新媒体信息丰富多变的环境下，大学生尚未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2.3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使每个大学生都可以成为一个传播载体或者消息源。大学生是使用新媒体最为活跃的群体，新媒体已经成为他们表达个人意志、实现人际交往相当重要的方式。互联网与手机的互动更具有隐蔽性和不可预见性，因此大学生获得的信息具有难以控制性和不确定性，给大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认知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引发大学生心理信任危机和人格障碍，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

二、实现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方法

1.加强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素质：

第一，要具有较为扎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及维护这一理论的责任感。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强化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抵制新媒体传播的不良信息，将主流意识传递给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把握新媒体影响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并且做出积极的回应，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效地运用新媒体，在新媒体平台上奏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第二，要具有扎实的新媒体技术知识，能熟练地运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增强自身的新媒体素质，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把教育教学工作同新媒体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建立与学生及时沟通和交流的多种途径，进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要学会用个性化、时尚化的语言与学生进行沟通，要具有利用新媒体随时随地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识。

2.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阵地意识，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在大学建立各种校园新媒体平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

首先，加强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建设。要积极搭建优秀的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开发超文本结构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电子教材。通过充分利用新媒体现代电子技术，融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使大学生的视觉、听觉都产生立体感觉，从而提高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加强大学校园网的建设，建立主题鲜明、内容客观、形式新颖、设计简洁的专业的、权威的红色教育网站，开设各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课程、校园官方微博和学生论坛，通过运用各种新媒体信息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教育活动，抢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媒体阵地。

其次，通过新媒体平台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并为他们排忧解难。要鼓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校内网、博客、微博、微信、QQ群、飞信群、校园BBS、校内论坛、手机报等新媒体空间，主动“关注”学生，及时了解大学生当前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对当前国家大事和社会热点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分析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防微杜渐，避免小问题酿成大风波或者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需要通过这些新媒體平台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掌握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搭建起师生双向互动交流的平台，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进行检验和巩固。用正确、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引导和教育大学生。

3.全面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媒体素养，也称为媒介素养，是指面对各种信息时的理解、选择、评价、质疑、思辨和创造等能力。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就必须提高他们自主利用新媒体获取知识、判断、甄别知识的能力。

在大学开设媒体素养课程是培养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有效途径。其中包括对媒体概念的介绍，认识新媒体，包括对新媒体特点、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其传播规律的认识，对新媒体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大学生建设性地使用新媒体的能力。通过分析当代大学生媒体素养的现状，确立明确的培养目标，从而培养更有批判性、更具主动性的新媒体使用者。“培养既有时代忧患意识，又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是媒介素养教育最高层次的目标”。各大学要增强学生在处理各种信息和事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保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免疫力。

三、提升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途径

1.实现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存。一个良好的新媒体生态是保持适度竞争、多元并存的状态。但是，在多元中必须要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主流文化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必须有统治或整合公民意志的意识形态，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持续表达过程中，变为‘社会无意识’”。弘扬主流文化、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正确的思想来引导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新媒体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任务。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建正确的舆论导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弘扬主流文化，并维护主流文化的领导权。但是，由于“主流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流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所以，秉承多元文化共生共进的原则，反映多元利益，发出多元声音，将有利于大学生思想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2.加强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建设。首先，要建立有效机制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为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优化新媒体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要以科学发展观思想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文明有序的新媒体校园网络学习氛围，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开设具有交互性、开放式的各具特色的活动，把德育教育内容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去，以文化育人，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修养，形成良好的校园文明新风尚，营造一个积极进取的校园精神风貌，以增强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其次，要进一步制定并完善各种新媒体信息传播法律法规，健全新媒体信息监管体系，净化新媒体信息环境。必须对新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途径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完善新媒体发布信息的监控机制，从源头上净化新媒体，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同时，还要建立严格的校园信息处理机制，成立专门的信息监控机构，以确保信息的安全，从而保障大学生在干净的信息环境中使用新媒体。必须把握校园新媒体平台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正气，塑造大学生高尚的情操，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3.优化新媒体条件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新媒体条件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同时还要在研究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的基础上，突出针对性、时效性、和服务性。一是针对性，就是指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和思想形成带来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针对性地讨论、研究和解决大学生关心的、遇到的各种思想政治问题和社会热点。二是时效性，新媒体使得信息传播由单向转为双向甚至多向传播，学生和教师可以在相同的时间获取最新的信息资源，思考最新的时事热点问题。三是服务性，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种信息和思潮无孔不入，使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和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就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及时了解大学生的需求，努力为大学生的成长导航，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价值导向的同时還能为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服务，以更好地吸引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四、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新媒体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新媒体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心理健康、学习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对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系统研究，提出实现与提升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方法与途径，这样不仅可以增强新媒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且有利于抵制西方媒体霸权，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能更好地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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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萍敏（1992—）女，广东梅州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广东实践。

作者：曾萍敏

新媒介时代的网络舆论论文 篇3：

认同感政治：西方新社会运动述评

内容摘要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不仅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新表现形式。该运动虽不是由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直接引发的，但却导致了对社会阶级、政治矛盾和文化经验界限的重新划分。作为一种多元社会的认同感政治，其表现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价值之间的冲突，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新社会运动虽然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但是其对现有体制、政策和权威构成了挑战，并且对政府公共政策和全球化治理机制来说，它是一种潜在的积极力量。

关 键 词 社会运动认同感政治价值观

作者 何平立，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上海：201701）

按照政治社会学的解释，社会运动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威尔逊在《社会运动导论》一书即释义：“社会运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1］。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社会运动对社会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而戴维.波普诺则认为“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进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伴随而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社会运动”［2］。自20世纪60年代始，欧美国家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其不仅有反核和平运动、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等，而且还有自由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消费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平等对待艾滋病患者运动等等。这些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虽诉求各异，却声应气求，愈演愈烈，以致西方学者用“社会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的概念来描绘这一社会发展态势。

新社会运动理论与发轫背景

社会运动研究是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因此，欧美学者对于新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流派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其代表人物图海纳根据文化模式、投资和核心冲突的类型将现代社会划分为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或程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并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冲突不再指向政治权力或物质利益，不再涉及剩余价值占有的生产领域，而是出现在“工作以外的生活”抑或是“消费”领域。［3］而梅卢西则认为，当代社会是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现，新社会运动以个人认同以及决定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权力为诉求，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4］哈贝马斯则将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认为当制导机制（系统整合）扰乱了规范、价值和意义的生产过程（社会整合）时，危机就会产生；在现实中表现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被市场机制和科层权力所侵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它提供了社会运动所涉及的不满和紧张，而新社会运动代表了重建濒临危机的生活世界的自卫性努力。［5］哈贝马斯指出这种“新的冲突并非由‘分配问题’，而与‘生活方式的规则’有关”；这种新型社会运动来源于一种“无声的革命”，是从社会、内政、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旧政治”，发展为以生命、平等、个人价值实现、参与和人权问题为基础的“新政治”。［6］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学界研究社会运动的理论也兴起，如资源动员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等，其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梯利等人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参与社会运动、挑战现有制度与价值观的，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排斥的群体或被边缘化的群体。其理论指向在于分析政治体制中影响社会运动过程的各种静态或动态的要素。90年代该理论发展成四个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媒体的关系。［7］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取决人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多少，而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最终还是通过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等等。

新社会运动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的极大发展，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传统的工人运动逐渐衰落；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畸形发展等，促使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考量新社会运动滥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传统社会运动（如工会运动等）无法在政治上和纲领方面应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对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冲击的挑战。故新社会运动从兴起之始就视自己是一种全球性运动。

二是新社会运动发端于反叛西方主流文化的“嬉皮士”运动，是西方青年试图以各种反叛行为发泄对现实社会不满以及对抗传统价值观的一场文化抗议运动。正如美国学者杰佛里·伊萨克指出，新社会运动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战后政治的相对稳定中出现的对抗（不满的宣泄）和挑战。

三是二战以后出身的一代年轻人，在享受了欧美福利国家“丰裕社会”的物质富足后，开始追求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倾向和崇尚个性解放、关注生活方式、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些诉求往往使资本主义体制一时难以满足时，便易引发与导向社会运动。

四是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新科技的采用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使参加新社会运动的中产阶级人士反对市场制度和技术统治；质疑现代化早期的工具理性，认为这种价值观导致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和风险，应该重新确立价值理性的地位，尊重文化差异和发展道路选择。

五是资本主义发展规模由于资本输出、科技发展等超越了国家范围，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等引起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以及利益集团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如跨国NGO（非政府组织）反对WTO以及反对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即为例证。同时，这也促进了社会运动价值和目标的多元化。

从对西方新社会运动考察，主要是由许多分散的NGO或NPO联合起来、组织发动的。然其参与者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纲领章程以及无固定的角色，也不是以阶级为中心形成政治认同。因此各种新社会运动不存在统一的主体，只有不同类型的、又互相交叉参与的抗议群体。故其又被称为“单议题运动”或称为“一种运动的运动”。从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方式来看，主要是动员群众开展短期的行动，成员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以彼此联系。运动提倡非暴力化手段，主要方法是通过利用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引起社会轰动效应；进行群众性抗议活动和上街示威游行，以给政界和经济界决策人物施加公众压力等。新社会运动的全体大会是世界性论坛和地区性论坛，议事日程和会议地点往往视当时最有影响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情况而定。如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青年环保主义者等参加社会运动，通过街头大规模抗议使世贸组织的会议遭到失败。2001年在《世界报》倡议下，世界社会论坛作为达沃斯经济论坛的对抗形式在巴西阿雷格里港成立，并从那时起其发展成为每年举行一次的全球性批评者聚会。新世纪以来，世界社会论坛还举办了多次地区和洲际的论坛。2002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欧洲社会论坛有30000人参加，2003年的巴黎欧洲社会论坛有60000人出席。2005年7月德国第一次国家级社会论坛在埃尔富特举办，论坛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战争和种族主义”。同时，佛罗伦萨50万人集会示威游行支持这一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战争的口号。2006年7月的同一天世界各地有千万人参加反战游行，由此可见社会论坛指导思想的持续吸引力。

在西方学界，新社会运动被认为是体现一种新政治、亚政治，然更多学者倾向认为是一种认同感政治。这使传统意义上的制度化政治受到挑战，而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正在兴起。因为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机与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试图改变的是社会上某一种主流价值观和行事方式，要求社会尊重个体和支持他们所认同的某一种身份或价值；而参与者之间的聚合基础也多是某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如同性恋者、动物爱好者、生态保护主义者等等）。它突出了社会结构和矛盾中以往被阶级政治所遮蔽的社会成分及其文化冲突，如宗教、性别、族群、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认同。因此，学者们认为新社会运动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反映的是传统认同感（阶级意识）日渐式微的态势下，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认同感的兴起。

新社会运动与中产阶级

西方学者研究认为，社会发育主要有两种组织化路径：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在当代市场经济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诉求多元化以及社会阶层之间流动速度加快，已弱化了传统的组织权威、科层等级和阶级关系；新中产阶级的扩容，也改变了传统社会阶级两极对立的格局。而生活格调和社会态度的个体化，也在消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分野。丹尼尔·贝尔曾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年代，这一切无不与中产阶级有关。西方学者用“碎片化”概念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在社会分层、价值观念和意识层面的新变化。社会政治运作的主要形式，已并非是阶级或阶层的模式，而多是以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出现，这是因为阶级从事政治行为的能力已被社会多元化所削弱，阶级内部的利益聚合已很难达成，而相关利益更加紧密的行业、职业以及社会团体的发展，逐渐取代了阶级、阶层的组织作用。如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的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或保守派等，都扎根于非营利领域。这一现象的增长确实引人注目，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如选举、政党、工会这些更加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在逐渐衰落”［8］。由此可见，以新中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NPO（非营利组织）或称NGO，正是推动新社会运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从非暴力化战略和市民社会是新社会运动的两大支柱而论，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9］这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以自由为特征的公共领域存在为前提的。而西方左翼思想家也认为，更多的民主则要求“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分立；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多层次的（跨国家的）国家，这种国家时时对一个多元主义的、自我组织的（国际性）市民社会负责，并且建立在国家建制和社会建制之间进行公开中介的种种机制——政党、议会、传播媒介和法团主义程序”［10］。

新社会运动参加者的社会成份十分复杂，除形形式式被现代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以及性别主义者、光头党、嬉皮士、同性恋者等等，基本力量主要是中产阶级人士。据调查表明，1958年英国成立的“争取核裁军运动”组织的早期活动分子，他们中的90%来自新中间阶层；1984年成立的法国绿党以及德国绿党都是以管理人员、大学和中学教师以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中产阶级。丹尼尔.贝尔的研究数据也表明，1975年美国推动新社会运动的非营利部门中心是由保健、教育和研究部门600万人组成，“有一个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核心，他们不仅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而且总的说来，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态度比整个社会的态度更加自由。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将出现要求社会变革的巨大压力”［11］。因此新社会运动不仅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新表现形式。它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取代了传统劳工运动和左翼运动在社会政治中的主要地位。“这些运动并不是由生产关系直接构成的，它们导致了对社会阶级、政治矛盾和文化经验界限的重新划分”［11］。

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力量是中产阶级及其社团组织，这不仅因为现代西方社会橄榄型结构中中产阶级是主体部分，更重要的是由多元社会中产阶级的市场能力、社会地位、教育水平以及政治生活态度和价值诉求所决定。从中产阶级作为新社会运动基本力量去审度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产阶级价值取向多元化同新社会运动的特点和方式有所契合。西方中产阶级是根据职业、地位和市场能力划分的多层次化、涵盖若干职业群体的“中间性”阶级，因此赖特指出其在阶级结构中具有“矛盾性格”和“矛盾地位”。而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则认为其是一个“职业拼盘”，“因为他们没有公共地位，他们的个人地位就决定着个人的发展方向”。故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虽要求有所改良，但也抱有幻想，企盼向上爬的机会；同时，他们又害怕被无产阶级化。故中产阶级处于社会中间结构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中多数并不支持劳工运动等社会左翼运动，而赞同对社会的改良。如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荷兰等国的新中产阶级中要求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分别占80%、84%、82%、85%、75%、81%。故参加新社会运动的中产阶级支持者明确表现为改革主义者，如对德国生态运动绝大多数支持者的价值系统的具体观察表明，一方面是对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极端怀疑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的强烈参与倾向和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他们的确比普通人更不满意现行政治体制的功能，但这一不满主要是针对现存的精英和既存的利益调节机构，而不是政治制度本身。［12］

二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成功地代表中产阶级的多元利益和多样化的政治诉求与价值诉求。西方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缺乏共性的价值认同，也没有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多元的社会角色使其在社会政治态度方面具有矛盾性与不确定性，这正是其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具有异质性与复杂性使然。他们之间既有激进派，也有保守派；既有左倾人士，也有右倾人士，各种社会观念与态度十分庞杂。在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背景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中，他们基于自身复杂利益关系，总是左顾右盼、摇摆彷徨于左、右翼党派之间；他们是西方政治文化博弈论中“中间选民理论”的主要对象，但是当中产阶级有利益诉求时，他们就会显示出社会张力。以行业、职业为背景的中产阶级人士常常为自己的某些利益采取社会行动，以影响公共政策。如20世纪90年代在巴黎、米兰、纽约等西方各大城市多次发动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就是以新中产阶级人士为主要运动力量。又如当今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有德国共和党、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丹麦进步党、瑞典新民主党、挪威进步党等）利用种族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其支持者也多为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

三是新社会运动之所以“新”，就在于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即这些新问题既不是根据任何特定阶级，也不是根据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团而提出来的，因而产生了来自各个社会阶级的集体性的政治行动者。同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并不是工人阶级所优先考虑的事情（如分配公平等），却往往是中产阶级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所最为关注的。因为中产阶级在享受“丰裕社会”同时，又感到自己的自由、自尊、自立等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生活质量受到了威胁。这正如怀特所认为，对于西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新价值观和“新社会运动”的新型群体而论，政治首先并不是社团经济或者福利国家所能提供的补偿之物，而是防范和重建濒临危险的生活方式之物。简而言之，新的冲突不是由分配的难题所导致的，而是由那些与生活形式有关的语法所激发的。［13］

四是新社会运动反对现代化的缺陷（如科技带来的风险、生态危机等），所涉及的议题包含较强的专业知识背景，这与劳工运动为生存而斗争的经济要求不同。它被视为一种知识运动，一种与主流的以科学为中心的科技知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知识、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知识相对立的知识反抗运动，并试图通过知识反抗建立一种新文化生活摸式。所以新社会运动需要中产阶级人士的加盟；多元价值诉求的中产阶级不满现状，也需要在新社会运动中发挥专业知识以显示力量和证明自己。

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西方中产阶级各群体人士正是凭藉各种新社会运动形式，以表达自己的生活理念、政治意愿和价值诉求。这些运动所表达的对抗虽不是阶级对抗，但指向非阶级的权力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文化抗议运动。

新社会运动的国际政治效应

当代，在欧美各国展开主题形式多样化的新社会运动，由分属不同国家、民族、阶级和阶层的成员参加，对西方国家传统政治理念和格局发起了挑战。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评价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仅仅是阶级受到了挑战，而且那种认为所有政治区分都能在左——右翼谱系中找到位置的观念也被置疑。人们宣称如此区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越了左和右的新的问题被年轻的‘后物质主义的’人群提了出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取得了物质富足。据说一种新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新的‘主体性’，挑战所有的‘旧’政党、代议制民主、家长制统治、大西洋主义和对增长的沉迷” ［14］。西方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风起云涌，其中具有主导性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是“西方新社会运动最活跃、最有影响，对资本主义制度冲击也最大的一支左翼政治力量” ［15］。从这些不同议题的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态势来看，不仅催生了全球公民意识，而且促进了全球政治民主化，对不公平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矫正作用。其国际政治领域内的效应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是新社会运动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动员公众开展的社会运动，为个体公民提供影响政治的参与机会，展示了其对民主和政治的新的理解与挑战。正如弗雷德里克.斯塔姆指出的，这些运动“与那些向国家干预活动媾和的政治参与发生了冲突——她们通常处在国家制度机器认可的范围之外；它们通常向体制政治代议制形式提出挑战。他们确实构成了西方发达社会政治转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中介”［16］。因此，从一方面而论，在民主政治框架下，新社会运动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它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以社会制约权力”；有利于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有利于社会组织发育以及促动NGO或NPO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正如詹姆斯.N.罗西瑙指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种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非营利组织就成为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17］

二是新社会运动的“认同感政治”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西方政党政治，迫使以阶级中心为政治认同基础的主流政党对应形势，采取“中性政治”改革措施，以扩大执政基础和理念。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工人与社会中下层人士为主体的政党。2003年为争取更多的中产阶级加入，曾宣布了《新中产阶级纲领》，今天实际已是“全民党”。有学者曾在德国《议会周报》（1996年第6期）中指出：其“党内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如此错综复杂，充满矛盾。党员的生活状况和生活风格的多元化达到如此繁杂的地步，无论是它的党员还是选民都是如此。有立场坚定的、加入工会组织的鲁尔矿工，也有年轻的、生气勃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科学家。传统主义者与现代派、唯物主义者与后唯物主义者、企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与略带绿党色彩的雅皮士、领取社会救济的穷人与百万富翁、庸俗的小市民与妙趣横生、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东德人与西德人、醉心于微电子技术的工程师与敌视科学技术的生态学专家——所有这些人都处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屋顶下”。民意调查专家曾经把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和选民划分出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集团。为此，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正走向“后政党政治时代”。

三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社会运动，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和开展全球公共利益问题的讨论，促使国家政府对一些公共利益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其关心的是经济公正、人权、道德、环境的整体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国家间的谈判中经常被忽视，国家间谈判首先关心的是获取政治、军事或经济优势的问题”［18］。所以，有关全球公共利益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行动，以及不断提出的环境伦理、环境公民权、生态政治、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新思维和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往往容易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呼应，形成广泛的共识和行动。同时，促使国内政治决策越来越多地处于国际社会监督和压力之下，迫使政府为改善自身形象而在公共决策和行动中增强责任感。

四是新社会运动往往是世界性的，超越了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全球治理中往往代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进行一定的修正，推动了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运动。尤其是生态运动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已使环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1997年联合国世界气候变化会议（京都会议）上，参与新社会运动的国际NGO即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此等非国家角色的积极参与，也由于它们同国家代表的积极能动的互相作用，（京都会议的）最终结果包含了许多新的、意义重要的因素，从国际正义的眼界来看尤其是如此”［19］。又如，冷战后在全球开展的几乎所有的维护和平运动，各种NGO或NPO都发挥了积极作用。80年代初欧美国际NGO组织发起的大规模和平运动对推动美苏之间的核裁军谈判起了重要作用。

五是推动新社会运动发展，并被称为“国际第三种政治力量”或“第三种机制”的国际NGO或NPO的世界政治作用正不断增大。这不仅促动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而且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促使不同国家群体乃至政府的国际“社会化”，使其产生一种全球意识和世界性眼光，并使国际和跨国的互相依赖构成了当今全球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20］这些组织正被认为是全球社团革命的代表方向。

六是新社会运动不仅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冲突的新表现形式，而且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和新的参与政治方式。其在价值观上是反现代主义的，反对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的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推崇人际团结，反对集权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更多的是追求个人自治，而不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总而言之，其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两性关系、工作伦理和消费价值观等。［21］西方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给国际政治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种新的气象。

新社会运动面临的问题

新社会运动在全球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然该运动是一种反体制的运动，其核心是对政权和国家的批评，是对权力和权威的挑战与批判，故其仍只是在政治框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一种“草根运动”。因此，新社会运动要保持继续发展的态势，其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是新社会运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运动，有固定的组织结构和系统，有固定的章程和纲领。其以各种议题为主的运动中，存在不同观点的派别和相互矛盾的思潮。因此，这种力量分散、组织松懈、目标多元、战略缺乏的形式，在运动阵线中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纲领。这对新社会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重要问题。

二是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具有全球性，这往往可能同所在国的国家政策、利益和主权发生冲突。由于该运动的功能完全依靠道义力量进行社会呼吁、媒体舆论和行动来扩大影响，但是这对有强大势力的利益集团，以及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其作用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在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上，在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分歧巨大，难以形成广泛认同和统一认识。因此如何获得国家政府力量的支持，如何在价值诉求上获得社会更多的支持，这是新社会运动必须认真反思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某些行动议题的新社会运动在价值取向上往往是西方化的，具有政治倾向性。如西方学者认为，NGO并不是简单的跨国压力集团，而是有自己权力的政治行为者。洛弗尔.利夫文在《非政府组织和人权观念》一书中指出，美国人权运动就是以“一种自由的、西方的和实际上美国式的方式来加以阐释的”。因此，新社会运动如何避免被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所利用，这应是尤为重要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针对苏联东欧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人权运动”，导致苏东社会剧变，就是受到西方国家政府资助支持的一种新社会运动。

四是新社会运动如不被边缘化，就有同其他社会运动和组织合作的必要性。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合作路径将是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一方面而论，新社会运动中部分社会“边缘化”人士与新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具有共同的观念意识和反体制倾向，后者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中产阶级下层人士，他们对现实具有强烈的否定态度，强调种族政治和排斥移民等。从另一方面来看，新社会运动的反体制特征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也有结成同盟的可能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有广泛基础的传统政治哲学，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和谐共存的形式。［22］当前，新社会运动在这两方面的走势都已萌芽，作为一种被视为“新的渐进政治”的力量，

如何整合资源、调整战略、确定共同纲领等，以及其未来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敏感问题。

五是新社会运动缺乏组织经费，往往容易产生“独立性危机”。该运动没有会员规则以及固定缴纳会费等传统组织方式，主要依靠第三部门和社会民间组织的资助，故缺乏物质资源的支持。因此，该运动在接受各种方面资助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独立性和公益性，这也是关系其发展前途的重要问题。

从当前新社会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很显然，其要发挥影响和作用，继续成为影响各国公共决策和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一种潜在的积极力量，那么就不仅需要价值观的认同感，而且必须解决或克服上述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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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