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

[摘要]以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生态危机下的马克思主义重建，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希冀将反映时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之中：提倡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 篇1：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究师德建设机制

近些年国家、省、市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师德建设的政策法规，虽然已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但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仍然需要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经典哲学原理，不断推进师德建设有效机制的深入实践研究，建立深入持久、富有实效的贯彻落实的机制，从而不断提高师德修养，更好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要。需要我们在马列主义经典哲学原理指导下，通过科学谋划，积极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师德建设机制，构建适应本地区实际的师德建设动力系统，从而有效培育高尚师德，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净化育人环境，解决当前学校频出的师德问题，确保教育教学工作健康开展。

一、师德建设机制的研究原则

1. 客观性原则。面对师德现状，研究者对待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努力探索富有实效的师德建设机制，从事实出发，寻找发现规律。

2. 系统性原则。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一定的因果关系。本项研究要将师德建设机制放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进行考察，要运用系统方法，从系统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来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系统与要素的关系。

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在现有师德建设机制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研究;同时，不断从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汲取营养，发展并逐步完善理论，最终实现理论更好为实践服务的目标，推动地区师德建设机制有序运行。

4. 运动发展原则。事物在不停运动发展，运动是绝对的;我们的研究应当跟进时代发展，特别是网络与智能手机时代的突然到来，应当把研究关注热点焦点放到网络媒体上，而不能仅仅停留或局限在纸媒时代。

5. 教育性原则。注意贯彻教育性原则。师德研究对象为广大教师，各项研究要符合被试的身心发展规律，利于被试的健康发展。

二、师德建设机制的界定

1. 师德。学界认为，社会道德是调整人、社会、自然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教育学指出，师德应以社会道德为基础，是教师调整自身与学校、学生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准则，通常情况下把教师的职业道德简称为“师德”。

师德客观上要求教师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应当趋近于圣人所具有的完美道德。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和社会，只有具备高尚情操、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教师，成为青少年学习的楷模，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就教师个体而言，明确师德定位，才会严格约束自己的从教行为，降低不良行为的发生率。所以，解决困扰教育健康发展问题的重要一环，是抓好师德建设。

2. 师德建设机制。师德建设机制应当是教育生活中、学校工作得以健康有效运行的约束和保障，它贯穿教师成长全过程，不断为完善教师个人修养及提高自我认知提供必要的保障。它的内动力源于教师本身，教师爱这项事业，乐于为此不断提高师德修养，有意识积蓄向上的正能量。它的外动力来自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统一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操作规范，包括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基本条款，应当让教师明确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违背的，以促进这个行业形成优良风气，从而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对优秀教育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学校则为师德建设提供生长平台与发展空间，这个平台与空间所提供的，同样也是洒满阳光与充满鸟语花香的正能量。事实证明，内驱力与外动力形成方向一致的合力，才可以最好发挥师德建设机制的效用，保证师德建设机制做正功。因此，我们提出构建师德建设有效机制的动力系统的假设，把它作为本课题主研方向。

三、 落实师德建设机制的途经与方法

1. 学校落实师德建设机制的基本途径主要包括：师德学习班（政治思想、政策法规、敬业爱岗、从业心理辅导）;师德报告会;教师参与的校内外公益活动;校领导与教师的双向交流，有效互动（集体讲话、个别谈心、分组学习讨论，校长可以通过个人影响，结合师德实际，有针对性的制定计划，率先垂范，调动教师建树高尚师德的积极性）。通讯媒体（智能手机、电脑、网络资源等）交流;参观考察。

2. 学校落实师德机制的方法主要有：说服，榜样，参观，锻炼，陶冶，修养，表扬，批评、奖励和处分、评定。

做好说服工作。对教师进行师德教育，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激发教师的自觉性。可以采用讲解、报告、谈话、讨论等方式进行。

做好榜样示范工作。学校树立榜样，定期表彰师德优秀教师，发挥榜样辐射示范作用，引导全体教师提高师德修养。

组织好参观考察。组织教师深入社区或贫困学校，通过了解典型的实际事例，促进教师思想转化，提高思想认识。

做好实践锻炼。组织教师按照有关要求，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体验拥有良好师德的快乐，打造良好师德的品格，形成优秀的师德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

陶冶情操。通过创设有教育意义的情境和组织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潜移默化培养高尚的师德品质，长期坚持，不能松懈，用高尚育高尚，用高雅育高雅。

强化个人修养。主动汲取健康向上的思想营养，严格要求，自我反省，不断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以提高教师思想品德修养。结合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际，端正思想，转变作风。

表扬、奖励与批评、处分。学校对教师高尚道德行为及时给以表扬，也可以进行物质奖励，用以巩固和发扬他们的优良品行;对师德中不良表现，应进行批评或给以相应处分。对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行为，则应加强教育，以治病救人为主。违法犯罪的，则应交给司法部门，依法给以惩处。

评定。各校年终均对教师进行业绩评定，已经形成制度，结果直接关系到教师评优晋级。教师重视这样评定工作，学校应当对师德进行更为明确的赋分，让师德建设成为得分最高的一项。

发挥手机、网络优势。随着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的有效接通，这里成为教师精神世界的乐土，学校应当关注手机与互联网对教师师德建设的影响，应当积极占领这块阵地，让手机与互联网成为教师提高道德修养的纯净空间。

学校师德建设机制中，上述途径与方法较为常用，它们仍需要科学归类梳理，才能成为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师德建设机制不仅仅是各项规章制度，也不单纯是各类活动，应当是各项制度与活动的有机融合。

四、学校建立师德建设机制的策略

1. 要把师德建设机制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相结合。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正在广泛深入开展，为师德机制的有效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实验单位，完全可以借路线教育东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师德管理机制，直接保证工作迈上新台阶。

2. 要把师德建设机制与贯彻市教育局有关师德规范相结合。进入新世纪以来，吉林市教育局出台了多项师德规定，2014年全面落实了教育部的《中小学师德管理规范》，为开展机制建设提供了政策保证。

3. 要把师德建设机制与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相结合。师德建设机制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教学等中心工作的必要保证。机制的建设，不能脱离学校工作实际，不能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要与学校工作有机结合，机制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是为学校各项工作保驾护航的，而不应当是添乱或牵扯精力的。

4. 要把师德建设机制与培养教师专业化成长相结合。师德建设机制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教师师德水平，对于教师专业化成长，有积极促进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师德是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最重要指标。教师师德水平显著提高，把敦品厚德作为一生不懈的追求，不再发生有违师德禁令的行为，为学校和谐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与保障，标志我们的研究取得了实效，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5. 要把师德建设机制与相关重点规划课题研究相结合。师德机制建设，要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实效，科学研究。有关实验单位，应当进行充分调研，清楚师德问题的症结所在，建立最适合本单位的有效机制，同时兼顾同类学校，保证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6. 师德建设机制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有关法律赋予的权限内开展研究。

7. 成立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建立学校一把手负总责、行政班子及相关处室各负其责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师德建设机制的规划和指导，将师德建设机制提上议事日程，提高全校教职工对师德建设机制的认识。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组，负责学校师德建设活动的具体组织和落实，确保师德建设机制及时建立，并顺利投入使用。领导小组与秘书组互相配合，为全校师德建设机制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提供必要保障。

五、师德建设机制的最终呈现方式

师德建设机制应当是一种有形的规范与约束，以系统科学的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立体全方位融入各项管理工作之中。学校全员参与，各就各位，各司其职，随着校门打开，第一名学生走入校园，机制就有效运转起来。我们看到的是学校管理井然有序，教师按照这项弃满生机与活力的机制，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享受和谐教育，健康成长。

师德建设机制最终的呈现方式应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渗透到学校各方面工作中。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滋养教师的性情，激励教师进步，鞭策教师科学从教，爱岗敬业，敬业若神。最好的机制不是挂在墙上，而应铭记在教师心头。

作者：郭莹莹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 篇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探究

[摘要]以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生态危机下的马克思主义重建，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希冀将反映时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之中：提倡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主旨　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及其根本性质的学术界定却不甚清晰。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生态危机下的马克思主义重建，力图将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之中，探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的“红色”性质就显而易见。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没有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红色”性质明确表达出来：国内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红色”性质也就重视不够，大都倾向于讨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自然的解放”问题，即便“人的解放”被提及，也多被包容在“自然的解放”体系中。其结果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被看作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带有红色标志的绿色理论，而没能体悟到它更是一种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与人的解放

“北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必要性和理论主旨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证与说明。

阿格尔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方法，“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与被压迫人民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即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资本主义危机模式理论。这三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在不同层次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要素的思考，其中，异化理论侧重于从哲学层面思考革命的主观要素，即革命的意志动力；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侧重于从经济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即革命的结构动力；资本主义危机模式理论在经验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即社会主义革命既不会自动地发生，也不只是人的意志的产物，即使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如果没有经验的危机趋势，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总之，“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它把对结构性崩溃的认识与能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是完整的。”

在阿格尔看来，历史上各种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能真正领悟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精髓，它们要么夸大马克思的决定论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宿命论的决定论：要么夸大马克思的唯意志论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哲学形式的社会批判理论。前者的主要代表是第二国际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必然”还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要把这种必然转变成现实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性。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感叹革命主体已完全衰落，只能诉诸一种哲学形式的对资本主义支配现象的批判。阿格尔指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抵触，但实质上一致，即它们都不再使马克思主义发挥政治功能了，它们都未能真正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真的可以消除或者无期限地遏制其危机趋势吗?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严峻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加深劳动异化的同时，又呈现出明显的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资源的趋势)对此给出的是否定性答案。由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进行激进变革的新机会，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及时修正过时的危机模式，提出一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当代状况并能促进阶级激进行动的新意识和新观点，以探究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基于上述分析，阿格尔得出结论，在不放弃马克思的辩证法前两个部分(异化理论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的前提下，需要对马克思概述的资本主义危机模式进行修正，以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两方的资本主义已处于严重困境，一种适当的危机理论(同时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生态学领域都起作用的理论)会试图了解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显而易见，阿格尔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在致力于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的变化(当今的危机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使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已使马克思提出的只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模式理论失去了效用。

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阿格尔提出“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用来探求当代人的需求变化和现代阶级激进主义的需求结构，为社会主义变革寻求革命新动力。阿格尔提醒人们，“异化消费”不仅不能补偿人们因异化劳动而遭到的不幸，而且正好吻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导致资源和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生态危机的最终爆发，同时还起到控制人们内心世界的效果。沿此思路进一步推论，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必将大幅削减，进而引发商品的供应危机，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时期提供给人们的可以源源不断供应更多商品的许诺将会被无情地粉碎，许多人可能会对未来感到手足无措、悲观失望：然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却能帮助人们经历一场需求与期望的革命，从悲观中解脱出来，自觉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观念，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虽然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明显地取消消费)；随着幸福观的变革，人们终将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实现自由和幸福。通过这般层层递进的论证，阿格尔把解决生态问题的斗争同解决社会制度问题的斗争联接了起来，通过允诺一个光明的前景，即“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希冀把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

阿格尔强调，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危机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此，解决生态危机就应在消费领域中进行。然而，仅在消费领域中采取行动还远远不够，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还必须回到生产领域中完成，因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正是由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们依附于闲暇时间的异化消费，恰恰是为了弥补异化劳动带给自己的痛苦和失落。那么，又该如何消除工人劳动的异化状态呢?阿格尔提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以此建构起“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即“工人管理”的生产过程理论。“分散化”意指在工

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其在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同时，消解由装配线生产而带来的使工人处于无能为力状态的生产过程的破碎化。“非官僚化”反对生产过程中极权的官僚管理体制，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使工人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和管理，成为劳动的真正主人。这样，所谓的必要劳动与自由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劳动一闲暇”的一元化最终完成。在这里，阿格尔以消解工人的异化劳动为根基，消解人们的异化消费为中介，将自然的解放(人与自然的和解)纳入到人的解放(人与人的和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视阈之中。

阿格尔立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生态危机，重新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目的在于复活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进而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超越资本主义并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阿格尔仅是从经验层面修正马克思的危机模式，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层面上何以可能的问题，他并没有给予系统论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以奥康纳和福斯特为核心的两大学术群体，它们沿着各自不同的逻辑理路，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从经验层面引向体系化和精致化。

二、开启生态视阈以引导社会变革

詹姆斯，奥康纳是当代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外在补充和完善的方式，在自然、文化和技术互动的基础上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的联接：以此为基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由其所引发经济危机的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希冀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存在着生态学的理论空场，缺失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真正出路就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改革，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如何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呢?应首先思考自然系统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问题。具体做法是通过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扩展其外延，把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终建构起“自然、劳动与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学体系。在奥康纳看来，其构建的文化唯物主义既突破了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那种狭隘技术决定论模式，建构起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又可推导出当代各种形式的生态政治战略，即社会劳动由于受到内在于自身的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的作用而变得日益复杂。并越来越不确定；然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恰好为人们选择社会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或者从社会劳动与自然的辩证联系中建立一种生态文化学。走向单纯的绿色政治：或者从社会劳动与文化的辩证联系中建立一种文化的生态学，走向单纯的红色政治：还可以立足于自然与文化的辩证关系，把自然系统与人化自然系统有机结合起来，扬弃单纯的绿色政治和单纯的红色政治。”当然，奥康纳自己选择的是第三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模式。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集中体现在其建构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中。依据该理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同样，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由危机所导致的重新整合和重构(它们是以更为社会化的形式为发展方向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奥康纳将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认为其将导致由消费不足而引发的“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在本质上创造出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其中，社会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新被视为社会转型的直接目标。在此基础上，奥康纳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外部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认为其将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以及由资本赢利空间缩小而引发的“生产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在本质上创造出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其中，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是社会转型的最重要力量，以增强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为目的的社会关系的重建被视为社会转型的直接目标。奥康纳认为，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与第二重矛盾的综合研究，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内在联合的意义和价值，即“劳工、女权主义、城市环保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运动迟早必须联合成一种统一力量，即民主力量。它既有政治生存能力，同时也有能力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

奥康纳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是能够而且是必然要建立起来的课题。首先，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生态学并不冲突，尽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具体实践中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主要是由其政治原因引起的)。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复活。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的扭曲现象，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异化的批判。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追求“生产性正义”的价值理念，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在实践中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如争取高工资等，由此社会主义否认了自己的第一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社会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复活社会主义的第一原理，把社会主义从对定量的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最后，走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内在联合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大都将自身设定在后马克思主义视阈之中，强调为生产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已经跨越了阶级属性，那么，该如何弥补生态运动的理论缺陷，将其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呢?奥康纳强调，关键环节是扩展生态运动的理论视阈，将其从追求地方性生态自治引向追求全球性经济、生态与政治内在融合的激进变革态势。通过对比分析，奥康纳指出，凡是与生产条件相关的问题都具有阶级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关系之上，所以，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才是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之道。

减如奥康纳所言，“很显然，激进的生态学正在变成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并且正为之努力工作的重要力量，大家都在捍卫着这种力量并努力使之不断发展下去。”奥康纳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当代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斗争需要：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政治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制度批判扩展到生态批判和价值批判，亦将当代绿色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价值批判扩展到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制度批判，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

变革的道路，找寻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三、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原貌的恢复与政治生态哲学的建构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与奥康纳通过外在补充和完善的方式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不同，福斯特试图通过内在挖掘和梳理的方式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闽。福斯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借助“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通过政治生态哲学的建构，希冀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走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在福斯特看来，“如果不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与生态学世界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福斯特在阐释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三者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分析生态学的唯物主义起源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重新建构起马克思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大胆地进行了恢复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原貌的尝试，即“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它的唯物主义的。”福斯特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且在更普遍的自然观和科学观意义上它也接受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福斯特对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考察是通过他对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揭示开始的，由此建构起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在本体论唯物主义建构方面，福斯特系统考察了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的自在本性以及自然是人类社会基础的思想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在整个论证过程中，福斯特一再强调，他并非有意通过“将马克思绿色化”以证明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是正确的，相反，其论证的目的在于通过恢复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所进行的深刻批判，揭示当代绿色理论本身的弱点，从而超越当代绿色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等缺陷。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对当代生态讨论的最直接贡献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的分析与批判。依据福斯特整理建构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19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以及稍后欧洲和北美其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土壤肥力的退化问题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城市日益增长的环境污染问题。现代土壤科学与化肥技术的兴起(以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的出版，以及J.B.劳斯的农业化肥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为代表)正是与增长田地肥力以支撑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土壤科学和化肥技术的兴起并未能终结土壤肥力的退化问题，相反，关于这个问题却有一种不断新增的认识，即现代科学和技术只是有助于生态破坏过程的理性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土壤肥力的持续衰退呢?为什么农业危机并没有随着土壤化学的出现而终结呢?马克思(借助李比希等人的思想)道出了其中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利用土壤化学成就能力的发挥受到资本主义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的制约，受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生产方式的束缚。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如何共同使土地和工人限于赤贫状态的两段讨论中。在《资本论》第1卷的《大工业和农业》的讨论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提供了同样精彩的内容，“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在这里，马克思首先使用生物学原理阐释了由资本主义的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而引发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以食物和服装纤维的形式被运输到远离它们“出生地”的城市市场，而同期城市中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却无法有效收集并返回农业。土壤营养元素从乡村到城市的这种单方向流动使得土壤肥力的再生产发生困难，以至不可能)是造成土壤肥力退化和营养元素枯竭的直接原因。福斯特强调，揭示出由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而引发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是导致土壤危机的直接原因，这还仅是触及到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的表层，这一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展开的更深层次的生态批判：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过程中的断裂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无法修复。即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生产方式(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能得到维持其基本生存的生活费用)以及由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物质变换断裂的社会层面含义——社会物质财富的单方向流动)，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就在于，通过劳动者与土地的强制分离(由此形成资本主义大土地私有制)为资本主义大规模农业创造条件，通过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由此形成城市无产者)为工业资本提供廉价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要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存在，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就不可避免、不可消解。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才是损毁、破坏自然的终极原因。通过“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的分析论证，福斯特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是必然的，资源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也是必然的。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它应是社会主义的，并且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上。就这样，福斯特将人的解放、社会制度的革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福斯特不仅借助“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而且直接使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立足自身消解生态危机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济学路径，即自然资本化；另一条是技术路径，即技术良性改进。通过揭示自然资本化的困境和技术良性改进的谎言，福斯特以层层剥离的方式，揭示出资本主义无法立足自身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缘由——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社会和生态相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可追溯到现行的生产方式。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

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的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就这样，福斯特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得出了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性结论：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内在地联结的“社会生态正义”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这就要求必须转换当前的生态政治战略，因为当代生态运动不仅没能和工人的阶级斗争紧密联合，反而与后者相脱节。通过讨论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案例，福斯特揭示出原始森林在民间和政府的保护呼声中仍然不断缩小和退化的症结所在——阶级斗争与环保运动的分离削弱了生态运动的力量，而企业主和政府则充分利用这种分裂采取分化征服的策略，成功避开了环保主义者和林业工人携手行动对资本利益构成的威胁。由此，组建更广泛的劳工一环保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福斯特指出，通过社会生态正义运动的开展，人类完全有望在破除为谋取资本利润而滥用自然的同时，建立起民主化国家政权同民众权力之间崭新的合作关系，建立起以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为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人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

福斯特尝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唯物主义原貌，以使其适应生态运动的斗争需要：通过构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和当代政治生态哲学，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内在地联结起来，把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成为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倡导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的内在联合，以期将生态运动等当代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考量

正如阿格尔所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仍充满活力，那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重复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陈腐口号，而是因为理论家们愿意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哪里存在异化，哪里就可能有用新的分析和意识形态观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立足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重生态危机，正视西方传统产业工人阶级斗争日渐衰落和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现实状况，本着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适时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致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在当今世界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尤其在苏东剧变后，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向。”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何一定要坚持以经过重建而与现代生态学内在联结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呢?加拿大著名学者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对它进行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获得资本主义被取代和超越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关键成分首先在于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作历史的终结。”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映现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否定并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旨趣；映现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实现社会主义而解放人的“红色”性质。可以这样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生态危机下的马克思主义重建，并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从传统的“红色”理论转变成为一种当代的“绿色”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从解放人转变为解放自然，而是将“自然的解放”这一当代意蕴纳入到“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视阈之中，最终求得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阈，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并将二者等量齐观。这种做法表面上突显了生产条件在社会矛盾系统和社会动力体系中的作用，其实际效果却降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矛盾系统和社会动力体系中的核心位置。有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其实，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只是其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当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也只是其经济危机在当下的一种表象，它具有从属和派生的性质，生态危机的本质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错把现象当本质，把解决仅为表象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形式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任务来完成，势必导致其提出的生态革命策略不可避免地带有改良主义的特征，并不能真正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根源，不能从根本上消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的解放”指向的是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打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由此使处于分散状态的雇佣工人以阶级整体的形式组织起来，加入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革命主体的问题。与此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深根植于新社会运动之中，其着力解决的是处于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中的个人解放问题，将“人的解放”首先归结为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心理，并不直接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新问题。显而易见，在阶级对立和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关存在的前提下。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必须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并作为阶级斗争的有机构成，才能彰显其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单靠新社会运动本身而侈谈社会主义变革，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臆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明确提出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内在联合、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内在联合的社会主义变革之路。可惜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变革的基点更多是个人异化的消解和公民身份的认同，而不是以经济斗争为核心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如果这样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变革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有何直接关系呢?工人阶级作为整体何以加入到这一变革的洪流中与新社会运动一道开创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显然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在如何重组左派力量以形成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体问题上的困惑与焦虑，并非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独有，它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责任编辑：罗苹

作者：赵卯生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 篇3：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

[摘要]在当前时代的发展当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化道路愈加明显，但是所面对的矛盾和困难也十分突出，需要加以实时的优化和改善。在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发展，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涵，制定最合理的实践思想和方法，使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更平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实践；中国化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现实状况充当了最为主要的联系内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需要以国内的现实状况为依据。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如果仅仅将现实状况作为唯一联系，将很容易忽略其他方面的内容，不利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行实时的优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促使其内容更加完善合理，能够深层次满足我国发展的切实需求。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但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表现形式，在许多层面上有着共通或相通之处。也正是这种相通之处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得以中国化。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根基上的相通性，不仅为中国文化实现中西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找到契合点，而且也能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其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欧洲民族的烙印。要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赋予这些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通过理论创新来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不同地区的文化思想，必然会形成不一样的思想内涵，所适用的地区也不同，如果我国在实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迎合当前国内的现实状况和传统文化思想，将很容易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过多的矛盾内容，不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国家的发展。为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当中，需要深层次将理论思想内涵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并进行基础的实践探讨，使所有思想实践都有强烈的现实依据，能够实时满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各项要求，带来强大的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现实生活。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针对某一国的学说，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付诸实践，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其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当中，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要求一切思想内容都需要以实践为最终的检验方式，否则便失去了其本质意义，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需要强调实事求是，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多重发现和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的各项思想可以面向国内的生产与发展要求，产生强大的现实动力与活力。同时，对我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我国数千年来发展的结晶，而且也是对人们生活思想的一种现实写照，将这部分文化内容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可以迅速改变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地域思想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更加具有时效性。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然需要深层次地迎合中国的各方面思想内涵和发展需求，而真正能够反映我国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内容，必然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各种发展和变迁，不仅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化种类，而且也实现了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因而最终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必然具有很高的现实生活意义，能够将中国的发展思想完全地呈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拓展，从本质目的上而言是为了能够更加切实地满足中国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需要，而对当前时代下的人们而言，传统文化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其中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方法都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这些内容进行实时的融合，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中国化的特征，能够符合中国的大众思想，一方面有利于人们迅速加以理解和接受，推动整个马克思主义现实化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够改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同认知，转而认为其在多个程度上符合当前时代的发展要求，是国内必然会长期坚持的发展思想内容。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百年演进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诸多相似相通的因素，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

在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多层次的相通，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哲学范式；在社会思想的文化价值心理方面，“大同”理想作为世俗的社会理想，经过几千年历史阐释流转积淀为中华民族一种恒久的文化价值心理，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相通性，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切实尊重中国社会的主体性，逐步改变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实践，不仅将传统文化思想融入其中，而且也尝试着将自身思想结合到传统文化的实践上，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得具有中国化特征，能够更加科学地指导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思路的中国化创新发展。

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取向方面，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交互，体现了民生“共同体”的社会价值结构模式，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包含的大部分内容，涉及欧洲的一些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有着相当多的出入，如果不能给予实时的调整，必然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在社会践行的贯彻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的“知行观”相得益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无疑是多个方面的共同碰撞，如历史、文化、哲学等，都有一定的交流与融合，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中国的主流指导思想。经历过创新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会更加完善和合理，深层次满足人们的现实发展要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

在哲学思想与方法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的“实学”思潮，形成了一种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取向，这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

三、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首先，通过继承民族精神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关键是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科学民主的精神、革故鼎新的精神。在继承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需要从两个方面开展：（1）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相当多，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有着直接的区别，在继承这些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需要选择能够迎合当前社会发展观念的民族精神，如富强、民主、和谐等民族精神，都可以实时添加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给予其充分的民族思想魅力。（2）我国的传统民族精神，在几千年的传承当中，已然得到了实时的拓展和发展，但是这些民族精神的存在，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出现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当中，需要加以实时的优化，使整个民族精神能够深层次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而在宣传这一思想的过程中，需要以民族精神作为主体思想内涵，并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民族精神深层次地表现出来，使人们能够迅速加以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也会更加富有科学性和实践性。

其次，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结合，用中国式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道路当中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是欧洲的一种现代化思想，而其中的思想内容容易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现一定的冲突，在这个时候，人们要尽可能选择通过中国式的语言，推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化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需要与当前社会进行实时的融合，全面考虑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注重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层次实践，逐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能够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现实意义，进而获得人们的认可，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得更加科学有效。

最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才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创新，其中的很多内容都对当前社会的发展有着指导意义。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践过程中，需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根据中国现实状况多方面地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进而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依据，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本质性的融合，使两者都能够对当前国内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需要深层次地发展和完善自身思想，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属于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探索当中必然要走的道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相应时下的“国学热”，也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对中国来讲，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理论的崛起和完整，所以，整个时代的背景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结合各自的特点，才能更好地互相交融，也才能够真正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

作者：廖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