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精选3篇）

篇1：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作者/吴远，邓姗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在实现路径中，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包括满足需要是理论接受的动力源规律、接受主体与教育主体双向互动规律、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规律、认知接受与情感接受渗透影响规律、内化外化循环往复发展规律等，这些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起着支配作用。借助这些规律的指导，可以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实效性，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大众的主体意识，进而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行为。

篇2：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一、满足大众需要是其理论接受的基本动力规律

人民大众的需要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认同,进而接受理论内容的基本动力。“需要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个体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原动力。”①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以了解和满足大众的需要作为价值诉求和实践旨归,才能被大众认同,进而实现理论的内化及外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够被人们认同进而接受,归根到底取决于理论内容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须满足大众的物质需要。理论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传播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对大众物质利益需要的关照与解决,只有以关注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在理论层面引导人民大众协调各种物质利益矛盾,在实践层面积极满足大众的物质需要,大众才会真正认同和支持理论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在人们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一定的精神需要便会应运而生。精神需要是指人自由发挥创造才能的需要、享用文化成果的需要、以及人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心理层面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是不断关照和回应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过程。只有不断关注不同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需要,以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为进路不断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世界的理论指导,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

二、理论传播者和大众双向互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理论传播者和人民大众都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两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即理论传播者和人民大众。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并不是理论传播者教育行为与人民大众接受行为的机械叠加,而是进行理论内容和道德情感双向互动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理论传播者和人民大众都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双方展开交往互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居于主导地位,有组织、有计划地针对人民大众开展理论教育与宣传活动。理论传播者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须保证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向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的把握、以及对教育传播方法模式的选择,理论传播者保证着大众化活动方向的正确性及内容的科学性。同时,理论传播者还需要充分了解和分析不同群体特点,结合不同群体的认知状况和需要诉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理论教育与宣传,这也是保证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的关键。另一方面,人们对理论的接受具有一定的自主支配和自主选择的能力。人民大众在理论认知和接受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会结合自己原有的认知格局和思维习惯,对理论内容进行选择性认识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人们会形成自己特有的独立思想和见解,以此指引自己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人格素养的完善。此外,理论传播者和人民大众是以对话和理解为核心的精神交往互动关系。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阶段,理论传播者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此时两者的互动主要表现为理论传播者对人民大众的教育和引导;随着人们对理论内容认识和接受程度的加深,人们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就日益凸显,此时理论传播者须根据大众的认知状况和接受程度对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完善。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理论传播者和人民大众作为这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都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整个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三、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渗透影响规律

人民大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理性因素构成了原有认知结构的主要框架,与此同时,欲望、情感、意志、信念、信仰、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理论接受程度。

无论是理性因素还是非理性因素在理论接受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理性因素是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因素在《辞海》中的定义是“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理性因素构成了人们原有认知结构的主要框架。接受论认为,接受主体在认识和接受活动开始前,已存在一个由各种思想意识融合而形成的认识的“前结构”,如海德格尔曾指出:“解释总是根植于我们预先已有的东西———前结构中。”②根据接受论的观点,人们原有的知识结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共同作用,形成了人们精神结构中理性因素的主要内容,由理性因素为主要框架的认识的前结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理论内容的认知状况。理论内容与人们认识的前结构内容越契合,人们越容易对理论内容产生共鸣与认同。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系,是指人的非逻辑认知形式和认知功能的总称。③需要、情感、意志、信念、信仰等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有利于激发人们对理论探索的兴趣和热情,促使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的去深入了解和研究理论内容;同时,无意识、情感、意识、信念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评价和选择。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非理性因素在人们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消极影响。由于非理性因素具有不自觉性、非逻辑性和冲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非理性因素可能会导致人们在认识、评价和选择过程中产生片面性效果,也可能会使人们在理论认识过程中产生惰性甚至是消极抵制的情绪,这些都会影响人们在理论接受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相结合规律

在推进理论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实现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运用不断发展着的理论来教育和影响人民大众,才能有效超越文化差异和时代差异所产生的文化阻滞力,使理论真正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作为一种西方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适应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并不断的融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语境,必须实现本土化、时代化。从空间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与理论的中国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内容,不能停滞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上,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国情、传统文化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播与发展必须首先了解并实现与中国现实国情的对接,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时间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与理论的时代化相结合。只有在科学准确地解读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新变化的基础上,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保持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必要性。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才能持续推进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发展。总之,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积极有力地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生根发芽、进而被人民大众了解、认识和接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9.

2周文章.狡黠的心灵 ——主体认识图式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32.

篇3：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关键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62-03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史。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动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广泛传播。这一时期是我党成功实现局部执政的历史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重大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及实现路径，对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那么，延安时期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呢？

一、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

延安时期，一方面由于连年征战加之以受反动当局的镇压和查禁，另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很少，导致党内许多同志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延安时期中央所在地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党内环境也相对稳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应该适时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于是，决定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为做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学习、研究，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首先，在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成立，由张闻天担任院长，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提供场域。其次，1938年5月出版了由方乃宜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该书是第一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文集。后来马列主义的译著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斯大林选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剩余价值学说史》《列宁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这些社会主义专著的大量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最后，1939年6月成立了中央发行部（后改名为中共中央出版局），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实行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者由于社会、经济、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有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分层次进行文化教育的方法。

（一）对高层领导精英的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更加迫切的需要各方面的抗战人才。然而，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难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干部数量短缺，文化水平低，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另一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许多挫折和失败。因此需要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来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以更好的领导中国革命。延安时期，中共对高级干部的马列教育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创办学校。1938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首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马列学院，重点培养党的理论干部。为培养更多的干部人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创办了一些专门的学校，比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展干部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课程设置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当时抗大设置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等，以教育教学的形式向干部传授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学员们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加强了党性锻炼和修养。

二是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当时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戴着“共产国际”的高帽；以米夫为“坚强后盾”走着“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针对党内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流毒，1942年毛泽东提出了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学风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带头学习了《反杜林论》《资本论》《谈谈辩证法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各种学习活动的开展。采用写思想总结，自我批评，开座谈会等方式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并提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要精通它，运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使高级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延安时期曾参加中央学习讨论的薄一波回忆说：“通过这一次系统的、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2]实然，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

（二）对中层在职干部的培养

在延安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在全党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是第一位的。正所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毛泽东在1939在职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以确立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方针。”并且还讲到“现在中共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了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营造一个学习的热潮”[4]。

党中央以学校为载体，对在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首先，在理论层面进行教育，主要是引导他们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这种政治方向包括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动摇，为抗战和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其次，紧跟时代，关注时事，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实事教育。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比如可以组织干部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参加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座谈会，以及其他一些拥军拥政的社会活动，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注重理论学科的设置，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础理论，更要注重提高广大干部的实践能力的课程。在抗战初期，延安的各所学校每周都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实事政策的学习，通过形势教育，培养了在职干部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了他们独立分析和解决形势变化中的各种问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

关涉到干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问题，党中央对在职干部的教育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因此，在边区开办了夜校、冬校、识字组、读报组、民众教育官等多种形式的学习运动，使广大在职干部比较明确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三）对基层劳动群众的教育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讲过：大众化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所以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大众所能理解的、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对他们进行政治启蒙。

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劳动群众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许多社团，其中有青年团、戏剧团和政治动员宣传团等，奔赴各地进行政治宣传与教育。在陕甘宁边区乡村理论的传送灌输过程中，注意保持了当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粗犷豪放、雄浑质朴的地域特色，注重民族形式和地域特点，积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进行宣传，“领用带有地方性的白话语”[5]以及带有进步性的地方戏剧、秧歌、民歌、说书、绘画、剪纸等，这个时期，涌现出了《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绣金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一系列作品，使得文学艺术更加通俗化、大众化，深入浅出的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普遍群众中。此外，延安时期，各地农民群众还自创了黑板报、高房广播、联合广播、上门宣传、路谈、壁报、拉羊皮大鼓、标语、漫画等多种多样、灵活使用的文化宣传形式，切实发挥其实践主体作用。

三、构建相对发达的图书馆事业

为避免抽象的枯燥无味庸俗化的“被动灌输”，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中共中央开始构建相对发达的图书馆事业，在1935年至1949年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创建各类图书馆达100多个，其中以延安为中心设立的甘泉民教馆、子长民教馆、神木民教馆、庆阳民教馆、镇清民教馆，成为边区人民主动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重要渠道。

四、发展多样化的传播载体

对于传播载体也要进行多样化的发展，主要是积极探索运用现代化手段来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在延安时期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办报

在大众传播媒介里，报社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传输给大众，进而提高受众者的理论素养，使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成立于1937年的中共中央的出版机构——延安解放社，收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础知识的文章《社会主义的入门》，介绍列宁主义的基本读物《列宁主义起步》和《什么是列宁主义》”等[7]。除此之外，延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理论刊物有《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新中华社》等，它们同样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

《边区群众报》是大众化报纸的实践者。它由毛泽东亲笔命名“1940年3月25日创办于延安，1948年1月10日报纸改名为《群众日报》，1945年10月16日更名为《陕西日报》”[8]该报纸始终坚持大众化的办报路线，形成独特的，报纸、通讯录和读报组三维一体的办报体系。周扬也说过“对于从事语言艺术工作的工作者要与群众打成一片，首先要学习群众的语言。”因为这“不单纯是为了读出来可以听懂，也为了使文艺语言本身更丰富、更生动活泼、更赋予表现力”[9]比如在陕北方言中“婆姨”指妻子，“习空”之抽空，“叶”指药。这些语言上的风格不仅避免了给当地民众造成听力上的障碍，而且使群众感到熟悉亲切。《边区群众报》的素材来源于群众生活，运用群众喜欢的语言文字，采用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传递新思想、新知识、开启民智、服务于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力拥护。

（二）广播

就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播技术来说，无线电广播算不上什么高新技术。但在被国民党封锁、日军侵略的夹缝中，这无疑是一新芽。广播的使用不仅迅速便捷，而且能够最直接的了解前线战况，更能使全国民众亲切的收听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1940年12月30日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视开始播音，以特有的优势展开了新闻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新闻消息的封锁。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内外宣传的指示》中也强调，“各地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一切代价设立之。”使其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范围扩大，开辟了又一个新的阵地和渠道。

（三）电影

电影事业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一个最为生动的实现路径。延安时期，边区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创作一批优秀电影实为难能可贵！当时最为突出的是1938年7月成立的延安电影团，以及《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影片的摄制拍摄和放映。这些影片在各地巡回放映时，人们争先恐后赶来观看，受到了民众热烈欢迎。

抗战时期，电影产生的影响甚是深远，不单只是单纯的的放映，而且要结合具体情况实行时事教育。它的工作流程一般是：每到达一个地方首先要找到相应的负责人了解具体情况，然后根据当地实际状况研究并拟写出宣传内容，接着写成材料，在日落以前先进行照片展览。“影片放映之前要宣传当地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讲给观众听，用当地群众的真人真事来教育和鼓励他们，最后展映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照片”[10]这种接地气儿的传播方式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崭新的途径。

（四）现代印刷

现代印刷业的发展保障了思想畅通无阻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度与普及度。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中国共产党文件文献的出版发行，使得“延安和边区成了宣传马列主义论的图书出版中心”[11]。现代印刷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40年9月张闻天在《中共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号召：“每一较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已有印刷厂要力求完善和扩充。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支军队还重要。”[12]党中央对现代印刷业的重视，使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创新型载体。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试图运用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打破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呈现诸多社会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环境恶化、分配不公、就业困难、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改革、食品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增强其理论说服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借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经验，并且不断探索创新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820.

〔2〕薄一波.七十年风斗与思考（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65、379.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0.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8.

〔6〕边区教育厅教育计划[N].新中华报，1939-3-13.

〔7〕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6.

〔8〕《延安大学学报》第35卷第3期第49.

〔9〕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文化出版社，1984.463.

〔10〕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田福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171页

〔11〕陈国昌.辉煌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若干重要问题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311.

〔1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1937-1949）[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