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主义文论话语探究异域中国文论西化的途径

2022-09-11

1前言

本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文论, 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文论, 其包括了中国特有的文体论、文学风格论、文学鉴定、文学批评等。而异域中国文论西化主要途径有两个:其一, 是诗人和作家主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 并应用于文艺创作中;其二, 是文学家和理论家在文学研究中, 以恰当的手段让异域学界加深对中国文论的理解。虽然中西方有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和学术经历, 但是中国文论的魅力激发着异域作家对文学的创错兴趣, 提升了异域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研究热情, 进而使中国文论在异域中与西方文论更好的融合, 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2异域中国文论西化的途径

2.1 中西诗文观念的融合

早在19 世纪, 中国的文学作品就已经流入西方, 作品中的思想内容经过异域文学家的解读, 对异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诗人庞德, 庞德将中国诗歌传统引入西方现代派文化中, 把中西文学观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首先, 庞德不仅是诗人, 还是批评家、翻译家, 其提倡意象派诗歌运动, 推动美国新式运动的发展, 将中国古典诗学思想与英美现代主义思想相结合, 开创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且庞德从远东艺术鉴赏家劳伦士·比尼恩所创办的 “东方艺术与欧洲”的讲座中得到感触, 认为中国文化包含的思想极具现代化, 对生命的领悟更为真实, 进而提出中国文化促进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理论。然后, 庞德从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佛学研究中得到启示:中国象形文字借助从声音、形象、动作等方面保存文化的活动的可视性, 使中国文化具有真实性, 进而认为中国语言是最适合写诗的语言。基于此, 庞德开始学习中文, 并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翻译出版。在翻译过程中, 歌德学会了中国诗人的创作技巧, 将意境构造技巧应用于自己的创作中, 并尝试将翻译过来的中国诗歌改写成英国诗歌, 继而出版了诗集《中国诗抄》, 其中包括:《诗经》、汉乐府名诗等的翻译。正是因为庞德把中国诗歌意境的表意方式应用于创作中, 才掀起了意象派诗人的借鉴热潮, 进而有机地把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结合在一起, 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

还有德国作家歌德, 其被称作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第一人, 在国际比较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1]。而在歌德时代, 中国的绘画、壁饰等工艺品已经在欧洲各地流行, 甚至在德国富裕的家庭中, 中国文化也占有一席之地, 歌德作为其中一员, 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 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基于此, 歌德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花笺记》《好逑传》《今古奇观》等进行解读, 且在其作品《赫尔曼和窦绿苔》中与中国的思想、行为和情感等得到了共鸣, 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理念, 肯定了中西文学融汇后产生的价值。

总的来说, 诗歌意象派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固有概念, 其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新诗观念的有机融合。诗歌表述的是创作者所见即其意所成, 即诗歌意象中的“意”主要指主观的、创作者的思想情感, “象”主要指客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物象。异域对中国诗歌的借鉴翻译和创作发展, 带动中国史学意象论的发展。

2.2 中西戏剧理论的交汇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以史诗剧理论为基础, 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 突破了固有的亚里士多德戏剧体系, 使戏剧更具有教育意义, 由此看出布莱希特对现代艺术的探求欲望极强。与之相关的是中国有名的戏剧家梅兰芳, 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数场, 也应邀做了关于中国戏曲的学术报告, 这个时候的布莱希特正好被流放到莫斯科, 布莱希特观看了梅兰芳的以《打渔杀家》为代表的其他几出戏曲, 并由此结合京剧与史诗剧的理论, 撰写了《中国戏曲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 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不在于与观众产生的共鸣, 而是避免共鸣。最具代表的思想是: 布莱希特认为梅兰芳的女性形象只是把女性给男性留有的印象表现出来, 并不是把梅兰芳当做女性[2]。

布莱希特认为, 以中国戏曲的象征手法和以及虚拟手法, 即以鞭代马, 以桨代船, 演员对跋山涉水、吃饭饮酒的虚拟创造, 摆脱欧洲演员舞台表演使用大型布景道具的束缚, 利用意象和虚拟的手法调动观众的想象力, 给观众留有反思空间。基于此, 布莱希特创新其戏剧理论, 要求演员以新的方式进行工作, 即不断提醒演员不能痴迷所扮演的角色, 仅仅只是表演, 不能深陷其中。这种新的戏剧理论意在保持作品与观众的距离, 唤醒观众的理智, 传达戏剧表达的思想情感, 并不希望净化观众的感情。这种将中国特色的古代戏曲表演提议融入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戏剧理论, 促进了中国文论在在西方戏剧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