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根本性重建论文

[摘要]以规制理论为视角，通过梳理1992—2020年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探究其由进入规制向规制改革与重建的演进特征，并根据出版产业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出口数量和版权引进输出比三项指标评估此阶段产业绩效，从而检验政府规制效益，揭示政府规制与出版产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市场结构根本性重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市场结构根本性重建论文 篇1：

经营者集中结构性救济与行为性救济的效率探析

摘要：现在各国对经营者集中采取原则准许、例外禁止的做法。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基本分为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在面对救济措施的选取时，集中救济措施的效率应是执法者首当考虑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二者的效率看法不一，结合二者的博弈力量，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行为性救济措施更有效率的结论。

关键词：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结构性救济；行为性救济

一、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概述

在讨论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的效率之前，我们先了解什么是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为什么会产生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经营者集中救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又是什么？下面将对这些问题加以回答介绍。

（一）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的原理及含义

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哈佛学派所主张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理论，即SCP理论[1]。根据哈佛学派的观点，市场结构会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果，也就是市场绩效、市场结构、市场行为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促进因果关系。如果市场结构优化，充满竞争性，市场主体会在追求更高利润的动力之下，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成品质量，提升市场绩效；如果市场结构过度集中（1），那么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提高产品价格，设置市场进入壁垒，谋取超额垄断利润，阻碍技术的研发和进步，进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资源配置与优化背离，市场绩效下降。

经营者集中影响的是市场的结构变化，当市场上发生经营者集中时，市场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数量就减少了，同时集中形成的经营者成为新的竞争者，由于集聚了合并各方的实力，通常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一方面是市场上的竞争者减少，一方面出现了新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因此市场的竞争结构发生变化。从市场行为绩效三者的关系而言，过度的经营者集中会引起市场绩效的下降，当衡量市场结构的指标达到一定的数值，引起市场结构变化的经营者集中就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另一方面，经营者集中也有提升市场绩效、优化市场结构从而促进竞争和社会利益的作用。根据企业成本理论，企业合并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使企业的固定成本被分摊到更多的单位产品上，相关交易费用的减少，通常意味着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更低的市场价格、更优化的购买选择，这是一种向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靠近的趋势，具有更高的市场绩效[2]。同时，并不是所有的经营者集中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有时企业的并购能够优化现有市场竞争机构，比如当经营者的集中能够打破目前市场上既存的大企业垄断局面，形成与之相抗衡的竞争力量，优化市场结构，就能促进竞争。另外，企业合并除了具有经济意义外，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比如被并购的企业濒临破产时，并购可以实现重组并保障就业，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并购是有益于社会利益的，或者并购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并购也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2）。

当一项经营者集中既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又具有更高效率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或社会利益时，并且相比较而言，集中的有益效果大于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利效果时，就可以允许其集中[3]，我国垄断法就对此做了相应的规定（3）。同时，为了将经营者集中对竞争的不利影响消除或限制到最小，就需要对将会或可能将会受到损害的竞争性市场结构进行救济，在允许实施经营集中的同时附加一定的限制性条件，这就是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4）。

广义的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还包括禁止经营者集中，因为当其他救济措施都无法减少或消除经营者集中给竞争带来的危害时，那么对竞争最好的救济就是禁止了，本文讨论的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指的是在允许经营者集中的情况下对竞争机制采取的救济措施。笔者认为，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主要是在对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中，反垄断当局所采取的，旨在减少或消除经营者集中对市场竞争不利影响的救济措施，实质上是对将会受到或可能将会受到损害的竞争秩序的救济。

（二）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的基本分类

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与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同，经营者集中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结构影响市场竞争，根据救济措施是改变市场机构，还是合并方行为的不同，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可以分为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这是由经营者集中制度本身决定的，这也是学界普遍认可的基本分类。《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第十一条将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分为结构性措施、行为性措施和综合性措施，其中综合性措施是结构性措施与行为性措施的结合（5），因此，具有分析意义的还是基本的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

结构性救济措施，是指可以影响市场结构的救济方式，主要是指剥离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部分业务、部分资产，或者要求其转让部分股权[4]。有时候也将这种救济措施直接称为“资产剥离”或“剥离承诺”[5]，主要是通过剥离集中经营者的业务或资产，出售给第三人，力图促使第三人通过获得剥离资产或剥离业务后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新的竞争主体，可以与集中之后的经营者形成新的竞争格局，消除或减少集中后的经营者排除、限制竞争所带来的结果。

行为性救济措施，是指规制经营者的竞争行为来达到对竞争的救济，通常是要求经营者集中后不得采取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或者其他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力图将经营者集中对竞争的不利影响限制到最小，主要有防火墙条款、公平交易条款、透明度条款及其他类型的行为性条款。有时候剥离资产是不可能的，或者对竞争的救济不宜采取剥离措施，还有就是相关市场没有适合的买主，或者虽然采取剥离资产的救济措施，但也不能完全消除集中对竞争的损害，需要采取行为性救济措施作为补充，还有一些结构性救济措施本身即具有一定的行为性，通常就会采取行为性救济措施。

二、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的效率探析

效率一词多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中，通常是指在现实有限的资源中得到的最大产出。随着法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兴起，效率被引入法学界，其实质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法律制度问题[6]。法学作为一门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学科，对于其所涉及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所得出的论证结论也会有差异[7]。以下笔者试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的效率探析[8]45-49。

（一）从理论角度的效率选择

当一项经营者集中所能够带来的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并存时，采取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后，集中后的市场效率大于集中前的市场效率，反垄断执法机构会作出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批准决定，这时我们可以说救济措施是有效率的。我们对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效率的探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根据哈佛学派的SCP理论，不同的市场结构会导致市场主体采取不同的市场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市场绩效，要达到最优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最为根本的动力就是具备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结构性救济措施，就是一种改变市场竞争结构的救济措施。经营者集中所引起的竞争关注，主要就是经营者集中后改变了原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为了弥补由于合并而导致的竞争主体缺失，结构性救济措施通过资产剥离等措施，削弱集中后的市场主体控制市场的能力，甚至运用剥离资产新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竞争主体，力图使得集中后市场仍然具有足够的竞争主体，整个市场仍然处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状态。按照SCP理论，这种救济方式因为改善市场结构，使市场具有保持竞争的基本因素，是一种根本性的救济措施。竞争是内生于市场的效率来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充分竞争就可以达到市场均衡，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若这种“造血式”的救济措施得以实现，在理论和逻辑上，完美地实现了对经营者集中所引起的竞争关注的救济。

行为性救济措施，是在原有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可能被集中的经营者破坏的情况下，通过规制经营者的行为而试图让市场秩序重新达到竞争状态的救济措施，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种“输血式”的救济。即根据SCP理论阐述的“结构——行为——绩效”三者的关系，在导致市场绩效下降的市场结构状态下，即使人为地加入促进竞争的因素，如规制市场主体的相关行为让市场保持竞争，实际上，市场绩效仍然是下降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经营者通过集中就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利益，获取超额利润甚至是垄断利润，而对其行为的规制则是与其理性相悖的，但是因为这种规制是强制性的，经营者又不得不接受行为的规制，这样，在行为与理性不符的情况之下，行为性救济措施对市场效率的恢复就大打折扣了。

因此，在理论上，结构性救济措施比之于行为性救济措施更能恢复市场竞争，从而具有更高的市场效率。

（二）从实施角度的效率选择

就一项制度本身而言，制度自身的效率就是指人们是否按照制度规定做出了某些行为[9]，制度的实施是否达到了制度的设计目标。当制度的设定与人们的行为在博弈中达到了动态均衡，就会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提高法律的效率，反之，就会降低法律的效率。

法律效率=法律的社会目标/法律作用的结果（6）

因此，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的实施效率，可以从制度的目标和作用的结果来探析。

结构性救济措施，如前所述，是要让集中的经营者“自残”、自我削弱的救济措施。结构性救济实施的过程，其实就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经营者动态博弈的过程。

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经营者在博弈过程中的选择是“自卫”，即在剥离业务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卫自己的实力不被削弱，比如剥离的业务和资产，并不是经营者的核心业务和资产，或者经营者在剥离过程中转移核心价值资源，或者尽力降低剥离他资产和业务的主体的竞争力量，使其完成剥离后不具备与自己竞争的力量。

而在博弈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选择是监督。监督主要由监督受托人、剥离受托人来实施，而根据相关规定监督受托人、剥离受托人是由剥离义务人即经营者委托的，经营者确立剥离业务买方人选，完成资产剥离程序（7）。这一监督制度的设计，几乎没有给经营者的“自卫”措施设置任何实质性阻碍。由于企业的资产和业务经营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包括剥离资产的完整性、购买者的适当性、过渡期的管理等相关问题在内的资产剥离程序如何具体操作，才能最为有效地削弱集中后经营者的竞争力，重建集中后新的竞争主体，达到对竞争机制的救济，经营者是最为清楚的。但实施这样符合资产剥离制度目标的资产剥离与经营者自身的自利理性相悖，经营者会选择“自卫”性措施。作为执法机关的对策措施——监督措施中的监督受托人、剥离受托人却均是由经营者委托的，他们与经营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受托人对委托人的利益维护倾向，在资产剥离过程中总是不自觉地倾向于维护委托人即经营者的利益；并且，剥离资产的购买人是由经营者确立的，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经营者选取的剥离资产购买人与剥离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非常微弱[10]，这必然会影响资产剥离之后重建竞争主体的竞争力。如此，反垄断执法机构无法通过监督受托人、剥离受托人来制衡经营者的“自卫”剥离，在二者博弈过程中，显然反垄断执法机构处于劣势，而反垄断执法机构所代表的结构性救济措施的社会目标，即削弱集中经营者的市场优势地位，救济市场竞争秩序，就会远远小于结构性救济措施作用的结果，结构性救济措施的效率也就降低了。

行为性救济措施，不从经营者内部的资产剥离着手，而规制集中经营者在集中后外在的市场行为，不滥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力图人为地通过外在力量使市场保持竞争。当经营者具有了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市场的力量时，根据经营者的逐利天性，经营者通常会选择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获取超额利润。

在经营者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博弈过程中，经营者的选择仍然是捍卫自身利益，不同于在结构性救济措施中的“自卫”，在行为性救济措施中，经营者是积极地扩张自己的利益范围，通过合并之后增强的市场力量追逐超额利润，即使这种行为是损害市场竞争机制的。

但是，在行为性救济措施中，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监督程序发生了变化。由于行为性救济措施作用的对象是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具有外在性，更有利于监管。此时的监督主体除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外，还有广大的、与经营者有直接利益冲突的第三方市场主体，而非受经营者委托的“监督受托人、剥离受托人”。如此，在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实施的博弈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第三方市场主体就可以与集中的经营者形成制衡作用，促成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实施。从长期来看，可以通过行为性救济作用的结果实现救济市场竞争的社会目标，达到相对的均衡，从而大大提高行为性救济措施的效率。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制度的实施角度而言，也即就救济措施本身的效率而言，行为性救济措施比机构性救济措施更有效率。也正是如此，虽然从逻辑上出发，结构性救济措施具有彻底恢复竞争、而且不需要付出长期的监督成本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却没有行为性救济措实施得更广泛，目前我国商务部附条件批准的23件经营者集中案件中，仅有4件是单纯适用结构性救济措施的（8）。

三、结语

与学者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在反垄断实务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的效率争议也一直存在，并且至今尚无定论[8]45-49。在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制度中，对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的效率分析，是必不可缺的步骤。结构性救济措施由于其与救济措施制度本身的设计逻辑相契合，从而在制度设计上能够较为圆满地达到救济目的，但是在实践运用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制度的设计目标与实施目标总是存在一定的偏离，行为性救济措施通常更能达到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的制度目标，更有效率。因此，在救济措施的实践中，还是应当实行以行为性救济措施为主、以结构性救济措施为辅的经营者集中救济策略。

注释：

（1）市场结构的衡量主要有两个指标，即市场集中度和市场进入障碍。

（2）参考2006年的商务部《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五十四条（现在已经修改，该条不再适用，此处只做参考使用）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并购，并购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申请审查豁免：

（一） 可以改善市场公平竞争条件的；

（二） 重组亏损企业并保障就业的；

（三） 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并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

（四） 可以改善环境的。

（3）《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但是，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

（4）《反垄断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不予禁止的经营者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附加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条件。此处的限制性条件就是经营者集中的救济措施。

（5）《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第十一条 在审查过程中，为消除或减少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以提出对集中交易方案进行调整的限制性条件。

根据经营者集中交易具体情况，限制性条件可以包括如下种类：

（一）剥离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部分资产或业务等结构性条件；

（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开放其网络或平台等基础设施、许可关键技术（包括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终止排他性协议等行为性条件；

（三）结构性条件和行为性条件相结合的综合性条件。

（6）胡卫星.“论法律效率”，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第99页，与原文有些不同的是，此处的法律作用的结果，考了实施因素。

（7）《关于实施经营者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暂行规定》第四条 剥离义务人应当根据审查决定的要求委托监督受托人，并在受托剥离阶段委托剥离受托人。监督受托人是指受剥离义务人委托，负责对业务剥离进行全程监督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剥离受托人是指在受托剥离阶段，受剥离义务人委托，负责找到适当的买方并达成出售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8）截止2014年6月4日，商务部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共计23件。其中，行为性救济措施14件，综合性救济措施5件。

参考文献：

[1]盛杰民，叶卫平.反垄断法价值理论的重构——以竞争价值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5，（1）：108.

[2][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M].第5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3-289.

[3]王晓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的评析[J].法学杂志，2008，（1）：6.

[4]王晓晔.反垄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84.

[5]韩立余.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0.

[6]韩慧.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追求[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1-14.

[7]聂德宗.对法律制度功能与效率的经济学阐释[J].学习与探索，1996，（4）：16-22.

[8]应品广.我国建立反垄断效率抗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1）：45-49.

[9]胡卫星.论法律效率[J].中国法学，1992，（3）：102.

[10]丁茂中.反垄断法与经济现象的点面透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63.

作者：蒋雪华

市场结构根本性重建论文 篇2：

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演进与绩效评估

[摘 要] 以规制理论为视角，通过梳理1992—2020年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探究其由进入规制向规制改革与重建的演进特征，并根据出版产业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出口数量和版权引进输出比三项指标评估此阶段产业绩效，从而检验政府规制效益，揭示政府规制与出版产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政府规制 出版產业 对外贸易政策 产业绩效

The Evolu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oreign Trade Policy in Publishing Industr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1992—2020）

Zhi Xiaoting He Yi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207）

[Key words] Government regul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Foreign trade policy Industrial performance

1 引 言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放松规制成为中国产业规制改革的主流[1]，但由于出版产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1992年至2001年十年间，政府对出版业的规制仍未放松，期间以加强版权贸易规制为核心。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组织规则和国内出版产业“走出去”战略共同对政府规制改革提出要求，出版产业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2021年12月28日，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进一步表明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仍是重点。

规制（Regulation）即政府通过权利限制和促进保护两种途径对市场进行干预[2]。政府规制包括规制原因、规制措施及规制效益，其中规制效益的评估涉及规制的改革[3]。进入规制是政府规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有学者认为进入规制是政府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和监督行为[4]。但是随着市场背景的变化，政府规制可能存在规制成本大于效益的情况，需要政府通过规制改革来调整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竞争之间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出版产业处于塑造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历来是政府规制程度较深的行业。国内部分学者意识到出版产业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出版产品的公共属性和出版产业的双重效益决定了政府规制和规制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背景下，政府规制政策在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方面发挥了作用[5] [6]。

政策是推动出版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出版产业发展的绩效为政策的实施与调整提供航标。梳理发现，出版产业政策绩效评估主要有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经济模型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经济模型来评估产业绩效，其中成本效益分析法和成本效能分析法是最常用的两种分析方法[7]。出版物作为文化产品，受到多元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也决定了出版产业政策绩效评估的复杂性，建立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探究多种因素对政策绩效的影响。赵礼寿建立了出版产业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出版产业发展指数和相对增长率，分析产业发展状况与政策之间的关系[8]。徐小傑采用出版产业规模状况纵向比较分析模型，即通过供给能力、盈利能力和贸易能力三项指标，对我国出版产业政策绩效做出历时性的评估，供给能力指的是图书出版产业的整体供给水平，盈利能力则反映了图书出版产业的整体盈利状况，贸易能力主要体现的是图书出版产业版权贸易进出口情况[9]。刘大年在徐小傑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出版业大环境添加了数字出版物的发展状况这一指标[10]。徐小傑所采用的纵向比较分析模型，通过对出版产业市场规模进行连续性考察，从而判断、评价产业政策制定是否合理，论证进一步提升指标的科学性。结合研究需要，本文借鉴徐小傑的纵向比较分析模型，根据1992—2020年的出版业贸易数据，连续性评估出版产业贸易政策绩效，将贸易能力操作化为进出口贸易总额、数量、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三个指标，并结合中国出版业发展的背景环境，以一定的定性分析和政策依据作为补充。

国内有关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整个出版产业政策的宏观研究之中，而以规制理论为视角的相关研究侧重规制和规制改革必要性。产业绩效评估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因此考量政策与产业绩效的关系对于产业发展具有指示作用。但目前在出版领域，将二者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梳理了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并结合国际因素、市场结构、产业特性的背景探究其演进路径;同时发现政府规制与产业绩效之间相互影响。通过对产业绩效评估可检验规制效益，以期及时调整政策，提高政府规制水平。

2 出版产业对外贸易的政策演进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政企分开”继续深化，但出版产业依然处于“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之中，改革步伐远远落后于其他产业，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块堡垒” [11]。直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2003年出版业正式确立以产业化为主导，进入规制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2.1 进入规制下的出版贸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2001年我国出版产业对外贸易处于政府的强规制阶段，为了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按照规制理论的逻辑将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分成市场进入规制和激励规制两个方面，梳理发现，这十年来我国出版产业强调结构转型与法制化建设，促使出版产业加强进入规制。为适应国际组织的规制需要，加强对外版权贸易规制成为该阶段主要特点。

2.1.1 出版产业结构转型与法制化建设强调进入规制

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要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规模数量增长向优质高效进行阶段转变，总的工作方针是：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12]。这表明，我国出版市场结构开始从规模型向质量型转移。1992—2001年是出版政策法规体系的构建阶段，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法五条例” ，成为指导出版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法规[13]。由出版市场结构从“增量”向“求质”的转型和出版法规体系的完善可看出，加强政府规制成为此阶段我国出版产业政策的价值取向。具体到对外贸易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4）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对外贸易法制化阶段。此时期我国图书进出口机构数量逐年上升，到2000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机构数量已达三十多家[14]，出版物进出口范围限制缩小，贸易量迅速增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版业“增质”转型的推动下，版权贸易领域的政府规制仍然呈现出“强规制”的特征。

2.1.2 國际合作需求与国内政治导向要求版权贸易规制

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整个出版产业面临出版市场结构转型、法制化建设的多重需求，同时受到国际组织规则的制约。版权贸易活动成为这一阶段出版产业对外贸易规制的主要对象，具体表现在从事版权贸易的企业市场准入和企业行为管理规制两个方面。

以“版权”为核心，我国先后颁布了21条政策法规，其中20条属于对版权引进的管理，仅有1条涉及对出版物出口的激励，所以该阶段体现出显著的版权引进规制特征。《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1993）中表明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立场。随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加强版权贸易规制。企业行为管理方面，通过合同登记的方式对出版物进口进行管理;企业市场准入方面，相关政策限制外资进入我国出版市场并强调涉外版权代理机构的准入条件。政府规制矫正和改善了市场机制的内在问题，形成了规范化的版权贸易体制。此阶段对版权贸易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版权贸易所涉及的商品是精神产品，其引进和出口所能产生的影响较一般商品更为复杂。出版物的国际贸易会使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互相渗透和影响。第二，出版业在对外贸易上不仅指向经济目的，同时还含有政治目的，即出版业通过图书、报刊宣传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引进他国文化时必须坚守本国的精神阵地，对出版物进口贸易不得不加强管制。此阶段立足于国家版权贸易规制一方面是国际合作的外生需求，另一方面是出版业政治导向的内生需要。

2.2 规制改革与重建下的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 （2002—2020年）

政府机构是最为核心的规制主体，但随着新规制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等也被纳入规制主体，与政府规制协同作用[15]。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产业进出口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政府规制日益受到国际组织的影响和制约，要求放宽外资进入我国出版市场的限制。从我国出版产业对外贸易的自身发展状况来看，面临文化产业对外发展较大的贸易逆差等现实情况，需要不断采用激励规制的手段促进出版产业“走出去”。因此，我国政府对出版产业对外贸易的规制改革是本国出版产业发展与国际贸易组织规则的共同要求。

2.2.1 规制改革：国际组织规则与国内产业需求推动

相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政府以进入规制为主要手段干预版权贸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规制改革主要从两方面开展：一是为引进外资而放松对出版产业对外贸易进入规制，二是为推进出版产业“走出去”采取规划布局、财税等手段进行激励规制。

放松规制。放松规制指政府取消或放松产业的进入施行的行政和法律规制，包括全面撤销对受规制产业的限制，使企业完全处于自由竞争状态;或部分地取消规制，较原来严苛的规制条款更为宽松、开明[1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我国承诺在出版物分销和印刷领域允许外资进入，但不允许外资创办独资分销企业，并对外资进入我国出版市场设立了一系列准入条件。随后相关政策的颁行，拉开了我国出版产业部分领域对外开放的序幕，对接纳外资进入我国出版产业分销企业作出了时间和条件的明确规定。同时，为了对外资进入我国出版市场进行引导，政府出台了系列配套措施和补充规定，如《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2005）等。相关措施进一步明确我国出版产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及准入条件，并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对政策进行不断调整和补充。

这一时期，我国关于出版产业对外开放的领域限于书报刊分销业务和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特许经营等方面。相对于市场经济确立初期政府对出版产业市场化的缓慢探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政府进行规制改革，出版产业对外贸易借此实现了巨大跨越。除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外，20世纪末全球文化产业的兴起也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出了挑战，而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主力，必须着眼于全球化的市场背景，加快“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调发展。

激励规制。激励规制指政府给被规制企业提供相应刺激的办法，从而诱导其实施某种行动，以实现规制目的[17]。市场经济确立后，政府规制强调出版产业版权引进与输出行为的规范性。但这一时期版权引进与输出却表现出较大的贸易逆差。单从图书版权贸易来看，1995年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例4.7∶1，但1999年上升至15.5∶1，到2001年仍达12.6∶1的高比例。由此看来出版产业在大力“引进来”过程中忽视了版权的输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借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政府开始布局“走出去”战略。

关于“走出去”战略，政府主要通过宏观产业政策布局和具体的财税政策相结合来激励出版产业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宏观布局方面，政府颁布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对出版产业的外向发展进行刺激，强调各部门应当对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给予金融、财税、法律、人才、出入境管理、信息服务等多方面优惠，并对出版单位给予资金支持。从国家层面对出版产业走出去进行规划布局，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局等部门对出版“走出去”给予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 。在大量政策激励下，2011年，出版产业“走出去”经过十年发展，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降到2.5∶1。

宏观政策布局为出版产业“走出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示，但由于宏观政策的宽泛性导致其落实滞后于产业发展需要，这要求配套政策及时补充和直接推动。财税政策和奖励机制弥补了宏观政策可操作性的缺陷，对刺激出版产业出口贸易产生了直接效益。

2.2.2 规制重建：平衡产业结构与规避文化风险

放松和激励的协同作用调整了出版产业进出口贸易结构，改善了贸易逆差局面。但放松规制并不是政府完全放松对过去规制行业的规制，而是在引入竞争的同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来规制进入市场的行为。政府在放松具体规制的同时建立起一套更为宽泛的规制体系，即规制改革中的规制重建[18]。放松规制促进了我国出版产业对外开放，并迅速融入全球化，但引进大量外国出版物，对我国文化安全造成威胁，此时，规制重建对于規避文化渗透的风险和维持出版产业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政府对出版产业对外贸易规制的重建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放松规制与重建规制并重，即在放宽外资进入限制的同时，强调外资进入的条件，放松规制与加强规制在同一政策文件中体现。从具体的放松规制政策可知，政府允许外资进入出版产业分销、印刷等领域，但在放宽限制的同时，对进入的出版资格（业务能力）、资本、场所、期限等进行明确规定。二是强化具体规制，即颁发专门性政策对进口经营单位市场进入、进出口出版物数量和质量进行规制。对于前者，政府主要采取审批、年检登记、核发许可证的方式加强进口贸易准入限制;而对于后者，政府通过实施打击违法进口行为、对进口出版物进行内容审查来加强进口出版物质量的管理;通过目录备案的方式来规制进出口数量。

3 出版产业对外贸易政策绩效评估

出版产业政策评估是根据收集的客观材料和设定的评价标准，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效率与影响进行判断和评定[19]。政策评估能检验政策效果、提高政策水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出版政策的绩效评估对提高出版政策的制定水平和执行效率、促进出版资源的合理配置至关重要[20]。对图书出版产业的贸易能力进行评估时，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来表示图书出版产业的贸易能力更加直观和清晰[21]，本文将出版产业贸易能力按照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出口数量、版权引进输出比三个指标来考量出版产业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以此来体现相关政策的供给水平和规制效益。

3.1 “引进来”导向下的贸易结构失衡（1992—2001年）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强调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仅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国内供给与需求出现无法协调的情况时，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进行补充调节[22]。但具体到我国出版产业贸易结构，除了国内出版产业结构因素，还面临产业特性、国际因素等影响。1992—2001年我国出版产业对外贸易以内向型为主，版权贸易规制占主导。1992年中美达成版权保护的双边协议并且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市场对引进出版物需求扩大。

从政府规制来看，此阶段有关版权引进政策共18项，政策出台数量总体趋势呈波动上升。反映到出版产业进出口贸易上，进出口贸易差额不断上涨，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呈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图1）。到2001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已达12.6∶1，仍处于较大的贸易逆差之中，产业贸易结构严重失衡。回溯政策，这一时期政府出台了大量有关版权引进的政策，且频率较高，但是有关版权输出的政策则相对缺乏。由此形成的内向型贸易情况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共同推动政府明确实施 “走出去”。

1995年我国制定的“九五”计划中明确指出：竞争性行业由市场进行配置，基础性行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从而使经济更具活力。相关版权引进政策一方面为了大量引进而放松出版产业的进入限制，从而填补国内图书资源短缺，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在大量版权引进时却引发了行业乱象。市场环境的混乱、图书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产业体制的僵化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国家在1994—1998年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对图书书号、图书质量、图书出版单位进行严格限制。尤其是对外贸易中，大量外国出版物的涌进不仅引发了版权纷争，促使政府出台了规范涉外机构准入和合理引进出版物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具有明显的强规制特征，在规制出版对外贸易和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引进来导向下的政府规制，首先在放松进入规制中刺激了图书进口贸易，同时又在治理行业乱象中确立了版权贸易规范，构建了基础法制体系。与进口规制相比，刺激出口的相关政策缺位使得出版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平衡。长期处于失衡状态的贸易结构为“走出去”路线的确立提供了经济依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激励和放松规制来缓和贸易逆差、调节贸易结构成为迫切需要。

3.2 “走出去”导向下的协调发展（2002—2020年）

出版产业对外贸易的结构合理化要求进出口贸易结构相对平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刺激出口贸易的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弥补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激励出口政策的缺失，促进出版产业在“引进来”与“走出去”政策的相互作用下协调发展。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该阶段政府规制的改革与重建调整了出版产业对外贸易的发展轨迹，具体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3.2.1 进出口贸易结构趋向协调

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出版产业加大“开放性”的规制要求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政策需求共同促使我国出版产业对外贸政策进行规制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务院、文化部、原新闻出版总署、财政部等部门共出台约50项相关政策，其中激励“走出去”规制36条，占比72%。经过政府全面规划，财税、奖励机制等直接激励的金融配套政策随之出台，极大地促进了出版产业出口贸易的发展。总体上，2002年至2020年我国图书、期刊、报纸进出口总额、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出口贸易上升更为稳定，2013年进出口数量持平。2019年全国图书、期刊、报纸出口总额是2002年的4.2倍，约增长5743万美元（见图2）。2008—2013年之间，进出口数量与之前相比缩小，贸易结构开始趋于協调。相较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大量进口政策出台的偏向，该阶段的政府规制不仅大量出台激励性政策刺激出口，而且在放松准入限制的同时重建一套规制体系，对外商进入我国出版行业和引进出版物等方面做出条件限制、加大审查力度，努力促进引进与输出两方面趋向协调。

2002年至2020年，政府出台20余项激励性政策，对文化产业“走出去”进行全局规划，明确提出开展外向型图书组织活动的要求;并以大量配套政策具体落实，尤其以财政、金融等手段直接刺激出版物版权输出。对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版权贸易逆差不断上涨的趋势来看，政府规制从加强准入限制到刺激出口的改革对于调整产业市场结构，缩小进出口贸易逆差，促进我国出版产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调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国出版物版权贸易在进口方面波动曲折中上升，在出口方面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出口涨势明显高于进口;出版物版权进出口比逐渐降低，出版物版权进出口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版权进出口比从2004年8.14∶1降至2020年1.02∶1，缩小近8倍（见图3）。这说明在国家强有力政策的刺激下，“走出去”实效日益凸显，对外贸易数量进一步拓展。

3.2.2 协调化进程中的曲折发展

在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的进程中，与进出口数量缓和趋势相比，进出口总额的差值却未得到根本性缓解，出口金额不能与数量同幅度上升，这反映了由于我国出版物出口定价过低，导致出版物进出口数量差不断缩小与进出口总额差扩大相矛盾，这一特征在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出口贸易中十分显著。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等皆强调加快数字出版发展进程，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示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随着数字出版物的迅猛发展，其占据进出口贸易的市场份额逐步增大，2020年音像、电子出版物的进口总额为4.33亿美元，图书、期刊、报纸进口总额为3.62亿美元，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口总额远远超过图书、期刊等纸质出版物，但图书、期刊、报纸出版物的出口总额仍高于音像、电子出版物，说明中国数字出版仍需继续发力。伴随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数量的增长，进出口单价涨幅也不断加强，2002年至2020年进口单价从14万美元约涨至两千万美元、出口单价从2.45万美元约涨至千余万美元，各年进口平均单价均维持在出口单价的两倍以上（见图4）。音像制品与数字出版物的进出口总额逐年上涨，数量也在波动中上升，但进出口差额却并未缩小，究其原因在于出版物出口呈现量大价低的局面，出口单价低于进口单价，从而导致我国音像制品、数字出版物等进出口贸易差额巨大，不过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和完善，数字出版物的出口单价与进口单价之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从政策原因来看，《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及补充规定等一系列相关宏观布局政策激励着音像制品、数字出版物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我国对音像制品进口的数量和质量规制较强，《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关于严厉打击违法进口音像制品的通知》《关于音像制品进口管理职能调整及进口音像制品内容审查事项的通知》等政策都明确对进口出版物展开严格的内容审查。放松进入规制、激励“走出去”、加强内容管制多方结合共同促进产业发展，但相关政策仍未落实，图书、期刊、报纸出口亦是如此，导致出口出版物附加值低，量大价低，不利于我国出版产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无论是出版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数量的不断上升趋势，还是版权贸易逆差的缩小，都离不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规制改革的推动。但出版物进出口差额扩大趋势未得到根本性缓解，特别是音像制品、数字出版物进出口贸易方面，量大价低，差额过大等现象，都反映了我国出版物在出口贸易中内容质量、技术创新方面的不足，有待政府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出版产业技术革新，并推动进出口贸易从“数量型”向“数量质量并重型”转移。

4 结 语

政府规制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对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出版产业进出口贸易领域，政府规制在宏观上调整产业贸易结构，促进进出口贸易，明确主体要求，仅推动产业出口贸易向“质、量并重”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且利于规避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文化渗透风险，维护我国文化安全。1992年至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促使我国出版业的经济属性日益凸显，但“二元体制”的运作方式表明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出版产业，政府规制依旧是影响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阶段性产业绩效为政府规制改革提供了依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强规制下的版权贸易以规范“引进”为核心，版权输出被忽略，出版产业对外贸易呈现贸易逆差不断上涨的趋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规制改革与重建以“输出”为核心，产业贸易逆差趋势得到缓解。以此来看，政府规制在出版产业发展中是必要的，但理应根据产业阶段性发展状况，及时调整规制方式，促进产业资源合理配置，实现规制效益与产业绩效协同增长。

注 释

[1]李伟.进入替代、市场选择与演化特征：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进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47-148

[2] [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45

[3][17][22]干春晖.产业经济学教程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73，173，173

[4][19]胡洪斌.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43，9-43

[5]朱麗琴.出版产业发展需以政府规制变革为保障[J].出版参考，2012（28）：12-13

[6]朱丹.从出版产业政策的角度剖析我国的文化安全观[J].法制与社会，2008（11）：195-196

[7]郭剑，徐晨霞.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绩效评估研究[J].编辑之友，2017（5）：21-26

[8]赵礼寿.我国出版产业政策体系研究 1978—2011[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120-125

[9][21]徐小傑.图书出版产业评价体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160-199，160-199

[10][11]刘大年.中国出版产业政策研究 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建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44，55-57

[12]李晓西.中国经济改革30年1978—2008 市场化进程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169-170

[13]包韫慧，何静.我国出版政策法规40年回顾[J].出版广角，2018（17）：15-19

[14]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61

[15][18]曲振涛，杨恺钧.规制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3-107，33-107

[16]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53

[20]黄先蓉，赵礼寿，阮静.出版政策的绩效评估：基于1979—2002年出版业发展的分析[J].科技与出版，2011（2）：74-80

（收稿日期：2019- 09-20;修回日期：2021-12-15）

作者：智晓婷 何怡婷

市场结构根本性重建论文 篇3：

再见２０００点

2006年11月20日，沪指重返阔别5年的2000点高位，并在之后持续创下新高。这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走出了长达5年的熊市，开始向新的台阶迈进。

2006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回顾。反复的衡量，我决定还是用"2000点"作为一年的关键词。虽然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沪指已经突破2001年的历史最高位2245点，并成功击穿了2300点。我无法描述今年高点会是多少，新高也许就在明天。

2000点——必然要被跨越的台阶

股指已经2000多点了，而我们还在用1000多点的眼光凝视他。仰望，是的，我们一直在2300点的今天用1000点的心情仰望着2000点，这种心态的转变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但今天我们有理由发问，2000这个台阶真的高吗？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1990~1992年未调整的增长率为4.8%、7%、9.2%，根据国家统计局修订后数据，1993年至2005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4.0%、13.1%、10.9%、10.0%、9.3%、7.8%、7.6%、8.4%、8.3%、9.1%、10.0%、10.1%、10.2%。2006年上半年，我国GDP的增速为10.9%。1990年证券市场成立之时，我国GDP仅1.74万亿元，2005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8.23万亿元，10倍的增长，这必然要在股市中得到反映。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反映被扭曲，或提前或滞后，但趋势是无可争议的。从沪指的年线图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从2001年起，中国经历了5年熊市，但整体底部不断抬高，形成通道上升的趋势从来没有变过。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股市上扬的根本，根本不变，趋势不变。从这个角度看，2000点是一个迟早被跨越的台阶。

2000点——17个月的狂欢

从1000点到2000点，只用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一切发生的太快，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清市场的脉络。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股改闯关成功，6月6日，沪指走出了998.23点的新低，这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是这轮牛市的出发点。当时不知是否有人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但今天看来，无疑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奠定了本轮行情的基础。

2005年8月29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突破70美圆关口，达到70.80美圆，引发人们对资源的恐慌。国内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开始推动以天威等为代表的新能源股票，能源替代特别是新能源板块成为第一波行情主线。在此推动下，沪指双底形态确立，点位在1150一线。顺便一提的是，当时铜价已经涨了一年，很多人都认为见顶，但现在看，每吨3500美圆左右，只是中途的半道。

2005年12月30日，2005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1161点，与4个月前相仿。但上升的趋势已经开始显露，当时争论最多的是即将到来的是中级行情还是真正的牛市。

2006年2月－3月，沪指在1300点一线横盘。2004年国九条建起的政策底今天成了上行途中的压力。

2006年4月，以有色板块为龙头，突破1300点平台后一路狂奔，2个月时间冲到1695点，期间，LME期铜价格连破6000、7000、8000美圆大关，世界震动。

2006年5月－8月，沪指在1600点－1700点一线震荡。会不会太高了的问题那时候已经被广泛讨论。期间人民币汇率破8，人民币升值概念当红。银行、房地产等高负债行业普遍受到追捧。

2006年8月22日，招商银行刊登董事会公告，在港发行H股。扭转了国内一切向市盈率看齐的估值标准，建立起市净率估值模式，银行股开始大行其道。

2006年10月23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开始对《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交易细则》、《结算细则》和《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等4项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相关制度框架已基本明确； 10月24日，包括"一行三会"在内的国家金融管理高层齐聚"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期间明确表示2007年推出股指期货。市场热点开始向沪深300成分股和大盘股蔓延。

2006年11月20日，沪指突破2000点。市场力推二线蓝踌、三线蓝筹等新概念，但多数不脱权重股本质。

2006年12月7日，嘉实策略增长基金发行，400亿一天售完。

2006年12月14日，突破2245点历史高点。

这1年半的时间，是中国股民最高兴的日子。

重返2000点的几个关键词

股改：他的意义今天已经无须展开了，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能够从根本结构上解决这一问题，国内证券市场才有了长期良性发展的可能。同时，全流通的实现彻底推翻了市场原有的价值评判标准，而重建价值中枢正是本轮行情的基点。

人民币升值：贯穿本轮行情乃至今后若干年行情的主线。2005年，世行以购买力平价所做的计算，我国2005年人均GDP为5739美元，而以现行汇率计算则为1341美元。这种比较未必科学，但人民币被低估的事实无可争议。

我国汇改启动于去年7月，但升值速度加快初见端倪于今年9月，人民币几乎上演了"火箭式"的升值历程，轻松突破7.93、7.92、7.91、7.90等一系列的重要心理关口，平均日涨幅达60个基点。12月15日，美圆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7.8185，为汇改后新高。这种突破屡屡发生，已不再引人注意。如此加速上涨发生于美国新任财长保尔森访华后，实际上，与美元本身的贬值有很大关系。11月22日和24日，欧元兑美元分别升值了0.77％和1.16％，突破了1.30的关口，系较为少见的飙升。美元在国际汇市的走软，使得人民币加速升值顺理成章。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一国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其股市走强。

推动沪市大盘攀上2000点的银行股、地产股等，均受益于人民币升值。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当本币升值时，意味着银行持有大量债权的价值上升，特别是间接融资在我国还占据绝对的优势，单单人民币升值因素，就能够大幅提高国内银行的资产价格。我国银行资产和负债净额较高，本币升值无疑使银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如果说人民币升值可使经济中的财富效应显现，那么银行本身也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在众多银行股的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摩根士丹利、汇丰、瑞银、花旗等QFII频频出现，就显示出外资对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银行股估值提高的认同。

地产股同样意味着大量持有人民币资产，资产的充分占有也使其可以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益。

此外人民币升值对那些原料依赖进口的上市公司有益，甚至可认为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电力、供水、有线电视、景点旅游业、矿山等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估值水平都将不断得到提升。如纸业类上市公司，在其生产成本构成中，以木浆为主要原材料的企业，木浆占其生产成本比约65至75％；以废纸为主要原材料的企业，废纸占其生产成本比约50至70％。我国造纸业约有近80％的木浆和废纸依赖进口，人民币升值可使纸业类上市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并有利于降低造纸业的进口设备采购成本。

这一概念影响深远，可以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人民币资产，就可以归入人民币升值概念，而人民币的升值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使人民币升值概念将长期的延续下去。

基金：不得不说，基金是本轮牛市的发现者和推动者。新能源、有色金属、银行、地产、工程机械、钢铁、食品饮料、高速公路……基金成功的推动和引导了投资热点的转换，自身也取得了出众的业绩并得到甚至新进投资者的信任和追捧。基金的成功与其说是成功的发掘了市场热点还不如说基金成功的把他们的投资理念推销给投资者，这也包括推销基金自身的成功。

一年之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基金会受到今天如此的欢迎，但一年之后，这种欢迎已经向令人瞠目结舌的疯狂发展。2004年初，中信、海富通首次发行两只百亿元的基金，之后因为市场的不成熟、股市下跌、基金业绩的下降，这两只百亿基金规模不断缩水，现在规模都在20－30亿左右。那时还在讨论大规模基金管理的种种艰难，而时隔两年，百亿基金却已成了大路货。

4月底，银华优质基金开始发行，首发规模近百亿，随后发行的广发优选发行火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短短数天取得184亿的销售规模。

6月份，新基金发行温度上升，这得益于上半年股市转强，基金公司普遍业绩的良好，稍有品牌的基金公司发行新规模都能维持在50亿以上。

7月，新基金发行规模增长和发行速度在提高，7月新成立的基金规模达到338.077亿。

11月份发行了南方和华夏两只百亿基金，基金单天销售规模达到60亿以上。当月12只基金新成立的基金总规模达到664.49亿。

12月7日嘉实策略增长基金一天419亿的销售将这一疯狂推向高潮。为此， 12月4日一天，新增基金开户就超过9万人，这超过以往一年基金的开户数。

上投摩根、广发、银华、易方达、南方、华夏、嘉实，单只基金规模迅速扩张导致基金公司的管理资金规模排名不断被改写。

基金的热发使得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申万巴黎基金管理公司分析认为，2001年机构资金只占流通市值的20％不到，是以散户为主导的市场。而现在机构（公募基金、QDII）的力量已经占到市场流通市值的40％以上。市场主体已经改变。这也是基金理念大行其道的基础。

据统计，截至12月8日，2006年全市场共有65只股票型基金发行，合计募集资金约3497亿元。特别是10月份以来增量资金源源不断加盟市场，共有22只股票方向基金发行成立，合计募集资金1464亿元。而目前基金公司管理的资金规模已经增加到7414亿。这还没有计算QFII、私募、社保以及保险基金。基金成为市场中最大的赢家。

基金的强势造成短期市场资金供给充裕，有利于行情的延续，但很明显的问题是新发基金对优质蓝筹股的需求在短期内迅速放大，优质公司股票供需出现阶段性失衡。这也是市场热点扩散的主要原因。同时，整个行情从价值体系重建起步，现在又逐渐走向资金推动型的轮回。基金发行热与股市升温的循环如果持续下去，一定程度上的估值泡沫可能将因此而被催生。

为此，证监会发出题为《关于贯彻落实第31次基金业联席会议精神，加强风险防范，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强调，基金公司要加强对投资运作的风险控制，坚决纠正片面追求投资业绩，忽视风险防范的倾向。同时，有非正式消息表示证监会已放缓基金审批速度。

这一举措会否造成短期市场资金断档还未可知，如一旦有实质性举措，对行情将有不小的冲击。

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的推出提供了全新的套利手段。一些衍生产品工具提供商已经为基金进行策略性交易提供了可能性的方案。中信证券研究部在《从A50 畅想沪深300》报告中就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全新的盈利模式，那就是：" 买入低价大盘股——〉做多新华富时A50 指数期货——〉将大盘股股价推高到合理价值之外——〉未来做空沪深300 期货"。

虽然国内市场尚没有做空机制，但投资可以通过期初买入现货、卖出期货，期末平仓来进行套利交易。由于沪深300 股指期货的推出落后于新华富时A50 指数期货， 这使得先进入的投资者能够掌握先机，机构可以在买入大盘蓝筹股之后，未来直接做空沪深300 期货。

但不管是投机交易者还是套利交易者，如果想获利，都需要买入现货，其中，投机者买入现货推动指数上涨， 套利者买入现货以完成套利操作，如果投机交易者希望影响指数的涨跌， 必须掌握足够的市场筹码，因此，指数样本股的投资价值将会得到大大提升。

事实上，这一迹象非常明显。如宝钢，沪指一直涨到1800点该股依然保持平盘，之前的市场评论也都采用年初的普遍说法，过剩、结构调整、原材料涨价等等，总之是不看好。但10月27日起彻底翻盘。机构开始大谈投资价值，边际安全收益等等，短短一个半月就涨了90%。这种对筹码抢夺式的买入以及时间点上的巧合，完全可以确认与股指期货之间的联系。

与之类似的如联通、上海汽车等。二、三线蓝筹是借口，股指期货是实质。

2000点之后

预测未来将走多远是没有意义的，3000点或4000点仍然只是一种趋势。同时我们采用沪指作为A股市场走势的代表只是出于习惯。沪综指的失真使其更多的只能做趋势的研判。

我们认为：本轮行情启动基于三大基点：1、股改完成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其后制度创新的不断推出；2、人民币长期升值、3、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成长。这三大基点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并且将趋势将稳定持续。在这三点变化之前，言顶为之过早。

作者：张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