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市场竞争结构分析论文

2022-04-22

摘要:当前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对已经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施工行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制约,施工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强化资金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阐述了解决企业资金紧张的对策,指出规范建筑市场,完善市场体系,强化资金预算管理,加强资金日常管理等是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保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市场竞争结构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企业市场竞争结构分析论文 篇1:

对我国钢铁行业的价格行为研究

摘要:国际环境快速变化,我国的钢铁业也发展迅猛。随着我国政府逐渐放开了对钢铁行业的管制,钢铁行业逐渐演变成近似的寡头垄断,但是当前钢铁企业对于如何参与市场竞争也是困惑颇多,各钢铁企业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两个价格难题。本文首先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寡头垄断市场的价格形成过程,然后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我国钢铁企业价格形成过程和模式,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寡头垄断;钢铁行业;市场结构;行为;研究

文献标识码:A

古典经济学理论表明,寡头垄断市场中,生产者相互之间对竞争对手的价格行为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中,除了要分析市场供需,寡头生产者的定价决策也不能忽视竞争对手的行为。因此,寡头生产者常常面临下面两个价格难题:如何准确把握市场价格行情;如何有效地应对竞争者的价格竞争。

一、寡头垄断行业价格行为分析的一般框架

(一)行业市场结构

“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经济绩效”,这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观点。行业市场结构是指在某一行业中,企业在数量、市场份额、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业内部竞争和价格形成的市场组织特征。它反映行业内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顾客之间的交易关系和地位,反映市场竞争与垄断程度。[1]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结构的3个主要因素。

1.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竞争垄断程度的主要因素。最基本的集中度指标是绝对集中度,通常用规模处于行业前几位企业的生产、销售、资产或职工的累计数量(或数额)占整个市场的生产、销售、资产、职工数量的比重来表示。美国的贝恩教授将集中类型分成6个等级(见表1)来分析集中度的发展趋势。

表1 贝恩对美国产业竞争和垄断类型的划分

2.产品差异化。产品差异化是由于在质量、款式、性能、销售服务、顾客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产品间替代不完全。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性在于对买者需求造成的影响,使顾客对某些企业或某些品牌产品产生偏好甚至愿意多支付钱,使同行业中不同企业的产品不可替代,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寡占或垄断。

3.进入壁垒。进入壁垒是衡量市场结构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指新进入者要克服的障碍。集中度和产品差异化的分析主要是侧重于行业内已有企业的数量和竞争强度。而进入壁垒的分析,则是从新企业进入市场的角度来考察市场关系,反映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

(二)企业定价模式与价格竞争

“企业中,谁在做决策,谁在影响决策,决策的规则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企业定价模式要涉及的,而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理解企业的定价导向是什么。Ong(2003)通过研究发现,寡头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市场价格的预测,同时也非常关注竞争对手的价格行为,寡头生产者的定价是战略性的。战略性的定价模式通常表现为3种:(1)具有战略意义的价格是企业创造或者维持竞争优势的方法,例如,通过价格来维持市场的稳定性等。遵循这个定价模式的市场领导者往往会主动给竞争对手发送信号,告诉竞争对手自己的意图,从而引起价格变化,并控制跟随者的行为。市场领导者的这种行为方式确保了行业的稳定性。友好地说,价格领导者的行为是在鼓励非价格竞争;那些进攻性的、价格驱动的竞争是被限制的,甚至是要受到惩罚的。在这种理念下,定价政策的成功由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和行业的长期绩效来衡量。(2)另一个战略性导向的定价理念是强调客户价值。该理念指导下的定价模式认为定价应该抓住客户价值,并对其做出及时的反应。企业定价管理的重点在于教育客户,从而增加客户对产品的感知价值。(3)第三种战略性的定价模式强调的是细分定价,即基于不同的客户制定不同的价格,特别是对相同的产品或服务,根据他们支付的不同意愿来定价,也就是价格歧视的经济理论。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寡头垄断行业通常采用领导者-跟随者的价格竞争模式。例如,美国钢铁几十年来担当了钢铁行业的价格领导者。在软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定价行为也遵循了领导者-跟随者的定价模式,可口可乐是价格领导者,百事可乐是价格跟随者。价格领导是指行业中以某个企业作为价格变动的领导者,率先调整价格,而其他企业即“价格追随者”则根据其行为而确定自己的价格行为方式。价格领导行为一般分为两种:晴雨表型的价格领导方式,此时起价格领导作用的厂商并不是固定的企业,而是首先进行价格调整的企业;支配型价格领导方式,这种方式中领导者一般比较固定,它不但在时间上领先其他企业,也具有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价格领导方式比价格卡特尔更稳定,因为价格领导者调整价格后,其他厂商就会理性地决定是否跟从。而在价格卡特尔中,如果需求下降,那么卡特尔企业就会争先恐后地降价。

价格领导型企业的领导力可能来源于规模经济效应、成本低、比别的企业有优势的其他特征(如管理出色或对市场行情变化的准确把握)等方面。价格领导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价格行为特征有:价格政策比较稳定,即调价周期比较长;是行业中最先调价的企业,从调价时间上领先其他企业;价格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

(三)寡头企业价格竞争的过程分析

与垄断和完全竞争相比,寡头垄断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竞争对手之间具有战略上的相互依赖性。一般来说,行业中几个寡头企业之间的博弈是无限次重复的博弈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主要涉及寡头企业之间的协商、承诺和行动等持续、反复的阶段。寡头企业都在持续地评价其他企业的行为,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寡头垄断企业在决策时可能要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个来源,包括未来未知的事件以及其他寡头垄断企业对这些事件的反应。而这种种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是由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相互之间不信任、不理解。Lewicki和Bunker提出了3种形式的信任,即基于算计的、基于知识的以及基于认同的。在这3种形式的信任中,基于算计的信任是最初级的形式,而且非常脆弱。当相互之间的知识随着互动增加的时候,基于算计的信任可以转化成基于知识的信任。当基于知识的信任代表了各方构建共同身份的基础,那么就转化成基于认同的信任。后两种转化的信任在遇到破坏性事件时有较大的弹性,不容易被破坏。寡头企业间的相互作用越频繁,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的程度也会随之增加。

当然企业之间的信任并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沟通基础上的。沟通的目的在于向对方传递信号(真实信号或者虚假信号),试图改变对方的态度和行为。Hutt et al和Moore通过研究发现,正式的契约或者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都是较有效的沟通方式。另外,竞争性企业之间自发形成行业协会来降低外部不确定性,成千上万的行业协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主要职责是收集信息,并传播给行业协会的成员。

二、我国钢铁行业价格行为及其分析

(一)我国钢铁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1.市场集中度分析。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与世界主要钢铁市场相比集中度偏低。2003年世界钢铁巨头阿塞勒(Arcelor)的钢产量占到全欧洲钢产量的21%,2001年韩国浦项钢铁公司(POSCO)一家企业的钢产量占了全国的64%,而2003年我国前8位的钢铁企业(宝钢、鞍钢、武钢、首钢、本钢、马钢、唐钢、攀钢)的钢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32%。下面以钢产量为例计算我国钢铁工业1992-2003年的集中度CR4(前4位企业市场占有率)、CR8(前8位企业市场占有率),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92~2003年全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1992--2003《中国钢铁工业年鉴》的数据计算所得。

在1992-2003年中,我国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由1992年的32%(CR4)、44%(CR8)逐年下降,到1999年、2000年有所提高,但接着继续下降到2003年的21%(CR4)、32%(CR8),分别降低了34.4%和27.3%。集中度下降是由于国家减少了对投资钢铁业的限制,大量民营及国外资本进入钢铁业,导致我国钢铁企业数量增多、单个企业生产规模减小。2003年全国具有炼钢能力的钢铁企业有260家,平均年产钢不到70万吨。将我国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与贝思的划分标准(表1)相对照,可以看出我国钢铁业处于低集中度的寡占状态。

2.产品差异化分析。产品差异化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一个主要因素,决定了市场集中度的水平。扩大企业间的产品差别,就会使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的产品减少了可替代性,也就意味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区别较为鲜明,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发挥了规模经济,获得可持续利润。产品差异化的来源主要有:(1)不同钢铁企业所生产的钢铁产品本身的差别,主要是钢铁品种的不同。如山东济钢主要是以中厚板为主导产品,莱钢以中小型材,H型钢为主导产品。(2)由于企业销售条件的不同所引起的产品差别。钢铁企业的产品在本企业附近的地理位置上和交通运输上所占有的优势,往往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封杀其他竞争者。据不完全统计,每增加百公里吨的钢材铁路运输将会增加成本4%。(3)品牌差异。购买者在心理上相信一些企业产品存在的差异,即企业的信誉问题,这是由于钢铁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加强顾客的产品忠诚度所形成的人为差异。[2]

由于我国钢铁产品内在的质量差别很小,产品在市场上基本同质,消费者对其外观质量及包装都要求不高,钢铁企业的差别化程度比较低,因此企业之间不易通过产品差异化来提高价格,排挤竞争对手。这也是企业能够大量进入该行业的原因之一。

3.进入壁垒分析。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进入壁垒主要有三个方面:(1)资金壁垒。投资钢铁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如土地购置费、厂房建设费、购买生产线及设备等费用,每一笔都非常大,成为阻挡新进入者的一大障碍。(2)技术壁垒。成品钢材出产要经过采矿、炼铁、成坯、炼钢、轧制、深加工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每一流程都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钢铁产品竞争越来越集中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上,这也势必要求企业的科研实力相应提高,对新进入者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3)行政壁垒。钢铁行业一直都受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近几年我国对钢铁产业的调控政策要求企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严厉控制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缺乏竞争力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关停了一批不适合工业发展趋势的钢厂。如从2003年12月起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钢铁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文件,并查处了一批违法钢铁建设项目,所以钢铁行业的行政约束和管制不但不会消除,而且会更高。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到:我国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尚处于低集中度的寡头垄断状态;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大,整体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新进入者面临很高的资金、技术及行政壁垒,具有垄断行业的典型特征。总体来说我国钢铁行业处于近似的寡头垄断状态。

(二)我国钢铁企业的价格行为分析

1.定价过程。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影响企业行为,我国钢铁行业近似的寡头垄断结构也决定了寡头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非常激烈,这也决定了定价决策在钢铁企业中具有战略意义。

目前我国钢铁企业在定价的时候主要考虑三个因素,次数由多到少排列分别是市场平均价格、竞争对手(主要是宝钢和武钢)、下游经销商的价格承受能力。我国钢铁企业的定价模式着重强调对外部市场环境的理解和判断,对市场大势的把握,同时盯着竞争对手的行为,从而制定恰当的价格策略。在这种定价模式指导下的定价流程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对市场平均价格的准确把握是钢铁企业定价的逻辑起点。例如,宝钢和武钢这两家大型钢铁企业为了准确预测市场平均价格,专门构建了一个市场行情监测及预测系统,并运用了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多学科的定量方法。(2)对竞争对手价格信号的获得和正确理解是钢铁企业有效确定定价目标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是判断自己价格在市场上定位的依据。例如,大多数钢铁企业都设有商情部门,主要负责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并定期进行分析,供定价决策时用。(3)在我国钢铁市场上,虽然下游经销商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的接受者,但是钢铁企业在确定价格定位时也充分考虑了下游经销商的价格承受能力,而且价格制定前也会与经销商进行及时的沟通。制定价格后,会召开价格的新闻发布会,与会者主要是各大经销商,内容不仅仅是告诉经销商本次的价格及相关政策,更重要的是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理解和分析与经销商分享,目的在于教育经销商,使得经销商与该企业保持一致的认识。(4)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定价策略和价格,企业会向其他寡头企业传递价格信号,这也是增强寡头企业之间合作、提高团体决策效率的重要方法。例如,被调查的一家钢铁企业在价格政策制定之后,很快就会将其内容放在钢铁行业的专业网站上,只要是该网站的会员单位都可以及时看到相关信息。[3]

2.价格行为。价格行为是市场行为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特定的市场结构下,在低差别化,较低集中度和弱化的高进退障碍的市场结构中,相对于国际钢铁企业,我国钢铁业中单个企业或几个企业很难调节市场价格,没有能力确定一个垄断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钢铁价格基本是随着国际和国内能源的供求关系和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地波动起伏。

如图2所示,2004年2月,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109.69,比1月份上涨6.92点;3月末钢材价格指数为120.14点,比2月份上涨3.53点。但在4月份国务院对“铁本”事件的处理公布后,钢铁价格应声而落,在5月达到全年低谷,仅为108点,之后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钢铁工业协会在5月底召集主要钢铁企业召开“稳定国内钢材市场座谈会”,会后各厂家纷纷提价,钢铁价格开始回升,并持续到年底。这种价格的波动起伏加剧了钢铁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而与此同时,国际价格除了在5月由于我国价格的影响小幅下挫外,全年比较稳定,保持在150点左右的高位。国际价格比国内价格高出近30%,这也表明了我国钢铁企业缺乏定价能力,没有垄断势力。

(三)我国钢铁行业的主要定价模式

目前钢铁企业主要的定价模式有:销售总部定价、外埠公司区域性定价、钢铁企业之间协商定价、钢铁企业与大的用户及经销商之间的协商定价。各类型定价模式源自于各个钢铁企业的营销模式,基本上是营销模式决定了定价模式。本文从营销的机理上来分析各种定价模式的优劣。

1.销售总部定价模式。多数钢铁企业执行的是销售总部定价模式。销售总部所发布的价格类型以出厂价为主,出厂价实质上就是客户从生产厂家的提货价,对于客户将产品发送到目的地所发生的各种费用由客户自己承担,钢铁企业只负责铁路运费的代收代付。出厂价的优点是产品价格的制订权由钢铁企业销售总部控制,权力相对集中,而且出厂价的表现形式简单明了,方便钢铁企业进行财务结算。

总部定价模式的不足之处是很难适应区域性市场的差异性。钢铁产品中除螺线类建筑用长材具有很强的区域销售特征外,许多钢铁企业生产的板、管、大型材等产品基本上是面向全国销售的,而且全国各个钢铁市场依据其地理及市场消费等特征可划分为华东、华北、珠三角、西南等多个区域性市场,各个区域性市场之间存在着多种差异,如客户群体的组成不同、产品消费的层次不同、市场容量不同、市场资金流量不同等,总部定价模式不利于钢铁企业对重点区域性进行掌控,而且规范统一的出厂价也难以同时满足各个区域性市场在客户需求上的差异性;同时不同的区域性市场中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也不同,对不同的竞争对手理应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总部定价模式显然难以适应这种要求。

总部定价模式强调价格决策权的集中,强调以一种统一的价格形式来满足区域市场、客户、竞争对手等多方面的差异性,所以这就要求销售总部的市场决策人员拥有极高的综合素质,拥有广泛的市场信息来源,能够远距离地对各个区域性市场做到了如指掌,否则就难以顾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做到全面而准确地决策。但钢铁产品的销售伴随着用户需求的多元化、高端化、个性化必将向专业性销售方向发展,钢铁企业以价格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销售方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而总部销售模式需要改进,需要变革。[4]

2.外埠公司区域性定价模式。一些钢铁企业在重点区域市场建立了本企业的销售子公司或分公司,由外埠公司对本区域内的产品实行统一定价,此种模式的优点是有助于钢铁企业针对地区、客户、竞争对手等方面的差异性展开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目前世界上一些知名的钢铁公司基本上都采用这种销售模式,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定价模式。但此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钢铁企业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外埠公司运作机制,而且钢铁企业从销售总部定价模式向外埠公司定价模式转变,将涉及到销售总部与外埠公司权限、利益、考核等多个方面的重新调整,如外埠公司与销售总部的权限如何划分,销售总部如何对外埠公司进行管理、考核与监控,外埠公司的销售量应该占到本企业的销售量的多少,外埠公司能否对本企业在该区域所销售的所有产品具有决定权。这实际上已涉及到一个钢铁企业营销体制变革的问题,涉及到总部销售部门及个人与区域性销售部门及个人的权力调整与利益的重新划分,不言而喻,这种调整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钢铁企业对其外埠公司的职责、权限的赋予方式及内容并不一样,真正赋予外埠公司在其所在区域对本企业产品具有资源垄断权、价格决定权的钢铁企业尚为数不多。也有人认为,销售总部定价模式与外埠公司定价模式应该是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对立,基于这种认识钢铁企业应搭建跨地区的计算机销售网络,即借助跨地区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由总部和各地的外埠公司共同进行资金、销售、库存等各个方面的整合和控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品的区域性定价,使总部与各外埠公司共同分享市场信息,总部更侧重于指导性定价,而各外埠公司则基于总部的指导性定价进行灵活性定价。

3.钢铁企业间协商定价模式。目前钢铁企业间的协商定价模式只是在某一地区内与某一类产品相关的钢铁企业之间有所运用,从整个钢铁市场看其覆盖面不是很广,对整个市场的价格影响尚构不成主导力量。此种模式基本运用在价格调整幅度较大、调整频率较快的非正常时期,有助于稳定区域市场价格,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但从钢铁企业间协商的内容看,其更侧重于对某一地区各钢铁企业间同类产品的出厂价格进行约束,而对市场资源供应量基本没有涉及,更谈不上约束。

钢铁企业间的协商定价是建立在合理的市场集中度、良好的市场秩序、相互诚信的基础之上,三者缺一不可。没有合理的市场集中度,大型钢铁企业在市场中难以发挥市场资源控制的主导作用;缺乏良好的竞争秩序,只会使企业关注眼前利益,将价格看作是决定收入、利润的主导性因素,导致企业间围绕价格开展恶性竞争,其结果是全行业平均利润的下滑;没有诚信,大型钢铁企业间就难以进行有效合作,因为相互间充满了博弈,制定的规则可以以各种方式不去遵守,最终导致协作定价的失败。

钢铁企业间协商定价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在目前我国钢铁市场结构、市场规则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其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协商的内容有待于继续深化,即从单纯的价格协议逐步向市场资源控制、市场区域划分、产品层次划分等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之间基于合作与竞争的价格协商定价,实现钢铁市场理性、有序的竞争。

4.钢铁企业与大的用户及经销商之间协商定价模式。钢铁企业与大的用户及经销商之间的协商定价模式目前更多地体现为钢铁企业与大的经销商之间的协议定价,钢铁企业与大的用户间的协议定价事例并不是很多,而且多局限于某些特殊产品的用户上。此种定价模式有助于钢铁企业快速地销售产品,合理控制企业产品库存,同时有助于企业稳定骨干流通渠道,保证产品的基本销售数量与销售收入。

此种定价模式的不足是钢铁企业把对流通渠道及终端市场价格的影响力及控制权转手让给了大的经销商,而且大的经销商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如果钢铁企业不能很好地协调这些大的经销商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导致本企业产品在某一区域市场的恶性竞争。同时还要考虑到,如果钢铁企业推行外埠公司区域定价模式,那么销售总部与大的经销商之间的协商定价,往往会损害外埠公司的基本利益,因为这些经销商有可能与外埠公司存在着对有价值的终端用户资源进行争夺的矛盾。从实践中看,多数大的经销商更倾向从销售总部获取资源,因此销售总部如果想与大的经销商进行合作,那么必须要求该经销商在市场区域、客户资源等方面与外埠公司存在差异,否则将有损于钢铁企业的整体利益。

上述四种定价模式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实践中它们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钢铁企业完整的定价模式。至于一个钢铁企业以哪种定价模式为主,完全取决于钢铁企业的产品特性、渠道特征、企业营销实力、企业营销模式等多种因素。在现阶段的我国钢铁市场,总部定价模式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但它会逐步向区域定价、钢铁企业协商定价、重点用户协商定价转变,这也标志着我国钢铁企业、钢铁市场的逐步成熟。

三、对我国钢铁行业价格行为的思考和建议

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决定了价格对于钢铁企业的战略意义,也使得本文研究的主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钢铁行业是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效益明显,但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钢铁市场的市场结构还没起到最优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集中度不高,缺乏定价能力,直接导致在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明显不足,与国际其他钢铁企业相比价格偏低。本文认为,在我国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钢铁业应该做好以下几点,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提高定价能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第一,通过企业重组提高钢铁行业的集中度,进而提高钢铁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我国钢铁行业竞争激烈,具有近似的寡头垄断特征。虽然行业里有著名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但由于大量的民营钢铁企业在政府放松管制过程中进入,使得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低。2004年国内钢产量大于500万吨的企业15家,钢产量占全国的45%,而2002年世界主要产钢国钢产量大于500万吨企业就占各自国家钢产量的50%-75%。随着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其在国际钢铁业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提高国内钢铁企业在世界钢铁界的竞争力,重组整合是我国钢铁业未来几年的必由之路,企业必须要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产品成本和市场优势。除国家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外,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已形成较大生产规模、技术装备水平高、物流优势明显、市场竞争力强的民营钢铁企业应尽可能通过技术改造和资产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出现若干个千万吨级生产规模的民营钢铁企业。[5]

第二,提高产品差异化,同时尽量形成一批钢铁企业,专注生产特定品种的产品。如大连金牛、抚顺特钢和北满特钢联合为辽宁特钢公司专注生产特种钢,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特种钢生产基地,在市场上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力。

第三,提高进入壁垒,同时构筑适度的退出机制。通过提高进入壁垒制约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使钢铁行业健康有序协调地发展,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钢铁市场运作过程中,企业制度和机制没有转变,缺少开发市场的能力,企业效益低下,但由于较高的沉淀成本无法退出。同时大量的中小规模企业也必将退出该行业,而良好的退出机制会把现存于市场里的过剩生产能力或低效生产能力淘汰出局,减少资源浪费,促进产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第四,建立有利于钢铁产业运行的经济环境。虽然政府已经明确了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思想政策,但不能以牺牲市场有效竞争为代价,过多地采取行政性的“关、停、并、转”措施,而应把重点放在健全市场机制和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依靠市场竞争本身的“优胜劣汰”机制,促进产业的集中化。政府可以利用钢铁行业存在的价格领导者与跟随者定位、企业之间信息共享机制等,协助行业中的企业在价格上自律,从而求得钢铁行业的健康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的发生。政府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间接地向企业传递政策信号,并帮助企业正确理解政府政策,从而做出恰当的决策。这些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政府防范企业共谋、抬高价格的行为。

参考文献:

[1]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三联书店,1992.

[2] 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产业经济学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 中国钢铁协会财务资产部,中国价格协会冶金价格分会,中国冶金价格信息中心课题组.试论钢铁行业价格调研与市场协调机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3,(1).

[4] 蒋传海.企业价格及定位竞争模型研究[J].预测,2002.

[5] 周维富.我国钢铁工业布局与结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08-05.

作者:叶耿介

企业市场竞争结构分析论文 篇2:

浅析金融危机下国内施工企业的资金管理

摘要:当前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对已经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施工行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制约,施工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强化资金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阐述了解决企业资金紧张的对策,指出规范建筑市场,完善市场体系,强化资金预算管理,加强资金日常管理等是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保证。

关键词:金融危机;施工企业;资金管理;影响;对策

在建筑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施工企业要想取得、巩固、扩大市场份额,必须具备强大的竞争实力,雄厚的资金是竞争实力的基础和保证。而施工企业具有生产周期长、回收资金缓慢等特点,如果不能很好地组织企业的资金周转,企业将会陷于资金短缺的境地。因此,及时了解企业资金状况,积极地组织筹措资金,是施工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施工企业的介绍

施工企业是指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生产的企业。目前施工企业承揽的任务,均是通过投标的方式获得。从生产活动来看,施工企业具有以下特点:

1.生产周期过长。建筑工程建设周期长,整个施工过程需要耗用大量的原材料,购置和调配相应的施工机械设备,调集大量的人员,资金占用量很大,并且工程项目只有在建成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才能收回价款,使得资金周转较为缓慢,施工企业资金紧张在所难免。

2.工程项目分布点多。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分布点多、面广、线长,分支机构分布省内外,甚至世界各地分支机构分布省内外甚至世界各地。

3.垫资施工。随着建筑行业招标制的普遍采用,施工企业的经营范围得到空前的扩展。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建筑市场的不规范,垫资施工是企业经常发生的事情。

二、施工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由于施工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导致施工企业资金短缺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需要大量资金作保证。建筑工程建设周期长,整个施工过程需要耗用大量的原材料,购置和调配相应的施工机械设备,调集大量的人员,资金占用量很大,并且工程项目只有在建成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才能收回价款,使得资金周转较为缓慢,施工企业资金紧张在所难免。

2.工程款拖欠。目前,由于建筑市场不规范,市场机制不健全,建设单位借故拖欠工程款已成为普遍现象。有许多施工单位垫资施工,上千万资金垫付到多个工程项目中,无法收回形成呆账,使企业职工工资无钱发,拖欠电费无钱交,企业被迫破产解散。近几年通过加大力度整治,清况有些好转,但部分单位前些年遗留的应收账款还不少,影响了现金流入。不少施工单位应收账款的数额都比较大,这不仅是资金回收缓慢的问题,更隐含着潜在的亏损和财务风险。如果按规定工程进度款不能足额收回,工程迟迟又不能竣工结算,那么拖欠的工程款就更多,致使工程款愈来愈不能按时收回,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资金的困难。

3.垫资施工的影响。建筑市场开放以来,施工企业的生产任务由原来以计划分配为主,改为通过投标方式取得。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建筑市场很不规范,垫资施工是常有的事,从而加剧了施工企业资金周转的难度。有的建设单位为了尽快立项批项,报项资金就留有缺口,因此,在发包时就有意压价,把资金缺口转嫁给施工企业;有的建设单位不按规定拨付备料款,不及时支付工程款,把资金缺口转嫁给施工企业;有的建设单位随意变更设计扩大规模,提高标准,造成资金缺口;有的工程在建设期间,由于情况变化,后续资金无法落实,也会形成建设资金缺口。这些情况的发生,导致形成与应收账款相应的垫付税款,更加大了企业本不该提前发生的现金流出。

4.投资项目失误。有些企业忽视项目投资的可行性研究,片面强调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对项目风险评估不足,成本分析测算不充分,盲目投资,承揽了一些资金投入大、风险高的工程,导致资金紧张;有的企业对拟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客观可能性、技术设备先进性、经济效益可靠性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承揽的项目技术难度极高、施工风险极大,导致项目先天不足,资金短缺。一旦企业的这些投资项目发生失误,就会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偿债压力,更容易造成企业资金紧缺,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5.资金使用不当。在一部分企业中,对资金管理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对资金的计划筹措和使用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具有随意性。如物资采购无计划,致使存货积压,不仅导致资金占用,增加了存货的管理成本,同时其毁损的可能性也愈大,还承担了很大的跌价风险;备用金管理不严,借款无计划,不及时报销还欠,占用企业有限的资金。

三、金融危机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1.对国内金融行业的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深入扩大,国内金融机构所受的损失可能加大,原因在于:(1)金融危机最初影响的是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资产的价格,此类资产下跌的程度难以准确预估,受此影响,投资者对金融机构未来的前景不乐观,全球信贷紧缩以及信用评级机构下调评级。(2)资产价值下跌的风险不仅仅局限于次贷资产,从直接相关的优质住房抵押贷款资产到一般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都面临着价值下跌的风险。因此从这一角度考虑,中国金融机构持有的西方次贷与非次贷资产价值将严重缩水,这样的后果就是使得金融机构信贷萎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紧缩货币政策,将给施工企业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2.对政府货币政策的影响

金融危机可能会导致政府实行紧缩的贷款政策,从而给企业现金流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一方面,行业竞争激烈,内垫资施工等不规范现象屡见不鲜,融资能力已经成为竞争手段之一,紧缩货币政策会加大企业的融资难度,给公司带来较强的资金压力,资金实力不强的公司可能会面临一些业务收缩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行业特性,建筑企业的应收账款比重较大,紧缩货币政策会加大业主的资金压力,工程施工款的支付延后或拖欠,加大了企业应收帐款的回笼速度,使得企业的现金周转恶化,给企业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3.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由于消费者信心不足,老百姓还大多还是持观望状态,所以国内房地产行业价格持续走低,从而影响相关行业低迷不振。钢材价格从年初的节节攀升到目前的连环下跌,装修公司的连连倒闭,建筑工人的陆续失业等都受到了不景气的房地产业的影响,这些情况都会对国内施工企业的未来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四、施工企业加强资金管理的对策

由于金融危机对相关行业的影响,施工企业资金的来源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历来施工企业的资金短缺是通过向金融机构举债来缓解的,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部门和金融行业会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资金短缺在长时间内不能解决,那么企业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针对这种情况,需要根据施工企业的特点,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施工企业的资金管理:

1.规范建筑市场,完善市场体系

要从建筑市场的客观实际出发,建立起配套有效的建筑市场体系和运营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建筑市场法律、法规,以法律、法规约束市场各方主体行为,严重查处拖欠工程款现象,同时推行发包方出具工程款支付保函,即在签定建筑施工合同时,工程发包人应向承包人签发银行出具的具有一定金额的工程款支付保函,发包人未按期支付工程款的,承包人有权要求银行按保函的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彻底遏制拖欠工程款现象。此外,还要加强招投标管理机构的建设,树立招投标的权威性,在招投标中要保持公正性。赋予招标办监督管理工程招标合同签订和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职权,制止盲目压价、垫款施工等违法行为,以维护施工企业的合法权益。

2.加强对投标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资金管理的范畴涉及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因此,企业必须细分市场,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科学合理地筛选投标项目,从源头加强资金的控制,而不是有项目就跟踪,见标就投。施工企业在投资决策之前,需要调查、研究与拟建项目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资料,比较分析可能的建设方案,预测评价项目建成后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综合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财务上的盈利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以及建设条件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以避免投资决策的失误给施工企业带来沉重的债务,造成资金紧缺。

3.强化资金预算管理

施工企业要建立和完善资金预算编制、审批、监督、考核的全面预算控制体系。预算编制采取逐级编报、逐级审批、滚动管理的办法,预算一经确定,即成为企业内部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定依据,不得随意更改。针对施工企业的特点,实施资金预算管理应遵循以下程序:第一,自下而上逐级编制资金预算计划;第二,自上而下逐级审批预算,并对预算计划收集整理,从而确定公司下月财务预算;第三,执行严密的预算调整程序,各级预算一经批准确定,不得更改。但因特殊事由,须调整的,应遵循严密的审批制度;第四,建立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制度,加强对各个环节现金流量的监督与控制,也就是对施工生产、任务承揽、、设备购置和基建投资等过程的现金流采用预算管理和定额考核,实行动态监控,量化开支标准。在编制资金预算时,本着轻重缓急的原则,将营运资金区分为生产经营资金和非生产经营资金。

4.加强资金的日常管理

施工企业要加强对资金的日常管理,将现金流量管理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高度重视企业的支付风险和资产流动性风险,严把现金流量的收入、支付关口,对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各个环节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严格管理。第一,加强货币资金、储备资金、备用金的管理,有计划合理有效使用企业有限资金;第二,要定期对库存材料,进行结构分析,合理核定储备材料及在建工程的资金占用,有效处理积压,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资金占用;第三,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加强施工现场管理,降低成本,节约资金;第四,加强工程价款结算工作的管理,及时回收资金,加速资金周转。

五、结束语

总之,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施工企业内部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保证企业资金的良性循环。而要保证企业资金的良性循环,就必须在资金管理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从完善机制、健全制度入手,努力使资金运动的各个环节处于可控状态,从而优化资金结构,盘活沉淀资金,加大监控力度,有效规避资金风险。

参考文献:

[1]陈趁宜.施工企业资金管理模式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05,5.

[2]陶礼智.浅谈施工企业如何加强资金管理[J].商业会计,2005,6.

[3]杜勇.施工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08,4.

[4]郑杨.美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到底多大[J].国际金融报,2008,3.

(作者单位:舟山市恒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作者:应亚红

企业市场竞争结构分析论文 篇3:

汇率传递、市场势力与研发投入

内容提要:汇率变动对国内产品价格、进出口产品价格具有传递效应,贸易厂商根据其平均价格加成能力、对进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等市场势力大小调整其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同时,金融结构的变迁也影响着研发投入结构的调整。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对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市场势力增强对不同地区研发投入有不同效应,但市场势力与实际有效汇率共同作用均有显著效应;实际汇率通过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对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研发结构分析发现我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更多关注的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对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的基础研究较为忽视;金融结构的变迁有助于提高研发投入,东部地区表现出这一显著特征。因此,我国应合理运用汇率政策,积极培育企业市场势力,优化配置研发结构,加快发展金融市场。

关键词:汇率传递;市场势力;研发投入;研发结构

收稿日期:2017-05-10

作者简介:史恩义(1967-),男,山西襄汾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金融经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双边融资与国际产能合作:机制、效用和条件”,项目编号:16YJA790043。

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是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调整通过改变国内商品以及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产生传递效应,贸易厂商根据其平均价格加成能力、对进出口商品的依赖程度等市场势力的强弱等来决定其研发投入强度和结构,而研发投入结构的不同要求与之匹配的金融结构。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人民币汇率经过多次调整,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市场势力不断增强。那么,在实际汇率不同的传递效应和各省市的市场势力不断调整的背景下,对我国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有何影响?对各区域有何异质效应?另外,金融结构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和水平,那么,金融结构变迁对研发投入强度和结构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理解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从而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文献综述

汇率传递是指汇率变动导致贸易品以销售地货币计价的价格变动。早期的研究如马歇尔——勒纳条件认为汇率传递是完全的。然而,现实是汇率传递并非对称的。对此,Krugman(1986)[1]和Marston(1990)[2]提出依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PTM)理论,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下厂商在不同市场的定价行为;Dohner(1984)[3]、Feenstra等(1996)[4]同样从需求的角度认为厂商的不同市场份额导致汇率传递下不同的定价策略。Baldwin(1988)[5]、Baldwin and Krugman(1989)[6]、Dixit(1989)[7]等从供给的视角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存在沉没成本,面对一时性的汇率冲击,厂商不会对当地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即存在时滞效应;Kasa(1992)[8]认为,由于存在价格调整成本,对于短期汇率变动,厂商通过调整利润空间来吸收汇率变动,对于长期汇率变动,垄断厂商通过调整供给来对汇率变动做出反应。另外,许多学者从市场结构的视角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分析。Dornbusch(1987)[9]的古诺(Cournot)竞争模型表明,厂商不同的竞争形式(尤其是进口品在本国市场供给中的份额)会对其面临汇率冲击时的价格调整行为产生影响。Fisher(1989)[10] 的Bertrand竞争模型则说明,本国市场的垄断性越强,外国市场的竞争性越强,则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率就越高。Yang(1997)[11]对Dornbusch的模型进行扩展,研究发现,汇率传递与进口商品的替代弹性呈负相关关系,而与边际成本和外国厂商的市场份额负相关。Strasser(2013)[12]研究发现,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面对汇率冲击时价格的传递效应是不存在融资约束企业的两倍。Caselli等(2014)[13]发现当实际汇率贬值时,企业会增加其加成和生产者价格,而且增加的幅度随着产品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反映了企业异质性是企业对汇率冲击做出相关反应的主要因素。Amiti等(2014)[14]认为,大型出口商同时也是大型进口商,考虑可变加成和进口中间品,拥有高进口份额和高市场份额的企业具有较小的汇率传递效应。

针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刘啟仁(2013)[15]认为,汇率波动频率对出口价格存在显著非对称传递性,只有当汇率持续升值或贬值累积超过4.5个月才会导致显著的汇率传递。项后军和许磊(2013)[16]的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品价格有长期影响,企业只能在长期内调整价格加成,以压缩自身利润的方式吸收汇率变动。胡冬梅和潘世明(2013)[17]指出,市场分割和不完全竞争等导致商品价格具有粘性,商品本身的市场特性是汇率冲击不同效应的原因。杜运苏(2014)[18]的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的传递弹性在不同产品间有较大差别,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其汇率传递弹性大,即转嫁人民币升值的能力较强。

无论是从需求视角、供给视角还是市场结构,不同的市场份额、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厂商的价格调整成本、市场竞争程度等都会影响汇率传递效应。 上述研究都表明,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厂商的市场垄断势力,面对汇率冲击,厂商短期压缩利润必然导致其长期内调整生产行为,而生产行为的调整更多是进行研发投入,以保证自身垄断利润或不被替代,这对我们研究汇率传递、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拓展和深化的研究空间: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涉及汇率传递与企业市场定价能力关系(市场势力),鲜有将金融结构变迁背景与汇率传递、市场势力、研发投入三者纳入一个框架进行分析。二是现有研究一般从中国整体宏观视角或企业微观视角分析。实际上,中国各省市物价水平差異很大,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国也不同,从而在同一货币下面临不同的实际汇率和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的影响也不同。三是研发投入又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这三种研发投入各有侧重且对金融结构又有不同的匹配要求。鉴于此,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构建数理模型将汇率传递、市场势力与研发投入三者纳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扩展到金融结构变迁下的研发投入的研究;二是测算各省市实际有效汇率和金融结构变迁,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结构变迁下实际汇率、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三是从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两方面衡量研发投入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选取工具变量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和结论的正确性。

二、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的理论模型借鉴毛日昇(2013)[19]的思路,拓展到金融结构变迁条件下汇率传递、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一)贸易厂商生产行为

设一国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产出)Q包括三部分:国内需求qd、国际市场(出口)需求qx和对国外最终产品(进口)的需求qm,即Q=Qd+qm=(qd+qx)+qm。对一个代表性贸易厂商,其利润函数为:

πe=Maxqd,qx,qm,R,L,Mpd(e,qd)qd+px(e,qx)eqx-pm(e,qm)eqm-R-(Lβ)β(M1-β)1-β(1)

s.t.:Qd=RαLβM1-α-β

其中,Pd、Px、Pm分别为最终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出口销售价格、进口最终产品国内销售价格;qd、qx、qm则分别为相应市场销售产品的数量;R为研发投入;(Lβ)β(M1-β)1-β为生产经营中所需中间品投入。

约束条件中,设国内产出的生产要素投入包括研发投入(R)、劳动投入(L),中间品进口(M);β为本国劳动力投入比例,1-β为进口品投入比例。显然,当β=1时,中间品全部来自国内;β=0时,中间品全部进口;0<β<1时,中间品部分来自国内,部分来自国外。e表示实际汇率(间接标价法,即汇率上升,本币升值)。α、β、1-α-β分别表示研发投入、劳动投入和中间品进口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率。基于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和欧拉定理,得到贸易厂商最优研发投入水平函数为:

R=Qdrpd(1+1ηd)(1-θ)+pxe(1+1ηx)θ-wβ(QL)-1-(1-α-β)pse(QM)-1-Qpmre(1+1ηm)ρ(2)

其中,r、w、ps分别表示研发投入价格、劳动报酬和进口中间品价格;ηd、ηx、ηm分别表示国内市场、出口市场和最终产品进口的需求价格弹性;θ表示出口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ρ为最终产品进口占全部产出Q的比重。

(二)汇率变动、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的传递效应

将式(2)对汇率求导可得研发投入对汇率变动的弹性:

ReeR=QdrR{pd(1+1ηd)ηd,e-θpd(1+1ηd)ηd,e+θpxe(1+1ηx)(ηx,e-1)+(1-α-β)pse(QM)-1(1-ηps,e)}+QpmrRe(1+1ηm)ρ(1-ηm,e)(3)

其中,ηd,e、ηx,e、ηm,e、ηps,e分别表示国内市场价格、出口市场价格、最终产品进口价格和中间品进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

由生产者均衡条件可得:

pd(1+1ηd)=pxe(1+1ηx)=pme(1+1ηm)(4)

令μ=1/(1+1η)=η1+η;η=ηd;ηx;ηm。即μ(0<μ<1)表示厂商在国内市场、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的价格弹性大小,反映了厂商在不同市场的势力强弱。

将式(4)代入式(3)得:

ReeR=cμηd,e+θ(ηx,e-ηd,e-1)+(1-β)(1-ηps,e)-ρ(1-ηm,e)(1+k)(5)

其中,c、k为常数。由式(5)我们可以得到,研发投入对汇率变动的弹性大小主要取决于:

(1)市场势力强弱。一是贸易厂商面对汇率冲击时的平均价格加成能力强弱(μ);二是贸易厂商对出口的依赖程度(θ);三是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ρ)。

(2)汇率的传递效应。一是汇率变动对国内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ηd,e);二是汇率变动对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ηx,e);三是汇率变动对进口最终产品的价格传递效应(ηm,e);四是汇率变动对进口中间品价格的传递效应(ηps,e)。

(3)国内外要素投入比例。产品产出中国内劳动要素的投入比例(β)大小以及相应的中间品进口在总产出中的比例大小(1-β)。

(三)金融结构变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汇率变动除了对国内产品价格产生传递效应外,还与资产价格变动有关。已有研究表明,汇率与利率、股票价格、债券价格等都存在互动关系,即汇率传递与一国金融资产价格有关。因此,式(5)中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ηd,e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ηd,e=a1ηdc,e+a2ηfs,e(6)

其中,ηdc,e表示國内实物产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ηfs,e表示国内金融资产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

另外,一般而言,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有两种: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研发过程和研发创新市场化都需要金融支持。理论和实证均表明,金融结构影响技术进步(Allen and Gale,2000)[20]。设研发创新项目风险为τ,项目成功概率为ω,银行信贷风险控制标准为。则,当τ时发生银行信贷,而当τ>时发生金融市场融资。一般而言,自主创新项目更多依靠原创性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其面临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更大,成功的概率也较低,但成功后的收益也更高,因此,需要在金融市场融资;而模仿创新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示范效应而具有明确的未来发展愿景,因此具有较低的风险,需要在金融机构融资。则式(6)可改写为:

ηd,e=a1ηdc,e+a2ηfs,e=a1ηdc,e+τωηfs,e(7)

将式(7)代入式(5),得:ReeR=cμ{a1ηdc,e+τωηfs,e+θ(ηx,e-ηd,e-1)+(1-β)(1-ηps,e)-ρ(1-ηm,e)(1+k)}。 即研发投入对汇率变动的弹性大小还取决于创新程度τ和创新成功概率ω(即研发投入结构),这与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具有直接关系。

由于θ(ηx,e-ηd,e)、(1-β)ηps,e、ρηm,e均为很小的数值,可以忽略不计,则上式简化为:

ReeR=cμa1ηdc,e+τωηfs,e-θ+(1-β)-ρ(8)

由式(8)我们可以得到: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包括实际有效汇率、厂商市场势力、一国或地区开放度以及研发结构、金融结构等。

三、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

由式(8)我们可以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RDi,t=α0+α1REERi,t+α2MPi,t+α3(REERi,t-1×MPi,t)+α4(REERi,t-1×Expi,t)+α5(REERi,t-1×Impi,t)+α6ζi,t+εi,t (9)

其中,下標i代表各省市,t代表各年份;REER为各省市面临的实际有效汇率,用来衡量各省市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MP为当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总体竞争力;Exp表示出口依赖程度;Imp表示进口依赖程度;ζ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实际汇率的滞后性以及市场势力、进出口依赖程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及滞后效应,在模型中引入实际汇率滞后一期与市场势力、进出口依赖程度的交互项。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30个省市(由于西藏相关数据缺失较多而没有包括在内)的面板数据来考察实际汇率、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所涉及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13年。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黑龙江、吉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重庆、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数据来自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局网站、中国海关、外汇管理局网站等。

1.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RD)。本文采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作为研发投入的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企业基于R&D的技术产品创新。根据统计,R&D经费支出是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而且,R&D经费的统计范围为全社会有R&D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具体包括工业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以及R&D活动相对密集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中从事R&D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本文研究是从宏观和中观视角进行分析,采用该指标可以反映区域整体研发投入支出进而反映区域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另外,根据投入类型的不同,R&D又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研发活动侧重点各不相同。基础研究投入效应具有长期性,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实验性或理论性的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入效应着眼于特定的实际目标或新产品的实际生产,能够迅速地转化为产出和销售收入。因此,进一步分析汇率传递和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结构的影响效应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2.解释变量

汇率传递。我们选取各省市实际有效汇率(REER)来表示。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实际有效汇率有不同的测算方法。基于以下两个原因,本文将测算各省市的实际有效汇率:一是考虑实际有效汇率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跨境直接投资等途径影响生产率,而企业首先选择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出口,并按照市场大小啄序出口(Man和Manova,2013)[21];而且先进技术进口以及FDI也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二是在国际结算中尽管有些货币占比不断上升,但主要使用的货币仍是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因此,本文选择各省市对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五国的双边进出口总额占各省总贸易额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各省区实际有效汇率,具体公式如下:

REER=∏5j=1NEj×CPIitCPIjt

其中,下标j表示主要贸易伙伴国,NE为人民币对该四种货币的名义汇率,CPI为消费价格指数。由于我国名义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即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为与理论分析保持一致,我们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转换为间接标价法。

市场势力(MP)。借鉴王自锋和白玥明(2015)[22]的做法,将(1-利润率)作为厂商市场势力的反向指标。本文选用各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来计算。

开放度。我们选取各省市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反映出口依赖程度(Exp);各省市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反映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Imp)。

3.控制变量

金融结构(FS)。我们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证券市场交易额①之比反映金融结构变迁。该比例越小,说明金融市场越发达;比例越大,说明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作用越大。预期该变量符号为负,即比例越高,越不利于自主创新研发投入。

四、实证检验

本文对所有变量取对数,这是因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并非一定是线性的,而且取对数可以减少或限制一些自相关、异方差以及外生性问题,还可以解释弹性系数。本文利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全部样本的汇率传递、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强度和结构的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人民币升值)对R&D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均在1%水平下显著,反映了人民币升值无论是对研发投入的强度还是研发投入的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市场势力无论是对研发投入还是研发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分地区的市场势力效应不同(见表2至表4)而形成,但在实际汇率和市场势力的共同作用下均有显著影响效应;实际有效汇率通过出口渠道对R&D和基础研究在10%水平下显著,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在1%水平下显著。这就反映了在出口激励竞争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更多关注的是短期内获得出口绩效,在研发投入中更多偏好于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汇率升值伴随着进口依赖程度的提高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会下降,这可能与我国进口贸易结构有关,我国的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中的原材料等,从而降低了研发投入的意愿。考察金融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我们发现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即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证券市场交易额之比越小)能够在5%水平下显著增加R&D;但从研发结构来看,对基础研究在10%水平下显著,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效应并不显著,这也可能是分地区不同的效应使然。

表2至表4报告了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实际有效汇率以及汇率与出口贸易交互项与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相同,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势力的增强在1%水平下显著增加了研发投入,且与汇率共同作用下同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②。汇率与进口贸易的交互项对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以及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均在10%水平下显著,这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相同,但对基础研究的效应不显著,这也进一步反映了对基础研究的不够重视。无论是R&D强度还是研发投入结构,金融结构变迁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观察中部地区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显著促进了研发投入的增加;市场势力的增强反而减少了研发投入,实际汇率与市场势力的交互项在1%水平下显著;但从研发投入结构来看,对基础研究的效应不显著;实际汇率和出口贸易的交互项对R&D和基础研究、试验发展均不显著,只对应用研究在5%水平下有显著影响。这就进一步反映了我国企业对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的基础研究的忽视。实际汇率和进口贸易的交互项结果与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相同。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均不显著,这是因为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能力取决于金融发展水平,而中部地区整体金融发展落后使得金融结构变迁的影响有限。

考察西部地区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西部地区各变量及交互项回归结果与全部样本回归结果相同,在此不作进一步解释。但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与中部地区同样均不显著,进一步反映了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滞后影响着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能力。

(二)稳健性检验

研发投入不仅反映在R&D以及研发投入结构,还反映在研发投入的产出即专利授权量等方面。专利虽然不是科技创新的全部,但却是有形和无形的研发投入创新产出的可靠指标。因此,我们选取各省市专利授权数量作为研发投入的工具变量对上述模型做进一步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各变量和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与表1至表4相同。但全部样本的金融结构变迁效应不显著,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在5%和10%水平下显著。而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变迁对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的正效应反映了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机构信贷在研发投入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显然,东中西部金融结构变迁的不同效应导致全部样本效应的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以研发投入强度和结构作为因变量,选取国内专利授权数作为工具变量,同时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省际效应,实证分析金融结构变迁下汇率传递、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我们发现:(1)汇率变动对国内产品价格、进出口产品价格具有传递效应,贸易厂商根据其市场势力大小(平均价格加成能力、对进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调整其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而金融结构的变迁影响着研发投入结构的调整。(2)人民币实际有效匯率上升(人民币升值)对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市场势力增强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研发强度,对中部地区却为负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因此,对全国总体而言市场势力对研发投入强度效应不显著;但市场势力与实际有效汇率共同作用对研发投入却有显著效应,只是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实际汇率通过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对研发投入强度有显著影响。(3)从研发结构分析发现,尽管各变量及交互项对各类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企业更多关注的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对具有前瞻性和长期性的基础研究较为忽视。(4)金融结构的变迁有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东部地区表现出这一显著特征,但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和金融发展的滞后使得金融结构变迁对研发投入的强度和结构的效应均不显著。

因此,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合理运用汇率政策。鉴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市场势力以及进出口贸易对研发投入具有倒逼机制,我国各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主要贸易伙伴对象的不同以及汇率的不同传递效应调整贸易政策,激励研发投入,优化研发结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增强,人民币适度升值通过市场势力以及进出口贸易有利于增强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有利于加快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积极培育企业市场势力。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市场势力大小决定了企业面对汇率冲击时的价格调整能力,也决定了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和效率以及研发结构。东部地区显著的促进效应证明了我国培育企业市场势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一方面应实行进出口贸易政策与金融科技政策相结合的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在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出口所必须的生产率水平,并降低了企业自主创新的意愿;同时,只重视进口贸易忽视企业创新能力养成等;这些贸易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发投入的提高,这就必须调整政府进出口支持政策方向。另一方面,提高企业吸收、消化和创新能力。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吸收能力更强的企业能够更敏锐地识别出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从而进行学习,而对于吸收能力弱的企业,即使他们在出口中接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也有可能对此无动于衷(Cohen and Levinthal,1989)[23]。

第三,优化配置研发结构。不同类型的研发投资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效应,各有侧重。因此,首先,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因为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具有公共品性质,更多需要政府通过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实证结果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以及市场势力的变动并没有促进基础研究,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企业加大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入,提高企业吸收、消化和创新能力,实现我国经济由效率驱动型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转型。

第四,加快发展金融市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第一推动力,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基础研究的前瞻性和长期性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风险性需要金融市场所给予的资金募集、运行、退出的良好机制。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由于特殊的金融文化和发现“企业价值”的功能,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风险资本的替代,主要表现在银行的科技贷款。然而,科技贷款的弊端,如银行可能会退出创新企业的高风险项目、贷款风险的分担等问题,可能会影响创新体系的构建。而金融市场尤其是风险资本所具有的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新项目的特征是银行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注释:

① 传统的反映金融市场规模的指标一般采用股票筹资额占GDP之比。我们认为,证券市场交易包括股票、债券(国债、金融债、企业债)、权证、ETF、基金等的交易,即反映了金融市场规模,更能反映市场的活跃程度。因此,本文采用证券交易额反映金融市场规模。

② 如前所述,本文市场势力采用的是反向指标,即MP的下降反映了市场势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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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Market Power and R&D Investment:

An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Provinces in China

SHI En-yi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Key words: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market power; R&D investment; R&D structure

(責任编辑:李江)

作者:史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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