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生态文明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党和人民通過长期努力、付出多种代价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制度包含着多层次的内容，是一个十分严密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面貌，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制度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制度生态文明论文 篇1：

历史视角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摘要：不同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因为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区别具有不同特点。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呈现出滞后性、被动性和剥削性的历史特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中，要遵循历史逻辑和时代要求，依托后发优势，确立系统性与同步性、主动性与发展性、互利性与内生性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关键词：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格局，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展开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回答的问题，例如。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走什么道路?这一道路的中国特色是什么?这一道路包括哪些内涵?但是，现有研究主要是研究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具体建设举措，关于道路，研究较充分的是中国特色环境保护道路，而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本身尚未展开全面、系统的探索。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以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参照，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特点

要厘清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首先要确立一个参照系。迄今为止，总体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化程度是较高的，可以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作为确立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内涵的历史参照。

资本主义是反生态的社会制度，这是因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冲突的。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到严重的生态约束，这些约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难以破解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手段，在先发优势、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的支撑下，迅速提升生态文明化程度，由此形成了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历史特征在于：

首先，滞后性。工业文明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并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最早在这些国家引发生态危机，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动力。但是。从文明推进的层次来看，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文明推进呈现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演变顺序，生态文明是最为滞后的层次。其所以如此。有多重原因：一是现代化进程本身展开逻辑的原因，现代化进程本身具有推进层次的递进性和延展性，相对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言，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激化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积累过程，因此，相对于其他文明发展而言，生态文明发展紧迫性的显现相对滞后，生态文明因此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相对滞后的展开层次。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和资本强势，阻扰社会层面和实践层面及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原因，发达国家依托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向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掠夺生态资源，转移生态成本，转嫁生态危机，缓解了国内生态压力。

其次，被动性。整体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是先发展后环保、先破坏后修复、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消极性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总体上看。一般都是在生态危机严重爆发。在公众和利益群体推动下政府主导而开始的。例如，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全面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起因则是1952年12月伦敦出现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等恶性环境事件。欧洲各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全面推进生态修复，起因则是西欧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成为鱼类消失、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的死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日本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水俣病环境危害后才开始全面启动生态建设的。至于说美国，则起步更晚，更为被动。美国直到1960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辩论中才开始涉及资源保护问题。才开始系统制定环境保护政策。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露杀虫剂的危害之后，还遭受化学工业集团的强烈攻击，甚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被动性的特点。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生态自觉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更重要的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逻辑的钳制，只有当生态破坏导致的生态灾难引发自然的惩罚和人民的反抗，以至于导致资本的危机时，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实施改善生态环境的努力。

第三，剥削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开始运用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建设环保产业，净化废弃物，部分缓解了生态危机，提升了自身的生态文明水平，但是这一点是建立在剥削他国生态资源、破坏他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这种剥削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转嫁生态包袱。发达国家在早期都占有殖民地，殖民地成为这些国家转嫁生态包袱的场所，这种生态包袱的转嫁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当前，发达国家依然在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污染转嫁。欧洲环境局资料显示，1995－2007年，欧洲出口的纸张、塑料制品和金属垃圾增长10倍。向穷国非法出口垃圾已经成为一项收益巨大和日益增长的国际业务，一些公司利用这种方式降低环境法规带来的成本。因为这些废物在欧洲必须回收或者以不污染环境的方式处理，而经过简单处理运往中国的成本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二是生态资源的超额消耗。以能源消耗为例，1987年，人类生态足迹第一次超出地球自我更新能力，人类消耗的能源已经超过能够重新形成的能源。这种结果主要是高收入国家超额消耗能源造成的。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5倍以上，它们的人口只占全球的15％，却消耗全球能源(石油当量)的51％。从污染角度看，人为造成的二氧化碳一半来自高收入国家。根据计算，如果人类按照美国生活方式生活，地球只能容纳14亿人，以欧洲标准生活，只可以容纳21亿人，而当今地球上已有68亿人，2050年将达到90亿人。三是生态欠债。例如，根据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汉斯·约阿希姆·舍尔恩胡伯估计的结果，与工业化初期比，世界气温升高3.5摄氏度，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1850－2005年间，发达国家人均历史累积排放667吨，其中英国为1125吨，发展中国家只有52吨。如果按照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减半计算，发达国家现有排放已经超过其应有份额。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占世界7％的发达国家人口制造了世界50％的温室气体，最贫困的50％人口仅制造7％的温室气体。

二、基于后发优势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由于上述历史特点，发达国家在推进自身生态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延缓了整个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推进进程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带来深远的历史制约。一是导致生态流失。一些殖民地国家遭受严重的生态流失，背上沉重的生态包袱，以至于难以顺利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二是生态壁垒。发达国家利用先发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技术和生态产业进行各种市场限制。近期美国启动对中国的绿色环保产业的“301调查”就是突出例子。三是生态遏制。发达国家通过占领生态技术制高点，依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掌握生态话语权，以气候、生态问题为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遏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性质，建基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生态资源分配体系带来的生态霸权，同时也是以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话语权优势等先发优势为手段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这种道路是不可复制的。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跟随式的，而应该是跨越式的。当前，中国生态环境面临双重挤压，一是来自传统发展方式的挤压，二是来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挤压。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挟持国际组织，凭借资本和科技威力，依托市场和产业链优势，转嫁危机，掠夺生态空间和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跟随式和被动式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只能导致中国的生态文明永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永远受制于西方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生态危机就是这种“人头酒杯”。要避免这种代价，必须寻求超越之路，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探索超越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要超越发达国家的道路，必须基于自身的优势。如果说发达国家具有发展生态文明的先发优势，那么中国则具有自身的后发优势。当前，中国的工业文明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同时正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文明位差在缩小，发展生态文明的后发优势正在显现。

一是制度优势。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是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这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提供了制度基础。

二是政策优势。中国已经密集出台“两型”社会试验、可持续发展试验，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绿色能源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性举措和具体推进政策，已经呈现出跨越式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态势。中国在节能降耗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连续数年位居全球前列。中国绿能产业的总投资额已经超过美国，2009年美国投资于绿色能源的总额为186亿美元，中国为346亿美元。中国在太阳能电池制造、风力发电机产能也超过美国。

三是资源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在生物质能方面，根据计算，中国理论生物质能50亿吨，约折合5亿吨标准煤，包括7亿吨秸秆，其中可以用作能源的3亿吨，折合1.5亿吨标准煤，工业有机废水和畜禽养殖废水可以生产800亿立方米沼气，折合5700万吨标准煤，薪炭林和林业及木料加工废物资源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城市垃圾发电相当于1300万吨标准煤。中国是继加拿大、美国之后第三个发现可燃冰的国家，可燃冰探明储量达到350亿吨油当量。在地热开发方面，中国可开采利用地热资源每年67亿立方米，相当于3283万吨标准煤，年实际利用地热4.45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一。

四是产业优势。环保产业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环保产业产值以12－15％速度增长，新型能源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2008年，风电装备实现国产化，太阳能集热真空管生产和保有量世界第一，太阳能光伏发电方面，2008年太阳能电池产量超过2570兆瓦，占世界的37％，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到2009年底。太阳能热水器集中热能面积全球第一，水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全球第一，风电装机容量位居世界第二。

五是科技优势。近年来，中国开始在一些新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抢占制高点。例如，2010年7月21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宣布由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试验快堆(CE-FR)达到首次临界，这标志着中国掌握了快堆技术，成为继美、英、法等国后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快堆技术代表第四代核能系统发展方向，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问题。根据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的分析，中国新能源技术的领先性还表现在中国已经开发出世界上扩展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网，开发出供能效率最高的煤炭技术。

以后发优势为基础，以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参照，可以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超越式发展道路。从历史视角看，其“中国特色”应该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性与同步性。首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零散的、应景式的，而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过程。当前，人类已经进入系统的文明重建和文明转换时代，中国不应该像发达国家早期实践那样，单纯开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生态建设，相反，要推进从单纯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到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转变，实现文明形态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系统转变。其次，要推进生态文明发展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步和协同。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以后才开始发展生态文明，而是要实现五大文明发展的整合与联动。通过五大文明发展的整合与联动，可以推进政府和行政的绿色化、经济生活的低碳化和绿色化、社会的绿色化以及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素质，从而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是主动性与发展性。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特殊制度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滞后性，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亲生态的社会制度，因此，相对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而言。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当前，中国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为构建亲生态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这种社会制度基础上，可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传统道路，推进主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消极的、脱离发展的，而应该是积极的、发展型的。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

段。发展不够是中国的基本阶段性特征，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首要任务。强调生态文明，不应该否定发展。在这点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一些思想家从神学和纯粹生物学角度主张的“零增长”、“负增长”不同，也与一些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主张的“反增长”不同，而是承认发展，承认科学发展，推进发展，推进科学发展，承认工业文明，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积累绿色资产、开发绿色资源、拓展绿色空间的一种发展手段。因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应该是积极的、发展性的。

三是互利性与内生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不应该是对外掠夺和转嫁的，而应该是内生的和互利的。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依托经济霸权基础上的生态霸权，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生态转嫁和生态遏制。中国没有殖民地，处在国际产业链条低端，不会也不可能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和生态转嫁，更不会对他国进行生态遏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交流中，要努力实现互利共享，在整个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同时，在同发达国家的生态交流中，要力争摆脱生态掠夺、生态转嫁和生态遏制，努力维护国家的生态权益，实现国家生态进出的平衡。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现实内涵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上述历史特色需要体现到现实道路中，形成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现实内涵。中国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应该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一是理念特征：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观。无论是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还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代科技文明，都是以将自然作为索取对象为基础的。在现代工业文明看来，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必须不断开发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当代科技文明得益于源于古希腊的主体一客体二元并立思维方式，因此，当代科学文明也是以二元对立关系的模式来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其出发点也是为了人的利益要去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这种偏颇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首先要在理念上实现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超越，一开始就运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依据这种理念，一切发展，应该既是人的物质财富的发展，也是人的生活环境的完善，既是人的发展，也是自然的维护和延续。

确立这种理念，需要全面而深刻的文化重建和理论再创。从文化重建方面，要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并立的思维方式，确立人类的生态人格，确立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的观念，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理论再创方面。要在确立资源有限、生态内生观念的基础上，推进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绿色化再创进程。

二是制度特征：人本生态文明发展制度体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是以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是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正如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社会时指出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马克思上述论断出发，推进人本生态文明发展，首先要打破把物质财富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目的和文明发展的核心价值的物本发展逻辑，构建确保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生产的核心价值的制度框架。其次。要适合“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基本要求，构建确保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协调推进的制度体系。最后，要真正使发展符合“人类本性”，即确保人类代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符合人类整体长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保障人类持续生存和幸福生活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体系。

三是社会特征：自律性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生态掠夺性的，中国传统发展方式下的发展则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是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在两种状态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都是他律的、外在强制的。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在生态自觉基础上的自律性推进过程。因此，要以自律性社会为社会基础。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本质上是当代中国建设自律性社会的抓手。“两型”社会的实质是依据生态文明要求。形成自觉自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内在地规范和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因此，“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旨在于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自律性、内生性社会结构和运行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三个方面的自律体系：(1)通过“两型”消费社会建设，形成对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内生约束机制。形成末端自律。(2)通过“两型”产业发展和“两型”经济结构构建，形成自律性、内生性经济结构与体系，形成源头自律。(3)通过发展生态技术、绿色技术。使生态产业和绿色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构建经济社会绿色和生态发展体系，形成过程自律。

作者：赵凌云 常静

社会制度生态文明论文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多层次解读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党和人民通過长期努力、付出多种代价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制度包含着多层次的内容，是一个十分严密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面貌，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完善

[文献标识码]A

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90多年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努力探索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围绕这一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概括起来就是，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十八大报告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指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并对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具体部署。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呢？本文拟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关论述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学理上的解读，以期人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

一、何谓“社会制度”

何谓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对此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关此问题的研究现状，我们曾有過大致的介绍，在此不赘述。我们认为，制度就是规定，社会制度就是对社会的规定。它规定着社会的性质，通過一定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表现出来，是一套人民必须执行的强有力的行为规范，是一时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在各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它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也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

研究社会制度，尤其是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首先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理论。从经典作家的论述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很少单独地、抽象地使用“制度”这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制度主要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而言的。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还使用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概念。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制度的论述，主要包括：

第一，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从猿向人、群向社会转变過程中，适应社会存在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建立的基础，国家的建立是社会制度形成的主要标志。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恩格斯曾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制度形式。每种社会的制度形式，都是一时期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认识上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每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建立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都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每一种新制度的产生都曾在历史上起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每一种制度的灭亡都因为其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于社会制度的建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同一社会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国家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由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因而既反映出同一社会形态的共性，又体现出不同国家的个性。

第二，社会制度是一种社会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的分析中，社会制度首先是指社会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社会形态”概念。他从所有制关系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现代私有制等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而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并以生产关系为标志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几个不同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更替的发展阶段。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对此，列宁曾经做出了明确解释：“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過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多数情况下，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或者经济社会形态的含义大体上是基本相通或接近的。

第三，社会制度是一个具有严密结构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对社会制度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系统结构及其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做過经典的论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意义上论述社会制度，而是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从不同制度所处的地位和相互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说明制度是一个整体系统。这种整体系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制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据此论断，列宁认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侧重阐述了社会制度中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说明社会制度是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

第四，社会制度是基本社会制度和具体体制的综合体。社会制度不仅指社会形态，更主要是指基本制度和具体的体制。基本制度是指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制度和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其中，经济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又称社会经济结构。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并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的保护。经济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等。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中，统治阶级通過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规则的总和。它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文化制度是指一国通過宪法和法律规范社会文化生活，调整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生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的总和。社会建设制度是指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相对应的社会领域的制度，包括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法律制度则是指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各种制度。法律制度的多少取决于它调整了多少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法律制度调整了多少种社会关系就包含有多少种具体的法律制度。这些基本制度在社会制度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规定了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目标，表征着特定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结构。而具体制度是指在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各项具体形式，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的统称。这些具体制度在制度系统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规定着社会的发展阶段和运行方式，表征着特定社会形态的基本形式和中观结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作为制度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可以说前者是内容，后者是形式，前者反映普遍性，后者体现特殊性。在社会制度的历史实践中，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社会制度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总体社会制度，即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它决定着该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是制定各种制度的依据；二是一个社会中不同领域里的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建设制度等，它决定着不同领域内的具体模式和规则；三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基础上的具体体制。在制度系统中，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处于最内层，是制度系统的核心，也是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基本制度处于中间层次，是制度系统最基础的部分，直接反映制度的本质。具体体制处于最外层，直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同具体制度（体制）相比较，基本制度有很强的稳定性，并对具体制度（体制）有较强的制约作用。

二、何谓“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制度发展阶段，具有多重的文本意义和解读角度。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過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指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态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五种形态。这五种社会制度形态是依次更替的，体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社会主义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就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的实践形态看，虽然社会主义仍然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社会形态上界定仍属于共产主义，但它毕竟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是高于资本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再能容纳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因而必将被打破，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替代。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论述，很显然是从社会形态这一角度讲的。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在制度上的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直接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必然会引起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根据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目标，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制度设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和社会建设制度以及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等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基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须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在基本文化制度上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指导地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在基本社会管理制度上必须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方面，必须把维护多数人的权益作为出发点，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这些设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我们通常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或者制度优越性，首先是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和优越性。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是指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体制）。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既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约，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可能是很不相同的。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里所指的“变化和改革”，首先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变化和改革。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邓小平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在这里所讲的“具体做法”和“具体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相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是最表层的，具有灵活性。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只有进行经常性的变革，才能够有效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和优越性。

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即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方面，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犯過不少错误，但这些错误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或具体体制上。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做法上犯了错误，出现了失误，最终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中国而言，邓小平在1980年曾明确指出：“我们過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制度”很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而非基本制度。邓小平意识到了制度建设和完善的重要性和长期性，1992年，邓小平强调：“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在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上，我们要经常“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三、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经過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胡锦涛同志在这里使用了“制度”和“制度体系”两个概念。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运用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具体制度”等概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呢？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社会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毕竟已进人马克思所阐释的社会主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从来没有忽略其社会形态这一属性。当邓小平讲“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时，这里的“制度”就是从社会形态角度论述的。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时，这里的制度仍然是从社会形态这一角度讲的。作为社会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過努力探索，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含有多个层次。中共十八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从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论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包括社会形态这一层次外，还包括基本制度层次和具体制度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由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基本社会建设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三是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基础之上的各项经济管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教育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等方面的制度和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建设制度主要包括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和体制。这些制度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主要是指建立在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具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

对制度作层次的划分，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告诉我们，根本的制度和基本制度是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否则会亡党亡国。但基本制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体制构成的，因此，具体体制的变革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的制度。对制度作多层次的划分，有利于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继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切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优势。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阐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果看，这一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二是它“符合我国国情”，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制度；三是它“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文明成果；四是它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这种制度具有以上优势，因而这种制度有利于保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地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尚待进一步完善的社会制度。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保障，必须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并在不同领域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要求：在经济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建设方面，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注重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文化建设方面，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执政党建设方面，要特别注重制度建设，要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等。

四、几点结论

第一，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必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它通過权利和义务系统确定个人的地位和角色，为人们提供思想和行为模式，使其较快地适应社会生活；它通過一系列规范协调社会行为，调适人际关系，发挥社会组织的正常功能，清除社会运行的障碍，建立社会正常的秩序；它通過保存与传递人类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使之世代沿袭，并在空间上得到普及，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把制度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

第二，社会制度是分层次的，包括社会形态、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体制）三个层次。社会制度的三个层次从内到外依次展开，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处于制度体系的核心，是进行基本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反映社会制度的性质。基本制度处于中间层，是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体现，反映一种制度的特殊本质，也体现一种社会制度的共性。具体制度（体制）是基本社会制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体现，它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和改革的，改革是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社会制度的层次性决定了改革的层次性。改革绝不是要颠覆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而是对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变革。由于基本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改革更多地应在具体体制层面展开。而具体体制的变革应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是为了基本制度的更加完善。否则，改革就演变成改向。

第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要有“制度自信”，又要坚持“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经過90多年的接力探索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由于它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制度不健全，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不严格，依然是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许多方面缺乏制度，出现制度缺失的情况。有的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但也不完善，执行成本较高或根本难以执行。还有一些制度虽然很好，但并没有严格执行，如生态环境方面的制度、反腐败方面的制度等，出现了践踏制度的情况。所以，继续完善我们的制度，保证我们制度的严格执行，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面向未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

第四，制度创新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研究，是近来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广泛展开。从近两年国内研究的情况看，我们觉得有几点明显不足：一是对社会制度没有作分层次的分析，作为社会形态、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社会制度纠缠在一起，导致制度认同上的错位或混乱，甚至导致无谓的争论；二是对社会制度的概括不全面，在制度体系中出现了部分制度的缺失，导致社会制度体系的不完整。比如，我们已经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缺乏研究；三是我们对于制度的构成要件和衡量标准缺乏研究，缺乏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宏观判据，结果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时，缺乏相应的学理依据。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影响到我们的制度自信，也影响到我们的制度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必须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研究。

第五，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克服对制度盲目崇拜的倾向。对社会制度的盲目崇拜是中国当前存在的另一种很特殊的现象。这种制度崇拜导致如下结果：一是制度的力量被无限放大，被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只要建构一系列精确、可靠的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二是制度被当做掩盖矛盾和问题的借口。许多人往往以制度缺失和制度不健全作为掩盖错误的借口。三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素质因素被忽视。道德的因素被忽视，精神的因素被忽视。四是制度执行成本增加，但问题仍未解决。比如，我们制定了很多杜绝公款吃喝的制度，但公款吃喝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面向未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通過改革来完善我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用思想道德方面的软约束弥补制度刚性约束的不足，要形成软约束与刚性约束相配合的体制机制。

[责任编辑 李文苓]

作者：秦宣

社会制度生态文明论文 篇3：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转变

摘要：生态文明是在物质生产、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几个方面对人类提出新要求的最新文明形式，是人类自身对传统文明的深刻扬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行节约能源资源战略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收稿日期：2011-06-11

作者简介：崔道文(1978-)，男，贵州沿河人，贵阳学院马列主义教学部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逻辑学、西方哲学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让“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这是我们党首次将“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必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影响，要践行好这一全新理念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生态文明是对传统人类文明的扬弃

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纵向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从横向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社会文明的结构要素之一，由于其着重强调解决人类如何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在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占据基础地位。

生态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般可将其分成三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的层面。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安全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哲学观、生态价值观、生态教育观、生态文化观、生态伦理观、生态住宅观、生态交通观、生态城市观等构筑的价值观念体系。二是制度层面。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为基础，重构经济体系，发展绿色经济；重构科技体制，发展绿色科技；重构文化、教育、政治等体制，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高度文明进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是物质生产的层面。生态文明是人们生产活动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在生态文明的社会中，人们不能像工业文明时代那样站在自然的对立面自我中心地粗暴改造和征服自然，而必须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文明地善待自然，始终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2]（P.11～12)}

因此，生态文明是在物质生产、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几个方面对人类提出新要求的最新文明形式，是人类自身对传统文明的深刻扬弃。从文明的历史形态看，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都属于初级文明；以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则是这样一种文明：现代的任何一位公正的观察家都可以强烈地一方面感受到物质生活的舒适、知识的增进与传播、迷信的衰落、相互交往的便利、举止态度的温柔、战争与个人冲突的减少、集全国乃至全球之力所完成的伟大工程等；另一方面感受到个体自主能力的丧失、人造品的铺天盖地、单调刻板的机械式理解、不公平与毫无希望的贫穷^[3]（P.48),尤其是资源的浪费、能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导致的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的严重危机。

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发展才有希望，但像传统工业文明那样发展却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进行积极扬弃，走一条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生态文明是一种积极的发展的文明形式，要在发展中解决工业文明遇到的问题——发展方式的异化。发展方式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经济是首要的基础的方面。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

（一）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转变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发展的途径、手段、方式、方法和形式的总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数量、质量、速度和效益。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效果。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个社会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维持产出水平，即单纯依靠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个社会主要依靠要素内在质量的提高及利用程度或要素总和生产率的提高来维持产出水平，即主要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等来推动经济发展。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虽然短时间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一般情况下，通过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制度安排等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旧的经济发展方式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是通过生态评价、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使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实现最优化融合和良性运行，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更注重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在要求经济保持合理的数量增长时更加强调经济质量的提高。在生活质量上，生态文明观承认工业文明观中关于物质生活是生活水平的基础的观念，但拒绝工业文明观中单纯追求物质享受从而造成大量浪费、高度污染的物质消费主义方式，把物质享受、精神追求和生态环境的要求都调适到一个应有的位置，形成有机的生活质量整体。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和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一是发展当中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显得突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二是结构失调，需求结构过多地依赖出口、依赖投资，产业结构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经济增长主要应该依靠科技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创新，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更多依靠物质投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效益低下等严重后果，严重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与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必须转变。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中，从“人统治自然”过渡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实现以下方面的突破：一是需求结构要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发展转变，尤其是强化市场导向型的扩内需、促消费；二是产业结构要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依靠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带动发展转变；三是要素资源投入要从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投入发展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发展转变；四是资源利用方式从“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单项式直线过程向“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转变。这样，在物质形态方面，创造新的物质生产形式，改造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如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等，从而在根本上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生态文明建设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对策思路

（一）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发展模式，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矛盾，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去解决。不应当放松发展，停下来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再图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 }

（二）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在现有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矛盾，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因此，必须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4]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4]因此，必须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由传统粗放型产业结构向现代集约型产业结构转变。一是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现代农业；二是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三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先进制造业；四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五是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是要全面增强技术创新的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高技术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科技水平。同时，要坚决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关停污染环境、浪费破坏资源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四）推行节约能源资源战略

资源能源约束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可避免的挑战。必须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健全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和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4]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党的十七大报告[EB/OL]．新华网，2007-10-24．

[2]高艳主编．永远的家园[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3][英]雷蒙•威廉斯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新华网，2011-3-16．

[责任编辑：杜红艳]

作者：崔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