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缓刑制度研究论文

摘要：存留养亲，亦称"留养"，是我国古代为解决因犯人判死刑、流刑（某些朝代还包括徒刑）而父母尊长无人侍养所设置的一项法律制度。存留养亲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息息相关，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统治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通过对存留养亲制度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深刻认识到其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宝贵借鉴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律缓刑制度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法律缓刑制度研究论文 篇1：

浅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对象、涉案名称及援助效果

摘要：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指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制度。刑事法律援助，指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实现司法公正、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拟通过对成都市成华区某律师事务所近一年来所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统计和分析，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对象、主要涉案名称以及援助效果，思考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对象；涉案名称；判决结果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定义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法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

二、我国现行法律等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相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三）《法律援助条例》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根据以上规定，简单概括，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有以下7类（限未自行委托辩护人或代理人）：

1、经济困难且公诉人出庭公诉的被告；

2、盲、聋、哑的被告；

3、未成年人为被告；

4、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

5、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

6、经济困难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7、经济困难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三、以实际数据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涉案名称、援助效果进行分析

为了加深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和了解，笔者特地走访了成都市成华区一家律师事务所，对其自2011年1月份至目前--2011年9月所有刑事法律援助卷宗进行查阅、统计，汇总如下：

（一）刑事法律援助对象

在该所2011年1月-9月援助案件对象均为聋哑人或未成年人，其中聋哑13人，未成年14人，比例基本一致，且均为案件被告，仅涉及该文归纳的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2种，尚有5种未有涉及，且5种中有4种援助对象涉及到经济条件的审查。

（二）涉案名称

在该所2011年1月-9月27件援助案件中，有13件是涉嫌盗窃罪，有8件涉嫌抢劫罪，1件涉嫌强奸罪，1件涉嫌抢夺罪，5件涉嫌故意伤害罪（其中一案涉及两个罪名），其中涉嫌盗窃罪比例最大，占49.93%。

（三）援助效果

在已经结案的18件案件中，有10件盗窃案，其中法院判决有期徒刑的有6件，其中3件适用的缓刑，有3件被判处拘役，1件单处罚金，其余8件并处罚金；有6件抢劫案，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3件适用缓刑，共有4件并处罚金；有1件故意伤害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有1件抢夺案，被判处拘役6月缓刑1年；有一件强奸案（同时涉嫌抢劫），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2000。根据我国法律对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抢夺罪、强奸罪的刑期规定，结合判决结果可以看出，判决比照规定刑从轻处罚，并基本适用并处罚金，以教育为主。

四、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

1、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操作中的覆盖面窄。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等的规定，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结合调查结果，仅涉及被告是聋哑人、未成年人的案件，因经济困难被援助的无一件，这应该和经济审查标准的严苛性有关，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

2、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介入时间较晚，时间比较仓促，大多数律师在接到援助案件后还是能够按照规定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仔细研究卷宗，但也有一部分律师，因为时间仓促，根本不去会见嫌疑人，甚至不去查阅卷宗，开庭的时候当庭才知道公诉机关究竟提供了哪些证据。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1、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五年以上属于重罪，这些案件往往较为复杂，如果被告无律师帮助，有可能不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找出对其有利的证据或作有利的辩护。

2、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宜过严。

3、国家协调财政部门，加强对援助金费的保障。

有些律师对待援助案件不甚上心的一个因素是，援助案件补贴较低，区级援助一般就500元钱，甚至有时连车费、阅卷费等合理花费都不够，这也导致很多律师不愿做援助案件，通常交由刚入律师行业的年轻律师承办，经验不足，也是援助案件质量不太高的一个原因。

五、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涉及到社会大众对国家司法的一个切身感受与评价，对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重视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当然，这需要很多部门的联动和配合，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4]《法律援助条例》

易光勤（1985.6.20—）四川德阳人，四川大学法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

作者：易光勤

法律缓刑制度研究论文 篇2：

浅析存留养亲制度及现代借鉴

摘 要：存留养亲，亦称"留养"，是我国古代为解决因犯人判死刑、流刑（某些朝代还包括徒刑）而父母尊长无人侍养所设置的一项法律制度。存留养亲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息息相关，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统治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通过对存留养亲制度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深刻认识到其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宝贵借鉴意义。

关键词：存留养亲；法律文化；刑罚；缓刑

2010年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受害者张妙年幼的孩子永久地失去了母亲，药庆卫一家则因其子药家鑫被判死刑而变成了"失独家庭"。不仅是现代，在古代也有这种独子因犯罪需要被判死刑，以致双亲无人侍奉的相似情形，但在古代有一种制度可以缓和刑罚与亲族伦理的矛盾，即存留养亲制度。存留养亲制度是指犯人直系尊亲属年老或疾病，需要侍养而家中无成年男丁，其所犯罪非属"重罪十条"之列，允许上请，得例外缓期执行或免予执行原判刑罚。它是我国古代为解决因犯人判死刑、流刑（某些朝代还包括徒刑）而父母尊长无人侍养所设置的一项法律制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中国，正统思想文化所倡导的"孝道"是家庭和社会价值观之中的核心部分，存留养亲制度正是契合了"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孝道之义。存留养亲制度体现了人情与法理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法律的不足之处，使得那些本应该处死或者应处徒、流等罪的人得以暂时免于处罚，给予部分犯罪之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它着眼于人类最本质最关切的亲子感情，使得老者能够老有所依，维护了家庭宗族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充分体现了统治者的刑罚的"恤刑原则"，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从这一点上说，存留养亲制度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承认存留养亲制度的种种优处的同时，不可否认，这一制度确实存在一定问题。首先，从犯罪人角度，存留养亲制度确实缓和了刑律与常情的矛盾，但从受害人及其家族来看，这一制度也带来了公平正义实现的不平衡。从"杀人者偿命"这句俗语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传统思想中对犯罪行为的等价惩罚心理极为普遍，且这种思想深深的根存于老百姓的意识之中。而存留养亲制度的推行，会使得部分"杀人者"不用偿命，便容易引起受害方，甚至是部分民众的不满。从而导致对犯罪人的报复，乃至对犯罪人家族成员和官员的报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其次，由于存留养亲制度的漏洞，不乏利用法律逃脱刑罚的犯罪之人。一些自知符合条件的独子之人可能仗着特殊身份而对犯罪行为无所顾忌。另外，亦不乏利用这项制度受贿索贿的官员。犯人犯罪以后，刻意寻求留养的出路，但是为了能够减刑而贿赂官员，造假身份证明。而官员可能由于利益的诱惑，询私枉法，这不仅容易滋长官员腐败之风，更是放纵了罪犯。存留养亲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放之于现代，仍是不可轻视的，所以在现代社会再度还原存留养亲制度仍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其中所体现的立法思想、制度设计理念等值得现代人的思考与借鉴。

首先，思想基础的当代借鉴。存留养亲制度的思想基础主要为儒家的"孝道"和恤刑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善孝为先"的思想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种思想都一直为大众所倡导。宪法第四十九条就明确了孝敬父母的基本义务："父母有扶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与古代传统孝文化相比较，时代背景有所改变，但孝文化传统在现实中一直存在。尤其是老龄化社会问题出现的当今，存留养亲制度所反映的敬老恤老、弘扬孝道的传统，更是值得珍视。因此在我们当代法律的制度设计中，也更需要突显"孝"之理念。另外，存留养亲制度也体现了"恤刑"思想。从古代的乱世重刑到现代的"少杀"政策，法律的制定越来越重视人道主义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法律尤其是刑法不再是仅依靠严峻的规定而使众人心生畏惧而遵守，而是通过理性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不断增强其科学性，以此来教育指引人们的行为。存留养亲制度所体现出的"慎刑"思想，对当今刑罚制度的"轻缓化""人性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法律适用效果的现代借鉴。存留养亲制度是解决国家刑律与常情伦理间冲突的一种较为迂回缓和的方式，从现代意义来说，就是对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的关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时期，如何使法律在作用于社会关系之后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我国法治与社会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当然，追求社会效果的背后是受害方与加害方的利益衡量。如药家鑫案件，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受害者张妙年幼的孩子永久地失去了母亲，药庆卫一家则因儿子被判死刑而变成了"失独家庭"。尽管确实应当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照刑法进行判决，但本文认为在依法自由裁量的过程中，不仅应当考虑受害方的利益，也要慎重考虑到犯罪之人一方，包括其家庭的利益，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长远的良好的社会效果。本文认为存留养亲制度兼顾犯罪人一方利益的权衡，为现代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制度设计的现代借鉴。存留养亲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统治都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在现在中国的刑罚制度中，与存留养亲制度有一定关联的制度有缓刑制度、假释制度等。本文从缓刑制度角度，探讨存留养亲制度的借鉴意义。当代的缓刑制度与存留养亲制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基于一定的情节考量，对犯罪之人应受刑罚的减缓。尽管两种制度存在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存留养亲制度中仍存在值得借鉴之处，可有助于缓刑制度的完善。目前在确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主要根据犯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借鉴存留养亲制度，本文认为可以将犯罪人家庭情况作为缓刑适用条件的考虑因素。由犯罪人所赡养、抚养和扶养的直系亲人，若确实有待照顾且非犯罪人再无可托付的情况，应被纳入缓刑适用的考虑因素。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因犯罪导致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加重，一定程度上缓解由犯罪导致的社会压力。当然，如果将犯罪人家庭情况作为缓刑适用条件的考虑因素，则需要建立相应的健全的调查机制，对犯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进行了解，通过其同学，朋友，家长，邻里对犯罪人的性格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调查。其次，若将赡养抚养因素纳入缓刑适用的考虑范围，那么缓刑撤销之规定也应进行相应修改。本文认为可以把虐待老人儿童、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的行为作为因考虑赡养抚养因素而获缓刑之人的缓刑撤销条件之一。在缓刑考验期内，要对缓刑适用对象的家庭表现进行考察，要把缓刑适用对象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表现作为考察内容的重要部分。当然，除了缓刑之外，存留养亲制度对现代的假释、监视居住等制度以及法律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的制度完善与发展有待更多的研究。

现代法学理论研究以及法制建设中，多强调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立法司法方面的先进经验，但毕竟中西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基础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学习借鉴"他山之石"的同时，不能忽视本国文化之传统。仔细品味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会发现其实我国传统法律思想、法律制度中，有很多值得现代法制建设借鉴的地方。当然，在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中，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借鉴并不是机械的还原，而是要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现代社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使其真正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就存留养亲制度，应当摈弃其封建残留的落后内容，注入当代社会价值和现代法治意义，使其能够在新时代和新的社会背景下实现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黄滔（1989-），女，江苏高邮人，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非法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作者：黄滔

法律缓刑制度研究论文 篇3：

中国传统法的人伦精神与和谐社会人本法律观的构建

[摘要]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蕴含着深厚的人伦精神，恤刑慎刑思想、容隐制度、存留养亲制度等为其鲜明的佐证。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法“西化”、新文化运动等的影响，中国传统法的伦理色彩逐渐淡化。传统法思想与制度固有其局限性，然而其中的亮点及蕴含的人文关怀、仁政思想和人伦精神，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淡化法律的政治色彩、实现法意与人情和谐、构建人道的刑罚制度当是我们应有的姿态。

[关键词]人伦精神；恤刑慎刑；存留养亲；亲亲相隐；和谐社会

一、中国传统法的人伦精神及其表征

台湾学者李钟声曾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要探究中国古代法的人伦精神，可直接追溯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法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者爱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恕之道”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孔子提倡“礼治”，一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而且，他把“礼”和“仁”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思想，主张“以德去刑”和“无讼”。至西汉，董仲舒集儒学之大成，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法家某些思想成分，创造了一套法律理论。他的“三纲五常”作为一种进入理想化的人的生存境界的程序设计，密切地联系着儒学一贯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昭告着对一种保有和谐的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统治者继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法律伦理性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古代法律制度体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中国传统的慎刑恤刑刑法思想、容隐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为其鲜明的佐证。

(一)恤刑慎刑的思想。恤刑慎刑是古代思想家倡导的刑法理念。恤刑是指执行刑罚时要存矜恤之心，是酷刑的对立面；慎刑是指刑罚的运用须谨慎，是滥刑的对立面。要体现统治者“矜恤子民”的宗旨，必须贯彻慎刑思想，只有认真做到慎刑，才能保证“矜恤子民”的宗旨得到落实。

《尚书·舜典》就有：“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之语。《经典释文》说恤，“忧也”。《尚书·蔡传》说：“轻重毫厘之间，各有攸当，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孔颖达则说：“此经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唯此刑罚之事，最需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丘浚说：“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人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拳拳不已，惟刑之忧念耳。”几种解释都深得“恤”与“慎”的要义。关于慎刑，距今四千多年前，帝舜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对时任“司法部长”的皋陶说了一段话：“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有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是一段极富人情味的语录。丘浚的《慎刑宪》系统地阐发了古代慎刑、恤刑的思想，其目有“申冤狱之情”、“慎眚灾之赦”、“存钦恤之心”、“戒滥纵之失”等，将各重要典籍中之有关论述列出，并将历代学者及自己的阐发之意附于后。

如果说，恤刑、慎刑的思想在长期的封建刑罚史中，多停留在理论上，未能实现法律化和制度化，而其内含的矜恤老幼妇思想则得以制度化。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八十、九十日耄，七年曰悼。耄与悼，虽有罪，不加刑焉”的刑事政策，并为后世所传承。汉惠帝曾下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汉景帝时，“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当鞫系者，颂系之”。汉宣帝时，“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上述矜恤老幼妇残的法律规定，经由魏晋律学家的归纳总结，至唐朝已经定型。

(二)存留养亲制度。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下诏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存留养亲在当时战乱不休、社会动荡，家庭破碎的现实下，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人心、稳定统治、减少社会问题的作用。这一制度建立以来，历经隋、唐。唐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存留养亲的制度。唐律《名例》二十六“犯死罪应侍，家无期亲成丁”条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不在赦例，课调依旧。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唐以后，各朝均有相同规定，且有发展。元律规定“诸兄弟同盗罪皆致死，父母老而乏养者，内以一人情罪可逭者，免死养亲。”清乾隆五年定例：“凡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亲。仍照律奏闻，请旨定夺。”

(三)容隐制度。亲属之间的容隐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国语·周语》中记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周襄王劝阻晋文公听理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一案时说：“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既承认元咺理直，又主张不理此案，认为君臣父子之间应当隐罪。这可能是史籍中首次表达“父子不得互相告诉”的主张。《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中有这样一个事件：桃应问孟子，瞽叟一旦杀了人，舜怎么办呢?孟子主张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诉然，乐而忘天下。”这些记载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

从可考证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将容隐法律化的是秦代。秦律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的规定。但这一时期，虽有不得告父之法，但单方面强调“子为父隐”，即子女对父母的隐匿义务，“父为子隐”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在亲属容隐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颁布的一道“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规定：“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条诏令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孙为夫、父、祖隐在法律上的正当性；间接或部分承认尊亲属为卑亲属隐的“权利”，对于以前“尊为卑隐”的绝对禁止予以一定程度的放宽：父、夫、祖隐子、妻、孙虽不是“皆勿坐”，但至少涉及死罪时可由廷尉报皇帝“圣裁”，有减免刑罚之可能性。这从过去的“单向隐匿”开始向“双向隐匿”转化。这条诏令正式奠定了传统法律

中亲属容隐制度的基础，标志着容隐制度的正式确立。至唐朝，容隐制度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复杂、完备的规范体系，并将汉朝时期的“亲亲得相首匿”发展为“同居相为隐”。唐以后各朝俱沿袭了，(唐朝)亲亲相隐的制度。近代法制变革仍保留了容隐制，自《大清新刑律》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刑法》及民刑诉讼法，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容隐规定。内容包括，关于藏匿人犯及甄灭证据之规定；关于放纵或便利逃脱之内容；关于伪证及诬告；关于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关于亲属拒绝作证及不得强迫亲属作证等等。

除上述慎刑恤刑的思想、存留养亲制度、容隐制度外，历代统治者薄赋敛、以民为本、体恤民困的统治思想亦不在少数，‘那些为政以德、安人养民、恤刑慎杀的较为宽平的立法倾向系表明他们已能较充分地认识到民众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及其人格尊严的权利，透发了其思想中的人性因素和人伦精神。

慎刑恤刑思想、存留养亲、容隐制度尽管存在许多局限，但其中的亮点及蕴含的人文关怀和国家仁政思想和刑法中的人伦精神，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一种思想可以历数千年沧桑岁月的冲刷，仍难掩其光辉，弥足珍贵；而且惟其来自传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我们接受起来，更感到亲切、融洽。”

首先，关于恤刑慎刑思想。儒家思想倡导宽仁慎刑，爱惜人命。孔子创立以“爱人”为核心的仁学体系，孟子将“仁”的精神引进政治思想领域，形成了系统的“仁政”理论，成为后世统治者施政的指导原则和理想目标。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以“王政本于仁恩，可以爱民厚俗”相标榜。汉文帝之废除肉刑、北魏孝文帝之废除“门房之诛”，其出发点都是强调“民命为尤”，借以昭示宽仁慎刑。唐初名臣魏征提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因此“圣人甚尊德政而卑刑罚。”唐太宗也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祥延长；任法御入者，虽救一时，败亡亦促。”在仁义治天下的方略指导下，唐初统治者比较注意恤刑慎杀。中国传统的宽仁慎刑、爱惜民命的人道主义原则体现在矜恤老幼妇残、限制刑讯、控制死刑的决定权、罪疑唯轻、律法断罪等刑法制度上。中国古代上述法律规定反映了“仁爱”、扶助老幼妇残等民族精神，蕴含着鲜明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

其次，关于“存留养亲”制度。“存留养亲”作为给罪犯个人的恩赦或人道待遇，督促人民“亲亲”、“养亲”，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亲情，因为“所谓伦理亲情，就中国传统而言，不外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爱’，即基于血缘、婚姻而产生的人类特殊之爱。其外在表现主要是供养和保护，其内在则是一种情感、天性。”另一方面，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罪犯回归社会。“中国古代的农村多是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其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变动的力量极为薄弱。二十一岁以上的青壮年，绝对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一旦遭变，或为国戍边，战死疆场；或身遇不测，横死他乡；或触犯刑律，行将殒命。变故的性质虽有不同，但对一个家庭的打击却并无多大差别。如果有兄弟数人，尚可缓冲；如果光杆一人，上有老，下有小，父祖年老重病，子女嗷嗷待哺，立刻就会面临危机，甚至土崩瓦解。这种情况，靠国家无法包下来，靠邻里虽可周济一时，终非长久之计。存留养亲不失为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而且，被“存留养亲”之人可暂时免去了离家远徙之苦，得以和家人共同生活，犯罪者一般心存负疚与感激，必当全心尽孝，努力改恶从善，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

第三，容隐制度最能反映“亲亲尊尊”伦理实质。容隐制度的最初立法动机和立法理由即尊重人之常情，不强人所难，以体现对人类亲情的爱护和宽容。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解释“容隐制”的立法理由时就明白无误地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矣。”“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这表明容隐制度的立法动机乃尊重人之常情。亲属之爱是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是一切爱的起点。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者爱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无不表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梁武帝时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大怒：“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结果诏流于交州。元朝斡鲁思、速怯等告父母，元英宗说：“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复讦于官，岂人子所为!”命斩之。值得注意的是：速怯等告的是谋反罪，是唐宋以来迫令告发不准容隐的犯罪。本来告谋反罪是忠国忠君的行为，却反被皇帝下令杀死，原因只在于皇帝恨其逆人之爱亲本性和掩匿亲属之人之常情。

二、中国传统法人伦精神的现代命运及缘由

自1840年以来，西方法文化开始渗透中国，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逐渐式微。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体系过时，品性尚存；整体腐朽，局部可取”。而法律制度最终必以人为目的，强调以人为本位，也就意味着法律本身应当体现并实践对人的本性的尊重和理解，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肯定和维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基于人性而生的伦理关系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应予以保护，而法律制度之于人伦精神的关注无疑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可取的品性和局部”之一。然而事实上，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法律法规往往漠视法的人伦精神。对法的人伦精神的漠视，自有其文化背景的原因。

其一，中国法律近代化过分“西化”，导致中国法伦理色彩的淡化。中国古代的法律同其整个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成体系。直到19世纪中叶，在西方法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加上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才使得传统的法文化支离破碎，难以维系，这是中国法文化史上的历史性变革。变革之时，主要考虑的是“与万国同制”而不是创造性地继承传统；主要着眼于“外人指摘”而很少考虑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与社会实际情况。结果，在采纳西方先进法制文明因素的同时，忽略了对本国法律传统和现实国情持有清醒和尊重的态度，淡化法律的伦理色彩，转而强调契约自由成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和努力方向。

其二，摧毁儒家倡导的亲情伦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激进的反传统革命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包括社会、家庭、个人道德规范在内的整个伦理都遭到新文化运动精英分子的无情嘲讽、解剖和鞭挞。陈独秀提出“最后的觉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全面批孔的文章，论证旧礼教不适合现代社会，必须被彻底打倒。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

儒家伦理被看作是阻碍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其倡导的儒家伦理也被视为糟粕无情地摧毁。

其三，建国后数十年长期奉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忽视个体利益和个体需求(包括亲属问对亲情的渴求)，禁止“亲亲相隐”，过分宣扬“大义灭亲”。当私情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当传统的人伦关系被冲垮，当道德观、价值观出现了疯狂，社会也就失去了可以用“良风正俗”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建国后相当时期内那些泯灭人性的现象，不能不说与禁止“亲亲相隐”有关联。亲属必须作证作为一种法定义务仍然被国家意志所认可，不能不说是现行法律的悲哀。

其四，“专政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在法律领域中，个人亲情关系就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下，法律制度、法律法规往往漠视法的人伦精神，这种影响延续至今。以现行有关漠视亲情的法律规定为例，我国新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表明无论什么人施行窝藏、包庇行为，皆应受到处罚，而不管他与犯罪嫌疑人是何种关系，即便是直系血亲也应一视同仁。从人之伦常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要求未免有些苛刻。再如，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中，无论证人与被告人是何种关系，只要其知道案件相关情况的，都负有作证的义务，即使是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即使他们的证言将不利于被告人，也必须如实作证，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和谐社会需要构建人本法律观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社会工程，要以尊重人性本质即人情为基本条件，一切法律活动都应该以人为本，法律的创制与运行应当注意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的正当需求，提倡人文关怀，实现由社会法律观向人本法律观的转变。为此，笔者认为应当朝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1、淡化法律的政治色彩，树立法律价值多元观念。如前所述，建国后数十年时间里，个人亲情关系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下，过分强调“国家—社会”一体化模式，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和动员作用，权力意志突出，法律的阶级性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连私权领域的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的设计也大多含有政治属性，国家利益无论何时何地都被置于高于私人利益的地位，在这样的思路下，亲情关系不可能高于国家利益，“亲亲相隐”被绝对排斥，作证成为所有知道案情的人的法律义务。法律不承认亲属之间特定的伦理格局需要特别的保护，法律集中体现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维护社会安定的一元价值追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对人的亲情伦理的漠视易激发社会关系的紧张和亲属之间的不和睦，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需要淡化法律的政治色彩，还法律以“缘人情而制”。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无奈选择。这种选择尽管不是最完美的，但却是最现实的。个案的实体真实与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之间，法律的无情与婚姻家庭的稳定之间，公民在是“大义灭亲”换来众人鄙视还是隐瞒包庇获取邻里乡民的赞许进行痛苦的选择和法律的宽容之间等等，立法者选择了后者。因为立法者在价值选择时从有利于其统治、有利于公民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等价值出发，选择了“亲亲相隐”，牺牲了部分事实真相，其代价是值得的，说明个案的真实并非法的唯一价值，更重要的价值是顺民心、合民意。

2、公法包括刑法同样需关注人情。刑法是公法，惩罚性是其重要的特征，但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持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一切人类无法逃脱的联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亲亲相隐”正是体现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试想如果夫妻之问的秘密交流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如果你每时每刻都在“大义灭亲”里挣扎，人类社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能存在吗?“亲亲相隐”恰好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伦理面前作出让步，其目的也在于“屈法以伸伦理”，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孟德斯鸠语)

就“存留养亲”而言，其中所针对的情形在现实社会中也确实存在。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地区，一个家庭成员犯罪，全家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也可能遇到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生意停业无人经营，年老有病的亲人无人照顾，子女面临辍学。这些实际困难，同样不能由国家包揽下来，单位、组织也无法代替，亲友邻里又无此义务，确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我国的国情：一方面是社会老龄化；另一方面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回顾历史，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会显示出它的魅力，“存留养亲”的积极因素似可借鉴。如可考虑建立对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基于照顾家庭的需要，就近从事社区劳役的制度；对于重罪者不宜适用“存留养亲”的，其无劳动能力亲属的生活特别是晚辈的教育必须引起政府关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3、构建符合人性、与人情和谐不悖的刑罚制度。与当代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现行刑法总体上刑罚较重。死刑罪名较多；而司法实务的特点是死刑适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对于适用自由刑和其它刑罚的判决，多表现为能判处重刑则重判。受古代恤刑慎刑思想，宽平的立法、司法精神的启发，构建保持法律人性，尊重人的自然需求和情感需求，与人情和谐不悖的刑罚制度当是我们的选择。首先，在立法环节构建科学的刑罚体系。我国目前的刑罚体系，总体上看，是较为科学、合理的，较好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但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当社会主体的价值观、法律观朝着人性化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必然要求我们首先对现存的法律构架进行新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调整，自然包括对刑罚体系的调整。现有刑罚体系的完善，举其要者有：第一，提高财产刑的地位，可考虑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并进一步扩大其法定适用范围，形成自由刑、财产刑二者并重的格局体系；第二，减少分则条文挂有死刑的罪名，特别是对大家呼声较高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应分则废弃死刑的立法规定；第三，鉴于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制定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其次，在司法环节上：第一，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从而切实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和准确性，限制死刑的适用，充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第二，重视非监禁刑罚，如管制刑、缓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当某罪可以在短期自由刑和非监禁刑之间进行选择时，审判人员在决定刑罚时，应首先考虑独立适用非监禁刑；第三，改进我国现有非刑罚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由主管部门行政处分的运用，加强对现有非刑罚方法的“操作性”研究，使之不断完善。

(责任编辑　何进平　许丽梅)

作者：朱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