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论文

[摘要]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包括定罪说理与量刑说理。以往法院在制作刑事裁判文书时，往往只是单纯确认事实而不指出裁判理由，即使有个别说明裁判理由的，也是结合犯罪构成理论论证犯罪的定性问题，而对量刑结果的产生不予释明，这违背了审判公开的基本原则。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在判决理由中明确产生量刑结果的各要素，并充分运用证据对量刑理由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公开释明。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论文 篇1：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问题检视及规则设计

摘 要：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随着社会法治的进步，社会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裁决结果，而更加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作为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类型相对较集中。同种犯罪案件发案率逐年提高。当同一类型案件出现不同裁决结果时，法院则处在被动地位。在司法公开的今天，裁判文书必然公开的要求，倒逼刑事裁判文书提高质量，具备完善的说理。

关键词： 司法公开;刑事裁判;说理规则

刑事裁判文书为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客观记载和记录。“没有说理的公开只会让公众对裁判的理由不明就里，没有公开的说理只会让法官更加将自己隐藏在事实和证据背后，导致判决书成为冰冷的证据罗列与事实的重复归纳”。[1]只有裁判文书公开，公正才能实现。刑事判决说理制度规范目的是保障刑事判决说理活动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

一、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理论检视

（一）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立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作为主角之一的裁判文书，在司法公开不断深化的今天，被附着了不少责任。“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公开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已经发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由原来的仅仅是相对特定的人（包括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亲朋好友等）阅读，到无法估计数量的不特定人阅读，其中还不乏带着各种目的和眼光的研究者、挑错者甚至炒作者”[2]。司法公开背景下，要求裁判文书质量的提高，裁判文书也必须一改所谓的“固定模式”，将查明事实、认定证据、量刑过程、适用法律充分体现出来。判决书全部在网上“晾晒”，法官的“法律素养”、“价值取向”乃至“文字水平”都会被监督。随着公开程度的深入，裁判文书质量将从被迫式提升演变为自然的升华。

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普通民众不能直接参与审判工作，对审判工作最直观的了解便是通过这浓缩的一篇裁判文书之上。法官通过简短精练的语言，让公众体会到司法公正。裁判文书详尽说理，才有可能让公众认同裁判的公正。

（二）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面向

刑事判决说理就是对刑事判决理由进行正当、合理的论证和阐释。“判决理由一词含义较多，可能指支持现存裁判主义的全部根据，也可能仅指支撑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所适用法律的理由，在较狭窄的意义上还可能仅限于对裁判决定的法理分析。”[3]刑事判决理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限制。说理包含的内容划分有不同标准，笔者认为最为简洁明了的为实体性说理、程序性说理，通俗的也可以称为定罪说理、量刑说理。

实体性的说理是指对判决的逻辑性进行论证说明，主要是证据、事实、法律三个方面。

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是作出裁判的根据，是刑事判决说理的重要内容。对裁判中质证证据的说理“一般来说，对证据来源的说理只需进行客观叙述说明即可，无需法官进行主观评价。只有当一方对另一方某一证据来源提出质疑时，法官才需要在说明之外进行回应性的评价”[4]，展现确证过程逻辑，说理更具力度。

刑事裁判说理中要论证的事实与哲学、生活中的事实不同，刑事判决说理，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进行说明，同时对认定事实的理由进行论述，对诉讼参与人提出的事实进行评价、分析、价值判断。

法律适用乃是刑事判决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刑事判决的法律依据，由此刑事判决说理必然包括法律方面的说理。适用法律的选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法律的确认是说理的主要内容。“法律均须解释，盖法律用语多取诸日常生活，须加阐明;不确定之法律概念，须加具体化;法规之冲突，更须加以调和。因此，法律之解释乃成为法律适用之基本问题。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5]

刑事判决的程序说理与实体性说理会有重叠部分，不能将二者割裂独立分析。程序性说理最主要的内容便是量刑过程的分析论证。量刑说理要公开量刑理由，披露量刑心证历程，形成系统程序说理。

二、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现状分析

1955 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最高人民法院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中提出如下意见：“要求在判决书应写明事实、理由、判决三项内容。其中，理由部分应写明认定事实的证据和适用政策、法律、法令的根据或应受刑罚的理由。事实、理由、判决的名称可以在判决书上明确写出，也可以不写。判决书须注意有思想性和说服力，段落、层次分明，力求通俗”[6]。

（一）刑事裁判文书欠缺说理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必然要求，是审判公开的延伸化和完整化，不仅为实务提供，也有利于学术研究。便于比较分析，笔者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十例刑事裁判文书，呈现数据如下：

以上数据只是对随机抽取判例的简单统计，在上述的判决中，基本没有一篇对判决进行充分说理，而是以一言以蔽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缺失具体说来，制度性的规定在改变裁判文书中说理缺乏的状态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说理不够完善、充分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表现尤其突出的便是量刑说理的缺失。

（二）说理：实现法律效果的必然要求

“司法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因其正当性而树立权威的，法官的正当判决获得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服从，从而给予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道义力量。”[7]裁判说理不透彻，公信力低，法律效果受严重影响。裁判文书说理将法官的认知过程及法律素养外化于形，宣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消除民众疑虑，也让普通受众改变对法律的传统认知观念。

（三）说理：提高司法公信力之切入点

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裁判文书作为审判程序的载体，展现的是程序公正;作为审判结果的载体，展现的是裁判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说，裁判文书是司法公信力的最终载体和结果。”[8]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维护司法权威的有效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司法公信力依赖文书说理。“一份合格理想的裁判文书不仅能展示人民法院的文明执法和司法公正，还能展示法官的人格形象与魅力。判决的说理，最见法官功底。法官的学识、观点思维以及正义、公平、理性、敬业等价值跃然纸上”[9]。

三、完善裁判文书说理规则之设计构想

对于刑事裁判文书来说，不说理，则无公正。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不够完善，有观念意识问题，也有制度保障欠缺的原因。笔者尝试为刑事判决说理构想出一些基本并与之配套的制度性设计。

（一）裁判说理应成为习惯和自发追求

一份判决不只是关于法律的集成，其中必然掺杂着制作文书主体的政治素质、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等心理因素。如何让裁判文书的受众接受掺杂个人意识的结果，必须做到“以理服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事实清楚的案件，裁判文书说理一笔带过。疑难复杂案件，尤其是向审委会汇报案件，承办法官会附录审理报告、结案报告，对裁判过程、判决结果进行较详细的说理，经讨论确定后，体现在裁判文书上便缺少了详尽的说理，不禁让裁判结果受到质疑。心证公开便是裁判文书进行说理的应有之意。同时建立说理的激励机制。让裁判者能够从刑事判决说理中获益，激励成为习惯。

（二）立法应确认完善裁判说理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做法是要求将刑事判决说理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英美法系国家虽未通过立法予以强调，由于具有判决说理的传统和习惯，已经成为法官自觉遵行的规范。在我国，刑事判决说理方面处于立法空白状态，由于我国缺乏判决理由详细论证和阐释的法治传统，明确将刑事判决说理要求写入法律是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使裁判文书说理从“不得已而为之”逐渐演变成“自然而然之”。通过立法，不仅将说理纳入规范，更应强调说理的内容，说理不仅有章可循，更让法官感觉“不费吹灰之力”，一改以前不愿说理、不善说理现状。

（三）规范公开制度下的舆论监督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是司法公开的一项重要工作。裁判文书公开增加了裁判的可接近性，作为反对审判权滥用的制衡装置，能够促进司法公正，提升法院的社会公信力。但同时法官也面对更加强大的舆论压力。法官作为被监督的直接受体，有时为避免恶意上访闹访，“多说无益”便逃避说理。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倒逼说理制度的完善，也会造成说理规避。规范舆论环境，创造良好的公众监督条件，加强网站建设，营造和谐阵地，监督说理健康成长。

四、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完善路径选择与技巧

针对我国刑事判决说理中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依据刑事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说理

定罪三段论是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偏重于形式的历史缺陷必然导致说理的同一化、欠缺性，定罪不是千篇一律的罗列，而应加之法官思维逻辑的心证过程。

1.事实说理。对于刑事判决说理而言，对事实的论证就是对刑事裁判事实为“真”的理由阐释。“不能让定罪理由“泛事实化”，即不能脱离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去作简单的事实罗列。”[10]要进行分别阐释。对事实的说理，也应避免过度使用法律的庇护，即脱离案件本身的法律空谈。笔者主张将法律与案件事实相结合。通过法律意义上审理查明裁判认定的与案件定罪相关事实进行说理，通俗地说就是“用事实讲道理”。

2.证据分析。证据是定罪的关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裁判结果让大众心服口服，就是通过裁判文书制作主体对证据的分析述理。在证据说理过程中，是否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诉法修改后出现的新要求。

（二）规范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构成

1.量刑说理内容。（1）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2）是否采纳公诉人、被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3）人民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

2.量刑考虑情理因素。“法院在裁量被告人刑罚时应当加以考虑的犯罪构成事实以外决定刑罚轻重或是否免除刑罚的各种情况。”[11]法官在采纳量刑情节时应注重全面，但注意避免“民愤、社会舆论”等审判干扰，注重说理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合理性。

3.量刑说理，应该以法律为依据。法律不只影响实体性问题，更是量刑定论的来源。“无论怎样，法官有义务竭尽努力形成被告人的确信：裁判来自法官必须服从的法律文本，而不是来自法官本人的道德哲学、意识形态或者偏见。”[12]量刑依据的法律不只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或者司法解释。在确实缺少成文法的规定，若法官采用的法律原则或精神，便要进行详尽的说明，结合案件事实，使公众知道依据的是什么法，还要明了怎么依的法。

4.量刑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也应注意情理的说明。“情理与法律，其实是一脉相通，真正冲突到水火不容地步的极为罕见。绝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只在于法官有无足够的良知与能力把握法律的旨意和情理之间的内在联系。”[13]

5.量刑注重逻辑推理。将量刑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逻辑体系，有整体性的说理才能更具有说服力。而“法律推理中的逻辑思维作用的重要性反映在裁判书上，就是要求裁判书书写得条理清楚，引用法律适当，认定事实合法有据，前后衔接紧密合理，总体要求是判决书的书写必须体现‘书写’的逻辑和理性。”[14]

[参考文献]

[1]孙万怀.公开固然重要，说理更显公正[J].现代法学，201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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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流芳.罗伊判例中的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73.

[13]孟勤国.判决是法官良知与能力的镜子[J].法学评论，2000（5）：155 .

[14]杨建军.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作用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5）：7 .

On Problem Inspection and Rule Design of Criminal Magistrate Instrument Reasoning

SHI Dongyang， GAO Shanshan

（People’s Court of Yanggu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Yanggu 252300，China）

Key words： 〗open justice; criminal judgment; reasoning rules

作者：石东洋 高珊珊

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论文 篇2：

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探讨

[摘 要]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包括定罪说理与量刑说理。以往法院在制作刑事裁判文书时，往往只是单纯确认事实而不指出裁判理由，即使有个别说明裁判理由的，也是结合犯罪构成理论论证犯罪的定性问题，而对量刑结果的产生不予释明，这违背了审判公开的基本原则。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在判决理由中明确产生量刑结果的各要素，并充分运用证据对量刑理由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公开释明。

[关键词]判决书；量刑；说理

判决书的量刑说理，是指裁判者明确陈述其量刑结论并论证该结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行为。法官在判决书中所阐述的判案理由是法官的裁判活动是否合理、合法的集中体现，也是司法正义在裁判结果上的表现。判决书就是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根本载体，是赢取民众信赖与尊重的“窗口”。一份分析透彻、明理思辨、逻辑严密的裁判文书，不仅能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让当事人心服口服；而且有助于向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和司法理念，培育公众法律信仰的基因。[1]判决书的制作既要符合法律的要求——以案件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又要体现写作学的特点——叙事清楚、逻辑清晰、说理透彻，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判决书应有的作用。判决书的说理应当包含对量刑结论的说理，尤其在我国有罪判决达到刑事判决90%以上，被告人对判决的关注多集中在量刑问题上，通过判决书的量刑说理向公众传递量刑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提升裁判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量刑说理薄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从近年来公开的判决书看，让公众叫好的少，批评的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量刑裁判饱受争议、社会反响巨大的典型刑事案例，这些案例充分暴露了量刑结论武断、量刑理由缺失的问题，让公众对量刑公正产生怀疑。在传统定罪量刑一体化程序模式下，法庭审理重定罪问题、轻量刑问题，重事实认定，轻理由说明，导致判决论证说理欠缺，判决书只是单纯的确认量刑事实而往往不说明理由。即使有的判决书注意到量刑理由的说明，但也存在说理不充分的问题。如仅对判决的主刑部分的理由进行阐述，忽视对附加刑的分析论证，在涉及刑法规定可以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案件中，个案中为何最终选择并处罚金或选择没收财产，以及罚金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在许多刑事判决书中根本无法找到理由，给人造成“罚多罚少法官一句话”的印象。又如，在对适用缓刑的说理上，法官往往直接以“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以适用缓刑”作粗简的说明，却不结合量刑证据对适用缓刑的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证明。再如，一些法官在判决书中往往只注重对法定量刑情节进行认定和分析，很少甚至没有对酌定量刑情节进行说明。有的判决书还存在语言使用过于感情化、援引法律不当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使裁判文书的量刑事实和量刑结果之间缺乏法律推理，而许多案件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和热点案件，法官在陈述判决理由时只是简单地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令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接受。

判决书量刑不说理，既有法官对量刑说理不重视的主观方面原因，也有司法制度不合理阻碍量刑说理的客观方面原因。从主观方面来看，法官更重视定罪问题。由于传统法庭审理程序将定罪与量刑“合二为一”，法官在审判中往往“重定罪、轻量刑”，这种错误观念在制作判决书时表现为对量刑说理阐释不充分。从客观方面来看，影响量刑说理的制度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证据制度不完善，这是造成法官在判决制作过程中对证据分析、论证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引入了抗辩式诉讼模式，但对保障该程序模式有效运行的证据制度却未加以完善，关于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未给予充分关注，导致法官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时，往往只是将证据简单罗列在待证事实后面，既不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交待，也不说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二是有些法官个人素质不高，制约了量刑说理。制作判决书时，要将法庭审理的结果用公众共识的话语，并以较强的逻辑结构展现出来决非易事；而长期格式化写作的导向和习惯，使法官满足于完备的形式而忽略判决书的内容，使法官制作裁判时滋生不愿说理的惰性，给提高判决书法理水平制造了障碍。三是法官不独立、判审分离也是导致量刑说理差强人意的重要原因。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法官将案件审理情况制作成审理报告，判决结果交由庭长、院长以及审委会定夺，而判决文书的制作却要由审判人员来完成。“如果论证的结果是如此，但当地政府或院长要你作出另一种判决，或是社会民情或大众传媒普遍要求法官这样判，那么法官就不可能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论证。要对这样的判决作出某种法理上的正当性论证，只能是自欺欺人。”[2]

二、明确量刑说理的要求

理由是判决的灵魂，是将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联系在一起的桥梁。阐述量刑理由必须以判决认定的事实为根据，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准绳，为量刑裁判提供法理上和法律上的依据。量刑程序改革中，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应当说明量刑理由。

（一）量刑理由的合法性

司法裁判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适用法律规范来解决个案纠纷，因此所有的判决都应当源于法律规范。就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公正判决是完全超越个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之上，而严格按照既定的标准判断何为正义的技艺”。[3]量刑说理是法官在判决书中表达自己裁判理由的过程，法官不仅要在判决书中阐明裁判的结果是什么，还要说明这种结论从何而来，这一过程必须尊重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和已经系统化了的解释方法。量刑说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无论是认定控辩双方的量刑事实和主张，还是阐明自己的裁判理由，既要符合实体法又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

（二）量刑理由的合理性

量刑理由的“合理”包括合乎“法理”与“情理”。量刑理由要符合有关法理分析的内容。法理是法学家理性思考的结晶，是法学家经过冷静、理性的思考而创造出来的符合法律逻辑的理论结晶，它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学说。[4]当具体案件中出现法条竞合或者司法解释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当案件的量刑结果与公众的预期相差较远时，法官应当运用法理将量刑理由分析清楚让公众信服，使判决的制作不仅仅是一次裁判过程，更成为一种传播法律精神的途径；量刑结论的论证要符合情理。情理产生于大众，是大众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是大众心理的体现。法官进行量刑裁判时，以来源广泛、数目更多的量刑证据为依据，对被告人进行个别化考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量刑的情理。因此，法官在说理时不能违背常识和情理，保证论证通达情理，达到相对普遍的可接受性。

（三）量刑理由的公开性

1999年，最高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就提出，加强裁判文书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定，增强判决的说理性，同时公开裁判文书，公开裁判理由，增加所裁判案件的透明度，确保司法的公正性。2005年底在成都举办的“司法透明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裁判文书应当坚持“四公开”：诉讼程序公开，诉辩意见公开，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公开，裁判理由和裁判结论公开。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认为量刑是自己的事，量刑理由无须向当事人表明，因此往往在结案报告分析量刑理由，在判决书中却含混带过。事实上，量刑理由的公开不仅体现了裁判的公开性，而且让那些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了解并理解裁判结论，达到服判息诉的目的；同时还可以起到法律宣传和教育的作用，社会中有类似情况的人可以从已经处理的案件中了解到自己的犯罪行为会得到何种处置；社会公众通过案例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了解到国家司法权是否在法律和理性的范围内被运用、同等情况下的当事人是否得到同等待遇。因此，法官应当公开量刑理由。

三、完善量刑说理的具体步骤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程序意见》，以及全国各地法院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的工作实践，为完善量刑说理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量刑实体规则精细化，为法官量刑提供参考，并有利于法官更好地论证量刑判决；另一方面，量刑程序相对独立，有利于法官充分调查量刑事实，量刑说理的证据材料更加丰富，法官的心证也更为明确。但是，由于长期“估堆量刑”，法官对量刑说理这一新的工作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因此应当在具体的步骤和方法上对量刑说理进行规范和指引。

（一）明确量刑说理的要素

量刑理由应当包括：1.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2.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的理由；3.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由此，量刑说理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对量刑事实的认定及对量刑理由的说明，还应当全面阐述控辩双方的量刑证据和主张，尤其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不同意见和主张进行分析。在对量刑证据进行认定时，要对证明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一并进行分析；在论证量刑理由时，既要充分论证适用主刑的理由，也要说明为何适用附加刑的理由；不仅要说明具体刑罚情况，对刑罚执行方法的选择及理由也要充分论述；在适用法律时，要做到既全面又具体，要穷尽到条、款、项、目，达到“对号入座”，既引用法律法规，又引用相关司法解释，并按照个案特点，对引用的相关法律作出相应的解析。[5]

（二）注重量刑说理的主次分明

量刑说理要注重全面性，但也应结合个案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繁简有别，量刑内容详略得当。在认定量刑事实时，一般来讲，对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或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情节认定时应详细说明理由，当合议庭不认可控方或辩方的量刑主张时，也应重点说明理由。对事实清楚、控辩双方争议少的量刑情节则可以概述事实和证据，简化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证。在阐明量刑结论时，对于如何确定法定刑幅度，如何根据犯罪构成的事实确定量刑基准，如何根据各种量刑情节对量刑基准的调节确定宣告刑，需要加以论证。

（三）深化量刑说理与证据的结合

量刑说理应当围绕证据展开论理。证据是司法审判的基础，是认定量刑事实的依据。判决理由的形成要以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和法院的认证为出发点，全面、客观地反映庭审中的证据情况，以此作为量刑裁判理由的基础和根据。在量刑说理中必须详细阐述对量刑证据的分析和判断，尤其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应当对当庭提供的证据和就此发表的意见进行分析，对其要点之处应当有理有据地进行辩驳，结合证据将量刑事实认定和推理的过程展现出来，从而让控辩双方对法官基于该证据认定的事实的客观性产生认同，继而信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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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崇义.刑事审判程序及审判前程序改革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00.

[作者简介]王喆，1980年出生，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背景的探讨”，项目编号：2012BS24（主持人：王喆）。

作者：王喆

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问题论文 篇3：

刑事裁判文书繁简分流问题研究

实现裁判文书繁简分流是最高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一项改革任务。应根据不同案件情况和审判程序，适用“简式裁判文书”或“要式裁判文书”。

刑事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刑事裁判文书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多元化审判程序不匹配，需要说理的没有充分深入说理，不需要深入说理的也得“八股文式”地列举“裁判理由”，导致“繁者不繁、简者不简”，不利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刑事裁判文书的同质化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同质化，二是实践中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也存在同质化。

刑事裁判文书的同质化现象会给刑事诉讼法治建设带来危害，一是造成裁判文书和刑事审判程序相脱离，影响刑事审判程序功能作用的发挥，二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司法资源的科学化、合理化配置。

“控辩双方在审判中的对抗程度”是审判程序、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决定因素，审判程序类型是决定刑事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直接标准。可以把审判阶段的刑事案件划分为控辩双方就控诉事项达成“合意”的案件和达不成“合意”的案件。要式裁判文书适用于“對抗式审判程序”，应当格式规范，要素齐全，而且必须进行充分深入的释法说理。“简式裁判文书”适用于“合意式审判程序”，其释法说理以简单的形式进行，一般不需要长篇大论式地阐述裁判理由，只要把有关事项，特别是对“认罪认罚”“控辩协议”等事情进行真实的记载，就是在为裁判主文阐述理由。

（摘自《法学家》，2017年第5期，第144-180页。）

作者：王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