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矛盾纠纷探析

2023-01-24

第一篇:农村土地矛盾纠纷探析

农村土地纠纷的现状及原因探析

农村土地纠纷的现状及原因探析——来自江汉平原

石镇的调研报告

2009-12-04 | 作者: | 来源: 中国国土资源报 |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提要: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土地价值的上升,土地权属的争议也大量涌现。农村土地纠纷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类型:农户之间的土地争议、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及村民小组与村集体之间土地争议。三种类型土地纠纷的实质是土地升值所导致的利益之争。土地纠纷的化解既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也需要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

石镇位于江汉平原的西北边缘地带,隶属湖北省荆门市,地形上属于丘陵地区。石镇现有耕地44105亩,人口32481人。据该镇相关部门统计,2008年,由村级组织以及乡镇司法人员介入调解的土地纠纷一共有107起,占全镇全年纠纷总数的42%还多。笔者按照纠纷的主体将当前较突出的土地纠纷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结合若干有代表性的案例,力图展现每种纠纷类型的特征,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农户之间的土地争议

首先,因不堪税费负担而导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在税费改革之前,由于负担沉重,加之粮价低迷,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对于农户来说,土地的面积越多,他所承担的税费也就越重。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农田面积较多的农户以及外出打工者通过放弃一部分农田经营权的方式来减轻负担。由于每一块农田都承担相应的税费,为了保证税费的收取,村组干部只好通过做工作将土地重新发包给新的农户。在2004年“土地确权”时,由于国家惠农政策的效果初现,土地的价值上升,一些原来放弃耕种的农户开始要回自己的农田。针对一块地块出现两个甚至数个经营者的局面,土地确权中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

案例12000年,普村沈山家中发生变故,为了减轻负担,就将自己的1.2亩承包田转让给了邻居钟琴。2004年,土地确权时,沈山找到钟琴,要求其归还自己的农田。钟以自己家庭为这块田承担了四年的税费负担为理由而不愿意归还,如果沈山坚持要回农田,其必须按照每年300元的价格补偿(当时的亩平负担水平),共计1200元。由于沈认为钟提出的补偿价格偏高,两家发生争议。最后,沈山放弃了要回农田的要求。

按照政策规定,土地确权要严格依照1998年“二轮延包”时土地的经营状况为依据。也就是说,谁在1998年种这块田,谁就应该成为土地确权的法律主体。因而,沈山完全有理由要回自己的农田,然而,钟琴坚持补偿的要求却是在情理之中。在相当部分的农户看来,“当初为了逃避税费而放弃耕种,现在政策好了又要回自己

的田,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而且,由于当初农户之间的土地转让大都是口头协议,农户双方往往都无法提供当初的转让协议,村干部必须在法律、政策与乡村社会的情理之间作出平衡。在这类土地纠纷中,如果土地原来经营者这不主动放弃的话,他们一般是在村组干部的协调下,通过给予现在的经营者适当补偿的方式来重新获得经营权。这种土地纠纷在土地确权当年及后一年达到高峰,近几年已呈下降趋势。

其次,因房屋买卖而导致的土地流转。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的考虑,鄂西大山区的移民开始陆续搬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石镇。外来户的进入为房屋的买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由于土地是农户生存的基本保障和收入来源,买房子的前提往往是土地的一并转让。按照法律规定,土地的经营权的流转应该首先在本村范围内进行,外来户以买房子的方式进入村庄并获得土地经营权事实上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向村集体缴纳数千元的“落户费”之后,由村干部帮助获得本村的户籍,从而将土地流转的行为合法化。在负担较重的时期,房屋连同土地出售的价格偏低,而税费改革后,由于土地的价值上升,房屋成交的价格也逐年攀升。面对新的市场行情,当初一些出卖房屋的农户开始后悔,并萌生要回自己土地的念头,从而外来户之间发生纠纷。

案例22000年,岩村王良山将自己房屋以1.4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恩施移民曾广福,并连同自己的5亩责任田。除此之外,王还耕种了一些无人耕种的抛荒田,共计3亩左右,也一并转给了曾广海。在签订了书面协议之后,王良山和曾之间还达成了口头协议,即以后如果王良义要种田的话,曾广福应该归还2亩的口粮田。2009年,王良山找到曾广福,却要求其归还自己至少5亩农田(包括3亩的抛荒田和口头协议上的2亩田)。在王良山看来,当初协议上转让的是自己的责任田,而自己耕种的抛荒田并不在流转范围内,且在土地确权中这部分田并没有确权。因而,曾广福必须归还这部分田。但曾却只愿意拿出当初承诺的2亩田。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王良山阻止曾广福下田插秧,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多次上访反映问题。最终,在乡镇各主管部门的组织下,曾广福答应转让3亩农田给王良义,从而结束了争议。

由于曾广福的土地确权面积与实际经营面积并不一致,一旦发生争议,曾就无法为自己多余的土地找到合法的依据。按照情理,土地已经转让给他人,原来的主人已经无权利收回,但王良山却利用土地流转以及登记状况的不规范来作为要田的理由。事实上,这起土地争议的起因并不在于相应制度建设的缺位,而是因土地迅速升值引发的卖方心理的失衡所导致。此外,当初卖房子的农户往往秉持着“要吃饭”的理由,以为自己的行动寻求道义的支持。2008年以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返乡农民工也开始为自己当初转让土地的行为后悔,围绕着房屋买卖引发的争议有所增长。

农户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争议

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各种乡办、村办企业的建设。在以石镇为代表的中部农村地区,因缺少外来资本的进入,各种乡办、

村办企业一般只能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做文章,比如兴建各种果园、鱼塘等。由于兴办企业需要占地,村委会就必须从农户手中收回部分农田。在农户仍然要上缴农业税费的情况下,一旦村委会从农户手中收回了农田,那么农户就不再承担该地块所分摊的税费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农户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田地较多的农户甚至主动要求村委会收回自己的土地。然而,行政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却并不符合市场的真正需求,以至大部分的村办企业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村委会不得不将收回的土地重新发包,而在国家惠农政策实施以后,当初的农户开始要回自己被村集体收回的土地。当村委会无法将已经承包出去的土地归还给农户时,农户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纠纷就再所难免。

案例31992年冬,张村村委会与本村二组群众协商,将位于白云山脚下的200多亩旱地收回以用于村办石榴园的建设,并口头约定,石榴园受益后,村、组四六分成,且这片旱地的税费不再由二组原农户承担,而由张村全体村民分摊。由于品种及地理等方面的原因,石榴园建成后没有产生任何效益,荒芜严重。2000年,村干部将整个石榴园折合面积200亩,以每亩每年50元的价格承包给外来农户经营30年,承包费5年一交。当时农民对村将石榴园承包没有任何异议。但随着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产品价格上涨,群众种田积极性高涨,加之村建石榴园以来,二组群众没有得到任何收益,而承包人在经营花卉苗木生产的同时,部分种粮耕地还享受了粮食补贴,二组群众的心理不平衡,开始要求收回耕地。由于张村村干部无法满足二组群众要求,二组村民不断地进行群体性上访。

张村的这起土地纠纷在当地具有典型性,当时以从农户收回农田的方式兴办企业的村庄基本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农户收回土地的要求固然合法、合理,但村委会在当时的形势下将土地重新发包的做法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都无法预料到土地行情的突然逆转。在中央政策不断强调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导向下,当初发包土地的村干部大都陷入了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是出于维护村庄社会稳定的考虑而尽量地满足农户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如果将土地归还给原有农户,村委会就面临着毁约的可能性,从而要赔偿承包人的资金损失。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村干部无法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而这又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争议成为了当前土地纠纷中一类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这一历史的遗留问题正在考验村级组织以及乡镇政府的治理智慧。

村民小组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

对于土地所有权究竟是在村一级还是村民小组一级的问题,绝大数的村干部都会选择前者,而普通村民则大都选择后者。在人民公社时期,关于土地权属的表述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后的村民小组正是沿袭了生产队的建制。一直以来,土地的调整、农业税费的征收以及农田水利的管理都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因而,在农民的认识中,村民小组(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象征。但问题在于,税费改革后,随着村民小组长的取消,村民小组已经失去了组织的基本架构。在实际的村庄治理中,村委会的强势地位凸显,以至成为村庄土地的实际管理者。

与此同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法律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按照土

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法律的模糊性使得法律在农地制度的实践中无法为村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提供直接依据。一般情况下,村民对村委会“集体所有”的代表身份采取默认的态度,一旦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问题,土地所有权的争议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就会涌现出来。

案例4叶村临近一大型磷化工企业,该企业为了发展,扩建厂房,于1995年至2007年在叶村一组征地水田约400亩以及荒山约600亩,共赔偿250万元。按照省有关文件精神,村集体本打算将赔偿资金的70%直接补偿给失地农民,而30%作为集体的统筹资金,以用于集体的公益事业。但由于赔偿金额巨大,对于集体的统筹资金究竟归村民小组还是村集体支配,村民和村干部之间发生了巨大争议。叶村一组村民一开始坚持要求将补偿全部补给本组的农户,在要求无法满足时,才同意集体留下30%作为集体的公益资金,但条件是,这部分资金必须用于本组的公益事业。村干部考虑到组与组之间的平衡,则主张将这一部分钱由村集体掌握,用于全村的公益事业。在和村干部的争执中,一组的村民代表进一步提出,如果村干部将统筹资金在全村范围内使用,那么村庄必须打破组的界限,而在全村范围内重新按人口调整土地。在土地承包30年不动的政策压力下,由于土地调整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而需要巨大的工作量,针对一组的这一要求,村干部无法答应。由此,一组群众和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加剧,而对于一组群众不愿意利益均沾的做法,其他村民小组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开始增长。

分田到户以来,土地的家庭经营模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户与集体的关系。税费改革以来,农业税费的不再征收进一步体现出了土地权属的“物权化”特征。因此,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土地的所有权事实上已经虚化,但在土地征用后补偿资金的分配问题上,土地所有权的模糊却恰恰为村民小组与村集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可能。在石镇范围内,因土地征用而导致村民小组与村集体发生争议的事件正成为影响村庄社会整合与地方稳定的重大隐患。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一矛盾还具有增长的趋势。

小结

调研报告划分了发生在调研乡镇范围内的三种类型土地纠纷,参照其他地方的调研经验,这一划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土地纠纷的类型划分有助于对当前土地纠纷的总体把握,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化解工作。但不可否认,无论是村民之间,还是村民与集体之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土地纠纷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土地升值所导致的利益之争。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土地的开发等因素导致土地价值的升值,为了得到土地的收益,当事方或者追溯过去,以发现当初对方行为的漏洞,或者利用法律的模糊而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也正因为此,在相当数量的土地纠纷中,双方往往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法律和政策依据,从而给调解和处理纠纷增大了难度。事实上,土地纠纷与其说是由于一个过错明显的当事方所导致,不如

说是一场利益的争取和博弈过程,土地流转手续的不规范(如第一类纠纷和第二类纠纷)、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如第三类纠纷)等等因素都能成为利益各方进行博弈的筹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土地纠纷的化解既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最终,村集体、村民甚至基层政府能在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中进行利益的协商和沟通,使得土地纠纷在合法又合理的范围内得以解决,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第二篇:土地确权矛盾纠纷化解方案

当前我国各项改革举措齐头并进,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应当步入法治化轨道,让占全国局大多数农业人口的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各村居和相关单位的通力配合下,通过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测绘人员的努力,土地确权入户调查、测量制图、公示审核等环节已基本结束,进入登记颁证和建档入库环节。在实践中我们探索出一整套解决登记确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方法:

一是强化组织推动。各村专门成立土地确权工作领导小组,各村居设立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抽调熟悉情况的老干部、老党员、老队长参与这项工作,并根据需要设立宣传发动、业务指导、调查测绘和纠纷调处等工作组,实行分工到组、包干到户,切实形成了各级分工协作、责任层层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制定确权登记实施方案,细化明确工作的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和实施步骤,确保实施过程中各个层面宣传口径、政策措施、工作流程等协调统一。坚持“试点先行”,着力搜集梳理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结合实际研究解决的办法和措施,为整村推进时打好“预防针”。创设农户农地代码,以村组为单位,对所有农地实行统一编码,有效解决因地块分布零乱造成的承包户登记凌乱不清的问题,切实做到精准登记、精细管理。

二是把握政策原则。在此次土地确权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和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保持稳定原则。此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我们反复强调、宣传这次确权是对原有土地二轮承包关系的完善,不是推倒重来,不是重新分田。是在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主要是查清承包地块的面积和空间位置,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最终实现农民的承包地面积、合同、证书、登记簿“四相符”和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含示意图)“四到户”。要求各村组严禁借机违法调整和收回农民承包地,以已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已经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基础,做到原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户地块和面积相对不变、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起止年限不变和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经营。确权工作不与农民承包费用、劳务挂钩,也不作为农业补贴的基数。依法规范原则。严格执行《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参照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规程(试行)》规定的登记内容,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确地为主原则。凡土地己经承包到户的,原则上都要确权到户到地。个别地方人均耕地少、地形地貌变化大、万顷良田、土地整治、流转等原因造成各农户承包地界址无法明确的,可以因地制宜实行确股确权的方式。民主协商原则。充分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土地清查、丈量、确权、登记等重大事项应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定,严格执行公示,登记表和测量图在各个小组公示7天,对有异议的及时进行调查纠正,结果要得到农民同意,不得替农民做主、代农民决策,搞强行推动。五是村组负责。确权登记工作由街道牵头负责,各村组具体承担实施。

三是做实前期准备。针对试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各村落实“四个强化”,做实前期准备,夯实工作之基。即:强化宣传发动,通过发放致农户一封信、印发政策汇编、召开村民会议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保证每个农户都知道确权工作,对外出不能及时回来的农户进行委托的要有委托书;强化业务培训,采取集中培训、实地演示、外出学习等多种形式,先后组织业务骨干参加省、市土地确权业务培训班,深入理解政策,掌握技术路线。各村居召开培训会帮助各工作组成员学深学透确权登记的技术要求、操作方法和作业流程,着力提高工作人员理解政策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强化技术支撑,提前搜集整理二轮承包以来的土地分配到户清册、税费合同到户表、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等基础资料,摸清二轮土地以来的农户变动情况、人口变动情况、征地情况、村组道路、推塘等具体情况,从省国土厅所属测绘机构购置1:1000左右的街域航拍图制作工作底图,并通过公开招标精心选择测绘队伍,为确权登记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技术基础。

四是严格规范操作。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强化技术规范,按照上门调查、地块指认、图解测绘、公示审核、归户签字、建立登记薄和建档入库等步骤稳步推进工作开展。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实施方案和操作流程,按照预定程序不变不偏地抓好各环节工作。入户前准备,各生产组在测绘工作人员入组前可先行对本组各个农户的人口、田块、四至情况进行登记摸底,测绘人员进入后,对每户进行登记,同时进行土地确认,可采取以图指地,也可以地落图,登记的面积包含合同面积、目前面积等,农户在家的进行签字,不在家的可放在公示后公示表签字,对界址不清的,要求工作组组织村干部、测绘人员、当事农户以及在当地有公信力的村民等四方人员深入具体地块进行实测。确保信息登记“真”、土地测绘“准”、操作规程“全”

五是稳妥处理矛盾。我国二轮土地承包经营又走过二十年头由于长期未进行土地调整,农村人口变动比较大,在这次重新进行土地确权登记中,政策执行上严格把握界限,确保确权登记工作各项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一方面,严格遵循《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开展确权登记工作,坚持“保持稳定、依法规范、确地为主、民主协商、因地制宜”,对有据可依的矛盾问题依法依规调解处理,对没有明确依据的问题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秉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平等协商”的原则妥善解决,确保确权登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对

第三篇:镇土地矛盾纠纷情况汇报材料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农民的生存之本,土地已经成为引发各类矛盾、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2006年以来,我镇土地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上升幅度高于同期其他各类纠纷,其中主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为主。如何有效调处此类矛盾纠纷,已成为当前我镇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按照调研通知要求,现就我镇土地纠纷相关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基本情况

*镇耕地面积5.05万亩,人均耕地2.2亩。自2006年以来,全镇出现了大量的农区土地纠纷案件,经不完全统计,全镇各类土地纠纷共涉及农户400多户,土地2000多亩。从矛盾纠纷分布来看,土地纠纷集中发生在近年来有土地征占行为的行政村如*村、*村、*村,以及承包经营权纠纷多发的*村、*村。在面对此类纠纷时,各级党委、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协调,但目前仍有部分没有妥善解决。

二、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土地发包程序不合法、签订合同不规范。土地矛盾纠纷案件中,小部分案件是由于二轮土地承包时个别村合同乱签乱发,未经土地主管部门审查备案,土地承包合同签发不规范,出现“一地多证”的现象。

(二)土地权属不明、四至不清。由于历史原因,村委会与村民签订一轮土地承包合同时,承包书只写明总承包亩数,具体土地四至不明。1998年签订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大多也只是延续了一轮土地承包合同,由于土地之间没有固定界址,只是指手为界或以某一点作参照物,随着时间推移,参照物自然遗失或被毁,原来的经办人多数去世,调查取证的难度大,认定困难。

(三)土地流转的随意性。承包法规定承包人有权将自己的土地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以其它方式流转。但在实践中,因农户间流转随意,流转不规范,手续不完善,大多数农民以口头协议进行流转,没有见证人,也未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取证困难。

(四)土地纠纷具有矛盾激化性。土地纠纷往往涉及多人利益,社会影响较大,村民反映强烈,一旦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引发当事人上访告状,影响农区社会稳定。

三、土地矛盾纠纷形成的原因

(一)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和管理不规范是造成土地纠纷的重要原因。村委会在与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承包土地四至不明,部分村民将土地承包合同遗失,而村委会对承包合同管理混乱,致使部分承包合原始凭证遗失,发生土地纠纷时无法取证,成为引发土地矛盾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乡镇机构改革后,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上划,许多涉农管理机构触及不到农区,特别是专门针对农区土地管理方面,没有明确的管理执法机构,造成管理上的缺位,这也是土地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

(二)土地流转的随意性引发矛盾纠纷。以前种田效益不高,且有各种税费,农民负担沉重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土地弃耕、转包或由他人代耕代种。现在不仅没有了税费,而且国家实行了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原承包户见有利可图回来索要土地,但因土地弃耕后由其他农户耕种,即便是流转和代耕代种大多数也只是农户间口头协议,权责不明,没有第三人见证。即使有的签订了合同,也未告知村委会和镇政府备案,双方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纠纷。

(三)因土地被征用引发纠纷。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用地加快,我镇周边经济迅猛发展,一些项目建设征用了村民土地,而资金补偿、安置不到位或农户间土地权属不明补偿款由他人冒领等引起纠纷。

(四)由土地开发引发纠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我镇盐碱荒地较多,同时由于黄河改道形成了大片河滩地,部分村民在未获得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对盐碱荒地和河滩地进行开发种植。因为开发的是荒地,开发前没有人耕种,也没有核实所有权,开发后和所有权方发生矛盾。

四、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对策及建议

我镇在处理各类土地纠纷案件时,在许多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丰富纠纷解决机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对于一般矛盾纠纷,主要由镇、村两级负责调解。对村镇调解无效的,主要采取听证调解的方法予以解决。听证调解即:由土地纠纷一方提出申请,在收到申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及取证通知送达纠纷另一方,30日后召开由区农牧局、区司法局、国土资源分局、镇政府、土地纠纷当事人共同参与的听证调解会。听证调解会上,土地纠纷双方分别陈述各自观点,出示各类证据。双方陈述举证完毕后,与会各相关单位进行合议,形成土地纠纷裁决书,并将裁决书及时送达到当事双方。对于听证调解无法达成协议或对裁决不服的,引导纠纷双方通过诉讼方式予以解决。

(二)成立农区土地工作站,加强对农区土地承包管理。针对当前农区土地

管理缺位的问题,2008年镇政府成立了农区土地工作站。工作站为镇政府内设机构,负责全镇草原、林地、水利、渔业用地、农区耕地承包合同档案的备案管理,与村委会共同做好各村各类用地的依法管理及各项土地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农区土地工作站成立以来,共成功调处各类土地纠纷5起。工作站的成立,使我镇部分土地纠纷得到了及时的调解和处理,有效地维护了

农区社会稳定。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特别是对村两委成员的法制宣传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了村两委成员及村民的守法意识和合同意识,规范了村两委的土地发包行为。要求村委会在村集体土地发包时必须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9条规定,按5个程序签订承包合同: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承包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公开实施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以此来规范村委会土地发包行为,扼制各种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苗头性行为,将纠纷消灭在萌芽之中。

结合当前实际,为进一步做好土地纠纷调处工作,我们建议:

(一)成立农区土地管理机构,加强对农区土地管理。建议上级成立专职的农区土地管理机构,加强对村委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承包经营权的落实。规范土地承包合同样本,指导村委依法订立合同,减少订立合同中的随意性和粗放性。同时,建议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组织进行土地详查,在对现有土地详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地及权属不明地的权属,并及时发放权利证书,通过及时确权达到从根本上减少土地纠纷的目的。

(二)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加大土地执法力度。在处理各类土地矛盾纠纷时,镇村两级投入大量人力开展调处工作,但因此类矛盾纠纷涉及面广,多数纠纷在镇政府职权范围内无力解决,又缺乏专门的纠纷仲裁机构,使此类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处理。为了正确处理农区土地承包纠纷,维护农区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建议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区农业主管部门牵头,土地、林业、水利、法院、司法等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负责农区土地承包纠纷的仲裁,指导镇政府、村委会开展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工作。

(三) 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避免土地纠纷发生。随着城乡建设的大步推进,土地征用过程中新的土地纠纷在所难免。对土地纠纷,特别是征地纠纷,用地单位在征地前要会同所在地政府、行政村、社全面考虑征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哪些单位配合,哪些问题需要提前沟通,与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工作预案形成工作合力,有效预防土地纠纷的发生。

第四篇:如何化解当前农村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

--区司法局 任 冰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尤其是群众性事件、涉法信访、上访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体组织化倾向越发明显,涉及到一些群众自身利益的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农村民间纠纷问题日渐增多,农民对自身利益看得更为重要。往往使一些不及耳目的事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矛盾纠纷。如不能正确及时地加以调处化解,可能会激化发展成大的矛盾,甚至引发群众性械斗乃至转化为刑事案件等,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各项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农村矛盾纠纷的基本情况

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社会稳定形势总体良好,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项改革制度的深入,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依然繁重,社会各方面的矛盾纠纷还大量存在。今年1-6月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688件,调解成功657件,成功率95.5%,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2起2人,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3起12人,制止群体性械斗6起90余人,防止群体性上访11起410余人。

从今年农村各类矛盾纠纷情况看,比往年更为复杂化、多样化、频繁化。以往主要表现在公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纠纷,而现在则表现为公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人民政府之间、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纠纷。这些矛盾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矛盾纠纷的广泛性。矛盾纠纷普遍存在,涉及面广,遍及到农村的各个场所,并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存在。

(二)矛盾纠纷的群体性。尤其是上访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改制以后引发的集体上访增多,一部分被企业改制下来的职工集体上访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

(三)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印发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体制不健全、有的是因为对政策不明确相关精神掌握

不够、有的是自身观念或者对现行法律法规不清楚、有的是自身理念信念不坚定,甚至受人之驱使,是非不明,从而引发各种矛盾纠纷,致使调处难度增大。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丰富,矛盾纠纷具体体现在:

一是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给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犯罪,乃至出现夫妻之间离异,不珍惜夫妻感情等引发出来的各种矛盾纠纷。

二是修建公路、铁路、移民迁宅等。特别是农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补偿和拆迁引发的纠纷问题更为复杂,甚至修建公路使农村耕地受损,致使个人或集体与建设有关单位和部门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也不少见。

三是农村中的生产经营性所引发的矛盾纠纷。个别人员凭借人员广,自身有一定的权力,搞小集团势力,欺压百姓,插手一些非法利益格局,使个别既无权又不懂法的村民合法权益受损所引发的矛盾纠纷。

四是民工讨工钱,向政府求援或直接要求政府解决一些问题未落实到位的矛盾纠纷。致使一些上访群众围堵政府机关和有关部门,阻塞交通,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大局。

二、民间纠纷增多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调整步伐加快,农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加快,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就会逐渐呈现出来,其主要原因:

一是农村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特别是边远山区,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为争田、争水、争农具以及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不能及时通过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引发邻里不和。

二是一些基层干部对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民间纠纷问题;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树

立人人都要为发展经济创造和谐社会的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来认识,致使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对存在的矛盾纠纷苗头不够重视,有的甚至视而不见,任其发展。

三是一些基层单位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情代法,处事不公,乱作决策,不得人心,影响干群关系,致使矛盾纠纷的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无法处理乃至诉至法院最终解决。

三、调处矛盾纠纷的方法

(一)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整机制。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针对农村“三争”问题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户进行摸底,做到有准备,有纠纷随时调处,尽量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其次要加强司法所、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力度。充分发挥其职能和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在调处矛盾纠纷时要做到严格依法办事,公平公正,依法处理。

(二)提高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采取培训和传帮带等形式,尽快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今年对全区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培训,从而提高各级特别是基层调解人员的素质,增强他们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和人民调解工作的认识,增强他们调处基层矛盾纠纷维护“第一道防线”的能力。

(三)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矛盾纠纷的调处,维护社会稳定,最终要靠基层来落实,各种矛盾纠纷必须靠基层来化解。切实做好构筑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首先要选好配好调解人员,切实把政治素质高,思想作风过硬,爱岗敬业,责任心强的人员选在调解工作岗位,进一步完善好网络组织的建设。其次要大力加强各项调处矛盾纠纷的制度建设,做到知行在先,工作在前,防患未然。再次是各级分管领导和调解组织以及调解人员要进一步强化责任,防止工作措施和方法不得力而引发新的矛盾纠纷。要坚持好“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管理原则,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责任和任务落实到单

位(部门)和人头上,从而加强调处矛盾纠纷的督办力度,真正为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通过发挥群众的活力,共同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第五篇:农村矛盾纠纷调解100法(连载)

第30法 证据辨析法:土地权属归集体

案例:

1982年,绛县东荆上村妇女段某叔父老段在本村翟秋顺地头岭中心附近种植了部分林木。2011年春天,东荆上村为了解决村里吃水工程的资金问题,决定通过招标,发包老段种植林木的地段。因段某过继给其叔父,认为村委会的行为侵害了其利益,于是反映到陈村镇司法所。陈村镇司法所所长常宝平通过调查,认为纠纷的症结是产权问题,即老段所种树木的土地到底属于谁。要确定产权,必须有证据。段某拿出了一份1982年10月14日由绛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树杈证》,但村委会质疑此证有假。常宝平走访了村委会原当事人、镇政府林业管理员等,因时间久远,一时难以确定。常宝平又到林业局鉴定《树杈证》的真伪。林业局认为段某所提供的《树杈证》无原件、无编号、无经手人,目所填内容与规定不符,认定其不具备1982年绛县人民政府所发《树杈证》的特征。常宝平再到县档案局查询,并无老段《树杈证》的存根,该局出具了证明材料。在此基础上,常宝平召集双方当事人,用证据和事实确定老段所种树木的土地权属应为集体,该村进行发包无错,但对老段所种树木应合理补偿。最后达成调解协议:1.由村委会收回老段翟秋顺地头岭中心附近的土地。2.村委会分两次支付老段5000元的补偿,签协议之日先付2000元,剩余3000元在2011年12月31日前结清。如今,协议全部执行完毕,多年症结一朝解除。

调解艺术分析:

此案采用的是证据辨析法。调解必须建立在取得证据的基础上。从本案来看,陈村镇司法所所长常宝平接案后,并没有主观臆断下结论,而是反复走访调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查明事实真相,使赢者舒心、输者服气。

第31法 民俗疏通法:老李大李和睦相邻

案例:

2011年7月5日,绛县磨头村74岁的老李与48岁的大李因水路问题发生打架纠纷。事情的起因是老李与大李是南北院几十年的老邻居,老李在南,大李在北。老李北房后有一条2米宽的空闲胡同,杂草丛生。一遇下雨,房屋上的底檐水倾泻而下,淤积成滩,渗到房屋根基下。老李生怕水多泡房,出现不测,便用铁锨在房后清草、挑壕。后院的大李唯恐影响自家房屋的安全,便出面阻挡。老李不依,双方打了起来。老李带着被扯烂的背心,遍体伤痕地找到民调主任李怀印评理。

李怀印了解情况后,用民俗疏通法进行了调解。他对大李说:“水火不留情。遇到洪涝灾害,不用说邻居,就是其他人,也要同心同德,抗灾避难。老李在房后挑壕,是为了抗灾,你应该积极配合。”转而对老李讲:“千年的邻居,处下的朋友。你挑壕的动机虽然没错,但应提前给对方打个招呼,取得对方的理解,不能擅自动工。毕竟这样做明显会伤着对方的利益。”最后,双方握手言和,大李带上礼物登门看望了老李。老李也对自己的草率表示了歉意,两家一起整修了路,从此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再无争执。

调解艺术分析:

此案采用的是民俗疏通法。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包含了许多善良风俗。善良风俗大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普遍认可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指导着人们的生活,所以有条件地使用民风民俗,可以弥补制定法的适用缺陷。本案李怀印运用了善良民俗,如:“水火不留情”,“同心同德,抗灾避难”,“千年的邻居,处下的朋友”等。这些淳朴的风俗相对于枯燥的法律而言,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李怀印通过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流传下来的民俗经验,再用这些民俗经验去教育当事人,在既不违背法律又尊重民俗的原则下,让双方换位思考,晓以利弊,化解分歧,最终使双方自愿达成协议,重修旧好。

第32法 明辨是非法:当事人各得其所

案例:

2010年的一天,山西省绛县董封村村民刘洪泉找到大交镇磨头村民调主任李怀印,称本村村民王某牵走了他家的牛,赖着不还。李怀印经过调查得知:刘洪泉父亲欠王家1000余元,逾期未还,王某便牵走刘洪泉的牛抵债。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李怀印开导王某说:“车走车路,马走马路。欠钱不还肯定不对,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索要。以错对错,只能激化矛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转过身,他又对刘洪泉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确有困难,你把理由讲清楚,相信对方会理解,决不能怄气顶牛,加深矛盾。”这入入理的话使双方心服口服,最终王某还刘洪泉牛,刘洪泉偿王某债,各得其所。

调解艺术分析:

此案采用的是辨析是非法。古人讲:“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意思是做事正确,就要肯定他,做事错误,就要否定他,即明辨是非。面对各说各有理的当事人,李怀印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一碗水端平,既指出刘父欠钱不还的错误,又点明王某牵牛抵债的问题,使双方觉得是非界限清楚,处理结果合理,从而乐意接受,促成了纠纷的化解。

第33法 合力攻克法:承包地受损获赔偿

案例:

2011年8月21日,绛县陈村镇司法所联合陈村镇政府、东荆下村村委会、居民组等,成功调处了一起承包地受损获赔案。

2000年春,东荆下村村民陈高山与该村第一居民组签订合同,承包了该组桥北路段的11亩荒沟地,承包期为20年。陈高山在承包地种植了7亩桃树,另4亩种植玉米,并在荒沟地周围种植了一些杨树。起初几年,春种秋收,还算正常。后来,由于建设华信大道,公路施工方案设计欠佳,泄洪涵洞高出沟底数米,下雨时,沟底的庄稼岌岌可危。

2011年8月,当地连降数场大雨,连冲带淤,陈高山承包地上7亩挂果的桃树和4亩玉米被淹,惨不忍睹。为讨说法,2011年8月20日,陈高山趁县重点工程观摩团视察扩建项目途经东荆下村桥北略段时,冲到路中间,拦住了观摩车辆,造成了不良影响。县里责成陈村镇政府处理,陈村镇政府让陈村镇司法所牵头解决。镇司法所所长常宝平认为,这虽是一桩小事,但涉及面宽,影响较大,必须协调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合力攻克。于是,在他的建议下,镇党委书记、主持分管维稳和分管民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司法所长、民政助理员、包村干部、东荆下村党支部书记和该村第一居民组组长共同参与,研究解决方案。之后,常宝平带领相关人员,深入现场,进行了认真调研。鉴于公路设施短期内不会变更,承包地遭雨水冲击难以改变的现实,建议终止承包合同,并由东荆下村第一居民组合理补偿陈高山的经济损失。起初,当事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经过分头做思想工作,终于达成调解协议:1.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桥北路段荒沟地的承包合同。2.甲方收回合同时,退回乙方5000元承包费。3.终止承包合同后,乙方在承包期间所栽植的杨树归乙方所有,若甲方需要通知乙方伐树,乙方应无条件执行;否则,甲方有权处理杨树并不承担乙方的任何损失。4.乙方在承包期间种植的260株桃树和4亩玉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甲方同意一次性补偿1.3万元给乙方,连同返还的5000元承包费,共计1.8万元,于2011年9月21日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协议执行到位后,双方再无争议。

调解艺术分析:

此案采用的是合力攻克法。纠纷发生后,陈村镇采用党委领导协调、部门配合联动的合力攻克机制处理矛盾。通过合力攻克,不仅人力增强了,而且通过集中办公、有效运作和统一处理,克服了过去单一部门不易解决的问题,达到了公正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具体到本案。确定方案时,由镇党委书记主持,分管维稳和分管民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司法所长、民政助理员、包村干部、东荆下村党支部书记和该村第一居民组组长共同参与,参照相关法规,兼顾各方利益,避免了因认识程度不同而出现的决策偏差。在处理时,同样召集有关干部和人员,在掌握情况、吃透政策和法规的基础上,分头工作,合力攻克,增强了力量,提升了效应,促进了矛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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