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

第一篇：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

不同规模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

摘要：文章以我国证券市场2007至2012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修正的琼斯模型估计出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长期负债、公司盈亏后，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呈负相关关系，即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另外根据事务所的综合排名，进一步将事务所分为“八大”（综合排名前八的事务所）和“非八大”后，考察了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内“八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相关性不强，而“非八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呈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事务所组织形式 操纵性应计利润 审计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银广夏”事件、美国“安然事件”、韩国“大宇公司破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严重侵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同时，注册会计师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质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公众不得不考虑注册会计师能否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不同规模的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是否不同？何种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不同规模的事务所能否通过组织形式的转变来提高审计质量？

为探讨以上问题，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7—2012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OLS模型考察了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长期负债、公司盈亏后，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具体来说：相对于有限责任制的事务所而言，当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特殊的普通合伙或合伙制时，上市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越小。（2）按照事物所的规模将全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并控制相关变量后，发现综合排名前八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非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显著负相关，即对非八大事务所而言，当事务所组织形式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企业时，公司异常应计越小，审计质量越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DeAngelo（1981）和Watts&Zimmerman（1983）指出，审计质量是指注册会计师发现并报告财务报告错误的联合概率。审计质量的高低不仅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有关，还与审计师的独立性有关。对于审计质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审计质量，审计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1.审计规模与审计质量。DeAngelo（1981）以客户数量来衡量事务所规模，其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Choi、Wong（2007）以是否为“五大”来衡量事务所规模，认为无论是过失法律责任制度还是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五大”的审计质量都要高于“非五大”，并且认为法律环境越严格，“五大”事务所收取的风险溢价将越高。在我国，也有学者通过将事务所进行划分来研究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吴水渗、李奇凤（2006）研究了事务所规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将事务所区分为国际“四大”、国内“十大”，其结果表明，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十大”；王艳艳、陈汉文（2006）研究了事务所规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在如何度量会计信息透明度的问题上，他们用会计信息及时性、稳健性和盈余激进的程度进行了度量。也有学者从法律风险的角度、会计稳健性等角度研究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2.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从国外文献来看，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察事务所的组织形式。Dopuch和King（1992）考察过失法律责任制度、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以及无法律责任制度对审计市场的影响；Narayanan（1994）则直接通过模型研究了审计质量与审计法律责任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当审计师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或单独承担法律责任时，审计质量会提高。

在我国，一些学者也专门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研究：原红旗、李海建（2003）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对审计意见都没有显著影响；王朝阳、余玉苗等（2012）对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归纳，并提出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理论及应用前景和方向。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1.事务所组织形式。审计需求的保险理论认为，审计降低信息风险的两种机制是鉴证机制和保险机制，前者是通过审计师对财务会計信息进行鉴证，看其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从而降低财务信息的信息风险；后者是指在财务信息质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来降低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风险。

在考虑如何衡量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时，本文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做法，即利用事务所的组织形式进行衡量。目前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有个人独资、普通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制、特殊普通合伙制四种组织形式，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承担的责任不同。由于个人独资的事务所责任巨大，因而事务所在选择其组织形式时很少考虑。其他三种组织形式的具体特点如表1所示。本文的研究对象仅是合伙制、特殊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制这三类。

所以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为：

H1：当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或特殊的普通合伙时，上市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越小。

2.不同规模事务所组织形式。若审计师由于发生审计失败而承担法律责任，则对事务所而言直接影响是其声誉受损，导致的结果是事务所不仅要遭受审计收入的减少，还将面临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的流失，因此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有动机维护其声誉，即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的事务所可以利用其声誉赚取“超额利润”。

与小型事务所相比，一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较多的内部资源、规模经济以及实践经验，大型事务所的超额利润较高，一旦其声誉受损，对大型事务所的机会成本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从“深口袋”理论的角度，由于在既定的诉讼环境下，财富越多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审计失败时，遭受诉讼风险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本文认为，无论何种组织形式的大型事务所，其要综合考虑事务所声誉的潜在影响以及发生审计失败时所要承担的巨额赔偿责任，因此大型事务所有足够的动力去尽量维持较高的审计质量，即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不相关；而对小型事务所而言，在如此激烈的审计市场，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最大化地获取现有收益，因此能直接约束其行为的就是其实实在在的责任，所以对小型事务所而言，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显著相关。所以本文的另外两个假设为：

H2a：大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不相关。

H2b：小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显著相关。具体而言当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时，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越小。

三、研究方法

（一）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企业的应计利润（Accrual）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正常应计利润（NDA）和操纵性应计利润（DA）。国内外早有文献表明，修正的琼斯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盈余能较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注册会计师审计出的异常应计利润绝对值越大，說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付出了努力，审计质量高。所以本文借鉴大部分学者的做法，如Meyers（2003）等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来衡量审计质量。

根据Meyers（2003）和Kenneth J. Reichelt、Dechun Wang（2012）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SIZE）、公司现金流量（CFO）、公司的非流动负债（LEV）、公司当年是否发生亏损（LOSS）都会影响盈余管理的程度，所以本文将这些变量设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二） 检验模型

实证方法上，本文利用多变量OLS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分析事务所组织形式对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影响；进一步根据事务所的综合排名将全样本分为八大事务所以及非八大事务所两个子样本，分别考察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对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影响。

具体实证模型如下：

针对假设1：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变量后：

|DA|=β0+β1Dum_form+β2Dum_form1

+β3SIZE+β4CFO+β5LEV+β6LOSS+β7MB+YEAR+ Sic2*+εit

针对假设2：将全样本分为“八大”和“非八大”后，分别进行假设1的回归。

四、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7—201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具体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通过stata 12.0对数据进行处理。在选择样本时，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业务有其特殊性，所以剔除了这类公司；由于上市公司IPO行为对盈余管理有严重影响，所以剔除了在样本期间IPO的公司；剔除了在样本期间ST、*ST的公司，共取得6 320个年度样本，称其为全样本；按照事务所是否是前八大，将全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称其为“八大”“非八大”，样本规模分别为2 761和3 559。

（二）描述性统计及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表3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总体来看，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为-0.369，这一现象与国内外一些关于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类似（刘启亮，2008等），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当期业绩已达到既定目标，因而选择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

下页表4列示的是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单变量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异常应计的绝对值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长期负债程度、托宾Q值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呈负相关关系。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事务所组织形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多变量回归结果

从表5（a栏）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事务所的规模、经营活动现金流、长期负债、企业的盈利状况（是否亏损）以及托宾Q后，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显著负相关。具体来说，相对于组织形式为有限制的事务所而言，当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时，上市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越小，审计质量越高，其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对于组织形式为有限制的事务所而言，当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上市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并且其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文章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说明在我国现在的审计市场上，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或者特殊普通合伙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要高。

（二）不同规模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多变量回归结果

表5（b栏）分析的是对大型事务所而言，事务所的组织形式能否影响其审计质量。从数据上来看，大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的相关性不强。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大型事务所而言，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并不是影响其审计质量的因素之一。这类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对大型事务所而言，事务所的声誉是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声誉受损可能给事务所带来巨大的影响。因而对大型事务所而言，虽然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代表了不同的责任，但是大型事务所并不特别看重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好处，更多的是注重其声誉，注重事务所的品牌效应。表5（c栏）分析的是对小型事务所而言，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从数据来看，小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异常应计的绝对值呈负相关关系，具体来说，相对于组织形式为有限的事务所而言，当小规模的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特殊的普通合伙时，事务所的异常应计的绝对值越小，这一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合伙制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相对于有限制的事务所，并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但结果还是负相关的。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文章的假设2，即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审计市场，规模较小的事务所会考虑事务所组织形式给他们带来的责任，更害怕审计失败所带来的损失。

六、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的两大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即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当按照事务所的综合排名，将事务所分为“八大”和“非八大”后，分别考察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发现大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没有显著关系，甚至都不呈负相关关系；而当小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特殊的普通合伙时，发现与异常应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当小型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时，发现与异常应计呈负相关关系，但没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的研究对提高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构建事务所组织形式有一定的意义。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考虑是否在转换事务所组织形式时将事务所的规模作为分割指标。另外，为规范事务所的职业行为，对不同组织形式的事务所进行监督，相关部门应制定良好的法律规范。

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在考虑控制变量时，文章更多地选择了公司特征的变量，没有选择一些公司治理变量或者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些变量，如事务所的任期等。在选择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时，本文选取的是盈余管理程度，还应该选择审计收费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进行稳健性检验。X

参考文献：

[1]逯颖.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3）.

[2]原红旗.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规模与审计质量[J].审计研究，2003，（1）.

[3]孙鹏.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谈判[D].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

[4]李江涛，宋华杨等.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意见、审计质量[N].中国会计学会2012年会论文集.

[5]黄洁莉.英、美、中三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演变研究[J].会计研究，2010，（7）.

[6]曹建新，李智荣.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研究[J].商业会计，2012，（18）.

作者：徐新华　郑奕　丁立

第二篇：审计质量“规模误区”及异质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孙永军(1972— ),男，辽宁普兰店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黑龙江省国家审计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会计与审计基础理论以及审计质量控制与创新研究;丁莉娜(1980— )，女，黑龙江安达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从事管理理论与创新研究。

[摘 要]通过对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差异、优势途径及2008—2009年沪深A股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存在审计质量“规模误区”，且审计“规模误区”限制和干扰了审计核心竞争能力的培育与发展;审计规模差异尚未足以形成良好的异质竞争力，异质路径选择缺乏系统性的引导和监督。因此，在审计实务中应当加强审计核心能力的衡量标准建设、增强质量信号传递、完善市场协同机制、推进审计法制化和特色化建设。

[关键词]审计质量;规模误区;审计异质路径;审计质量差异;审计市场;审计核心竞争力

一、 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出加快形成我国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协调发展的合理布局，实施“做大做强”和“做精做专”战略，增强审计行业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2007年至2008年以及2009年至今的“合并高潮”影射出利益分割与竞争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有学者质疑：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真的好吗?大所是否一定具有质量差异优势并且真正形成核心竞争能力或者异质性?本文基于规模角度的审计核心竞争能力与质量差异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解释审计质量“规模误区”等现象;有助于形成审计核心竞争能力。

二、 审计质量差异研究综述

(一) 规模与审计质量的一般研究

DeAnglo基于准租金理论提出，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会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同时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具有雄厚的赔偿资金保障而更受到信赖，拥有更好的声誉[1]。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众多专业素质高的审计人员，他们的专业胜任能力较强，处理会计问题的能力也较强。规模最具备传递审计服务信誉和质量的信号效应，即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信誉和审计质量通常要好于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相应的内部管理层次就越多，管理就越复杂，造成内部代理成本就越高。温国山认为上市公司所感知的审计质量和大规模事务所实质上的审计质量相吻合,而投资者所感知的审计质量和大规模事务所实质上的审计质量却并不完全吻合[2]。

(二) 规模与审计质量差异化研究

企业网络连接的方式可分为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规模是一定范围的量化表现：一是规模有横向大小差异;二是规模有纵向变动差异，限于篇幅，本文不对纵面变动差异做深入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地支持规模差异对审计质量有不同影响，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吴水澎和李奇凤认为“四大”审计质量明显高于本土所(本土的会计事务所)，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3]。关于形成审计质量差异的深刻原因，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关注行业专长的影响，即规模越大其专业人才、专业能力等综合素质就会越高，审计质量也会越高。Balsam和Krishnan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认为行业专长水平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好的抑制客户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能力[4]，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行业专长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具有专长的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具有更小的利润操纵范围。但也有反对观点认为，我国A股市场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由于监管和市场机制的不力使得不同规模会计事务所拥有不同审计质量的情况没有出现。

三、 研究假设与模型选择

(一) 研究假设

“深口袋”和声誉机制促使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更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动机也更强。但由于我国审计市场发展的特殊性，有观点认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联并不显著。郑建明、张建平和王敏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对审计服务的需求是一种应对政府管制的需要，缺乏有效需求和传导机制，因而未产生审计收费溢价，使培育行业专长的动力不足[5]。联合国的一份审计报告曾指出，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现为“四大”)在给亚洲公司进行审计时，采用较低的审计标准，但同时又以其令人尊敬的会计职业名声签署审计报告。刘运国和麦剑青以沪深股市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发现 “四大”与“非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的质量没有显著差异[6]。

上述研究说明审计质量存在“规模误区”。但研究者极少从差异中探讨异质路径是否合理以及优劣程度如何，对规模形成的技术优势水平也只考虑了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行业因素而忽略了由于合并形成的人才积累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按照规模经济理论，规模扩大除了能够形成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对比外，还会形成人才和技术积累优势，从而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将市场与法制、事务所行业专长和审计师技术能力统一能够说明“规模误区”下的质量异质程度。本文分别选取40—60岁和硕士以上学历的注册会计师人数所占比重作为经验水平、教育水平指标;以注册会计师人数占执业人数比重辅助说明事务所行业专长和审计师专业能力水平的高低。但行业专长、审计师技术能力在既定市场与法制环境下，审计质量差异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差异的程度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以上内容，本文提出四个假设。

假设1：不同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3：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4：教育程度与经验水平对不同规模事务所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影响。

(二) 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1. 模型设计。借鉴刘桂良和牟谦[7]的方法，本文以盈余管理程度计量模型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i)的绝对值(︱DAi︱)衡量审计质量，其中DAi为经过上年总资产调整后的当年可控应计利润，参考Jones模型以及郑建明、张建平和王敏的相关研究确定如下模型。

︱DAi︱=β0+β1Size+β2Speci,K+β3Ocfi+β4Levi+β5Roai+β6Lossi+β7Expei+β8Ungrai+β9Cpapi+β10Lnai+β11Punii+β12Brani+β13LMindexi+εi

2. 重要变量定义及说明。表1(见下页)列示了模型相关变量的选择过程与依据，对模型使用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做了详细的说明。

变量类型变量符号预计符号变量含义及描述

被解释变量︱DAi︱以第i-1年总资产衡量的第i年可控应计利润表示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DAi︱越小，说明审计师发现和披露的概率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反之，质量越低。

解释变量Size-逻辑变量。本文采用“三分法”，即国际“四大”、本土“十大”、本土“非十大”。

Speci，k-表示第i家会计事务所在行业k的专长，用市场份额和专业化投资的乘积表示。该指标表示值越高，事务所抑制盈余操纵的技术能力越强。

Cpapi-第i家事务所审计师占执业人员的比重，表示事务所审计师技术专业化程度，该指标越大，则其对操纵性盈余的的抑制能力越强。

Expei-第i家会计事务所40—60岁审计师的年龄比重，表示事务所审计师独立程度和经验，一般认为有经验的审计师越多，犯错误的概率越低。

Ungrai-第i家会计事务所硕士以上(含硕士)学历的审计师比重，表示事务所审计师知识水平。理论上，该指标越大控制盈余程度的意识越强。

控制变量Ocfi-表示第i家公司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用调整过的本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表示，即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财务压力越小，会计造假可能性越小。

Levi+表示公司偿债能力，用第i年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替代。该指标越大，说明公司短期和长期财务压力越高，操纵动机越强。

Roai-表示公司资产盈利能力，用第i年样本公司的资产收益率替代。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预期盈利和持续经营程度越强，操纵性动机越小。

Lossi+逻辑变量，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为1，否则为0。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管理层自身利益保护的操纵动机越强。

Lnai+表示第i家样本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会计事务所审计收费的替代变量。“经济依赖”理论认为审计收费越高，其与客户“合谋”的动机越大。由于审计收费标准和数据缺失严重，故以此指标为替代变量。

Punii-行业监管程度是会计事务所法制与市场环境的直接表现，理论研究认为，监管力度越大，抑制盈余的动力越大。该指标以中注协评分表示第i家事务所和审计师的处罚。

Brani+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会越多，地域分布也会越广，受地方利益干扰的概率会越大;该指标以中注协数据为主表示第i家会计事务所的分所数，指标越大，质量越低。

LMindexi-表示法律与市场指数，以研究市场与法制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指标越大，表示法律与市场环境越好，盈余管理动机越少。

需要特殊说明以下几点：(1)规模的衡量。本文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收入”来对前100强事务所进行排序，分别确定国际“四大”与我国合作的会计事务所以及排名前十位的国内“十大”会计事务所，其余则为本土“小所”(包括中小所)。(2) 行业专长的衡量。一方面，本文基于审计质量差异效果的考虑引入Speci，k变量(会计师事务所i在行业 k的审计收入/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 k的审计收入)×(会计师事务所 i在行业 k的审计收入/会计事务所 i在所有行业的审计收入)，从而杜绝市场份额法和专业投资程度法的弊端。另一方面，本文引入审计师的基本因素，包括独立性以及技术能力专长，分别以经验水平(Expei)、教育程度(Ungrai)替代，将注册会计师比重作为补充指标。(3) 法律化与市场化环境的衡量。本文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地区性的法制与市场环境差异(以LMindexi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地方利益和政治干扰;二是源自行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差异。依据ZV的事务所涉及法律诉讼活动与其执业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本文选择中注协的监管处罚扣分(以Punii表示)。(4) 客户财务状况。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Levi)、资产现金率(Ocfi)、总资产收益率指标(Roai)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Lossi)作为依据。

四、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一) 样本选择与来源

1. 上市公司样本选择。本文以2008—2009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CSMAR)财务数据库和锐思(RESSET)金融数据库，剔除所有金融类、ST类和缺失数据的上市公司，只保留行业代码为C类的公司，最终得到1400个有效观测值。

2. 会计师事务所样本。会计师事务所数据由2008—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百强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信息确定，其中2008年度61家、2009年度53家。(1)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国际“四大”分别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2)本土“十大”会计事务所。按“收入”和《意见》中的规模定义，分别选择10家会计师事务所，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等。(3)本土“非十大”。除上述(1)、(2)提及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其他都归为“本土小所”，共计40余家会计师事务所。

(二)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限于篇幅，本文隐去样本各变量的特征及描述性统计表格数据。具体结果如下：

变量的标准差数值变化在合理范围之内，可以得出样本分布均匀的结论。盈余操纵程度绝对值|Di|均值为0.12(最大值 15.57)，行业专长均值为0.01(最大值0.04)，表明我国盈余操纵水平与空间仍普遍处于较高水平，且会计事务所行业专长的发展程度相当低。注册会计师比例均值为0.47(最大值为1)、经验水平均值为0.49(最大值0.9)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审计师的比例和经验程度的管理相对均衡，但教育程度最大值为0.29(均值0.09)说明会计事务所对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硕士以上人才的聘用反应平淡并且普遍处于偏低水平，这可能和事务所短期利益发展的一种人才需要有关。此外，行业监管与处罚均值为2.44，地区市场与法律环境的不平衡以及行业监管与处罚的偏低可能使盈余管理操纵的机会增多。

五、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规模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差异程度和趋势，本文进行了方差分析。表2(见下页)显示三种规模间的质量差异程度总体不显著(F=0.413);国内“非十大”的盈余管理程度最高(值为0.81);国内“十大”和国际“四大”的︱DAi︱值分别为0.24和0.16，两者间的差距不大。但相对而言，国际“四大”的盈余操纵更低。︱DAi︱差异不显著。但是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国际“四大”的盈余操纵低于国内本土所，说明其审计质量高于本土所;国内“十大”的︱DAi︱低于国内“非十大”，说明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小所。因此，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控制和提高。总体而言，假设1未得到验证。

在表2的回归分析中所有变量(除教育程度外)的VIF值均小于2，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重大的共线性问题，模型拟合度较好。为说明审计质量差异的原因，本文将盈余管理程度分为正、负盈余两大类。表2结果显示，规模对盈余管理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但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系数均为负，与预期一致;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小，说明规模对盈余的操作控制有利。假设2未得到验证，原因是规模形成的核心能力尚未形成真正的决定性作用，“做大做强”战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表2显示出事务所行业专长总体水平对总盈余和正盈余操纵的控制与预期并不一致，且行业专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者增长，但影响不显著。相反，专长在负盈余的控制上表现出应有的作用并且显著、有效地控制了盈余的水平，假设3得到论证。因此，业绩因素和利益因素可能是最终博弈的均衡动力，正、负相抵后的结果形成行业专长对总体盈余的控制未显著有效。经验水平和教育程度对︱DAi︱具有抑制效果，与预期符号一致，其中经验水平在总体上对盈余控制具有显著效果。注册会计师比重对DAi的抑制仅体现在负向盈余中，且效果不显著。同时，审计收费对审计行为在正向DAi中的选择呈现推动作用且影响显著，这与行业监管水平和处罚的力度呈现不显著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客户本身的财务状况指标Roai、Ocfi、Levi、Lossi对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始终非常显著，这说明加强客户信息管理十分有必要。

规模不同的会计事务所审计质量差异会形成异质优势吗?表3、表4、表5(表4和表5见下页)试图体现差异趋势。分组比较的结果显示，总DA的分组回归中(表3)，三类规模事务所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国内“非十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为Roai、Ocfi、Lossi，国内“十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有Roai和Ocfi，而影响国际“四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则是Ocfi、Ungrai、Cpapi。三者对客户现金能力均较为重视。此外，“非十大”关注盈亏而国际“四大”更关注注册会计师本身的教育和比重。在正向DA 的分组回归中(见下页表4)，国内“非十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为Lnai 、Roai、Ocfi，国内“十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仅有Roai、Ocfi，而影响国际“四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则是Ocfi。表5(见下页)对负向DA进行分组回归得出，国内“非十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为Levi、Roai、Ocfi、Lossi;国内“十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表现为Lnai、Roai、Ocfi、Speci，k、LMindexi、Lossi;且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程度为显著正相关，假设3在此得到验证;而影响国际“四大”盈余管理程度的显著因素则的是Roai、Ocfi。

综合而言，国内“非十大”和国际“四大”的行业专长对正向和负向DAi的控制与预期符号一致，本土“十大”却呈现反向变化，并且对正向DAi呈现推动作用但不显著。在总体DAi中，“四大”表现出更多地助长DAi的效果，不利于质量控制;而本土所对DAi有一定的抑制。假设3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检验。行业监管与处罚显然未能够对质量监管起到全面的积极效果，但对负向DAi盈余操纵有一定控制力，尤其对国内“十大”负向盈余操作的监管显著，使其受到更大的质量压力。深入剖析会发现，审计师经验在三种规模的事务所中总体上均起到较好的作用，但正向DAi与负向DAi中经验和教育程度的效果均不佳。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四大”教育水平对盈余管理操纵具有显著性的助推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但与预期符号相反。注册会计师人数比重的增加只在本土“十大”中体现了一定的控制性，显然注册会计师受制于会计师事务所从而使其技术整体发挥不灵，而在“四大”中注册会计师比重有显著性的增长盈余操纵倾向。此外，由于会计事务所规模的扩大增加分所数的同时盈余操纵的可能性也加大，这是因为区域间质量控制机制和监管手段没有跟上节奏。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规模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存在负向相关性，但不显著。审计质量存在“规模误区”使审计核心竞争能力培育与发展受到限制和干扰;(2)规模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存在差异，但差异尚未足以形成良好的异质竞争力，异质路径选择混乱，缺乏有力的、系统的引导和监督。具体而言：第一，国际“四大”对盈余操纵的推动相比本土所而言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教育水平、注册会计师比重、行业专长等方面;审计收费总体上未对“四大”有不利影响。第二，本土“十大”则一方面表现出较积极地发挥行业专长、经验水平和教育程度对盈余的控制，而另一方面也更倾向于用审计收费的高低左右盈余操纵的倾向。“规模误区”的双重“窘境”使本土大所关注短期利益而非长远的规划。第三，本土“非十大”主要依靠审计师经验以及重大的盈亏掌握审计质量效果，监管的压力较小，审计收费在一定程度上能显著性地决定其意见选择。

本文认为当务之急应坚持规模对审计质量异质优势的推动机制建设：

第一，快速扭转审计质量“规模误区”形成的片面认识和做法，推进审计核心能力的衡量标准建设。第二，增强质量信号传递和市场协同机制建设，促进需求的透明选择和发挥市场需求对异质服务“路径”协同效应;转变不同规模会计事务所人才选择的思路;建立合理的审计收费机制和信息平台，增强市场对供给差异化的协同效应。第三，加大法制化、协作化和特色化的审计质量发展机制建设。监管不力、专长优势不明、人才缺失等使规模下的审计质量内涵被误解。建议通过“法制约束、协作优化和特色竞争”协调发展，进一步规范质量控制标准和流程、加强市场战略机制建设、改革会计事务所与审计师的利益导向机制、突出特色能力培养、增强人才间的交流和协作。重点改革审计质量监管模式和手段，发挥行业监管的优势，提升诉讼监管力度。

参考文献：

[1]DeAngelo L.Auditor size and auditor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1，22(3)：183.

[2]温国山.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审计质量与市场反应——来自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1):3445.

[3]吴水澎，李奇凤.国际四大、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来自2003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06(2):1519.

[4]Balsam S, Krishnan J, Yang J S.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earning quality[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03，22(1)：7197.

[5]郑建明，张建平，王敏.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非对称性：来自我国三大产业群的证据[J].科学决策,2009(1):4247.

[6]刘运国,麦剑青.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初步证据[J].中山大学学报，2006(3):118123.

[7]刘桂良，牟谦.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6)：8592.

[责任编辑：杨志辉，许成安]

A Research on the Audit Quality “Scale Error” and Heterogeneous Path

SUN Yongjun1， DING Lina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He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October 1st Land Reclamation and Cultivation, Daqing 163319, China)

作者：孙永军 丁莉娜

第三篇：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从盈余管理程度的角度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考察，研究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国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显著高于“国内四大”和“其他国内所”，即“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四大”以及“其他国内所”。“国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并不强于国内其他所，即“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高于“其他国内所”。另外，事务所在合并后，其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盈余管理

收稿日期：2011-06-25

作者简介：孙 坤（1958-），女，辽宁大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E-maill:sunkun88 @ dufe.edu.cn

文献标识码：A

一、导 言

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对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事务所规模对会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规模大的事务所更注重自己的声誉，对单个客户的依赖度低，所以有更高的独立性；另外由于其受到更多的监督，发展相对比较规范，有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因此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也相对较高。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但由于我国法制环境薄弱等原因，对此问题尚无定论。

近年来，由于被审计单位规模的增长、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和政府的鼓励等各因素的推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不断扩大规模以谋求自身发展。自1980年12月财政部正式恢复和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以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合并浪潮：第一次是1998—1999年事务所脱钩改制；第二次是2000—2001年政府主导的事务所大规模合并重组；第三次是2005—2008年的事务所自愿性合并浪潮。2009年10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力争在5年左右的时间重点扶持10家具有核心竞争力、能够跨国经营并提供综合服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逐渐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金融和电信等行业的中介业务交由大型的和民族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承做。在该文件的引导下，新一轮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又风起云涌。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审计市场的发展历史，国际性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能够取得如此稳定的市场地位，也大都经历了多次合并。“国际四大”正是通过不断吞并小规模事务所或与规模相当的事务所合并才获得现今的市场地位。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专业人才储备、经验积累、研究优势、技术水平、业务与风险承接能力等方面都具有很大优势，能提供与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规模相应的高水平专业服务。具体到我国，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一定可以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之间通过合并是否能使审计质量提高，对此问题的研究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衡量

我国审计市场高度竞争的结构使得对事务所规模的衡量成为难题。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们对事务所规模的衡量方法很不一致。要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首先要采用科学、客观和全面的方法，准确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国内外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经营要素的多寡来进行衡量，如事务所拥有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客户数和客户规模等；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业务收入进行衡量；综合考虑会计师事务所占有经营要素和业务收入两个方面，运用多个指标对规模进行衡量。

由于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不同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审计市场，如果单以某个指标，如以客户数量，来衡量事务所规模时，“国际四大”占据的市场份额甚至还落后于很多国内事务所。不仅“国际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不占有支配性的稳定地位，当按照各种指标对我国审计市场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进行衡量时，其顺序在各年间也经常发生变动。不仅如此，采用不同指标对事务所规模进行排序时，同一事务所在同一年度的排序也经常产生较大差异［1］。

在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诸多文献中，耿建新和房巧玲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审计市场上2001年和2002年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进行了划分，发现普华永道中天等10家事务所在我国审计市场中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已经形成［2］。由于聚类分析方法能综合考虑各项相关指标，而且能对分类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本文将采用他们的方法，对2008年和2009年参与深沪A股上市公司审计的事务所进行聚类分析，从各事务所拥有的客户数量、审计收入、CPA人数、客户总资产、客户营业收入和客户股东权益等六个因素考虑，采用快速聚类分析方法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际四大”和“国内四大”、“其他国内所”。

三、审计质量的衡量

由于审计质量很难直接观测，在研究中大多采用与审计质量有联系的变量来替代审计质量。

纵观国内外研究中衡量审计质量的各种指标，一类是以会计师事务所本身的特征来衡量审计质量，如通过事务所规模、审计收费、事务所声誉、审计时间和行业专长等来衡量审计质量；一类是以审计产品质量或审计产品后果来衡量审计质量，如通过审计客户的盈余管理水平、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和审计诉讼等来衡量审计质量［3］。

本文采用审计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来衡量审计质量，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处于发展阶段，各事务所的市场地位尚不稳定，因此，从审计收费、事务所声誉、审计时间和行业专长等会计师事务所本身的特征来衡量审计质量可能不够客观。

其次，一方面，由于薄弱的法制环境会使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较低，若用审计诉讼来衡量审计质量，则需要以较好的法制环境为前提；另一方面，我国的审计报告绝大多数都是标准的清洁审计意见，而且利用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也不能够反映事务所所犯的第二类错误。相比较而言，盈余管理降低了公司财务报告信息的可信性，扭曲了公司的真实业绩，是财务报表质量很好的替代变量。因此本文选取审计客户的盈余管理水平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声誉理论，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加注重自己的声誉，对单个客户的依赖度低，独立性更高；根据保险理论，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有更深的口袋，它们通常更有动力发表准确的审计意见；另外，由于规模大的事务所受到更多的监督，发展也比较规范，有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因此其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相对较高。本文采用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比“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具有更少的盈余管理；

假设2: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比其他国内所的审计客户具有更少的盈余管理。

假设3: “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比其他国内所的审计客户具有更少的盈余管理。

（二）模型设计

1.盈余管理模型

借鉴以前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并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该模型如下：

上式中各变量的定义如下：TA_it为公司i在t年的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净现金流量；A_it为公司i在t年的总资产；ΔREV_it是营业收入变动值，等于公司i在t年的营业收入与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之间的差额；PPE_it表示公司i在t年的固定资产净值；ε为残差项。

与以前的研究一致，模型中的营业收入变动值ΔREV_it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所处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固定资产净值”反映由固定资产的折旧对总应计利润的影响。各变量除以总资产是为了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我们预测，“主营业务收入变动值”ΔREV_it/Ait的系数α₂为正，“固定资产净值”PPE_it/Ait的系数α₃为负。

2.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本文采用以下模型检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影响：

上式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DA_it为公司i在t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其值等于TA_it －NDA_it（其中，NDA_itα+α₁ 1/A_it +α₂ΔREV_it/Ait+α₃PPE_it/Ait），可由盈余管理模型计算得出；ZC为虚拟变量，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取1，为“国内四大”时取0；ZX为虚拟变量，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取1，为其他国内所时取0；CX为虚拟变量，当事务所为“国内四大”时取1，为其他国内所时取0；LEV_it为控制变量，等于公司i在t年的负债总额与总资产的比率；LOSS_it为控制变量，当公司i在t年亏损时取1，否则取0；|TA_it /A_it|为控制变量，等于公司i在t年的总应计利润与总资产比率的绝对值；ε为残差项。

对于控制变量LEV_it的系数，有研究结果表明，高负债率的公司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合约，有动机向上操控利润。但也有研究发现，对于高负债率的公司，由于债权人会对公司进行一定的监督，进而减少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该指标的系数符号难以确定。对于控制变量LOSS_it的系数，由于亏损公司具有明显的利润调整动机，因此，我们预测该指标的系数为正。对于控制变量|TA_it /A_it|的系数，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由于不同公司产生应计利润的固有能力不同，公司产生应计利润的可能性越大，其可操控应计利润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因此加入该指标来控制公司应计利润的产生能力［4］。我们预测该指标的系数为正。

（三）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8年在深、沪主板A 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初选样本，剔除资产为0的企业，最后得到721个样本，以此来检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另外，选取于2008年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挑选出2007—2009年受这些事务所审计的制造业企业，为了确保各年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在2007、2008年和2009年所选取的企业完全一样，每年各106家，以此来检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前后提供的审计质量是否有显著提高。本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资料来源于中注协网站发布的《××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国际四大”、“国内四大”和“其他国内所”的区分按照快速聚类分析方法获得。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等信息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和巨潮咨讯网以及证监会网站。

五、实证结果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1.检验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收集的2008年721家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分组进行处理后得出以下相关描述性统计数据。

表1 2008年国际四大与国内四大样本描述性统计

注: ***、**和* 分别表示在1 %、5 %和10 %水平显著。

表1按“国际四大”和“国内四大”分组，从2008年两组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来看，“国际四大”客户的平均值为0.05，“国内四大”客户的平均值为0.07，“国际四大”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值小于“国内四大”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即“国际四大”客户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显著低于“国内四大”的客户。初步判断“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

表2 2008年国际四大与国内其他样本描述性统计

注: ***、**和* 分别表示在1 %、5 %和10 %水平显著。

表2按“国际四大”和“其他国内所”分组，从2008年两组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来看，“国际四大”客户的平均值为0.05，“其他国内所”客户的平均值为0.09，“国际四大”客户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值小于其他国内所的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即“国际四大”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显著低于“其他国内所”的客户。初步判断“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国内所”的审计质量。

表3 2008年国内四大与国内其他样本描述性统计

注: ***、**和* 分别表示在1 %、5 %和10 %水平显著。

表3按“国内四大”和“其他国内所”分组，从2008年两组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来看，“国内四大”客户的平均值为0.07，“其他国内所”客户的平均值为0.09，“国内四大”客户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值小于其他国内所的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国内四大”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显著低于“其他国内所”的客户。初步判断“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国内所”的审计质量。

2.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审计质量比较

为了比较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前后的审计质量是否有显著提高，本文选取于2008年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及2007—2009年受这些事务所审计的106家制造业企业，通过使用修正后的琼斯模型计算出各公司在3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在对事务所合并前后审计质量进行比较时，本文未直接使用各公司的|DA_it /A_it|，而是将|DA_it /A_it|除以第t年所有制造业企业的|DA_it /A_it|平均值at，是为了消除不同年份行业发展特征的影响。

表4 事务合并当年与合并前一年比较

注: ***、**和* 分别表示在1 %、5 %和10 %水平显著。

从表4可以看出，合并当年比合并前一年|DA_it/Ait|/at的均值有所下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合并前一年的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当年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显著提高。

表5 事务合并后一年与合并前一年比较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

从表5可以看出，合并后一年比合并前一年|DA_it/Ait|/at的均值有所下降，并在10%的统计水平显著。说明相对于合并前一年的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后一年的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二）回归分析结果

1.盈余管理模型回归结果

表62007年盈余管理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N721，调整后R²0.35，F128.22。

表72008年盈余管理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N721，调整后R²0.08，F21.69。

表82009年盈余管理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N706，调整R²0.38，F143.38。

表6、表7和表8分别是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盈余管理模型回归结果，F值都显著大于临界值，调整后R²分别为0.35、0.08、0.38，显示出自变量的全部线性组合对预测因变量的有用性较好。理论上，对于自变量系数，由于固定资产存在折旧，会减少总应计利润额，因此预测其系数为负。对于营业收入变化量（△REV_it），由于其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所处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预测其系数为正。从最终回归结果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模型回归效果较好。

2.检验模型回归结果

表92008年模型2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N174，调整后R²0.48，F40.38。

表9是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F值为40.38，显著大于临界值，调整后R²为0.48，本模型拟合效果较好。ZC的系数为负，并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有力地说明“国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显著高于“国内四大”，因此“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

表102008年模型3回归结果

注:***、**和* 分别表示在1 %、5 %和10 %水平显著。N591，调整后R²0.90，F1 396.67。

表10是对模型3的回归结果，F值为1 396.67，显著大于临界值，调整后R²为0.90，模型总体有很好的拟合优度。ZX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有力地说明“国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显著高于“其他国内所”，“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国内所”的审计质量。

表112008年模型4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N677，调整后R²0.90，F1 504.44。

表11是对模型4的回归结果，F值为1 504.44，显著大于临界值，调整后R²为0.90，模型总体有很好的拟合优度。CX的系数为0.00，而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控制了资产负债率、盈亏情况、总应计利润的影响后，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并不在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显著高于“国内其他所”的审计质量。

虽然从“国内四大”与“其他国内所”两组数据的相关描述统计（见表3）结果中分析出“国内四大”客户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国内其他所”客户的盈余管理水平，但从回归结果来看，这个差异应该主要是由客户本身的财务特征导致的。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国际四大”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低于“国内四大”以及“其他国内所”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说明“国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显著高于“国内四大”以及“其他国内所”，“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四大”以及“其他国内所”。第二，“国内四大”和“其他国内所”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国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并不强于国内其他所，“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高于“其他国内所”。第三，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前后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相对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说明事务所合并后，其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二）政策建议

1.推动具有一定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继续做大做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四大”以及“其他国内所”，而“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高于“其他国内所”。但是，我国本土事务所合并后的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提高的。因此，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的指导，继续扩大事务所规模，是国内事务所做大做强，满足市场需求的一条可行之路。

2.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应借鉴“国际四大”的优点

“国际四大”都有着近百年或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经过多年的沉淀，它们所拥有的良好声誉、专业能力、技术优势是国内所无法媲美的。因此，国内许多优质的客户和人才也都大量涌向“国际四大”。但与此同时，“国际四大”也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国内所要想发展，可以高薪从“国际四大”挖掘高级人才，全面借鉴四大发展的思路，不断提高审计服务的质量，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差距。

3.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环境

根据保险理论，事务所规模越大则其所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足够高。我国投资者的法制意识普遍不强，即使自身权益受到损害也很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提起民事诉讼。要使审计市场的法律风险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要增强投资者的法制意识。

4.加强各方力量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

根据声誉理论，事务所规模越大则其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越高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审计市场的声誉机制有效，声誉机制有效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投资者应该理性。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开放时间不长，许多投资者在投资时并不足够理性，也不能够完全正确分析证券市场上所发布的信息。因此，需要中国证监会和民间力量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给予投资者正确的引导。

七、研究局限

受笔者能力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的限制，本文尚存在如下的局限：

在对事务所规模进行度量时，仅对2008年和2009年的事务所使用聚类方法进行了研究，但这种划分方法和分析结果是否适合我国审计市场的未来发展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仅用盈余管理程度反映审计质量，但对审计质量的衡量应该是多元的，如，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收费、诉讼比率和对事务所的处罚率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审计质量，以其他指标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审计质量是否有显著提高时，仅用了3年的数据。

参考文献：

［1］ 刘运国，麦剑青.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J］.中山大学学报，2006，（3）: 118-124.

［2］ 耿建新，房巧玲.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研究——基于审计市场经验数据的聚类分析［J］.会计研究，2005 ，（3）: 22-27.

［3］ 刘爱松.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法制环境的考察［D］.2008.

［4］ DeAngelo，L.E.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 183-199.

（责任编辑：王秀中）

作者：孙坤 张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