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美学思辨

2022-09-11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 近两千年翻译史的国家。传统译论的产生、成长和发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文化特征。我国传统译论中, “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 “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联姻”。[1] (P85)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2] (P1) “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 是中国传统译的论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3] (P6) 所谓中国传统译论, 并非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方法论阐述, 在研究命题、研究方法, 理论特点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相联系的翻译理论。本文试图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角度下阐述中国传统译论与古典哲学——美学的“联姻”。

1 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许多关于美的论述。老子曰:“有无相生”, 美是从“无”到“有”的无限可能。《大学》中以“心正而身修”为美;孔子以“里仁为美”;孟子曰“充实之谓美”;荀子坚信:“不全不瘁之不足以为美”。中国传统哲学讲求“天人合一”, 强调领悟和理解, 讲求“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主观心灵感受和意趣抒发, 轻外部形象, 力求表达意境、神韵。这对我国传统译论具有一定启发。

2 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美学介入

我国古典哲学——美学为中国传统译论的许多术语、理论和命题提供了土壤, 如“文、质、形、神、韵”等。早在《道德经》中老氏就称“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仲尼亦曰:“今传胡义, 实易经达……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早期的佛经翻译家们大多倾向于直译, 忠实于内容。安世高讲求“贵本不饰”;支谶主张“弃文存质”;道安要求“案本而传, 不令有损言游字”, 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原则;彦琮主张“宁贵朴而近理, 不贵巧而背源”。也有些译者认为只要译文能准确表达原文的内容, 译文形式上可以有所改动。如支谦的译文“曲得圣意, 辞旨文雅”;鸠摩罗什的翻译追求“务在达旨”。

但文、质并非截然对立。《论语》有云:“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质胜文, 则内容虽好, 文采不足, 难以流传久远;文胜质, 则内容空洞, 徒具言辞, 无啻形式主义。只有“文质彬彬”, 才符合写文章和做人的完美要求。[3] (P248) 东晋慧远的“厥中论”是期望文质兼备的折衷思想。玄奘也提出了“既需求真, 又需喻俗”的文质统一的翻译方法。严复主张“信、达、雅”, 认为“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信达而外, 求其尔雅”。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最早在佛经翻译中只有“文”与“质”的说法, 直到宋朝赞宁“六例”中才第一次出现“直译”, 但不是和“意译”相对, 而是与“重译”或“转译”相对。

中国传统译论中许多译者都追求“出神入化”的美学境界, 这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精通中国传统哲学——美学, 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中都带有明显的美学特色。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 将翻译比作了临画:“以效果而论, 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对于翻译与临画, 陈西滢早在1929年《新月》上的《论翻译》中就有论述。他从美术创作和临摹中, 提出了翻译“三似”说, 即形似、意似、神似, 以“神似”为高不可及之目标。傅雷1963年在《论文学翻译书》中明确提出了“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这与古典美学尚“神似”轻“形似”的思想一致。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神韵和形貌引入翻译进行讨论的不乏其人。如朱光潜强调“貌合与神似”;茅盾早在1921年就提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说:“余以此书之宗旨, 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 保持原作之神韵, 必不得已而求其次, 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 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

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化”是超越“神似”的境界, 是艺术的终极理想。按照“神似”的翻译标准, 译作仍有不完全忠实于原作。因此, 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境”, 在翻译一国作品时, 既不生硬牵强, 又能完全保留原作的风味, 使译本读起来不像译本, 乃称得上是“化境”。王宏印[3] (P177) 认为, 就文化渊源而言, “化境”说可能在文字上借用了金圣叹三境说:心至手至的“圣境”、心不至手亦至的“神境”、心不至手亦不至的“化境”。“化境”是创作中的最高境界, 虽无文字却能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化境”的另一来源是受到古典美学关于“意境”说的启发。“意境”表现的是诗人的内心情感, “万取一收”、凝练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 给人以高度的美的享受。

钱钟书的“化境”比起傅雷的“神似”, 更加强调最高层次的翻译风格, 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但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言“彻底的和全部的化, 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3 中国传统译论对翻译学建设的构建作用

目前, 国内外要求建立翻译学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必须对我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 借鉴西方翻译理论, 以它山之石攻玉。一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有些学者动辄就给扣上狭隘的民族思想的帽子, 这大可不必。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别巨大, 中国传统译论重感悟、综合, 系统性弱;西方翻译理论重科学、演绎, 系统性强。曾经一个时期, 翻译界的西化思想相当普遍, 各种西方翻译理论, 你方唱罢我登场, 好不热闹。从“言必称奈达”中我们便可管窥。这种现象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改观。笔者认为, 翻译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应当以我国传统译论为基础, 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 [4] (P58) 在改善自身不足的同时, 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思维模式, 使之具有中国智慧的哲学——美学特色, 才能在强势文化的环境下生存发展。

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为我国传统译论的产生、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使我国传统译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美学思想, 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现代翻译学, 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才能在全球性跨文化交流中同其他文化多元互补。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古典哲学——美学,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