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023-02-10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概念

( 一) 定义

在出台了《刑法修正案 ( 七) 》以后, 明确了规定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其近亲属在非共同犯罪情况下可以单独构成受贿犯罪, 这让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的人和行为被划入了刑罚圈, 即刑法第388条之一中的规定, 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人, 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所形成的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按刑法第388条之一定罪量刑。

( 二) 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入罪动因与价值

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 人际关系复杂, 拥有的权力被看作是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源, 因此酿就了“钱权交易”的恶性循环, 但是相对而言较为隐蔽而又稀缺的“影响力”, 也可以形成影响力寻租, 同样会酿就“钱权交易”, 这使得我国原有的反腐败犯罪系统则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打击腐败犯罪现实的要求, 因此一方面是为了体现我国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现象、树立公信力的坚定信念,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坚定切实的去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坚决意志, 2009年刑法修正案 ( 七) 在刑法388条后增加了一条, 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此种行为的入罪弥补了我国立法的漏洞与空白。

二、有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概念的刑法认定

( 一) 主体的认定

从《刑法》第388条之一的规定可以看到,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有五大类: 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其有有密切关系的人;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和近亲属。我国在还没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时, 受贿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因此本罪极大的扩展了腐败犯罪主体的范围, 但在主体的界定上该法条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的,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对“近亲属”的界定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出现了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 那么何为“近亲属、关系密切之人”? 是否应在刑法条文中对诸如“关系密切的人”、“近亲属”下专门的定义?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专门定义, 而对于“近亲属”的外延圈划定却没有, 而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条项规定: “‘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这些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 (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 试行) 》第12条中散见, 由此可见在对定义“近亲属”的内涵时是没有达成统一的, 笔者认为, 首这里对“近亲属”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刑法对此罪主体的认定, 刑法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 所以在刑法修正与完善过程中, 扩大刑法的法网圈, 要同时要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 因此, 笔者认为这里的“近亲属”还是应该参照《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界定, 将“近亲属”认定为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2. 对“关系密切的人”的界定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还出现了一个新词, 即“关系密切人”, 此概念相当模糊, 且立法没有进行明确。“关系密切人”其概念本身是一个“口袋”, 它概念的内涵特征不确定, 外延圈的界限也划定的不清晰, 这就让某些执法者在定罪时, 将可进可出的行为划入犯罪圈, 滋生腐败, 因此在“关系密切的人”的外延确定上应该至少可包括以下几类: 除了近亲属外, 因为血缘关系产生的其他亲属, 如表兄妹或堂兄妹;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因为工作、学习而产生的同窗、同事、师徒关系; 在相互的利益来往过程中, 产生的正当业务关系、正当情感关系以及不正当的情感关系; 以及因为我国地域辽阔, 而产生的乡土人情中的老乡关系。

( 二) “影响力”的界定

《公约》第18条中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 其中的的犯罪主体包括公职人员和其他任何人员, 公约中的“影响力”包括权力性的影响力和非权力性的影响力两种影响力, 因此可将《公约》的“影响力交易罪”分为五种情况: ( 1) 公职人员利用其职权所谋的犯罪行为; ( 2)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所为的犯罪行为; ( 3)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非上下级关系, 但工作上的往来关系所形成的影响力所为的犯罪行为; ( 4) 公职人员利用在生活中的往来过程中形成的影响力所为的犯罪行为; ( 5) 非公职人员利用其与公职人员的特殊关系形成的影响力所为的犯罪行为。因此, 综上分析可知《公约》中的第 ( 1) 、 ( 2) 项对应我国的一般受贿罪即《刑法》第385条, 《公约》中的第 ( 3) 项对应我国《刑法》的388条斡旋受贿罪, 而《公约》中的最后两项 ( 4) 、 ( 5) 则是对应我国《刑法》第388条中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应当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限定在“非权力性影响力”中。

三、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引出的思考

( 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行贿行为是否也应入罪

《公约》中“影响力交易”打击的是交易双方, 在我国《刑法》中的一般受贿罪中也是有385条受贿罪对受贿方进行惩治, 第389条行贿罪对与之相应的对应方进行惩治, 那是否可以认为第389条也同时包含了是对《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对方的规制? 因为《刑法》389条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 是行贿罪。”从该条规定可知行贿罪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 在前面的文段中我们已经论述了,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可以是具有影响力的人, 也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的, 所以389条行贿罪的主体不能完全涵盖与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对应的对方,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没有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对应的对方行为规定为犯罪的, 为了更好的预防贪污贿赂现象, 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行贿方的行贿行为划入犯罪圈, 是合理的, 符合《公约》要求, 也让我国的《刑法》更严谨, 不过惩罚上可轻于行贿罪的惩罚力度。

( 二)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损害的客体是什么

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不能用财物买卖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属于贪污贿赂犯罪这一章, 那是否此罪所侵犯的法益完全等同于受贿犯罪所侵犯的法益, 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此罪有一个中间人, 即具有影响力的人, 整个行为的过程是按“造意者———中间人———国家工作人员”这么一个线条发展的, 钱与权没有直接进行交易, 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人, 而且国家工作人员是基于受到了中间人的影响才为造意者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国家工作人员本身是没有从中获取钱财物, 因此本文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损害的客体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 同时由于存在具有影响力的中间人使得在公众中产生不良风尚, 认为只要是给中间人以钱财就可换取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正当职务行为, 这也是有损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威信的, 所以本文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损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公信力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

摘要：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国家、人民反感、深恶痛疾的, 也是国家严厉打击的, 从1952年的《惩治贪污条例》到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 (以下简称《修正案 (七) 》) 第388条后新增加一条作为其之一, 这表达了我国对反腐工作的决心, 《刑法修正案 (七) 》中新增规定的出台, 解决了新形势下我国传统贿赂犯罪的捉襟见肘, 使得与直接利用职权的进行受贿相比更为隐蔽的以拥有“影响力”的方式进行受贿的行为被纳入法网。

关键词：贪污贿赂,受贿罪,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