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地税合并纳税服务

第一篇：国地税合并纳税服务

国地税分家背景及合并趋势

一、国地税分家背景

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第一步利改税，即国有企业改上缴利润为缴纳所得税;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将工商统一税改为工商税和产品税、所得税，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1986年开征个人所得税;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根据不同行业和税种，将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将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饮食服务、邮政电讯等服务行业所经营项目纳入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在这种条件下将过去的税务局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国税和地税是1994年7月1日正式分开的。

在国地税分家之前，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只有一套税务机构。中央税收主要靠地方税务局征收。1993年10月17日，国家体改委宏观司提交给国务院一份“关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补充意见和加强操作方案准备工作”的建议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此番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设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保持稳定的税基，防止互相交叉和侵蚀，改变中央向地方要钱的被动局面。”之前的“大连会议”文件中也提出，有必要设立中央、地方两套征管机构，必须改变中央收入一定程度上依靠地方税务局的局面。这道出了中国财政当时的真相：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前夕，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正陷入极其艰难的窘境。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40.5%一路下滑至1993年的22.0%，中央财政的收支甚至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切实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成为“国地税分家”最直接的初衷。

二、国地税合并趋势

1994年国家将税务系统一分为二，分为国家税务系统和地方税务系统。两套机构分设十七年来，虽在明晰中央和地方财权、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显现：

(一)国地税分设不规范

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虽然也按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形成以收入归属为基础的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两部分，但在具体划分税源时，并未完全确立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体制，税收收入仍然未跳出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分配的格局，例如将某些已经明确划为地方税种中的中央企业和银行金融企业的所得税以及铁道部门应缴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仍按原来的财政分配格局划归中央收入等等。这种既按税种划分，又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税源的做法导致分税制的不规范。

(二)国地税分设使纳税成本增加

国、地税机构分设以前，纳税人办理纳税事项，只到一个税务机构办理。机构分设以后，一个纳税人要去两个税务机构办理，要接受两个税务机关的管理(少数纳税人除外)，纳税成本自然增加。更有一个因素，由于纳税人税务知识的缺乏，不能正确辨别哪些归国税管理、哪些归地税管理，往往要东奔西跑，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从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纳税成本。两套税务机构都有稽查部门，纳税人被检查机会增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正常经营。

(三)国地税分设使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增加

1993年末，我国税务人员总数为578955人，而现在达到100多万人，国、地税机构分设是人员增加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征税成本大量增加。国际上平均税收成本大约是税收收入的

1.5%，而我国由于国税和地税的分割，现在的征收成本在3%—3.5%，甚至有过4.5%的时候。

(四)国地税分设不利于税务人员全面掌握税收业务

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各税种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的一个税种计征时出现错误，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税种计算的正确性。国、地税机构分设以后，国税人员不很清楚地税业务，地税人员也不很清楚国税业务，所以，在各自的税收征管工作中，经常出现“越位”或“不到位”的情况。

中国现行税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为地将其分开由两个税务机构分别征收管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矛盾产生以后，国、地税机构都可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国家的税收法规和税收政策。机构合并，税务机关可以遵循公正、公平原则，对纳税人的经营活动作出正确的判断，更有利于税收征管。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中央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中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将有所增强。国、地税机构合并，不会影响中央的税收收入，中央始终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讨论多年的增值税扩围改革，终于以试点的方式取得进展。增值税扩围试点将首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进行. 之所以首先在上海试点是因为上海财税系统机构设置上的优势。上海作为财政特区，国税、地税和财政系统是一套班子，不存在征管权限分配等机构改革问题。而上海的试点经验如果在全国推广，国地税合并很可能是以后机构改革的方向。试点政策出台前，地方政府担心的因中央和地方分成因素造成的减收因素也得以解决，按照规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上海市是中国目前惟一国税、地税不分家的城市。

上海没有实行分税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务机构的精简效率。现实的情况是，上海在税种方面划分向来清楚，在全国一直是一个良好的典型。而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税收一直名列全国榜首。分税制在上海显得没有必要。

事实上，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方案设定解决，更深层的体制问题则不是那么好解决。记者也曾从国税总局人士处了解到，有关增值税扩围，不减少地方财政收入一开始就是既定的原则。

体制的问题则没有这么容易解决，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共享税和营业税，由国税和地税分别征收，改革后如果营业税全部取消，显示增值税扩围，则地税系统将失去最大税种的征管权限。

对此，甚至有地税系统人士认为，如此一来将失去地税系统存在的意义。由此可见，增值税扩围改革除了涉及央、地税收分成，更重要的问题则是机构改革问题。增值税扩围后，机构如何设置、征管权限如何分配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则是，即便增值税扩围改革在上海取得进展，其它地区也很难推广上海的经验。于是，机构改革成为增值税扩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前述知情人士则表示，据他了解，机构改革、国地税合并应该已经是既定的改革目标。以后税务部门将更侧重于纳税服务方面的工作。

林志平是一个在税务机关服务了近四十年的老税务。对于新一轮税改的说法他表示“有一种预感”。他认为，1994年的第一轮税改政策运行8年后，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地方在千方百计发展可以征收地方税种的产业;一些地方的两家税务局为了完成任务，出现了卖税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在共享税方面作假，以提高地方的留成”。这些情况让税改有

了必要。

从近几年来看，中央财政压力开始日益吃紧。一些税收政策开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比如说，证券印花税最初中央和地方是五五分成，但2002年97%必须归中央财政。2003年98%归中央;关于企业所得税中央也开始要求以2001年为基数，2002年实施增量共享。

显然，地税的份额正在一步步地被国税所侵蚀。中国人民大学的钱晟教授认为，税制是否进行新一轮变革，关键是看能不能满足提供公共项目的需要。“下一轮如果进行改革，它的尺度就是应该尽可能减少摩擦成本，并最大吸收第一轮改革的优势。但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一)建立便于操作的税收分成体系。

机构分设前，中央税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管理权在国税系统，其他纯地方税税种由地税系统管理，另有一些是按照行业和经济类型划分征管权。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更多的财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导致中央分成范围的不断扩大、分成比例的不断提高。如证券交易的印花税由原来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先后调整为80∶20，88∶12，93∶7，94∶6，直到现在的中央97%，地方3%;从2002年1月1日开始，又将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改为共享税，增量部分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2003年1月1日起又调整为**分成，所得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划归了国税系统管理，并且成为纯中央收入。

(二)分设十一年，地方税种立法毫无进展，为两套机构合并预留了空间

(三)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为“依法治税”提供了技术支持

(四)上海模式证明了合并的合理性 (略)

第二篇：国地税合作到合并之我见

3月13日，国务院公布机构改革方案：‚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听到这个消息，我是意料之中的惊喜又有些许失落。这个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到的话题终于尘埃落定，而每提到国地税合并都能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作为一名地税部门人员，惊喜的是国家终于迈出这一改革关键一步，失落的是所在单位即将被‚收编‛，犹如网上流传的段子：‚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唤回来‛‚你快回来，‘营改增’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绩效考核大家一起来‛。

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合作不合并的深化改革思路，总局也是不遗余力地推进国地税合作。出台《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从1.0版的32个事项扩展到4.0版60个事项，涵盖税收征管、税务稽查、纳税服务、信息共享、税收执法及行政管理等大部分税务工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地税合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是国地税隶属不同的行政主体，人员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思想认识、工作积极性、工作要求做不到步调一致，如税收宣传月市级国地税工作部署的某项工作要求不同，县级国地税部门就会出现一方怠于开展工作的情况;二是经费管理不同，国地税各自的经费来源渠道、预算及开支都不统一，如国地税联合开展纳税人、税务干部培训，可能就存在标准不统

一、管理不同难于达到一致的情况;三是合作中面临的矛盾，如国地税联合下户执法，需用到执法车辆，那是国税还是地税派车，虽公车改革后国地税都保留有执法车辆，但背后涉及到的是公车运维费用核算、工作人员误餐补贴及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处理等利益问题。而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很难通过合作就可以调和的，也就是说，国地税因其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独立的经费、独立的人员，在触及核心利益时就会阻碍合作的开展。

国地税合并是从制度上解决分设问题的根本之策，且金税三期工程的完善已为合并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税收事业的历史起点上，只有推进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才能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降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实现税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第三篇：国地税合并前企业税务风险如何自查？

时隔24年,国税和地税又重新合并。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对于每一个税务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重磅消息，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这项改革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对企业的税务稽查工作将加强，稽查比例将显著提高。以往企业忽视的小税种的风险也会加大，由此导致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也将显著增加。那究竟该如何做好风险自查呢? 国地税合并后，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企业办事方面的影响：

1、不需要两头跑，一次性办完业务不费劲。比如说建筑企业去项目所在地预缴税款，如果涉及申报个税，则可能需要再跑一趟地税局，合并后一次搞定，为企业节约不少时间。

2、征管口径统一，减少争议。营改增之后，有很多企业增值税在国税，企业所得税在地税。与增值税、所得税都在国税局管理的企业对比，地税局掌握的企业所得税管理口径可能和国税局有所区别，合并后有利于减少争议。

3、普法力度更强，服务质量更好。国地税联合行动，普法效果肯定是更好的，服务质量妥妥上升。且随着机构合并，以后国地税业务一窗通办指日可待。 企业税收管理的监控：

一、对企业税收管理的监控相应提高

以往国地分离，国税主要检查企业房产税、个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地税检查增值税或企业所得税的问题，二家各自为政。但随着“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国地税征管系统合并，对企业税收管理的监控也会相应提高。

二、日常监管力度加强，企业税收筹划空间进一步压缩

国地税合并后全税种纳税信息都可实现对比分析，日常监管评估或大数据的风险指标对比将常态化，企业合规性要求更强，不合规的税收筹划空间进一步缩小。

三、工资社保信息联网，企业用工成本或将增加

国地税合并后，企业用工的工资、社保、个税信息基本都会同网，那么现行的社保基数缴纳与工资个税申报将相关联，因此，企业用工成本与合规申报将形成新的挑战，在社保申报与工资个税申报等合规、统一的情况下，或将提高企业用工成本。

四、企业的税收违法成本增加

近年来，随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联合稽查工作办法》等系列文件的公布，国地税合作已然明显加强，联合行动肯定会越来越多。在税收监管收紧的情况下，企业应如何应对?

1、进行科学的税收风险管理成为纳税人的唯一正确选择。企业将内功练好，指标对比再多也不怕!

2、做好事前筹划，合法筹划，充分享受税收优惠。随着国地税合并，服务力度加强，税收优惠政策落地障碍将大大减少，企业也应当在合规的前提下充分享受优惠，做好税收创效。

3、积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做好争议沟通解释。将来执法口径统一后，避免重复税务检查，可以有效规范税收行政处罚行为，即使有一些需要沟通解释的工作，企业做起来也相对更容易一些，积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依法纳税。 财务人要学会自查自保

第四篇： 国地税合并后全税种稽查成为趋势

问一:房地产公司支付业主个人违约金1万元，是否需要发票?

答：房地产公司支付业主个人违约金1万元，对业主来说，不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不用开具发票，但是需要业主的以下手续才可以税前扣除： ①业主收款收据;

②收据上应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房号等。 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不属于应税项目的，对方为单位的，以对方开具的发票以外的其他外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对方为个人的，以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虽不属于应税项目，但按税务总局规定可以开具发票的，可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国地税合并过渡期，房开企业面临的稽查新形势 6月15日，全国各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地税机关集中合并，进行了挂牌仪式，标志着我国国地税合并迈出了实质的步伐，后续预计地级市和县级税务机关也将陆续挂牌合并。各级新税务机构挂牌至“三定”规定落实到位前的这段时间属于改革过渡期，针对该期间的税收征管工作，近日税总密集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予以规定，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和税总发〔2018〕68号，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不少新意，这里首先对国地税合并过渡期，房开企业面临的稽查新形势做一简单分析。 税总发〔2018〕68号《做好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过渡期有关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五项规定：税务稽查未结案件处理。原国税、地税稽查机构分别对同一被查对象立案检查且均未送达决定性文书的，由新的税务稽查机构进行案件合并及后续办理。其他各自立案检查的未结案件，新的税务稽查机构原则上按照原检查范围继续办理，与原检查范围所列税种直接相关的税费要一并处理。 房开企业一直以来面临的稽查压力比之其他行业都要严峻，作为税局税收收入保障的房开企业，得到税局的重点关注也不足为奇。根据税总〔2018〕68号的规定，当前国地税合并过渡期间，房开企业在以下方面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一是房开企业如面临原国税、地税稽查机构的同时稽查，在未送达决定文书的情况下，随着国地税合并，新的稽查机构设立后，将会稽查案件进行合并，这里可能会对已经形成的定案结果推翻重来，需要重新检查认定，此时税种之间的联动稽查将必然发生，以往利用国地税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来规避深入稽查将不会成功了。

二是原来国税、地税各自立案检查的未结案件，68号文件虽然要求原则上按照原检查范围继续办理，也就是原则上不应扩大检查范围，但是新的稽查机构如果在原范围内检查发现与之相关的其他税种存在问题，不进行处理的话，很难说是不渎职，为此文件规定“与原检查范围所列税种直接相关的税费要一并处理”，这无疑是扩大了原来的检查范围。

国地税合并过渡期间，全税种稽查将成为未来稽查趋势，，对企业的稽查不存在国地税种分开稽查。这对房开企业来说是个噩耗，房开企业涉及的税种可谓是最全了。

第五篇：媒体呼吁加快国地税合并 称分税制致富国穷民

媒体呼吁加快国地税合并 称分税制致富国穷民 摘自：宏观经济中国企业报2013-02-26 08:0

1最近，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话题是从很热闹的营改增试点引起的。

显然，营改增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甚至也不再是合并国地税的问题，而是有可能引起连锁式改革的头啖汤，中国的税收分配体制问题再次走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转折关头，又到了“放”的时候，当然不会重复历史上“放”的形式。方式有多样，税收改革的核心是解决中央和地方财税和行政关系调整，最终形成的结果是有利于企业减轻负担，有效地扭转“富国穷民”的状况。

国地税合并万事俱备

从去年的上海试点以来，营改增的推进是一大盘棋，牵到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地方新增税种的开辟以及机构和人员的变动。以国地税分设为特点的现行税收征管格局、中央和地方财税和行政关系则首当其冲地面临调整和改革。 按照现有改革方案，一旦营改增，原本归地税系统征收的营业税变成国税系统征收的增值税，第一大税种全部成为增值税后，地税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国税、地税合并的改革是水到渠成的事。要实行大部制改革，原来“慢慢来”的设想一下子被打破了。

显然，有几种思路可以考虑。有一种影响范围较小的改革建议，是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进行调整，中央比例下调，地方比例上调，具体比例依据测算数据来确定，以不影响地方既得利益为基本原则。这种改革很可能被上层采纳。 有一种影响范围稍大的改法：考虑实行营改增的同时对其他税种一并改革，据此再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划分。如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等都有改革的空间和增收的潜力。再控一控税费，这是税务部门愿意考虑的。 如果改革更为全面，就需要把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资产也纳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把税权、费权、产权作为完整财权综合考虑，彻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范围、划分方式。同时，对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也进行调整，使广义财权、事权的划分改革同步推进。2013年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在这一逻辑下，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关系和财力事权分配关系都将面临重构。

如果改革更为全面，更为彻底，就要对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格局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先由中央全部“统”起来，再大幅度地“分”给地方，最终做到财权事权统一。这也是上层乐于看到的局面，先统后分，途径不一样，但最终效果可能是一致的。

从“强中央”到“富国穷民”

绕不过去的是1993年来的分税制改革。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让人不寒而栗。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鉴于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礽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说服，期间颇多拉锯、妥协。结果大变，仅仅几年时间，到朱镕基交班时，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性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019亿元，是1995年的

8.6倍，年均增长36%。

然而，在分税制接下来近20年的运行过程中，这个体制框架在发挥出一系列正面效应的同时，逐渐显露了积累了一些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日子越来越难过。他们要以45%左右的收入办80%左右的事。怎么办?两种办法：一种是把矛盾大量转嫁到老百姓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省份身上;一种是卖土地，2010年土地财政收入上涨到65%左右。结果是富国穷县、穷镇，老百姓越来越穷。

分税制改革不深化带来四大弊端

我们要两方面看问题：在分税制运行近20年中，既要总结经验，更要直面存在和出现的各类问题。因此，深化及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便是国家当前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紧迫需要解决的课题。

当前我国分税制存在下列弊端：

首先，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科学统一，中央政府税收比重过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方面，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房价也不断上涨。

其次，分税制改革增加了增值税，并且从生产环节设计增值税具体规则，一方面有可能加大企业负担，一方面又出现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漏洞。

第三，分税制改革重点在征税比例划分，而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这就导致我国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现象。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不科学，导致中央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宏观调控始终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钱没有用好。

第四，分税制改革是以1993年各地经济总量为基础确定分税比例的，没有充分征求各地意见，更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广泛讨论，在程序上存在问题。

建议全国人大制定税收法典

经过近20年的磨合之后，重新审视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我们认为应该进行调查，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尽快拿出一套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肯定会大讲小康，大讲民生，显然更多的是意愿的表达。最实际、最根本的做法是财权事权统一，缓解地方政府压力，缓解基层矛盾，让老百姓富起来。在这件事情上，政府部门是不易办好的，全国人大应该多发挥作用，最终的结果肯定是通过制定税收法典，改变这种临时性的、不正常、不规范的税收体制。

从世界各国税收制度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应属于宪法解决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央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征税比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税收制度，那么就会带来诸多弊端。

分税制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不是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对立，也不是国税地税的矛盾，更不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博弈，而是财权事权的统一，是国富民富的统一，这才是公平正义，才是法制，才是人民的小康梦。

全国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今年两会起，将分税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通过税制改革的顶层计划，再通过制定税收法典，改变目前这种不均衡的税收分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