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法引入经营者概念的理论

2022-09-11

一、引言

作为我国以往商法的核心内容, 商人不管是从折中角度还是主观角度亦或客观角度而言, 都是作为我国商业行为的主体存在的。不仅如此, 商人还是我国对商法进行调整的主要针对对象, 所以在我国当前社会中, 商法常常被等同于商人法。尽管在过去, 以商人为核心的商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下, 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的经济活动需求了, 以商人为核心甚至变成了我国商法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 近年来, 无论在其法律价值还是独立地位上, 传统商法一直倍受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摘, 从而使得传统商法原有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倍受影响, 让商法更加难以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商法务必从新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立法体系的实际需求出发, 将担任市场商业活动行为实施者角色的经营者引入到我国商法规范总纲中, 并对其经营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即为了获得经济收益盈利而进行的各类商业行为, 加速我国商法理论体系的一体化进程与实用性, 让商法能够顺利摆脱以往司法实践中的各类弊端限制。

二、文献综述

我国知名学者焦海涛在其研究中曾对商法中经营者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从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的地位上的独立性以及行为性质和主体资格三方面详细分析了经营者在商法中的认定标准。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我国商法中最早针对司法执行中的实际问题对经营者概念进行定义的法律, 我国早期由程永顺以及孔祥俊编写的一系列法律丛书都曾指出, 我国商法应当对经营者概念进行延展解释, 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单一的营利性上。

我国著名的法学教授徐士英进行过多年研究, 在其新书《竞争法新论》中详细阐述了都会性质的行业协会与《反垄断法》的经营者主体之间的关系。

三、我国商法中经营者概念的引入

(一) 关于我国商法中以商人为商主体的概念的反思

商主体在传统商法中又称为“商人”。是指依据商事法的有关规定, 参加商事活动, 享有商事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作为商人应当具有商法上的资格或能力,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营业性商行为, 并能独立享受商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商法上义务。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 并未有法律对商人和商主体进行常规的法律界定。在我国的学术界, 也不过是学者们常常将商主体等价于传统商法中的商人这一概念, 而且这两个概念还会由于各类不同的使用语境而发生意义上的混淆。与此同时, 商主体也并非是商业法律关系中唯一的主体, 所以对于上述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和商主体这两个概念也应该做出明确的界定以示区别。然而传统商法中的商人由于经常被法律界学者们叫做商事主体而发生定义上的模糊, 甚至部分学者直接用商事主体来称呼商人, 并认为商事法律关系主体就是商人。

我国的商主体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鉴于我国的传统立法中没有商法的形式立法惯例, 而商业概念在我国传统商法中始终处于缺失状态, 在对商法总纲进行立法时, 无需考虑大陆法系商法国家中建立在民商分立立法条例之上的法律术语。商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我国以往的市场观念中是与商业活动中进行各类经营活动的个人对等的, 但在商法中, 它却无法与商主体中的商人概念划上等号, 所以如果将商人概念沿用到新的商法立法中, 无疑会对非专业人士对商主体的概念的理解造成阻碍。

作为现代商法理论中的学术理论概念, 无论是“商事主体”还是“商主体”在含义上都是与商人概念相同的, 也代表着商业事务法律关系的主要从事者的内涵, 还是商法特征的外在表现, 尽管它们无需再面对与传统商人观念含义发张混淆的问题, 但仍旧无法逃脱人们混淆其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关系。非但如此, 具体类型的概念定义方法早已运用到了我国各类组织群体以及法人、公民等立法体系的法律主体概念中, 所以鉴于“商事主体”与“商主体”这两个概念蕴含的强烈的学术气息, 它们是不适合用于法定术语的命名的。

所以从上文中不难看出, 在对我国商法总纲规范中的法定概念进行界定时, 以往各类被商法学界运用的概念都不适合运用于其中。因此, 我国有学者曾提出在我国商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将传统商法中的商人概念用企业概念进行替换, 不过学界学者对此建议抱有的态度呈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反对者认为企业概念中往往存在着定义模糊的问题, 而且也不具有周延性, 所以并不能满足我国商法概念的立法需求, 并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从政宪角度还是法律技术角度, 在新商法的构建过程中承袭以往的“商人”概念都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支持者持有的观点是, 要想简化我国的商法体系并加速商法立法进程, 将商法置于以企业为主体的大范畴下进行整合是最佳的选择, 这种方法不但满足了我国商法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需求, 更贴合我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观念, 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大力改革下, 以“商人”为核心进行商法整合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他们倡导我国在对商法进行整合的过程中, 应该不断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商法立法案例, 并取其精华摒弃糟粕, 灵活运用各类成功先进的商法经验, 加速我国《企业登记法》、《商业登记法》的立法进程, 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 形成独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商法语言体系。

(二) 我国商法商主体中经营者概念的引入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 不管是让以往的商人概念由企业概念取代, 还是沿用商主体的抽象概念, 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我国商法的立法过程中, 应该立足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活动的现状和现有的立法体系, 将商业活动中担当经营活动实施者角色的经营者的概念引入到商法的总纲规范中。

首先, 在对商法主体的法定概念进行确定时, 引入经营者概念是能够满足将商行为定义为经营行为的商法总纲规范的需求的, 并且还能够让经营者作为商主体和经营行为作为商行为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简洁易懂, 不过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还需要对经营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义。

其次, 经营者概念已经在我国与商法相关的众多法律, 诸如《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得以采用与界定, 虽然在这些法律中, 有关经营者概念的定义和看法各不相同, 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作为已有立法资源的经营者概念在商法立法过程中的采用, 只要在利用过程中, 注意从各个法律角度对于现有的经营者概念进行科学统筹, 便可轻松确定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和商法中经营者概念的定义与内涵。

最后, 早在2002年, 经营者概念和消费者概念便被引入到了《德国民法典》中, 并将二者与自然人作为三大民事主体, 这不但让世界法律中民事主体的内涵得以延展, 更对民商法中的主体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 将经营者概念引入到我国商法的总纲规范中, 是商事立法的必然结果, 它不但具有现行的法律支持和现成的立法资源, 还在商主体与经营行为之间建立起了合理的逻辑联系。然而,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经营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往往会根据使用语境的不同而随之发生变化, 所以, 对于经营者概念, 我国需要从整个法律体系出发, 对其定位进行重新定义。例如,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常用的概念, 但是针对食品的流通环节, 《食品安全法》却又采用了“食品经营者”的概念, 这样一来便使得“食品经营者”的使用范围被限制在了食品流通领域。不仅如此, “经营者”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与“消费者”相对应的概念, 无论是“经营者”这一概念的外延还是内涵都是非常模糊的, 它所涵盖的仅仅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和商品的人。

综上所述, 在以往的界定经营者概念的过程中, 注重的往往是经营者进行的经营活动的商业性与营利性, 并未对“经营者”自身有没有持续性进行经营活动、是否获得相关部门的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许可等因素给予充分关注。

四、我国商法中特殊经营者的定位与立法选择

(一) 企业的定位与立法选择

在我国法学理论界, “进行经营性活动的经营者是企业”这一观点一直是大家达成的共识, 不过在界定企业外延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面对这种现状, 最先要完成的是界定商事登记的经营性活动的范畴, 即在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时, 投资者应当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只有在获得了相关政府登记主管部门的许可后, 才能开展经营活动。要想有效解决界定企业外延的问题, 则务必要加速上述企业登记制度的建设进程。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各类经营活动都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之上的, 这类活动涵盖了实体经营和网络虚拟经营方式在内的所有经营类型, 当这类经营的规模或者性质达到了企业经营的要求时, 务必要到相关部门进行工商登记, 如若不然, 便是属于非法经营的范畴。

(二) 企业持有人的定位与立法选择

既能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外部活动关系, 又可以对企业的存续和成立功能进行维系, 是使得企业持有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两大特性。所以, 企业持有人一直是我国现代商法学界关注的热点, 并将其作为了“利益的相关者”。而如何在法律上去界定企业“持有人”的地位正是我国商法总纲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商法总纲立法的制定过程中, 可以借用《澳门商法典》, 尽管它并未对商人概念进行明确规定, 但却对商业的企业主和商业企业进行了直接的概念性规定, 这样一来便使得商行为与传统商法中商人之间在概念定义上的逻辑冲突得以减轻, 同时让商法在界定企业主概念的过程中不再受到商行为的约束。不过企业主这一概念在《澳门商法典》中仍旧延续了传统商法中的商人概念的内涵, 并且明确规定了企业归企业主即企业持有人所有。不仅如此, 企业主概念在《澳门商法典》中的界定与《德国民法典》中有关经营主的界定具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它们都将商业相应的主体范围延伸到法人和自然人, 并且都对行为的特定实施执行者进行了定位。而这两部法律的不同则表现在《澳门商法典》在内容中明确排除了非营利性的活动, 对实施的活动范围进行了限定, 即经营商业。而《德国民法典》中有关商业企业主的界定与传统的商人概念无论是在功能还是界定上都保持着一致性。也就是说,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 《澳门商法典》并未能顺应商业经营活动的企业化趋势和企业主体地位日益明确的社会发展需求, 反而使得非专业人员极易混淆建立在企业持有人基础之上的“企业主”概念与传统商法中的“商人”概念。

面对这种现状, 我国在商法的立法与完善过程中, 需要适当经营者的概念范畴, 将企业的持有人纳入其体系之中, 明确指出无论是个体工厂户的出资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还是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亦或公司股东等都属于商法中的经营者范畴。另外还需要在商法中对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界定, 完成从一般民事主体责任向更为严厉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转变, 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公司股东法律责任模糊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而个体工厂户的出资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资企业的合作伙伴和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之所以会在传统商法中受到严格制约, 是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商人的概念范畴的。不仅如此, 其中的公司股东只有在直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活动时, 才能被纳入到商人概念范畴, 所以这便造成了公司股东长年不受商法制约的现状。不过在现代公司的企业日常管理中, 往往会增加各种针对股东的条例规定以达到增强其责任意识的目的, 但这也并非是长久的解决之道。只有将公司股东纳入到经营者范畴, 并从公司的发展去求和特性出发, 才能为将加重责任理念运用到企业股东上提供法律支持。

五、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 经营者称谓只存在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 进行经营行为是该称谓的获取方式, 因此, 经营者这一身份并不具有某种特定性, 只要有经营行为, 无论是非营利组织机构还是一般的民事主体, 他们都可以成为特定法律关系中的经营者。

在我国商法中, 经营者和经营行为概念的成功引入, 无论是对于我国商法的核心范畴还是商法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就核心范畴而言, 经营者和经营行为的概念的引入使之得以法定概念化, 进而确定商事法律关系之间的含义, 让商法不再受到以往商法制度和理论不足造成的制约, 使得商法的立法过程能够正真结合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 加速商法的现代化脚步。

摘要：商人是构成我国以往商法理论系统的核心内容, 然而伴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传统商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由于以商人为核心而导致的各种不足, 所以, 要想保障我国经济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 则务必对现行的商法核心进行重新考量与建立。

关键词：商法,经营者概念,理论,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