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医生如何与病人沟通
口腔医生与病人沟通的主要方式
1.与病人沟通的前提和注意事项
首先，口腔医生必须加强人文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的修养，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合作交流的技巧，还需要自信、真诚、耐心、理解、同情，与病人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协作和共同参与的医患关系。医生要取得病人的理解和配合，重要的是必须取得病人的信任。首先医生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让病人感到这是一个富有自信、精力充沛的医生。病人进入口腔诊室后，先请病人坐在牙椅上，调整好牙椅的高低，不要使自己“高高在上”。一般与病人相距约40cm左右，除非老人和儿童，距离太近就影响了对方的活动空间，使对方感到不自在。接着进行礼貌性问候和自我介绍，一般时间大约三分钟，就是有些口腔医院提倡的“诊前三分钟”制度。说话轻声细语，真诚缓慢，多一些关心、征求口吻，加深病人对医生的好感。不要有傲慢的口吻，不要拉长声调，杜绝命令、训斥的口气。与病人或家属交谈时，切忌眼睛漂移不定、看别人、打电话或看报纸，看上去心不在焉的样子。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眼睛一般应看着对方的眼睛，让病人感到你在专注与他的谈话，在认真地为他服务，取得病人对你的信任感。
2.与病人语言沟通
语言沟通是口腔医生与患者沟通最常见、最主要的方式，与患者语言沟通的主导权掌握在医生手中。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医患纠纷中有35%是由于医务人员说话不当造成的。不讲文明的生冷话、不着边际的外行话、不顾后果的刺激话、不负责任的议论话、不留余地的绝对话、不分场合的玩笑话常常是引起医患纠纷的导火索。通常将语言性沟通分为三种类型、五种形式：
主动型语言：传统式医患关系所表现的语言。在医患交往中，口腔医生完全把自己置于主动地位，要求病人绝对服从安排，其特点是医生的语言具有绝对的权威。病人是请求医生给予诊治，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沟通方式淡化了病人的地位，不能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理念的变化，尽量少用，仅可用于全依赖型病人，如幼儿等。
指导型语言：在这种语言沟通类型中，医生和病人同处于主动位置，口腔医生仍具有权威性。其特点是医生从病人的口腔健康利益出发，对病人讲明病情，要求病人在服从医生的安排下予以合作，配合治疗。病人虽说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必须以执行医生的意志为前提。
共同参与型语言：在这种沟通方式中，医生与病人有着相等的权利与地位，医患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依存，医患双方都有治疗好口腔疾病的共同愿望和积极性。医生注意发挥病人的积极性，病人不仅主动配合，而且有一定的自我口腔保健能力。其特点是病人和口腔医生共同参与诊治措施的制订和实施，对于提高可选择性的口腔诊疗效果十分有利。
但是无论使用何种类型或形式的语言沟通，作为医生都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说话态度要诚恳，彬彬有理，落落大方。对病人要有同情关切之心，尊重病人的人格、隐私和知情权，使病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第二，避免医生单方面唱主角，使双方交谈变成“一言堂”，病人没有机会表达，引起反感。第三，应尽量使用通俗性的语言，避免使用过多的口腔医学术语，让病人能够听懂。第四，病人说话时，一定要集中精力认真倾听，不能思想不集中，更不能突然中断谈话或无缘无故离开病人，使病人产生疑虑和误解。第五，语言简练、清楚、准确、幽默。第六，对于医疗活动中的局限性、相对性和不可避免的瑕疵，要及时向患方解释说明清楚，取得理解和支持。第七，对于医疗活动中的不当和差错，要及时向患方道歉，以取得患方的谅解。第八，对于个别病人过激、失态、非礼的言行，不要针锋相对，火上浇油。要冷静理智，既义正严辞，又外柔内刚。
3.与病人之间的非语言沟通
口腔医学中有许多形态学的问题，沟通过程中病人常常很难理解医生的述说，尤其是关于口腔疾病的病因、治疗方法和治疗效果等，此时医生可以利用一些形态学资料和视觉工具帮助病人理解，还可以作为资料保存。常用的形态学资料和视觉工具主要包括画图和照片、图书画册、幻灯录像、口腔模型、X线片、计算机图像、口腔内窥镜等。特别是口腔内窥镜的临床应用，它是一种特殊构造的摄像镜头，可以伸入口腔，在自备光源的照射下摄取牙齿和口腔软组织的细节，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清晰的放大图像。在口腔内窥镜的帮助下，口腔医生能更好地发现和观察牙齿和口腔软组织的病变，并能让患者直观、全面了解到自己口腔病变的详细情况，特别对一些隐蔽的、常规检查难以发现的病变更有意义。利用这些形态学资料和视觉工具向口腔病人及其家属解说治疗方案，治疗步骤，预测治疗效果，使患者更加直观详细地了解自己口腔疾病目前的状况、治疗的方法、步骤、难点、结果，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或并发症，使病人对自身口腔疾病的诊治有更充分的了解，促进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配合口腔疾病的诊治。
肢体语言在与病人进行非语言性沟通的环节中常常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与病人友好地点点头，招招手，表示礼貌;和蔼可亲的目光注视着病人，表示关心;倾听病人说话时略微弯点腰，点点头，表示认真;病人述说牙痛等症状时，可发出“嗯”、“噢”、“呀”的声音，表示同情。这些看起来是一些简单的小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做好了，使病人产生一种亲人和朋友般的感觉，为进行良好的沟通奠定了基础。
在与病人进行非语言沟通的环节中，要特别强调门诊病历、处方、检查报告等医疗文件的规范书写和记录保存。门诊病历必须包括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主诉、现病史、检查、临床诊断或临床印象、治疗建议和治疗处理、医生本人签名等，特别是口腔临床检查和治疗处理应实事求是地详细描述记录，字迹清楚，语句规范易懂，意思表达明确，例如牙位、松动度等。处方也应规范书写，清楚注明药名、剂量、用法和医生本人的签名。因为这些医疗文件往往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的，更不得随意涂改、替换和销毁，以免引起后患，导致医患纠纷或医疗事故。
4.让病人参与制定治疗计划并选择治疗方案
人人皆患者，人人皆医者。当医患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之后，患者就成了医生最好的助手。通过病人的主诉和医生的各种检查，医生对病情有了全面的了解，会作出正确的诊断和评价，然后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制定治疗计划。在医患之间语言性和非语言性沟通的基础上，病人对自己口腔疾病目前的状况、治疗的方法、步骤、难点、结果，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或并发症有了充分的了解，应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医生在与病人的讨论中，对一些估计较难处理的问题应该着重加以说明，并介绍整个治疗程序完成治疗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预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病人所提出的过高期望，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释，不要急于承诺和应允。特别在同一种情况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治疗选择，例如义齿修复，此时医生应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病人客观如实地介绍活动义齿、金属冠、烤瓷冠、全瓷冠、种植牙等各种修复方法的利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和通常的做法，让病人自己权衡以后做出最后的选择。有时病人对一些复杂的情况一时拿不定主意，可以让病人回去考虑或与家人朋友商量，也可以找别的医生咨询，考虑成熟后再与医生共同制订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以便他们在日后的治疗过程中积极配合。
5.如何与已发生医患纠纷的患方沟通
每个医疗机构都应建立专门机构，或有专人负责处理、协调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在处理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与患方沟通的问题。此时医患沟通应把握住以下几条原则，力争使矛盾和损失降到最底水平。第一，避免激化矛盾，当事医生不要单独直接与患方沟通，应由科室、医务科或医疗事故处理办公室等专门机构和人员与患方沟通。第二，耐心倾听完患方的倾诉和要求，以同情患者的心情，虽然口腔疾病大多数都不影响患者生命，很少造成伤残，但是也应设身处事地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勇于承认医方的不足或失误，尽早取得患方的谅解。第三，缓和矛盾，先治疗口腔疾病，再解决矛盾。第四，坚持事实求是，以医疗技术操作常规和程序、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文件为准绳，不包庇、袒护医方，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合理合法地处理好医患矛盾。第五，千万不得采取拖延战术，在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尽早尽快沟通解决为好。
6.与少年儿童口腔疾病患者的沟通
少年儿童时期是口腔疾病多发的阶段，尤其是牙体牙髓疾病和牙颌畸形。少年儿童因为年龄较小，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行为和责任，就诊时常由家长陪同，所以与少年儿童口腔疾病患者的沟通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要掌握一般医患沟通的原则和方法，还应掌握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有关知识，了解少年儿童在接受口腔疾病治疗时的心理状态，正确处理和把握好医生-患儿-家长这一特殊的沟通关系，帮助患儿消除恐惧和不安，配合医生的各种治疗。
(1)不同年龄组儿童的心理特征：3岁以下：不能理解医生的意图;本能地对医院、诊室、医生、医疗器械以及医疗用语有恐惧和不安;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短暂。3-6岁：开始理解医生的意图;语言发育迅速，能基本表达自己的意图;对医院、诊室、医生、医疗器械以及医疗用语和动作仍然有恐惧和不安;通过沟通可以消除紧张和不安。6-12岁：基本理解医生的意图;自我防卫能力较强，沟通要以说服为主;具有竞争意识并喜欢自我表现，应以表扬和鼓励使其配合治疗，忌威胁和强迫。12岁以上：完全理解医生的意图;情绪易不安，进入反抗期;身体发育迅速，意志较脆弱;虚荣心强，对语言和行为敏感，尤其少女更明显。
(2)治疗少年儿童病人及沟通时的要点：①创造良好的诊疗环境，努力消除患儿的恐惧感和紧张情绪。候诊室内应布置有符合少儿特点的小桌椅、玩具、图书、游乐器材、宣传画，少儿熟悉的歌曲和背景音乐，使小病人有一种自然温馨的感觉。治疗时避免在患儿面前摆放注射针、牙钳、探针等器械和带血的棉块，避免发出刺耳的器械碰撞声。尽量缩短治疗时间，治疗儿童一般不要超过30分钟，尽可能做到无痛或微痛治疗。②正确处理好医生-患儿-家长的三角关系。一般来说在给成人进行口腔治疗时医生与患者构成一对一的关系，而在治疗少儿患者时则构成了医生-患儿-陪同家长特殊的三角关系。就诊的患儿对陪同的家长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的言行对患儿有很强的暗示作用，能否正确地利用这种依赖性和暗示作用，对顺利成功治疗少儿口腔疾病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治疗少儿口腔疾病时，只有取得陪同家长的同意和合作，才能进行治疗。这就要求医生首先通过家长了解或证实患儿的病情，更重要的是明白家长的要求和希望，详细说明治疗的作用、必要性、步骤、效果，消除他们的顾虑，取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提供患儿的正确情况，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当然，医生与患儿的关系是这个三角中最重要的关系。医生应以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言与患儿沟通交流，发现和消除患儿的恐惧和不安，建立相互关心和信赖，让患儿感到医生是可信赖可贴近的，这是顺利成功治疗少儿口腔疾病的关键。③与患儿语言沟通时的特点。与患儿说话时应面带笑容，可与患儿握握手、摸摸头、拍拍肩，多使用表扬和称赞的语言，可以称呼患儿的小名或爱称，耐心回答患儿提出的问题，并与他们谈论少儿喜欢的话题，如患儿的特长、优点、少儿故事。对患儿的提问和回答问题应尽量让他们讲完，要尊重患儿的独立人格，对其病情和治疗方法、步骤、效果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卡通画、照片、模型等加以说明，讲解时应配合示范动作，如张嘴、咀嚼。不应对患儿撒谎，或故意用指责、深奥、蔑视、讥笑的语言，也不能训斥、讥笑家长，即使对哭闹不合作的患儿也必须怀着极大的耐心和爱心，与家长共同做好与患儿的沟通。
第二篇：全科医生培训系列文章之“如何尽快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文章]全科医生培训系列文章之“如何
尽快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来源：北京吴春容全科医学研究中心作者：吴春容
老百姓最普通的就医心理是“找亲戚、朋友看病”，如果全科医生能主动成为病人的亲戚和朋友，并为病人全面、全程负责，提供协调性的服务，就可以迅速得到社区居民的响应。好的医生是不需要做宣传、广告的，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广告。由于一般的医生在医学院校没有接受过人际交往和医患沟通的训练，因此，有的医生很想与病人交朋友，但就是做不好，说出来的话连自己都后悔。全科医生特别需要接受人际交往和医患沟通的技能训练，只有经过训练，才能真正掌握沟通技巧。没有经过沟通训练的医务人员，使医疗机构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他们的一句话没说好，就把病人得罪了，医疗机构就有可能失去市场。
最理想的医患关系是朋友式的关系，因为这是完全平等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互相信任的关系。把病人看成上帝，不现实，因为上帝是神，不是人，而且这种关系不平等，也做不到。把病人看成衣食父母最贴切，但很多人认为太市场化、世俗化。把病人看成亲人，这是最高境界，但真正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医务人员太少。因此，最现实、也最平等的医患关系就是朋友式的关系了。
要与病人交朋友首先要得到病人的喜欢和信任，如何迅速得到病人的喜欢和信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人际交往和沟通技巧，本文只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介绍一些最简单的技巧。
1.让病人知道，你将对他负责到底。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全科医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感情是靠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因此，如果在社区工作的医务人员流动性太大，就不利于得到社区居民的信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仅要建立首诊、首问负责到底的制度，更要树立与社区居民保持终身联系的理念，这就是服务的持续性的体现。全科医生应该有意识地让病人感觉到，医生愿意与他建立一辈子的服务关系，愿意为他负责到底。全科医生可以说：既然你到了我这里了，就别担心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解决不了，我负责去联系专家来帮助我解决，我们这里解决不了，我负责与上级医院联系，送你到那里去。
2.消除紧张。病人找医生看病总是有点紧张，应该让病人尽快放松下来。首先对病人要热情、轻松，不要太严肃、严厉、冷漠;其次，不要太正式、刻板，好像一切都得按规矩办，没有通融的余地，全科医生提供的服务应该是个性化的服务;不要一开始就看病，先简单地闲聊几句，问问病人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等等，好像聊家常一样。
3.看人说话。一定要看看眼前的这个病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多大了，根据年龄可以预测很多问题;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中，根据家庭生活史周期可以预测个人的问题;穿戴怎么样，根据经济条件可以预测问题发生在哪些方面;说话的风格怎样，非语言沟通的特点是什么，根据表述问题的方式可以预测问题的性
质。全科医生要对一些有明显特征的人保持敏感，这样就可以说出病人比较喜欢的话。例如，对中老年人，全科医生应该强调健康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怕死、怕衰老了，他们已经变得惜命了;对年轻人，全科医生应该强调积极向上、健康生活、创造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比较注重自我价值;对中青年女性，要强调健康与魅力、健康与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因为她们害怕衰老、渴望保持青春魅力。
4.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说话应该说到病人心里去，让病人觉得医生太了解我了，这是我很想说但说不出口的话。全科医生要清楚坐在自己面前的病人最需要什么，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及时鼓励病人敞开话题去说，病人想说的话都有用，医生都想听，没有废话。病人往往有害羞心理、怀疑心理、忌讳心理、胆怯心理、畏惧心理、迟疑心理等，全科医生应该清楚，这样的病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在及时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之后，要巧妙地消除病人的心理负担。全科医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医学心理学知识和技能，因为病人都会出现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只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而已，在心理层面和感情层面上与病人沟通，最容易与病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5.寻找与病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全科医生最应该具备的4大品质是：热情、负责、忠诚、开放自己。开放自己是让别人接近的基础，更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让病人适当地了解自己，是全科医生与病人尽快建立朋友式关系的重要方法。医生问：你是哪里人?哇，我们还是同乡哪!医生说：别提了，两年前，我也得过偏头疼，症状跟你一模一样。医生问：你过去做过哪些工作?真的，你当过兵啊，我也当过兵。一旦找到与病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6.用自己的热情带动病人。病人很容易受医生情绪上的感染，如果医生缺乏热情，病人的情绪马上就变得很低落。如果医生对病人充满热情，对工作充满激情，对帮助病人战胜病魔充满自信，病人马上就会激动不已，无形之中就会被医生所带动，会不知不觉地跟随医生的思维思考问题，两者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对工作缺乏激情的医生很难迅速与病人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用心服务，才能创造感动。
7.配合病人。看病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根据病人说话的语音、语气、语速、反应的快慢来配合病人。如果面对一个性格直爽、反应很快、语速较快的病人，全科医生应该调整自己的语速、采用直接、快速的交往方式，用和病人一样的频率与病人一起振动，让病人感觉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马上就缩短了心理上的距离。如果一紧一慢，配合不好，心里的感觉就不好，不利于与病人尽快建立一种理想的关系。特别是面对一个慢性子的病人时，医生更不能着急，应该很有耐心地慢慢跟病人磨蹭，最后病人肯定非常感激医生的耐心，可能会粘上这位医生一辈子。
8.做回访。医生不能迅速增加喜欢自己的患者数量的原因之一是：看一个病人丢一个病人，而不是看一个就得到一个。要想得到市场，就必须得到顾客;要得到顾客，就必须得到顾客的心，因此，要攻心为上，以感情交流为核心，与顾客交朋友，与顾客建立长期的、亲密的关系，并维护这种关系，这就必须提供
售后服务。就连商品销售的竞争，现在也在竞争售后服务，在商品的性价比差不多的情况下，谁的售后服务有保障，谁就可以得到市场。医生或医疗机构不习惯于做售后服务(院后服务)，所以不容易获得老百姓的信任，也不容易与老百姓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全科医生应该设计一张回访卡，记下病人的就诊次数、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联系地址、电话、健康问题、回访情况等，根据病人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回访最好，回访有电话回访、登门回访、信件回访等方式。如果病人昨天从你这里开了药，今天或明天就打个电话问问：药吃了吗?感觉怎么样?需要我做什么吗?如果有一位病人很久以前来过，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正好今天是病人的生日，你打个电话给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认真思考一下，打这个电话需要多长时间、花多少钱，它又会带来什么。全科医生更应该通过“售后服务”了解社区居民的期望、需求和满意度，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保持联系。
第三篇：“医生”老师与“病人”学生
————— 医治后进生的一点心得
摘要：本文阐释了后进生是在学习成绩、纪律、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的学生。并从老师、学生、家长、家庭环境等方面对后进生“后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又对其作出了相应的措施，再对措施的实施进行了说明。本文还体现出治疗后进生，先要让老师端正自己，分析原因后对症下药，对后进生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用心疗养。
关键词：后进生 分析 治疗
“后进生”,原来是指那些学习成绩差但表现尚好或学习差、纪律差、行为习惯差的学生。过去人们把他们叫做差生。而现在的“后进生”又有不同的指向，主要指的是学习成绩在班级后百分之二十的学生。对于后来的指向，不同层次的班级后进生的层次也不同。一个优秀班级里的后进生可能就是一个差班里的优秀生。我个人不认同第二种“后进生”的指向，它完全丧失了“后进生”的含义，是一种只顾学生成绩的看法。我认为，后进生应当属前者所说的在学习成绩、纪律、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的学生。
其实大部分的后进生都是容易分心的孩子。他们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易走神，容易忘记作业，和其他同学距离较远，从而经常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批评。他们受到的批评越多就越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一直处于这种恶性循环的环境中，于是他们就一直充当着后进生的“职务”。想要改变他们，就必须要切断这个恶性循环，要切断这个恶性循环，必须先摆正自己对后进生的观念，不要以“后进生”的眼光看后进生，还给后进生本来的尊严。
一、 开膛破肚，寻找病因
不同的后进生都有自己“后进”的原因，我们不能用同一个策略对待不同的后进生。这就如医生治病，要先查出病人患的是什么病，再对症下药。盲目开药反而会使病人病情加重，甚至可能使病人变的无可救药。而老师治的正是学生的心理病。想要了解“病因”，必须“开膛破肚”。
例一：我曾经就带过一个后进生，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中，母亲整天忙着上班，根本没时间去顾他的学习。学生一回家没人管着，以至经常忘记写作业。在班级里，他的脾气也比较暴躁，经常和同学闹矛盾。为此我找过他
1母亲好几次，他母亲为此也哭过好几次。接触好几次后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我对以前批评他的事感到很后悔，甚至有些话还深深伤害过他。之后，我找了大量单亲家庭孩子心里问题的案例，对自己的这个学生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这孩子之所以“后进”，是因为：
1、他的成绩得不到别人的关注，以至对学习失去兴趣。
2、有根深蒂固的自尊问题，在任何事情上争强好胜，导致与同学的关系不融洽。
3、为了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用了不适当的方法，如上课爱插嘴，最后却使老师讨厌他。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恶性循环，使他一直脱不下这个“后进生”的头衔。
例二：还有一位后进生是民工子弟的孩子。这学生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上课爱捣乱，经常与人打架，作业不做，字迹潦草，身上衣服又旧又脏„„是个从头到尾都不会让人喜欢的孩子。很多时候我都打算放弃他，而有些任课老师已经放弃了他。直至一次体育课上，有两个老师在打乒乓球，而他却在一旁积极的捡球，而且还捡的非常开心。我心中一动：这孩子可能还有希望，至少他还有让人不讨厌的时候。于是，我开始有动力对他进行分析，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暗访，我对他作出如下的分析：
1、父母经常上夜班，他在家里无人管教。导致作业潦草，学习涣散。
2、父母对他有暴力倾向，经常动手打他。导致他在学校也有样学样，经常毫不讲理的动手打人。
3、几乎没得到过老师们的表扬，经常被老师当众批评或惩罚。对他的自尊心伤害很大，从而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不融洽。这种不融洽又使他经常犯错，父母知道后又是对他责打，越打越厌学，越厌学越犯错，使他也一直陷于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二、 对症开方，配置良药
找到后进生“后进”的病因之后，就要开始开方配药了。很多专家或者老师已经研究出了很多治疗这类学生的“良方”。但这些良方不一定就适宜每一个这样的“患病者”。因此，我们要彻底摸清学生的脾气之后，参考前人的“良方”，按照自己“病人”的身体状况进行适量更改。
在对后进生用药之前，我要着重推荐一个“药引”——不要把后进生看作是“后进生”。我把它叫作药引，当然就是治病的前提。后进生大多都存在着多多少少的自尊问题，他们的成绩低下，很少受到别人的肯定与表扬，再加上他们的不合群都在影响着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我们要治疗他们，必须先尊重他们，还他们原有的尊严。如何还他们的尊严呢，我有以下几个处药引：
1、不当众批评或
惩罚，在课后私下与其交流，尽量不使其当众出丑，让他知道老师对他的面子是很在乎的。
2、犯错时，第一句话永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和老师说说吗?给其自我辩解的机会，让他知道老师是公平的，不听片面之词，对他是有耐心的。
3、犯错后，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不要马上判死刑，让他知道老师对他是宽容的。
4、别人有机会做的，也照样给他机会，让他知道老师对他是没有偏心的。这“药引”说是开给学生，其实也是开给老师的。很多老师对后进生束手无策，经常把自己弄的闷闷不乐，甚至咬牙切齿。同样也让后进生觉得老师非常恐怖，让其更加远离老师。殊不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相互的，只有老师先端正自己，后进生才敢去靠近你。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别把后进生看作是“后进生”。药引过后开始开处方。对于例一单亲家庭的后进生我开了如下的处方：
1、一个星期找他谈话一到二次，谈话内容包括其学习、生活等，让他感觉到老师的关心。切记谈话时间不易过长，而且要有话可谈。我们不妨先来看马克吐温的一个故事。年轻时的马克·吐温有一次到教堂去听牧师的演讲，牧师关于捐款的演讲很有鼓动性，马克·吐温十分激动，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多捐一点钱。但过了好长一会儿，牧师还在不厌其烦地啰嗦，马克·吐温不耐烦了，他决定少捐一点。又过了一会儿，牧师依然滔滔不绝，这时马克·吐温生气了，“我一个子也不给!”牧师冗长的演说终于结束了，马克·吐温走过捐钱的桌子旁，他不仅没有捐钱，而且从盘子里偷偷拿了2元钱，以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会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象——“超限效应”。所以我们对学生的谈话要有所准备，要精，要短。
2、在作业与考试方面不要一味地责怪，要有耐心地教，即使不能马上弄懂也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让他感觉到老师对他还没有放弃，也让他对自己树立信心。
3、把一些为班级做奉献或为班级争光的事情让他做，并及时进行宣传和表扬，让他肯定自己的能力，也让别人肯定他的能力，要让他感觉到自己和班级是一体的，并不孤独。对例二“暴力家庭”的后进生也开了如下处方：
1、多与其家长联系，多报喜，少报忧，让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改变观点。
2、与家长约定，在没有弄清楚缘由之前，不出手打孩子，给孩子解释的机会，要做孩子的模范。
3、每次批评他要给他受批评的理由，让他正视自己的错误。
4、对他做的好事要给予肯定，并对其进行宣传和表扬，让他知道自己是“行”的。在这个学生身上我发现他挺喜欢与老师亲近的，只是不敢。所以我对他又多加一条：做老师的小助手，让他有
机会“从良”。
三、 坚持观察，继续疗养
对后进生的帮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需要“疗养”。短则一两个月能见初效，长则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很多老师因为短期见不到效果就心灰意冷，不知不觉地就失去了信心。主要还是忍受不了那长期的“烦恼”。这里我要推荐《金刚经》上一段话：“你工作很忙，但你享受那个忙，那个忙会忙得很有滋味;反之你工作很忙，但你讨厌那个忙。你知道吗?是你的那个讨厌、排斥、拒绝造成你的痛苦，而不是那个工作真的造成你的痛苦。所以你无路可逃，你什么都烦，你在家也烦，工作也烦，连走路都烦，吃饭都很烦;那死了就不会烦了吗?死了当然也一样烦，因为让你烦的是你的态度，而不是那个客体。”“烦”真正来自于自己的态度，只有端正了自己的态度，才有快乐的开始。其实帮助后进生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轻松的过程，因为他们会越来越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个例子中的后进生在我的坚持下慢慢脱离“后进”，我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习惯，越来越轻松。
一个学期过去后，例一的后进生本门考试分数已经稳定60分左右，本门作业几乎每次上交，经常看到他参加学生们的群体活动而没出现状况。例二的后进生本门考试分数50——70不稳，作业几乎每次上交，但作业做得还是不好，参加了体育的田径。两个学期后，例一的后进生本门考试分数已稳定及格，偶尔能考到八十几分，作业几乎每次都有做，当上了科学小组长。例二的后进生本门考试分数60——80不稳，没出现过不及格，作业本里开始出现优和良，很少出现与人打架的事件，有错也能及时承认并甘心受罚。三个学期了，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是后进生，两人考试分数每次都能高过平均分，作业本很少出现“良”以下。例二的后进生有时还能考到前五，而且特别听我的话。
四、“病人”出院，自我反思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是我比较成功的案例。从中我有所获得：后进生的“后进”不是孩子单方面的问题，教师要从自身、孩子家人、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探索。每个后进生孩子都想学好，都想被人表扬，只是缺少了一个能够引领他们走正确道路的人。当然，作为一个引路人首先就是要摆正自己，让孩子敢跟着你走，也愿意跟着你走。就像我上面说的：不把后进生看作是“后进生”。然后要看孩子穿的是什么鞋，他适合走什么样的路。我们要彻底分析孩子“后进”
的原因，尽量不走曲路。最后就是教师的耐心引领，选好了路，我们就要牵着孩子的手慢慢地走。这路是不能一下子就看到终点的，可能长也可能短。我们不能急，也不能埋怨孩子走得慢，要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你要想“再牵着孩子走一会，他就会自己走了”。
带领后进生是一个心灵的探索，也是一个耐心的考验。只有我们享受这个探索，才有动力接受考验。我总是提醒自己：不是事情使你烦恼，而是你烦恼这件事。让我们摆正心态，爱上后进生，给后进生找到出路。
参考文献： 【1】 Jeffrey Bernstein 著.十天搞定分心的孩子【M】/陶志琼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2】朱国中 著.老师你能少点唠叨吗?.班主任之友.2009年第九期
第四篇：“二十四孝”中的病人、家庭与医生
【本文以元人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等“二十四孝”文献中的涉医内容为对象，运用医学社会学概念框架，探讨其中病人、家庭和医生共同卷入的患病相关行为特征以及对中国人就医行为和医疗模式的影响。分析表明，建立在现代医学基础上的西方概念框架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患病相关行为可能并不完全适用。相反，种种在上述框架下被视为典型“问题行为”的做法，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被认为是正当而且合适的，反映出中国传统就医模式和医疗观念的强大影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医患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认为病人应“自我负责”的想法在传统上似乎并无普遍认知基础。这种以病痛为前提发展的依赖性亲密关系是高度躯体化取向的。这一取向下的“病人—家庭”一体化倾向是中国人传统就医行为的突出特点。】
涉医内容在“二十四孝”故事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各系统内容而异，大致在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当父母身份与病人身份重叠，后者如何影响前者及子女的行为，这一点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本文从以下角度探索：这些故事在用“反常”与“超常”之间的张力凸显子女德行的同时，是否也无意揭示了某些隐藏的病痛密码——关于病人和对待病人的做法，什么样的期待才是对中国人而言“正常”的?这种期待怎样定义与病人(及与病人互动的其他人)身份相适应的规范和价值观念?道德的力量在中国病人及家庭的行为上如何起作用?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卧冰求鲤
一、历史和版本
“孝”是儒家的核心范畴。在儒家对孝的讨论中，有一种情况受到特别重视，即在父母患病时，子女的何种反应符合“孝”的要求。早期儒家对“孝”的最广为人知的论述之一，是围绕在父母患病这个特定情境下子女被期望展示的表现的描述性定义。在《论语》围绕“孝”的一次问答里，孔子把“孝”定义为“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历史上对这一句的理解不同，主要是对句中的“其”是指父母还是指子女存在意见分歧，但“疾”作为一个典范情境是确切无疑的。本文采用比较通行的一种解释，即(子女)因父母的病痛而“忧”。《孝经》对什么是“孝”给出了一个更周详的定义，延续了《论语》的描述性定义，并把典范情境的数量扩充到了五个。《孝经·纪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从《论语》到《孝经》，随着儒家理论系统的精细化，(父母)病痛作为典范情境的地位，似乎从唯一被“稀释”到了五个情境之一。“居”、“养”、“病”、“丧”、“祭”五种情境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亲子关系存续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汉代起出现的以“二十四孝”故事为代表的大量孝行故事，内容大致不超出它们的范围。
父母患病时子女被期望做出的反应，《论语》和《孝经》简洁地概括为一个“忧”字;在以“二十四孝”故事为代表的孝行故事中发展为繁多的表现形式。从目前传世文献和考古证据所见，“二十四孝”提法首见于唐(敦煌写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Stein No. 7)，题材大致定型不迟于宋元，在流传过程中，在各历史时期的中国及周边(日本和高丽)地区演变出多种系统，每个系统又衍生出众多版本。本文讨论的“二十四孝”题材相关资料包括：元代郭居敬编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以下简称“郭居敬
②本”);《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以下简称“《日记故事》①本”);元末高丽人权溥、权准父子编撰的《孝行录》(以下简称“高丽本《孝行录》”);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卷八《孝子传》(以下简称“敦煌本《孝子传》”);其他公开发表的墓葬考古报告等。
以上前三种为历史上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流传较广的三个“二十四孝”文本系统。其中，高丽本《孝行录》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广泛流传，据中、韩学者考证很可能转录自北宋金元时期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二十四孝”版本③;郭居敬本流行于明代;《日记故事》本自明代末期至近代广泛流传。三个系统内部各衍生版本细微文字差别和系统间的完全演化关系，不
④在本文讨论范围。
本文对以上三个“二十四孝”系统涉及医学的内容进行探讨，包括三个系统中共有的“鹿乳奉亲”、“哭竹生笋”、“尝粪忧心”(下文除特别说明者外，故事题名和引文均采用《日记故事》本)，郭居敬本的“亲尝汤药”以及高丽本《孝行录》的“义妇割股”等。
二、选择性呈现
在进入讨论前，有必要先对研究对象的信度(reliability)给出说明。既然“二十四孝”并非信史，那么，“二十四孝”中的种种患病相关行为(illness-related behavior)，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病人、家庭及医生通常做法的反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一切质性研究必须为本身提供的辩护，同时也多多少少是一个“先有鸡还是蛋”式的问题——是说“二十四孝”是古代中国人文化信仰下的一个产物，还是像“二十四孝”这样的大众教谕故事型塑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信仰?根据我们对“二十四孝”涉医文献的医学史和社会史背景的了解，两种说法都有其依据。在前工业社会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良好教育和获得系统的正统医学知识的途径，他们的患病相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常民知识(lay knowledge)的型塑，而夹带在像“二十四孝”这样高度流行的大众故事里的与医疗有关的信息，正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来源。
如果说《论语》《孝经》的训教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人数比例很低的知识阶层，直接影响范围相对有限的话，那么以“二十四孝”为代表的孝行故事，则是中国儒家学者—官员教化民众的常用手段。考虑到受众的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这些故事在形式上尽量直观(常采取图像—文字结合形式)，内容也尽量浅显，往往简化和夸张。由于这类故事毫不掩饰地服务于特定目的，它们的内容自然不能被当成信史——尽管可能有某些事实依据或影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贫乏到丧失思想史价值。“二十四孝”涉医情节本身是否“合情”“合理”，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类主题先行式材料的题材偏好和选择性呈现，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这类材料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从那些有意无意地被突出显示，甚至被人为夸大虚构的部分，也从那些被弱化处理乃至于掩盖的部分，探寻通往深植中国人精神世界内部的无声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线索。“二十四孝”故事呈现给读者的这些病痛故事(sickness narratives)，可以被看成中国病人、家庭(主要即子女)和医生共同卷入的“理想型”(ideal type)的患病相关行为。
三、情境和主角
“二十四孝”涉医内容的具体成分，包括患病相关行为的发生情境、行为主体、内容及后果，与现代相比都存在引人注目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基础既是现象学的，同时也与我们用以处理它们的分析模型密切有关。
在“二十四孝”故事产生和流传的中国社会，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家庭这个小群体的情境中，而不是专业化和制度化情境下的事件。这个社会史事实决定了我们在“二十四孝”涉医内容中见到的行为主体，主要不是医生和病人，而是病人及家庭成员。因此，病人与家庭的关系(确切地说，与承担照顾病人工作的子女及子女配偶的关系)，而非医患关系，才是这些中国病痛故事的主线。
这个历史传统决定了“二十四孝”故事的涉医内容很少涉及医生角色。个别医生角色的行为和作用也和我们熟知的现代医生角色大相径庭。现代医生在治疗活动中的支配地位和职业声望，本身以医学的专业化为制度性前提。后者实际上是相当晚近的工业社会产物。前工业社会中医生的权威受到包括医学水平、宗教信仰、大众医疗观念和民间疗法的竞争等多个因素的挑战。相反，病人及家庭往往拥有比现代患者大⑤得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可表现为依照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标准可能会被认为医患角色边界不清的情况。也正是在这些现代概念框架不再适用，因而要求我们直接面对“事实本身”的地方，文化和社会建构的作用才凸显出来。
典型例子是“尝粪忧心”。这是一个细节丰满的故事，本节我们先注意这个故事的一个情节，即孝子在医生的提示下品尝患病父亲的粪便，借以判断病人的预后。医曰：“欲知瘥剧，但尝粪苦则佳。”黔娄尝之甜，心甚忧之。这个在现代读者看来不可思议的情节是中国传统就医模式的反映。故事中，医生在告知病人之子判断预后的手段的同时，也无言地把实施的责任放在了患者及家庭一方。以现代职业医生标准衡量，这是在推卸责任，不过，标签化的解读忽略了这个手段的前现代技术属性，正是这种属性使故事刻画的道德模范形象得以成立。“尝粪”作为一种诊断手段从未被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医学认可，但在非医学文献中确有记载，有可能反映某种民间医学观念的影响，一个辅助证据是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所载勾践尝吴王粪便以判断其病情的故事。有的“二十四孝”版本的确把该故事主人公与勾践相提并论。
四、子女作为治疗者
⑥子女作为治疗者深切卷入父母病程并扮演极为积极的角色，这是“二十四孝”涉医内容出现的第一种行为类型。例子是“义妇割股”。
“义妇割股”故事的原型是唐代起出现的另一种典范孝行——“割股疗亲”。这种激烈的孝行，可能是因伦理争议(另文讨论)，未被纳入中国本土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孝”系统，但在历史上相当长时期和广大地域都有官方和半官方记录。“义妇割股”见录于高丽本《孝行传》“二十四孝”内，也即宋金元时期中国北方墓葬孝子图常见的“王武子妻”故事。《孝行传》“义妇割股”故事全文如下：
王武子，河阳人也。官游未归，其妻至孝，姑病危，妇遂默祷割股，与姑食之，其病立痊。国家知之，遂与母妻封爵。
敦煌本《孝子传》提供了该故事的一个更详细版本：
武母久患劳瘦，人谓母曰：“若得人肉食之，病得除差(通瘥，指痊愈——引者注)。”母答人曰：“何由可得人肉?”新妇闻言，遂自割眼(股)上肉作羹，奉送武母。母得食之，病即立差。
两个版本细节有差异，但都属于医学社会学家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描述的依赖“外行咨询体系(lay referral system)”应对疾病症状的情况：病人的社会网络不仅是照顾者，也帮助他解释症状并推荐治疗方法。⑦这在高丽本《孝行传》中表现为一种极端形式：故事根本没有医生角色或寻求医疗服务的情节。“治疗”从决策到实施都由患者之子的配偶自行完成。敦煌本《孝子传》为“人肉疗法”提供了一个出处，但属于道听途说，不是正规医疗信息来源。
由全无医学训练的普通人发起并实施的激进“治疗”，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读者看来可能愚昧而疯狂。不过，一个经常为人忽略的医学史事实是，在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兴起并成为现代社会主流医学⑧之前和之后，民间疗法在普通人中，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低、难以获取正规医疗服务的底层阶级都绝不罕见。这类治疗往往依据正统医学不认可的，或处于边缘地带的观念和手段。“义妇割股”正是一例。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的正统医学，即今天所说的中医，确有悠久的“人药”(采用某些人体组织、器官、分泌物或排泄物入药)传统，但从人类活体上获取肌肉组织用于治疗目的，在中医文献里通常被视为不适当的。例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这种做法提出过激烈批评。 对于前现代时期的许多中国病人及家庭来说，职业医生的缺场，或优质医疗资源的难以获得，原本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普遍现实，它使病人在应对疾病症状时不得不严重依赖家庭，而不论后者有无能力。这些故事里的病痛被定义为家庭事务而从来不是病人自我负责的个人事务;对疾病症状的应对则被期待为一系列混合了情绪反应和道德意识的复杂社会表现(social performance)，而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表现(technical performance)。对“义妇割股”式行为的大力赞扬，是试图把这种以病痛为前提的依赖关系提升到社会规范和价值层面。质疑“义妇割股”主人公为什么不去看医生，或简单归因为前现代的疯狂愚昧，可能都误判了这些中国病痛故事的重点。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义妇割股”故事中，吃子辈的肉，不是病人的主动要求，而是子辈的主动选择，病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的。这个情节安排可能出于更普遍的伦理考虑，避免过多触及食人禁忌，也维护了父母形象。
五、子女作为照料者
“二十四孝”涉医内容中的第二种行为类型，是作为照料者的子女试图无条件地满足患病父母的特定要求，不论满足这种要求多么困难不现实。例子是“鹿乳奉亲”和“哭竹生笋”。
“鹿乳奉亲”故事源于印度，佛经多有记载。在把印度原型吸纳进中国的“二十四孝”故事系统的过
⑨程中，情节和人物设定都经过本土化改造，不但主角变为中国人，事迹也由原版平淡无奇的日常奉养，即为父母“担瓶取水”(参见敦煌本《孝子传》，原文残缺，引文据程毅中考订补全)，演变为对患病父母的奇特要求的无条件迁就：当年老目盲的父母“思食鹿乳”时，主人公“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
如果我们尝试运用医学社会学分析框架看待这个故事，那么，它非但没有多少美德的成分，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病态特征。如果这对父母的怪要求能勉强被说成是病人的任性的话，那么这位儿子的一味顺应可以说是不可理喻。医学社会学用以解释病人行为的基本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病人角色”理论视病痛(illness)为一种反功能(dysfunctional)的“越轨”(deviance)，认为一个人患病时，病人角色(the sick role)至少暂时和部分地把病人从常规社会责任中免除;病人有义务追求痊愈;社会为了约束借病逃避责任的情况，也会对病人施加种种社会控制，医生对疾病的认定和干预是这种社会控制的一部分。然而，在“鹿乳奉亲”故事中，我们没有发现病人的行为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限制。相反，病人从患病中“继发性获益”(secondary gain)——从正常责任中豁免并获得某些特权11——却成为故事的核心。病人家庭(在该故事中即病人之子)对病人予取予求，无异于对这种“讹诈”行为的纵容，却被叙事者视为美德。
以上桥段在“哭竹生笋”故事中重现：“病笃”母亲的要求太怪诞(“冬日思笋煮羹食”)，以致儿子悲哀地意识到无法实现(“无计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
现代西方概念框架下病人及照料者的“问题行为”，在中国却以道德教谕故事为载体被大事宣扬。比照“二十四孝”里另一个相对“正常”的故事“涌泉跃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这些故事里，为了避免父母的异常行为对他们的家庭权威的损害，病痛是把父母的异常行为合理化(legitimating)的一个必要条件。“涌泉跃鲤”(即高丽本《孝行录》的“姜诗泉鲤”)故事也是一个家庭的子辈想方设法满足母亲的要求。所不同者，故事中的母亲并无疾病;相应地，她的要求尽管挑剔(“好饮长江水”、“嗜鱼脍”)，并未古怪到前两个故事那样通过常规途径无法满足的程度。
⑩上述推测又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它们分别针对合理化的两个方面，即病人的行为和行为的外部评价：第一，是否在一种强调病人与照料者(即家庭)的依赖关系而不是病人自我负责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病人易于发展对照料者(在这些故事中即子女)的过度依赖?第二，病人谋取继发性获益的行为，在这一环境中是否被认为是正当而且合适的?
六、可欲的越轨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首先确定病痛的含义：在这些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病痛故事中，病痛如何界定?它与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我们今天对病痛的理解有多少不同?鉴于以下两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些故事中的病痛定义导致在上述依赖关系中缺少对病人行为的必要限制，从而使病人易于发展对照料者(子女)的过度依赖并利用病痛操纵后者。
第一，医生的缺场导致无法避免诈病的情况。从功能主义角度看，医生的缺场，除了在治疗方面显而易见的消极影响，也导致了危险：既然无人能够从技术角度认定疾病的存在或痊愈，一个人的患病与否，就成了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主观判断。不难想象下列可能性：一个人没有疾病症状却声称自己患了病，他/她可以利用这个伪装的病人身份从家庭和外部世界获益，而且——只要他/她愿意——无限期地保持这个身份，甚至扮演永远的病人，正如父母身份是永久性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子女)要么面对道德压力，要么被迫接受这种病态依赖关系，社会也对这种诈病行为无能为力。
第二，病痛的躯体化(somatization)定义导致无法处理“父母因精神疾病导致行为异常”的情况。
这种情况更隐蔽而尤其值得注意。“二十四孝”涉医内容里的这些父母究竟患的是什么病?故事给出的正面信息很不充分。有两个故事明确提到父母所患属于躯体疾病：“俱患双眼”(“鹿乳奉亲”)和“劳(通痨，即肺结核——引者注)瘦”(敦煌本《孝子传》“义妇割股”)。其他故事都以“病笃”、“常病”等一笔带过。“尝粪忧心”故事原始文献明确记录的躯体疾病诊断(泻痢，见《梁书·孝行传·庾黔娄》)，也在故事被纳入“二十四孝”后简略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从反面定义或许是更可行的选择。“二十四孝”中一个看似与病痛无关的故事——“卧冰求鲤”提供了重要线索。
“卧冰求鲤”故事没有提到这位母亲患病，我们推定她的行为和心智未受躯体疾病的消极影响。但她的要求(“天寒冰冻”时“欲食生鱼”)竟也古怪到了需要奇迹的地步。她的种种做法涉嫌虐待，以现代精神病学标准衡量有理由怀疑是某种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的表现。然而，精神性症状在中国
12传统社会历来被否认和压制，这可能是叙事者没有采用精神疾病借口为她的行为文饰的原因。叙事者采用了另一个解释异常行为的策略：赋予她一种被污名化了的特殊社会身份——继母。
恶毒的继母是中国民间叙事常见的一种人物角色，她们被描述为道德低下因而易于表现越轨行为，正像公众通常不期待精神病患者表现理性一样。在最好的情况下，对“道德病人”的期待，是像“芦衣顺母”故事的继母那样，在良善继子感召下幡然悔悟，实现道德“痊愈”。借助“继母”标签，叙事者把“卧冰求鲤”故事母亲的异常行为归因为人品污点即“不慈”，以“道德病人”代替了一般意义的“病人”角色，完成了合理化。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对中国式病痛的定义稍作讨论。既然像“卧冰求鲤”故事提示的那样，不伴随躯体症状的异常行为，易于被归因为当事人的道德问题，而不是精神病学问题，那么只有精神—躯体症状联合出现或后者单独出现的时候，它们才会被纳入病痛的范畴。除了单纯的躯体疾病，这些故事里的病痛也可能包括伴随躯体疾病的精神症状以及伴随躯体症状的精神疾病，它们都以躯体化的方式呈现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下列可能：在“二十四孝”这些多病多痛的父母中至少有一部分，其异常行为是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
由此我们发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情况：随着“二十四孝”作为道德教谕题材的广泛流行，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糟糕的患病行为样板：在这些故事里，病痛主要被表现为具有某种积极的社会功能，成为“父母病人”们——不论有意(诈病)或无意(精神疾病)——在家庭内讨价还价(bargain)、获取特权的手段。叙事者在对子女不计代价地满足他们要求的行为大加赞美的同时，也隐含地认可了这种积极功能。这暗示受众，至少对于那些为人父母者来说，利用病人角色是被允许的，而且这种利用不受任何限制。他们不但能借病痛的名义免受那些对正常父母角色的期望的约束，而且能借病痛的名义任意发展对子女的依赖。对这种“病人”来说，生理障碍在生物学意义上仍然是不可欲(undesirable)的，但与“病人角色”理论的预设相反，病痛并不是一种有义务努力摆脱的反功能状态，而更像是一种可欲(desirable)的“越轨”。
七、躯体化与一体化 而上述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以上各故事中，子女对患病父母的要求，包括疑似谋取继发性获益的要求，不但毫无异议，而且无限迁就。给这种做法贴上“愚孝”标签或许是“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然反应。不过，值得继续追问的是，当事人在选择这样做的时候，遵从什么样的行为逻辑?如果说病人谋取继发性获益的行为，被当事人认为是正当而且合适的，那么这种正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也就是说，“愚孝”如何可能?
上面提到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病人的欲求惊人一致地指向某种难以获得的食物。从以“涌泉跃鲤”、“卧冰求鲤”故事为代表的日常奉养情境，到以“鹿乳奉亲”、“哭竹生笋”为代表的病痛情境，身/心愈不完全，食欲愈排他、古怪。这种倾向在“义妇割股”故事发展到极端：病人吃掉了她的子辈——同时也是照料者兼治疗者，确切地说，被加工成食物形式(“羹”)、据信有某种药用价值的、后者的部分躯体。
不过，我们并不是要以一种笨重迂回的方式再次抵达鲁迅在20世纪初借一个精神病患者之口表达的老结论——旧道德“吃人”(《狂人日记》)。我们的重点毋宁在于贯穿“吃”与“被吃”的一体化迷思。这种迷思以躯体化为实现途径，而“吃”是躯体化的集中和突出代表。在这些故事中，“吃”被当作病人身份的标识，成为他/她索求关切、宣示权力的唯一管道。极端形式是病人“吃”掉照料者。而照料者通过满足病人的“吃”表达关切和顺服，为此主动进行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照料者自视为供病人使用的、满足其特定需要的工具。极端形式是奉献自己的躯体给病人“吃”下，在事实上和象征上都使自己成为病人的一部分。双方通过“吃—被吃”最终被表现为一体的。
病人子女的主动性，在另外两个“二十四孝”涉医故事——“亲尝汤药”和“尝粪忧心”里格外突出。两个故事的病人都处于被动的无欲无求状态，其存在几乎为病人之子的积极“有为”掩盖。这种情节安排进一步凸显了病人之子行为模式的躯体化取向。
郭居敬本的“亲尝汤药”故事表面上相当平淡，除了以俗套的夸张修辞强调父母患病时子女亲自承担照顾工作，并无出奇之处：“母常病，三年，(汉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但亮点在于“口亲尝(汤药)”。《礼记·曲礼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现代读者可能会理解为考察中药汤剂的温度或口感。这是一个现代医学观念影响导致的误解。从历史语境看，“口亲尝(汤药)”，更有可能是主人公在用以身试药的方式考察药效。
以身试药是中国本草学的传统做法。从上古“神农尝百草”传说到20世纪初“衷中参西派”名医张锡纯，在缺乏现代药理学知识和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观察人体服药反应探索药物效用，是中国医生和本草学家的传统工作方法之一。“亲尝汤药”故事中，病人之子亲自介入这项工作，再次反映出中国传统就医模式中相互关联的两个特点——医患角色边界的模糊性和病人家庭的深度参与。叙事者利用试药行为的固有风险与当事人在外部世界的尊贵身份(皇帝)间的张力，衬托当事人对母亲病痛的重视。
“尝粪忧心”故事利用另一种张力表现当事人的德行：“尝粪”以诊断的名义被赋予紧迫性，然而这种行为本身绝不令人愉快。患者之子甘愿亲自“尝粪”，不是医学(即使是按故事里这位所谓医生理解的“医学”)上必须，却在道德上——即做孝子——必要。
“亲尝汤药”和“尝粪忧心”故事的主角都是两种身份的混合——极度积极的照料者，兼具有奉献精神的医疗辅助人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对病人的全然投入。这种投入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情感或精力，而在于表现方式：“口亲尝(汤药)”和“尝粪”，都是个体的躯体或生理官能脱离本人，降为纯粹的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能够代表个体本身。而且这种客体化是当事人的自愿主动选择。有趣的是，其具体形式也是“尝”，即某种形式的“吃”。
“尝粪忧心”故事的后续情节是自我客体化的极致——在得知父亲预后不良后，病人之子“稽颡北辰，求以身代父死”，愿以个体死亡换取父亲生命的延续。躯体(“身”)成为展示权力、亲密与美德的终极工具。“以身代父死”是一个很妙的表述。
八、结论
本文从医学社会学角度对中国人熟知的“二十四孝”故事中出现的病人、病人家庭(子女)及医生的行为特征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建立在现代医学基础上的西方概念框架，例如经典的“病人角色”理论，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患病相关行为，可能并不完全适用。相反，种种在上述框架下被视为典型“问题行为”的做法，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不仅被认为是正当合适的，而且被视为中国家庭代际亲密的一种理想表现。这反映出中国传统就医模式和某些本土观念的强大影响。具体地说，这些病痛故事传达了下列信息：
第一，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医患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医生角色不是这些故事的重点。可以说，在这些以家庭为情境的中国病痛故事中，医生的地位若有若无。医生面对的不是一个患病的个体，而是一个由病人主导的、内部成员行为互相影响的“病人—家庭”共同体。
第二，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认为病人应“自我负责”的想法在传统上似乎并无普遍认知基础。中国病人倾向于让家庭(在这些故事中即子女)对自己的病痛全面负责——包括照料和治疗——而不是自我负责;同时，他们也易于利用病痛赋予的额外机会，从这种深度依赖关系中谋取继发性获益并操纵后者。中国家庭(子女)似乎把病人的上述行为视为完全正常的。
第三，这种以病痛为前提发展的依赖性亲密关系是高度躯体化取向的。卷入其中的个体不是通过互动对自我概念进行扩展和美化，而是恰恰相反，双方都从成年人行为模式(如果有的话)合法退行，一方面是病人行为方式和自我概念的“儿童化”，以躯体化方式“患病”并追求继发性获益，另一方面是作为照料者和某种意义上的治疗者的家庭成员(子女)视自己的躯体为满足病人要求的工具，主动进行自我客体化。
本文在探讨“二十四孝”患病相关行为特征时，尝试把病人身份与父母身份分离处理。由于“二十四孝”题材的单一性，我们分析得出的中国人患病相关行为特征及其他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父母病人”以外的其他病人，这一点还有待后续工作的检验。然而，基于下列事实，我们确信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借助“二十四孝”这样的普及读物，历史上中国的儒家学者—官员鼓励“父母病人”发展对子女的依赖，并对高度躯体化取向的病人—家庭一体化赋予道德正当性，作为维系家庭这一社会单位稳定性的重要途径。随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念更迭，本文所讨论的种种做法，已不再被中国官方和大多数民众视为典范。在2012年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等机构共同发布的、半官方色彩的《新“24孝”行动标准》13中出现的，是反映现代健康观念和家庭伦理的“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等条款。但是，中国人的患病行为、病人—家庭关系和就医习惯，不会像国家主导的卫生运动那样，短时间内在外力推动下完成剧烈转变。在医疗体制问题和老龄化趋势日渐显现的当代中国，“父母病人”的医疗需求，以及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对这种需求的应对处理，正在成为一个日渐庞大的问题。本文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参考。 【注释】 ①程毅中：《敦煌本“孝子传”与睒子故事》，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第149—153页。
②[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3辑，《日记故事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③董新林：《北宋金元墓葬壁饰所见“二十四孝”故事与高丽〈孝行录〉》，载《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第141—152页;金文京：《高丽本〈孝行录〉与“二十四孝”》，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 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287页。
④大泽显浩：《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论孝子形象的建立与发展》，载《明代研究通讯》(台北)总第5期(2002年)，第11—33页。
⑤Roy Porter， Patients and Practitioners： Lay Perceptions of Medicine in Pre-Industria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 ⑥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载《新史学》(台北)第14卷第1期(2003年2月号)，第45—96页。 ⑦Bernice A. Pescosolido， “Migration， Medical Care Preferences and the Lay Referral System： A Network Theory of Role Assimi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June， 1986)， p. 523， doi：10.2307/2095585. ⑧Deborah Lupton， Medicine as Culture： Illness， Disease and the Body， SAGE， 2012， p. 9， pp. 88-92. ⑨袁书会：《二十四孝中的异域人物——浅谈中印文化交流》，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第136—139页。
⑩Alexander Segall， “The Sick Role Concept： Understanding Illness Behavior，”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17， No. 2 (June， 1976)， p. 162. 11David A. Fishbain， “Secondary Gain Concept： Definition Problems and Its Abuse in Medical Practice，” APS Journal， Vol. 3， No. 4 (1994)， pp. 264-273. 12A. Kleinman et al.，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4， No. 5， pp. 499-509. 13《新“24孝”行动标准》，金羊网，http:///ePaper/ycwb/html/2012-08/26/content_1474113.htm，2014年3月22日访问。
第五篇：如何做一个会说话的好医生演讲稿——医患和谐,从沟通开始
医患和谐，从沟通开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事：
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做一名会说话的好医生”的一点点个人体会。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医患和谐，从沟通开始”。
早在2500多年前，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医生的语言就像一把刀子，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正面的语言和负面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惊人效果。俗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美好的语言是一首诗，给人以美的享受，不仅让人听了心情愉快，感到非常亲切温暖，而且有助于患者康复;而糟糕或不当的语言就是一剂毒药，不仅让人听了心情不悦，感到非常痛苦，而且会加剧患者的病情变化，使患者的病情雪上加霜。医患沟通是医生的基本技能。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会处理临床问题而且还要面对更多来自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病人情况可能都不同，只有与病人多沟通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才能正确把握病情。沟通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听”聆听病人的声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自然赋予我们人类一张嘴，两只耳朵，也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倾听是多么的重要。对于医生来说不管是诊断还是选择什么检查、治疗方案都必须从“听”中分析出来。其次，作为一名医生不但要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与你的病人在一起交流。交流还可以减少临床上非常多的误会。病人有时会错误的认为所接受的治疗是不正确的。所以与病人交流非常重要并且
还得知道怎么样才能跟病人进行有效交流。医生不单要学习医学，掌握临床技能，还要学习心理学、社会学。同时对于不同的病人得进行个性化的沟通。不同病人需要不同的沟通方式。有些特殊病人需要创造一个特殊的环境如封闭的空间与病人单独接触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不容易沟通的病人得给他时间，耐心、耐心、再耐心。
我认为对职业本身的热爱是做位好医生的基础，而学会沟通、能说、会说，则是成为一名会说话的好医生的关键。要做一名“会说话”的好医生，我觉得还要做到“三知”、“四心”。“三知”即“知人”、“知面”还有“知心”，“知人”就是知道患者的为人以及患者所处的周围环境(包括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生活情况等问题)，通过我们平常的“拉家常”就能知道患者的这些情况，只有知道患者的为人以及患者所处的周围环境，才能为我们的沟通奠定第一步基础，打开一扇和谐之门，“知面”就是根据患者的面部表情、体位、身体姿势等判断患者的需求，“知心”就是要知道患者心理所想的，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我们跟病人之间的距离。沟通，从心开始。“四心”即“热心”、“爱心”、“真心”、“关心”。从心里面为患者着想，用热心去温暖患者，用爱心去感化患者，用真心去打动患者，用关心去体贴患者，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沟通起来就容易多了，患者也觉得亲切多了，就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了。“拉家常”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促交流”促进医患之间的和谐。同时我们要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赢得患者的信任，让患者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与疾病作斗争，而是跟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
做好了沟通，只能是算会说话，可好医生还需要精湛的医术及高尚的医德做基础，正所谓德才兼备。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就说过医道为“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这就说明我们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还要博览群书，拓展自己的知识面，理论联系实际，学无止境。关于医德，孙思邈在《千金方》的序言里就以一言以蔽之“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与此”，同时，《大医精诚》里面也有阐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这些都是说明医生需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
沟通是和谐医患的开始，而会沟通、好医术、讲医德才是成为医患和谐的关键。怎样进行有效的沟通，如何更好地沟通，怎样更好地促进医患和谐，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进一步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坚信，通过我们大家不断地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医患和谐的目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吧!
最后，祝愿我们医院的明天更加美好，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