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精选8篇）

篇1：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断渗透到中医学中，深深地影响着中医的发展；中医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宝库。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谈到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先从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基本精神、基本特征入手了解。

中医的基本精神首先是治人，其次才是治病。“治人”，人不仅自身要和谐平衡，包括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寒热表里等；而且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中医学认为，天文、地理、人事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要顺其自然，适应社会，才能达到身心健康。可见中医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意识。这又与中医的精神相结合，所以说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紧密相关的。

而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中医蕴涵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前赴后继不断实践、领悟、总结出来的精华，其中充满了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用人文科学的理念构建起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这种医哲交融现象是任何学科都不具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二、中医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传统文化对中医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第一，对人与自然的理解，中医的观点与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如天人相应，五行生克，阴阳平衡等，医学理论来源于传统文化。第二，中医强调的修身养生观汲取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庸、中和观；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祸福相依观；佛家的随缘任运、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空无超然观等。第三，中医对病理的认识与治病的方法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不管是藏象兼治、丹药医方，还是望闻问切、推拿捏打等无不有传统文化的理念在其中，如“平人不病”、“阴平阳秘”等就是传统文化中“中和”的理念。第四，中医的一些名词也受传统文化影响，比如枟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枠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脾胃者，仓廪之官，无为出焉„„”以古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官制类比人的脏腑功能。可见中医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

三、中医的发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宝库，比如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生命观、生死观、饮食观等或多或少带有中医的印迹；与中医相关的养生术、相面术、房中术、风水术、武术气功等对传统文化的建构与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医，很难设想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会延续下来，更难设想会有如此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医的发展也促使了传统文化的繁荣。

中医不单纯是一门医学，它博大精深，广涉旁通，“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明代张介宾《类经·序》），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容涵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医在传统养生防病中的作用

健康是一个永恒、令人高度关注的话题。《皇帝内经》就对养生保健有大量阐述：“与其教养治疗于后，不若摄纳归养于先”，“上工治未病”，“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尤其是对很多慢性杂病的调理保养，中医药已经或正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医对传统养生防病产生积极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

谈起中医养生，很多的人都想起它与抗病防衰，益寿延年有关。但是，中医养生究竟是什么呢？中医养生就是以传统的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阴阳五行变化的规律，对人体进行科学调理，保持生命健康活力的养生方法。中医养生中有针灸、推拿、拔罐、气功、食养、药养等丰富多样的养生技术。

中医推拿的历史悠久，在古代，中国就有推拿医疗的活动。通过用手法在患者身体特定的部位或穴位上进行推拿，就会感到疼痛减轻或消失。这种方法也可以转换成各种能量，并渗透到人体，改变系统机能，达到治疗效果。

就是利用用毫针刺激人体的穴位，以激发人体经络之气，使人体新陈代谢旺盛起来，从而起到强壮身体、益寿延年的目的。可以调整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症状以及治疗肝气郁结、增强消化功能等。

中医拔罐疗法又称“角法”，拔罐通过物理的刺激和负压人为造成毛细血管破裂淤血，调动人体干细胞修复功能，及坏死血细胞吸收功能，能促进血液循环，激发精气，调理气血，达到提高和调节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气功是我国中医上特有的一种健身术，通过自我调控意念、呼吸和身躯、来调整内脏活动，加强自身稳定机制，从而达到祛病益寿的目的。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静为主，静立、静坐或静卧，使精神集中，并且用特殊的方式进行呼吸，促进循环、消化等系统的功能。

一是以动为主，一般用柔和的运动操、按摩等方法，坚持经常锻炼以增强体质。

食养就是按照中医理论调整饮食，注意饮食宜忌，合理地摄取食物，适度补充营养，以补益精气，并通过饮食调配，从而增进机体健康、抗衰延寿，以增进健康，益寿延年的养生方法。

由于饮食为人所必需，而饮食不当，又最易影响健康，故食养是中医养生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药养就是中药养生是中医的传统特有药物，以植物类药物为主，通过特定方法熬制以后对人体的疾病有相当好的恢复作用，是中医的必备治疗方法之一。所以最关键是病人的身心调整、思想、生活方式改善、人际关系改善、健康改善。

无论是针灸养生、推拿养生、拔罐养生、气功养生、食养养生、还是药养养生，都是为了改善人体机能，调节身体健康。

要健康长寿，必须顺应自然、情绪稳定、起居有常、合理运动，以食疗为主。食疗中酸苦甘辛咸，青赤黄白黑．对应人肝心脾肺肾，虽稍有牵强，但平常稍加注意，正确对待，也不失为养生防病的好方法。把中医药理论精髓跟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正确认识中医药这一传统养生文化的精髓，深谙天、地、人和谐之道。即自然、社会、人三者的和谐统一之道。自然就能够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篇2：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原文化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认识作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起到了引领人们更好进行生产生活的作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新的知识、思想、技术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前景必然更加广阔。

阐述和梳理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无论是促进人民的身体健康，提升文化修养，还是促进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人类诞生后，就逐渐产生了医药的活动。

如今流传的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伏羲、黄帝时期，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的源头及主要发祥地。

一、中原历代先贤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养生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先秦诸子中，杂家和道家对医学，尤其是对《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思想影响较大。

杂家的代表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道家的代表莫过于老子、庄子。

而吕不韦、老子、庄子都是河南人。

吕氏，战国末期政治家，濮阳人;老子，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周口鹿邑县人;庄子，战国前期的思想家，商丘民权县人。

老子和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顺乎自然、返璞归真的养生理论对后世也产生着深远影响。

此外，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墨家创始人墨翟、杂家列子都是河南人，均有关于养生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中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着一大批中医药名家

中原古代文明彰显着中原古代文化的灿烂，推动着中国古代中医药的发展，造就了众多中医药名家。

中原古代文化的核心偏向于儒家思想，是源于汉武帝汲取董仲舒奏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时期也是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儒家思想将孝做为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仁则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倡人们将齐家、治国、修身、平天下做为人生理想，其中最高理想当为济世利天下。

医者，仁术也。

在古人看来，做官与行医，即良相和良医，本质是相同的――济世利天下。

因而掌握医术者，特别是儒士们把行医济世做为自己的义务，从而也诞生了一大批的中医药名家。

张仲景，河南邓州人，举世名著――《伤寒杂病论》的作者，他本人放弃高官不做，潜心于研究医学，终成一代名医;除此之外，中原地区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医学家等[1]。

这些著名的医药学家，犹如璀璨的群星，指引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道路。

三、在中原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字，为中医药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字，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记录和传播历史的主要载体。

汉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起源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2]研究甲骨文中汉字的几种主要形体，发现基本上是基于中原演变和定形的。

甲骨文的圣地坐落于美丽的河南安阳小屯。

在甲骨文中，存在着最原始的中医文献，记载有20余种疾病。

篆书，春秋战国到秦朝时期通行的字体。

小篆，是秦朝李斯(河南上蔡县人)受秦始皇之命整理简化而成。

李斯的小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统一了天下的文字，而且能够有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

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大约产生于秦代。

蔡邕(河南杞县人)是东汉末年的大学者，也是书写隶书的圣手和大师。

楷书，萌发于西汉，到东汉末年渐趋成熟。

钟繇(今河南长葛县人)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楷书书法家。

宋体字与活字印刷术均始创于开封。

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对今人研究中医药学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为东汉人许慎所著，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人。

四、中原武术文化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河南温县陈家沟为太极拳圣地，河南登封少林寺为禅宗祖庭。

太极拳和少林武术创造了灿烂的武术文化。

武术的比拼，难免导致肉体的创伤，武术伤科也就随之而生。

疾病的“疾”字，就具有带有箭伤而卧床之意，因此医学与武术犹如一对孪生姐妹。

少林伤科，继承了佛家伤科学的特色，有自己较为完整的治疗体系：在中医学为基础的大背景下，以经络气血的传输为理论依据;以穴道部位、脏腑经络为辨伤基础;以独特的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方、点穴疗法及正骨夹缚等为治疗方法。

它既是中医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拓展了中医学，促进了中医伤科学的发展。

武术与中医药的产生和形成均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完善。

它们和中医药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五、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对中医药的重视，促进了中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北宋时期提倡“兴文教，抑武事”，因此政府对医药学高度重视，逐步制定出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医药学发展，使宋代的医药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多次修订本草，北宋政府就曾四次修本草;建立了各种国家医疗机构，例如在东京开封设立的“熟药所”，是我国最早的官方药局;建立全国医药学中心机构，注重选拔人才，兴办医学教育;组织编写《太平惠民局方》等多部药典;禁巫兴医。

以巫术为业的巫师，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着。

历代王朝几乎都采取默认，甚至肯定的态度。

直到北宋，政府实行了禁巫兴医的政策，多次颁布了禁巫的法令，为医学的发展肃清道路。

北宋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通过对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和地域中医药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提高中医药地域的知名度，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带来进步。

此外，还需要需要加大力度来支持高水平中医药的研发项目，并提倡研发拥有自主产权的中药新药。

通过将中药新药研发与重大疾病的防治结合起来，期望在艾滋病、肿瘤、高血压、病毒性肝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研究方面做出新的突破，从而达到建设中医药强省的目标。

[3]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促进，相互依赖。

中原的民生产业是中医药文化产业，中医药文化产业也是一个为国富民强保驾护航的利国利民的产业，因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医药文化。

参考文献

[1]许敬生.中原古代文明与中医药文化[J].中医学报，，24(5)：1-6.

[2]许敬生.中原中医药古代文明简论.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D].2009.

篇3：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 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 随着西学东渐, 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 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 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 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 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 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 “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 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 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 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 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 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 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 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 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 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 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 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 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 形成系列分支学科, 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 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 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 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 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 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 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 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 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 早在1940年1月, 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 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 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 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 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 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 在政府的倡导下, 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 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 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 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 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 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 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 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 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 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 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 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 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 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 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 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 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 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 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 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 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 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 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 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 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 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 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 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 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 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 (1990) 、中医文化研讨会 (1991) 、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 (1994) 、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5) 、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6) 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 (1993)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6)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7)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7)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0) 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 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 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 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 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 在中医药研究中, 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 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 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 如不加以注意, 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 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 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 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 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 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 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 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 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 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 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 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 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 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 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 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 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 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 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 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 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 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 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 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 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 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 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 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 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 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 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 不了解阴阳概念, 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 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 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 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 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 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 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 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 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 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 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 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 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 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 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 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 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 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 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 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 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 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 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 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 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 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 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 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

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 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 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

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 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 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 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 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 “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 会发现“文革”之后, 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 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 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4.3 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中医药根植于传统文化, 离开传统文化, 中医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古代俗语“秀才学医, 笼中抓鸡”形象地说明了传统文化知识背景对学习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倘若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 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 则很难成为中医名家, 中医药理论难以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当前很大一部分中医药院校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 急功近利, 既不具有历史意识, 又不具备长远眼光, 与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主干课程———医古文越来越被边缘化, 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 更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 最终只会导致中医药的异化和弱化。

目前, 中医药界特别是许多名老中医对中医药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理论功底薄弱、中医基本技能不扎实、“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等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并建议加大中医教育改革力度,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的中医药人才, 加大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课程建设是当前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总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没有中医药文化的复兴, 就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回顾历史, 直面现实, 由于忽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 中医药事业发展曾一度误入歧途。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应本着一切有利于中医药学发展的原则, 尽快取消异化中医药学的做法,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下, 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和原始性创新, 从而真正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只有中医药事业的从业人员真正将中医药文化熔铸到思维、心理中, 中医药才能自然地壮大起来。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 中医药这种独特的品行决定了必须用其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历程表明: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全面开展是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因素。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科学

参考文献

[1]文苕.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纪要[J].医古文知识, 2005 (4) :46.

[2]潘雨延.易与佛教·易与老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72.

[3]刘力红.思考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406.

篇4：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留学生 中医药学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19-02

目前，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中医药专业仅次于汉语言专业位居第二。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它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结晶，更是其中一颗璀璨明珠。因此，高等中医院校应加强对留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1 加强留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1.1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整个中医药教育

中医药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的中医药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因此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医药教育理论体系。因此，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就是要加快中医药国际人才的培养，中医药专业留学生教育俨然是中医药国际教育一个重要的特征和主要形式，通过留学生教育让世界了解中医药、认可中医药。

1.2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医药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多，国别也出现了扩大化，最初来华学习中医药专业的留学生以中国的近邻日、韩国家的学生为主。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欧洲、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许多留学生也把中医药学作为来华留学的首选专业。但是留学生很难理解中医学的内涵和精髓以及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来自汉文化圈的日、韩、东南亚的留学生，虽然能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毕竟还是与本国文化存在着极大差异，因此他们对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盲点和障碍。

因此在中医药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国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仅是会说流利的汉语，会日常的交际，还要懂得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中国文化课程是汉语言的有力支撑。正因如此，高等中医院校不但要以专业知识传授为主体，更不能忽视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不能让文化成为专业学习道路上的绊脚石，而要使文化学习成为专业学习的良好基础。

1.3 高等中医药院校在留学生中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留学生学习中医，汉语言是基础，没有过硬的汉语言水平是肯定不会在专业学习中取得成绩的，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汉语课程的学习，打好汉语言基础。但是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日常交际口语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系统学习并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了解中国的民风民俗、历史文化背景、人文地理知识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中医药文化的深刻内涵，否则只是表面肤浅的认知记忆。但目前各高等中医院校此类课程开设不足，学生缺乏系统的学习，造成在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时候显得尤为吃力，只是死记硬背，不能深刻领悟其中的内涵。人文学科、文化课程开设不足，学生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文化素养，很难形成中医思维和逻辑。

因此，中医药国际教育不但要加大汉语言课程的教学力度，还必须加大人文课程的教学，优化中医院校的课程设置，逐步提高教师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其教学地位。开设如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经典著作鉴赏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显得尤为必要。这种新问题的提出就要求中医药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外事管理干部不仅要拥有渊博的中医药知识，更应掌握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帮助学生提升思辨和领悟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把握中医灵魂和命脉的大医精诚的高级人才。

2 重视留学生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保持中医优势特色的途径

2.1 拓宽文化教育空间，创建文化教育新模式

为增进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学校应力求为学生营造氛围，无论从教室的布置还是体验活动的安排，都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学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打破以往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学校应努力创造具有烘托中医文化氛围的活动，使学生积极营造有中医药学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学生更多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如定期举办人文、社科类讲座，举办艺术节等以提高留学生人文素质为宗旨的大型活动。定期开展中外学生联谊会，不但能增进中外学生感情，同时也可以在相互交流中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我校近年来连续举办了中外学生中医基础知识竞赛，竞赛内容既有中医学知识又包含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种竞赛不但能激发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更能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记忆。此外，我校部分留学生代表参加了“中医中药中国行走进天津”、“中医中药中国行走进北京—— 大型科普晚会”的活动，通过文化娱乐活动留学生们对中医药有了更深的认识与热爱，并能切身体会到中医药对人类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2.2 培养专业师资队伍，引进高水平人才

要想达到理想的教学质量，就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技术精湛的教师队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多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都只对其中某个领域有比较深的研究和造诣，若要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恐怕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此问题，高等中医院就要从引进师资方面考虑如何解决。如果只引進医学方面的人才，不能满足人文学科的教学任务，那么就要考虑从文科院校直接引进具有人文科学研究的专业人才。迄今为止，能独立承担本学科教学任务的老师还占少数。

此外，也可重点培养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一些即将毕业的本校本专业的学生，使其成为适应课堂教学的一专多能的人才，学以致用，在留学生中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做文化传播的使者，而不是照本宣科，更不可以视留学生教学为儿童教学，只讲一些肤浅的，皮毛知识，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深入贯彻留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2.3 创新文化课程教学方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创新教学模式，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的教师上课要么照本宣科，要么按照PPT宣读，这样的教学模式不能起到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只会让学生认为中医教学就是陈旧的，呆板的。而PBL启发式教学法已成为当今教育界发展的一种教学大趋势，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效率，引导学生自主式学习，在传统文化这门课程中尤其适用。PBL即“问题导向学习”，它与传统教育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别。问题式教学方法促使留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中国文化的深邃以及留学生自身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都会增加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难度。因此，当前教育存在的一大主要问题是留学生无法主动参与到教学环节之中。而PBL教学模式强调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提出问题后，由学生带着问题自主学习，以问題激发兴趣，促使学生自学和独立思考。这种先进的教学模式无疑可以减弱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困难，增加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尝试提出新颖有趣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并引导学生通过网络、书籍等形式查找信息，探究答案，总结规律，刺激学生的学习热情。最终以讨论的形式汇总大家的观点，在沟通交流中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体会。

3 加强对留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3.1 是留学生尽快适应新环境，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的需要

留学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学，说明了他们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自己所选院校和专业的热爱。但是由于受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宗教信仰等的影响，会让留学生在新的环境中产生陌生感、恐惧感和思乡感，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在华期间的学习生活。

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使留学生尽快的熟悉中国国情和民俗习惯，还可以大大提高留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3.2 是向世界宣传中国、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效途径

留学生这个群体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让留学生从初来中国的陌生感、恐惧感，到逐渐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文化并且接受中国文化，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是我们外事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红梅.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研究中医思维培养途径[J].四川中医，2008，26（8）：41-43.

[2]周仲瑛.加强中医传统文化研究，保持中医的优势和特色[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2）：63.

[3]胡森.高等中医院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的必要性及思考[J].中医教育ETCM，2004，23（3）：81-83.

[4]薄彤，张杰.中医文化在中医药对外教育中的作用[J].西部中医药，2011，24（8）：57-59.

[5]张宁.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实践活动的思考[J].科教导刊，2006，30（5）：209，246.

篇5：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园林的关系

楚楚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林工程学院 园林技术，江西省 吉安市 343000 摘要：中国园林之所以有着丰富的主题思想和含蓄的意境，原因在于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丰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文化艺术的沉淀，儒家道家思想的流传和人文精神的延续对中国园林的影响都是十分之大的。

关键词：中国园林；文化艺术；人文精神；思想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博大精深，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早园林风恪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沦从园林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义内涵到景物之间的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1.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与园林艺术

中国古代的造园艺术，有独特的名族风格和非常鲜明的名族色彩，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换将，同时也受到古代自然美学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或者说汉族名族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名族的文化，其思想渊源要追溯到先秦的美学思想。中国的美学思想，虽非始于先秦，但到先秦时代才初具体系。

在先秦的美学思想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孔学，不管时好时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名族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和补充，形成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体系的基石。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什么叫传统文化？我们要有新的概念，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都是传统文化；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是传统文化。其实，人类在自己的发展中，从来不曾把传统文化抛弃，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

中国园林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

2.禅宗思想与中国园林

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禅宗是由于佛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注重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之一。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

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之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两者浑然如一的整体。为了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展现出这种自然宇宙与人的整体境界，禅学认为，内心的体验便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这是因为宇宙万物的一切都是人心所生。正如六祖惠能的传世之偈中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不仅体现了“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旨趣，还阐析了禅学对于宇宙本体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在刹那之中使自己获得解脱的觉悟或感受。禅宗思想可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

（2）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

（3）“以心传心”、“自解自悟”、“不着文字”的内心体验。

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等的作用，提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入到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的观点看，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意于小。小中见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艺术中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在绘画方面，“咫尺有千里之势”；在诗词方面，“五绝只字，最为难之，必言短而意长而声不足，方为佳矣。”园林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以咫尺面积创无限空间。小何以大？小是客观的，指园林的面积，大是主观的，指人的感受。大通过小而体现出来。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像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正如沈三白《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所说的那样：“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除了以小见大的创作方法以外，园林中的“淡”也是源于禅宗思想。园林的“淡”可以通过两方面来体现。一是景观本

身具有平淡或枯淡的视觉效果，其中简、疏、古、拙等都可构成达到这一效果的手段。一是通过“平淡无奇”的暗示，触发你的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达到某种审美体验。

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追求，常常与社会的剧烈变革、政治动荡以及思想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对自然美的整体认识，那恰好是周王朝衰落，群雄割据，战乱连年的时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汉国力强盛，这时儒学上升为正统独尊的地位，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普遍的入世和进取精神。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是士大夫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对个体自我意识的要求和发展处在次要的地位，对自然美的追求也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时代本身不具备对自然美作深层次发掘和开拓的土壤和条件。对自然美认识是在东汉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深化。无独有偶，私家园林、山水诗画都出现及勃兴于这个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儒道结合的玄学进一步发展，在艺术上提出了“言不尽意”、“悟对神通”的理论主张，使山水诗画的创作达到了一个追求形外之意的境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出对自然美的一种怡然、闲适的深远情思。中唐以后，士大夫艺术思维层次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由于盛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转入衰落，士大夫的心理又一次失去平衡，这时糅合了老庄和玄学的禅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它所提倡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心悟、顿悟的领悟方式对艺术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于是，人们在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总喜欢把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之中，物我交融为一，从而在创作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准确抓住自然美的精华，并加以再现。因此，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3.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产生时并无儒说。在经历千年上古之后,于春秋战国时终于形成诸子百家。儒 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儒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教化、“忠恕”和“中庸”之道,这些理论学说也被中国园林所汲取,并主要在以下几点表现中国园林的造园艺术。

(1)皇家园林中心和轴线的思想与君臣民的礼制观是一致皇家园林中心和轴线的思想与君臣民的礼制观是一致的。如颐和园从后山到昆明湖有一条明显的轴线,而在这条轴线上又有一个明显的中心,那就是佛香阁。以佛香阁的位置、高度、规模、体量统帅着所有的景区和景点,这与一君率万民是相似的。

(2)私家园林中诗情画意的表达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隋唐统一中国后,儒家提倡的文学艺术审美观,把园林作为修身齐家的场所,一改魏晋南北朝道家思想,使园林自然韵味渐淡,人文气息渐浓。园林中的儒家文人的活动和影子在清代臻于化境。

(3)中庸思想：中庸思想首先表现在儒家与道家和佛家的融合上。魏晋时,儒学与老庄融合为玄学,对自然山水园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园林布局的和谐,即是儒家中庸思想的表现,其次是反映在既寄情山水又不能纵情于园林的合度思想,表现为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既要有“思无疆”和“思无期”,也要有“思无邪”的思想,表现中国园林审美的理性倾向,正所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4)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

4.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而又深刻的。用之于政治，可以治国安邦，譬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内用黄（帝）老（子），外施儒术的结果；用之于经济，可以富国强兵，譬如管仲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就是阴阳文化和道家哲学的实践结果；用之于军事，可以百战百胜，譬如中国的军事家，从孙子到诸葛亮，都是阴阳学家；用之于个人，可以修身养性，譬如老庄的“无为”哲学，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实践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用之于社会，可以安居乐业，譬如儒家的天命论，一向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的无为观，一向被统治者视为至宝，就是因为它们一贯提倡知足常乐，使人人在社会上自安，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用之于科学，可以见微知著，譬如许多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都曾经受到易经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的发明，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等等，都有《易经》的影响；拿来用之于中国传统园林，可以美轮美奂，犹如中国水墨山水绘画的写意和抒情、中国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都曾经和正在陶醉着无数的世人；精美绝伦的中国园林都曾经使世界为之倾倒„„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和妙用，用它来解释宏观世界，可以知道，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用它来阐述微观世界，可以明白，一尺之捶，日截其半，万世不竭。4.1中国园林发展的必由之路

旧的园林形式终将随着新时代的出现而逐渐走向衰落!新型园林也必定是在旧形式的废墟里成长起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是园林形式衰落乃至消亡的根本原因!而急功近利，盲目抄袭只能导致各种园林思潮的加速消亡。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园林艺术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而它又建立在对古今中外园林艺术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对本土文化和景观资源的深刻理解之上，惟有继承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勇于创新，融贯中西，博采众长!才能使中国现代园林真正走向健康发展。4.2中国园林的意义

关于古典园林的研究对现代人而言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古典园林的理念与理法对现代人的启示；二是古典园林中的不足与糟粕给现代人以警示。

结论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正在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它也必将对人类不可能终止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之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园林，如鱼得水，须臾不可分。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1]吴隽宇，肖艺.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中国园林.2001年.P3.[2]黄志华,詹福麟.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园林.2004-02-19.[3]朱建宁,杨云峰.中国古典园林的现代意义.中国园林.2005年.P2.[4]郭风平.中外园林史.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年07月

篇6：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儒家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与发展

儒家哲学的核心是“人”，一个完善的人或人格, 以及实现这完善的功夫。儒家言“道”、“命”、“理”、“气”、言“天”、“地”、“物”、“器”，都是以人的世界为中心的。言“心”、“性”、“情”、“才”，都是言人所具有的发展完善的能力的，等等，都是言人的发展和完善自身所需用工夫的方式。在根源上，道家学说是守本、归本的哲学。在这种学说中，道始终是弥漫的、无定的而又无所不在的。儒家学说是从本达到末、达到器物人事的哲学。在这种学说中，道虽然是弥漫而无处不在的，却已然可以在一种笼罩得的上来谈论，而这笼罩的德，在人的意义上，可以在器物与人事两者上加以识别。两家学说在精神相同，却又显示很大不同。基于儒家伦理传统的观念，在公共生活中，儒家在传统上认为，一个人在家庭中孝敬父母，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就会做事合乎伦理。近来，中国的公共关系发展产生了许多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基于上述观念的以儒家伦理传统为基础的家庭伦理与教育似有些联系。(一)儒家伦理的视野偏差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在发生着激烈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感谢儒家的重视家庭的传统，亲情依然是中国人家庭中最为真实的东西，敬与孝的伦理也依然是中国文化中的牢固观念。而与此同时，家庭正在由于公共生活的迅速扩展而边缘化，家庭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已大大地缩小。人们在公共生活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表现纷繁，从现象上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即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问题和对待公共生活的规划的态度问题。(二)儒家伦理在公共关系中

儒家的孝与敬的伦理是家庭的伦理，不适宜也不能够推广到公共生活中。解决近日的公共生活问题，有赖于人们对周围的陌生人的尊重态度的发展。基于这种态度才能够有照顾弱者的态度和尊重公共生活的发展。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化，较发达地发展了这种态度，“每个人都是人”成为普遍的观念，所以公共生活规划得到普遍尊重。在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发展培育尊重身边的陌生人、尊重公共生活规则的伦理态度，使之逐步地成为民族的健康人格的两个方面，这也许是可以期求于今后的社会发展与教育。

(三)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

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是儒家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重叠的，一个人从生来到成人往往会承担许多社会角色，这些角色在一个人身上彼此交叠。在中国，总归受着儒家文化固有观念的影响，在不同文化的国度，私人交往、公共交往都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中庸之道，可谓是许多人在交往中默默怀在心里的准则。

二、“做人与做事”：交往伦理观念

“做人”和“做事”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文化底蕴的支持，在中国自有他的特点，我们从最简单而又难以简单说清的“做人与做事”的原理出发，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共关系在中国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做人”观念的影响

解读中国人日常的“做人”观念，最重要的莫过于指出这样一点：这个观念主要是同一种“内部”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同陌生人的关系中通常同“做人”问题无关。“不相识的陌生人”也通常被当作日常交往与公共生活，既有差别的交往与无差别的交往之间的界限。日常交往关系的本性在于情感联系，公共生活关系的本性则在于交换。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公民对每个人都意味着相同的内容;在私人生活中，“做人”对一个人的含义则可能与对另一个人的完全不同。如果“做人”就是处理一个人在他的私人交往生活范围内的交往事务，就是在这些事务上要按照某种适当的方式做事情，那么结论也是显然的，就是要在每一种私人交往关系上，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人所说的物种人伦关系上，按照某种适当的方式做事情。在这些关系上，按照适当的方式做事情就被看作是合理的，不按这种方式做事情被看作是没有德性的，甚至是行为上的劣迹。在最一般的形式上，“做人”所包含的这些基础性的德行可以概括为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丈夫与妻子间的忠诚、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以及邻里、同事等）之间的诚实。这些德性的基础性的部分向来受到重视，并且是舆论关注的基本点。这些基础性的德行通常是包含在“做人”的观念之中的。但是“做人”的观念并没有同他们全体或其中的某一种德性观念有清楚的联系。他们是同“做人”的观念是以朦胧暧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不同人们的观念中，“做人”可能意味着十分不同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对父母孝敬和报答养育之恩，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对朋友要诚实或者对丈夫或妻子忠实，对其他某个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这也就是“做人”的观念始终可以同任何一个人对日常生活事物的感觉产生相关性的原因所在。中国人似乎终归要通过私人的感情的交往生活而成为“人”，这种传统里面有他的生命的“根”。“做人”是中国人熟悉且摆脱不了的日常观念，他带给中国人独特而丰富的对私人实践事务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否同每日每时在把人们卷入其中的公共交往生活得实践事务相互协调, 并普遍产生健全的人格意识，这是中国人在新世纪中的实践问题。(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做事”观念的影响

“做事”一词有相当广泛的意思：外出经商是“做事”，担任公职是“做事”，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做事”。“事”在日常语言中有两个相近的意义：一个是“事务”，一个是“事情”。其中事务一般是指某些经常性的、需要不断处理的事。与此相区别，事情常常是具体的、有始有终的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事情是分为“件”，而不是分为“类”。“做事”在日常语言里通常是在笼统的、总体的意义上指从事职业和生计的活动而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不是指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中国的父母们常常劝导子女和年轻人“学会‘做人 ’‘做事’”、“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关于“做人”和“做事”的意思似乎是不需要加以解说的，以为这种意思被假定为人们（包括年轻人）的日常意识。这其实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两个语汇是关于交往的实践事务的总体性的观念，包含的意思很难用清楚而又有概括性的语言说明白。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会受到家庭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影响、朋友的影响等等。总之在中国他就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生活处处有文化。

三、构建和谐社会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共关系在中国发展的影响，笔者想构建和谐社会应是其最具体的说明了。和谐社会它包括很多内容，其中包括和谐的经济、和谐的社会、和谐的文化。它的发展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也就是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公共关系。

(一)和谐社会中的公共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活中关于人的最基本的三个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三个基本关系长期稳定地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而这三个基本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所以，建立三个基本的和谐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抓手，也是政策、法规调控的准确切入点。1.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关系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最小组成部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全面发展，是建立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定又是高素质的公民群体。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要求每一位公民具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2.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这是因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既有独立的自我，但同时又是社会的一分子。所以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必须建立在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上。在绝大多数时候,社会道德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起着主导作用，但在极少数情况下，整体利益对个体利益也要做出妥协和让步。因为，和谐作为一种关系，关系是有两面性的，必须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从两方面共同建立和谐，什么时候都不能只看一面，否则和谐就建立不起来。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人与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些矛盾与问题使得各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之间又不能得到有效调节，致使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贫富差距，同时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出现不平等，导致人与社会有一定矛盾和冲突。人与社会和谐，就势必在坚持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整体利益也要为个体利益的存在提供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的平等要求。(二)儒家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其中“贵和”、“诚信”的伦理道德理想，深深根植于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篇7：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为什么要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它与道教并列。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佛教与佛教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文化学术产生了极其深远和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美术、建筑）等方面。佛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起过一定作用。佛教影响更深浸到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情感之中。

哲学: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与命题，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对中国哲学作出过贡献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智顗、吉藏、法藏、慧能、神会、宗密等，还有如谢灵运、柳宗元、王安石、苏轼、李贽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他们都从佛教哲学汲取过思想资料。宋明理学主要受华严、禅宗等的影响，晚清民主思想启蒙者纷纷从中寻求思想武器：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很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影响了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文体方面，四声的发明、律体诗的产生（沈约、周颙）；唐宋以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源自文辞酣畅、想像丰富的佛经变文。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它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影响深远。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著名风景点的标志。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更是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宝库。佛教对晋唐以后的绘画艺术影响极大。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唐王维的文人画发展到宋明写意画，与禅宗和般若学思想有关系。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茶叶的盛行亦源于佛教。唐代茶圣陆羽，长期生活在寺院中，他的《茶经》就是对僧人制茶、饮茶技术的记录。此外，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音乐等内容。二如何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自从它在印度创建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传到中国的西藏和中国西北部蒙族、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前苏联远东布里亚特族地区。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并出现了许多部派、学派和宗派。首先，认识佛教在教主、教义、教徒方面的特点佛、法、僧三宝：佛教与其它宗教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佛教在信仰上比较松散与自主，在教义上比较开放与自由，在组织上不严密。其次，要区分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形态。佛教自创始起经历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中先后形成了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以及密教。中国佛教，是佛教的一个特殊形态。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对佛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批判地汲取。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的环境与条件加以改造，才能在中国民众中扎根。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之上加以理解与发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与宗派。世界名人论佛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有效的，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

□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耶稣。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爱因斯坦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章太炎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谭嗣同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第二讲 佛教的产生

一、佛陀的时代—佛教产生的背景

乔达摩²悉达多：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6）：释迦族的圣人；“吠陀文明”（雅利安人）；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吠陀》信仰；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社会变动→思想上百家争鸣；沙门，六师外道

二、佛陀传记与传说 17岁：耶输陀罗、罗睺罗 29岁：出家35岁：成道（传道45年）80岁：涅槃 “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佛陀”：Buddha 觉悟者 菩提 Bodhi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无上正等正觉）佛陀的足迹

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加；竹林精舍：摩揭陀国王舍城；祇园精舍：拘萨罗国舍卫城

三、佛陀的面貌思想家：重理性；伦理家：重现实；哲学家：辩证思维；文学家；教育；宗教家

佛陀是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解脱大众的疾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彻底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他不安于现世安逸的生活，不愿稀里湖涂在生死中沉浮，艰苦探索，精进努力，从贵族家庭走进沙门的行列。几十年间，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又克服了内心中的种种矛盾，追求人生的奥秘、宇宙的真实，得出了在当时是十分独特和杰出的结论。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极少数以个人力量改变人类面貌的伟大人物之一。第三讲佛法的基本内容(一)

一、人的本质

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2、人的本质：五蕴

色：物质。四大即地、水、火、风；五根即眼、耳、鼻、舌、身；五尘即色、声、香、味、触。受：领纳之义，指感觉。如六根领纳六尘所生之喜怒哀乐等感受。想：取像之义，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等。相当于知觉、表象和概念。行：意志一类的心理活动，亦即对于外境，生起贪嗔等意念。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即业)。识：了别、分别之义，指总的意识活动，对于所认识的对象，予以判断和推理。四谛—佛教的人生观苦—痛苦集—原因灭—寂灭道—途径

1、苦谛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

2、集（原因）无明→执著、欲望→烦恼（三毒：贪瞋痴）→造业→苦

3、灭谛 nirvāna灭烦恼得解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4、道谛(八正道三学六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戒（Sīla)定（Samādhi)慧（Mati)戒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十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具足戒：男子250条，女子348条(《四分律》)

定“定”：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生定”，“修定”）“禅”“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慧断惑证理。决断疑念，达于无为之空理，获得智慧解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六度 Pāramitā（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5432般

禅

精

忍

持

布

若

定

进

辱

戒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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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一法生 意口身 求修断 无法生 饶摄律 无法财

切空空 定定定 化精精 生忍忍 益善仪 畏施施

智智智

精进进 法

有法戒 施

智

进

忍

情戒

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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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愚

散

懈

嗔

毁

悭

痴

乱

怠

恚

犯

贪

“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以大慈大悲，济渡众生为道德的出发点，以克制自我，救助他人为行为的准绳，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即以个人利益和众人利益的统一，一己的解脱和拯救人类的统一，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人生解脱的最高理想。由于这些修持方法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忍辱、精进等，同古代社会理想化的道德规范近似、相通，从而在历史上引发过美好善良、利国利民的动机，在先进的人们中激励过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的热情。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长阿含经》

三、缘起论

——宇宙的真实——存在的本质

1、缘起论

缘起论是关于世间万有的形成及变化原因的理论观点。“缘起”：诸法由因缘而起。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一个事物或现象。

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教认为: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由一定条件而产生，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而存在的。世界就是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织成的无限的网。由缘起论，可以导出以下论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

2、无常

无常：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时时在变，永远在变。一期无常念念无常。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3、无 我

无 我：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

人无我法无我

无造物主—无作者义、有因生义 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诸行无常-缘起论

诸法无我灭谛（说苦的消灭-涅槃的道理）

涅槃寂静道谛（灭苦的方法-怎样涅槃）苦谛（世间之苦）有漏皆苦-十二缘起-

集谛（苦的原因）第四讲佛教初传与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佛教初传中国

1.佛教传入的路线 陆 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疏勒（今喀什一带）。

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南北陆路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2.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受《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魏志》注引《魏略²西戎传》）《后汉书²楚王英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天下有死罪可用绢赎，楚王英亦奉黄绢、白纨五十匹。明帝诏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3.佛教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的国家。思想意识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宗教思想:没有定型的宗教

4.佛教立足中国，融入中国文化的原因

一、佛教的可塑性、调和性（pk 基督教）

二、汉人的开阔胸襟、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能力（pk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二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1.中国佛教依附于封建统治“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统治阶级把教团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僧官制度：后秦设僧正，北朝立沙门统，南朝立僧正、僧主等。唐代受祠部和鸿胪寺管辖，又设左、右僧录等僧官。寺院经济的依附性

2.中国佛教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调和性

东晋孙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喻道论》，《弘明集》卷三）刘宋宗炳：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明佛论》，《弘明集》卷二）颜之推：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归心》，《颜氏家训》卷五）何承天：佛经者，盖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已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全宋文》卷23）六朝时期，僧侣谈玄习儒；儒生周流三教成为风气。张融《遗令》：¡°死后三千买棺，无制新衣，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

3.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决定，在中国传播与发达的主要是大乘佛教

¡°自度度人°不断烦恼而得涅槃¡±→入世精神 修持简便易行→居士佛教

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文化发达 4.宗派佛教的建立，是中国佛教 成熟的标志与成果

从隋代开始建立的宗派，各以一定佛典为典据，来进行独立的理论发挥。宗派佛教首先以“教相判释”（“教判”或“判教”）来组织教理体系。各宗派在¡°教相判释¡±的基础上，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理论和修持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宗派佛教推动了中国佛教发达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术。法华宗 三论宗 律宗 唯识宗 华严宗 净土宗 密宗 禅 宗 中国佛教各宗派远传到三韩、日本和越南，对这些国家的佛教以至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传入、保存了许多宗派，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宗派，相延流传至今。中国宗派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内容，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5.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民众间低俗的信仰实践是其重要内容

在社会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民众中，传播着以实际救济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潮流。观音信仰（《法华经》）、净土信仰（弥陀净土、弥勒净土）、舍利信仰、经典信仰（《金刚经》、《法华经》等）、寺塔信仰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移植到中国土壤之上，逐步适应了中国经济基础与各方面的需要，也逐步适应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实际。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随着佛典大量传译和中国僧俗研习、体会的深入，佛教思想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佛教信仰也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这个从外国移植来的宗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根株枝叶。水土变异，橘化为枳。佛教逐步中国化，最后形成了中国化佛教。

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派佛教已完全是中国佛教，它与印度佛教已大异其貌。宗派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是完全革新的中国佛教。禅宗，又称“佛心宗”，传说的创始人是印度来华僧侣菩提达摩。实际的创始人是道信、弘忍。至弘忍弟子神秀与慧能，观点出现分歧，到慧能弟子神会，明确分立为北南二宗。后慧能一系的南宗禅法大盛，在诸宗中长期保持一枝独秀之势。禅宗教义的核心：对平凡人的自性清净心的肯定。

人性本自清净，自性清净心就是佛心。但它被染污了，因而不能实现。所以，涅槃、佛土、菩萨等等都不须外求，繁琐的宗教教条也不必研习，真正的解脱只在求净心这种宗风标新立异，代表了佛教中的一大变革。禅宗的发展阶段

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思想观点的变化表明理论的逐步深化，同时也与现实社会的思潮相呼应。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弟子神会为代表 第三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弘忍（601-674）俗姓周，从道信出家，永徽三年（652），道信付法传衣，在黄梅双峰山东冯茂山另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神秀（606-706），俗姓李，从弘忍出家，为东山寺上座。这一系的禅法，重在¡°修心¡±。弘忍说： 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

神秀认为心如明镜，需勤勤拂拭，清除染污，这就是¡°凝心如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样，就廓除了一切经典教条和烦难修证，把佛性的实现变成了心性修养功夫，把彼岸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的理想。

在这种理论中，平常心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是修习的目标，平常心转化为清净心要一番渐修的过程。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其弟子神会为代表 慧能（638-713），俗姓卢。咸亨三年（672）到黄梅东山寺为踏礁行者。南宗禅以¡°见性¡±和¡°顿悟¡±为两大纲领。¡°见性¡±就是见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然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坛经》）

《神会语录》说：众生心即佛心，佛心即众生心。六祖慧能悟道时，脱口而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顿悟成佛

每个人的平常心与清净心统而为一。这种自性清净心本自具足，与见闻知学无关。因此，体道只要¡°顿悟¡±即可。不须要勤勤拂拭地渐修。《坛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顿悟则无修、无作、无念。随所住处恒安乐，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切计较思虑都是不必要的。这样又把心性修养变成了人性的自然复归。第三个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道一（709-788）：俗姓马，受法于南岳怀让，先后在建阳佛迹岭、南康龚公山、钟陵开元寺等地说法，被尊为“马祖”;弟子知名者有百余人，称“洪州宗”。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人。曾受法于慧能及其弟子行思，后往南岳衡山南寺，称“石头和尚”。他与道一一主湖南，一主江西，称并世二大士。这一时期的禅的特点：对平常心的肯定。

慧能与神会讲自性清净心，把佛心归结到凡人的心，但却仍有“悟”与“未悟”之别。道

一、希迁及其弟子，则直指平常心就是清净心。“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穿衣吃饭，莫非佛道。因此道不用修，背离经教，呵佛骂祖。南泉普愿：还我本来面目

百丈怀海：求佛人是，骑牛觅牛¡± 兴善惟宽：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 丹霞天然：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佛陀说法不过是用黄叶代钱止小儿啼，佛经则如眼中金屑，虽宝终为病。平常心就是佛心，每个人都要自作主人公，作唯我独尊、不受外惑的人。禅发展到这一阶段，又把心性修养功夫变成了任运随缘的生活。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自弘忍开创的禅宗，发展到中唐时期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当时的禅风具有开放性、民众性、哲理性与实践性的特色。但到了晚唐，禅风又有所转变，这即是禅的贵族化与形式化。

时代的衰败，使许多官僚士大夫不得已而遁入禅门；而当时凋敝的形势，又没有孕育新鲜有生机的思想意识的可能。这样禅就走向它的反面，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言句形式，而法系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遂形成了“五家七宗”。“五家七宗”：南岳系的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沩仰宗的创始人是沩山灵佑（771-851）和仰山慧寂（814-890），此宗活动在今湖南、江西。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临济义玄（？-867），此宗主要活跃于今河北，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为中心。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此宗主要活动在今江西。云门宗的创始人是云门文偃（864-949），此宗主要活动在今岭南一带。法眼宗创始人是法眼文益（885-959），主要活动在今江苏、浙江一带。到了北宋时期，临济宗又分立为杨岐、黄龙二派。杨岐派的创始人是杨岐方会（992-1046）；黄龙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1002-1069）。到南宋，只临济、曹洞二宗传承较盛，其余各宗皆先后衰微。

到了后期，禅不再注重思想的创造，而转化为说“公案”，斗“机锋”的文字禅。禅宿为接引学人常引用一些话头来截断常识情解，这些前辈故事成了参悟对象，如官吏断案一样要以测量学人水平，所以叫做“公案”。

禅师与弟子间互相测试、启发、对问，又用一些问题进行勘问答辩，对答中显示各自禅解的高超，此之谓“机锋”。

五家七宗各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如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云门宗的“三种句”和“一字关”等等。

这样，形式上最为活泼自由的禅变成僵化的教条。禅风的这种转变，是禅宗衰落的表现。禅宗之禅已不仅是一种修持方法，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哲学理论，进而融化到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哲理。这种理论不但大大改变了中国佛教，而且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学和艺术，影响了并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佛教的寺院殿堂 寺院建构的演变 殿堂配置与塑像 佛 塔

佛教的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和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人居住和修持的场所，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从文化和景观的视角来说，佛寺殿堂作为荟萃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的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既是古代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也是人们休憩游览的胜地。它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神奇的联想，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佛教寺院不仅和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相联系，还和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二、殿堂布置：寺院典型结构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

殿是供奉佛像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地方。

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置在东西两侧。

寺院的主要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楼）。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南北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寮、香积厨、斋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旅宿区常设在右侧（西侧），主要是云水堂(旦过寮)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体现了追求对称的美学法则，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与佛教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繁荣。佛教与中国艺术 一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认为释迦佛的形象是不可描述的，一切艺术手法都不可能具体表现其风貌。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时200多年中，印度佛教艺术中始终没有释迦佛的形象，表现佛前生（本生）和今世生平的绘画和浮雕都用象征手法，如佛到一处刻一脚印，说法的地方刻一法轮、宝座或菩提树等。直到公元1~2世纪犍陀罗才出现了佛的形象。犍陀罗佛教艺术特点

其式样模仿希腊人之骨相，面貌不同于印度人，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一反中印之螺发，而呈现波状发纹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经历了直接取法印度佛教雕塑，到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再到中国化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中国佛教造像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标志着定型化的单独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现。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印度佛像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作了改造。这以南方东晋戴逵为代表。

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遂成东夏制像之妙„„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早期佛教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孝文帝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佛教雕塑，受到南方以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面容清瘦，褒衣博带，性情爽朗，风神飘逸的佛教造像。隋唐时期：雕塑艺术史的辉煌时代 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高潮。龙门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后开凿的大型摩崖像龛，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巨像，主像高17米。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佛像面容贴切近人，身体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细腰斜款、雍容华丽；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纠纠雄武。

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此时的造像，圆润丰腴，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熟与完美。

唐代雕塑家竞相在佛教艺术舞台上献艺，此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雕塑家杨惠之，世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佛教石窟：佛教雕塑的宝库

佛教雕塑最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石刻艺术上。佛教有石窟寺，即在山崖河畔开凿的佛教寺庙。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中国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盛于7至8世纪，延及16世纪。国内现有石窟寺遗存约为100多处，其中重要的有新疆拜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和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其中，敦煌、云冈、龙门是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

二佛教与中国绘画

中国关于佛画的记载见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魏书²释老志》：“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教绘画，也大概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而中国佛画的兴盛始于魏晋南北朝。近代画家傅抱石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代的佛画艺术家代表是戴逵、顾恺之、曹仲达、张僧繇。相传东晋顾恺之以《维摩诘像》所得布施为建瓦官寺捐款，此像以其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官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北齐曹仲达亦工画佛像，他多画印度打坐入定的释氏人物，代表作有《禅定图》等。梁代画家张僧繇以善画佛像著名，梁武帝崇奉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其画壁。所画佛像，自成体系，有“张家样”之称，被雕塑者取作范式。

唐代，以吴道子和周昉为代表的初唐和中唐画风，都以创作“满壁风动”的寺观壁画而载誉史册。吴道子，擅长佛教人物画，尤长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皆不相同。他画人物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却能不失尺度，绘佛像圆光、屋宇柱梁都一笔而就，被后人誉为“画圣”。其佛画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吴道子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周昉“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在两京寺刹作佛教壁画多处，朱景玄认为“其画佛像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

北宋以后，佛画虽不如从前发达，但一直占很大的比重。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收录从五代到宋神宗时画家250人，以释、道人物为主的画家有110多人。

据南宋邓椿继郭若虚之后统计：从北宋熙宁七年到南宋乾道三年载画家144人，其中仙佛鬼画家34人。

又《宣和画谱》将中国绘画分作十科，十科中道释人物科居首。

宋以后至元、明、清，以佛画而名垂画史的代不乏人。如元代的赵孟頫、任仁发，明代的丁云鹏、仇英、商喜，清代的禹之鼎、丁观鹏等。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罗汉图》，丁观鹏《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 佛画特点 ⑴佛像特点：佛像虽然有千万之多，但相貌、体态、神情都大致相仿，他们的区别只是手印、法物、坐姿有所不同，衣饰、背光、莲座有所变化而已。佛像的相貌、神态就是：安祥、静穆、崇高、完美，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汉地佛像：颜容奇妙，常若少年，面如满月，眼如垂凤，鼻如悬胆，口如仰月，唇如涂朱，齿如编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足可容龟，肌如凝脂，胸背平满，远观巍巍，近观恰恰。总之，具备一切贵美之相、大人之相，回避一切贱丑之相、贫薄之相，集真、善、德、福、神、妙、常、乐、净、定、慧、明等人间诸种妙好于一身。⑵菩萨像特点，菩萨像可分两类

第一类侍立菩萨：如释迦牟尼身旁的文殊、普贤菩萨，阿弥陀佛身旁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其中观音菩萨像，就有几十种，如一面两臂观音、一面多臂观音、多面多臂观音、如意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等。第二类是佛像旁所画的供养菩萨，如献花菩萨、献香菩萨、音乐菩萨等。菩萨外貌特征与佛相像，即刚足16岁的童男、童女相，凝聚着安祥之美，体现着慈爱精神。所不同的是佛顶有肉髻，菩萨顶无肉髻；佛面如满月，菩萨面如鸡子、芝麻或鹅蛋；佛的服饰单纯朴实，身披袈裟、偏袒右肩、显露心胸，菩萨的服饰华美庄严，首戴天冠、身披璎珞、手贯环玔、衣曳飘带。菩萨的相貌、衣饰相近，唯一的分别方法是手印和法物。如观音菩萨手持杨枝净瓶，而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衣饰则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观音菩萨天冠中有一化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天冠中有一宝瓶。弥勒菩萨（天冠弥勒）手持宝塔，文殊菩萨手持经筐或经卷，地藏王菩萨手持摩尼宝珠和锡杖等。

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

二、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

三、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

四、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三佛教与中国书法

(一)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1、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写经功德殊胜，易于收摄身心

2、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二)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1、保存书法文化：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佛教与书法的结合，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 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唐尚法”、“宋人尚意”)

四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

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

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

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

篇8：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

1 一个起源, 两个学系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等都是依据其当时可以查考的资料进行的;中国文化的起源, 也就定在了尧、舜时期。后人同样依据信史, 则把中国文化史的开端, 定于夏、商、周三代。而对于远古与上古时期的文化境况, 都多以故事传说的形式流传。

南怀瑾先生在讲述道家学术渊源时, 曾根据“周、秦之际, 诸子百家的传述著作”对上古的历史进行了大胆的推断, 并把中国文化的学术渊源分为《易经》和《书经》》两两个个不不同的学术体系[3]。

1.1 中国文化的起源

南先生认为, 中国文字与文化学术的起源, “历代传统学者”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 就是“都在伏羲画八卦, 为有书契的开始”。中国文化源于伏羲时代、西北高原地区的渔猎社会;经神农时期, 逐渐迁往黄河平原地区形成农业社会;最终在黄帝时期, 对来自西北高原的中华文明进行“初期集成”, 形成“黄河中心流域东北方的文化思想”;而黄帝也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共祖。目前公认的说法, 黄帝上治天文历法, 下究医药人文, 对后世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2《易经》学系

自伏羲画卦开始, 以黄帝为中心, 最终由文王演绎八卦的《易经》哲学作为总结, 逐渐形成了由早期以研究宇宙物理科学为主, 演变为与人文学术相结合的“天人宇宙观”哲学体系, 并成为后世道家思想 (包括中医学) 的主要学术渊源;这一学术体系被南先生称为“《易经》学系的文化学术”。

1.3《书经》学系

《书经》是《尚书》的别名, 由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书经》记载的文献, 起于唐、虞时期, 经三代以至于周, 由周公集其大成, 制定人文礼教, 属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鲁国文化系统, 秦汉以后成为我国主流文化之一的儒家文化。南先生把这一学术体系称为“《书经》学系的文化学术”。但这一学系仅代表周代“中央天子”的文化思想, 各诸侯国的文化仍传承着其各自祖先的文化精神;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能够出现“百家争鸣”学术盛况的历史缘由。

秦、汉以后, 国家统一, 中国主流文化之一的儒家, 广泛吸收“百家思想”, 出现“文化杂糅”的现象;而诸子学说如阴阳、兵、农、医、老、庄、杨朱、墨子、名、法、纵横、杂家等一并归入道家学术范畴。

2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方士”

古代医生向来被划入“方技”行列。“方技”主要指某种特殊的技能或学术专长, 在秦汉以后多属于道家的学术范畴。在战国至汉的一段时期内, 这种具备一定技能的人被称作“方士”, 而“方士”在该段历史时期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扮演着重要角色。

“方士”一词, 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 特指具有某种学术专长或技能的人, 因此又有“方术之士”和“方技之士”等称呼, 国家一统之后, “方士”一词逐渐通用。

“方士”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科学家, 其研究内容包括天文、历法、医卜、星象、兵法、农业、摄生、丹药等多个方面, 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均被划入道家学术范畴。历代以来, 人们多认为“方士”出在战国时期的燕、赵, 尤其是齐国一带。齐国的文化是以周公为代表的道家隐士思想。由上文已知, 道家的学术渊源, 属于上自伏羲、黄帝, 下至文王演绎八卦的《易经》学系;自尧、舜、禹时期开始逐渐与《书经》学系的人文思想融合, 衍变成中国古代特有的“天人合一”“宇宙生命观”的哲学体系。并且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力强盛, 经济发达, 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对较多, 因此齐国文化———方士的学术思想, 对其他诸侯国的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庄子的养生思想, 孟子的“志者, 气之帅也”, 以及炼气、服饵、丹药等技术, 也被后世广泛接受, 同时也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3《黄帝内经》成书的历史文化背景

上古至三代, 是中国早期文化“《易经》学系”与“《书经》学系”的融会期, 也就是中国早期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会的时期。但是, 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早期文化的统一, 而是从此之后中国文化由科学转而哲学, 由自然物理转而人生修养。如阴阳家由天文物理之学转入对人生修养的研究, 进而对生命得出新的理论认识, 发展了修炼养生、医药丹道的理论, 为后世养生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齐国“方士”的“气学理论”, 对如孟子、庄子、燕赵侠士等的思想, 精、气、神理论的提出, 对形神关系的认识, 以及“气化学说”的发展等都有重要影响。宋国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术, 不仅发展了阴阳、五行学术体系, 并且结合了其传统的“鬼神”思想。楚国是祝融氏后裔, 楚国文化远承黄帝, 结合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并且受到齐国“方士”学术影响, 发展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术, 成为后世道教的教理思想基础。

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 医学活动的开始早于医学理论的诞生, 而医学理论的发展也要早于医学书籍的出现。中医学的学术理论彰显于春秋、战国, 而《黄帝内经》出现在战国至东汉[4]。众所周知, 战国至秦汉是中国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不仅国家完成了统一大业, 中国文化也渐趋统一。但是, 秦汉之前, 各诸侯国都传承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 如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分别属于古代氏族社会的文化特征, 并且都具有各自的独立系统, 秦汉时期才逐渐融合, 并与天地鬼神以及人事等观念合并。

4 结语

综上所述, 中医学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不仅仅体现在古代文献的相关性, 更重要的是, 中国文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学术特点, 并且受时代与地理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 因此中国文化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确切地说, 中医学是伴随道家自然科学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同样经历了由科学而哲学的转变过程, 最终集中国文化之大成, 构建了独特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李经纬, 张志斌.中医学思想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346-391.

[2]程雅君.中国哲学史[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9:12-466.

[3]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四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14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