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体制

理论体制（精选6篇）

篇1：理论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对经济理论的挑战

中国市场经济对经济理论的挑战涉及到四个方面：资产的私有与公有，西方法律体制与东方不正规的法律体制，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以及多党制与***的政治体制。

1.私有制与公有制

中国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进行着有趣的试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并存。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与外企合资的企业，显示出了效率，它们财务独立并正赚取大量利润。许多乡镇企业也成功地增产和赢利。中国乡镇企业成功的经验足以向那些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企业才可能有效率的的教条挑战。

中国绝大部分资产由中央政府、省及当地政府以及乡村集体公有。为了使这些资产的管理具有效率，激励机制得到了运用，最为普遍盛行的就是承包，即已为人们周知的`责任制。典型的例子是乡村把土地承包给农户和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企业租赁。承包的条款包括确定租金和利润分配形式。总之，企业的利润和管理者与工人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对公有资产的管理者提供激励，是中国成功之关键。

一次私下的交流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上述说法质疑：中国绝大多数资产是公有的，但应区别--土地作为资产是公有的，使用土地的农户经营的企业却是私有的。的确，这家私有企业租借了一块公有的土地来生产和经营（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但是在中国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乡村政权才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除管理既有资产外，政府单位还在不同程度建立起新的企业。甚至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大学也建立自己的企业。有的出售研究成果和提供咨询服务，另一些出售由大学教员经营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公共机构赋予给企业一些有利条件，包括企业可以分享的（公共机构）的声誉、人员和物质资产。公有制可能的好处也许是社会成本与垄断力量结合。不过，在中国公有制企业仍是其他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竞争对象。

解释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西奥多.葛鲁夫以及其他人那儿找到，他们呼吁要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工人提供激励。国有企业经营亏损可能是资本老化、管理方式对新的市场环境之缓慢适应，或者政府为工人提供就业的责任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本身导致的结果。

解释乡镇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马丁.L.魏兹曼和许成刚，C.张和Y.王，车嘉华和李大卫等人那儿找到。他们分别将乡镇企业效率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作天性，政府的经济能力和政府的信用。马丁.L.魏兹曼、许成刚和李考虑了产权模糊因素。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内容是腐败。罗格.H.戈登和李认为，对政府官员的回报不仅对促进改革提供激励，而且会对减少企业经营的困难提供激励。

2.现代法律体制

西方经济发展中实行的现代法律体制有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中国非西方化法律体制被西方投资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是残缺的。尽管它可以被称作半法律体制（semi-legal system) ,而法律也在中国有了几前年的实践，但它仍是一个不健全德法律体制。与西方不同，中国法律体制下，合同的履行部分地依赖于一种非正式德社会联系，即所谓的“关系”。“关系”在确保合同的履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首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的合同都将被严格履行？客观情况下应有一个履行合同的最优程度来平衡成本和收益。第二，假定履行一个合同是有利的，那么通过法律履行意味着与通过关系履行的对立。实际上司法体制没有必要放到这种合同的履行上来。美国法律体制下履行合同的高成本表明，部分地通过非正式网络履行合同也许会有一些好处。第三，并非所有的接触都可以清楚地记录下来，在合同不清楚之处，一些争论应由法律手段解决还是由非正式关系解决。

研究“关系经济学”是十分有趣的。“关系”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拥有“关系”就好比拥有“多个朋友多条路”的知识，拥有与授予大学学位类似的名声，拥有一个良好的信用。发展“关系”是积累人力资本，好比获得一个大学学位或创

[1] [2]

篇2：理论体制

一、细化型条块

分割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分析

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政府服务模式，要跟进市场需要，加快提供公共服务的进度、调适行政管理改革速度和降低民主法制建设的难度，增加行政效能，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推行大部门体制是政府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恰当切入点。下面先分析现有过细的条块分割体制的弊端：

第二，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不高。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计划管理，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转型还不到位，旧的计划经济对应的政府管理部门不断裁撤，新的社会事务管理部门不断增加，裁撤少、增加多，部门设立越来越多，职能划分越来越细，再强调上下对口，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下来，行政机构、人员、经费不断膨胀，官民比例不断增加，财政供养人数比例一直增加。在古代，我国的官民比例比

第三，行政相对人办事困难。一个行业主管部门上下对口设置机构、增加人手，上下一条线，中间层级多，许多中间层级只具有传递管理信息的功能，却截留部分实际权力，使得权力被层层截留，内部程序复杂，谋人胜于谋事，对外管理效率自然低下。许多部门机构、人员根本没有直接对外管理的功能，充当“二传手”“多传手”，权力截留了，义务却下推，造成直接面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机构人员少，接待行政相对人的办事人员及其基层机构没有决策权力，需要层层上报管理，人员机构庞杂的政府机构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差、效率低，行政相对人办事困难。

第四，管理体制僵化，重复建设多，叠床架屋。俗话说，“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一个人在街边摆摊设点，影响卫生，属于卫生部门管理；影响交通，属于交通部门管理；影响城市居民出行，没有部门管理。设置一个城管部门，一并行使先前多个部门行使的影响城市环境、卫生、交通、绿化、规划等的社会事务，原来属于这些部门的权力被暂时地“移交”、“委托”给城管行使，城管增加很多管理部门、人员、开支，但原来的管理部门减少这么多管理事务，却没有看见他们减少多少相应的公共投入。知识产权主要包括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分别由出版部门、知识产权局、工商管理局管理，很多地方政府机构中这几个部门管理的知识产权事项少，却都在呼吁缺乏专业人才，相同的事项要从上到下设置很多机构人员对应，大量地重复设置人员机构。

第五，管理行业细化，形成特有的管理与被管理者的“亲属关系”、“行政垄断”等管理顽疾。出现一个行业就增加一个管理部门，卫生部门主要管理对象是医院，教育部门主要管理学校，而一般成功医生成长为卫生局长，教师成长为教育局长，管理者是懂行了，但也形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亲属关系，

二、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对现有细化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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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适当的大部制行政管理体制是大势所趋。

和几十个咨询委员会，管理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相关或相近行业，虽然所管辖人口和地域不相同，但政府面临的服务对象、事项、范围基本一致，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有比较大的借鉴意义。

第二，社会转型，管理体制也需要转型。政府机构职能职责是对接人民的需要和社会现实的桥梁，管理体制转型，要先科学认定人民的需求和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政府部门设置与该国人民对政府能力的期望高低有关。“小政府，大社会”是人们对政府规模和治理状态的期盼，希望政府不要太大，不要把太多的钱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是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的。“大政府———强政府”是大国的普遍选项。“大国———中等政府———强政府”是当前我国政府模式最基本的选择。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新出现的领域需要政府管理。如伴随网络的出现，有了网络犯罪、网络经济、网络传播媒体等，网络范畴需要新增相应政府机构。同时，市场经济中，社会发展迅速，不少原来力量强大，要求高的政府职能在逐渐弱化，在强弱需求的不断调整中，政府职能是围绕服务对象的变化而进行改革：政府机构变少，职能相应调整，内部科学分工，科学地设置部门。我国政府职能调整和改革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既要增强新的服务职能，也要减弱老的计划干预职能部门。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进步的需要，仔细审视各个服务内容，根据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政府管理环节、管理流程和程序，优化管理（办证）的手续归并服务内容，同时，对政府服务内容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

> 第三，现有管理体制效率不高，可能影响经济发展。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管理机关中，很多人已经不直接应对管理事项和管理工作，忙于内部事务和传递内部管理信息，这个人数比例过大，就会大大降低管理效率。一些国家机关中的人不直接处理公共事务，而是聘请一线服务人员，管理部门成了“二政府”，正式管理人员成了“二传手”，当“翘脚老板”，这将会侵蚀国家体制的廉洁性，使管理权力部分失去正当性，必然会遭到百姓诟病。

第四，要简化层级结构、精简办事程序人员、节省财政支出、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控，就应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支持的政府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转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公共财政不仅是国家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也是保护与限制公民财产权利、积极促进社会福利的物质手段。”全国各地办理各种实验区，经济特区，简化办事程序，优化办事步骤，经济开发区发展很快，经济效益突出，说明按部就班的管理体制部分制约经济发展。

三、构建大部制体制改革对策研究

要构建大部门体制，就必须细化政府机构职能、职责以对接社会需求，进行长远的考量、设计周密可行的制度和分步实施的规划路线。大部门体制改革是公共服务创新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延伸。

第一，改革大部门体制，注重运作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改革要有权力支持，以增强其合法性、正当性。“宪政的要义是国家的合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的同意，权力最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通过控制权力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从宪政的角度看，我国的人大是权力部门，政府是执行部门，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来源是法律，法律已经指定某一部门承担某个管理权限，非

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大部门政府体制中，执法权力要相对集中，它要求部分法律规定比较灵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

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25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确定了城乡规划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行政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这就为行政部门相对集中处罚权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也可以理解为法律、法规为行政部门体制改革重新集中或者相对集中行政管理职权预留了法律依据。但是，还有部分法律直接把执法权授予相应部门的，要归并、集中行使执法权力，需要重新规定法律授权。我们不鼓励地方自行探索，即使地方自行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也要先经授权，以尽可能减少发生“良性违法”情况。比如，目前全国各地的行政审批中心完成了物理状态的空间位移，而要完成行政管理职能化学状态的集聚变化，需要法律、法规的修改，以提供权力支持。大部门体制改革要法治化，大部门体制的变革过程和结果也需要法治化支持和确认。大部门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公权力机构之间纵向和横向的复杂联系，中央应该统筹安排，系统而规范地进行，要根据现实需要、人民对政府管理社会的期望值和现实条件，逐步完善相关配套条件、法律规制速度和建设基础性数据支持制度，有序地向纵深推进改革。

第二，准确描述和仔细分析政府职能、职责。设立政府部门是为了完成社会赋予的管理职责。政府职能、职责是政府机构设置的基础，政府机构的设置应该以准确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只有政府机构的功能定位与部门结构相互匹配，才能使政府机构整体成本下降、效率提高，职能转变，遏制部门扩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应当主要体现在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基础性条件，给相关企业生产、销售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平台，对专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监管；对大局进行调控，以保障民生；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全面考察社会、人民对政府管理的需求，仔细分辨哪些是必须由政府提供，哪些是可以由社会等组织提供的，才能明确

定位政府职能，根据职能设置相应的机构，以发展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篇3：理论体制

1. 从行政管理体制与其他体制的边界出发认识行政管理体制内涵

所谓行政体制, 是相对于立法体制、司法体制而言, 指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政府机关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与运行等各种制度的总称, 它是上层建筑的范畴, 是国家政治体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种观点也强调了行政管理体制内部的配置情况, 不过从总体上看, 它从行政管理体制与其他体制之间的边界出发来界定行政管理体制, 本质上是从外部和否定性的角度来界定行政管理体制的。

2. 从行政管理体制自身的权力结构出发认识行政管理体制内涵

强调行政管理体制的各个构成要素, 如行政职能、组织构成、人事制度、运行机制等。行政体制是政府系统内进行权力、机构设置和运行的一种机制, 它可以保证政府呈良性运行状态。一般而言, 行政管理体制包括行政职能结构、行政权力结构、行政组织结构、行政领导体制和行政运行体制等构成要素。典型的行政权力体制包括集权制和分权制, 典型的行政领导体制包括首长负责制和委员会负责制度。这一观点将行政管理体制看作是行政系统内部围绕权力划分而形成的一种关系化和制度化的模式, 试图描述和揭示行政系统的主要特征。

3. 从公共行政的体系出发认识行政管理体制内涵

公共行政是否存在体系直接关系这一学科本身的成熟性, 关系到这一学科本身是否具有独特的特征。认识公共行政体系可以从体系的结构入手, 认为其包括三个方面: (1) 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 (2) 由行政权利、行政法律、公共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 (3) 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一观点是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 行政管理体制也存在客观结构、主观结构和价值结构这三种结构。

目前, 关于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内涵的三种观点开始融合, 学者们既关注行政管理体制自身结构, 又关注行政管理体制的边界;前者是从内部角度出发研究行政管理体制, 后者是从外部角度出发研究行政管理体制, 这两者相辅相成。同样, 人们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 即不仅强调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 而且也强调政府规模和权利范围的调整, 政府与社会、市场和公民个人的关系调整。行政管理改革是从最初的机构改革开始转向政府职能转变, 最后转向依法行政、公务员自身素质和修养的提高等方面。关于如何进行行政管理改革, 不同的理论提供了不同的政策建议, 因此,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有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

二、西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 在西方国家一般都称之为行政改革或政府改革, 较少使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而言, 有关行政管理改革, 存在以下四种理论。

1. 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紧密相连。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管理理论, 前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公共管理强调效率, 不过也强调与其他价值的平衡, 主要批评新公共行政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公平的过程。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包括:公私的重新反思, 认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 但是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政府可以效仿私人部门;政府与行政二分法的重新反思, 政治使得管理更加复杂, 但是政治不能与行政分离;重塑政府, 奥斯本和盖斯勒提出此概念, 主要是平衡效率和其他方面的考虑;绩效测量, 主要是寻求使政府更有效率和责任;民营化, 主张更多利用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等。重塑政府代表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一书中, 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各级政府的实践, 提出十条改革思路:从划桨到掌舵、从浪费到收益、从治疗到预防、从集权到分权、从政府到市场等。

2. 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罗兹概括了公共行政学界关于治理的六种含义: (1) 作为最小国家管理活动的治理, 指的国家减少开支, 以减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2) 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 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 (3) 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 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4) 作为好的治理, 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 (5) 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 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 (6) 作为组织网络的治理, 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的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3.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 其方法论被创始人布坎南称为个人主义、经济理性和交易政治。该理论对于政府的研究主要是强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败问题,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公共决策的失误, 其主要原因包括公共决策的代理人的私人利益, 信息不完全, 选民的“短见效应”, 选民的“理性而无知”;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 其主要原因包括官僚机构缺乏竞争性压力, 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 缺乏监督信息等;政府的扩张, 这主要包括官僚自身的冲动, 政府职能导致扩张, 财政幻觉导致扩张等;政府的寻租活动, 这包括政府的主动设租, 企业主动寻租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救治“政府失败论”的主要政策建议, 包括限制政府权利的增长;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 改善官僚体制的运转效率;进行宪制改革, 即进行宪法方面的变革, 通过基本规则约束行政;减少福利国家的浪费;在财政税收方面, 通过将宪制观点引入财政领域, 进行财政立宪, 税制选择, 平衡预算, 限制税收支出, 完善货币支出规则。

4. 多中心理论

多中心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观点持有者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多中心学派。多中心理论认为存在集体消费单位和集体生产单位, 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单位, 并不一定直接进行生产。根据公共物品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政府可以选择如下制度安排: (1) 经营自己的生产单位, 如一个城市拥有自己的消防或者警察机构。 (2) 与私人公司签约, 如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 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修服务。 (3) 确立服务的标准, 让每一个消费者选择私商并购买服务。 (4) 向家庭签发凭单, 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供给者购买服务, 如签发食品券、租用凭证或者教育凭证, 或者建立医疗补助项目。 (5) 与另外一个政府机构签约, 如一个城市政府从县政府那里购买税收估算和收集服务, 从特别卫生管区那里购买污水处理服务, 从邻近城市的学校董事会那里购买特别假期教育服务。 (6) 某些服务由自己生产, 其他服务则从管辖单位或者私人企业那里购买。

三、西方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西方体制改革兴起较早, 研究的内容广博, 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从传统治理走向现代治理的过程。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 都是传统治理的构件, 这些构件构成了传统治理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 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 构成了现代化的治理构件, 这些构件构成了现代治理的制度平台。行政体制改革就是从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的过程。

第二,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转变观念和界定关系的过程。行政体制改革首先必须进行观念改革, 从全能政府的观念向有限政府的观念转变, 从权力的观念向权利的观念转变等。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之上, 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观念和处理好各种关系, 介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

第三,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再造的过程。政府过去自身存在的缺陷表现为:政府改革的被动适应性远远大于主动的前瞻性;改革的视角偏狭;缺乏对政府改革理论上的反思;政府改革孤立于政治和社会系统;效率主义典范的局限。21世纪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包括:从效率行政典范到民主行政典范:从控制导向的管理到服务导向的管理;从以政府为本位和中心到亲市场的政府;从强势国家的单独治理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从政企不分的政府管理到企政分开、放松管制;从权力集中到适度的地方分权;从机械式的官僚组织到有机式的适应型组织;从人治到法治。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既需要理论的指导, 也需要实践的探索, 通过理论指导实践, 通过实践检验理论。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发展。

摘要：政府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发展, 必须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理论研究有密切关系。对于西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应科学地评价和借鉴。

关键词：行政体制,体制改革,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斯本, 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第2版[M].谭功容, 刘霞,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刘炳香.西方国家政府管理新变革[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篇4：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点分析

（1.兰州交通大学体育部，甘肃 兰州 730070；2.吉林大学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是自然发育和人为选择、取舍及规划设计二者结合的构建过程。对中国体育体制改革中凸显的种种矛盾，从权利和利益、制度和规则、产品和资源、文化和信仰、需求和动机、价值和伦理等基点进行深层次剖析，旨在准确定位，合理把握体育体制改革的实质，并为体育主管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促进体育改革与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体育体制；改革；理论；基点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10-1312-04

Analysis of Theory Base of Sport System Institution Reform in China

FAN Hong-wei1, QUAN Bin2, DONG Yu-feng2

(1.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Jilin China)

Abstract:It is a process combination of natural growth with artificial design, taking and programming to the institution of Chinese sport management. To all highlight kinds of questions in Chinese sport institution refor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undation deeply from right and interest, institution and rules, product and resources, culture and belief, need and motive, value and ethics, aiming at accurate positioning, reasonable holding the essence of sport institution reform, offering consultant to sport supervisor section, and promot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sport reform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sport institution; reform; theory; base

过去30年中，我国基本上是以改革推动开放，而今后较长的时间里则更多的是以开放促进改革，这已成为体育这个率先开放的系统改革的重要动力。百年奥运之际，体育理论界又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针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改革的讨论褒贬不一。绝大部分观点认同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取得的成绩；有学者认为，举国体制存在种种弊端，2008年奥运会后，举国体制将退出历史舞台；部分学者认为，2008年奥运会后，举国体制将得到创新和发展，继续发挥它的功能。フ庑┥畈愦挝侍夂兔盾则表现为:中国体育管理的权限过于集中、各级组织权责不明、管理制度法规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资金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化程度低，其最大的弱点是体育运动不能顺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以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不能协调发展。基于此，笔者将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理论基点进行提炼、归纳，从权利和利益、制度和规则、产品和资源、文化和信仰、需求和动机、价值和伦理等六方面探源，以期合理把握体育体制改革的实质，又好又快地实现体育改革与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协调发展。

1 权利和利益基点

体育管理体制是体育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它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任何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及市场之间的博弈及利益分权，也决定了体育及其管理体制的性质和形态。^[1]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竞争才可以产生效益。^[2]改革的发起和阻滞应发生在原有利益竞争格局中既得利益最大的部门或人。改革之初，中国主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体育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表现形式为政府通过政策和法令对改革过程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组织、协调，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但从当前改革看，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已经受阻，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和体育改革措施的制定者，由此形成了现实体育行业管理中的法律、政策与行业规范交织在一起，矛盾、冲突、竞争充斥在其中的问题。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讲,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人在没有制度制约或制度不完善而无法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会追求个人或单位的利益最大化。体制改革中，体育总局和其下属单位在制定改革措施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利益，对体育资源进行垄断，不愿将手中的权利让渡给社团和协会，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致使建立新体制的改革措施难以落到实处。

伴随体育举国体制依存的内外制度环境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表现突出，政府和市场协同和互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要迈向更加完善、合理、良性运行的目标,政府行为必然要缩减,社会行为必然要增多,社会性的管理、调节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如此,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才能在国家观念、市场逻辑的博弈过程寻求到良性发展的路径。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而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社会办体育将占主导地位,相对而言,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国家行政机关将继续行使主要权力。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渐进性，并在对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做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改革的有利时机，科学把握改革的节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改革。

2 制度和规则基点

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大部分利益主体，尤其是新生利益集团来说，现行制度是一个管理效率低下、人为障碍重重、破坏公平竞争原则、无法保障利益均衡的“失效”的制度，急需创新出一个高效、公平、协调的制度，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为阻力，体育制度变迁还需要很长的过程，从而使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向:意识形态的创新、财产所有权的变易和政府改革显性化。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中国体育体制改革进行分析，认为体育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各利益集团，动力来自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实现体育制度创新必须要打破“路径依赖”，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推进制度变迁。^[3]因此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可以归结为——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而本质上是一种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相互博弈的社会公共选择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体育的主体结构由纵向利益体系和单位集合的横向利益体系构成，纵向利益体系由个人、集体和国家构成，横向利益体系由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等组成,是一种平行关系。

体育利益集团的博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一种制度安排形式，对应一种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但这种格局只是表明各利益主体的相对均衡。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失衡，体育制度的不均衡是指现行的体育制度不再是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在博弈中产生了新的利益均衡，为了保障这个均衡的利益格局，作为变迁绝对主体的权威者就要提出新的制度，并利用其权威推行该制度，完成制度变迁的过程。

同样，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对制度是明显地有约束的。显规则是指在形成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为全体成员所遵守的行为准则的总和。潜规则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又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4]探究中国社会的规则起源，我们会发现最初是一些人甘冒被惩罚的风险，违背社会中一些现行的惯例和习俗。如果冒险的结果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他将会重新服从规则；如果他从风险中获利，并且两相比较利大于弊时，其他人也会看到这种好处，便纷纷效仿。当效仿的人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点的时候，作为一种新的内在制度的潜规则便产生了。全国第十届运动会上的“金牌内定”、“假摔”、“弃权”事件是对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规则的践踏；而体育腐败、“假球”、“黑哨”中的权钱交易则是对法律规则的公然违犯；体育行业“黑色事件”不断，说明潜规则的盛行对体育秩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些潜规则大行其道，几乎取显规则而代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潜规则进行道德的谴责和情绪化的批判上，最需要的是对现行显规则进行深刻反思，及时消除这些潜规则的不良影响，修正现有显规则，以适应体育对完整意义规则的需求。

3 产品和资源基点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依据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西方发达国家将体育产品依据其社会功能分成三类:公共体育产品、私人体育产品、混合性体育产品。公共体育产品是指能够使公民受益又很难由市场产出的体育产品,如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与服务；私人体育产品是指由市场产出的体育产品,如职业体育；混合性体育产品是指既包括市场产出,也包括非市场产出的体育产品,如公益型俱乐部的经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举国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垄断体制”，体育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政府体育部门掌握并依靠行政命令支配体育资源，将奥运金牌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公众，以此获得财政的支持。在资源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这必然会产生矛盾，出现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政府垄断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政府的权威性和垄断性，作为体育体制改革绝对主体，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

从体育本身来讲，对实现既定的目标，举国体制理论上比其他体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只要信息充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不存在谁优谁次的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理论上也是等价的。^[5]国内大环境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目标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改革也相应是以公共化为导向的有效机制，^[6]这要求体育体制转型要沿着相似的路径演进,即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具体地说,政府应该从私人性、竞争性、微观性的领域逐渐退出,转向公共领域、非竞争领域及宏观领域,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职能；还要逐步摆脱过去政府在体育管理中直接的、行政的、参与式的管理,适时地转向间接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法治式的管理。但由于中国经济分布的不均衡性,体育的发展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体育体制的初始状态也是非均衡的,不同地区、不同体育部门在体育生产要素分布和影响体育体制创新的环境条件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体育体制转型中采用了“梯度推进”,^[7]先在体育体制改革条件成熟的地区、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试验,利用梯度推进的“势能作用”渐次扩大改革的力度和范围,最终实现体育体制转型的最终目标。

4 文化和信仰基点

规律是指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用什么样的思想方

法研究和探索体育运动的发展规律，结果大不一样。^[8]体育是由具有理性与意志的人创造的。体育改革是一种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它必须取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公众舆论环境和足够的体育社会心理承受压力。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效率的制度并不能自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体育是人类的文化成果,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文明水平。举国体制有着古老的传统体育文化之根，必然要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文化传统对人们认识及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实现的。只有从思想上真正认清举国体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才能激发全国人民维护这一体制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能获取强大而永恒的原动力。

政治的一致性取决于思想的一致性。中国体育改革面临的许多困难和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本质上则是文化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9]从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来看,中华民族重群体,重权威,强调统一的文化特质,表现出管理的集权化倾向,体育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明显。相反,在西方文化中,倾向于强调个性发展,因而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体育管理中极少有集权制的管理,体育事务的具体管理几乎都交由各种社会体育组织进行管理，^[10]体育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促进人类交流、提供娱乐健身手段等方面的功能。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主管文化的行政部门不管体育文化；主管体育的行政部门,重竞技、轻群体,重提高、轻普及；体育政府部门、体育自治组织以及专业性的体育服务机构三重管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互动关系还处在初步的磨合阶段，国家依然是体育管理和推进体育向纵深方向发展最重要的主体，不利于真正形成体育多元管理主体的局面,在创建和谐社会,重视精神文明创建的今天,很有改革之必要。

5 需求和动机基点

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决定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速度、文化与传统特点以及体育自身的性质与发展程度,运用系统的、历史的观点来分析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问题则显得比较客观且全面。ヌ逵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和满足人们的体育公共需求。在现阶段，这种公共利益具体表现为：竞技体育进一步为国争光，提供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没有金牌则是公共风险；群众体育进一步普及，提供给人们一种身体上的愉悦和满足。而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价格的波动反映出需求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提出需求和怎样去满足这种需求,就成为推动经济运行的一种基本动力。^[11]为了更好、更快、更经济、更全面、更具活力地为目标服务，改革应以人们的公共体育利益为导向，而不能以市场为导向，也不能以金牌为导向，改革每前进一步，应让老百姓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实惠，决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也不是为了实现社会化、产业化而改革。改革只是手段，不能从改革本身来判断改革的正当性，体育改革的“彼岸”只能是人们的公共体育利益。只有服从于公共利益，改革才不会出现偏差，才能真正体现我们改革的终极价值。ニ孀畔执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体育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而我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普遍存在着行政效率低下,服务不高的弊端,现行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早就显露,主要表现为体育事业发展经费不足和体育行政部门管、办矛盾突出。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职业化,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的新型体育体制与运行机制势在必行。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切实考虑到我国体育运动的自身情况和国情等,围绕利益关系的调整、产权制度的创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三个方面展开。因此,政府很有必要吸纳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加入公共体育组织服务,同时为他们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以保证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并进而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优质化。^[12]未来“小政府,大社会”的状况,国家宏观管体育,社会微观办体育的新型体育管理体制向多元分化的组织结构变革将不可避免。

6 价值和伦理基点

体育价值观念,是体育实践主体以自身需要为尺度对体育客体意义的认识，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价值目标和体育价值标准。^[13]改革必然要涉及到价值标准的选择与塑造问题,带来一场价值革命。一般来说,价值的本质就在于使主体更完善、或使主体存在和发展更完善。然而,这种价值标准的选择还不能以很清楚、易于控制的社会指标加以再现,政府的价值观念产生于政府内部,通过法律、法规,新闻舆论与自身享有的权力,调整与校正着社会成员对社会体育管理的价值观念。^[14]从政府的立场来看,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各种政治需求,并以这种需求的实现来衡量政府工作绩效,他们更多的是把体育当成一种控制社会稳定的“工具”。而社会本身也会形成自身对社会体育管理的价值标准,它表现为人们以自身的体育需求满足度来评定管理的得失,人们更加看重体育在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等方面的作用。政府和社会对体育看法的不同,进而造成社会体育管理的价值标准在现实中存在分歧,也正是这种分歧制约着社会体育管理的良性运行。

这种固有意识形态对新制度提供的抵触会生成改革成本。意识形态作为人们行为的世界观，它通过改变人们的偏好体系，而进入人们的行为成本、收益函数之中，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成本——收益计算及行为选择。长期以来，我国在集中投资和对竞技体育实行“强迫现代化”管理的同时，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教育投资，加之我们历来有重精神的传统，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资本大量沉积，对旧有体制的“合理化”认同形成意识形态刚性，从而降低了改革的热情和效率，加大了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导致了意识形态剥出成本，使旧有制度的延续在非正式制度里得到了支撑，延缓了体制的改革和变迁。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从价值和伦理层面对旧体制进行扬弃，建立一个伦理型行政的新型模式，使以人为本的体育价值取向进一步加强，管理方式、方法和观念彻底转变。

依据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满意的对立面不是不满意。也就是说，消除了工作中的不满意因素并不必定能让工作令人满意。他还提出了二维连续体的存在：“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满意”，“不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不满意”。^[15]推而论之，“伦理”的对立面是“没有伦理”，“非伦理”的对立面是“没有非伦理”。非伦理型行政观是一种以物为中心、以效率为其核心价值追求的行政模式，采取非人格化的组织为行政活动方式，往往忽视组织中人的需求，忽视社会对公共决策的参与，以及行政组织的社会责任等。尽管非伦理型行政并不是不讲伦理的，但在非伦理型行政中，最高的伦理就是效率，效率就是最高的善。^[16]伦理型行政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行政，它关心人，以人的发展与完善为中心，注重社会公平，注重行政组织的公共性，关注行政组织的公共责任，把公民需求的满足、公共利益的实现当成公共部门的最大追求。伦理型行政并不是不讲效率，但它强调组织效率的方向性，即强调这种效率必须是一种正效率、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效率。由非伦理型行政走向伦理型行政，首先要从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入手。将表征着行政人员职业操守的行政原则和公平原则、法制原则、民主原则，以制度化的形式在行政组织的规章制度中予以明确，从而确保行政主体对行政伦理原则与行政道德规范的落实。这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组织的伦理化，更有利于增强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其次，要求公务员对自身身份、行政目的和行政价值进行全新的认识，具体说来就是要破除“官本位”思想，真正把自身的权力看成是一种谋取公共利益的手段，把自身对公共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一种职业伦理的内在规定，在讲求和谐伦理、追求宽容、寻求社会主体的优雅生存、寻求主体的责任感的和谐社会中真正做到公共伦理行政^[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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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理论体制

李纯斌

内容摘要：邓小平关于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要重视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推进教育发展，并详细论述了教育领导机制改革以及对领导内容的界定；所有这些都在理论层面进行了当代思考。

关键词：邓小平；领导体制；教育改革；

On the contemporary thinking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reform

Abstract:Deng Xiaoping Theory of education leadership system refor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ducation thought,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tent of leadership;all of these are in theory of contemporary thinking.Keywords:Deng Xiaoping;leadership system;education reform;

从革命时期转为建设时期之后，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便以战略家的眼光关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的论述，他始终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并把它放在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去看待，去思索，高瞻远瞩，充满了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一、邓小平强调要重视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推进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站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时代的高度阐述的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理论，是其教育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贯穿于他所发挥领导作用的整个建设时期。邓小平指出教育领导体制改革要立足教育的重要地位，“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P275同时认为“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P95必须群策群力，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不然“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3]P209当然，这些必须要靠推进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因此“教育制度要作适当改革。”[4]P59这“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调。”[2]P52 同时，要突出从领导管理入手，“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2]P70教育领导者要“真正搞好教育改革”，[2]P95在思想观念上要解放，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 [2]P91 只有“真正搞好教育改革，（才能）使教育事

[2]P95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是直接过问及多次建议推动

教育领域的制度建设，使得高考、学位制度、教师技术职称评审以及一系列奖惩制度一一被恢复和重建。

二、邓小平对领导机制改革的主要论述

邓小平领导机制改革的论述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要重视机构构成，完善组织制度。他认为学校作为一个人才集中的地方（包括学生和教师），这就有个办学性质和方向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基础阵地。因此要“配备好领导班子”，首先要选好党委书记，“书记很

1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实施党委领导的关键。这样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落实教育方针是一种保证。在1980年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强调到：“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2]P266

第二要实现内行领导，1975年9月26日，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同志汇报时指出“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比较内行的外行。” [2]P53在这里，他明确认为，要强调“德才兼备”，并且德是放在前面。“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 [2]P33 同时，教育的领导者应该是热心教育事业的人，能把所有的身心、才智用在教育事业上，早在1954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政务院第221次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我们有些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认为让他管生产是重视他，让他管学校是把他降格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是办好学校的主要障碍，应该纠正”“殊不知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3]P209只有领导者真正热心教育，就不会“是缺乏远见的，„„

[1]P121就（不会）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第三就是要转变服务方式。邓小平指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1]P121也就是说，领导者“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不要以会代会，以文传文，官僚作风，而要多干实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领导者必然“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包括提供资料，搞好图书馆，购置和供应器材、实验设备，建设中间工厂，也包括搞好食堂、托儿所等等。”[2]P56这不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而是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具体问题。领导者对此要充分认识，科学规划，采取科学有效的制度、措施，认真细致地完成繁杂而又必须的各种任务。“比如说，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么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解决？等等。”[1]P121这说明了领导要放在具体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中去看待，主要是个实践问题；要在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中切实反对并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第四要改革、完善领导管理制度。邓小平指出“对教育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展开讨论。”领导不是一言堂，不能武断、专制，使权力为个体服务，为私人利益服务，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营造人人敢说敢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局面，不要害怕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各种方案可以比较。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2]P110 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科学性、合理性，他认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1]P17因此制度推动很重要，“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这种制度应该是“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 [2]P151 要尽可能具体到每一项任务上实行几定制度，即“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 [2]P151这样才能做好领导管理，才能搞好教育。

三、邓小平对领导内容界定的主要论述

邓小平对领导内容的阐述是丰富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领导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邓小平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

[2]P56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才能真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才能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标准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来说，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 [1]P328培养目标的“四有”质量标准，“坚持”和“贯彻”就不可能自发的形成，一定需要按照适应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去进行领导。那么，作为党委领导，邓小平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这是要不得的”。[2]P109在这里，领导者要主动热情、要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一方面“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2]P109 领导者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座、表演，教育和引导人

[1]P40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对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和道德教育。” [1]P328从而“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2]P105第二，领导教育教学质量。办教育,教育教学质量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2]P104 同时社会发展中，“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

[2]P107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没有质量，就没有了应有的价值，一方面，难以促进本身的发展和提质，丧失生存的市场和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和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一种损害。对此，邓小平强调了抓好教育教学质量的几个方面：第一，要重视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是学校最重要的基本活动，对此，领导者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教学要贴近生产、贴近社会、贴近实际，“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该加以研究”[2]P108，而且，领导者要重视组织这种研究，从而找到一条适宜的方式和途径，他指出，“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与“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结果是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教师不能教书，学生不能学习，学校不敢抓教学，严重破坏了学校教学工作，造成教学质量下降。这是极其恶劣的。因此要从制度和舆论上提倡“尊师爱生，教学相长”[2]P109，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2]P100第二，关于教学内容、学风、考试问题。对教学内容，邓小平指出教育内容应该实现“三个面向”，体现现代性，但又要立足中国实际以及学生的实际。他说：“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

[1]P100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1]P66要“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2]P101军队院校的教学内容“要有现代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1]P61对于学风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树立良好的学风，扭转文革以来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学风变坏的状况，要求“学校培养好的学风。要有爱劳动、守纪律、求进步等好风气，好习惯。”[1]P51他认为“要

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标。”[1]P102并反复强调“要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1]P103 对于考试问题，邓小平把学生负担和考试问题放到了一起思考，那时侯他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邓小平强调要不断完善考试制度，要帮助学生正确对待考试，“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1]P102在这里，考试只是检测教学质量的手段，教学的目的是要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合格人才。因此“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1]P102这些问题到今天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第三，领导科研工作。高校是科研的重要力量，“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2]P53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这就说明了领导者对发展高等院校的科研要有具体措施和规划，在科研中，对于学风问题要进行管理。邓小平强调既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2]P57，又要“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应该进行批评

[2]P79教育。”他向教育领导者展示了一种辨证的思维视角，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局

面，学术创新要交流，要争辩；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学术研究中个人品质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在领导过程中，要加强学术制度建设，引导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第四，领导师资队伍建设。邓小平历来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首先，他强调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邓小平认为“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不论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1]P38他认为，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而人才的培养靠的是教师，靠的是教育。[因此，“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P38那么，要真正做到尊重教师，爱护人才，就“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2]P56要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起来，“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

[2]P95作条件和业务学习。”逐步改善和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让他们

安居乐业以及安心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样就可以稳定教师队伍，鼓励教师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同时还要从成才机制、培训机制上下工夫，领导者“要把师资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这种培训的内容要包括“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工作作风等。”

[2]P55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2]P110

四、邓小平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理论的当代启示

第一，领导者要形成与时代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人才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首要的基础原则。领导者要立足当前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人才当做最重要资源的观念。首先，传统中人们习惯于把资源理解为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而忽视了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实则为首要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已成为主导社会的中心。其次，大学不是大楼的集合，而是人才的集合，大师的集合。因此要实现对师生的关心、爱护、尊重、理解。只有师生生活在一种

自尊自主、心情舒畅、积极创造的社会氛围中，才能肯定存在的环境；也意味着师生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就有充分现实的空间。相反，如果师生被当作物、当做工具，被视为操纵、改造的对象，那么他们就无法发挥应有的积极效能。再次要尊重人才培养的规律，充分体现伦理关怀。一般来说，人才能力随时间发展呈曲线式，包含着发展潜伏期、跃升期，这是需要发现、呵护、激励和惜用的过程。因此，领导者应当善于识别“苗”与“草”，对人才予以适当的投资，尤其是对于处于能力“跃升期”的人才，要予以充分、及时的投资，应创造最好的条件，解除他们后顾之忧。这种投资包括解决人才的工资、住房、福利、医疗保险、子女入托入学、配偶的调动等形式。

第二，要切实推动教育教学与经济发展、生产劳动结合。站在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特别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高度要促进现代教育这种结合，从而领导教育教学质量。一方面，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出好人才，快出人才；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方法不断有新的改革和发展；要求教育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这些都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同时，另一方面，还要求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相结合，专业学习与社会就业相结合，学校必须要注重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以及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层次结构、劳动结构以及运行机制等调整变化的特点来改革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专业设置、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从而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第三、要形成以制度安排为引导的领导管理体制环境。教育领导管理体制要形成科学的选人、用人和激励人的制度安排以及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应该体现在制度当中。这样，人才的涌现、人才的物化生产能力与精神生产能力，就必然会成为教育教学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这里，以人为本在制度中得到真实贯彻，制度真正坚持一切从人出发，注重培养主体性强、富于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人才，并使其高效释放。这样，这种制度就能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一般来说，人与组织是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人的能力和素质是推动组织发展的基石，同时组织递次发展会不断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因此在制度安排中注重促进师生能力和素质的发展，就必然会促进学校的发展以及提升人才培养的水平。这样，师生与学校的发展便在互动过程中统一了，既提高了效率又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资料：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顾海良.《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篇6：理论体制

随着我国独立学院的不断发展，其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如何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水平成为当前各独立学院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本文主要对当前Z理论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应用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全面优化Z理论的应用，提升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1.引言

Z理论由美国管理学者威廉・大内于1981年提出，他认为美国的企业应结合本国的特点，向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学习，形成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其精髓在于组织的成功离不开信任、微妙性和亲密关系，因此完全可以实行以坦白、开放、沟通为基本原则的参与式管理。在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Z理论能够为其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新的理念和方法，有助于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等。然而，目前Z理论的应用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缺乏对Z理论的认识程度，缺乏有效的员工互动和交流，难以全面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缺乏有效的文化建设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Z理论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应用。本文正是在对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的Z理论应用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进而完善其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2.Z理论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对Z理论的认识

当前，Z理论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并确定了较大的成效。而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并没有有效的应用Z理论，其首要的问题就是对Z理论的认识不足。一方面，很多独立的管理层将Z理论视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方法，而与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不注重采用Z理论的相关方法和理念进行相关的管理。另一方面，当前Z理论主要应用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很少有学者对其在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应用情况进行研究，其实际的应用经验较少，独立学院在对其进行应用的过程中难以借鉴相关的经验，因此使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Z理论的应用价值，具体的应用也处于探索阶段，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2.2缺乏有效的员工互动交流

Z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过程中，要求企业必须要加强与员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活力，进而不断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目前，独立学院在应用Z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还缺乏与员工间的互动交流，使其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一方面，独立学院领导层与一般教师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基层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及时传达到领导层，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很多基层教育工作者的不满情绪较高，对整个人力资源管理造成了较大的难度。另一方面，在仅有的沟通中，沟通渠道流于形式化，广大教师的意见和建议难以得到必要的采纳，而且整个过程缺乏必要的反馈机制，使得Z理论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情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其存在的难度依旧较大。

2.3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Z理论主要是从企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建立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目前，很多独立学院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还没有真正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一方面，独立学院在制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过程中，过于重视管理的形式化，没有真正从独立学院发展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等方面出发，使其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流于形式化，而Z理论的相关理念得不到有效的践行。另一方面，Z理论具有宏观的指导价值，在围观层面需要独立学院根据现实情况而定，当前在实施Z理论的独立学院中，大部分只是在形式上采用了Z理论的相关理念，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大多数还是沿袭着传统的模式，没有全面综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2.4缺乏有效的文化建设

从企业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具有完善的企业文化作为保证。当前，独立学院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还缺乏完善的文化作为保障。一方面，很多独立学院由于发展的压力较大，其将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办学规模和扩大发展等方面，因此疏于在人力资源管理文化方面的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违背了Z理论的相关要求，进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目前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应用Z理论的成功经验较少，其对文化建设的需求较高，因此使得独立学院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其传统的管理文化已经不适应Z理论的需求，所以其应用的难度较大。

3.Z理论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应用的`对策建议

3.1提升对Z理论的认识度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理念和方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从现代商业企业的成功经验来看，要想实施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要首先更新相关的理念和方法，以此来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因此，独立学院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提升对Z理论的认识程度。一方面，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对独立学院的领导层进行相关的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到Z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并使其在实际的工作中强化对Z理论的应用，营造出完善的Z理论应用氛围，以此完善其人力资源管理。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和借鉴一些成功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Z理论的经验，并充分结合独立学院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有效的修正和完善，使其能够成为指导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理论和思想，以此完善其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3.2加强与员工的互动交流

Z理论的重要思想和方法就是要求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强化与员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此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质量。因此，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在应用Z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加强与员工的互动交流。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沟通渠道机制，使得广大教师和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能够顺利传达到领导层，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对关键性的意见和建议进行采纳，采取群策群力的形式逐步提升对Z理论的应用，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以双向沟通的形式提升上下级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教师和广大员工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交流关系，避免出现管理者的个人独断行为，保持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长久有效性，提升对Z理论的全面应用能力。

3.3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管是企业还是独立学院，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这也是Z理论的重要要求之一。因此在独立学院应用Z理论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要本着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独立学院健康发展目标，对其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避免出现讳疾忌医的问题，全面审视各项管理措施，从事实出发进行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要从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出发，有效分析Z理论的相关要求和理念，根据独立学院未来的发展前景，从教师和广大工作者的现实需求出发，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并充分发挥对其管理和激励作用，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以此通过Z理论的应用来完善独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3.4加强管理文化建设

Z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应用需要有完善的文化作为基础和保障。因此，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Z理论的过程中要全面加强管理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在独立学院内部营造出Z理论应用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对广大教师和工作者进行Z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相关培训和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Z理论的重要性，提升对Z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应用的接受度，为其应用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文化来提升对Z理论的应用，通过在教师及员工招聘、选拔、激励、薪酬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建立其文化层面的保障，逐步建设独立学院独有的管理文化，形成良性的管理循环机制，以此完善Z理论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