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体制

宪法体制（精选7篇）

篇1：宪法体制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素质，努力推动“法治凤凰”建设，更好地服务全镇中心工作，针对群众反映的涉法热点问题，根据区司法局和凤凰镇领导的指示精神，镇普法办拟于5-6月组织、协调相关职能单位开展以《食品安全法》、《武汉市查处和控制违法建设管理办法》(市政府189令)、《环境保护法》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法制宣传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 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组织主体单位：凤凰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所

1、 时间：5月第2周

2、 地点：全镇各村和凤凰社区

3、 形式：巡回宣传、集中宣传

宣传周期间，分别在三叉路菜场、镇中心小学等地采取悬挂宣传横幅、宣传车沿主要交通要道宣传的形式进行巡回宣传。 6月26日，在三叉路菜场设立宣传点，采取现场解答法律咨询、摆放宣传展板、散发宣传单的形式进行集中宣传。

二、环境保护宣传周

活动组织主体单位：镇环保办

1、 时间：5月第4周

2、 地点：全镇各村和凤凰社区

3、 形式：巡回宣传、集中宣传

宣传周期间，在三叉路菜场、各养鸡场采取悬挂宣传横幅、宣传车宣传的形式进行巡回宣传。

6月26日，在三叉路菜场设立宣传点，采取现场解答法律咨询、摆放宣传展板、接受举报和投诉、散发宣传单的形式进行集中宣传。

三、 其它事项

1、各参加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法制宣传工作，要安排专人负责专项法制宣传工作，力争把工作做实、做好。

2、各活动组织主体单位具体负责宣传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3、镇普法办负责安排、协调、配合各专项宣传活动开展，并安排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

4、各专项法制宣传活动集中宣传时，由各责任单位负责布置咨询台、宣传展板、宣传彩门及宣传会标。

5、各单位于5月4日前将具体活动方案报镇普法办。

6月26日凤凰镇普法办组织凤凰人社中心、环保办、食品药品监督所、城建办、工商所、司法所共六家单位在凤凰镇三叉路菜场举行大型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共发动二十多名公职人员参加，主要宣传了新的《食品药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新消法》《新洲司法》报、《武汉市查处和控制违法建设管理办法》、《村民养老保险办法》等法律，发放宣传传单两千多份、书籍一百多本，宣传展板六块，横幅两条。

过往群众纷纷咨询法律事务、争相领取法律书籍、传单。司法所还集中组织矫正人员参与活动，帮助布置会场、发放传单。在整场活动中矫正人员表现了极高的热情，认为在劳动中也学到了法律知识，了解了人们对法律知识的渴求。

我们认为这次活动既有普遍宣传的效果，也有重点宣传的意义，在法律中我们重点宣传了《食品安全法》，在普法对象上我们重点针对了矫正对象，取得了较好的普法效果。

篇2：宪法体制

(一) 宪法的基本原则

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立宪和行宪的过程中, 人们需要遵守的最基本的准则。宪法的力量不仅源于其国家根本法的地位, 更源于其有效实施。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

首先, 人民主权原则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并且最终属于人民, 即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的“民有”。《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其次, 基本人权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根基和宗旨是保障人权, 即国家权力的“民享”。对公民的宪法保护着重体现在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随着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基本人权原则也得到了更多法律保障。

再次, 权力制约原则即国家各部分权力之间相互制约, 互相监督, 目的是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最后, 法治原则, 即宪法和法律是调整社会生活的根本规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没有高于法律的特权。法治原则要求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高效的执法体系、严密的监督制度和有力的法治保障。《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二) 宪法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

宪法体制是多种体制的有机结合, 司法体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宪法原则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司法民主与独立相统一原则、司法公正优先兼顾司法效率原则、司法保障人权原则。

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相统一原则是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它要求司法过程要充分考虑民意, 同时要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受民众监督。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司法民主根源于以下司法观念:一是司法权源于人民;二是司法机关存在的必要性;三是司法机关必须尊重人格尊严和价值;四是司法权的有限性;五是以民为本的司法制度才具有生命力。”[1]司法民主的目的就是保障司法的公正性, 这就要通过司法独立来实现, 二者是相互统一的关系。

司法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是宪法的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方面体现了司法独立的要求, 更突出了司法公正的核心价值。实现公平正义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 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在法律领域, 公平正义要靠立法、执法和司法来实现, 其中以司法尤为重要。司法活动关乎民众的切身利益, 甚至掌握“生杀大权”,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迟到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 司法效率是对公正的保障, 快速高效的司法活动不仅可以使被损害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 也能够有效维护法律秩序, 增强司法机关公信力。在社会主义司法领域, 应坚持公正与效率的辩证法, 以公正统领效率, 以效率保障公正。[2]

司法保障人权原则是宪法的基本人权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 也是对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宪法要求, 所有国家权力机关都要遵守此项宪法义务。在法治社会,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制, 同时也是制约其他公权力的有效手段, 司法被视为人权保障的最主要的方式与有效的途径之一。[3]

二、我国司法体制现状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好坏与否, 关键要看它能否解决本国国情下的实际问题。我国司法制度在大体上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状况, 与此同时, 也应当看到, 司法活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司法干预、关系压制等现象频发。老百姓对运用司法手段保障自身权益信任不足, “信访不信法”, 采取极端手段维权的现象也很常见。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法律普及程度不够之外, 司法体制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 司法活动难独立, 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我国现行的司法人员分级管理、财政分级负担的体制, 以及地方政府决定地方法检人事任免和财政的制度, 都导致了司法活动易受到地方干扰,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难以保障。

其次, 司法去行政化困难。在现行体制下, 法官有时并不是审理案件的最终决断者。审判结果要经过庭长、院长的层级审批后作出, 甚至出现了“法官审而不判”“庭长、院长判而不审”的情况, 这不但影响了司法效率, 也直接影响办案质量。同时, 司法人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 若缺乏针对职业特点的管理办法和权利保障, 必定影响司法效率和公信力。

再次, 司法不公开不透明。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中, 不愿、不敢、不会公开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对于权力最好的监督办法就是公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才能保证权力的合法有序运转。

上述问题违背了宪法原则, 也不利于司法活动的公正、高效、权威, 司法体制迫切需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 具体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

三、以宪法原则指导司法体制改革

改革的性质是中国司法体制和制度的自我完善, 在司法改革方面, 我们不能崇尚革命性思维, 而应该在宪法的范围内, 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4]在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时, 需要从国家权力体系的层面进一步明确司法制度的宪法基础和司法改革的宪法界限。[5]

(一) 人民主权原则推动司法民主和独立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 能否保持司法民主与独立, 关乎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要严格依据宪法原则从以下几点出发:

1. 推动人财物统一管理。

要想减少地方对司法的干扰, 就必须跳出地方控制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牢笼。由省一级统一管理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的人事、财物经费。对于地方检察官、法官的任免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2. 完善司法管辖体制。

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通过建立最高法巡回法庭, 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以及完善行政诉讼的相关管辖问题, 提供审判工作质量, 保障司法独立不受不正当的干预。

3. 优化司法机关管理制度。

按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特点实行特色管理, 优化专门的管理制度。建立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职务等级及工资制度。

(二) 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决定着司法活动如何运转。司法改革要对司法权的配置、运行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作出制度性安排。健全分工负责、有效配合、严格监督的司法体制机制。

1. 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施行主审法官负责制, 将以往分散的权力集中归还给主审法官,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完善审判委员会的参与方式。

纠正审委会以往通过开会听汇报就得出判决结果的错误做法。要保障审委会的参与权利, 尤其要建立审委会及委员直接审理重大、复杂案件的制度。

3. 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 统一法律适用。

最高检和最高法要重视制定司法解释这一重要职权,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发挥案例指导的规范和引导性作用, 推进司法活动公正高效进行。

4. 明确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

进一步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确保审级独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明确职责权限, 实行过问案件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

(三) 人权原则推动在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权

为防止出现冤假错案、保障司法活动中的人权, 2013年下半年以来, 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等都陆续推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工作意见。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具体到司法体制改革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建立健全保障严格司法的办案责任制。

坚决执行预防、纠正冤假错案的相关规定, 建立健全错案责任追究机制。办案机关严格依照程序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严禁刑讯逼供,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坚持疑罪从无。

2. 法律向弱势群体倾斜。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培养覆盖面广、高素质的法律援助队伍。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

3.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劳教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我国司法体制的进步, 社区矫正制度从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要尽快制定出台社区矫正法, 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和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 鼓励更多的志愿者广泛参与进来, 解决矫正人员的教育、就业以及心理健康等问题, 帮助他们更好的回归社会。

四、总结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对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弘扬宪法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深化改革的全过程中要严格的以宪法原则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是在我国当前国情下, 面对政治、经济等形式发展要求而进行的司法观念、制度的整体转型, 是一个复杂又浩大的工程, 要坚持以宪法原则为依据, 将指导原则明确化、目标定位科学化。将宪法精神融入改革全过程, 更好的推动司法体制建设, 实现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林猛, 李柏光译.商务印书馆, 1999:86.

[2]张文显.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程[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9 (3) .

[3][5]韩大元.人民司法制度的宪法构造[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 (6) .

篇3：浅析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宪法监督；制度完善；措施方法

1 宪法监督的概念

宪法监督，即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宪法得以真正实施而进行的监督法律制度和活动的总称。

1.1 从广义上看

一部分学者认为是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采用有效的措施监督宪法的实施，并将宪法实施的行为作为宪法监督的对象，同时在监督方式上也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监督是有权实施、修改和解释宪法的特定主体在依据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实施、修改和解释宪法的过程和结果，其目的在于让宪法中的规定能够得到正确的实施，并使宪法制定者的立法目的能够得到完全实现。笔者认为，广义上的宪法监督是为了更好的监控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由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对宪法实施的一种督促，是普遍性的宪法监督。

1.2 从狭义上看

有的学者认为是国家的特定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涉嫌违宪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并且对上述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宪法的情形进行裁决并作出相应处理的制度，也有学者认为是国家的专门机关对国家机关、其他组织或个人涉嫌违反宪法的行为或者在实施宪法中存在的争议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审查，对确定违反宪法的行为予以纠正和处理的制度。笔者认为， 宪法监督指由宪法明文规定的或由国家认可的特定机关实行的宪法监督，在监督对象上一般针对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的活动，其主体应是由宪法授权或认可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对相关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纠正违反宪法的行为，同时对相关责任人和组织追究法律责任，以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

2 国内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

在1982年宪法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后的2004年宪法是我国的现行宪法，基于建国以来相关经验和教训，认真审视在新常态下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规定。

2.1 从宏观上看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颁布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与现行宪法。2004年宪法确定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除1975年宪法外，其他宪法都对宪法监督制度作了相关规定，现行的宪法监督模式是在中国具体宪政实践中，依据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确定下来的，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享有宪法监督权。这样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合宪审查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确定了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监督，从此就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统一的宪法监督模式。

2.2 从微观上看

2004年宪法在规定了对国务院行政法规、规定及地方性法规、决议等进行事后审查以及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同时，也对事先审查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省级地方性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方能生效，这种备案和批准后生效便是宪法对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做的一种事前审；明确了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决定进行改变或者撤销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級国家权力机关制订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违宪审查权，同时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具有撤销权。由此可以看出，2004年宪法从根本上树立了宪法的至高地位，同时明确了违宪审查的可行性和规范性。

3 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措施

宪法监督制度是树立宪法尊严，维护和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部分，是保证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顺利实施，使相关机关、组织、个人严格依法、依宪行事的法律及法律程序的总称。因此健全宪法监督体制，充分维护和保障宪法权利的实现，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

3.1 加强和改善党对宪法监督工作的领导

党在监督工作中起领导作用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求党必须依法行政，尤其是要依宪行政，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发挥党模范带头作用，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各种行为，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特别是依宪治国的统一。下一步，应立足于现有的法律制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与全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履行专门的宪法监督职能；完善宪法监督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建立违宪审查程序；继续发挥公民、政党、社会团体和组织等社会监督主体在宪法监督中的建设性作用。

3.2 建立违宪审查程序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由相关的国家机关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及国家领导人的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对违法宪法的法律、法规和行为提出纠正或者要求撤销的制度。下一步，应当尽快制定宪法监督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宪法监督的主体和对象：宪法监督的主体应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全体公民；宪法监督的对象应当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违宪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胡锦光.违宪审查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陈力铭.违宪审查与权力制衡.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3]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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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 宪法是根本大法, 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 有人也称之为“母法”。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 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宪法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制度,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现在实行的宪法, 它由1949年“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发展而来, 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四次重要修正, 根据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进行不断完善。现行宪法凸现了“改革开放”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它能够很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 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总体上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现行宪法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有这些成就都和现行宪法的作用密不可分, 在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 这部宪法将持续发挥出它的巨大作用, 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会不断丰富和完善宪法, 其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章程。

“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 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在我国宪法制度发展的历程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强调的那样:“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 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 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回顾现行宪法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 可以得出一个有力结论:“维护宪法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捍卫宪法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 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宪法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 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拥护, 才能发挥其根本大法的作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根本利益与宪法的实施息息相关, 这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保障宪法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当前,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就是树立宪法意识以及维护宪法权威, 这项任务必须常抓不懈, 要把工作落到实处, 发挥真正的效果, 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给“依法治国”打下扎实的思想基础

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是关系到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大事, 甚至关系到依法治国的进程, 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 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识和遵行。全民普法和守法应该成为党和政府实现“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让宪法基本精神普及广大人民群众,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增强全民法制观念, 真正弘扬宪法观念。此外, 不断创新手段和丰富途径, 着力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中小学设立法律知识课程, 宪法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宪政理念, 起好带头作用, 树立忠于宪法的意识, 、自觉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 带动广大群众学法守法, 在全社会形成遵宪守法的良好风气, 以实际行动为推进依法治国打下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 人民群众是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基础。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定要加以重视, 在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中, 要全面落实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 不断健全民主制度, 不断丰富民主形式, 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 让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只要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 必须做到以人民为主, 帮助人民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要充分并广泛地听取群众建议和意见, 还要虚心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 保证人民依法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党和政府要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协调好各种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还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虽然宪法和法律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出来的, 但是, 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贯彻实施宪法必须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做到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维护好宪法法律的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好宪法法律的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好宪法法律的实施, 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党和政府要以法治的理念、体制、程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善于把执行宪法和法律与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机统一起来,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进一步提高政府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的榜样作用。此外, 还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运用党内法规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自觉做“遵守宪法”的模范, 恪守宪法原则, 履行宪法使命, 依照宪法办事, 从而带动全社会严格贯彻宪法。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基础是全体公民, 关键是国家公职人员, 重点是各级领导。宪法确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必须维护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的那样, 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清楚地认识到, 是人民赋予了政府权力, 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 要严格按照宪法办事, 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确保政令畅通, 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 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树立宪法权威, 维护宪法尊严, 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党员要带头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研究宪法实施过程中带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加强宪法实施中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的研究。真正做到宪法至上,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要处于宪法的监督之下,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民需要一部与时俱进的宪法, 他们更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全面体现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摘要：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宪法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制度, 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治国总章程, 想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是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宪法,权威

参考文献

[1]王峰.我国宪法权威的缺失及其构建研究[D].安徽大学, 2003.

篇5：宪法体制

按照日本思想家宫崎滔天的看法，在大正年间（1918—1932）政党内阁出现前，日本实行的是官僚（元老）政治，它兼具军阀与政客的特征。明治维新后，元老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但在关于学习西方政治体制上，明治元老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特情况，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为版本进行复制，建立了兼具保守与进步的明治宪法体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个体制有着它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它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力量完成资本积累，搞好基础建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在国外，可以运用国家力量去开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这时期明治宪法体制尚未显示出问题。到了大正天皇年间，当日本借一战之契机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民主思潮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民众开始渴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以“政党内阁、普遍选举、特权的限制”为标志的大正民主开始后，明治宪法体制中军队统帅权独立所带来的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佐久间像山如此区分了东西文明的差异。而指导明治宪法制定的核心思想是“东洋道德”，即以天皇为核心的“主权在君”的指导思想。在制宪时日本存在着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的争论，元老木户孝允认为当时的日本是“未达到文明之化”之国，“故不得不暂由君主专断，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渐步入文明”。故日本的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1〕。1889年2月11日（日本纪元节）举行宪法颁布大典，明治天皇在大典上宣称：“朕以祖宗所授大权，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宣布此永世不朽之大典。”正式颁布了由天皇根据神授之皇权“恩赐”给“现在及将来之臣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全文共七章七十六条，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君权为基轴”〔2〕，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在主权问题上，明治宪法断然否定了当时在日本知识界中广泛传播的“主权在民”的进步思想，反而将日本古代的《古事记》中关于神权政治的说法移植到现代的宪法中来，这是它落后保守的一面。

在对明治宪政体制进行分析时，既要看到其中落后保守方面的影响，同样也要看到宪法中进步方面的作用。“如果以二战后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人权等常识作为价值标准衡量的话，那么明治立宪体制中对人权等的考虑是不充分的”，“简单地把现代价值套用到明治时代是令人疑问的”〔3〕。明治宪法是由井上毅起草的，其进步的方面表现在以下：首先，宪法中对神化了的天皇作了诸多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四条、五条和五十五条中。这些条文使日本天皇成为如资产阶级立宪主义中的君主。其次，宪法中承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虽然宪法仍在字面上将公民称为“臣民”，但如同绝对主义的天皇变成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天皇一样，“臣民”也已不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公民”了。而宪法对帝国议会的权限规定特别是对财政监督权的规定、立法权的规定，也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治宪法的诞生使古老的亚洲有了宪法、议会、政党等。明治宪法体制二重性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展示，其中保守的一面滋生了未来的日本军部势力，而其中进步的一面则促成了大正年间的民主政治。

二

乘着一战的东风和元老的扶持，再以明治宪法提供的空间为平台，日本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从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至1932年军部发动“五一五政变”间，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民主体验，即“大正民主”。对于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民主政治，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以原敬为领袖的原敬内阁、两次护宪运动、普遍选举权的确立都是大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民主的定义是：“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的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每个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4〕依熊彼得对民主的定义，日本大正时代的民主，具备了普遍选举和自由竞争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党政治运作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对元老举荐的依赖。按照民主国家议会制的规则，一般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阁，但是日本实行的是一种奇特的政党内阁体制。内阁首相的人选并不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候选人，而是先通过元老举荐出任首相，然后再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原敬打破官僚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个出身平民的首相，并组建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但是他仍然是在元老们首肯的前提之下得以组阁的。后来的滨口内阁、犬养内阁都是先由元老西园寺举荐之后，再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获取多数而确立政权。马场恒吾在1929年评论滨口内阁时曾说道：“元老只是宪政过渡时期所能允许的一种制度”，“如果政党发展起来了，使政权的授受能在政党之间顺利实现，就不需要元老了”。元老举荐只是从官僚政治向宪法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体，它并不与民主精神冲突，因为政党能否组阁仍需依赖于民意，接受选举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施行的是民主政治。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常态了。“西园寺本身希望自己的作用逐渐减小，但是正是由于西园寺，宪政常道才得以实行，如果没有他，二十年代的政党政治一定实行不了”。〔5〕现实政治的发展却与西园寺的期望相反，政党严重依赖于元老的举荐和元老对军部的牵制，这使得政党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各个政党不是努力去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支持，不是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当元老逝去之后，缺乏民众根基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毫无反击之力。

三

从明治宪法体制之下发展出来的政党内阁，在组阁后却未能掌控国家中最重要部门——军队，这个缺陷带来的结果是政党内阁权威的缺乏，使得政党内阁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受到极大牵制，也使大正时期日本在国内外政策上往往表现出无连续性和不一致性。日本的内阁虽然是通过普遍选举（这一点也是安德森认为日本不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原因）而确立，但是内阁并未拥有如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行政权力。日本行政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军队统帅权的独立上，军队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在宪政国家中它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一，但是在日本，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特别设定，军队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

明治后的天皇只有着象征的意义，宪法中规定的“主权在君”也只是当政的元老们控制国家的招牌而已。围绕“主权在君”这个立宪核心，元老们通过宪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明治宪法在第十一条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而作为宪法补充的《宪法义解》又进一步规定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配备、给养、人事和训练事宜。这就确保了名义上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编制权。围绕立宪核心，明治时代推行了以培养效忠意识为主的教育，并将国家权力集中在名义上的天皇之下，施行官僚政治。虽然“主权在君”的立宪思想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它给日后的军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上世纪三十年代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对外发动“圣战”，这些都是立宪核心“主权在君”所带来的消极面。

一般观点认为日本军部大形成的时间是在明治年间，这些观点的基础是这个时期军队拥有了人事上的独立、军队能够实际影响政治运转等。但是这时期的军队仍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它只是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明治维新后来自长州、萨摩二藩的明治领导人把持了政坛，他们也面临着国内追求民主化的压力，在明治时期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更催生了未来的政党政治。为了保持元老对政治的影响，1900年，元老山县有朋在政府中通过法案，规定了军队的人事权独立，将本已是既成事实的军队人事权独立在法律上加以确认。该法案规定，陆、海军以及参谋本部必须由军方的重要将领担任首要职务。通过这一法案，元老可以达到双重目的，首先，可以保持元老对内阁的控制，内阁中的陆军、海军大臣必须由军方高级将官出任，而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在元老操作下，可以通过军方将领拒绝出任而倒阁。其次，军队人事权的独立可以保持元老对军队的影响力，使军队不至于受内阁的影响。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是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政党内阁期间，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倾向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当元老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

军部的独立是在一战后的大正年间，一战在战争模式、战争规模、战争效果上给日本军队以新的认识。一战中欧洲各主要参战国中都形成了总体战的概念，但第一个在国家中推行总体战的却不是欧洲传统列强，而是亚洲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总体战思想刺激了日本军界把握国家政权的欲望，如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对满州问题的策论中谈到：“持久战争需要各方面的广泛而慎重的计划，当发生歼灭战（持久战）时，应当以武力为第一，外交财政等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他强调说：“吾等只所赖在与我统帅权。”〔6〕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驻欧洲武官及出差在欧洲的三位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到，继续商讨并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部独立并走向政治舞台，推行军国主义统治的起点。同时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如北一辉等人也系统提出了通过军人统制国家，推翻政党政治的主张。而他们的影响不单单限于思想领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思想为基础在军队中形成了各种团体。

“巴登巴登密约”之后，在总体战思想的刺激之下，日本军队内部各种团体开始形成，并图谋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对政治加以干预。日本军内的各种团体在二十年代开始纷纷成立，从1920年到1929年，军内结成各种团体达数百个。这些团体分合无常。如以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指导的、以海军军官为主力的王师会；以陆军大学毕业在参谋本部和在陆军省工作的幕僚军官为主的樱会；以官僚、军阀为核心的国本社等。在横向上日本军队内的团体是分裂的，在纵向上由于获取国家政权这个目标的存在，他们的行动又是统一的。这些团体虽然分散，并且彼此争斗，但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掌握政权之下，它们分散行动的合力却导致了军部的上台执政，这表现为下级军官力图通过武力手段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高级将领则在体制内以下级军官的政变为契机逐步推翻政党内阁。

四

1918年9月，以“米骚动”为契机，政友会总裁原敬上台组阁。原敬内阁是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也因没有华族爵位而被称为“平民宰相”。原敬执政期间也是军部势力独立发展的时期，信夫清三郎说这时期“日本主要存在着政党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外务省和军部的矛盾”〔7〕。军部和政党的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事权、军备预算以及对外的军事行动上。在涉及政党政体的根本问题——军队统帅权独立上，原敬首相也借其声望开始了收回统帅权的斗争。原敬首相借助1921年海相加藤出访美国之机，准备以文官身份代理海相，这昭示着军队大臣武官制的突破，进一步努力而收回统帅权是可能的。但是原敬首相在即将代理海相之前，却突然被一个少年莫名其妙地刺杀。收回统帅权的努力也以原敬首相之死而告终。

原敬之后，虽然二十年代中政党和军部之间存在着矛盾，但由于元老的存在，在军部、政党间形成了一个中和的力量。对于政党和军部来说，元老都具备他们所认可的因素。对军部来说，元老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并参与了明治后军队的创建，元老和军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素有“萨摩海军，长州陆军”之说。在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元老以其与军队的天然联系和威望，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大正时代元老虽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但元老仍然保持着对军队的影响，而在对外扩张上，元老也因其思想与军部相吻合而被认同。

元老们大多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们强调日本政治的独特性，但元老认识到政党政治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明治时代的自由评论人植松考昭对元老政治评介道：“元老政治只是向宪政过渡的一个现象，立宪政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8〕通过元老出面调和，减少军部使用暴力的风险，保持军部与政党力量的均衡，这是符合元老的利益的。“对于潜在危险的压制来源于元老，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后，元老们相继去世，仅仅留下硕果仅存的一人西园寺公望”。〔9〕西园寺原本希望原敬在他之后成为新的元老，但在原敬突然被刺杀后，就再无具有资历与威望的人选了。而在西园寺去世之后，军部和政党之间（特别是在军部和外交部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失去了元老这个牵制后，把握强力工具的军部就更加肆无忌惮，在三十年代军部以系列军事政变为契机，最终取消政党政治，建立了军国主义体制。军部势力的上台，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是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它以明治宪法中的主权在君为旗帜，以军队统帅权独立为依托，通过一系列政变逐渐削弱政党的力量而夺取政权。

民主化不是一步就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制的巩固、完善不但需要经济上的发展、思想上的自由，更大程度上，它还需要倾向于民主的政治家们，在面对国内的保守势力时，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打破传统的束缚，巩固民主、弥补不足。大正时期发端的民主，只是民主的初级形态，在政治上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明治宪法体制的二重性、政党对元老组阁举荐的依赖、军部统帅权独立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和具体的政治运作上阻碍了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再加上政党自身的缺陷和军部势力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的民主体验以失败而告终。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论述道，在民主政体组建后，民主派就需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他指出，政治家们需要削减军队的规模、调整军队的使命、明确表示文官是军队的领导人、培养并维持政治组织，当政变时它会走上街头支持你〔10〕。反思大正时代的政治家，在民主政治期间，既没有削减军队的权力、以文官对军队加以控制，也没有组建自己的群众基础组织，在军部政变后也缺乏自己的阶级力量支持。而大正时期的政党内阁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是可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发展，弥补明治时期开创阶段的不足的。但是，他们却未能完成这个任务，最后民主政治失败，军部势力上台，日本进入了军部独裁统治时期。

注释：

〔1〕（日）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80年版，第2页。

〔2〕（日）伊藤博文：《在制宪会议上的演说》，《近代史史料》，第239页。

〔3〕（日）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6页。

〔4〕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7, chapter21,p269.

〔5〕（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6页。

〔6〕（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河出书房1951年版，第260～264页。

〔7〕（日）信夫清三朗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8〕（日）尾尊兊：《大正デモクラシ》，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9〕W.G.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55

篇6：宪法体制

然而这种分类并不意味着否定“实然”的宪法而去追求“应然”的宪法。因为这种分类并非相互对立的。从宪法的运动过程来看, “实然”的宪法中亦包含着“应然性”因素, 而且这种“应然性”因素自宪法产生时起就成为宪法的支配力量, 并决定了“实然”的宪法本身就是“应然”的宪法的产物。而“应然”的宪法的“应然性”问题也是一个须待考证的问题。因此, 宪法研究不应是在分类问题上纠缠不清, 而应探求宪法的“应然性”因素, 以适应宪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 从实证角度考虑, 由于宪法是支撑法网的权利框架, [2]如何进行框架的搭建, 以保证法网的适度, 进而实现法追求自由的价值, 也需要审视宪法的应然性。

探求宪法的“应然性”因素, 实质上是探求宪法合理、有效存在的支撑力量。作为宪法运动的整个过程, 从宪法原型到模范宪法实质上都是“应然性”因素支配的结果。基于此, 通过对宪法的“应然性”因素进行梳理, 确定支撑宪法发展的合理因素,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宪法, 并进一步追求宪政的理想效果。本文拟通过“应然性”因素的理论分析, 并结合外国宪法的实证, 来达成对宪法的“应然性”因素的一种认可, 并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宪法作出评判。

一、宪法制定的应然性规则: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过程

现代社会追求的是法治社会, 而法治社会强调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并且首先尊重的是宪法。宪法怎样才能被人们尊重?其前提之一应该是宪法具有权威性。而权威性的取得则是人们都认同宪法的内容和宪法所蕴含的理念。如果某些人不认同宪法, 他就会不尊重宪法、不遵守宪法, 甚至出现宪法危机。

那么宪法怎样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呢?则必须是不同利益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 都得到尊重, 共同参与宪法的制定, 并就宪法的内容通过一种妥协、博弈甚至斗争, 形成一种合意。只有这样的宪法, 才能够照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 也才能够被不同利益主体所遵守和尊重。

因为, 当今社会,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利益主体。必然或者存在不同的阶级、或者存在同一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如果宪法的制定仅由一个或几个利益主体所决定, 那么, 他们就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有时他们为了社会的稳定可能会考虑其他利益主体甚至反对者的少许利益, 但绝不会公正地考虑他者的利益) 。这样的宪法, 被损害或者未被照顾到利益的主体必然不会虔诚地尊重宪法。宪法的权威性也就大打折扣, 法治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的旋律。

从世界宪政国家制定宪法的情况来看, 可以说被人们推崇的宪政体制都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制定的宪法。具体表现为:作为近代宪法先驱的英国, 其《权利法案》是代表市民议会和封建贵族及王权通过斗争, 在与国王妥协并分享政权的基础上通过的;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 则是美国十一州的55名代表, 经过激烈的争吵、讨价还价、妥协而制定的;而二战后日本的宪法, 亦是经过议会、各在朝在野党派及公众, 通过自由媒体的长期充分辩论, 再由超过三分之二公民投票通过的。

由此可见, 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制定的宪法基于各方的认同能被各方遵守, 因而也就能保持宪法的长期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并且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制定宪法还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性, 即基于主权在民的理念由人民决定国家治理规则, 并保障人民的权利。总之, 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制定宪法是人民管理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 也是人民能够尊重宪法权威的依据。

而在我国先后制定的几部宪法中, 尽管有全民讨论宪法草案的迹象, 但讨论宪法草案的并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的主体, 而是利益共同体, 并且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宪法的最终通过并不是履行公民批准的程序。因此, 我国宪法一直被看作纸面上的宪法, 一直不能发挥宪法的作用、体现宪法的权威。可见, 我国宪法的制定要考虑多方力量的参加, 体现多方的利益。

二、宪法修改的应然性:不宜频繁启动的一个宪法程序

宪法的权威性还在于宪法的稳定性, 不被频繁修改。因为频繁修改的宪法会导致宪法内容的不确定性, 人们就无法遵从宪法, 宪法的权威性自然受到损害。因此, 宪法一旦制定, 就不要轻易修改。即使修改也要遵循严格的修改程序。

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通过后, 一直到现在仍是美国政府职能运作和人民权利保护的依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了一些修正案。这也成为美国宪政被人们热衷研究和借鉴的原因之一。而法国自1791年第一部宪法起到1875年共颁布了十余部宪法, 这一方面反映了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 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宪法只是当权者为其合法执政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而宪法的这种频繁的更替, 并不能保证哪一部宪法被全国人民真正地遵守。可见, 稳定的宪法是树立宪法权威的基础, 而频繁变化的宪法只会降低宪法的权威。

我国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开始, 到1982年也经历了4部宪法的制定过程。而1982年宪法作为现行宪法还不断被修正。按照宪法不宜频繁修改的应然判断, 我国对宪法的态度实际影响了人们对宪法的一种尊重, 导致人们想对宪法形成一种信仰都难。因此, 在我国宪政进行的过程中, 如何保证宪法的稳定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宪法内容的应然性:体现民主、权利、人权、分权与制衡、法治

民主、权利、人权、分权与制衡、法治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针对封建君主专制而提出的一些思想口号, 并得到普遍认可, 成为支撑现代国家的价值理念。而宪法的存在则必然受这些价值观念的支配, 即: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 基于其政权的稳定及上述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决定了宪法的内容必然要体现这些价值观念。因此, 这些价值观念实质上是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 并被学者称之为前宪法现象。[3]

正是这些应然性因素决定了现代宪法的正当性存在。即:基于君主专制而提出的人民主权成为宪法不得不依据的正当性来源。基于人民主权则必须保障人权、保护人民的正当权利, 包括保障人民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而人民权利的保护则必然避免政府权力的扩张, 而应限制政府权力;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防止专权则需要确立分权与制衡的国家治理模式, 这也是现代宪政国家的统一认识;而宪法依据上述因素所规定的内容要想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则必须在法治的观念支撑下才能实现。因此, 现代宪政国家必然通过宪法确定法治原则, 在宪法中规定体现民主、权利、人权、主权、分权与制衡价值观念的内容。

现代宪政国家宪法运动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首先, 资产阶级宪法都确立了民主制度, 使宪法成为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其次, 资产阶级国家都强调人权, 保障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第三, 英、法、美等国家都通过分权与制衡的模式治理国家;最后, 资产阶级国家都尊重法律, 把一切行为纳入法律运行的轨途中。总之, 支配宪法存在的上述价值观念至少从形式上在资产阶级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直坚持民主与法制。在经济转型时期还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特别是我国现行宪法经过修订增加了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条款, 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最基本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我国政府的权限受到限制和监督的可能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以至于当政府行使合法伤害权时, 作为弱势的公民、团体往往无能为力。另一方面, 作为公民的权利极其有限。我国现行宪法总共规定了十八种权利, 即使这很少的公民权利在行使起来也是极其困难的, 有些甚至不可能行使, 致使这些权利形同虚设。因此, 由于我国宪法缺乏一些支配宪法存在的价值观念, 导致我国宪法并不符合宪政的要求。基于此, 我国宪法应进一步作出修正, 并贯彻、体现法治观念。

四、宪法实施的应然性:宪法应表现为一种可操作的程序

法治国家, 首先应尊重和遵守宪法。怎样尊重和遵守宪法, 应当表现为宪法的可操作性。因此, 宪法的内容并不当然体现在实体的权利和权力上。宪法的实施和其他法律的实施一样, 应配置相应的程序。“程序”成为发动宪法的必要机制。不论是宪法权利, 还是宪法权力。其配置离开了程序的保障, 都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3]同样, 宪法责任的承担也依赖于程序的保障。如果宪法没有确立相应的程序来使宪法责任成为一种实际上可以承担的责任, 那么, 宪法责任确定的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3]因此, 宪法程序应当成为宪法实施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宪法实施将会因为宪法程序的完善而得到保障。

为宪法实施提供程序保障, 在实施宪政的国家是存在的, 如美国。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就是把宪法价值的核心立足在“程序”上, 这也应该成为美国宪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的一个因素。

我国宪法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理倾向的影响, 导致在宪法程序设置上几乎是空白的。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诸多权力, 但因缺乏程序的保障导致这些权力被弱化。主要表现在:1、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怎样监督?如出现了违宪案件如何处理?2、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通过怎样的程序来解释?解释宪法的文件具有何种效力, 与宪法的关系如何确定?3、全国人大享有罢免权。但全国人大如何审理罢免案, 通过何种形式来作出对罢免案有效的决定?罢免后如何使被罢免者承担宪法责任?等等。所有这些, 因缺乏程序的保障, 致使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权力无法实现:违宪审查案件几乎没有、不存在对宪法的解释、对代表进行罢免的权力无法彻底实施。不过上述应然性因素为我国宪法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途径:如何通过宪法程序的规定来达到对我国宪法有效的实施。

五、结语

现代宪政国家之所以能实行宪政, 从宪法的制定、修改、反映的内容到实施, 无不体现着一种“应然性”的决定因素。作为宪政国家, 宪法的正当性也必然以这些“应然性”因素为基础, 并进一步吸收合理的因素, 才能保证宪法的正当发展, 并促进宪政的建设。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在新的形势下, 更应该考虑宪法的应然性因素, 并使宪法的存在成为我国实施宪政、实行法治的有力保障。因此, 我国宪法应尽快摆脱只是纸面宪法的局面, 在应然性因素的支配下, 进一步完善宪法。使我国宪法真正成为治国依据。使我国宪法不再束之高阁, 而是呈现一种与社会现实“共同栖息”的状态。

参考文献

篇7：从宪法侵权看我国的宪法救济

摘 要：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基石，中国宪法的私法化无成例可考，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剖析。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

1 案件

1990年山东某市中学生齐玉苓考上中专，但齐的同学陈某在其所在中学和她父亲的共谋下攫取了招生学校给齐的录取通知书，并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到1999年。这一年，事情真相大白，齐以陈某和她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为被起诉到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就此案来看，在齐与陈等之间，齐的合法的权利确实受到了陈等的不正当侵犯，，然而在审判中却发现一个问题：齐玉苓到底是什么权利遭受了侵犯，该应用什么法律来保护她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上出现了盲点。为解决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并最终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24日就该案发布的法释[2001]25号批复、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第81条、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34条对该案作出判决：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法院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的判决依据的司法惯例。笔者之所以援用这个案件就是为了抛砖引玉，来介绍一下中国宪法理论中的 “宪法司法化”并对此作分析。

2 宪法的司法化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过程。

宪法司法化的正当理由：

(1)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和基础。宪法也是法，具有法的一切特征，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规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宪法及宪政的价值在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法律性表明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司法机关适用。

(2)从实践来上看，当代世界上宪法的调整领域已由传统的公法领域逐步扩展到“私法领域”。

(3)从中国的法律现状来看，强调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中的直接适用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有许多新型的法律不断产生，在具体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确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宪法原则予以指导具体案件的裁判。

(4)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直接依据宪法，显然是超越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范围。

3 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

3.1 法理上的困惑——对公法性、政治性的挑战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公法性质。实现其司法化，特别是实现“宪法引用”，使其具有同民法等其他法律同等的裁判效力，即具有普适性。这可以说是宪法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一般认为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首先不是对抗一般的公民个人，而是对抗国家的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效力指向对象不是弱小的公民，而是指向强大的国家公共权力。可见，真正实现中国宪法的司法化必须跨越理论上的障碍。

3.2 制度上的障碍——制度上的缺失

(1)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缺失。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对于宪法司法适用均无相关的程序规定。(2)违宪审查主体、标准模糊不清。《宪法》第6条第2项及第67条第1项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主体，《立法法》第88条规定的极为宽泛，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甚至于“授权机关”这样的不确定主体。(3)违宪审查程序不完善。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的判断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而不属于法院。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时，应裁定中止诉讼，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这些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

3.3 观念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