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宪法体制论文

摘要：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为社会组织融入治理活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规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实意义。目前，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滞后，立法层次偏低，管理制度框架不完整；社会组织成立门槛过高，社会成本过大的问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组织宪法体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组织宪法体制论文 篇1：

构建和谐社会试论党支持和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举措

［摘 要］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任务，是在如何增强社会协同的基础上完善社会管理格局，而增强社会协同的关键，在于发展社会组织。党要支持和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就要拓宽其发展空间、明确其发展重点、完善其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党组织对其影响力、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监管体制机制。

［关键词］ 社会组织 社会管理 工作格局

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是党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实践中来看，在社会管理格局的四大体系中，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社会协同，最大的难题是无法突破社会协同，最大的任务是如何增强社会协同。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任务，应当是在如何增强社会协同的基础上完善社会管理格局。而增强社会协同的关键，在于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不是盲目地发展，是要引领其健康发展，特别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更应加强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和引领，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协同，促进社会管理格局的完善。

一、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基于共同的利益与信念，自愿结成的社会共同体，一般具有民间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和自主性等特点，致力于经济社会服务事业的社会民间组织。它以独特的方式和优势来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是辩证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协调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作为一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可利用其组织和相关信息渠道适当集中本群体的利益需求，也能够通过合理的途径向国家和政府表达其利益，在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对话、协商和沟通机制。这有利于党和国家吸纳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形成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从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同时，社会组织为了增强内部成员的团结和一致，也会建立内部协商机制，妥善协调内部成员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更协调。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各类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都会建立自律性行业规则、规定、章程和义务，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规范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另外，会计、律师、工程监理等社会中介组织，本身就是作为社会监督机构，对社会成员进行相互约束，规范他们的社会行为。三是增强社会服务。社会组织大多从事的是为经济社会服务的事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等领域进行广泛参与，承接了部分政府的职能转移，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强了社会福利性服务。四是促进社会公平。慈善类社会组织通过对一些生活困难群体的资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五是维护社会稳定。社区自治性组织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有利于社区和谐稳定。而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救助性社会组织，通过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加强法制和专业知识教育，实施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活动，有利于缓解毒品、艾滋病、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等个人私域内特殊问题，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消极作用：一是抵触竞争和开放。社会组织作为本利益群体的代表，“把维护本组织内成员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如引导的不好，就可能产生社会组织的局部利益与政府宏观利益的矛盾，社会组织可能导致行业垄断、自我封闭，甚至走向保守，以致成为社会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破坏力量。二是扰乱社会治安。一些被极端宗族、宗教势力和黑恶势力把持的社会组织，是社会治安的“毒瘤”。三是危害群众利益。一个正义和良性的社会组织，其信仰是积极的，如果管理的不好，让一些反人类、反科学的社会组织存在，就是对人民身心健康的危害，成为社会畸形发展的渊薮。

二、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基本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共44万家，此外尚有24万家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大量未登记但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草根组织”和在华活动的境外社会组织。据我们的调研估计，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应当在300万家以上。这些社会组织广泛地活跃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其力量。然而，由于受体制和制度发展的影响，也由于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够，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发展不规范。由于设立门槛高、限制多，再加上自身条件不足，很多社会组织不进行登记，在“体制外”自发地运行，这类社会组织良莠不分，处于一种无序、不规范的发展状态。二是自治性不足。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是从党政部门派生出来的，有些仍然挂靠在党政部门中，其它非挂靠的也由于政府的干预过多，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较差。三是结构不合理。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中协助政府部门完成特定的业务管理职能的协会类组织及学术交流类组织所占比重很大，而公益事业、民生服务和利益表达类组织比重过少，离群众和社会需要还有差距。四是法律规定不统一。目前关于社会组织的主要法规是国务院的三个《条例》,它们属于行政法规,未上升到国家普通法律。法律部门应当根据宪法关于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宗旨和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加紧研究制订一部管理社会组织的统一法律。五是内部治理不完善。我国社会组织缺乏一套严格的制度和范式，内部治理中常表现为一种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影响了社会组织长久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六是监管机制不健全。目前对社会组织实行政府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双重管理体制，存在重事前审批而轻事后监督的问题，通常没有接受财务审计监督，公众和舆论的社会监督对社会组织关注不足，尚未形成对社会组织的健全监管机制。

三、党支持和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举措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党要支持和引领其健康发展，就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克服当前社会组织存在的弊端，促使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

1.拓宽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社会日益多元化，形成了日渐分化的利益群体。利益趋同的群体逐渐组织起来，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日益要求参与公共管理，以表达和维护本群体的利益，这些组织化了的利益群体就形成了各类社会组织。从理论上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具有非常广大的发展空间，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我国政府职能过多，管理了过多的本应由社会管理的事务且对社会干预过多，压缩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党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增强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中的“社会协同”，就要主导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格局。一要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某些领域退出，让社会组织来承接这些职能，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为广大的空间和余地。二要放宽社会组织准入门槛。降低社会组织设立标准，允许和提倡成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支持其依法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三要减少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干预。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人、财、物的依附关系，减少财政拨款，使社会组织经费独立，改变由政府部门指定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做法，由社会组织依规选举产生。规范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行为，不干扰其内部运行，提高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能力。减少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使其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总之，要提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减少行政性。

2.明确社会组织的发展重点。在培育社会组织广泛发展，促进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同时，也要根据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明确社会组织的发展重点。党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此在推进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也要重点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投身于民生事业。当前，我国的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大力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慈善捐助和特殊救助等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能解决一些诸如毒品、家庭暴力等特殊社会问题，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因些，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重点应是大力发展民生事业社会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民生事业社会组织围绕“居家养老、就业培训、残疾人服务、社区矛盾化解、外来人口服务”等民生问题，协助政府工作，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公益性社会组织围绕“扶危济难”和特殊社会问题，协助政府“烫平社会的创伤”，增加社会的福祉。对这些重点发展的社会组织，党和政府要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土地政策等加大支持力度。财政方面要通过政府购买民生事业组织提供的服务，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民生事业社会组织，促使其不断壮大。税收方面，要扩大对这些重点发展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覆盖面，在金融和土地方面也要进行倾斜。

3.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支持和引领社会组织在规范的制度和民主的氛围中良性运转。对一些法人组织要支持和引领其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培育一批社会组织的现代经营管理者，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素质和内部管理水平。支持和引领社会组织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提高社会组织自律能力，实现自我约束、自我教育。支持和引领社会组织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决策的论证责任及民主讨论制度，对重大人事任免、重大款项拔付等重大事项实行集体讨论决策。以公开、民主、“法治”的方法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良性运作。

4.强化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党组织逐渐渗透进社会组织，不仅保证了党的领导对社会各领域的全覆盖，提高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而且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及其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能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当然，这里强化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不是要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日常运行进行干扰，而是强化党对社会组织的组织吸引、思想引领及模范带领，使其健康成长。组织吸引就是在社会组织中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则广泛发展党员，吸引社会组织中的精英分子到党组织中来，实现党的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全覆盖。思想引领就是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用先进的理论吸引人和号召人，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之成为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模范带领就是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思想和业务培训，提高社会组织中的党员的素质和能力，把党员培养成行业、业务的带头人，使他们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和先锋模范作用。

5.完善社会组织成长的法律制度环境。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自由结社的自由，这是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基础。党加强推动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工作，明确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规范其行为，这是支持和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针对当前有关法规立法层次偏低及只有指导登记的程序法没有指导组织活动的程序法等状况，党要推动有关立法部门，抓紧制订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法，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登记成立、活动原则、经费来源、税收待遇、监督管理、内部自律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6.健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体制。必须加快从原来的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监管转变，创新监管主体和方式方法，这是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强化登记备案管理，所有的社会组织成立后都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备案，每年底，民政部门要对登记的组织进行年检，对业务性质和范围发生改变的组织要进行变更登记，并对社会公开。不允许有“体制外”运行的组织，这是禁止非法组织存在的根本。还要加强业务主管部门的业务管理，主要是拟订行业标准和进行业务评估等，以促进社会组织业务水平的提高。当然评估工作可以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进行，减少业务管理中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要加强审计监督，对社会组织中的募捐款等社会性资金使用情况要加强审计，防止资金被挪用，预防腐败行为。对其它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财务审计，防止其直接参与经营和投资活动，从非营利性组织变成营利性组织。还要引导公众媒体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形成社会监督的合力。○

责任编辑 万 强

作者：刘诗河

社会组织宪法体制论文 篇2：

社会治理创新：完善社会组织法律规制的立法思考

摘 要：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为社会组织融入治理活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规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实意义。目前，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滞后，立法层次偏低，管理制度框架不完整；社会组织成立门槛过高，社会成本过大的问题。迫切需要：转变社会组织立法指导思想，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法律程序上保障公民的结社权利的实现；尽快出台一部以鼓励推进为主、可操作性强的基础性法律规范。

关键词：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 立法 创新

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良法为善治的基础要件，法治带动治理系统以及能力的现代化演变，属于善治的基础追求和根本理念。因此，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规制进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象征着社会的文明以及理性。人类一直在探寻，期望解决个体存在的局限性、自然界普遍的风险性以及汇集社会的大智慧。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也不断的进化和发展。

我国社会组织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前，一般被称为“民间组织”，之后，民间组织被纳入到了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管理的大范畴中。十八大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社会组织”，同时强调需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我国的社会组织是起源于民间，以公民自发模式而构建，有别于政府及企业，呈现着非营利性、非政府性、自治性、公益性等主要特征的自治组织。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我国社会组织的类型多种多样，主要类别有：第一，社会团体。主要指的是依法建立，基于共同意志，按章运行的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等（妇联、工会和律师协会等）。第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设立的，提供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组织。如：防家暴中心、希望小学等。第三，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贈的财产，来进行相关非营利性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的组织，如嫣然天使基金、壹基金等。

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领域就是社会组织融入到治理中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概念来源于社会管理，产生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社会管理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相继呈现出政府管理危机，急需找到应对危机的方法，于是，推崇上下互动型管理模式的公共治理理论因此兴起，其主要通过沟通、合作、协商、共同目标来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公民和社会组织将参与进来，管理方式由传统管制向共同治理转变，政府的角色也产生了新的定位。社会治理是政府的法定职能之一，但我国法律却并未提及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当以何种角色参与，因此导致政府出现干预过多和干预不足并存的现象。政府组织也慢慢遇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困境：

一是政府组织的封闭性与社会开放性冲突。高度官僚化的政府组织模式、严格的内部管理，与社会发展多元化、公民自由选择多样化、公民诉求差异化的现实，形成了矛盾，使得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应对不及时，回应不力，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

二是政府组织运行模式与社会发展需求难以契合。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属于垂直型，而社会发展呈现出网格型的形态，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传统科层制信息传送和运行模式不能满足有效需求。

三是管理方式与民众的民主化诉求之间的矛盾。随着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参与到社会管理的热情高涨，这就需要一个积极正面的参与途径，而不只是被动的监督，政府必须采用多元的方式，让民众有效地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之中，从而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

四是政府机构效率与社会风险可控性的矛盾。社会高度发展，社会聚合度更高，人们之间联系受到方式和工具高度发达而更加紧密，社会风险层出不穷，防不及防。社会风险的程度、规模都在成几何倍数的增加。因此，社会风险管理就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在决策和执行上效率缺陷，无法完全应对社会风险的及时性和迫切性。

因此，真正的要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法律制度应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为：一是社会治理制度的设定者。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为社会和公民提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二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促进者。应该大力扶持和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进步；三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公共服务的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提高社会服务意识，完善社会服务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利用多样化的形式来引导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参与。创新组织形式，让知识技能更专业化、社会分工更精细化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成为了一种现实需求和未来趋势。相对于政府以及企业而言，社会组织具备着民间、资源、公益等多方面的特性。能够高效的统合社会上的民众以及资源，实际的活动范围能够扩展到政府管理边界无法有效覆盖的范围。同时自治性使得其更加灵活，更容易被相关社会主体认同，使得社会活力增强，带动社会价值提升，发挥较为理想的社会自治效应，促使社会组织演变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对治理活动而言，致力于培养并且拓展多种类别的社会组织十分关键。明确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更加必要。我国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角色的作用，而且有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明确：第一，对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条件进行限制。其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社会组织必须是依法设立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内部具有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等。第二，政府应该明确其需要购买的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第三，政府应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应积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或者设立专项的资金，为社会组织发挥其作用提供有力保障。

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社会组织是作为政府协助行政的角色，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但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参与，应当对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的社会组织进行限定。

二、社会组织法律规制的现实困境

目前我国己初步形成对社会组织进行法律规制的体系。涉及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变更、注销等程序性要素以及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等实体要素，在现行立法架构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社会组织参与化会治理的相关立法规定集中体现在以下法规中：

（1）宪法。建国初期，在宪法中确立了结社自由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现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了公民的社会管理参与权：“人民依照法律规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通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这两处规定该是我国社会组织的合法性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针对其开展配套的立法和依法治理的根本依据。

（2）法律。虽然我国宪法就公民社会管理参与权和结社自由的民主权利作了明确规定，但是目前我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从事结社活动的实体性法律。社会组织规制目前呈现出两种法律形态：一是散见于其他法律中适用的条款，如：《民法通则》、《刑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捐赠法》等法律，二是部分专门性社会组织的规范，例如《工会法》、《红十字法》、《慈善法》等。

（3）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国务院制定的包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条例；部门规章庞杂，有三类：一是民政部的规章，如：《职业培训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二是民政部与其他部位联合发布的管理规章，如：公安部和民政部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条例》；三是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行业规范，如：教育部所颁行的《教育部主管的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

（4）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例如《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等。我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具有依附的特殊性，实际立法中，政府也属于主导力量，而现有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加入到立法之中的配套制度尚未实现。没有明确规制社会组织加入到立法的具体事项以及程序。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工作主要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是立法指导思想滞后，不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当前依旧是以控制结社自由作为核心，现有立法侧重于国家针对社会组织的高效管控， 体现着国家本位的基础思想，将国家安全、政府维稳着为着重点，没有体现对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支持。（1）重登记，轻扶持培育。现有立法侧重于强调登记注册，忽视指导和服务，更缺长远发展计划，扶持、促进、引导、协调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及参与社会治理重视不够。缺乏可操作性差的相关法律法规。（2）重审批，轻事后监管。现有的立法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双重审批，加大社会组织成立难度。而成立之后缺乏监管。（3）重义务，轻权利保障。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例，从篇章上看，明显的义务本位倾向；从内容上看，涉及公民结社权利及社会组织的权利的条文仅仅在总则第五条之中提及，条例没有专门章节对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结社权进行具体规定、确认和保障。

二是立法层次偏低，管理制度框架不完整。目前我国没有一个达到"法律"层次的专门法律来规制宪法所明确保障的结社自由，无法有效地引领社会组织健康成长。（1）公民结社自由权利与立法的层次不相称。现阶段的社会组织在立法上已经失去了平等的地位，公民的政治权利事项由法律规定，而公民的社会管理参与权和结社自由权利是公民的重要政治权利。而仅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首的三大条例以及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实际管理工作中，对法律条文的援引存在困境，社会组织的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可操作性差，（2）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不严谨，缺乏配套的法律依据。例如：社会组织的部分管理活动，三个条例都未做出具体的规定，欠缺配套的衔接，这使得有关单位协调难度显著增加。就形成了制度上“谁都可以管”的设计，实践中最终“谁都不管”的局面，增加了盲点，提升了社会成本。（3）受立法层次的限制，管理社会组织可适应的法律条文范围有限，尤其是相关配套的经济管理等方面法规与社会组织存在关联的数量极为稀少，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框架。

三是社会组织成立门槛过高，社会成本增大。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我国实际采用的是双重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每一个社会组织受到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两个机构的管理，苛刻的结社条件把大量的社会组织被推向法律边界上，严重限制其健康发展。

因此，我国急需出台一部以鼓励推进为主、以监督管理为辅、内容详实、可操作性强的基础性法律规范，才能更好的进一步引导和推进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的进程。

三、完善社会组织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

1.转变社会组织立法指导思想，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实现社会组织立法的指导思想转变，则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权利本位的思想。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当前形成的重登记，轻扶持培育；重审批，轻事后监管；重义务，轻权利保障格局，不利于公民结社权的行使。立法的相关工作应该以保障权利为本位。二是在一定范围内鼓励公民结社自由权的行使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历史上，结社自由权利和社会管理参与权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如果被不合理引导，则对国家稳定发展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对这些权利的行使进行正面引导，同时进行一定限制。

2.尽快出台相关的社会组织基本法。基本法应明确社会组织定义、范围、类型、基本特征、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内容。从基本法的层面上来确立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切实让政府转变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真正让社会组织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促进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均衡发展。

3.从法律程序上保障公民的结社权利的实现。以公民结社权为基础，切实保障公民的结社权利，保障为主、限制为辅，培育为主、管理为辅。使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法律化、制度化。（1）明确法律主体资格。目前法律文件中，社会团体归入到社团法人的范畴，基金会基本等同于法人，民办非企业则需要按照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划分。将社会团体均归入到法人的范畴明显不妥，现实中有许多社会团体并不存在独立性，也不存在独立的财产，无法独自来承担有关的责任，所以不适用法人制度，而针对该问题可以综合民事合伙等方面的内容来开展规定。同时还需要对于社会组织定义、性质进行完善性规制。（2）理清社会组织與政府部门的关系，规制其法律独立性。对社会组织实行的双重管理体制，提高了成立的门槛条件，同时加剧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丧失独立治理主体的配套资格。所以，有必要明确规定其与政府之间的关联，确定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帮扶关系，给予政策优惠，确保其运行机制的健康有效。（3）确立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法规。主要包括：公益财产保护的原则。公益和私有财产均应获得法律的充分保障，国家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公益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对于公益财产的具体保障也需要植入到基本法中；构建引导其自主成长的基础准则。应当以引导为核心，以管理作为辅助；拟定关于财务、税收以及捐助等方面的配套法律，破产法方面，应规定社会组织的破产程序。（4）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管理的相关主体，以避免形成“都管而都没管到位”的低效率高成本局面。同时，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实际调整范围也属于亟需处理的问题。

作者简介：廖克勤（1966—）男。湖南长沙人。大学本科，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治理。

作者：廖克勤

社会组织宪法体制论文 篇3：

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服务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

摘 要：现代职业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远竞争力提升，关系亿万劳动力就业，职业教育服务是一项不能轻视的公共教育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都为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服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通过实施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服务，可以使政府公共服务、市场调节以及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三方面的动力互相叠加，有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质量。

关键词：社会组织；职业教育；公共服务

引言

社会组织，又称为“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包含由民间自发组织起的具备非营利性及非政府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常见形态有社会团体、基金会、研究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从2003年至今，各类社会组织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不断壮大，如图1所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0.6万个；其中教育类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共计1.8万个，约占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组织总量的36%。

图1 我国社会组织规模的变化

如果把公共教育服务理解为：以满足广大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教育需求为宗旨，将公共权力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行使，用于合理地优化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从而保障教育公平，实现提高公民素质、为社会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生产过程，那么，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教育服务的认识和实践的历史都很有限。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教育服务大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较于国际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90年代，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等项目唤起了原本就始终存在的由零散个人所进行的公益性教育服务供给活动，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自发参与，将社会力量逐渐聚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等媒体手段的普及，网上支教和助学平台开始搭建，并于2001年左右形成一定规模。2003年以后，一批相对成型的参与教育服务的社会组织才算开始步入正轨，并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职业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远竞争力提升，关系亿万劳动力就业；它既是教育问题，更是重大民生问题和经济问题，受到了党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该决定在充分肯定近年来现代职业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明确指出存在着“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的突出问题。《决定》要求，要加大力量发展保障职业教育，完善公共教育服务提供体系，鼓励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教育服务提供队伍中来，以满足越来越迫切的各行业、各层次的公共教育服务需求。这为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状，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服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进行了探讨。

一、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服务的必要性

（一）现代职业教育的专业性和多样化需求要求社会组织参与

注意到现代职业教育服务涵盖内容的广泛性，并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理论[1]以及教育所具有的排他性和外部性，可以将除基础教育外的其他类型公共教育服务看成是一种准公共产品[2]。准公共物品的观点意味着职业教育不仅属于公共教育服务的范畴，而且它更是具有特殊性的公共服务。一般来说，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可以将公共教育服务分为基础教育和高层次教育两大类。所谓的基础教育主要是指以提高公民整体素质、提升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公共教育服务，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每个公民都存在的基本需求；而高层次教育服务则是除基础教育外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服务，具有一定针对性，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等，这种教育服务的对象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的特点。职业教育就是典型的高层次教育，这种教育的突出特点是专业性强、个体差异大、内容复杂多样。

政府组织在基础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着力于促进教育服务城乡均等化的目标实现。但是，当今社会发展进步和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基础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成人教育类的继续教育、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素养型教育、终身教育等需求日益旺盛，而政府组织的人力和财力都无法也不必要去亲身亲为地提供这种多样性服务。

此前，针对职业教育的巨大需求，很多地方政府和民营机构开办了各种专门的技工学校，开展职业教育服务，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必须承认，民营职业教育以盈利为目的，其逐利性极大，导致分布不均，无法满足公众的普遍需求；政府举办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薄弱，服务质量低下，无法满足职业教育多样性需求。只有将职业教育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行为，采取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才能使现代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因此，职业教育服务的多样性要求社会组织参与。通过政府引入社会组织共同完成这些教育服务的提供，既可以克服市场机制下职业教育的不均衡性，又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提高服务的满意度。

（二）政府自身的缺陷要求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教育工作都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形成了事实上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是一身的现状，极容易产生一系列“政府失灵”的问题。

此外，职业教育服务是一项投资大、见效周期长的公益性服务，经费来源不足和如何使有限资金得到高效利用始终是教育服务的一大难题。中国早就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允许社会团体办学来缓解这一问题，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要真正解决教育资金来源不足与运用低效的问题并切实提高办学水平和人力资源素养，就要从体制上创新，对公共教育服务进行科学分类，推动筹资主体与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进程。很多研究都预见，全部由政府负担教育筹资的体制将不具备可持续性，多元化的筹资及提供主体才能保证高效有力[3]。

国外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教育是一个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机制。通过对美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发现[4]，参与公共教育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使美国的公共教育形成了以联邦中央政府整体调控为主导和市场创新选择为主体的有机合作机制、以科研资助和大学生资助相辅相成为主要通道和方式的经费来源机制，在保障并促进美国高等教育有效公平、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教育极具借鉴价值的参照形态之一[5]。这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教育服务的机制具有很多优点：第一，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使政府与学校及社会的对话话语权得到了保障，促进了政府与社会就教育需求的沟通；第二，它们承担着与专业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从而使教育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第三，社会组织的成员广泛，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水平提高，促进协同创新形成，甚至促进学术方面更好地集成；第四，这些社会组织掌握的广泛而基层的一手资料为政府进行教育决策及法律制定提供了有效的咨询和依据。

因此，从政府角度来讲，引进社会组织加入职业教育服务提供者的阵营是十分有利的。首先，相较于政府而言，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反应更灵活，面对变化着的职业教育服务需求，能更灵活地调整服务提供方案，从而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的质量；其次，社会组织的人员构成更加灵活多样、专业和丰富，通过选择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组织提供相应方面的职业教育服务，有利于通过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处理相应问题的能力和经验而更满足需求；再次，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服务通常在吸纳财政资金之外，仍在吸纳着社会资本去完成整个教育服务提供过程，而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有助于他们获得社会信任，由此，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服务使有限财政资金融合社会资本增大职业教育服务的覆盖范围，同时，以社会组织为中介，促进着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最后，社会组织因其不必建立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而更接近服务需求方，从而相较政府而言更早识别问题所在，调整创新工作方式及思路，弥补“政府失灵”。

（三）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要求其必须参与职业公共教育服务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服务也是必要的。这是教育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也是教育类社会组织存在的重要意义。首先，参与到职业公共教育服务的行列中促使社会组织完成资源和人力的增加，提升并完善组织自身能力及履行使命的资本；其次，通过参与公共职业教育服务，促使组织自身完成自身定位的确认，使组织更具备竞争力；最后，参与公共服务并形成一定影响力后，使资金来源趋于稳定，并增加了获取资源的渠道。

应该说，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在参与职业教育服务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这三者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上又都存在着一定缺陷。这三者进行有机的整合，它们彼此的缺陷可以得到互补，各自的优势可以得以光大，进而产生“1+1+1>3”的效果。

二、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服务的法律依据

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发展缓慢，非市场机制的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实例很少，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服务的法律依据不甚清楚，社会组织心存芥蒂。事实上，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国家法律支持和保护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服务。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进行的表述是：“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因此，宪法从原则上肯定并鼓励了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也就是从根本上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教育服务（包括职业教育服务）提供了来自宪法的法律依据。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公共教育服务提供者在多处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鼓励并支持多方并举的方式完善公共教育。例如第二十五条对学校及教育机构的举办方进行了表述，“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法第四十六条“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同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适当形式，支持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管理”；第五十二条“国家鼓励社会团体、社会文化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有益于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社会文化教育活动”。此外，教育法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教育服务过程中资金的提供问题也做了明确规定。第五十三条，“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办学经费由举办者负责筹措，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支持。”也就是说，教育法在教育提供者、提供方式以及教育资金来源及使用等方面都准许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教育服务中来。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社会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法律依据。职业教育法第十七条表示“对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举办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给予指导和扶持。”，第二十一条更是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三、结语

（一）在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国家法律支持和保护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服务；

（二）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服务，可以将社会组织、市场和政府三方面的优势得以光大，而克服各自的缺陷；

（三）现代职业教育服务的特点和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需求，都要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服务，这是提高现代职业教育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作者单位：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Pual A.Samuelson（萨缪尔森）.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No.4（Nov.，1954）：387-389

[2] James M.Buchanan（布坎南）.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Economica，New Series，Vol.32，No.125（Feb.，1965），pp.1-14

[3] 钟智，李伟涛.教育公共服务的比较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9期：48-50

[4] 陈惠敏.略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J].人民论坛，2013年第5期：44-45

[5] 刘旭东.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发展研究[D].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166-206。

作者：邢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