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将是全球经济“革命性”的一年

2024年将是全球经济“革命性”的一年（精选4篇）

篇1：2024年将是全球经济“革命性”的一年

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革命性”的一年

在201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花旗首席经济学家 Willem Buiter指出，全球经济看来正在告别过去三年的下滑期，进入微弱复苏与增长的新阶段。

三年前Buiter曾警告欧元区危机加剧，而今他的语气听起来已经变得乐观：2014年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就是，或可造成全球经济瘫痪的严重下行尾部事件看来可能影响力明显减弱，不过影响还未消失。欧元区还在进步，中国的表现在发出真正的问号，美国国会的政治僵局可能还会给联邦政府财政制造障碍，地缘政治总是可能出现意外。但上述问题取得很大进 展，今天看来已经没有12个月以前那么有威胁。

花旗预计：今年全球实际GDP增长2.4%，明年3.1%，这是2010年以来最快增长。发达国家今年增长1.1%，明年约2%。英国与美国明后年增幅约3%。消费税上调可能导致日本明年增长大幅下滑。新兴市场增长速度将继续超过发达经济体，1999年以来年年如此。但明年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差距可能是2002年以来最小，花旗继续下调新兴市场增长预期。

Buiter的宏观预测主要观点为：明年在很多方面都像今年的改进版。全球增长可能有所上升，复苏基础更稳固。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不会极大转变，财政政策也不会在威胁增长的时候收紧。明年不可能出现颠覆性的结构改革。明年应该会逐步转为正常，正常意味着可能有意外和一些风险。地缘政治一直是意外因素，但明年这方面的威胁没有近年常表现出的威胁大。明年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将进行总统选举，美国国会迎来中期选举，但这些冲击还不足以实质性影响全年走势。欧洲的主权信用事件、美国的财政困境或者中国的泡沫破灭也都有发生的可能，但可能性都没有今年的大，即便发生，它们的全球系统重要性也没那么高。可能制造一些波折的因素是美联储开始缩减QE，以及少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市场国家暴露一些宏观经济的弱点。但它们也不可能像往年那样严重，不会引爆新兴市场危机。总体而言，风险缓和，复苏温和。明年的主流就是逐渐进步，出现边际改善就是革命性的。

文章来源于交易家

篇2：2024年将是全球经济“革命性”的一年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针对房地产的表述，释放了颇有含金量的信息，对判断未来房地产政策及房价走势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提及房地产政策，只有两次。第一次在十七大。十七大报告在提及房地产政策时并没有谈及全部，而只是在社会保障部门提到了廉租房制度，具体表述是，“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第二次就是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大会上。在我看来，本次大会报告关于房地产的表述之所以意味着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巨变，关键在于，报告涉及的房地产政策不仅仅是保障房，而是住房的总体定位，以及未来的长效机制问题。提及房地产政策的部分不是出现在社会经济领域，而是出现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部分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一小部分。什么意思？意思很大，最大的意思是房地产已经由过去的经济政策转变成民生政策，住房的民生属性已经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政策真正迎来了历史性的制度纠偏和嬗变。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多次抨击，中国房地产政策的最大问题，是偏离了住房的民生和社会属性，而过于注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长期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以至于形成了对房地产的过度的依赖。每一次经济下行，房地产都首当其冲，成为对冲经济下行风险的首要工具。同时，土地出让金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很多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了50%。

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一方面导致房地产行业的种种乱象，同时，随着房价的上涨，房子也逐渐脱离了居住的基本功能，成为资产配置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思维下，中国房地产承担了过多的脱离房子基本功能的“任务”，使得中国的房地产政策越来越偏离主题。为什么要盖房子，盖房子为什么，为什么要买房子，这些几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房地产政策过于“经济化”和功利化而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大问题。

在2016年，由于出台笔者一直反对的“去库存”政策，中国房价在政策刺激下的再一次暴涨，引发了对房地产政策的反思。无论是2016年“权威人士”的讲话，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定位。开始对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定位进行纠偏。这次报告，等于宣告了房地产政策长期作为经济政策的历史的终结，房地产政策重回民生领域，房子的居住属性再次回归。大会报告的这个定位，必将对下一步构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房地产政策动态中，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10月19日，住建部部长王蒙徽在回答有关“房地产长效机制有无时间表”的一系列表示。王蒙徽重申了?蟾娑杂凇胺孔邮怯美醋〉摹倍ㄎ唬?以及未来房地产政策的重点是以满足新市民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满足基本保障，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立法等手段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

王蒙徽特别提及最近在住房租赁市场，以及保障房建设中的共有产权房等问题。王蒙徽的话透露出的最大信号，就是中国住房建设最为利好的投资历史已经结束。在房地产政策回归民生，房子回归居住属性的情况下，高层势必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与长效机制之间慎重研究衔接问题，避免给市场再次释放错误的信号，导致市场再次反弹。这应该是明确无误的。

以上两大信号，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走势都有很大的影响。

就短期而言，房地产政策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中出现明显松动的可能性不大。从今年市场来看，变天已是定局。一线量价出现了明显的松动，二线热点城市除少数外，整个市场也在悄然变化。国家统计局9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也证明了这点。9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为44个（8月为46个），持平的8个，下跌的18个，市场已经明显表现出了疲势。各位可以研究一下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这个数据虽然我一再说是中国最假的统计数据，不要纠缠数据本身，但这个数据基本可以反应房地产市场的强弱对比，当环比上涨的城市数下降为35个以下时，市场基本确立了下行态势。

根据过往经验，在下行的情况下，地方一般都会悄然放松调控，但今天市场的特殊在于，由于四五六线城市的发力，虽然房地产，特别是住宅销售的数据在9月份出现负增长，但房地产投资的数据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8.1%的增速仍然在合理区间内。这事实上也意味着，在明年年中之前，市场很可能出现全面的下行态势，但政策的转向会滞后到明年下半年。也意味着明年下半年，将是本轮房地产周期最困难的时刻。

从中期和长期看，中国房地产和房价的态势，一方面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下，包括货币政策等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城镇化的方向和人口发展的态势。大家不妨注意一下本次大会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表述，这个表述符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经历2016年的去库存，以及2017年四五六线的上涨之后，无论是基本居住需求、改善需求以及投资需求在这两年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住房短缺的历史基本结束，供需平衡的基本面差不多形成。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住房不能满足老百姓基本居住需求，而是转换为住房供应的不均衡不平衡问题。也就是未来热点城市住房的不足，高品质住房的短缺等不均衡不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意味着，由于住房短缺引发的房地产投资热潮会告一段落。未来，在中国具有价值的住房，将集中在笔者未来会归纳提炼的一些城市以及物业类型中。

篇3：2024年将是全球经济“革命性”的一年

1.1 对猪价高点出现时点的判断

2011年5—6月份将是本轮猪价上涨中的阶段性高点, 但不同于往年冲高回落的是猪价无论涨跌, 幅度都会非常有限, 全年保持高位运行的概率最大。

1.2 对2011年猪价的量化判断

短期 (6—8月份) 猪价有调整压力, 但进入9—10月份的猪肉传统消费旺季后, 猪价预计还有小幅上升空间, 维持2011全年猪价高点在15～16元/kg观点不变, 同比增长30%。

1.3 生猪价格向下拐点的预判

新一波生猪补栏自2011年3月份开始, 但由于养殖周期的滞后性, 因此预计整个2011年生猪市场都将处于供需偏紧的状态, 直到2012年春节生猪供给才会激增, 春节后猪价下跌风险加大, 这意味着猪价向下的拐点比传统理论推测的要滞后3～6个月。

1.4 生猪盈利水平的量化测算

预计2011年生猪自繁自养头均盈利水平预计在300～350元左右, 大大超过2010年的50～100元/头, 高盈利得以持续有望催化养殖股反复活跃甚至贯穿2011年全年。

猪价牵动中国CPI神经, 考虑到2010年猪价前低后高的基数效应以及2011年前高后平的走势, 预计上半年通胀预期不会明显下降, 从7月初开始通胀预期将会大幅回落。

2 养殖及种苗业

价格飙升盈利暴利化。随着养殖利润走高和猪鸡鸭补栏积极性的提升, 上游的种苗 (种猪、仔猪、鸡鸭苗) 量价齐升可期;由于上涨周期中种苗的价格上涨弹性要大于下游肉价, 因此利润会向上游种苗环节流动。

3 饲料加工业

篇4：“2009年将是艰难的一年”

在过去的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并演变成为经济危机，令不少企业遭遇困境。而年末，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也为中欧经济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随后，中欧开始了相互“反倾销”……

2009年前景如何？中欧经济合作将如何发展？为此，《新华商》记者专访了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

“当前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新华商》：由于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推迟中欧峰会，并且提出抗议，中国民众也纷纷指责萨科齐的这一举动。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伍德克：中国欧盟商会对峰会的推迟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期待它在2009年上半年重新召开。在经济危机的时期，如何协调政策，如何实现互助，是至关重要的。萨科齐在峰会前执意决定要会见达赖喇嘛，这属于过线行为，在法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中国的反应也不小。我们不希望这演变成相互间的制裁，因为受害的是两国的民众。

如今，我们需要重新准备下一次峰会召开，我也诚挚地希望，中法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我希望双方领导人理解，我们现在更需要考虑的是失业问题，国家间的相互合作问题，商会也希望双方领导人能有机会讨论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问题。

迄今为止，事情并未发展得很糟糕。从中长期来看，中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好的，只是当前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新华商》：中法之间关系的恶化，对中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何影响？

伍德克：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是欧盟成员国，在世界看来，他们是一体的。中国一旦对法国产品采取抵触行为，那么在德国人看来，他们会觉得中国民众不宽容，他们也许会抵触中国商品，不愿到中国旅游等等。

而同时，法国在华企业对中国民众的反法情绪也表示担忧。比如早前曾发生过抵制家乐福的活动，但实际上家乐福里面98%的产品来自中国，98%的家乐福员工是中国人，这种抵制情绪会影响到家乐福的消费者，也会影响到员工，这是法国在华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

政治始终是政治，萨科齐所做的确实让中国民众难以接受，但是法国人对此可能并不了解。因此，我的建议就是，停止口舌之争，寻找解决之道。

“采取行动来争取生存机会和空间”

《新华商》：在此次经济危机下，中国欧盟商会的会员企业的盈利状况如何？

伍德克：我们没有详细的数据，但是从调查中可见，2008年9月份的时候，盈利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的会员企业多年来在中国都保持着良好的经营状况。现在，中国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公布的关于经济下滑的数据，对我们的会员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打击。

《新华商》：商会有没有给会员企业一些指导意见或者建议？

伍德克：我们无法给出具体的意见，因为企业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所能提供的，只能是相关的信息，例如：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我们只能告知会员企业，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资金的用途，我们所了解的经济环境，还有就是别国企业如何应对此次危机。各家企业只能依据各自的情况来制定应对策略。我们还尝试地组织一些专家学者来给我们的会员企业做有关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等讲座，提供信息共享的平台。

《新华商》：那么企业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危机呢？

伍德克：据我所知，只有为数不多欧盟企业在裁员，但是减少生产、出售存货、缩减开支的倒是很多，甚至我们商会也在缩减开支。像其他企业机构一样，我们所做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有专家说明年年中形势也许会好一点，但是谁知道呢？有的企业可以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对于某些企业，尤其是建筑类的企业，会非常严峻。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是采取行动来争取生存机会和空间的时候。如今经济处于低谷，我们的企业如同在惊涛中行船，应该尽全力加固自身，这样才能顺利走出危机。

《新华商》：为什么企业大多采用减少成本的方式，而不是直接裁员？

伍德克：我们不能解雇过多的员工，因为一旦生产恢复，我们就需要员工工作。公司一旦解雇员工，那么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一旦经济形势转好，公司又得重新招聘，培训新员工。而谁也不知道经济危机会持续多长时间，3个月、半年、一年，都有可能。

对于一些非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招人进人都相对容易；但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他们需要留住人才，因为经济总有一天会转好。这确实难说，就像今天北京的天气，能见度不高，我们无法看清楚，但迟早会变好。

《新华商》：商会会员企业在下一阶段的投资热点是什么？

伍德克：环保领域。欧洲的环保技术发展得比较成熟，企业花了大量的精力来整治空气污染，开发高效能汽车等。当然，中国在某些环保领域也已经做得不错，比如太阳能资源的利用等。中国跟欧洲在环保领域里面可以很好地合作。我们拥有技术和经验，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又具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比如：我们在治理水污染方面就有很好的技术，而中国现在的水资源问题又很严重，一旦相互合作，双方都将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欧盟也欢迎中国企业前去投资。现在有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在欧盟进行投资，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前往欧盟投资。

“下半年或许会出现转机”

《新华商》：2008年，德国继续蝉联世界出口冠军。作为一个德国企业家，您有何经验可以分享？

伍德克：我们是所谓的“出口冠军”，这对德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德国从中获利甚多，另一方面，德国过多地依赖国际贸易。跟中国人一样，德国人是比较精明保守的，我们消费得并不多，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消费。对德国来说，我们需要一部分人储蓄，也需要一部分人消费，这是经济规律。但是德国人太过保守，消费得太少。德国政府所担心的正是内在消费不足的问题，我希望德国的内需被拉动起来，而不是过多地依赖国际贸易。

《新华商》：您对2009年的形势有怎样的预测？

伍德克：我认为2009年将是艰难的一年，但是在下半年或许会出现转机，因为中国政府会投入大笔的资金、大量的精力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但是这些举措并不能促进大众消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元素，因此需要等待消费者的信心恢复。

《新华商》：您曾经说过，对中国经济在2020年前保持高速增长是保有信心的，您的信心来自哪里？

伍德克：中国已经连续十年经济增速超过10%，那么现在有一年或者两年低于这个增长率，不会是什么大问题。基本上，中国依旧是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沿海城市非常发达，一些大城市甚至看上去好过纽约，但是中国的农村依然贫穷，大约7亿人民依旧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准下，这些人会流向城市，他们创造需求，他们寻求工作机会，这样巨大的市场估计会让中国在2020年前继续保持7%-8%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还在了解中国的旅程中”

《新华商》：中国在2008年底举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纪念活动。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超过20年的外国企业家，您是否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而今天，中国在您眼里又有了怎样的改变？

伍德克：中国对我而言，像谜团包裹中的谜团。1980年，我开始学习汉学，想以此来更多地了解这个谜一样的国家。1982年夏天，我跟朋友一起坐上了从德国海德堡开出的火车，横跨整个苏联前往中国。当火车进入中国边境的时候，我们吃了一顿晚餐。那是我所吃的第一顿中餐，时至今日仍然难以忘怀。德国有句谚语：通往人心的通道是胃，而我爱上中国则源于这顿美食。

在那时候，与美味的中餐形成对比的是贫穷的人民。我在北京下的火车，第一印象就是北京是自行车的海洋，还有就是一些非常老旧的公交车和一辆接一辆的黄包车。现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依旧贫穷，但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向现代社会转变，同时还有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依然有点怀念当时的中国，没有污染，也没有交通问题。（笑）

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大陆。对我来说，我还在了解中国的旅程中。

《新华商》：学习汉学的您怎么成为了一个企业家呢？

伍德克：我喜欢中国的诗歌，喜欢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境界。但是我意识到自己无法依靠翻译中国诗歌为生，因此我后来开始学习经济，转战商场。

1986年开始，我就跟中国有了生意往来。一开始我是德国一家出版公司在中国举办的的国际书展的代表，而后ABB公司成了我的新东家。1996年，我跳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工集团巴斯夫中国区的首席代表。

我先后住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高速公路、桥梁和摩天大楼飞快地建成。我意识到中国不得不改变——古老中国的消失，只为给国际化的摩天大楼腾出空间。

《新华商》：作为企业管理者、商会领导人，多重身份的您怎样平衡工作和生活？您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伍德克：商会是欧盟企业在华的代表，旨在为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同时为他们改善经营环境。这个职务把我放在了代表欧盟企业进行游说的前线。

我的工作是投资挣钱，跟商业人士交往，跟高层对话，距离平常人的生活非常遥远。而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20年，我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女儿身患残疾，这是生活的另一面。因此，在中国，我去了很多内陆地区，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老百姓生活。

早在1997年，我就加入了旨在扶贫的扶轮社，并在中国的偏远省份成功地开展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在青海省建设了三所随同牧民们一起游牧的帐篷学校；另一个是在西藏自治区建了一些学校。在拉萨，扶轮社还资助了一所盲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