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冲突经典案例

行政伦理冲突经典案例（精选5篇）

篇1：行政伦理冲突经典案例

普遍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对话和冲突

存不存在着普遍伦理,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是相契还是相背?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承认,普遍伦理是存在的,它有着普遍的人性基础和客观的`利益基础,而儒家伦理与普遍伦理在总体价值旨向和精神实质方面则是对立的.

作 者：陈建明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江苏,苏州,215009 刊 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UZHOU(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3 20(4) 分类号：B82-069 关键词：普遍伦理   儒家伦理   对立  

篇2：公务员行政伦理冲突解决途径探索

关键词：行政伦理冲突,解决途径,伦理法制,权力监督,伦理水准

行政伦理冲突存在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 几乎所有的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遇到过行政伦理冲突。妥善处理行政伦理冲突,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那么, 公务员应该如何妥善处理行政伦理冲突?参考美国公共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库珀的理论,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一、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法制建设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 制度建设是关键。

1、行政伦理法制化---制度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

伦理立法为公共行政官员面临和解决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设定了一些一般性的限制, 也对那些超出由公民设立的权限范围而进行活动的公务员实行制裁, 因而通过伦理立法设立行为准则, 公共行政服务水平将大大提高。

2、重视行政伦理法制建设, 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趋势。

美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源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10月美国政府制定出并经国会批准的《美国政府伦理法》, 卡特总统在签署该法时指出:“制定本法令的目的在于, 建立保持并提高官员和国家机关的廉洁性等。”;接着于1989年4月国会批准了布什总统提交的《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 随后布什总统又先后提交了《美国政府官员及雇员的行政伦理行为准则》, 作为实施《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的补充规定;1992年, 美国政府颁布了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伦理行为准则》。

韩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突出特色, 是形成比较完善的行政伦理法制体系。韩国宪法中确立了刑政伦理精神, 规定公职人员总的伦理标准, 是把国民利益作为价值基础, 而不是为特定集团局部利益服务。并制定多部法律如《国家公务员法》、《地方公务员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实施令》、《公职人员伦理法实施规则》、《公职人员伦理宪章》、《公共事务条例》、《公务员服务规定》以及《防止腐败法》等, 详尽规定了公务员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 并设立了多领域、多层次、具有实权的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

日本为响应经合组织发出的《改善行政伦理行为建议书》, 于1999年通过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该法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使国家公务员切实履行其职务伦理, 需要采取必要措施, 藉以防止国民对公务员执行公务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或不信任, 从而确保国民对公务的信赖, 特此制定本法。依据该法, 日本还制定了《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 内容包括禁止或限制收受与职员的职务有利害关系的人员的赠与, 不得与职员的职务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接触, 防止出现招致国民的怀疑或不信任的行为等职员必须遵守的事项。

加拿大政府于2003年元旦开始实施公务员行政伦理守则, 名为《公共服务的价值与伦理规范》。该伦理守则不同于一些国家的行政伦理法制侧重操作性, 而是突出强调了公共服务的价值和伦理, 以指导和支持公务员的职业行为。该伦理守则规定公共服务的作用在于协助加拿大政府保持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公共服务的民主使命是依法协助部长为公共利益服务。

3、我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建设取得初步成果。

1995年4月30日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2003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4年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制体系的建立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新起点;2005年1月颁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探索制定公务员从政道德方面的法律法规”, 初步提出了建设行政伦理法规体系的任务;2009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等有关规定, 都是属于行政伦理法的内容;201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则被视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果。

二、完善公务员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各种腐败现象总是与权力相伴而生, 权力对掌权者具有腐蚀作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手中的权力, 一旦失去监督和制约, 必定导致独裁和腐败, 因而遏制腐败必须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

为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员纪律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条例的颁布实施, 以及各项体制改革, 使权力运行逐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还任重道远。

为此, 我们要在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机制、法规约束机制以及党内外监督机制基础上, 着力深化改革, 探索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与管理系统。落实党内监督条例, 加强民主监督, 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 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同时, 要有严厉的制裁手段, 主要包括行政处罚与刑罚。

三、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决策水准

不管是加强制度建设还是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都只是从外部、“他律”的角度解决行政伦理冲突。作为公务员, 不仅行为要靠制度和监督来约束, 更要自觉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这是防微杜渐、拒腐防变的根本。只有加强公务员的道德教育, 不断提高公务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水平, 才能从内部、“自律“的角度真正解决行政伦理冲突。

1、明确公务员行政伦理决策的标准。

首先, 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准则。《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全体公务员的基本准则。”公务员是代替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 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者, 维护公共利益、人民利益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准则。因而, 公务员在一切公务活动中, 都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准则, 充分考虑到每一个环节可能涉及的群众利益, 努力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 服从上级是公务员的客观责任。为了保证组织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效率, 公务员必须服从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服从上级是公务员法规定的纪律要求, 它标识的是公务员对职业的忠诚, 但是这种职业的忠诚不能取代人的道德良知, 更不能取代对宪法、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如果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是错误的, 明显违法而且可能严重地危害公共利益时, 公务员可以提出异议, 拒绝服从。2005年我国通过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 服从上级并非是最终目的, 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2、创新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的制度。

制度总是不尽如人意, 如何在长期的权力行使过程中, 避免腐败的滋生, 不定期的正确思想干预和引导, 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行政伦理教育是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行政伦理教育, 可以帮助公务员树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 加强公务员对行政伦理冲突问题的认识和对伦理法规的把握。要努力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把行政伦理教育融入到公共服务的具体工作中, 有意识地把公仆意识植入到领导科学的教学当中, 着力提高公务员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不断创新行政伦理教育方式和手段, 促进公务员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质、思想道德修养和公仆意识, 消除公务员贪图享乐、好大喜功、不思进取、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等不良行为。

3、推动公务员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虽然公务员也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 作为代表公众行使公权力的公务员应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 价值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 凡是能满足主体需要的, 即有价值的。然而, 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 有的需要有较高的价值, 有的需要有较低的价值。另外还有主体本身的价值。据此, 公务员应是具有较高价值的主体, 他们的价值追求理应要有较高的价值层次。而且只有建立在较高价值追求基础上, 公务员才能使其所追求的价值不与所持的立场发生冲突。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3-1.

[2]周琪:《从解决“利益冲突”着手反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 2006-6-5。

[3]丁秋玲:《行政伦理价值冲突及其消解》, 《江西社会科学, 2008-9。

[4]刘伟:《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整治》, 《理论探讨》, 2005, (5) 。

[5]杨长福、雷春燕:《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问题探究》, 《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文) , 2009, 15 (5) 。

篇3：行政伦理冲突经典案例

【关键词】库伯；行政伦理；责任冲突；负责任

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的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同的行政主体，甚而是同一个行政主体在做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时，其选择是总会受到不同因素的不同程度干扰。到底是什么使得行政主体无法做出合理且公正的行为选择？人们迫切地希望能找出一条道路可以走出这种行政伦理的困境。针对这一困境，库伯从责任冲突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责任冲突：行政伦理学的困境

行政责任是库伯行政伦理学的逻辑出发点。何为责任冲突？库伯认为，“面临冲突性的责任是公共行政人员体验伦理困境的最典型的方式。”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利益多元化的今天，行政主体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逐渐增加，处理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以及所需承担的责任也日趋艰巨。正如图斯曼所说的那样，个人“主要是一系列价值观、欲望、动机和利益的综合体”。如何实现行政人员自身的伦理精神与政务实践的和谐统一，即库伯所说的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相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行政人员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就库伯看来，行政伦理中责任的冲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首先，权力的冲突是责任冲突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要面对的责任冲突往往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责任冲突合力构成。当面临多种权力对行政主体作出不同的、甚至是不相容的要求时，行政主体必然就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既要依照法律保护自己行为的规范性，同时又求不能违逆上级领导的“指示”，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大家都期望通过对主观责任的评估以及对相对基本的客观责任的确定，找出这样一条解决路径，一条能使行政人员可以同时履行这两种责任的理想路径。那么，问题是，当几种主观责任或是客观责任彼此互相交锋时，何者才是第一性的基本责任？应该坚持那种主观意志的指导？在库伯看来，有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在理论上是符合一定道德规范及法律原则的，但这些方法通常在实践上并不总是高效的，它只能给行为主体提供一种解决或者是处理相关问题的具体方法。

其次，角色冲突是责任冲突的又一表现形式。在社会关系以及利益诉求多元化趋势下，作为行政主体的个人，行政人员的身份认同也跳出传统的单一角色模式，转而趋向多元主体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植根于特定角色价值观中的义务感直接影响着行政主体的行为实践。内部角色与内部角色之间、内部角色与外部角色之间都会发生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特定角色下的特定价值观彼此间也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那么，作为社会权利与义务承担者的行政人员，在较大范围角色的子角色间发生冲突时，应当怎样做到既能适应植根于价值观中的义务感，同时又能对上级或是法律负责？如作为父亲这一角色的官员，在处理涉及父亲这一角色的行政事务时，正义的天平是否会，或许必然会向父亲这一角色倾斜呢？

最后，利益冲突是责任冲突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库伯提出，行政人员的利益冲突通常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冲突。第一，作为自然个体的个人的利益与作为行政主体所肩负的伦理使命这两者的冲突，即“公共角色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这个复杂的“大草原”里，“大家都在一个信仰公共自由的社会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不断自我膨胀，不断奔向毁灭草原的最终目标。处于公共行政领域的行政主体享有接近和进入行政机关、行使甚而是制订政策的特殊权利，这些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享有的特殊权利，也在一定层面上成为行政人员实现其伦理使命的巨大考验。第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经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消解后，传统的真理、价值观等遭受非议，行政人员处理政务时能否坚持个人功利服从社会功利这一准则也广受质疑。如在实践领域，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应用已然带来了相应的个人利益的满足；斯莫尔甚至把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从公共资源中攫取相应的金钱和权利的行为认作是“部分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行政人员公饱私囊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声援。第三，道德标准与法律合理性之间的冲突。在库伯看来，特定情况下，法律并没有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最低要求，这在一定层面上使得道德标准挑战法律成为现实可能性。库伯提倡应将道德的关怀作用寓于法律之中，实现道德立法取代道德思考。试分析当下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责任冲突的延展已经带来诸多行政伦理问题，如贿赂、权利兜售、财政交易、精神压力增加等相关事宜。

二、两种机制的和解：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基础

基于行政环境复杂性的存在现实，在实践过程中，行政人员在做出行为选择时，难免会陷入处理多方面对抗性的义务以及保持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这一两难境地。因此，亟需找到一种可以摆脱这一行政伦理困境困扰的管理模式。在库伯看来，唯有实现行政责任、形成负责任的管理模式，才是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关键。鉴于此，他提出，应以实现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控制机制的和解，实现这两种机制的双向互动，才是走出这一困境的基础。

两种机制的和解建立在两种机制的冲突之上。外部控制机制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法规、调整相关制度等外部约束力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而为政治共同体道德提供一个底线的参考标准。“守法的公正不是德行的一部分，而是德行的总体。”法律或是相关制度作为一个对底线标准的界定和约束，对行政主体来说，有较高的外在强制性。内部控制机制则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内在伦理训练来强化其内心价值观和伦理准则，提升自身的伦理情操以做出符合伦理道德的行政行为，并主动摒弃那些与伦理准则不相适应的，甚而是互相排斥的行为动机和意念。较之于外部机制的技术性约制，内部控制机制对行政人员的影响较为持久，且更具自觉性和道德内化的约束力。但两种机制也存在着各自的弊端：外部控制机制更偏重于对一般性事务，如经常会发生的事件的控制与处理，而对特殊事务，如应急事件和突发的状况指导性并不是很强，而且，相对教条、死板的外部控制，尤其是较为严格的外部控制机制容易给组织内部带来紧张、严肃的气氛。内部控制机制也存在着相应的弊端，如当行政主体面对其自身价值观的相对性以及多种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其做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为依据和价值导向也就有可能发生相应的偏移。

库伯认为，唯有实现这两种控制机制的平衡与和解，才有可能消除行政主体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实现行政行为的相对稳定性和科学性。在库伯看来，首先应执行必要的外部控制以限制和规范行政主体的自主裁量权。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政主体做出非理性的或是有悖于行政原则的行为的概率，同时也能更好地规范和调整行政主体的行为选择。其次，还应加大内部控制力度，培养行政人员的道德使命感和执政伦理水平。论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行政人员加强自身的道德素养并外化为执政行为变现出来，既可以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又可以提高执政的效率。

三、负责任的管理模式：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关键

基于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之间实现了妥善和解，库伯进一步提出，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关键在于组建一个集行政人员个人伦理道德品质的培养、组织制度和组织文化的完善以及对公众社会期待的迎合为一体的负责任模式的整体架构。

首先，培养行政人员崇高的个人伦理道德品质。具备高尚的个人伦理道德品质是行政人员实现行政责任的首要前提。此处库伯所说的个人道德品质主要包括：伦理决策技巧、作为品性特征或内在道德品质的德行以及职业价值观。与以往学者致力于培养职业道德应用性知识和开发伦理决策技巧研究不同，近年来，个人伦理道德品质和素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官员不同于普通公众，作为社会权力授予者的行政人员，是社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参和参与者，只有具备较为崇高的品性，才能为群众们所依靠和信赖。在行政伦理实践中，政府应长期坚持对公务员、官员队伍的身心、思想等培训，培养官员时刻谨遵党纪国法、严守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品质。与此同时，官员在当前勤政廉政的主流官场环境熏陶下，也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并使这些良好的内心品质切实成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裁量权的主观指导，切实做到正确处理公权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看待自身能力不足与工作要求较高之间的矛盾等。

其次，形成合理的组织制度和良好的组织文化。组织制度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良好的组织制度可以激励执政人员作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提高整个组织这个道德实体的整体道德水准。组织文化则作为组织内部非正规的价值共识、道德倾向、行为习惯等对组织内部人员的行为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当一种组织文化符合其中人员所被要求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以及伦理道德时，这种组织文化就会对促使其中的人员作出正确且合理的行为选择，反之，则不然。库伯强调，作为组织内部的领导，其一言一行都对组织内部的个体产生一定的影响，领导的榜样示范作用是组织文化形成的重要方式。领导应在组织内部做好榜样的带头示范作用，从而带动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组织文化。

其次，迎合公众的社会期待。公众对行政人员的期待主要是指“人们在不同方面对于那些在政府中的人员给予的期望。”既包括公众对执政人员的个人道德、职业素养、个人形象以及行政能力的期待，也包括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等相关政治事务的热情，还包括公众对法律法规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维系社会稳定等要求中。面对公众的如上期待，以官员为代表的执政人员应当积极完善个体的人格、品格等伦理道德思想，真正成为社会公众的榜样和标尺，赢得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在执政实践活动中，切实把公众意志放在首位，做到实现个人权力服务于公共权力的公务员角色的执政原则；同时，政府尽量满足公众参政议政、制定政策、舆论监督等要求，实现全社会合作式的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伯.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刘祖云.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伦理审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序1

[3]刘召.库伯行政伦理理论初探.道德与文明，2010（1）：139-143

篇4：教师伦理冲突研究回顾及启示

教师伦理冲突指教师同时面临几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伦理价值时,难以做出选择的状态,是教师经常需要面临的道德选择困境或道德责任冲突。由于选择其中任一种价值,都会影响甚至损害到其他价值的实现,因而教师时常难以做出抉择。有时,即便是审思后所做的选择,也难以避免内心的道德愧疚。伦理冲突会给教师带来道德选择和情绪情感上的困扰,这种“紧张关系和两难困境的伦理特点可能会威胁到教师作为道德的人和伦理型专业者的自我设想”[2]。同时,教师行为选择的道德后果其利益主体是学生,教师处理伦理冲突方式对学生来说意义重大。教师伦理冲突又被称为教师伦理困境或教师道德两难,由于教师伦理冲突多发生在教师专业生活中,国外研究者更多地从教学中教师所面临的伦理冲突入手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力图描绘出教师伦理冲突的研究发展脉络与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支持。

一、国外教师伦理冲突研究概况

国际视野中,教师伦理冲突与伦理困境的研究是被置于教学实践和教学专业化的背景之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Jackson就发现教师在专业行为中被期望达到相互矛盾的目标(道德需要)。至80年代,Berlak创造了“困境语言”这一术语描绘教师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冲突。Packer则对道德冲突进行了解释学的研究,强调道德中行为主体情感涉入的重要意义。[4]Joshua E. Perry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框架来评估和解决伦理困境,这个框架可用于引导道德主体进行谨慎的思考,从而降低个人后悔的机率。[5]可以说,对教师道德冲突的研究兴趣是随着教学专业的道德维度和教学伦理的研究进程逐步深入的。

1.冲突管理视角下的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最初有关伦理冲突研究是从冲突管理的视角切入的,这时的研究侧重对教师的冲突决策风格进行分析与归类研究。F.Oser对教师在道德困境中的决策策略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了五种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规避、安全第一或委托、单方决定、不完全和完全商谈。[6]追随冲突管理研究传统,Maslovaty对480名以色列教师在教室中处理社会道德冲突的策略进行研究,总结出七种道德冲突策略。研究还指出,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是道德困境的内容和教学情境,在某种程度上还受教师个人性格的影响。[7]

Rahim等人研究发现,冲突管理风格与个体道德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道德发展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不完全商谈和商谈的策略。[8]此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推理和冲突解决方式之间的相关性也得以讨论,并证实了这一发现。[9]芬兰的Soile Juujarvi以关怀推理为理论工具,证明不同关怀水平的主体会意识到不同类型的道德冲突,对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道德冲突,关怀道德理论更具解释力。[10]

2.教师伦理冲突的类型学研究

对伦理冲突进行类型学的分析是西方应用伦理学的理论特色,库柏编写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包含了伦理冲突的相关分析及解决策略。[11]实证研究也表明,道德困境的内容是影响伦理冲突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因而伦理冲突的性质及内容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瑞典教育学家Colnerud,G. 对223个道德冲突案例进行深入地分析,总结出五种不同类别的冲突:人际伦理规则、源于任务的内部专业规则、制度规则、社会一致规则和自我保护规则。[12]Orly Shapira Lishchinsky又对以色列教师和护士的伦理困境应对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种职业所共有的伦理困境有五类。他认为对伦理冲突困境的正式讨论可以使教师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从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13]随后,他又对50位教师提供的案例进行编码分类研究,最终确定了五类伦理困境:关怀氛围与规则氛围的冲突、分配公正和学校标准的冲突、保密性和学校规则的冲突、忠诚于同事和学校规范的冲突、家庭要求及教育标准的冲突。[14]

3.伦理冲突中“教师理解”的突出

Tirri.Kirsi意识到教师对日常工作中专业伦理理解的重要性,综合了奥泽和科尔伯格的方法,依据教师的信念及其解决策略对道德困境进行了分类和对比,研究了教师对道德困境及其潜在规则的理解。[15]此后,Husu,J.和Tirri,K.共同深入研究了教师作为实践主体理解道德困境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建构帮助教师理解困境的模式。[16]他们采用多焦点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三种相互联系的参照框架及其相应的道德语言特点。在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Husu,J.提出了研究、理解和促进真实情境中教育实践伦理的方法:聚焦于事件和情境发生的条件,在那里教学的伦理性可被认知和理解。[17]对日常遭遇的事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理解其中隐含的教育伦理。对教育目标、教育责任和教育情境的分析,关注教育者的伦理理想、伦理权利责任和伦理性格及意志。这种方法可以显示出如何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化到真实教育情境中,如何帮助教师更好地反思日常实践所隐含的道德维度。

4.其他视角的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Patricia Melo从另一个角度对教育中的道德冲突进行了研究,他以道德判断三分法(结果论、义务论和规则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新任教师面临的道德冲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情境中的道德冲突多发生在师生之间,新任教师大部分都会采用规则功利主义来应对。[18]Shapiro and Stefkovich提出可用多重伦理范式的思路来解决真实教育情境中的伦理困惑,[19]这种范式包含公正、批判、关怀、专业等四种分析维度。多重伦理范式为复杂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解方式。琼与罗伯特把多重伦理范式与湍流理论相结合,提出基于伦理困境案例学习模式。[20]他们认为这种伦理困境案例学习方式,会同时激发学生的理性推理与情感卷入。进而认为,道德困境案例学习不仅适应于教育伦理的课堂中,还可渗透到大学的其他课程。

二、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的研究路径与国外研究大相径庭,大多是哲学思辨研究和理论推演,且数量较小。教师角色冲突作为教师伦理冲突的分支之一,相关研究较丰富。

1.教师伦理冲突研究的三种路径

国内有关教师伦理冲突(道德冲突)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种倾向,一是进行伦理学理论推演,对教师面临的冲突做出类型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这种路径是我国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二是强调道德冲突对教师道德发展的作用;三是对教师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进行研究。

社会转型和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教师面临的道德冲突日益复杂,程红艳通过对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实际状况分析界定了以下几种冲突:体制与个人、将学生看作目的还是手段、关爱和公正、主流与多元之间的冲突。[21]夏湘远则聚焦于高校教师行为选择过程,认为其中存在三种道德冲突:行为取向上的义利冲突、行为表现上的角色冲突、行为动机上的心理冲突,并指出应从自我心适、价值取向和外在社会条件等三个方面调适道德冲突。[22]胡锋吉以库伯的行政决策模式为依据,把教师的伦理冲突分为角色冲突、效忠冲突和权利冲突三种。[23]解仲秋对教师个人利益、教育管理体制、教师情绪情感与教师职业道德的冲突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外在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策略方案。[24]

此外,有学者强调适当的伦理冲突可以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胡锋吉提出适当的冲突有助于教师承担教育责任,促进教师的学习和成长。教师解决伦理冲突的过程就是教师教育伦理逐渐成长的过程,也是教师逐渐实现教育责任的过程。[23]他认为教师只有意识并理解了自己所面临的冲突,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道德发展。王晓莉认为教师普遍缺乏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她依据“道德信念模型”对教师的道德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冲突情境中以师生间冲突为主,教师对于价值方面的冲突倾向于采用“规避”而非“商谈”的方式。[25]这一现象会造成学校价值教育的虚无和教师价值信念的消解,因而要通过相关的教师教育来转变教师观念并提高解决道德冲突的能力。

2.教师角色冲突研究简析

虽然教师伦理冲突的针对性研究并不丰富,但教师角色冲突的研究成果却比较丰富。教师角色冲突的本质在于不同角色的期望、要求和责任间的差异和矛盾,强调角色的道德责任是角色冲突的根本所在。从研究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及课程改革对教师角色的新要求与新期待是造成教师角色冲突的背景性因素。教师角色冲突作与教师职业倦怠和教师焦虑等心理压力原因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视角。女性教师这一教师主要群体的角色特殊性亦未被忽视。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倾向于对教师角色冲突的类型和原因进行解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王俊明对教师角色冲突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三种不同的类型:传统的分类、角色冲突的根源及表现分类和学校教育角度的分类。[26]从研究方法上看,绝大多数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以实证方式进行的研究数量不多。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内不同的研究路径,这对我们审视已有研究成果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国内外研究内容的不同

国外教师伦理冲突研究的脉络清晰:从解决和管理伦理冲突到对伦理冲突的理解与价值开发。国外近期研究侧重教师对伦理冲突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意义和发生的条件环境的分析与理解,并希冀通过伦理冲突的相关研究促进教师的伦理水平和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正是由于过于强调对伦理冲突的理解,对伦理冲突的文化环境与伦理生态的研究稍显不足。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研究大多以伦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及时代特点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推论分析。但由于对实践的关注度不够,国内的相关研究不能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显得过于理论化。

2.国内外研究方法的差别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几乎所有相关研究均涉及实证方法,多数研究聚焦教师日常工作与教育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和伦理困境,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实证性分析。这可能与国外注重实证研究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可能和教师伦理冲突这一研究对象的性质相关。教师伦理冲突多发生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同时它又是一种主观感受,因而对实践情况的把握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基础。国内相关研究多为理论演绎和哲学思辨,把教师实践中遭遇的伦理冲突做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相关实证研究更为稀缺。这就造成我国实践中教师伦理冲突的状况不具体,教师处理伦理冲突的风格与策略不明,对伦理冲突的理解情况不清楚等问题。

3.对国内后续研究的启示

之后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重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实证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需要明晰中国文化背景下,教师更多遭遇的是哪些类型的伦理冲突,教师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伦理冲突,在这种观念下会有怎样的管理和应对策略与方式。如何提升伦理冲突对教师道德成长的价值,以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功能。如何减缓伦理冲突给道德主体带来矛盾、模糊和焦虑等负面心理体验。因此,对伦理冲突的实证研究可以描绘出我国教师的伦理能力与状况,并为实践提供实用性的原则与策略。虽然Lyons也曾指出,教师工作中的许多困境,以及基本上道德和伦理的问题不可能被解决,而需要的是仅是被处理而已。[27]但凭借教师自身习惯和经过审慎的伦理思考后的处理对教师和道德教育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4.基于伦理冲突的教师教育

以教师伦理冲突为基础的教师教育模式具有实践性价值,故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职前教育中,可以通过对典型冲突的分析与学习,增强学生的伦理知识基础和伦理思维的发展;职后教师发展中,以教师伦理为道德主体带来审视与反思道德现象的契机,引导教师审视和反思自己伦理冲突的解决策略,澄清教师实践中所持有的伦理价值,并思考其合理性与道德性,从而促进教师自身的道德成长与学生的道德发展。

篇5：行政伦理冲突经典案例

[摘要]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对有效防止这种利益冲突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行政伦理进行立法来建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其主要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频发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并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的、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并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利益冲突；行政伦理；伦理立法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4

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一个伦理问题。当公职人员面临这种利益冲突时如何做出选择，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还是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除了受相应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外，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公职人员的选择。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对公职人员的伦理进行立法，如美国的《政府伦理法》、英国的《文官行为准则》、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价值与伦理法》等。随着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普遍关注及对合作治理腐败问题的日益重视，“基于政府透明治理与公职人员能否恪守伦理准则，完成公民的公共信托，不仅是各国政府内部的治理议题，更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与全球化的重要议题”[1]。当各级政府想提供给公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有一个可信任的和有效的架构时，诚实正直已成为该架构的根本要件之一。倡导建立诚实正直的机制和体系，也越来越被视为良善治理的根本要素[2]（P1）。而诚实正直是伦理法制架构的主要内容。

伦理立法可以为公职人员提供一般性限制，“这种限制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陈述”，“对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罚款、监禁和行政处罚都是确立人民主权并使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的方法”[3]。通过伦理制度化为公职人员确立一整套核心价值和伦理行为规范，可以使公职人员明白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社会所期待的，哪些行为是与社会期待相违背的。“一个行政人员应当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以便合乎伦理地行事，最容易的方法是制订行为的标准”，“也就是说，准则的制订旨在反映理想官员的形象”[4]。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之所以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对公务伦理法则的深刻认知和高度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OECD在给成员国的《公共服务的管理原则》建议书中指出，“为推进公共服务的道德行为，成员国需要采取行动，应该给公职人员提供明确的道德规范和指南，确保体制和制度的良好运行”[2]（P67），认为“通过相关伦理法制的建制，指明公共服务应有的核心价值，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不仅是OECD各国达成善治、提升公共信任的普遍途径，更是唯一被强调与证明有效的不二法门”[2]。我国港澳台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建设廉洁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培养，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公职人员的道德标准和伦理体系，各自形成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系统，其中香港的廉政伦理及廉政机制令人瞩目。

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对公职人员伦理的追求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其伦理法制化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制伦理其内容有着较大的差别。但从结构上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伦理制度主要是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本文拟在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经验的建议，以期为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提供“他山之石”。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

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通过不同的政策、法律规范建立了一整套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通过这些核心价值的引导，使公职人员在面临利益冲突时主动做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选择。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民主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国（区）情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职人员核心价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是有些核心价值，如公平、公正、廉洁等，还是得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的认同。比如OECD各成员国的伦理法规及相应的法律条文对以下核心价值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同，即不偏不倚、合法、廉正、透明、效率、平等、责任、正义等。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公务员守则》《接受利益（行政长官许可公告）》《防止贿赂条例》《公务员管理命令》《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等法律规章，为香港公务员确立了明确系统且行之有效的伦理规范。香港公务员品行总则指出：“公务员必须时刻奉公守法、严格遵守政府规例。他们必须尽忠职守，履行职务时悉力以赴，时刻以政府的利益为依归。无论是对待市民大众还是对待同事，都必须诚实公正，以负责、公平的态度履行职务；不得以权谋私，也不应令自己处于本身利益与公职有冲突或使人有理由怀疑本身利益与公职存在冲突的情境中；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 为建成一支高效、专业、廉洁、信实、公正、中立的公务员队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要求公务员必须遵守下列同等重要的基本信念：（1）坚守法治；（2）诚实可信，廉洁守正；（3）行事客观，不偏不倚；（4）政治中立；（5）对所作决定和行动负责；（6）尽忠职守，专业勤奋。

20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为了推动廉洁政府的建设，开始大规模地实施行政革新方案。1993年，台湾提出行政革新方案，希望通过此举建设以廉洁为重点，兼顾效能、便民的廉能政府。1996年，台湾行政领导人李登辉提出“心灵改革运动”，强调要转换文官思维与心智模式，以提升竞争力。2001年6月7日，台湾“行政院”发布《建立行政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案》，2002年3月21日制定《建立行政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案参考作法》，开始推进台湾行政价值体系建设。本次行政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5个核心价值目标，即建立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忠诚感、对社会的关怀情、对政府的向心力、对民众的服务心、对公务的责任感。在以上核心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台湾“行政院”人事局于2004年2月25日又新增了“创新”“进取”“专业”三个核心价值理念。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把坚守法治、廉洁奉公、以人为本、忠诚尽责、摒弃官僚、讲求效率、务实进取、与时并进作为公职人员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为了增强上述抽象的伦理标准对具体行为的适用性，使公职人员的具体行为有明确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以此指导公职人员的具体行为。同时，在设计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时，始终把这些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使比较抽象的基本信念能够贯穿于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在核心价值基础上又制定了公务员的操守准则——“坚守法治、诚实可信、廉洁守正、行事客观、尽忠职守、专业勤奋、政治中立、对所作的决定和行动负责、不偏不倚”，并对每一条操守准则都进行了详细、明确、可操作性强的阐释。例如，坚守法治要求公务员必须维护法治和司法公正，在行使其行政权力时必须遵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或酌情权限内作出决定，不能超越其所获授的权力范围；必须依循适当程序办事，在执行公务时发现任何怀疑舞弊行为须从速向廉政公署举报。诚实可信则要求公务员必须据实阐述事情和相关事宜，如有错误须尽快更正，公务员只可把公共资源用于有关资源所核准的用途。

澳门地区规定，公务员在践行上述核心价值的同时，还有义务遵守无私、热心、守时、忠诚、保密、有礼、勤谨、服从的行为规范。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对公职人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如何才能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于公职人员的行为、使得公职人员在日常行为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否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怎样使公职人员明白当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时该如何应对？当面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何避免利益冲突情境的出现？利益冲突的具体样态是什么？如何保证公职人员在明知自己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而又故意做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选择行为时得到应有的惩罚呢？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预防、教育培训和制裁等一系列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1.预防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免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很多公务员陷入利益冲突情境的原因是政策模糊不清、指引不到位和程序不周全，使得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无所依从。为了有效预防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发生，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香港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做法是制定清晰的政策，提供详细而又科学可行的指引，设定严谨而又周全的程序，让所有公务员有所依循，并在各部门间形成适当的制衡机制。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提供适用于全体公务员的指引。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及相关部门在全港范围内发布了适合于全体公务员的品行指引，并时常对这些指引进行检讨和更新，以确保其清晰明确、符合时宜。这些指引的内容涵盖了利益冲突、申报私人投资和公务员以公职或私人身分接受利益、款待及赞助访问等。

第二，实施诚信管理及推进计划。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常年致力于公务员的诚信教育，提高公务员的诚信意识。例如，2004年实施了公务员廉洁操守深化计划，由公务员事务局和廉政公署首长级人员组成外展队，造访了总下辖员工 124 000 名的34个局/部门，就诚信问题交换意见。2005年，合办了以“诚信为本，卓越管治”为主题的领导论坛，让公营和私营机构的领导共同探讨诚信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彼此分享诚信领导方面的经验。2006年，公务员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实施了诚信领导计划，据此计划各局/部门分设了诚信事务主任和助理诚信事务主任，分别由各局/部门委派辖下一名高层首长级人员和部门主任秘书担任，前者主要负责推广各项有关诚信风气的活动，制定符合本机关需要和工作目标的相关策略与工作计划，定期报告其在诚信管理方面的工作进展；后者主要辅助前者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在诚信领导计划下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如诚信、纪律、操守等，以支持诚信事务主任的工作，同时给予其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提供网上资源和经验共享。香港公务员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推出了网上“公务员诚信管理资源中心”，这是一个一站式的电子资源服务中心，可供所有公务员使用。该中心汇集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的最新操守规则、有关诚信的刊物、操守指引、操守样本和一些常见的问题与答案，并且集中提供了包括行为失当、接受款待、伪造欺诈等公务员不当行为及刑事案例，供所有公务员浏览。

第四，发行刊物。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经常出版如《公务员良好行为指南》《公务员防贪要诀》《诚信事务主任手册》等手册、小册子，并免费发放给公务员，以推动公务员诚信建设。

第五，严格有关欠债员工的管理。香港政府非常重视公务员的债务问题，他们认为公务员欠债是导致公务员利益冲突、贪污受贿的重要诱因，因此，对公务员的债务问题管理非常严格。通过对欠债人员的跟进调查，为处于财政困难的公务员提供各种福利服务、推行家庭生活教育活动、健康生活方式计划等，帮助公务员有效理财，避免其陷入债务困境之中。

2.教育培训

让公职人员对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充分了解、认知和赞同，是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为公务员行为、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前提条件。为此，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采取了对公务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培训的方式。例如OECD国家就认识到，要让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内化为公职人员的行为，就“特别需要政府帮助公职人员理解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并培养起他们解决伦理困境的技能”[2]（P32）。因此，OECD成员国采取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内容包括“遵从性教育”和“完善性教育”。“遵从性教育”主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内容、以公职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为目的；“完善性教育”主要以伦理价值、伦理准则、伦理思维为内容、以形塑和完善公职人员的行政伦理人格为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教育和培训工作能落实到位，OECD一些成员国还针对公职人员的培训事宜进行了立法，以强制的方式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如美国有《政府雇员培训法》《政府间人员法》《雇员综合培训法》，法国有《继续教育法》《公职人员地位法》等。我国香港地区则通过廉政公署和公务员培训处定期开设防贪课程，通过举办以防贪为主题的讲座、推行以诚信操守和避免利益冲突的间接会等形式，使公务员时刻警觉，以维持高度的诚信意识。另外，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还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地向各级公务员推广良好品行，提供入职指导和培训，举办研讨会，发布指引和规则，促使公务员了解自身应持有的操守准则并严格遵从。

我国台湾地区则在全岛范围内对公务员开展公民伦理、领导伦理、管理伦理、服务伦理的教育培训，同时通过鼓励公务人员参与志愿服务，建立合理化、人性化工作关系，加强和推进公务员对核心价值理念的认知与践行。通过培养研究发展能力、建立参与建议及决策机制、成立工作改进小组的途径，推动“创新”的落实；通过落实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团队意识、深化顾客导向之公共服务的途径，推进“进取”的价值理念；通过强化知识管理、形塑学习型组织、推动标竿学习的途径，推进“专业”的价值理念。

3.制裁

为了保证公职人员的违法、滥用职权或违反诚信的行为得到有效校正，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背离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守正，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公务人员（纪律）规例》《反贪污贿赂条例》等法律文件建构了针对公务员的严厉的制裁机制。根据公务员行为不当的严重程度分别采取进入正式与非正式的严训程序。当公务员有轻微行为不当时，部门首长可向有关人员发出警告，无需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当公务员屡次有轻微不当行为或严重不当行为或触犯刑事法律时，则会采取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正式的严训程序既规定了针对行为不当公务员的严厉的惩处措施，又规定了严谨的程序，所附多项保障措施可保证被控人员受到公平聆讯。对启动正式程序个案的处分包括谴责、严厉谴责、罚款、降级、迫令退休及革职。

三、结语

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虽不对特定的利益冲突提供针对性的具体规定，但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提供了价值指导和伦理准则，是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统合性制度和思想灵魂。行政伦理核心价值贯穿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始终，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提供了目标指向。因此，它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更具有根本性。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措施密切配合、配套实施，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无疑是这些措施的内核和灵魂。以伦理法规为中轴、在其他法规制度的密切配合之下，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且频发，已经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统合性政府伦理法治之研究[M].台北：台北市行政院研考会，2008：2.

[2]OECD.Trust in Government：Ethics Measures in OECD Countries[M].Paris：OECD Press，2000.

[3][美]特里·L·库伯.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美]理查德·D·宾厄姆.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M].九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