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建设分析论文

2022-04-19

摘要：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我国行政伦理研究以“公共性”为内核构建起了庞大的学术图景，美德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相互交织决定着行政伦理的方向和路径，形成了“行政伦理困境”、“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伦理法制化”四个主要论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伦理建设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行政伦理建设分析论文篇1：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结构与功能

摘要：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是土地行政伦理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土地行政伦理发挥其作用的特定方式。土地行政伦理的各要素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土地行政伦理关系处于核心层；土地行政伦理机构和制度处于中间层；土地行政伦理规范处于行为层。这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具有引导、协调和保障的基本功能。

关键词：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结构；功能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是土地行政伦理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土地行政伦理发挥其作用的特定方式，它表现为特定的制度、体制、法规、法律、规则、规范、准则、方法、典范、机构等等，与人为的制度化文明形态相联系。从外显的行政行为到内隐的伦理道德，土地行政伦理显示出了一定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的结构特征，是土地彳亍政伦理有序运行的基础，也凸显了伦理机制研究的重要性。

一、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结构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是由土地行政伦理的若干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的，这种结构显示了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也决定着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功能的发挥。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由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与机构、伦理原则与规范三个要素组成，这些要素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结构特征。其中，伦理关系处于核心位置，称之为核心层；伦理制度与机构处于中间的位置，称之为中间层；伦理原则与规范处于土地行政伦理的表层，称之为行为层。

(一)核心层：土地行政伦理关系

1.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内涵与特征

土地行政伦理关系是土地行政伦理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对其他要素具有决定作用，土地行政伦理原则、规范、机构与制度，都是根据一定时期伦理关系的需要而设定和确立的。在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各个组成要素中，伦理关系处于核心的地位。

伦理关系是社会伦理的基本范畴，是人们基于相互之间的交往实践和主体意识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内涵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在社会性的存在过程中，人们之间产生了各种社会关系，列宁将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分为两大类：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其中，伦理关系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范畴。梁漱溟先生认为，“在相互关系中就有了情，有情就发生了义”，“因情生义，大家都在情义中；大家从情分各尽其义，这便是伦理”，“必须彼此有情，彼此有义，有情有义，方合伦理，方算尽了伦理的关系”。伦理关系“就是互以对方为重，彼此互相负责任，彼此互相有义务之意。”刘祖云教授指出：“伦理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关系，而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关系来研究与对待。这样理解，行政伦理关系就是指，政府管理活动所涉及到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其展开过程。……在家庭关系向社会关系扩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公共管理的需要与政府组织的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行政伦理关系产生了。”因此，伦理关系是伦理规范的内在本质，一定的伦理关系的存在，是伦理规范得以确立的前提，没有伦理关系的内在规定，伦理规范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土地行政伦理关系是对土地行政关系的伦理反思，是以伦理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深刻理解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内涵，必须全面把握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特征。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土地行政伦理关系依附于土地行政关系，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关系。所谓“实体性”的社会关系，是指社会实体之间直接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其客观实在性，人们可以用“是不是”来对其进行考察。比如政治关系，是存在于政治实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于其他的关系而存在。之所以说伦理关系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是因为伦理关系并非是直接存在的，它必须依附于别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只有人们对一些社会关系进行伦理反思的时候，这些社会关系才具有伦理关系的内涵。土地行政关系是土地行政主体与客体及其对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它包括土地行政管理关系、土地行政监督关系与内部土地行政关系。土地行政伦理关系就是在对土地行政关系进行伦理反思，也就是对土地行政关系的合道德性进行追问的过程中形成的。

其二，土地行政伦理关系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土地行政伦理关系虽然对土地行政关系有一定的依附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土地行政伦理关系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土地行政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是靠公权力的强制性来维系的。而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存在既不依赖于公权力的强制性，也不是某种社会权威予以规定的，它的存在是关系的双方依据“合理”、“应当”的原则来设定的，体现了关系双方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意识。

其三，土地行政伦理关系中对伦理义务具有优先规定性。在土地行政的过程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都被赋予特定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本身并不构成伦理权利和义务，只有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这些权利与义务时，它们才成为伦理权利与义务。权利与义务是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权利与义务关系既是一种法律关系，又是一种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权利的存在是义务履行的前提条件，而作为一种伦理关系，它与法律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伦理义务的优先地位，土地行政伦理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获取伦理权利为根本动机和目的。

土地行政伦理关系作为一种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突出了土地行政制度的重要性；土地行政伦理关系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强调了社会风尚的重要性；土地行政伦理关系作为一种伦理义务优先的社会关系，彰显了个体道德素质的重要性。

2.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内容

伦理关系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凡是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都有伦理关系产生的土壤，然而，伦理关系并非空洞无物，而是有其实在的内容。以关系的主体为标准进行划分，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与土地之间的伦理关系。政府与土地之间的伦理关系是政府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理论延伸，是政府在土地规划和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人地关系。人与土地之间存在伦理关系吗?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伦理关系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因为只有人才是能动的，才具有道德意识，因而也只有人类社会才具有伦理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认为将伦理关系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狭隘自私的伦理意识，因而主张将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一切生物、非生物与生态系统；生态中心主义则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局限，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从而不仅将伦理道德拓

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而且内在地赋予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伦理价值。在土地行政的过程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对于集体土地，政府则享有规划权与许可权，在行使这些权利的过程中，政府与土地之间产生了伦理关系，政府也成为土地利用与保护的主要责任者。

其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与人民作为契约的双方都必须信守约定，不得违背契约的宗旨。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国家是人民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政府则是人民行使契约权利的代理者，政府的行为应该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现实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与“小政府、大社会”两种基本的功能模式。前者强调政府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自由没有受到道德、民意和法律的保障，他们自由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是由政治权力机构决定的；后者是一个有限的政府，甚至是一种消极的政府，在还权于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只去管一些重要的事情，将很多事情都交由社会自己去处理。土地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是这种契约关系的反映，某种程度上是上述两种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的综合体。为了完成土地管理的目标，实现土地的政治经济效益，土地行政部门一方面要利用公共权力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另一方面要在更大程度上体现权利的公共性。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要服从土地行政部门的管理，真实地表达自身的土地权益，政府则要恪守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再次，政府内部的伦理关系。政府内部的伦理关系包括两个基本的层面：政府间伦理关系和政府与其职员间伦理关系，前者是一种层级关系，后者是一种从属关系，政府伦理的基本精神要求政府组织及其成员不能够僭越这种层级隶属关系。然而，由于土地具有资源与资本双重属性，常常导致在土地行政管理活动中政府内部伦理关系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目标与行为取向上可能出现分歧。中央政府代表全民的利益来行使土地管理权，其土地政策倾向于保护耕地，控制建设用地的规模与数量，而地方政府则往往会从局部利益出发，扩大建设用地的规模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土地政策的目标之间就会出现伦理上的张力。其次，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恶性竞争的可能。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于是引进“外资”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普遍选择。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更是将招商引资走向了极端。有的地方以降低土地租金的做法来吸引资金的进入，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将土地以“零地价”拱手赠与投资者。这种做法在地方政府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恶性竞争，以土地换资金则是它们普遍采用的手段。再次，政府职员存在角色冲突的可能性。所谓角色，是指在某个社会单位中，对占有某种职位的人的一种行为期望。政府职员的角色决定了他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代表政府执行公共事务。然而，在实际的土地行政过程中，行政人员的心理、社会对于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自身所承担的多重角色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冲突。政府职员与政府组织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这种角色冲突是对其与政府组织之间伦理关系的一种僭越。

(二)中间层：土地行政伦理机构与土地行政伦理制度

1.土地行政伦理机构

在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结构形态中，土地行政伦理机构与制度处于中间层，是土地行政伦理关系与土地行政伦理规范的中介，也是土地行政伦理由理想走向现实、由抽象走向具体的桥梁。

目前，行政伦理的研究并未涉及伦理机构。但是，伦理机构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行政伦理的理论成果应用于行政管理实践的过程中，更不能忽视行政伦理机构的重要作用，土地行政伦理的价值诉求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伦理机构来加以实现。土地行政伦理机构是土地行政伦理的组织载体，广义的土地行政伦理机构包括一切土地行政机构的伦理功能，狭义的土地行政伦理机构则指政府内部专门负责土地行政活动的伦理审查职能的工作部门。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设立专门、具体形态的伦理机构，但是一般意义的伦理机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政府甚至一切国家行政机关都是以机构形式存在的伦理实体。黑格尔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实体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国家是伦理实体的最高阶段。他指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完成它所知道的。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同样，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指出国家是一个伦理实体，意在说明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它内在地具有伦理的本性。那么，政府作为国家职能的行使者，其本身也是一种伦理实体。高晓红认为：“政府作为一个‘整个的个体’，它是一个伦理实体。是‘同家’伦理实体的‘整个个体’，它的运作原理是政府的伦理规律。”按照这样的逻辑，政府的存在是伦理发展的必然，政府的行为体现着基本的伦理精神，因而，政府本身即是一个伦理的机构。可见，虽然独立意义上的土地行政伦理机构在我国土地行政的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它的一些职能通过土地行政监督与督察、行政问责等行政活动中体现出来。

2.土地行政伦理制度

在对制度伦理的研究过程中，有些学者认为伦理制度即为伦理的制度化，是德性伦理向制度伦理过渡的中介，是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而俘在的。土地行政伦理制度是土地行政伦理制度化的产物，是关于土地行政伦理基本内容的一系列规范与惯例，是土地行政伦理得以实现的政治环境。土地行政伦理制度涵盖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伦理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因此，非正式的土地行政伦理制度即为土地行政伦理本身；其二，正式的土地行政伦理制度是指制度化、明文规定的土地行政伦理规范，其典型的形态是土地行政伦理立法。

研究土地行政伦理制度，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是伦理与制度的相容性问题，即：伦理的内容能够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吗?其实，制度与伦理的结合自古有之。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政治与道德结合的传统。制度与道德之间的结合源于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一，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而伦理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二者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共同服务于同一经济上层建筑；其二，制度与伦理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制度与伦理的主要功能都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使行为朝着目标指向的方向前进，不同之处在于伦理依靠的是道德教化软约束的力量，而制度依靠的则是强制性的权力。正是这种区别，使得伦理能够使人们更好地服从制度，而制度则能够保障伦

理的实现。

土地行政伦理制度的形成，通常通过两条基本的途径：土地行政制度伦理化和土地行政伦理制度化。土地行政制度伦理化不是将制度都变成伦理的形式而存在，而是追问土地行政制度的伦理合理性，考察和求证土地行政制度中所蕴含的伦理追求、伦理精神和伦理取向。任何一项土地行政制度的制定，都必须首先考虑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都要注意手段的正当，只有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度，才能够最终为人民所接受。“一定的制度蕴含着相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制度以道德性为基础。”土地行政伦理制度化指的是“制度化的土地行政伦理”，即以正式的制度形式存在的土地行政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它把相对抽象的土地行政伦理规范具体化为土地行政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制度规范，从而形成了土地行政伦理制度。土地行政制度伦理化与土地行政伦理制度化是伦理与制度紧密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行政制度因具有了伦理的因素而不再简单地依靠强制力量来实现，而土地行政伦理也因具备了制度的因素而不再是抽象的存在物，二者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土地行政伦理制度。

(三)行为层：土地行政伦理规范

规范本身是一种标准、一种准则，规范是社会客观要求与人们的主观意识相统一的产物。伦理规范是社会规范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是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的普遍规律的反映和概括，是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也是判断、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行政伦理规范就是“社会对行政人员所提出的从思想修养到具体行政行为等全部行政管理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要求，既包括对行政人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的一般要求，也包括在行政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应遵循的活动原则、工作程序、办事规则、言行标志和办事纪律等。”土地行政伦理规范是行政伦理规范在土地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对从事土地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人员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是用来规范土地行政行为的伦理规则和道德标准。

观念的东西必将外现于人的行为层面，土地行政伦理只有落实到具体的人及其行为中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土地行政伦理规范是土地行政伦理关系在日常的土地行政过程中的反映，是通过土地行政主体的具体行为体现出来的。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土地行政伦理，都是伦理规范的具体形式，因此，在土地行政伦理的运行过程中，伦理规范处于最表层。

2002年，国家人事部发布了《公务员行为规范》，继而，很多地方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和规范，这些规范和规定，确立了公共行政人员日常工作行为的基本标准和准则，其中包含了很多伦理规范的内容。结合这些规范的具体内容，我们对土地行政伦理规范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一是行政忠诚。对国家的绝对忠诚是土地行政活动首要的伦理规范，它是土地行政方向正确的基本保证。土地行政活动只有忠于国家、党和人民，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只有忠于法律，才能够保障依法行政的有效实施；只有下级忠于上级，才能够保障土地行政的有效实施。二是行政公正。公正既是社会治理过程中基本的法律规范，又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一项不公正的行政行为，我们可以视之为伦理上错的行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土地行政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价值进行分配的过程，所以必须做到行政公正。三是勤政廉政。行政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这就要求他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勤政必须“为民”，这就要求行政人员做到廉政，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四是品行端正。这是对个人德行提出的要求。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政府形象的代表，他们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往往具有导向的作用。因此，在日常的行政活动中，行政工作人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抵制那些不良思想的侵蚀。

二、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功能

(一)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导向功能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把土地行政伦理的价值追求具体化为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目标，并依据土地行政伦理运行的目标落实到决策机制和计划机制之中去。因此，在土地行政伦理建设过程中，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必然具有具体的导向作用。

首先，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导向作用，体现在土地行政的目标要素上。我国土地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正确调整土地关系，规范土地利用行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法律机制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框架，但是仅仅依靠法律机制的约束还不够，人们的行为往往还会受到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通过内在的伦理教化与外在的伦理制度，将土地行政的这一目标融入到行政人员的行为过程中，规定了土地行政的总体方向和根本价值导向，使得土地行政能够避免盲目性与随意性，从而沿着正确、高效的方向行进。

其次，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导向作用，体现在土地行政的决策机制上。土地行政伦理的目标要转化为土地行政伦理的现实机制，必须通过决策机制。在土地行政的决策过程中，从伦理的角度对决策方案进行论述与评价成为必要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可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可以保障决策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在决策机制中，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目标具体转化为可行的行动计划或行动方案，成为具体的土地行政行为的指导。

再次，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导向作用，体现在土地行政的利益机制上。利益因素是决定土地行政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土地行政的过程中，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分配、调整、交换也具有方向性。土地行政的利益机制总是引导A4门在不违反社会集体利益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在不违反整体利益的范围内追求局部利益，在不违反长远利益的范围内追求目前利益，总是引导人们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结合起来。

(二)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协调功能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协调功能，是指在一定目标的指引、动力驱动、决策机构的指挥和体制保障下，运用各种管理、控制、协调等方法和手段，使得土地行政伦理系统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联结起来，土地行政伦理系统与外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把土地行政系统中存在的某些不协调的关系及其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某些障碍，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低限度之内，从而保障土地行政伦理的有序运行。

首先，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协调功能，体现在协调土地行政过程的目标冲突上。土地行政过程是由若干个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从时间层面上看，土地行政过程由长期目标、中远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组成；从组织层面上看，由中央组织目标、地方组织目标和行政人员个人目标组成；从目标的性质层面来看，又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文化目标等。

这些目标之间并非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而是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可能性。在土地行政的过程中，当不同的目标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通过伦理考量，平衡各目标之间的差异，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执行那些更“应该”执行的目标，从而缓解这些目标之间的冲突。

其次，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协调功能，体现在协调土地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上。角色冲突是社会学用语，用来指称不同角色之间和角色内部的一种矛盾状态。美国公共伦理学家特里·L·库珀将行政人员面临的角色冲突分为内部角色与外部角色冲突和内部角色之间的冲突。内部角色与外部角色之间的冲突是行政人员作为公民雇员角色和作为公民角色之间的冲突；内部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组织内部扮演不同的角色形成的冲突。土地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具体表现在权力冲突、政治冲突、道德冲突、责任冲突和利益冲突等多个方面。土地行政人员的这些角色冲突，是由土地行政人员的双重身份引起的：一方面，土地行政人员作为政府公职人员，他们手中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权”；另一方面，这些公职人员作为普通的公民，宪法赋予了他们“私权”。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土地行政人员执行权力过程中的角色冲突。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从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来调适这些冲突：一方面，通过内在的伦理教化，培养土地行政人员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意志，从而尽可能地避免这些冲突的出现；另一方面，通过外在的伦理制度、伦理立法和伦理监督，创造土地行政人员自觉从善的制度环境，从而确保他们在面临抉择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保障功能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保障功能，指的是在土地行政的过程中，通过伦理的激励(正激励与反激励)作用，更好地将社会的伦理规范内化为土地行政人员内心的信仰，从而保障土地行政行为在有序的伦理范围内进行。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保障功能，是土地行政伦理有序运行的屏障，能够使土地行政有效规避各种外在环境的干扰，从而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首先，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保障功能，表现在它可以避免土地行政伦理的随意性，保证土地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和常规性。土地行政伦理作为土地行政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它与正式的土地行政制度之间的重要区别即在于它的主观性，也就是不同的人判断土地行政行为善恶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正是这种主观性导致了土地行政伦理的随意性，它不如正式制度那样标准化。导致这种主观性的原因之一在于，长期以来土地行政伦理缺乏机制的规约，以至于人们对于土地行政伦理见仁见智。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通过对土地行政伦理关系的合理确认、土地行政伦理制度的施行和土地行政伦理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从而将土地行政伦理转化为一种具体的价值观念和组织文化诉求，保障土地行政伦理作用的发挥。

其次，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保障功能，体现在保证土地行政伦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行政伦理决策是“在行政行为过程中，针对特定的伦理问题，分析依据相应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所可能导出的不同后果，并从中选出一种最合适的方法，以求解决面临的伦理问题的过程。”任何一项土地行政活动，自身都蕴含着特定的价值目标，因此，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衡量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即充分论证这些决策在伦理上是否可行；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也要通过伦理来缓解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以填补法律制度的真空；决策执行后，人们还会针对决策执行的后果进行伦理评价，以衡量决策的综合效应。总之，土地行政伦理决策就是如何做到社会利益和社会负担的合理分配，说到底就是伦理选择的问题。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能够保障土地行政决策活动能够选择出那些最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方案，从而保障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再次，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保障功能，体现在对土地行政过程的伦理监督，保证土地行政的公共性与责任性。公共性是政府的根本属性，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洛克指出：“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力，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力，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力；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卢梭认为“公意”代表着公利，政府应该建立在“公意”的基础之上。与政府的公共性相联系的是政府的责任性，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责任的政府。在土地行政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生态责任。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政府公职人员应该是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人”，然而，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政府行政人员有自利的倾向，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经济市场上是自利的，而在政治市场上却是利他的。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言：“如果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通过强化对政府的伦理监督，将土地行政活动纳入“德治”的范围内，从而保证土地行政的公共性和责任性。

总之，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结构与功能是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内涵的角度对其进行的理论分析。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理论体系和实践运作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

责任编辑：翟神

作者：蔡维森郭春华

行政伦理建设分析论文篇2：

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摘要：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我国行政伦理研究以“公共性”为内核构建起了庞大的学术图景，美德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相互交织决定着行政伦理的方向和路径，形成了“行政伦理困境”、“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伦理法制化”四个主要论域。对我国行政伦理研究而言，尚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在研究内容上，关注后现代理论可能带来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向全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变；在研究视角上，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

关键词：行政伦理；行政伦理研究；公共性；美德伦理；规范伦理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转型期，这一处境反映到学术研究领域，使得建构在历史和经验向度的“价值选择”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哲学界和公共行政学界，学者们针对行政伦理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通过CSSCI数据库检索2000年以来以“行政伦理”为篇名的文献，从背景、内核、属性、主要论域及研究展望等方面，对十多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第一，从历史背景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源远流长，这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土壤和价值要素。早在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就提倡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并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充满了朴素行政伦理的火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传统行政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根源与基础。随后，儒墨道法相继嬗替的博弈形塑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主流与边缘之态势[1]。中国丰厚的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为现代行政伦理建设提供了基础，在适当的契机可以顺势开出现代行政伦理之花。

第二，从现实背景看，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实践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型构了行政伦理研究的现实境遇。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受到了极大冲击，与之相应的行政伦理体系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现代行政的需求，因此，新世纪以来，为了引导对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治理，中国理论界广泛开展了对行政伦理的研究。

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铺垫与支持，行政伦理问题的严峻现实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现实动力，加之近年来学界逐渐形成的有利的研究氛围，促使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呈现勃兴之势。

二、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公共性

价值向度的行政伦理通过行政价值的内化起着提高行政人员道德水平、规范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的作用。作为公务人员在行政实践中的道德追求，行政伦理价值具有重要的评价和导向功能。顺理成章地，行政伦理价值便成为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逻辑起点。

行政实践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活动，这一复杂性决定行政伦理价值并非是一种单一价值，而是多种价值构成的有机体系，表现为诸如“公正和正义的结合”[2]、“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3]等。但是，这种宏观勾勒式的描述只能为我们展现大致的轮廓，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需要从伦理价值体系的内核入手。不少学者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有些学者认为“勤政”是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在于公平和效率之间，因为行政伦理实践的复杂性决定“我们只能在某一视角范围内肯定公平优先而在另一视角范围内肯定效率优先”[5]。然而，勤政仅仅是行政人员应当遵循的一种具体法则，并不能指导复杂的行政伦理实践，特别是当行政人员面临激烈的伦理冲突时，作为价值核心的“勤政”往往应对无力。而如果将行政伦理价值核心置于“公平”与“效率”之间，则往往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特别是当二者产生冲突时，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更是严峻的考验。

结合理论文献和社会现实来看，中国行政伦理体系实际上是围绕着“公共性”这一内核生长起来的。公共性是行政体系合法性的来源和行政活动正当性的依据，嵌含在每一项现代行政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行政活动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行政制度的“公共性”是在其本身建构和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是“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以及同作为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之间关系的研究”[6]，并实际上成了现代行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指向。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现代行政所承载的这种“公共性”必然内化为行政伦理要求，并成为统领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

价值核心内含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本质，明示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定位，指引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方向。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正是围绕着“公共性”这一价值核心构建起了庞大的学术图景，为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技术上的支持。

三、行政伦理的价值属性：美德伦理抑或规范伦理

人的伦理道德生活是由元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三个层次构成的综合系统，不同层次的伦理形态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对道德认知和动机的看法也不同。一般而言，元伦理涉及的是终极信仰和道德形而上的议题，行政伦理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那么，行政伦理的属性究竟是美德伦理还是规范伦理？

“规范伦理学与道德伦理学之分，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的中心：前者以‘我应该做什么’为中心；后者以‘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为中心。”[7]（p4）换言之，规范伦理追求从制度和规范的维度解决伦理问题，而美德伦理强调从个人的道德心性方面解决伦理问题。沿着这个逻辑，我们的疑问就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行政伦理是依靠制度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还是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来引导其自身的行为？

如果行政伦理是一种美德伦理，那么就可以借助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超越官僚制的弊病，从根本上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平与正义。中国传统行政伦理追求和崇尚的“内圣外王”模式正是将行政伦理视为美德伦理的典范。如果将行政伦理视为美德伦理，那么行政伦理建设就应该走“内在化”的道路，致力于提高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水平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养，最终实现行政公平和公共利益。有些学者提出的“建立行政伦理价值观与社会成员价值观之间的灵活调适机制”[8]、“行政人的活动是一种德性实践”[9]等观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但从实践来看，在政治科学中，“‘社会人的设定’、‘人的权力’、‘理性的限度’等理论为制度设计存在着的诸如‘权力会被滥用’等作了各种前在的预设”[10]，如果过分相信人的道德素质，放弃制度的约束，行政伦理建设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行政伦理是一种规范伦理，那么就需要通过外在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来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把行政伦理当作一种美德伦理有悖逻辑，而且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性和脆弱性[11]。因此，只有将行政伦理的属性明确为规范伦理，才能检讨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沦为空谈的理由，并对当代行政伦理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将行政伦理视为规范伦理，那么行政伦理建设就应该走“外在化”的道路，即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引导行政人员的行为，以实现行政公平和公共利益，如李沫阐述的“行政伦理法典化的运作构想”[12]，丁成际提出的“推动行政伦理监督立法”、“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与利益保障机制”[13]等观点。但是，反过来说，行政伦理本身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中的价值选择，如果单靠外在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道德法则，其效果必定堪忧。

事实上，我们讨论行政伦理属性的目的并非是要以规范伦理否定美德伦理或以美德伦理否定规范伦理。这两种属性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表达了良好道德秩序建构和传承所需要的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14]。在行政实践和行政伦理的建构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行政伦理建设的方向与路径。

四、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主要论域

（一）行政伦理困境：利益指向与效忠对象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人员常常遇到的问题并非是“我该不该做出正确的行为”，而是“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人员必须在“两种以上行为之间进行选择，而每一种行为均有其价值标准予以支持”[15]。这种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伦理困境。处于伦理困境中的行政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出负责任的行为选择？

这一问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有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思考的[16]（pp281286），有从冲突角度加以审视的[17]，也有从终极善的冲突和基本价值的矛盾方面进行阐述的[18]。这些研究虽然庞杂，但若进行细致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行政伦理困境实际上指向两个关键性的抉择。

第一，行政人员要追求何种利益？这要从行政人员自身的角色定位谈起。行政人员既扮演着“公务员”的角色，也扮演着“公民”的角色，如何调和这两种角色以及角色背后的利益诉求（在现实中，这两种利益诉求可能是矛盾甚至对立的），成为行政人员必须面对的难题。行政人员如果缺乏正确的道德意识，可能会为了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偏离“行政人”的要求，违背应当履行的职责，淡化甚至牺牲公共利益[19]。退一步讲，即便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为先，伦理困境依旧存在，例如“在资源分配的公共行政过程中，如何公正而合理地分配资源，对行政人员来说就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选择”[15]。

第二，行政人员要效忠何种对象？效忠行政组织是行政体制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是行政人员必须遵循的道德法则之一。但是，作为整体的行政组织的一分子，行政人员又必须效忠于行政组织所效忠的对象，即人民。这种效忠对象的二重性蕴含着冲突的可能。当行政组织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存在偏差时，效忠组织的要求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就会对行政人员进行道德拷问。从理论上看，行政体制必须效忠公共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先。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由于前者的道德约束力和激励机制强大而具体，而后者却往往是模糊而缺乏硬性约束的，此时，行政官员就可能为了组织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20]。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惕。

（二）行政伦理失范：本质与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本质上是行政权力的异化，指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罔顾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损害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目标的行为。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利益结构的重组，导致行政实践中的伦理失范现象普遍存在。如何引导行政伦理、规避伦理失范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

第一，行政伦理失范的本质是行政主体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多种多样，肖勇将其归结为八种类型：经商型、权力寻租型、公款公贿型、贪污腐化型、卖官鬻爵型、渎职型、泄密型、隐匿财产型[21]；高中义、高伟认为行政伦理失范表现在利益倒错、权力角逐、权力扩张、欺下瞒上、任人唯亲五个方面[22]；还有学者运用统计工具，借由行政伦理观调查来反映行政伦理失范的现状[23]。但是，无论表象如何，其本质是一致的，即行政主体放弃或者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运用“公共”的权力谋求“非公共”的利益。

第二，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在于个体道德的缺位和制度监督的缺位。从个体层面来讲，行政人员的道德缺位是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的关键。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主体的角色表现出不稳定性”[24]；“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角色冲突”[13]直接引发了行政伦理失范。从制度层面来讲，现行监督制度没有切实发挥作用，为行政伦理失范提供了可能，具体表现在“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执行不力、奖惩机制不对等、监控不严”[8]，“权力约束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存在问题”[25]等方面。个体道德的缺位和制度监督的缺位其实也就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一系列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三）行政伦理建设：三种典型模式

行政伦理建设是应对行政伦理失范的有效途径，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实践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至关重要。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学界系统地阐述了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并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

第一，逻辑导向型。这种观点将行政伦理视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这样，行政伦理建设自然就包含了两重逻辑。行政伦理蕴含着“整体的制度规范维度”与“个体的自觉约束维度”，二者的结合体现出“道德他律与自律、外在与内在、硬化与软化、社会约束与自我约束的关系”[26]。具体而言，就是“依靠制度性的力量来建立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通过个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来解决社会中的伦理问题”[27]。此外，还有学者将制度伦理进一步细分为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维度[28]，既强调制度的伦理价值，又凸显价值的制度取向。这种分析条理清晰、逻辑明确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日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第二，结构导向型。这种观点将行政伦理视为一个多维结构，这样，行政伦理的建设自然就是一个多维过程。如董建新提出要从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府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建构行政伦理[29]；王云萍提出要从公共政策伦理、公共组织伦理及公共行政人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建构行政伦理[30]等。但是，这类划分方式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操作困境，另外，在能否保证逻辑上的互斥和范围上的穷尽方面也有待商榷。

第三，问题导向型。这种观点认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落实到行政实践中，主张要以问题为导向。如彭未名、丁辉霞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将行政伦理构建的路径归结为“服务理念-角色定位-行为模式-制度内化”[31]；向波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入手，将行政伦理构建的路径归结为“制度约束、张扬‘公共人’特性和责任意识的觉醒”[32]等。这类观点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实现行政伦理与现实环境的合理对接。

（四）行政伦理法制化：可能与限度

有学者认为，将行政伦理建构在行政人员的自律上，往往无异于“空中楼阁”，公权道德化、公权伦理化的观点是受到质疑的[33]；有学者明确提出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措施[34]。这些研究都肯定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重要意义，其观点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针对行政伦理能否立法这一问题，有学者曾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行政伦理规范一旦上位为法律规范，就会失去道德约束的意义，伦理规范就不再具有道德性而呈法律性[11]。但从实践来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伦理规范都能够上升为法律规范；其次，即便在上升为法律规范的伦理规范中，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底线原则、非心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权责同一原则”[35]等。这些原则为行政伦理法制化构筑了边界，保证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良性运行。

当学界在欢呼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时候，有些学者则忧心地指出这一进程可能存在着的过度化倾向，重法制、轻德性也可能带来严峻的问题。法制化确实可以成为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绝不能成为行政伦理重制度、轻德性的充分理由。法制同样并非尽善尽美、无所不能。基于这一点，有学者提出要改变“伦理-制度-法制”的思维方式和建设路径，提倡“制度（法制）-责任意识-伦理自主”[36]的逆向思维，将伦理自主作为终极目标。这类观点也应当得到关注。

当然，无论争论如何，行政伦理法制化对于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未来的行政实践中，进一步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应当是题中之义。

五、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学科体系日趋完善，研究广度和深度日趋扩展，在实践领域的价值也日益凸显。但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里提出几个可能的方向。

（一）在研究内容上，关注后现代理论可能带来的突破

从已有研究来看，传统行政伦理和现代行政伦理都试图构建自己的范式，并借此厘清理论、指导实践。但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这种思维模式遭遇了不小的挫折。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转而寻求思维方式的突破。后现代理论的逐渐兴起和扩散渗透到公共行政实践中，为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转变揭示出某种图景。后现代理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通过对传统的怀疑和对现代的批判，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有可能突破现有困境，实现良好的公共行政。从另一个方面说，后现代理论推崇对话和沟通，反映出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实现了不同观点间的互动，主体与主体间、主体与客体间形成了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建构在这种关系之上的行政伦理价值或许会为行政体系带来新的改变，这一点值得引起关注。

（二）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向全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变

回顾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发现，大部分研究采用了单一学科的方法，突出价值判断。但行政伦理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领域，既直接涉及行政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也间接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正是由于涉及学科的复杂性，行政伦理研究需要“用‘全学科’的方法研究行政伦理问题”[37]。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使用社会学或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审视行政伦理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长远来看，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向全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变是行政伦理研究的必然趋势。

（三）在研究视角上，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

纵观过去十几年的行政伦理研究，核心在于专注构建行政伦理的概念、体系等学科层面的整体性架构。应当说，这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理论贡献毋庸置疑。但是，“一旦某个学科有了制度，那么在某个专题上，甚至在知识的推展上，并不需要才气，或者天分，只要规规矩矩地努力就可以了。”[38]（p72）当行政伦理研究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过度重视学科导向反而限制了行政伦理研究的发展。可喜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在最近几年，关注时代发展中展现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势所趋。这种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变必将引导行政伦理研究走向深化、细化、具体化。

参考文献：

[1]高振杨，刘祖云.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2]罗德刚.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公正和正义[J].社会科学研究，2002，（3）.

[3]曾盛聪.论行政伦理的价值——21世纪初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势下的阐释[J].道德与文明，2007，（3）.

[4]陈晓敏，王伟.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观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99，（5）；郑元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伦理建设[J].贵州社会科学，2005，（1）.

[5]刘雪丰，何静.行政伦理学有待深入研究的三个理论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3）.

[6]胡辉华，董建新.论行政伦理研究范式[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2）.

[7]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谭开翠，王红雨.公务员行为失范的行政伦理制度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7，（1）.

[9]李春成.制度、裁量权与德性——关于行政伦理建设的一点思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3）.

[10]马吟秋.论制度规则与行政伦理对公共权力滥用的制约[J].理论探讨，2011，（1）.

[11]曾峻，邱国兵.行政伦理建设的法治化路径初探[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6）.

[12]李沫.我国行政伦理法典化的背景、困境与运作构想[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

[13]丁成际.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原因及其规避[J].江汉论坛，2011，（3）.

[14]刘美玲.论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和谐相融[J].青海社会科学，2009，（2）.

[15]刘雪华.行政伦理困境中的行政行为选择[J].长白学刊，2007，（4）.

[16]柯学民.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分析[C]//“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8年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17]肖茂盛.论公务员的责任冲突及行政伦理决策[J].中国行政管理，2006，（5）.

[18]李春成.论行政伦理两难的成因[J].中国行政管理，2011，（6）.

[19]伍洪杏.基于理性“经济人”人性假设的行政伦理建设[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1）.

[20]郭小聪，聂勇浩.行政伦理：降低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21]肖勇.行政伦理失范的克服途径：行政伦理制度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3）.

[22]高中义，高伟.行政伦理失范及其治理对策[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

[23]杨振海.转型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由温州市公务员行政伦理观调查引发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8，（3）.

[24]崔执树.转型时期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J].学习与探索，2010，（3）.

[25]齐绍平，夏季.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的失范与重构[J].求索，2008，（7）.

[26]魏长领.德福统一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兼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基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27]刘湘宁.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及实践途径[J].求索，2005，（8）.

[28]教军章.行政伦理的双重维度——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J].人文杂志，2003，（3）.

[29]董建新.解析行政伦理[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3）.

[30]王云萍.公共行政伦理：普遍价值与中国特色[J].中国行政管理，2011，（12）.

[31]彭未名，丁辉霞.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伦理构建[J].太平洋学报，2009，（10）.

[32]向波.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4）.

[33]蒋云根.以德行政与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4）.

[34]蔡小平，王伟.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J].道德与文明，2010，（2）；蒲志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行政伦理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0，（5）.

[35]姒鹭.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界限及可能性证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2）.

[36]曹淑芹.制度主义、责任意识与伦理自主——关于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逆向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37]郭济.大力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切实提高政府行政能力[J].中国行政管理，2005，（11）.

[38]周伯戡.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M].上海：上海书店，1987.[责任编辑：张新颜]

作者：吕同舟

行政伦理建设分析论文篇3：

行政伦理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行政伦理自“水门事件”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行政伦理才在中国引起重视。从行政伦理的内涵、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形式、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中国行政伦理的构建这四个大方面对中国行政伦理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关键词：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人格；问责机制；权利寻租；行政文化建设

行政伦理是自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美国受到关注的。“水门事件”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引发了人们对行政伦理的极大关注。其后，美国政府采纳了有关专家的建议，开始借助行政伦理建设来规范和制约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在美国学者的带动下，西方行政伦理研究也渐成规模。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或许是得益于国际学术交流，中国才有为数极少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行政论文问题的研究予以梳理。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目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行政伦理的内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中国国内有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对行政伦理的理解，而有些学者是根据对西方关于行政伦理内涵的总结，另外有些学者是通过对中西方行政伦理内涵的对比提出自己的看法。李文良教授（2001）在其研究中对西方学者关于行政伦理内涵的界定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他认为西方学者对行政伦理内涵的界定分别从公共利益、决策及其过程和把行政伦理看作是一种方法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有些学者认为行政伦理概念的明确有助于行政伦理的构建，根据对中外研究文献的对比分析。赵建全教授（2004）和丁雯（2010）认为行政伦理是行政活动主体及行为的伦理，是关于政府及各行政组织和个人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行为道德规范、行政伦理制度、价值观念模式等的总概括。

另外有学者根据中国政府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服务型政府，提出在服务型政府的视野下，行政伦理的内涵。张旭（2010）提出服务型政府所蕴含的行政伦理的要求主要包括突显政府以人为本的价值定位，构建信任关系，树立责任意识、培育职业精神，弘扬公共精神、培育公共性的行政理念和体现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形式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权力运行（公共管理）过程中，置行政伦理规范和原则于不顾，把公共权力用来满足私利的情况或现实，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到损害的现象时常发生。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和各种具体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不可避免地产生行政伦理失范问题，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白钢教授（1999）认为中国的行政伦理失范大致可以分为经商型、权力寻租型、公款公贿型、贪污腐化型、卖官鬻爵型、渎职型、泄密型和隐匿财产型。而唐励（2009）认为行政伦理失范主要是由于权力异化导致的，他认为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权力依附型，权力本位型，权力寻租型，权力泛化型等。

赵建伟教授（2009）认为在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经济类失范，政治类失范，失职类失范，侵犯公民权力类失范，违反社会公德失范和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失范等。而陈仕伟和祝中华（2009）的观点认为行政伦理失范主要表现为经济类失范，政治类失范，组织人事类失范，失职类失范等。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

当前中国处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大量存在，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学者对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也有不同的理解。总结其产生的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有关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一原因，很多学者都是从体制角度进行研究的，其中，赵建伟教授（2004）认为行政伦理失范是由中国市场经济规制的不健全或缺失造成的，当前中国政府经济规制的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规制主体和政府作为行业经营主体的角色重叠，即政府既是某一个行业的经营主体，同时又是此行业的规制主体。而祝中华和陈仕伟（2009）认为中国行政伦理失范是由于行政体制不健全造成的，中国的行政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国家行政制度仍旧面临着众多的矛盾：政企职能不分，用人制度不公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等，同时，由于行政制度化水平低，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和权力腐败的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目前中国处于转型期，新体制从入轨启动到转入良性运行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各种配套的法规、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无形中造成许多管理上的“空挡”，成为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的隐患。而唐励认为中国行政伦理失范是由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抬头，加之传统的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使原来的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受到各种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强烈冲击造成的。

（二）行政主体的角色冲突

对此，唐励（2009）认为行政人员受“从众心理”或“集体行为”的影响，不自觉或者不得已而为之。包正韡（2007）也认为行政伦理失范有行政人员“从众心理”的影响。而崔执树教授（2010）认为行政伦理失范是由于行政主体的角色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表现出不稳定性造成的。曾学清（2010）认为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人员人格障碍诱导的。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

祝中华和陈仕伟（2009）从权力监督不力方面研究，他们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唐励（2009）认为中国现行的监督机制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應有的权威性，人大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地位偏低，监察独立十分困难，社会监督显得薄弱。曾学清（2010）认为对行政人员的监督不力，行政人员有些违法行为之所以出现，并有所扩展，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这也是导致中国行政人员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之一。崔执树（2010）从行政监督体系效率带下来分析中国行政伦理失范。

（四）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

曾学清（2010）认为一国的行政体系首先是一个行政文化体系。正是行政文化的不同，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是具有自己特色的行政体系。一个国家体系不仅包括行政机构、行政人员、行政法律和行政制度，还包括根据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和行政行为方式等。思想理论会沉淀为行政人员一定的心理定式，对其行政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尤其是行政人员总是在既定的文化背景熏陶下成长，当他做出行政行为时，文化因素必然会潜在地发挥作用。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这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也给我们遗留下了不少负面文化。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导致一些行政人员缺乏公仆意识，由于官职带来的特殊待遇滋长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思想严重，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也带来了官僚主义。这种传统的行政文化它既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

四、中国行政伦理的构建

针对行政伦理体系的建设问题，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总结其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

有关这一论点，杨永燕（2008）认为，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整体推进，需要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和配套，建议尽快出台《反腐败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法》等相关法律。还有学者认为，尽快制定《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国家政务活动公开法》、《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登记法》等法律，为打造现代法治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张成福教授（2009）认为，应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机关，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职责和权限，负责对公务员从政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违反从政道德行为进行惩处。借鉴国外经验，可以在中国设立行政伦理委员会。蒋云根（2007）赋予中央纪委和监察部有关行政伦理管理职能角度，提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伦理委员会，承担监督或参与监督行政伦理法的实施，同时地方各级人大也可设立相应的委员会，从而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具有实权的行政伦理管理与监督机构。

（二）健全行政的問责机制

健全行政问责机制是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赵建全教授（2004）认为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履行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法律义务，并承担责任。不仅政府行使的每项权力都对应责任，而且，政府拒绝行使法定的权力也要承担责任。人民不仅有享受政府服务的权利，还有监督政府行政、要求其承担责任的权利。对于政府服务得怎样，是否达到人民期望值，人民有权评判；对于政府违法服务，过失服务造成的后果，人民有权追究。曾建兵（2009）从行政问责制角度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行政伦理建设的要求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指导；体现政治民主，防止个人专断，同时要加强反腐力度；加强监督制约，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

（三）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

包正韡（2007）认为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行政人格的培养大体经历行政伦理的他律阶段，升华为自律阶段，行政自律主导之下的他律与自律的统一阶段。

（四）监督机制的建立

有关行政伦理监督机制的建立，王卓娅（2009）认为行政伦理监督机制的建设须依赖完善的组织制度，须提升公众的参与力度，须创设顺畅的监督渠道，须构建先进的组织文化。李妮（2008）认为要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社会控制手段，除了需要主体的自觉和自律之外，更需要进行教化和培训，通过强制力的威慑和有力的社会监督，尤其是社会舆论监督来巩固与强化。

（五）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在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方面，曾学清（2010）认为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强化以人为本为行政理念的核心，以培育公正廉洁的行政意识为基础，以树立务实高效的行政作风为关键，以行政道德文化建设、行政科技文化建设、行政文化环境建设为重点，努力体现先进性，增强活跃性，富于创造性。根据库珀的理论提出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影响力，陈鑫峰和郗永勤（2009）认为组织文化既可以强有力地打击非道德行为，同时也可以怂恿组织成员背离组织的正式规章和制度，因此，建立良好的行政组织文化会促进行政组织形成良好的伦理意识。

参考文献：

[1] 王伟.行政伦理概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李春成.行政人的德性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 李文良.西方国家行政伦理的内涵及其特点[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1，（2）.

[4] 赵健全.行政伦理的内涵？构成和性质探索[J].南平师专学报，2004，（1）.

[5] 丁雯.行政伦理的界定及其基本内涵探讨[J].经营管理者，2010，（8）.

[6] 张旭.浅析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伦理内涵[J].法制与社会，2009，（7）.

[7] 白钢.行政道德的失范及其治理[J].道德与文明，1999，（1）.

[8] 慕超，赵建伟.论当前中国“政府再造”中的行政伦理构建[J].天府新论，2009，（3）.

[9] 祝中华，陈仕伟.略论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及治理[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9，（5）.

[10] 唐励.论行政伦理的失范与规范[J].湘南学院学报，2009，（2）.

[11] 崔执树.转型时期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对策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