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论（共8篇）
篇1：作家评论
评论
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脍炙人口名篇（可与古典散文名著媲美）的散文家。他的重要性如很多评论家所公认，只要学校讲范文，或编文学史，谈到现代散文的语言、文体之完美，朱自清必被提及。他擅长写一种漂亮精致的抒情散文，无论是朴素动人如《背影》，或者明净淡雅如《荷塘月色》，委婉真挚如《儿女》，从中都能感受到他的诚挚和正直。他既不满意陶醉于抒写琐屑小事的“言志派”，也不满意后来的所谓幽默派，写作态度严肃不苟，始终执著地表现人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绿》、《荷塘月色》是他写景抒情的名篇，都体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的精确观察，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觉，通过千姿百态、或动或静的鲜明形象，巧妙的比喻、联想，融入自己的感情色彩，便构成细密、幽远、浑圆的意境。他的散文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婉转曲折的思绪中保持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氛。文字几乎全用口语，清秀、朴素而又精到，在 20 年代就被看作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字的典范。不过有时令人稍感着意为文，不如后来的散文（如《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更成熟自然。《背影》只是质朴地叙说父亲送别儿子的一段场景，可他捕捉到一二不可言说的典型细节，注入了一股对劳碌奔波的老父的至亲深情，表现出小资产者在旧世界一生颠簸挣扎的可悲命运。这样，就很容易打动无数身受飘零之苦的人，不难解释为什么此篇能那样长久地激起读者的心潮了。
篇2：作家评论
◎文 | 杜君立
传统中国是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要职业。以农民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很多，但如同白居易写卖炭翁一样，作者本身并非农民。对农村的疏离，写出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意图。
与大多数王朝更替一样，这个国家也是在60年前发动农民造反建立起来的。之后40年，又通过对农民的苛刻榨取进行原始积累，曾导致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官方称为“非正常死亡”。与此同时，在1949后，文人几乎被全部纳入体制。
在这种一元体制下，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写作对原生态农村的刻画是严重走形的。早期的柳青、浩然等，其作品的“政治教育”性太“紧跟形势”，致使时过境迁，迅速成为过期食品。
毛死后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知青的“伤痕文学”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农村小说也先天性的得到恢复，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家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作家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农民，准确的说，是毛时代的农民——社员。对他们来说，当兵和当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吃饱饭、不饿死。就这样，有一大批农家子弟因为擅长写作，而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麻雀变凤凰的“成功”，得到了被体制圈养的“好命”。这些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
壹
农村小说的发达有其先天因素。农村因其社区生活对外封闭而对内公开，加之家族因素的影响，如同全村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瓜田李下的故事众人皆知，所以故事来源很广泛。再加上与自然的贴近，故事的有趣性大大超过相对互相陌生不了解的城市。城市小说的自传色彩很浓，而农村小说更接近村史，因而也更广阔，更加“魔幻”。但这批农村作家普遍面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困境，既算不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传统农民。
路遥这一批农村小说作家通过向体制出卖自己的才华加入体制，摆脱农村的苦海，返回身看自己的出处，写自己的乡下亲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同时，这些作家大多也不是真正的传统农民，只不过出身在人民公社的农村而已。比如贾平凹，作为乡村教师的儿子，他没有干过农活。据他自己在《我是农民》中讲，从学校(中学)出来后，他曾在生产队跟妇女们一起劳动过，因为贾平凹长得比较文弱可爱，爷们都讨厌他，女人们都比较照顾他。所以贾平凹常常感叹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命。贾平凹和其他农村作家一样，放下书包迅速向组织靠近，被推荐进入大学或参军，摆脱了其父老乡亲的苦难命运。
中国传统即礼教宗法，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最大所在。一个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干不完的农活，撒籽、耕种、收割入仓，看老天爷的脸色和地墒、饲养驾驭各种牲口、按农时播种蔬菜。同时，农村有着繁琐复杂的丧葬礼仪和乡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祭祀道理——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或者说宗教，乱弹（民间戏剧）是完全不同于电视节目的一种文化。而民间炕头的剪纸刺绣与权力美学不同，它完全是另一种审美，非局内人往往不识好歹。这大概就是“农民文化”——农民比城里人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复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极其短暂，但丢失乡土文化的时间却已经很长。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伪城市，城市是自由公民的集合，中国城市只是一个工厂、大院或者集市。对一个真正的中国乡村来说，中国的农村小说总存在着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既不是艺术的提高，也不是逼真的临摹，而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想甚至意淫。
贰
路遥无疑是一个纯洁的人，为写作而牺牲，这与王小波有类似之处。但路遥先天的文化缺陷失其作品远远够不上完美。这种先天缺陷是许多中国农民作家的通病，就是思想的匮乏。思想是文学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很少也很短，却几乎都是精品。因为他有思想。
许多农村作家成长历程中，一般都与文字无缘，有关思想的家传很少，特别是“是农民又不是农民”的家庭。一方面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一方面他欠缺成熟的思想。贾平凹就认为，思想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是上帝派下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小波喜欢写小说，但人们更喜欢他的杂文，那是他的思想。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现实，那么一个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最没有思想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农民》，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
因为思想的缺失，许多小说家远远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这些农村作家离开小说，如同池塘被抽干了水，几乎就没有了身份；所谓散文，大不了发点伪士大夫真土财主的无病之呻吟。农村作家献身于写作，往往陷于为文学而文学、为写作而写作的困境，沉迷于文字的孤芳自赏，向一个冬烘文人努力迈进。贾平凹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就说，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闲笔闲情最容易产生风格”。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
阎连科、刘震云和莫言都曾经说，他们写作是为了成为城里人，为了吃口饱饭——因为生产粮食的农民那时一直都处于饥馑的边缘。对大多数农村作家来说，他们尚未进入思想的殿堂，或者因为先天传统及思维习惯的局限，即使对思想上有所努力也往往力有不逮。比起舞文弄墨的风雅来，思维的乐趣往往是一种高深的文化。
当文学或者说小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技术，农村作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泥瓦匠，他们只想把活儿做漂亮。他们从前往往推崇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今又流行起拉美魔幻主义，导致他们的作品越来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一口气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这种吃苦耐劳倒是体现了点农民精神。相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才两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描摹得深入骨髓。叁
路遥的小说比较典型的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人生》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高加林的农村户口使他被“国家”歧视，但他的高中文化程度又使他可以歧视农民的父母。路遥写作的特点是对主人公充满感情，褒贬溢于言表。小说之前路遥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者要说的其实是，最好有个好爸爸——有城市户口的、当大官的。
路遥的这个思想局限在《平凡的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无论少平还是少安，都把命运寄托在“傍大官”上，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爹的身份。少平说：有一天他有权有势了，要让他爹穿着高级羊皮大氅，对着全村人大声卖派，“把唾沫喷在别人脸上”。所以，路遥的主人公以出卖自己博得社会地位，然后回来鄙视他可怜的乡亲。这如同石康的《奋斗》，所谓奋斗不过就是有个有权有势的爹而已，从这种小说看来，高衙内之所以牛逼哄哄，完全是奋斗的结果。
路遥和许多农村作家一样，是虚荣的，他依靠出卖农村谋取名利，反过来又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寂寞的农村。这种思想上的进退失据使作品永远无法超脱。对乡土的背叛使作品失去根本，对氓之蚩蚩的草根精神的反动，导致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泛滥，从而丧失应有的高尚的平民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出台湾人的悲情，他们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最后他的主人公崩溃了。相对于路遥，张炜和李佩甫无疑具有更敏锐的对乡村文化的洞察，而余华常常将乡村作为一个布景，他写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童话，这已经与农村无关。
如果说路遥在模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么莫言则在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种东施效颦只能暴露出他们贫乏的心灵和干瘪的才情。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奴隶的世界，而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则过于粗鄙与恶俗。同样充满爱情与性，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一种来自大地的、诗意的、希腊悲剧一样的壮丽的恢弘气势和宗教超越一样的人生感悟。同样属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文学写作，莫言与肖洛霍夫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如果说人性与文学都是世界性的，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缺乏传统底色又缺乏现代人文批判精神的中国农村作家与世界级大师还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为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引领，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时，思想的贫乏使这些“农民作家”陷于困惑和茫然中。
肆
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在小说《蛙》中，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献祭给权力的手术台„„正因为此篇小说，莫言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
虽然莫言获奖令中国官方倍感荣幸，但其作品《蛙》令官方避之唯恐不及。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擅长讲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获奖）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
文以载道，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说，人性恰恰是中国最遭压制和禁忌的东西。上一代中国作家的命运往往可以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身上找到共鸣，人性与政治哪个更正确哪个更重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智慧、勇敢和良心。雨果指责的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制度，而中国作家需要砸掉的却是自己的饭碗，这很可笑，也很可悲。
其实许多农村作家整体文化积累都不高，才华有余思想不足，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就很浅薄，而西方文化则更差，大多数人都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好在写小说似乎不需要太高的学识，会讲故事就行，而农村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很黄很暴力的故事；如果把中国话写得不像中国话，让别人不知所云，那就更显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路遥的小说让你根本读不到多少中国乡土味。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也越来越失去乡土味，而是一种古怪霉变的醋糟味，反倒是他们早期的短篇大多写得清新湿润，透着山野的泥土清香。斯人已逝，和柳青一样，路遥无论如何也是难得的、可敬的，至少他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令所有中国农民耻辱的时代，尽管作者仅仅认为是他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路遥他们深受左拉、雨果、托尔斯泰等文豪巨著的浸染，可惜他们买珠还椟，只学到了翻译腔，却没有领会作者博大悲悯的理性思想。这或许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能力有关，他们其实都不懂农民、不了解农村、没有一点“农民文化”。没有文化和思想支撑，他们最终都是自恋的。甚至自恋到贾平凹莫言的程度，自说自话，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再也读不懂——无论农村人和城里人。伍
想当初，贾平凹 “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如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体制和社团的宣传员，分享着权力的快感，他在故纸堆中寻觅古代文士的旷达逍遥，过着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并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参禅打坐，热衷于性、怪、力、神，俨然像李渔一般的一代名士。但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从50万字的《秦腔》到60万字的《古炉》，始终远离电脑的贾平凹体现出可敬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他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时代的成功人士。
鲁迅说过：“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虽然贾平凹是个作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用毛笔赚的钱却比用钢笔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说《古炉》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书尾的后记，它告诉人们作者实际只是一个党报的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来说，一切所谓的文学或者小说都超越不了逯军的责问——“替谁说话？”
2012年，在官方发起的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中，贾平凹莫言提笔上阵，充当了权力的马前卒。《讲话》的核心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实是说“文学服从于权力”。在权力和良心面前，这些作家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良心。文学的本质是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犬儒化的农民作家完全背叛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一群“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案写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说过：“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行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精神，创造一批更难以操纵的公民。”
陆
王小波曾经哀叹：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平庸。物欲时代下，文学与心灵一起被欲望放逐，无法摆脱这种日趋边缘化的命运。文革一代已经老去，甚至已经死去，后文革一代从网络上重建了一个启蒙中的文学中国，尽管一切仍然如此艰难。如今《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最爱看的中国当代小说。路遥几乎是唯一可以与王朔王小波在文学市场抗衡的农村作家。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视觉化时代，现在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并不怎么待见，金庸琼瑶海岩郭敬明路金波们已经将小说变为一种速食快餐，只有《平凡的世界》一直在80后90后那里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阅读。当然他们是把它当励志小说来读的。“傍美女、傍大官”——这个美女怜香惜玉爱“农民的儿子”、“大官”侠肝义胆仗义相救的乌托邦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海岩的言情小说更能满足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那些卑微农家子弟。
推土机暴政的中国式城市化运动摧枯拉朽，暴力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和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形势比人强，大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式样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当乡土文学师法光怪陆离的南美魔幻时，中国乡土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莫言”用这样一个诡异的笔名成就了一个犬儒时代的成功传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笔杆子，或者枪杆子，一个饥寒交迫的二杆子，从农民到作家，实现了一个“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起路遥来，莫言无疑要更加励志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篇3：藏族作家汉语创作评论的研究述评
2013年,共9篇评论: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有2篇,都是个案研究评论;汉族评论家的评论有7篇,其中4篇是个案研究,另3篇是整体研究。2014年,共18篇评论: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有6篇,其中5篇是个案研究;汉族评论家的评论有12篇:其中10篇是个案研究。2015年,共19篇评论: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有5篇,其中4篇是个案研究评论;汉族评论家的评论有14篇:其中11篇是个案研究。
由此可见,近三年的评论文章的总数量呈递增趋势,其中藏族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要少于汉族评论家的,且藏汉评论家的评论大多数是个案分析,说明评论家们在现阶段都较缺乏对整体作家创作的研究。近几年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值得我们对此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而由于评论家们民族身份的差别而导致的不同的评论视角更值得我们关注。
二、研究述评
(一)藏族评论家
1、个案研究述评
普布昌居的《困境与救赎——论次仁罗布小说集<界>的精神向度》[1]从次仁罗布的14篇小说集《界》出发进行文本分析,探索作家的创作心理,情感特质以及作品的主题脉络,更是探究了民族精神对作家创作精神的影响,展现了其民族性特征。
丹珍草的《嘉绒藏区自然地理与阿来文学创作》[2]以作家阿来为例,从作家的成长地及文学发生地出发研究其对作家生存方式、思维观念、文化心态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文学创作,有点知人论事的味道。无可否认,从自然及文化环境方面考察作家的创作如创作取材和创作心理等问题很有意义。但在当今社会,忽略了作家受到的汉族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对作家心理的分析必然是不足的。
史映红(藏名:岗日罗布)的《诗歌: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简评扎西才让诗集<七扇门>》[3]多处引用了扎西才让的诗歌原文举例,表达自己对诗歌的感悟,基于文本的印象式的评论较为感性,更具审美性,平等对话的评论姿态也能给读者带来对文本较深的感触;但是这种主观性的评述,显然缺乏理论的分析,可能会有失严谨。
严英秀的《万玛才旦小说评论:<嘛呢石,静静地敲>》[4]以万玛才旦的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为例,叙述其阅读体验,并不是一篇严谨的评论性的文章,而更似是一篇随笔,通透、闲适,穿插着论者对万玛才旦其人创作的认识,进而总结出其小说的特质。但体验式的评述显然缺乏一定的学理性,结构也不甚严谨。
2、整体研究述评
郭阿利的《西藏当代文学评论及状况略析》[5]整体分析了西藏文学评论的现状,以及文学批评者的构成及存在的问题。该文纵向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评论家的作为,以时间为线索的评述条理清晰,较为完整;但文章更多是分析不同社会政治对作家创作以及研究评论的影响,并没有从西藏的民族历史中考察,缺乏一定的本土意识。
普布昌居的《生态视域中的藏族文化与西藏当代文学》[6]以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审视西藏的文学创作,从而发现在各种题材的创作文本体现着的生态意识。因西藏独特的文化传统、自然地貌和生活状态,挖掘藏族文学创作中独特的生态观念是很有意义的;但只关注文本中的生态主题,而忽视了作品中对人性及人情深层的民族性的思考等等,是稍显欠缺的。
(二)汉族评论家
1、个案研究述评
王霞的《康巴藏地的奇幻想象——读江洋才让小说<然后在狼印奔走>》[7]从叙事学角度关注想象力这一重要因素对文本中形象塑造、情节编织、语言等的作用,但此文过于强调作者想象力之于文本的影响,缺乏从作家主体出发研究其独特的民族性、文化传统等重要因素的作用,由此研究藏区作家的创作有所欠缺。
李泽宇的《永恒而尖锐的孤独——次仁罗布小说的孤独意识及呈现》[8]横向对比作家的多篇小说文本,从各种角度对比分析作家笔下的“孤独”,并以作品中细节描写作为例子加以解释,从外在环境到内心情感的分析、叙述清晰明了,具体全面;但仅仅关注次仁罗布小说中描写的孤独,对其作品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2、整体研究述评
朱霞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评述》[9]从批评主体、对象及批评方法等方面对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的整体特征进行评述。叙述时加以实例阐述观点,行文脉络清晰,分析较为系统、全面。
于宏,胡沛萍的《西藏新小说“神奇、魔幻、荒诞”审美内涵辨析》[10]纠正以往众多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西藏新小说不加辨认移植混淆的错误认识,并进行对比分析,观点阐述有理有据、清晰明了。
三、藏汉评论比较
藏汉的评论家们对藏族汉语创作进行评论时,因为他们不同的民族身份,所处的视角不同,导致他们各自的评论有着不同的特色,但也有内在的共通性。
身为藏族的评论家,在对藏族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论的时候,因他们同为藏族的缘故,对其创作更多了一份来自心灵上的认同感与感悟,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他们在创作中所呈现的民族心理。
第一,关注到作家文本创作中对民族精神的审视和思考,对故土母族的深厚的感情流露。以及他们共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作家创作文本中的体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第二,关注到作家对藏区独有的自然、人性、神性及宗教信仰的感悟,作家创作主题中的终极关怀,对人性本真、宗教哲思的探索,关注其“原生态”的记事,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世界大背景中关照本民族,有一种本土意识。
第三,从藏族主体出发关注他们特殊的生态意识,作家面对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改变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及理性思考。作家面临逐渐分崩离析的传统、逐渐迷失的信仰,他们强烈的流浪感和归属感,以及他们对母性大地的呼唤,对传统文化的追寻。
第四,关注文本中体现的新时期政治介入对藏人价值体系的动摇、经济浪潮冲击下引起的信仰危机,民族边缘文化生存状态在外力的强势作用下的作家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审慎等深层的心理。
身为汉族评论家对藏族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论,是站在他者的角度进行的评论,他们在身份上缺少一种民族认同感,但在同时也具有一种清醒的眼光和认识,能够客观的评述。
第一,关注到藏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写作必然受到的汉语文学的影响[11],并将西藏现代汉语创作置于整个国家、世界范围中加以考察,探求其受到的多方面的影响,同时,运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对藏族创作进行解读,更具理论性、包容眼光及整体意识。
第二,关注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体现国家认同意识的创作,站在国家主体层面,将藏族的历史文化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对其进行了正面积极的注解与阐释,高扬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12]。从历史出发关注到研究作家文本中提及到的藏族地方史,考虑到从中提炼一些资料以补充历史和地方志这一视角。
第三,注重对作家创作文本及情感的解读与分析,从叙事学角度出发,考察文本的文体创作风格、主题的挖掘、语言叙述、情节的编织及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多是站在汉族文化思维上对文本进行审美性的解读及哲理性的思考。
第四,面对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作家对民族文化的追寻和对现代性的反思,论者更多是立足于现在、站在汉族的角度来考察藏族的处境,而非从深层的民族意识心理层面考察,多了一分宽容与肯定,少了一些忧患意识。对藏族文学中的流浪与追寻主题,不同于藏族评论家从流浪心理和追寻传统文化出发研究其民族困境,探索其深层心理原因。汉族评论家则是探索其追寻的实质内涵,将其上升为人类共有的精神现象的层面。有一些汉族评论家挖掘到藏民族的在生存困境中的困惑和彷徨,但分析都不及汉族评论家的深入具体,数量也较少。
两者评论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藏汉评论家们的评论都多为个案的分析,而缺少整体性的探讨;他们都很注重对作家创作文本的分析,在个案研究中多引用原文进行解读以阐明其观点,并关注文本中作家对其母族文化生活的描写;虽然关注的角度不同,但同样注意到了藏族作家创作中的流浪和追寻的主题,以及藏族作家在文本中展现的在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他们的境遇,关注民族文化及个体受到的冲击等问题。
四、不足与展望
篇4：作家与评论家的并肩战斗
2011年3月11日。84岁的日本作家石牟礼道子位于熊本市的工作室里花香四溢。一直照顾她的护士们，将摘下的野花制作成花篮送给她，道声“生日快乐”。完全忘记了自己生日的石牟礼打开了电视，想看看自己生日当天发生了些什么事。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东日本大地震的画面。面对惨不忍睹的光景，石牟礼倒吸了一口凉气，接下来几天，她都目不转睛地守着电视关注震灾报道。虽然自家房屋倒塌了，可是灾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那些被海啸吞噬了的生命及其家人的那种无助感。看到这里时，石牟礼不禁流下了眼泪，“我曾经觉得日本真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是，听到灾后人们的一番话，我认为如果有这些人存在的话，也许日本还能有希望。”
从亲身参与到水俣病问题的斗争至今，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在这期间，石牟礼一直都抱有深深的危机感。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的纽带消失了，钢筋水泥的巨大楼群高耸林立，这样的都市风景，在她看来，更像是近代文明的末路。在这里没有生命体的喧嚣，最重要的是大地不再呼吸。石牟礼一直在思考着大震灾问题。“我觉得这是不是无法呼吸的大地作了一次深呼吸，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呢？杀害了不应该死亡的无辜之民……我觉得是进入了文明的大转换期。”
自2011年6月开始，《朝日新闻》分14回连载了有关水俣病的专题，以上是连载首篇的开头部分。石牟礼把震灾的牺牲者与水俣病患者的身影叠加重合在一起。在她看来，虽然事件相隔半个世纪，两者之间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若不能直面死去的灵魂的遗言，日本就会灭亡。但是，理解了这一点并且振作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建立起与现在相异的文明呢？”
说到水俣病，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发生于上个世纪的事，太久远了。可是，只要稍微关心一下日本的报道，你会发现时不时还会出现相关的消息，似乎在提醒着现代人，那并未远去。虽然自1956年日本正式确认水俣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是，未被认定的患者还有5万多人，而“潜在的患者”还有相当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日本作为国家并未积极地面对整体的受害状况。
时间过得很快，大震灾也已经迎来了第三个年头，灾区的重建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而福岛第一核电站还隔三差五地传来因为短路什么的造成无法冷却等令人不安的消息，至于废炉，更是遥遥无期。同时，重建资金被转为他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中东四国开展首脑外交，依然宣扬日本的核电神话，积极推动日本核电技术的出口。五十多年前的水俣病问题，今天的灾后重建与核电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仍然没有解决，无数双眼睛都在迫切地期待着。
“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保镖，有时是厨师，有时是编辑”
说到石牟礼道子，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那就是评论家渡边京二。现在，这两位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可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编辑与作者的交流，仍然一直持续着。
作家高山文彦曾生动地记录下这样一段亲历的生活场景，记述了两位之间的“老老互助”的关系。在自己与石牟礼围绕着老木、巨树等奇怪灵妙的话题聊得甚欢之时，渡边默默地在厨房里炸东西，高山谈话之余侧耳也能听到从厨房里传来菜刀与砧板碰撞的声响，接着是下锅油炸东西的声音。石牟礼身患帕金森病，渡边给石牟礼做饭已经有十多年了，每天午后他会去石牟礼的住处，检查邮件包裹，检查快到截止日期的稿件，誊清原稿，必要的时候代笔写信……渡边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每个月大概有30万日元的收入，其中家庭开支10万、购书费10万、去石牟礼那里的出租车费5万，“人们常常会弄错我的身份。我有时是石牟礼的秘书，有时是保镖，有时是厨师，有时是编辑……但是，就是这个人教会了我自己应该写什么。我非常感谢她。”
两人的交情由来已久。1965年，渡边正在准备杂志《熊本风土记》的创刊，他读到石牟礼的稿子，非常吃惊，特意登门拜访，作品《在海空之间》的连载就是他们结缘的开始。石牟礼的这部作品描写了水俣病患者的痛苦与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1969年改题为《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出版，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反响，可以说是水俣病问题备受社会关注的契机，也渐而成为水俣病斗争的象征性存在。在当时日本公害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社会舆论对作品的评价很高，虽然作品获得了多个重大的奖项，但是石牟礼认为描述了患者苦难的书不能获奖，坚决辞退。
水俣市是污染企业的地盘，企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患者处于孤立的状态。“水俣病不是普通的事故，而是慢性毒杀”，石牟礼觉得必须行动起来，“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受石牟礼之托，渡边京二在报纸上进行告发，并成立了支援患者的组织“告发水俣病之会”。他们打出的方针是，不向判决寻求解决之路，而是与污染企业直接进行交涉。自此以后，石牟礼与渡边就在水俣病斗争上并肩作战，走访水俣病患者、整理资料、誊写原稿，医疗、认定、赔偿，跨过无数的艰难，直至今日。他们开始了一场重新审视受害者与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漫长之旅。
“各种各样的人点缀了社会。我不想再写社会批评了，而想成为叙述故事的艺人”
记得百余年前的“足尾铜山矿毒事件”中，日本的知名环保人士田中正造在与官兵乱斗的一群农民里，看到了一位默默耕地的老人，感受到了一种“神”的力量。渡边京二也一定从平时话语极少、语气柔和的老妇对抗污染企业的模样里感受到了同样的威严。这场斗争借用渡边的话说，是“前近代的感性、伦理，向近代画了一个问号”，所谓污染企业“在道义上是恶的，但是由于后果不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对于这种“近代人的伦理”，留有往昔“共同体”的感觉而安静生活的人们提出了异议。因此，这场斗争，不只是针对公害事件，也是批判近代的斗争。
石牟礼的名著《苦海净土》于2011年1月出版，是日本作家池泽夏树个人编辑的“世界文学全集”的一部分，收录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仅此一部，编者评论其为“战后文学的最大杰作”。渡边自身也受石牟礼的作品的启发，通过与水俣病的斗争，撰写了很多质问近代的作品与评论，其思想的精度与深度都得到了升华。他出版了《北一辉》、《逝去的面影——日本近代素描》、《黑船前夜——俄罗斯、阿伊努、日本的三国志》等著作，重新思考日本的近代。在对谈集《如何超越近代》中，渡边强调说：“历史不是判决，而是理解。与其批判，不如说必须理解为什么会不得不成为那样。”
渡边京二现在正在阅读关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的书。他在构想在两个革命中实现超越个人欲求、人类本性绽放的社会的故事，描述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满足的社会”中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幻想与悲剧”。他说：“各种各样的人点缀了社会，这样的故事，我还想写三四篇。我不想再写社会批评了，而想成为叙述故事的艺人。”少时因父亲工作关系在北京、大连生活了七年，曾因为结核病入院而亲见生死之苦，年轻时有过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后又与石牟礼道子“二人三脚”地与患者们并肩开展水俣病斗争……可以说这一切的体验综合在一起，成就了今天的评论家渡边京二。
足尾铜山矿毒事件、水俣病公害问题、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虽然前两者的背景分别是一个世纪前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以及半个世纪前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所谓的“近代”是什么？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现代人依然未能逃过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拷问。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时巨大的灾难体验会带来思想的形成。战争、广岛是如此，水俣也是如此，福岛也一定如此。即便是百口难辩的迫害与压抑，也会成为思想形成的源泉。因为人类是会情不自禁将思考、困惑、经验诉诸语言的生物。无论是石牟礼道子还是渡边京二，他们都试图让语言这一公共的载体去承载所有精神的痛苦与心灵的呐喊，为的是向无此经验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人们传述。读者的角色就是侧耳倾听，在未曾见的思想出现时，承认那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并且不要迷失方向，更不要迷失自己。
作者单位：日本神奈川大学，讲师
篇5：作家评论
最垃圾的广告：电视直销广告
广告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精彩之作，令人在十多秒钟中尽享视觉快感，但电视直销广告却反其道而行，冗长而乏
味，不但毫无创意，而且喋喋不休。乐邦利更因频频出镜而招致网民齐声讨伐;形象甜美的陈红做了一个减肥器直销
广告，差点成了最不受欢迎的广告明星。直销广告被讨厌的程度已经到了“声音太大了”的地步。
最东施效颦的广告：喜之郎的泰坦尼克号篇
什么东西都有抄袭或模仿的，广告当然不能幸免。犹记当年，一个说“长城电扇，电扇长城”，另一个便鹦鹉学舌说
“凤凰音响，音响凤凰”。《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火了一把之后，众多广告人便打起了主意，有人要注册泰坦尼克号
商标;赵丽蓉更逗，还唱着《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在春节晚上露了一把脸。但这些都比不上喜之郎的“水晶之恋——
泰坦尼克号篇”模仿得彻底而庸俗。甜俗的恋人形象，虚假的布景，整个感觉非常廉价。也许不是不能摹仿，只是难
以掌握分寸。
最令人感动的广告：沟通就是理解
这些年来广告不少，但真正让人感动的并不多。张艺谋在为爱立信拍了一条广告，一个年轻男孩儿从外地
回到家里，对父亲说要出去与朋友一起开心，父亲默默地点了点头。当男孩走到楼下时无意抬头，却见老爸正站在窗
前默默地观望着他。男孩儿轻轻地走了回去，对父亲说：今天我陪你吃顿饭。这段广告有三句广告词，细细琢磨都能
让人感动：“沟通就是爱”、“沟通就是理解”、“沟通就是关怀”。这对我们嚷着与父辈有“代沟”的新生代而言
，何尝不是一种震聋发馈的声音。
最让人“捏一把汗”的广告：摩托罗拉之飞跃无限
摩托罗拉以高空飞人来诠释跨越时空、“飞跃无限”理念的这一条广告真可以算得上是“以险取胜”的`典范。
一个胆气过人、沉着自信的白领在数百米高空抓住秋千大幅度摆动真有一种凌空出世、飞越天堑的潇洒豪迈之感
。该广告创意独特、诉求明确，且极好地调动了人们的心理感受，险则险矣，但非常到位。
最令人开心的广告：麦当劳的婴儿篇
让人在开心一笑中接受广告传递的信息，可谓成功之作。麦当劳在这方面得心应手。一个摇篮内的BB随着若隐若
现的麦当劳标志，时哭时笑，那份童真令人忍俊不禁。小孩用鱼来诱惑小猫，小猫就用薯条来诱惑小孩，也令人莞尔
。国内的许多广告也想让人开心，挖空心思想招，请笑星来做广告是最常见的，可惜陈佩斯的立白洗衣粉广告，赵本
山的“泄痢停”，赵丽蓉的“骨痛贴膏”广告，都让人笑不出来。
最令人愤怒的广告：菲利浦长城篇
前年，在上海的许多地铁站口，都矗立着这样一幅菲利浦手机广告，一个男人拿着菲利浦手机坐在长城上，男人
与手机之大、与长城之小形成对比。杭州一位经理看到后拍案而起，长城是中国的象征，这不是在糟蹋咱中国人吗?他
一状告到了上海工商局，菲利浦广告遭到查封。
在所有的广告中，再没有比伤害民族感情的广告更令中国人愤怒的了。通常国外商家也深知这一点，像万宝路、可口
篇6：广告语评论 广告词评论
最吓人的广告：“枪手”杀虫剂
也许是瞄准爱看美国西部片的观众的“枪手”广告，描述在一个阴森森的西部的酒馆里，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牛仔模糊身影出现在门前，牛仔从应该挂枪的腰际抽出了一支杀虫剂，像玩枪一样刷刷刷地在手上娴熟地转了几圈，但见“枪声响处”，地面倒下了一圈蚊子。然后出现了“枪手，走遍天下，打抱不平”字样。整个的气氛和音响效果都往耸人听闻的方向努力，牛仔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被帽子盖了一半，最后才露出真容。一个杀虫剂广告，至于吗?
最有中国特色的广告：旺旺
旺旺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好口彩的意味，“让你旺一下”是贯穿整个广告的主题，以此一招，旺旺突破了儿童澎化食品的界限，荣登逢年过年的团圆餐桌和礼品柜。相同的文化传统使台湾企业更擅长运用广告平面迎合中国人“图吉利爱热闹”的心理。
最误人子弟的广告：谢晋为“学习的革命”做的广告
谢晋这位名导也做广告了，而且是为美国人写的《学习的革命》。面色凝重的谢导站在深色背景下，郑重地向中国人宣告：“读这本书可以改变孩子的一生。”《学习的革命》一版卖了500万册，肯定与人们对谢导的信任不无关系。后来才听说，这本书是外国人针对国外教学特点所著的一种学习方略，至少在“多长时间学会英语”的估算上，并
不适合国内的学生。
最让人失望的广告：康师傅
许多人已经在电视广告的轰炸下养成了“看广告购物”习惯，心甘情愿地让广告牵着鼻子走。康师傅方便面广告
里，红的汤，绿的菜包，还有牛肉在招手，更有加料不加价的美丽承诺在诱人，让人无法抗拒，买回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种“好吃看得见”专指在电视上，而不是在消费者的碗里。不过，这反过来证明了这句广告语确是成功之至。
最有生活情趣的广告
其实就是把陈佩斯、葛优、巩汉林等笑星做的广告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比得上柯达胶卷这个广告中的小男孩被按在理发椅子上剪头发这一“精彩一刻”有越而可爱。与麦当劳BB同工异曲的.是，在柯达这则充满童趣的广告中，小男孩让人既爱又怜、既开心又温馨，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让人过目不忘。
最烦人的广告：金嗓子喉宝
“金嗓子喉宝，入口见效。”凭心而论，这条广告还不算是创意最坏、制作最粗糙的，但可怕的是十年不变，一堆人一个男人的大嗓门……一遍遍重复，让人没法不烦。
最感人的公益广告：盛世长城之下岗广告
篇7：新华社评论员(赶考系列评论)
--一论“赶考”永远在路上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４日电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６５周年之际，适逢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铺开之时。从当年“进京赶考”到今天的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赶考”接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６５年前，毛泽东将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这个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迁往北平比作“进京赶考”，是因为党的主要任务从此由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的转变中，能不能避免因为革命胜利而骄傲自满，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好新中国，肩负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严峻大考。
６５年过去，经过建设时期的艰苦探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曾经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向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实践证明，牢记“赶考”告诫，保持“赶考”心态，发扬“赶考”作风，是党的建设须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考验没有止境。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团结带领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面临着新的重大考验。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总书记在西柏坡作出重要论断，告诫全党“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既是振聋发聩的警钟，更是催人奋进的号角。
“赶考”，就要有不甘人后、力争上游的精神。一个“赶”字，道出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现在距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预定目标只剩下六七年，距建成中等发达国家还有三十多年。时间紧、任务重，丝毫懈怠不得、耽搁不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抓住一切机遇迎难而上，才能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赶考”，就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赶考”的告诫源于革命胜利时骄傲自满的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坚决贯彻八项规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也正是因为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环境安逸、条件改善后不思进取、贪图享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滋长蔓延，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现象加剧。继续“赶考”，就要有面对问题的清醒头脑，不进则退的紧迫意识，从已有成就中总结经验、汲取力量，在现实考验中砥砺意志、增长才干，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赶考”，就要有接受评判、经受检验的自觉。一场考试结束，答案是否正确，需要加以判验。对了就坚持下去，错了就及时改正，更好地迎接新的考试。正如总书记指出的，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执政“赶考”，考官是人民。“答卷”打多少分，人民群众说了算。只有把每次考试结果都向人民公开、让人民检验，在人民监督中不断提高“赶考”水平，才能不断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警钟长鸣不息。发出“赶考”警示，是沉甸甸的责任感，更是崇高的使命感；重温“赶考”警示，是迎接挑战的宣言，更是鞠躬尽瘁的宣誓。“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光明前景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赶考”的征程从历史走向未来。站在历史新起点，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历经风雨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新华社评论员：答好时代考卷 不负人民重托
——二论“赶考”永远在路上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５日电 ６０多年前的“进京赶考”路上，毛泽东同志誓言“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言犹在耳，表达了一个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人民政党的坚定政治信念。６０多年后，总书记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催人奋进，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心系人民、不断进取的高度政治自觉。
矢志不移的宗旨情怀，一以贯之的理念实践，奠定中国共产党今天坚如磐石的执政地位，创造出勇于追梦、实现赶超的“中国奇迹”，砥砺着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自信底气。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回首来路、总结历史得出的深刻结论，也是着眼今天、赢得未来的根本保证。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条件、执政环境同过去已有很大不同。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
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温水煮青蛙”的教训不可不防。正因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准“四风”之弊，要求党员干部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向沉疴顽疾开炮，朝改进作风用力，以达到强体健身、强基固本、夯实执政之基、提升执政能力的目的。
今日中国，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期。置身问题交织、矛盾叠加、冲突易发、利益多样的转型升级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给出的新的命题，等待着“赶考者”作出新的回答。
“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在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以问题整改开局亮相，以问题整改注入动力，以问题整改交出答卷。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对面、实打实地红了脸、出了汗、洗了澡，解决“总开关”问题，精神为之一爽，状态为之一振，风气为之一新。
古人讲：“政者，正也。”党员干部作风端正、为政廉洁、工作勤奋、办事公道，就会在群众中树立公信、建立权威，就能在群众的充分理解、大力支持中找到解难题的思路、凝聚干事业的力量，创造人民群众认可的政绩。实践一再证明，什么时候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联系密切，什么时候工作就开展得势如破竹。以整风精神改作风、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就能使事业的根基更加牢固，发展的力量始终磅礴。
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已经吹响，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战斗正在进行；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全面铺开，整治“四风”的战役向着点多面广的基层拓展延伸。值此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关键时刻，更需要有过硬的作风提供保障。在这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深刻变革中，唯有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和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把“三严三实”贯彻到深化改革全过程，落实到日常工作各方面，才能不断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期待，以改革创新的新成就交出人民满意的成绩单。
昨天的辉煌已载入史册，今天的考试仍在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中国答卷”，这是亿万人民的殷殷重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神圣的历史使命。
新华社评论员：永葆赶考心态 成就伟大梦想
--三论“赶考”永远在路上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６日电不管走出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６５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带着对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对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对国家
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对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走出西柏坡这个中国革命最后的“农村指挥所”，踏上了执掌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从一个带领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引领人民励精图治、建设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秉持赶考心态，恪守为民情怀，开拓进取、不辱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我们的国家以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成就举世瞩目，经验弥足珍贵。从管经济搞建设一少经验、二缺知识，到依靠人民、发动群众使国民经济很快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并发展起来；从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曲折中汲取深刻教训，到以高度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开放，走上快速推进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正因为我们党始终怀着赶考心态勇毅笃行，坚持走自己的路、走符合国情的路，才能在实践中创造“中国经验”，在开拓中走出“中国道路”。
不管形势怎样发展、地位如何变化，“两个务必”的警示始终萦绕耳际，执政为民的追求从不懈怠，这是党永葆赶考心态的必然要求。“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包含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答好新形势下治国理政考题的深邃思考。
这是未雨绸缪的远见，也是切中要害的卓识。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历史性变革，市场经济给执政环境带来深刻变化。在鲜花和掌声中，在利益和诱惑面前，一些干部谦虚谨慎的意识有所淡薄，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抬头，追求享乐的风气有所滋生，和人民群众一起吃苦、一同奋斗的意志有所削弱。“四风”之弊，犹如“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如果对作风问题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则会积小成大，最终积重难返。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就是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对思想作风和行为做一番仔细检查，发现问题早吃药、早治病、早治愈，革除“四风”之害，夯实作风之基，党员干部的身体才会通泰，党的组织肌体才能强健。
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关系成败。有了赶考心态，就拥有了自我警示的意识、自我反省的本领、自我提升的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还会面临很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考验我们的决心，更检验我们的能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走好群众路线，我们就能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中汲取丰富养分，凝聚全党全社会智慧力量，获得攻坚克难的磅礴之力，打赢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
篇8：作家评论
一
“画山水者, 需要遍历广观, 然后方知著笔去处 (南宋李澄叟《画山水诀》) ”。日前, 蔡宁又赴黄山写生, 道友丁楠同行曰“辛卯十月, 吾友采菱赴黄山写生, 三十六峰之美略尽。一日数幅, 云烟明灭, 起伏于锋杪之间。用笔疾涩, 虚实, 浓淡, 水墨飞动, 用梅清法, 间以石涛上人, 宾虹老人。气韵本乎游心, 神采生于用笔, 吾于是观黄山矣。”诚如其在随笔《石塘写生》中所言:“余体会水墨写生, 是画室里是编不出来的。只有面对自然, 才能使笔下盈动生机和活力, 写生就是向大自然吸取创作的精粹。”其写生, 笔墨与心象幻发佳构, 由此脱胎换骨之作多次参加省内外画展或获奖。
其《罗汉抚琴图》意笔纵写古松, 枝干偃仰屈曲, 苍健老硬, 有蛟龙惊虬之势;松针簇写染晕, 疏密有致;画面虚实相生, 浓淡相宜, 远山渺渺, 不经意间生发意韵;近岩平石, 罗汉临流盘坐抚琴, 没有过多地描绘人物细节, 而是注重表现罗汉身体的动势, 笔简而神全。弹奏拨乐间, 让人不禁联想到琴声悠扬;整图气象萧疏, 意境深远, 寓现“妙善琴书, 精于言理, 每游山水, 往辄记忘归……好山水, 爱远游之情境”矣。斯作入选首届金陵礼佛文化月”翰墨丹青供佛书画展。
观其《问禅牛首山》, 看出他还是靠写生起家的, 对地域对象表现的有深入研究;且重视案头功夫, 对于笔墨的体悟感而旁及对手法的专研。
蔡宁对传统程式、各家各派画法皆有心相问, 但他认为如果一味按传统模式作画, 面对生活有时亦会捉襟见肘, 唯写生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素材, 忘乎于胸中天地, 方可自由筛选内心的潺潺流水与崇山峻岭, 直抒胸臆。其《意象方山》, 为这般理念创作, 没有具体描绘南京方山形象, 而取乎于方山乃“天印”平峰之意象, 描绘山岚、松林、小道与拜佛之人, 呈现“圣人含道应物, 贤者澄怀味象, 至於山水, 质有而趋灵”之理矣。
鉴其《青山不老, 碧水长流》, 前景山岩以浓墨勾勒, 石青、石绿辅敷, 岩上两株奇松, 交错而耸冲画顶, 远山重岚, 青墨纵写, 施以花青与淡墨而缓缓衍开, 山间一条瀑布而下, 一汪清淡而深婉的湖水上, 高人乘叶扁舟自在飘荡, 水则以简练的线条勾勒, 呈现流水的清澈和流动感;图上, 古松伟岸孤傲, 寓义生命之树常青。山峦在树后则安排的疏密得当, 富有节奏感而生韵。山水之间, 简笔而写小舟与高人, 有向往世外桃源的山水苍茫的胸襟之意矣, 所作气势恢廓, 雄健秀茂, 自具风貌, 入选“全国作家书法邀请展”并入画集。
二
蔡宁幼承家学, 其父毕业于丹阳艺术专科学校, 师从著名花鸟画大家赵良瀚, 从事教育工作, 桃李满园, 艺闻一方。其父母上世纪五十年代支教苏北邳县。他降生于斯地, 徐淮平原的淳朴民风孕育这位江南后生的执着与憨厚, 艺术细胞则生发他偏爱诗画的性情。他高中时就经常为同学、老农、知青画素描, 以至学校及周边宣传橱窗里都有他的画作。一次, 其随父到水利工地写生, 回家后即对着写生稿整理创作出了国画《晨炊》, 参加了县美展获得好评。这幅处女作作为发轫之作显示出其在绘画的潜质和才情。
岁月让他成为知青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老实肯干, 重活、脏活抢着干, 下放翌年即当选县优秀知青。那时, 劳动之余, 旁人休息时, 他却不知疲倦地画画、看理论书刊。他深知, 没有艰辛就不会有成果。为打牢绘画基本功, 几近废寝忘食, 在田间地头画了大量速写, 人们乐于给他当模特, 在他画夹留下被描绘的惟妙惟肖的肖像。当年, 这一带农村的黑板报、画栏的报头画、插图均出自他手;老乡家有喜事挂的招贴画亦出自他手;新婚小夫妻花板床上的人物、花鸟图也出自他手。县文化馆办美术创作班, 他创作了一幅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素描《革命到底》入选省美展。
邳县壁画全国闻名, 壁画遍布城乡。这时的蔡宁被文化馆聘为壁画创作的骨干。他大展身手, 街市大墙旁的脚手架上, 经常出现他俯仰作画的身影。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春, 他结束了知青生涯, 一所中学欲聘他做美术教师, 然而却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被征召进一家国营商场当美工, 因为他渴望的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拥有单独美工室, 有机会到北京、上海、南京的美术殿堂学习观摩卓然而立的中外名家作品;有时间去运河师范画石膏、画人像、画静物油画, 可以出外写生。这时他对新金陵画派产生了浓厚
这时, 他对新金陵画派产生了浓厚兴趣, 潜心研习傅钱宋亚魏陈等诸家作品, 上溯金陵画派诸古贤。他贪婪地汲取名师先贤的艺术营养, 力求做到心手相应。倾注大气力深入传统, “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 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学会融汇传统而表现自我的心境, 特别是在尝试将油画的写实造型、空间形态、色调表达与中国画的水墨审美趣味相熔铸。
三
蔡宁钟爱文学, 浸淫笔墨经年, 碾转于新闻、宣传、文联部门工作多年, 一直发挥着浓墨重彩的作用, 曾受聘为《南京晨报》、《江南时报》和《现代快报》等报刊“名家书画”的特约专栏作家, 先后采访瓦翁、喻继高、范扬、朱道平、张友宪、管峻、周积寅、裴家同、周彬、赵文元、盖茂森、贺成、庄利经、范保文、欧阳龙、姜舟、洪大亮等大江南北书画名家, 写了数百篇书画鉴赏和名家专访文章, 先后发表于《中国美术》、《荣宝斋》、《东方美术》、《美术报》等报刊;著写了《猿猴天地——徐培晨百猴图鉴赏》、《鸟语花香——张继馨国画鉴赏》、《水墨的缪斯——陆越子花鸟鉴赏》等美术评论专著。他来往于书画名家, 亦友亦师, 写作之余, 他最大的兴趣是捻一管毛笔绘画、写字。
他做过十年副刊编辑, 在《诗刊》、《星星》、《扬子江》、香港《当代诗坛》、台湾《葡萄园》、美国《新大陆》等报刊发表诗作400余首。散文《明月落万家》获人民日报征文奖、《走进井冈岁月》获《诗歌月刊》全国征诗一等奖, 另有40余篇 (首) 诗文在全国报纸副刊年度好作品评比及全国性征文中获奖。散文诗《我们赢了》入编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四年级自读课文”;诗《梦见一只白孔雀开屏》入编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鉴赏读本。他还给古今画家髡残、傅抱石、陈逸飞、詹建俊、何水法等名家画作配诗, 《诗歌月刊》为此给他开过诗配画专栏, 前后刊发数十幅他配诗的画, 甚为诗坛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