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全球意识调查报告

浅谈全球意识调查报告（共6篇）

篇1：浅谈全球意识调查报告

全球化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及主流意识形

态状况的调查

张晓忠

 2013-01-29 15:51:30

来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1期

作者简介：张晓忠，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州 231001)

内容提要：为了解大学生目前的思想道德状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全球化条件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我们对部分高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作出了基本的评价。总体来看是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流取向积极，务实进取；对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政治思想的功利倾向和模糊认识；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上的偏差；人生价值观念的实惠化、功利化和短期行为趋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状仍很令人担忧等，说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难题和困惑，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极为紧迫。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 大学生 思想道德 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批准号05AKS003）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经济全球化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研究”子课题研究成员参照了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的同类问卷调查，结合课题自身特点，设计了一套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包括两大类45个选择题，其中含三个表格。于2007年5月—7月对北京、江苏、黑龙江、山东等地部分高等院校进行了以本科一、二年级和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为对象的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100%回收，其中有效问卷为577份，占回收问卷的96%。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为：男性133人，占23%，女性444人，占77%；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城市生源293人，占51%，乡镇生源139，占24%，前两者合计高达75%，农村生源145人，占25%；中共党员104人，占18%，多为预备党员，共青团员422人，占73%，非党团员51人，占9%。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与行政学、科技哲学、伦理学、文秘、中文师范、教育学、传播学、投资、国际贸易等20多个文科专业。本调查旨在准确把握当代大学生当前真实的思想道德状况，分析总结出他们对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现状的真实看法，同时，为今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甚至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对策参考。

我们认为，本次调查所抽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设计中的变量、指标涉及了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基本内涵，而且与本课题相关内容紧密相联。问卷所反映的情况能基本体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及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面貌，使我们对当代大学生的相关方面的状况有了一个较直观的了解。调查数据经人工统计最后通过计算机处理。本调查问卷参照了海南师范学院《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调查》课题组2001年的设计[1]，有些内容根据本课题的要求作了增删修改而成。根据调查，从政治思想、道德、人生价值观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等四个方面对近期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现状作出基本评估。

一、关注国内外重大热点问题，但政治思想观念淡化 大学生们对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热点问题一直都非常关注。从调查来看，总体上，绝大多数大学生政治态度明确，关心党的事业，关心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前途，关系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调查问卷中所列近期发生和不久的将来既定的国内外20项大事表示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比例较高，关注率在60%以上的有12项，其中有3项关注率超过90%，依次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民币升值、银行加息和物价上涨、萨达姆被处死等，关注率最高的达97.57%，其余的9项依次分别是：教育部直属和部分省属高等师范教育免费、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台湾百万人倒扁运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查处、伊朗和朝鲜核危机问题与联合国秘书长由亚洲人潘基文担任并列、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等（见表1）。

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多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还是比较坚定的；有35.01%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有50.43%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两者合计达85.44%；对于我国当前着力推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60.14%的肯定率；有55.29%的大学生认为“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有24.78%的大学生认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有 56.67%的人认为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政党制度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16.46%的大学生认为“更加充满信心”，有64.13%的大学生认为“较有信心”，两者比例高达80.59%。

大学生对中央近一年来的政府工作给予很高评价，有19.59%的人认为是“成效显著”，有65.16%的人认为是“较有成效”，两者合计达到84.75%。大学生特别对吸引外资、扩大开放，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肯定率达75%以上（见表2）。这表明，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大学生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的，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和思考问题的成熟与理智。

当前，大学生中还存在不少政治思想问题，政治思想观念淡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有些学生思想上不关心政治。调查结果显示，有8.32%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有6.24%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当今中国实际”，这表明仍有14.56%的人不大信仰马克思主义。只有5.2%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共产主义的信仰问题存在“渺茫论”思想，他们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但因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又存在不满情绪。调查结果还显示，在回答“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时，仅有10.57%的大学生回答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26.5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被社会主义取代”，有54.12%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还有待于完善”，只有近十分之一的大学生持资本主义“死亡论”；仍有部分大学生对党和政府还缺乏信任，有46.27%的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大学生中的威信评价“一般”，18.37%评价“较差”，有13.86%的人对经济发展态势表示“不乐观”，有8.15%的人认为对今年我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定”；大学生感到最不满意的事是“干部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即腐败问题，占59.96%。对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举行、学习方永刚先进事迹、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李振声获2006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四项事件关注程度较低，非常关注的比率在10%以下。这表明大学生对某些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关心不够，对刚刚涌现的先进事迹了解还不多，对某些科技信息了解甚少。对党的十七大的即将召开、《物权法》的颁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温家宝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等虽有一定的关注，但关注率不高，在57.54%-48.01%之间。对一年来的政府工作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消除社会丑恶现象，扩大就业等三项工作评价最低。这也表明，大学生对这些工作有着比较高的期望，这些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普遍关心和重视道德建设，但不愿受规范道德的制约和影响

在道德观方面，绝大多数学生有一定的集体观念和团队意识，善于在群体中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有一定的规范意识和奉献意识，但一部分学生不愿受规范道德、集体道德的约束和高尚道德的影响，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压抑个性的手段和空洞无味的说教。和过去相比，大学生存在道德滑坡和文明素质差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高度重视。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经济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大学生对道德建设仍表现出普遍的关心和重视。在回答“社会道德水平高低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没有影响”这一问题时，有88.04%的人认为“有影响”；在回答“社会道德水平高低对国家民族的利益有何影响”这一问题时，有62.39%的人认为“会导致民族素质下降”，有17.33%的人认为“有损国家民族尊严”，有14.73%的人认为“影响改革开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5.55%的人认为“恶化人际关系”；在回答“社会道德水平对个人的利益有何影响”这一问题时，有61.18%的人认为“会影响工作、生活情绪”，有22.88%的人认为“会对社会失去信心”，有13.52%的人认为“精神颓废，物质受损”。调查结果显示，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大学生还是愿意助人为乐的。如在回答“当听到某地发生特大灾害，造成重大损失，你的做法是”这一问题时，有34.66%的人回答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受灾群众”，有59.1%的人回答是“响应号召，捐款捐物”。但调查结果也显示，“见义勇为”、“先人后己”等高尚品质在大学生的道德行为选择中不被多数人推崇。如在回答“路遇坏人行凶、抢劫、偷盗时，你的行为是”这一问题时，有31.37%的人回答是“看事态发展，再决定自己怎么做”，有38.82%的人回答是“求助他人”，有10.05%的人回答是“想管，但怕自己吃亏”，还有31.37%和6.93%的人回答是“尽量回避，少惹麻烦”和“袖手旁观”，只有9.88%的人回答是“挺身而出坚决制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能否适应新形势，大多数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有52.69%的人认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大力宣传和提倡”；大学生认为“做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依次为：“正直”占51.64%；“有责任心”占24.96%；“诚实”占11.44%；“宽容”占6.24%；“礼貌”占2.91%，“认真”占1.73%，“无私”占1.08%；在问及“道德修养方面，自己看重追求什么”这一问题时，有64.47%的人回答是“与人彼此真诚相处，互相帮助促进”，有19.06%的人回答是“与社会道德规范一致”；在回答“对于‘诚信’你怎么看”这一问题时，有52%的大学生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讲究诚信的”，有24.44%的大学生认为“别人诚信与否我不管，但是我要讲诚信”；在回答“如果你遭遇到别人对你不诚信，你会如何”时，有66.03%的大学生选择应“据理力争，要求保护自己正当权益”；在回答“你认为应该怎样讲诚信？”时，有61.7%的大学生选择应“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讲究诚信”，有29.12%的大学生选择应“别人对自己诚信，自己才对别人诚信”，有7.45%的大学生选择应“利益才是主要的，有利时就讲诚信”，有1.73%的大学生选择应“希望别人对自己诚信，自己对别人不一定”。这说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誉观念正在青年大学生中逐步形成，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讲诚信的，只有少部分大学生才是有条件地讲诚信。

三、大多数学生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但部分学生注重追求个人幸福

在人生观方面，大多数大学生是正确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个人主体价值明显提高，一部分学生存在许多糊涂迷惘的思想认识。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有58.58%的人回答是“公私兼顾”，有23.22%的人回答是“先公后私”，有10.4%的人回答是“大公无私”，只有7.8%的人回答是“先私后公”。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自己理想中的人是”这一问题时，有39.85%的人回答是“在业务上成才，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有27.73%的人回答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有22.36%的人回答是“有道德、讲良心的人”，有8.15%的人回答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有1.56%的人回答是“有权有地位的人”，只有0.35%的人回答是“有钱的人”。大多数学生人生目标明确，也是正确的，但一部分学生对人生目标的确立还跳不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不能实事求是地对自己作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在回答“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自己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有63.43%的人回答是“视具体情况而定”，有22.53%的人回答是“先考虑集体利益”，有7.8%的人回答是“说不清楚”，只有6.24%的人回答是“先考虑个人利益”。在回答“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时，有36.22%的大学生回答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有33.8%的大学生回答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有14.21%的大学生回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大多数学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但一部分学生存在实用主义和追求个人私利不惜一切的想法。大多数学生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但一部分学生注重追求个人幸福。

大学是连接社会和学生的媒介，她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能让想象飞跃、思维升华的舞台，很多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都是在大学时代塑造和定型的。在价值观方面，当前最明显的特点是对人生目标追求多元化，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判断人生价值标准依次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占64.99%，“社会地位的高低”占16.12%，“金钱的多少”占15.77%，“名誉的好坏”占11.79%。在回答“对人生价值奉献与索取的做法是”这一问题时，有57.89%的大学生认为应“正当索取，积极奉献”，有20.97%的大学生认为应“奉献与索取并重”，有15.6%的大学生认为应“奉献多于索取”，只有5.54%的大学生认为“索取多于奉献”。有近七八成的大学生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持肯定态度。有近一半的大学生对“青春易逝、及时行乐”持肯定态度。有近四成的大学生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持肯定态度。还有近三成的大学生对“金钱是万能的”持肯定态度，只有不到一成的大学生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持肯定态度（见表3）。这表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观念在部分大学生中仍有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中更注重知识和能力，在强调个人奋斗的同时，也注重与人合作，并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在回答“一个人能否成才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一问题时，有69.84%的大学生认为应首选“知识和能力”；在回答“应该怎样实现自身价值”这一问题时，有61.5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努力，也争取别人帮助”；在回答“自己信奉的人生哲学”这一问题时，有32.06%的人回答是“注重实际量力而行”，有28.25%的人回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有27.04%的人回答是“走自己的路，不为他人所左右”。这表明，他们注重自身才能的发展，对人生有明确的价值标准，但少数学生又对这个标准存在模糊认识，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重视，但又往往存在个人空想。

四、总体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但对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当前最值得关注的时代背景，关于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我们提供了四个比较流行的选项，调查结果显示，有65.16%的大学生认为“当今经济全球化是客观潮流，无法阻挡”，有16.12%的大学生认为“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掌握主导权的全球化”，还有10.92%的大学生“说不清楚”，只有7.8%的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可以看出，将近六成半的人看到了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因此对我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行列的基本国策还是相当认可的，但只有近两成的人看到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为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控制的现实，并为此感到担忧，对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性发展的推动作用认识不足，对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甚至有一成多的人对全球化漠不关心，说不清楚。

伴随着全球化思潮影响的深入，西方社会中起主导影响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等思潮也进入了我国社会，并以各种方式对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施加影响，加大了对我国大学生进行“西化”、“分化”渗透的力度。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调查结果显示，有50.25%的大学生“不太了解”，有29.64%的大学生“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是很关心”，有14.56%的大学生“没听说”，只有5.55%的大学生“有一定研究，比较了解”。这说明，有半数以上受调查的人对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了解和关心不够，对当今全球化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即资产阶级国内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意识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和多元化的挑战认识不清。这充分说明进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培养和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于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有28.08%的大学生认为应“保持主导地位”，有25.65%的大学生认为应“不断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有17.33%的大学生认为应“能够呈现开放的态势”，有14.04%的大学生认为应“包容各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有14.09%大学生认为应“不断淡化”。这说明对我党的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主导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兼容性都寄予很大希望或加以积极改进，只有少部分人主张淡化这种主导地位，体现了大学生对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价值期待。

当问到“目前我们的一些新闻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之所以不受人们欢迎，不被人们接受，其原因”时，有58.06%的大学生认为是“公式化”，有16.64%的大学生认为是“说教式”，有13.86%的大学生认为是“概念化”，有8.15%的大学生认为是“粗糙化”，有3.29%的大学生认为是“生硬化”。这表明大学生反对目前我们的一些新闻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的公式化、说教式、概念化、粗糙化、生硬化的表述、宣传、灌输、讲解等，反对脱离实际，喜欢“三贴近”，加大社会实践的改革力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内容的有机统一。对这一内容的掌握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定了解，但说不完全”的占52.17%，“不关心，也不清楚”的占39.14%，“非常清楚”的只占8.69%。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注率达50.78%，但非常关注的仅有10.40%，而不关注的却有49.22%。这说明大学生对党中央刚刚提出的这一新概括、新观点、新思想还知之甚少，平时获得时事信息的主要来源较少，需要大加宣传，真正深入人心。

就此让我们看看大学生对大众传媒形式的选择，只有搞清楚了信息的渠道，才能有的放矢地产生影响。在回答“你平时获得时事信息的主要来源是”这一问题时，有46.44%的大学生选择了“报纸”，有25.48%的大学生选择了“网络”，有13.69%的大学生选择了“电视”。这是三种最主要的接受渠道。报纸作为传统的平面媒体，在大学生的信息来源中还是占据了绝对主力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电视，位居第二，这既反映了我们的大学生本身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对于新兴媒体接受程度很高，也要求我们在舆论引导的时候要加强对新兴媒体的建设，在网络上建立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高地。有10.4%的大学生选择了“广播”，有2.6%的大学生选择了“课堂”，有1.39%的大学生选择了“别人的议论”。说明选择“广播”、“课堂”和“别人的议论”的都很少，同时也说明，我们的课堂信息量还不大，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不能提供更多、更新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方面信息，联系实际不够。

在问及“你一般比较关注哪方面的信息”这一问题时，有27.73%的学生选择了“国际关系”，有26%的学生选择了“体育和文艺娱乐”，有21.49%的学生选择了“国家政治经济”，有12.65%的学生选择了“科技”，有7.28%的学生选择了“军事”，有4.85%的学生选择了“教育”。这说明有近五成的人比较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但也有较多的人关注体育和文艺等娱乐信息，对科技信息关注不够，而关注军事、教育的人则更少。反映了大学生对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认识不足。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在回答“你最喜欢什么方式”这一问题时，调查结果显示，有38.43%的人选择了“演讲、辩论、看电教片”，有21.71%的人选择了“社会实践”，有17.33%的人选择“主题班会”，有15.6%的人选择了“专题报告”，只有6.93%的人选择了“传统授课”。这充分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反映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喜欢演讲、辩论、看电教片、社会实践、主题班会、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反对单一的授课等某一种形式，因此，要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加大社会实践的改革力度，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在回答“你认为你所在院（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情况时，调查结果显示，有39.69%的大学生认为“不太切合实际，效果一般”，有24.26%的大学生认为“敷衍了事，没有效果”，有17.33%的大学生认为“脱离实际，效果不好”，只有18.72%的大学生认为“切合实际，效果很好”。这说明我们高校基层单位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往往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不受学生欢迎，甚至抵触，效果一般，急待改进和加强。

总之，当前大学生普遍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大事，政治上渐趋成熟理性，但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些学生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所指出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道德变化的特点，如何准确地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开拓新格局，对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忠和.经济全球化与我国青年价值取向[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203-234.

篇2：浅谈全球意识调查报告

经济全球化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它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命定论,还表现在文化霸权和全球思维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话语是一种乌托邦的.幻象,是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家阶级的意识形态.

作 者：段水雯 DUAN Shui-wen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7(5) 分类号：B03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意识形态   文化霸权   全球思维  

篇3：浅谈全球意识调查报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人们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超越制度文化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渗透、影响和依存。目前理论界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有多种界定,但毋庸置疑,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是以科技革命为先导,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使全球形成一个真正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进而使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主要标志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同时,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同质化趋势。因此,它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政治现象。

经济全球化时代,传统的领土观念正越来越多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也对居住于固定的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并效忠于国内政府的传统公民观提出了挑战。市场竞争和市场逐利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的限制,跨国公司超越了国界,其中的效忠关系削弱了公民和国家的纽带。信息和通讯技术使硕大的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相互交织和依存,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全球意识”增强,政府职能有了新的变化,国家主权形式有了新的综合。

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文明成果共享,但同时,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的出现、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使人们国家意识淡化、民族身份消解,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大学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也是国际竞争舞台上的主力军,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也即将完成少年期和青年初期的社会化,他们的国家意识的形成是未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前景。因此,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传统与现代交叉点,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学生的国家意识的总体情况,构建培养大学生国家意识的新体系,这是当前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课题。

1 大学生国家意识现状调查概况

该调查包括调查大学生的国家认知系统、爱国情感系统、爱国意志系统。调查目的是了解大学生的国家意识总体情况,提高国家意识教育的有效性、针对性。在参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5～1997年设计的青少年国家意识调查问卷和梅仲荪在《爱国情感教育心理学初探》一书的研究理论基础上形成调查问卷,针对本次调查目的、内容、对象,调查问卷设计了五部分:问卷一和问卷五调查爱国认知,内容包括对祖国的自然实体、人文实体和经济政治实体的认知;问卷二调查爱国情感,内容包括对祖国的亲切依恋感、自尊自豪感和责任使命感;问卷三调查爱国行为;问卷四调查国际意识。这次调查将河南省大学按分层随机抽样,选取本科、专科、高职三类大学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2360份,回收有效试卷2322份。样本分布状况如下:城市大学生1189人,农村大学生1133人;本科生1500人,专科生860人;男生1195人,女生1127人;学生年龄在17～19岁,在政治面貌上,共产党员占38%,共青团员占56%,其他占6%;样本分布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2 大学生国家意识现状调查结果

(1)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爱国认知。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对祖国地理、历史、人文、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较好,但对改革开放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的现状了解不够。由表1可知,平均得分率最高的是T4(文化),其次是T7(国家标志物),平均得分率最低的是T6(经济),这说明大学生对祖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掌握较好,但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了解不够深入。

在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方面,64%的学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谈爱国主义非常有必要,只有5.3%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谈爱国主义。87.94%的学生认为,要爱自己的祖国。54.56%的学生认为,爱中国,当然要爱社会主义中国。

(2)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

调查表明,33.11%的学生觉得最可爱的是“祖国人民”,29.84%的学生认为是“祖国山河”。55.95%的大学生对家乡“非常依恋”,37.77%的大学生对家乡“依恋”。这说明大学生对家乡、对祖国怀有较强的依恋之情。对祖国的未来发展,有62.71%的大学生充满信心。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的学生达89.13%,对日本带给我国的深重灾难至今表示愤慨的学生达97.23%。多数学生(74.24%)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大学生对党和政府工作满意度较高,关注国内外大事,对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度也明显上升,但对社会政治活动的关注程度较低。调查显示,大学生充分认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经济稳步增长(76%)、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升高(71.5%)、国际地位明显提升(68.5%)、民主法治逐渐完善(65%)、文化日益繁荣(61.4%)、社会和谐稳定(59.9%)。对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完成神舟七号在载人航天飞行”、“新中国60年大庆”等方面工作,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有志气的表现,值得自豪”(77.85%)。67.56%的学生认为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处于中上等水平,认为在三十年后将处于上等水平。在年级差异上,大学生在爱国指向性方面,随着年级的升高,选择“祖国山河”的人数比率逐步增加,而选择“社会制度”的人数比率却逐步下降,这是令人堪忧的一面。

(3)大学生价值取向以社会为主,以个人为主的取向不占主流,但也占相当比例。

调查表明,大学生爱国价值取向总体上以社会为主,但生态意识薄弱,如表2所示;个人取向不占主流,但也占相当比例,如表3所示。

此外,通过分析具体回答结果,发现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呈现一定的功利色彩,有些大学生对道德价值目标的评价,主要是从个人需要甚至是物质需要来评价的,缺乏崇高的爱国理想。如在回答“你现在的学习目的”这个问题时,有44.6%的大学生回答是“为今后就业和前途”,回答主要是“为国家前途的”占11.5%,回答“既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占43.5%。

(4)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集中体现于认同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向往国外更高生活水平。

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往往在对外交往和比较中得以体现,在这方面,是否愿意移居国外常能凸显问题。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大学生(54.7%)愿意立足国内,表现出较强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归属意识;从内容上看,当被问及不愿移民国外的主要原因时,答“立足国内,振兴中华”者占50.7%,“喜欢我国社会制度优越性”的占28.6%,此两项皆为主观性因素且被列在前面,而不愿移居国外的客观性原因,如“语言有障碍”、“不能适应外国的文化”、“担心种族歧视”等均占较低比例,分别为“14.6%、16.4%、10.2%”。也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如有机会愿移民国外”,关于这一点,前两位的原因是“寻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喜欢国外的自然环境”(22.1%),向往国外更高生活水平者占19.9%。

(5)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依是主流,但也具有肤浅性。

国家意识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意识,文化归依是其中重要而深刻的一种内涵。在中外文化大交流、大碰撞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是否仍认同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次调查显示,我国的传统民族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在大学生心目中拥有毋庸置疑的正统地位。我国大学生按风俗过以上节日的分别为:99%,79.5%,51.2%,但喜欢过西方宗教节日圣诞节的为45.2%,比以往有所上升。问及原因很多同学说不清,有的说别人过自己也跟着过,或者是为了赶时髦,这说明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观念不是很深刻。

音乐是人的情感最自然的流露,大学生所喜爱的音乐形式中(限选两种),港台流行歌曲、国产流行音乐和民歌民乐列居前三位,分别为63.2%、39.1%、38.1%。对中国传统戏曲亦有10.8%的人表示喜爱。对于西方古典音乐,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也颇为喜爱(29.8%),表示喜欢西方流行音乐的也有18.6%。文化的认同是根本的认同,大学生对祖国文化有着一定的归属感,但对西方文化也表现了一定的兴趣,这是我们应该正确引导的。

(六)调查表明,大学生对国外的了解,56%是通过影视、报纸、图书、杂志等,45%是通过网络,36%是通过学校教育,可见,网络在大学生的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常看新闻联播的有78%,有22.34%的学生经常看世界报道。35.5%的学生对新加坡最有好感,76.8%的学生认为现在对我国最有影响的国家是美国。49.2%的学生认为未来世界冲突将发生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上数据表明,大学生对世界的看法趋向客观。

3 大学生国家意识现状思考

(1)国家意识教育要把“国家意识”的宣扬和灌输放在首位。在调查中发现大学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了解甚少,这实际上是教育对爱国主义的实质没有深刻把握。爱国主义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团结凝聚本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在现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惟有爱国才能最大限度的在一个国家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找到利益冲突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结合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国家才不约而同的把“国家意识”的宣扬和灌输放在爱国教育的首位。美国通过爱国教育形成强烈的“美利坚民族”意识,新加坡通过实施“社会认同工程”开展共同价值观讨论,形成“新加坡人”意识。因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国家意识”,让学生及时了解我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从而“爱中国”———爱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相信她是世界上最合理、最优越的制度;由爱和信任而产生信念和真诚,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

(2)国家意识教育应大张旗鼓地进行主导价值观的宣传。许多国家和政府积极寻求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平衡,使公民在基本价值观上达成一致,这是他们国家意识教育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方面中,很多国家抓得最紧的是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面,也是把解决为国家民族“服务”的问题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帮助个体适应社会,解决“生存”问题。价值观教育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目前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出一定的功利色彩,对此,国家意识教育应大张旗鼓地进行主导价值观的宣传,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预见,在21世纪,爱国教育中的基本价值导向依然是个人与社会并重,培养学生“我是中国人”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大学生的国家意识教育方式应注重由抽象理解爱国知识上升为在现实中具体把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的爱国观念比较空泛。在学校教育条件下,学生获得的爱国观念,往往是已经概念化的知识,具有抽象性,学生在接受时,缺乏切身感受,因而理解不深。因此,大学生的国家意识教育应注重由抽象理解上升为具体把握,这需要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切实有效地通过联系历史和当前的实际来充实学生抽象的爱国观念。一方面,这需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人来讲,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主要是对中国道德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人们“国家意识”的形成就是从对社会状况的感受经验开始,因此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鼓励学生“参与”,使学生由“旁观者”、“批评者”变成“建设者”,从而克服对国家和社会隔膜,树立起“我是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意识。

(四)爱国主义教育应具有开放性,应增强学生的“开放意识”。调查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对大学生有一定的影响。据有关统计,青少年占网民人数居其他层次人群之首。网络作为一种全球化、开放性的虚拟系统,不仅为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形式扩展自己的空间和影响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为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形式斗争提供了便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先进技术在网络上加紧对我们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蚀,大学生将面临更多的西方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但是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因此爱国主义教育应具有开放性,应增强学生的“开放意识”,培养学生具有“我是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意识。

摘要：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人们国家意识淡化、民族身份消解。爱国主义教育也应随之深入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学生的国家意识总体情况,提高国家意识教育的有效性、针对性。调查发现,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爱国认知和强烈的爱国情感;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以社会为主,以个人为主的取向不占主流,但也占相当比例;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依具有肤浅性;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集中体现于认同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向往国外更高生活水平。为此国家意识教育要把“国家意识”的宣扬和灌输放在首位;要大张旗鼓地进行主导价值观的宣传;国家意识教育方式应注重由抽象理解爱国知识上升为在现实中具体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意识教育应具有开放性,应增强大学生的“开放意识”。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大学生,国家意识,现状调查

参考文献

[1]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愈正梁.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朱旭东.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房宁,等.成长的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篇4：增强全球意识，促进和谐发展

《国际人才交流》：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前，您是否参加过其他国外培训？这次培训与以前比较有什么不同？

王革凡：在此之前曾受学校或单位派遣，赴日本、美国留学或实习过。但这次的哈佛培训时间短、内容广、节奏快，强度之大，超乎想象，特别是培训班对学员潜移默化的全球意识和国家利益教育、其课程设置及授课特点、美国学员学习讨论时的积极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在哈佛的培训经历对我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国际人才交流》：哈佛是怎样对美国高官进行国家利益至上及全球化意识教育的？

王革凡：这种教育是通过课程设置、教授讲课、高官演讲、课间讨论及课外参观活动等环节自然而然完成的，没有任何受强制的感觉。哈佛SEF培训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学员鉴别危机、应对挑战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通过学员间相互交流、模拟谈判、建立联盟等练习，培养学员的战略思维，锻炼学员处理长期政治目标与短期行政压力之间的矛盾关系。

《国际人才交流》：能否请王局长具体介绍一下在哈佛培训的内容？

王革凡：哈佛SEF课程的一大特点是涵盖内容十分广泛。从上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到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从如何治理和减少社会犯罪、改善公共设施运营环境到美国社会黑人儿童的领养与教育，从航天飞机失事原因与责任分析到如何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从分析美国人口普查情况到模拟工厂企业的劳资双方谈判，从非政府组织（NGO）内部的腐败问题到领导艺术、决策的实质等无不在教学内容之列。开班第一课就讲1962年肯尼迪政府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接下来是越南战争、两次中东战争的利弊分析等，目的显然是强调国家利益及安全的重要性。课程设置涉及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城市社会犯罪及其治理、城市及企业管理、劳资矛盾、黑人教育、NGO等经济、政治、社会、国防问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哈佛高管培训班把全球意识教育贯彻始终，教育学员牢固树立国家利益与安全高于一切的观念。

《国际人才交流》：就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这一点能否结合您的工作谈谈感想？

王革凡：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列全球第四，国际地位日渐增强，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同时，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对于石油、天然气、铀矿石、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的国际依存度不断增加，油品类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我国钢铁企业每年在国际上采购的铁矿石超过全球市场的1/3，对外依存度超过55%，2007年进口铁矿石花费外汇超过300亿美元。在实际工作中，我所在部门负责需要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支持的煤、电、油、运等行业重大项目评审。为贯彻落实行党委业务发展的决策精神，在对行业、项目、借款人进行评审时，我总是要求评审人员要有国际视野，对行业规划、发展水平、项目建设必要性及采用技术的先进性、借款人法人治理结构等要进行国际比较。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支持关乎国家能源保障与安全、重要稀缺矿产资源类贷款申请。为了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精神，帮助所在国增强发展后劲，使当地人民和政府受益，我们在工作中还积极支持中资企业为所在国修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工作。

《国际人才交流》：在美学习您感到“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高层有多大市场？

王革凡：在美国令人感触颇深的是，从其经济、政治、军事及社会类杂志和报纸文章、电视新闻以及政府高官和学者发表的观点中，使人不时感到他们对中国迅速崛起表示出的担忧甚至恐慌。苏联及东欧瓦解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以为美国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世界警察”、“人权卫士”了，然而中国经济实力及国力的快速增强、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广泛流通使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会最终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及统治地位。部分美国学员对此表示出忧虑甚至恐惧。因此国会、政府及党派中的右翼或鹰派分子们总是在极力鼓吹和夸大“中国威胁论”，并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

《国际人才交流》：您所接触的美国学员中，他们都关心中国什么问题？

王革凡：我感觉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美国由于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移民人口众多及社会矛盾尖锐等特点，客观上造成了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许多政界人士、大学教授、政府公务员、军人及新闻界人士，只关心美国本土发生的事件及其他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我所在班级的60多个美国学员中，仅有一人来过中国，其他人对中国的认识或还停留在若干年以前或者十分片面。交谈中美国人常问的问题有，中国是否不允许生育第二胎；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对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现象严厉打击；中国（大陆）是不是要武力解放台湾；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否完全由政府控制；中国是否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我常常通过小组讨论及大课发言、公务活动及课余时间与美国教授及学员广泛深入交谈，在回答他们问题的同时，力所能及地介绍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使他们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许多人表示，一定要在近期安排到中国去旅游度假，亲眼目睹和体会那里发生的一切。除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外，我还尽力推荐他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参观访问，使他们了解落后省份的情况，以期对发展中的中国有个完整的印象，打消其“中国威胁论”疑虑或偏见。

《国际人才交流》：哈佛培训在课程设置及教学方面有什么特点？

王革凡：哈佛SEF培训班课程设置能够结合时代特点和美国及他国社会热点问题，授课方式灵活多样，案例教学中心突出、与学员互动性强。美国学员学习讨论时的认真积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际人才交流》：在哈佛培训后对比国内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有何感想？

王革凡：从哈佛SEF培训看，美国高官教育注重培养学员的全球意识，即围绕美国国家利益及安全，及时发现并正确面对全球或区域性危机与挑战，分析问题、寻找答案。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渐增大，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活动日益融入全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建议我们的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直至所有教育机构都应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对中高级干部乃至全体国民的全球化意识和危机意识教育，特别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延安、井冈山干部学院、高等军事院校等应当成为我国培养国际化高级领导干部的摇篮。要使我们所有中高级干部牢固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都要具有全球视野。只有在各行各业拥有了一大批既精通本行业知识又富于全球意识和涉外经验、善于处理国际事务的中高级管理人才，我国才能在未来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国际人才交流》：在美国哈佛培训，身处国外的舆论氛围环境，对比之下，就对外宣传和交流您有何感受？

王革凡：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对美宣传来讲，笔者感到还有可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我通过与美国学员交谈、听教授讲课及学习案例材料发现，美国新闻媒体如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互联网等的意见和声音对普通民众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及财团，还有某些NGO对美国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美国之音”（VOA）前台长因未经批准播放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拉登讲话录像被撤职，新泽西州立电视台台长由于不听从州长及捐款财团意见被撤换，美国政府要求所有美国新闻媒体严禁播放“9·11”时世贸大厦双子楼被袭后浓烟滚滚并最终倒塌以及美军士兵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任何录像，并得到了证实。美国主流新闻机构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往往受到政府、意识形态、游说团体、股东财团等这样那样因素的影响难以体现出其公正性、客观性，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令人可悲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听众和观众并不了解实情。他们无法或难以收听收看美国以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对来自中国新闻媒体的消息报道和评论更是持怀疑态度，这样使得我们的宣传努力和效果大打折扣。

《国际人才交流》：那您认为我们就对外宣传和交流来讲，哪些方面有待加强？

王革凡：在宣传报道与交流方面，除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文化交流等常规宣传工具和方式外，应特别加大对美国国会议员、政府要员、资深政治家、著名资深电视记者、著名资深报刊记者、有较强影响力的NGO组织、大型财团及企业领导人等的外宣工作策略研究，包括建立保证工作经费机制、定期或不定期主动出访和邀请来访机制、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与其沟通并定期研究、分析、报告有关事项等，还应注意充分发挥美国亲华团体和个人、爱国华侨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力，正面、亲和、渐进地宣传我国的外交、国防、经贸、对台和国内政策。还要加强对在华留学和工作人员的交流与沟通，因为他们对中国了解比较直观、全面，可通过他们对美（外）国政界商界要员及决策产生积极正面影响。

《国际人才交流》：哈佛培训已经进行多年，您认为哪些方面有待加强？

王革凡：开放的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高级管理者，哈佛培训在扩展学员视野、开拓干部思路、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国内培训难以替代，建议这种培训应继续办下去。出国培训在严格按照相应标准选拔学员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哈佛培训的课程设置及授课方式也可为我所用。

篇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不同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同时也向各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提出挑战.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并就如何加强思想建设,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出几点建设性意见.

作 者：陈宪章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文法系,辽宁,大连,116600 刊 名：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 6(4) 分类号：B03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意识形态   渗透  

篇6：浅谈全球意识调查报告

我们常用的“世界性”概念取源于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较早提出“世界性”的说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这一概念有其在近代工业革命背景前形成的特定内涵。综括马、恩所论，所谓“世界性”大致有这样一些要点：近代工业革命所唤醒的巨大生产力促使以往封建的生产关系迅速解体;海陆交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世界市场;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改变了整个欧洲阶级力量的格局;以往封建的、宗法的价值体系受到有力的挑战，被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所取代;民族的和地方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日益成为不可能，不同民族和地方的相互交流、相互依赖不仅成为物质生产而且成为精神生产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由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学”(literatur)是指一切文字性的文献，而不仅是指通常所说的“文学”。歌德早于马克思20年首次提出“世界文学”一说，并表达了热切的期待之情：“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注：歌德：《歌德谈话录》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不过歌德是在通常所说“文学”的意义上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是从建立德国“民族文学”的宗旨出发作出上述展望的。虽然歌德并非基于对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考量而作出这一论断，但是作为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始终密切注视近代欧洲历史变动的思想十分敏锐的诗人，对未来文学的世界性进程抱有这种信念和情怀是完全有现实依据的。

总之，“世界性”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凸现出来的问题，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性”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厘清这两个概念，只是将二者作为相同的、可以互换的概念来使用，显然是不合适的，有可能造成理论的错位和失误。

“全球性”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全球性”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两个概念关系之密切，以至人们提起一个，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问题在于，“全球性”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状态趋同性的界定;“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对于“过去―现时―将来”的时间链中“现时”这一时间段之特点的概括。那么，二者何以能够如此密切地相互交叉、彼此融通呢?二者交叉融通的关节点何在呢?

当今滚滚而来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冲决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拆解着以往矗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樊篱，将经济、生产、流通、政治、思想、文化纳入一体化的体制：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确认为“现代性”的表现。鲍德里亚说：“(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注：鲍德里亚：《遗忘福柯》，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当今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排斥异质性，重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传统的否定和排斥，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考证，“现代”(modern)一词早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就出现了，而“现代性”(modernity)一词的使用则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牛津大词典》确认，英国人首次使用“现代性”是在1627年，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法国人使用“现代性”一说与启蒙运动有关，它所张扬的是用理性来评判一切的启蒙精神。在德语世界中尤金・沃尔夫首开风气，1886年在一次讲演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一说法，后又在1888年发表的《最新的德国文**流与现代性原理》一文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界说，使之广泛传播开来。从词源学上追溯，“现代性”这一生造的德语新词，大概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流行概念中衍生而来。总之，“现代性”一词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在以后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寄托和精神追求，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海面，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热点。

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还有“当代性”这一概念。所谓“现代”、“当代”从表面看都属于时间概念，用以表示现时、当下的时间存在。但从根本上说这二者并不仅止是一种时间性的界定，它们与“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迥然不同，如果说“世纪”、“年代”、“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是单纯的、中性的、不带任何价值倾向的话，那么对于这二者显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人们使用“现代”、“当代”这两个字眼时，分明较之上述单纯的时间概念多一层价值判断的色彩，那就是立足于当下、现时而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态度和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无所谓什么“性”，而“现代”、“当代”则合乎情理地扩展为“现代性”、“当代性”，并且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然而“现代性”与“当代性”又有所区别。“当代性”是指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对世界抱有的一种价值态度，体现着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生存状态和趣味风尚，从而“当代性”的核心是一种当代精神，它是用当代精神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无论对象是什么，哪怕是过去的、古代的对象，只要为这种当代精神所照亮，便获得了“当代性”;反之，如果缺少了这种当代精神的烛照，即使对象是现在的、当代的，也谈不上什么“当代性”。因此“当代性”并不专对“传统”而言，它可以加诸任何对象之上，是对任何对象都生效的。当然“当代性”也以“传统”为对象，但它对于传统并不一味采取激进的否定立场，当代精神的体现有时也许恰恰在于对传统的肯定和认同，远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学术的“复兴”，近如晚近以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弘扬，无疑都是对于“当代性”的最好诠释。

“现代性”则不同，它生来就表现出对于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态度，其核心就是一种争天拒俗、刚健不挠的叛逆精神，而它就将这种叛逆精神视为当下、现时应有的生存状态，甚至是人们所应追求的至上境界、所应恪守的唯一准绳。从而“现代性”并不是在时间上与“古代性”相呼应的概念，而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对此法、德、荚的当代学者所论甚夥，哈贝马斯说：“现代性反叛传统的那种规范性功能;它所依赖的是，反叛一切规范的经验。”(注：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乌尔里希・贝克也说：“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注：UlrichBeck,WorldRiskSociety,Cambridge:Blackwell,1999,p.10.)。

从以上论述殆可达成这一看法，如果说“当代性”

是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倡言一种当代精神，从而消除了单纯时间概念的价值零度的局限性的话，那么“现代性”则因张扬一种对于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更加强烈、更加激进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

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性”与“现代性”达成了一致。因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遭遇最严峻挑战的，莫过于那些属于“传统”范畴的东西，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媒体权力的全球扩张，文化资讯的异地共享，生态保护的无国界化等，每日每时都在引发观念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拆解着旧有的规范和习用的惯例。因此全球化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全球化甚至成为当今变革精神的突出表征。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说：“一种变革已然发生，用于反映这种变革的词语就是‘全球化’，它如实地表达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它是当今最常用的、用于反映一种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标识符号。”(注：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133-13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关联，构成了“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概念相互交叉、彼此融通的基点。

然而“现代性”只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需要一种物质载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所面对的时代称为“现代”，也可以将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激进态度称为“现代性”，从而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现代性”，文艺复兴时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有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近代工业革命时代也有它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也就是当今时代的“现代性”，或者说当下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全球性”作为一个地理性、区位性的概念又使“现代性”概念发生从时间关系到空间关系的转换，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经济、科技、资讯、生产、贸易、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等方面相互协作、彼此依存，虽然实际情况肯定要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全球化终究有利于全体人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就在“现代性”中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性和完满性的召唤，它不是将人类隔绝开来而是促使人类走向会通和整合。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全球性”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依托和现实内涵，“全球性”乃是“现代性”的当下形态和空间形态。

“全球性”与“意识形态性”

当今全球化进程不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在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辐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描述。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全球性联觉”(globallyvariablesynaesthesia)，即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主”、“法制”、“人权”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标榜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在推进“民主化进程”，倡导“以法治国”，改善“人权记录”方面致力，而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为世人所诟病，使自己的形象遭受损害。

然而这一趋同之势并不能说明所有民族、国家、地区已经弥合了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恰恰相反，这条鸿沟甚至愈发加深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体制形式和人权标准的全球推行表示信心，“民主”、“人权”之类概念几乎成了西方政治家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成了挞伐别人的掌中利器。除了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之外，他们还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将接纳西方式的价值体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方面就充分暴露出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它对非西方受援国往往持有双重标准，将西方的.价值体系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另外他们也经常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那些在人权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非西方国家就范，如对于伊拉克、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就是突出一例。

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做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和反对，包括非洲、拉美地区和东正教国家等，反抗尤力的当数穆斯林国家和亚洲。这种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抵抗甚至使得西方政府在处理某些小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例如在新加坡对一名破坏公共设施的美国青年实施鞭刑、古巴男孩埃连回国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另外，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机构中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图谋也因非西方国家的联手反对而连连遭挫，如2002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具有明显优势的票数首次否决了欧盟和美国关于谴责伊朗的提议，放弃了18年来在该会议上批评伊朗的惯例;同样在此次会议上，美国首次没有被列入成员名单之列，而中国则以高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此可见，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漫溢并不能泯灭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固有的需要、信仰、习惯、趣味，进而造就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上述情况昭示了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一般状况，最终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和抗衡。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注：TerryEagleton,Literary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3.)不妨这样认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这种价值体系本身的新进性、合理性和完善性之外，恰恰体现着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主要视其是否植根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之中，最终还是要凭经济实力说话，在这一点上并不管你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如前苏联，随着其国力的沉浮盛衰就经历了其文化魅力由弱变强又由胜转败的悲喜剧。总之，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同样会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主动去推广和传播其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使其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