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女性意识

浅谈女性意识（共6篇）

篇1：浅谈女性意识

浅谈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08教育学 0804010133 李杏

【摘要】

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由早期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描写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和追求；到中期的小说如中篇小说《韦护》中为“革命”放弃个人爱情，写走出恋爱的羁绊，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

【关键词】女性意识苦闷追求

【正文】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意识再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意识将“女”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丁玲的创作中贯穿了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人生道路的探索。丁玲一直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的典型，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凸显，也是跟她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时与她的个性也是息息相关的。丁玲从小就孤寂、敏感，骨子里藏着感伤的因子。她孤傲，喜欢默默地观察人；好幻想，思想往往脱离现实；情感炽烈，“不喜欢过于理智”；天真单纯，“太真实太爱在朋友面前裸露自己的精神”；容易冲动，情绪极不稳定。她曾经狂热地参加过一些政治运动，但由于缺乏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和承受挫折的耐力，当“五•四”退潮和大革命失败以后，随即“陷入愁苦的深渊”；她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愿接受任何束缚，既割断了同传统的联系，又远离革命，灵魂无所皈依，生命没有支点，终日沉溺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中，“销声匿迹，慨叹人生如灰暗的深渊。”正是这种心态和对知识女性在特定时期生存困境的感受，使她与现代主义发生共鸣。不妨说，主体的感受使她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知音”，现代主义又反过来更加强化了她的感受，并使她获得了自我表现的参照系。也许丁玲并没有刻意地向现代派学习，但由于潜移默化的作用，她还是不知不觉地与它们走到了一起，使早期创作体现出一定的现代主义特征。最大的体现就是其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凸显。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的改变，她的一步步的成长史。

一、不甘沉沦的求索

1927年丁玲发表了处女作《梦珂》。作品写的是阅世未深的少女梦珂怀着美好的理想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但现实生活安排给她的是一个比一个更深的陷阱。红鼻子老师侮辱模特，而她所倾慕的温文尔雅的表哥背着她却干出下流龌龊的事„„道路未找到，做人的尊严却受到损害。作者深刻地刻画了她道路追求碰

壁的痛苦历程。一个向往自由，反对束缚，向往真实，反对虚伪的知识女性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寻找出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挣扎，最终还是进入一个不如意的地方。继《梦珂》之后，1928年丁玲发表了她的另一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部作品中，莎菲不再是“五四”初期那些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半新半旧式”女性，而是一个完全置旧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叛逆女性，在小说中，莎菲同时与两个男子苇弟和凌吉士恋爱，这本身就显示了莎菲在这种爱情关系中占据着充分的主动。由被选择而成为选择者，这表明“五四”女性的以婚恋自由，男女平等为内核的妇女解放意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莎菲在战胜凌吉士后得到的是失落和迷惘。她叹道：“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由失望而自然陷入孤寂、自怜之中，“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我可怜你，莎菲！”这是莎菲女士留给世人的凄凉的绝叫，也标志着丁玲对爱情问题的思考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陷入了新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中。

二、走出恋爱羁绊投身革命洪流的新女性

193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作品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革命与恋爱的冲突，韦护为革命决然离恋人而去，丽嘉也开始有所觉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在创作意识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过去倾心于表现莎菲式的孤独、苦闷、哀叹、自怜，转变为表现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境遇中的困惑、彷徨、思索与积极的追寻过程。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女主人公美琳是为了追随革命者若泉而毅然抛弃了整日伏案写作、不关心革命、了无生气的丈夫子彬，这比起丽嘉的被动追随，多了几分自觉与主动，表示了作者对以往盘踞胸中的爱情至上主义更进一步的怀疑乃至放弃。在爱情与革命的对峙中，已明显绮重于革命一方。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这位不合时宜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遭到更“不客气”的处理，她与虽然爱她但无疑更热忠于政治活动的革命青年望微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作者对只要爱情，不关心社会的女性意识的彻底抛弃。1931年，《田家冲》这篇短篇小说发表，我们发现其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三小姐已纯然是一位成熟而坚定的革命者，而与之具有对等质量的男性形象已被略去，整个故事已与爱情无关。这就是说爱情也已被省略，革命的内容已成为全部。而已往于爱情故事中用心设计男性主人公这种习惯做法也已改变，与女性主人公相对应的男性形象首次缺席，这种变化正暗示着一种新写作意向，即不再沿袭此前的女性通过男性革命者引领而投身革命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变化了的新的女性意识中，男性个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以男性集体为主所担当的整个革命事业。

30年代，丁玲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心体会时代女性的心理。但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忧郁的女子，而是融入社会，把个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强盛结合到了一起。

三、对女性解放现状的疑虑与不甘

如果说，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丁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到40年代初，丁玲到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标志着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了一个日益成熟的时期。她以往略带盲目的革命热情降温，社会理性更趋深入，怀疑意识上升，对妇女解放的现状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并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抗拒心理。特别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男人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当时的延安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那些当初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们再度回到家庭中做饭带孩子，日渐变得婆婆妈妈，“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并且被指责为“落伍”，有的还遭到男人的遗弃。丁玲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的体制之下女性一如既往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命运，看到了革命对女性解放所做出的允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她又一次表现出了“莎菲式”的叛逆勇气，不再幻想，不再对男性充满依赖，而将女性自身的自立与自强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作者毕生关于妇女问题思考的制高点。

发表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生活后创作的一部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正式放弃女权立场的标志性作品。作为现代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这种放弃也就是带有一点女性集体“最后一课”的性质。在作品中，尽管还能从黑妮等女性形象身上依稀辨出丁玲昔日的一点女性意识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已不再留恋昨日的一切，那些昔日余影只是写作的某种惯性所致，而绝非自觉所为。我们更多感觉到的倒是作者竭力向当时主导性意识形态靠拢的努力，为此不惜放弃自己作为女人的最基本的感觉。

四、总说丁玲作品

正是通过一系列具有独特精神个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五四”以后的新女性在时代的启发下，自我意识重新觉悟的曲折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这样关心妇女的命运，这样强调妇女的自身解放，这样深刻地指出妇女问题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为了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妇女的彻底解放手那么多的磨难。

【参考文献】

1.、张勇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丁玲《“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3、丁玲《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4、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2：浅谈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3：浅谈女性意识

女主角伊丽莎白在这部作品中可称得上最有魅力的人。她“凡事自由主见, 不会因为人家待她好而随意改变。”她对周围事物的了解是通过自身的敏锐洞察实现的。她常常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有所反应, 但她的蛮横也好, 嘲弄也好, 不拘礼节也罢, 都没有破坏她在他人的眼中聪慧理智的形象, 反倒衬托出她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她对柯林斯先生和夏绿蒂的判断, 对家人粗俗的反感都反映出她很高的道德水准, 良好的举止和鉴赏力。伊丽莎白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反映了她思维的独立性。而在一个要求妇女被统治, 被支配的社会中, 这种思维的独立性恰恰就是她作为女性的独立意识。奥斯丁通过伊丽莎白的独立意识折射出自己的人生观和对当时社会敏锐的洞察力。与她通过达西的话, 阐述了她的美德标准—————妇女不仅必须精通音乐、歌唱、绘画、舞蹈以及现代语言, 还应该多读书, 长见识, 有点真才实学。这种对知识能力的要求是把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学习知识的权利, 是对女性价值标准的新思维。所有这一切, 最终都归因于对女性独立意识的要求。同时, 我们也应注意到, 作品中也反映出妇女的这种独立意识已开始觉醒。奥斯丁正是通过对伊丽莎白的性格塑造、语言表达及对达西由偏见到爱慕和达西对伊丽莎白由傲慢到爱慕这一系列过程, 反映了妇女的这种觉醒意识。

当时社会, 女性常常被男人当成商品, 男性公开宣称, 每一个人女人都有自己的价格。父母选择儿媳妇的头等条件是家产和社会地位, 其次是相貌。至于女方的人品, 知识, 情感, 都是无关紧要的。但伊丽莎白从不把嫁一个有钱的丈夫当作生活目的。她要求婚姻建立在彼此爱慕, 在平等, 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她不把自己当作商品。正因如此, 尽管达西身为贵族, 每年收入巨大, 还拥有彭伯利那样美丽的大庄园, 但是当他不尊重她的感情, 损害了她的尊严, 她就不接受他的爱情。当达西说到她出身卑微时, 她的情感为愤怒所取代。她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 不会因地位和金钱去依附别人。伊丽莎白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的女性, 在这样一个别人求之不得的时刻, 她的女权主义思想起到重要的作用。

《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先生不乏一些学识, 与伊丽莎白之间沟通良好, 但在几个女儿的恋爱婚姻问题上, 他顶多只是一个带有自己看法的旁观者, 天性的懒散使他放弃了父权社会赋予他的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名义上他是一家之主, 但他几乎从不管教几个女儿, 他只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他的书房里, 并以取消自己太太的愚蠢为乐。奥斯丁悄悄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威父亲的形象, 是对父权社会家庭中父亲有着绝对权威的传统观念的颠覆。可以说父亲形象的由高大变得渺小甚至猥琐直至消失的这一过程, 恰恰是奥斯丁对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发出的抗议, 是她渴望女性能摆脱生活中由男性主宰命运, 从而使女性真正走向独立的心理意识的折射。奥斯丁对传统家庭结构否定倾向的描写, 是作者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对传统的反叛在文学中的隐秘表达。

除了对父亲形象的弱化, 作者对其它男性形象也采用了这种处理, 使得男性的光芒异常黯淡, 从而衬托出女性的鲜明形象。柯林斯牧师趋炎附势, 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奉承别人, 和小丑别无两样;威克姆虚伪无耻、道德败坏, 是头批着人皮的狼。温和善良的宾利和蔼可亲, 情感真挚, 不乏好男人的优点, 但他性格软弱, 没有自己的主意。奥斯丁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叙述策略, 把伊丽莎白这样一个勇敢无畏, 不为世俗所困的新型女性的光彩突现了出来, 相形之下, 达西则被奥斯丁塑造成为一个被伊丽莎白改造了的形象。尽管与其他男性相比他是相当优秀的, 但在生动的、充满丰盈的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伊丽莎白面前, 他仍然难免显得形象黯淡。奥斯丁就是在这样一系列男女形象的塑造上, 通过不同的用笔, 从中传达出其女性主义思想的自我意识, 颠覆了男性比女性优秀, 男性是世界的中心, 是女人主宰的神话。

但由于经济上不够独立, 女性独立意识还没有得到完全体现, 仍存在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在故事中的主人公获得美满爱情的同时, 财富也一直伴随着他们。故事的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描述:“家产万贯, 而有尚未婚配的男人一定需要一个贤内助, 这是一条世界上尽人皆知的真理。”贝纳特太太哪怕对邻居富裕男子的感情性格无所知, 还是把他当作某个女儿未来的丈夫。伊丽莎白自己也非常清楚, 找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丈夫是不行的。后来简嫁给宾利, 也印证了文中这条真理的正确性。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作家的思想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女性意识中的女性经济独立性还不够彻底, 还有一些抹不去的阶级财富观念的痕迹。

篇4：浅谈《烈日灼心》的女性意识成长

根据作家须一瓜的长篇小说作品《太阳黑子》改编，著名导演曹保平执导的电影《烈日灼心》冲破了近年来众多国产电影叫座不叫好的魔咒，不仅赢得了观众的票房，更赢得了观众的良好口碑，主演邓超、郭涛、段奕宏以及导演曹保平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分别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导演奖。该电影讲述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所引发的人性纠葛。关于法律的公正性，人本性的善恶以及正视同性恋等方面的主题都引人深思。在本文中，笔者着重讨论作为配角的三位女性角色身上揭示出的女性意识成长的心路历程及人文环境。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认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奴役女性，使女性丧失了“自我主体”身份的“他者”。在男性社会象征秩序中，女性按照“男性他者”的要求被建构，女性不是女性自己的女性，而是男性社会秩序所归位的女性。以“男性他者”的客观存在为审视角度，女性被物化为表现的手段，被当作传达男人欲望的符号。在男性的主体意识里，女性就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愿依附于他们而存在。同样，在电影世界里，女性的存在也不能够超越男性角色而独立存在。下文，笔者将对影片中的三位女性角色分别代表的女性主体意识进行逐一剖析。

一、男权社会压抑下沉睡的女性

电影《烈日灼心》首先出现在镜头前的女性便是遭到男性戕害的女性角色（被棍棒打得七窍流血的中年妇女、老年妇女，再加上一具赤身裸体的年轻女性尸体）。那位遭男性毒手的年轻女性，出现在隐藏起来的低机位摄像机镜头中，她正值青春年华，美得不可方物，女性特质显得那样充分，肌肤光洁，赤身裸体，湿漉漉的头发满足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窥视欲，全面迎合了男性心中对女性的幻想。这样一个美丽女子，她的命运却无比悲惨，除了受困于男性的暴力时挣扎发出几声厮喊，直到死去都未曾说过一句话，这说明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处于“失语”地位，被剥夺了话语权，她们不能言语，沉默地忍受着来自男权社会所强加给她们的各种苦痛与折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女性以“静”为美，足以说明她们已沦落为男权思想的观照物。影片中所展示的这位年轻女性完全处于弱势，她自身的思想与特质无从体现，而她的出现恰恰是依附于男性，只是作为男性的视觉对象，为设置男性角色的犯罪动机而存在。这就好比中国古代的重男轻女思想，封建社会体制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在那个年代，女性只需要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依附于男性角色而得以生存，在家庭琐碎的生活中逐渐埋没了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无论快乐幸福与否，没有反抗，没有挣扎，一切任由男性摆布，似乎生当如此。

二、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和成长

影片中第二个出现的重要女性角色是名字叫尾巴的小女孩。小女孩才七岁，身患重病，依然处于弱势，但受到影片中所有男性角色的关照和保护。可以看出，到这一步，男性不再对女性滥施暴力和伤害，男性意识到要善待女性，保护女性。影片中不论是警察伊谷春（段奕宏饰）还是潜藏的罪犯辛小丰（邓超饰）、杨自道（郭涛饰），甚至连“傻子”陈比觉（高虎饰）都对小女孩尾巴爱护有加。在小女孩患重病需筹措手术费时，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爱她：拼命挣钱，悉心陪伴。辛小丰、杨自道的死其实是为了小女孩有个更轻松、更美好的未来，陈比觉的死是因为忍受不了和小女孩尾巴的分离。这个小女孩是女性地位苏醒的象征，标志着女性作为主体开始“发声”，开始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如小尾巴要求辛小丰给自己讲故事，要求陈比觉陪自己玩，等等。这一阶段正处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成长过渡阶段。但是，这一阶段中的男性仅仅是意识到女性地位的存在，或者说大男子主义还在影响着绝大多数的男性，使他们认为女性等同于弱者，还需依附于他们才能继续生存，因此女性理所应当要接受男性给予她们的庇护。正如本文中这几位男性角色只是站在自己认同的立场，从未考虑让小女孩知道真相或者说主动做出选择。更多的时候，男性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女性相处，却从未征询过女性的意见。就像在片尾提到的，小女孩是会长大的，只要她愿意，总有一天还是会通过自己的办法主动了解真相。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阶段，女性会逐渐开始争取应有的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像婴儿发声般慢慢地开始思考什么是自己想要的，开始懂得主动寻求自己的幸福，不再是沉默的羔羊。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影片中第三个出场的重要女性角色即伊谷春的妹妹小夏（王珞丹饰）。导演在选演员时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作为影片中女性角色戏份最大、最多的演员王珞丹，王珞丹不属于传统意义上“杨贵妃”型或“玛丽莲·梦露”型美女。影片中小夏的装束都是长裤长袖，最多穿件风衣，从未穿过大众意义上的带有女性特质的裙子，但她却代表了十足的女性主义。在以往好莱坞电影对女性的再现和建构中，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女性形象的错误再现，为男权社会服务。正如梅杰里罗森在《爆米花维纳斯》中表述的那样，这些扭曲的女性形象“就像一个个爆米花维纳斯，赏心悦目但没有实质，是文化上被扭曲的杂种”。而这些女性形象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被父权意识形态歪曲的结果。但影片《烈日灼心》中的小夏却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人物形象，她作为一个女性存在，但在她的性格里又存在着许多超越女性角色的特质。她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是一个没有经过男性眼光过滤的生命原生态，那样的血肉分明、活力四射。她是那样的真实，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内心全部展现出来，从未在意过其他男性的眼光，脱离了以往女性的懦弱与胆怯，以自我为中心，主动追求自己所爱。在性格上缩短了与男性角色之间的差距，大声地向喜欢的人表白：“我喜欢你。”无视对方的拒绝，不轻易言弃。这样一个纯粹的女性，不断地在与男权主义做着斗争，不论是正面也好，负面也好，都是其最本真女性的表征。这与传统电影里依附男性的女性形象相比，无疑是一个大胆的颠覆。在古代，不论是欧洲贵族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家族，女性的姻亲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父母决定，准确地说，是由掌握家族大权的男性——父亲所决定。男性掌权者往往要剥夺女儿婚姻对象的选择权，考虑这位姻亲对象是否富有，是否有权势，最次也要门当户对，希望借助女儿这门亲事高攀个有钱有势的亲家，以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境况。而《烈日灼心》中的小夏则完全不受传统父权主义的约束，影片中从未看到小夏的父亲露过正脸，作为家族里唯一出现的男性——哥哥尹谷春，也很少干涉小夏的自由。在这里，小夏可以被看作是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典型女权主义者。小夏不在乎对方长相，哪怕“不修边幅”；不在乎对方年龄，哪怕看着就比自己老，小夏甚至直呼杨自道“老头”；不在乎对方是否有钱，哪怕杨自道只是个开出租车的社会底层人。小夏仅仅是因为杨自道的见义勇为而对他深深迷恋，即使杨自道百般拒绝也阻止不了小夏追求的决心，更是想尽各种办法接近他：假装肚子疼让杨自道开车载她回家；看望杨自道等三人收留的女孩小尾巴；跨年夜让杨自道载着自己疯玩……她想爱就爱，说爱就爱，甚至自己要主动献身于杨自道，一点也没有传统女人的扭扭捏捏。哪怕最后小夏知道了自己深爱的男人是个犯下大错的罪犯，也不是像传统女性那样立即与他划清界限，或是隐忍地咬着嘴唇，流着眼泪默默站在旁边，眼睁睁看着自己深爱的人一步一步远离自己。小夏依然爱得撕心裂肺，甚至主动设计骗哥哥，只为帮助所爱的人逃过法律的制裁。单从这个行为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夏与其他传统女性不同：她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忠于自己内心，敢爱敢恨。这个近乎男性的女性角色，颠覆甚至超越了女性主体意识。这一形象塑造，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电影正在逐步打破专断的父权意识形态，从而走向一个更加尊重女性地位、关注女性主体意识的时代。这正是在这部电影中看到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内涵。

四、结语

小夏这类女性才是现代化社会女性的代表。她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同时她不依附于任何人，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女性。这部评分较高的电影在人性的善恶表现方面有深入的细节描写，在人性纠葛之外也结合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通过三个女性配角来揭示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在这部引起观众深刻反思的电影外，突显的是现今社会追求的男女平等的价值观。这说明，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地位不断提升，已经能够独立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

篇5：舒婷诗歌的女性意识

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1] “在男权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誉为‘贞女’、‘良妻’,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 “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3]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东西方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1]因此“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也都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一术语1895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是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关于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应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女权”,刻意突出女性,否定男性,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走向一个极端――彻底否定男性,对男权进行彻底颠覆,更有甚者想把上帝改成“女上帝”,致使“女权主义”由受人认可到受人异议、否定。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女性主义”看到了两性存在的差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去追求女性应有的本性、地位和价值。“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概念界定上是有区别的。“女权主义”仅限于女性应该有的权力,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忽视男性的存在,甚至否定男性,同时“权”字有过于剑拔弩张的色彩,使女性与男性产生敌对。而“女性主义”在肯定“女性”追求适当应有的权利之外,还肯定女人的自然属性,把女人自己视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这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妇女解放的呐喊带进了中国,中国女性逐渐觉醒,开始独立寻找女性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或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在此使用“女性意识”这一中和的名词也许比较恰当。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因此,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必然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5]舒婷从女性视角展开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思,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追问,并形成了一种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的有“女人味”的文学。一般而言,女性诗人的题材容易局限于爱情、婚姻、个人身世与悲欢等相对狭小的范围,这和她们的生活环境及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女性诗人在困境面前更容易本能地抒写痛苦,但少有超越困境的勇气。舒婷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她从一个全新的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从女性生命的角度确定女性自身的本质,表达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人生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

二、舒婷诗歌传达的女性的生命与情感

在男权本位的人类社会下,女性自古就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着女性,使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逐渐认同这一地位,多失去了自我。回归女性的自然特点,回归女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趋向与共识。舒婷以敏感、深悟的诗笔率先抒写女性本真的世界。如果可把诗比作人的话,那么舒婷的诗就是一个绝好的“女人”。“她”积极乐观,温柔善良,饱含着丰富而浓厚的女性情感,表现了女性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对爱情、友情、亲情的热情呼唤,对女性尊严、价值、命运的不懈追求,是一个女人心灵的真切的呼唤,充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色彩。

爱是女人的宗教。《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经典之作,犹如一首爱情宣言,同时又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人的意识。女性和男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视女性同男性的差异,而一味与男性认同,这是违反人性的,不合人情的。《致橡树》把男性比喻为一棵橡树,把女性比喻为一株木棉树。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姿态和色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彼此应是平等相处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在诗歌情感形象中,诗人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人格的独立。诗中女性自我这样表述对爱情的理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个‘我’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追求的人,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地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在心灵的默契和沟通中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但又坚持了自我的独立。因此,在炽烈的爱情中又有清醒的思考,“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将全诗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致橡树》成为了一代女性的爱情宣言诗”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哲理光辉。

人的主题是舒婷创作的最重要主题。舒婷诗歌中所开创的女性情感世界,处处充溢着现代女性意识,关注着女性命运,写出了女性情感和社会命运的“女人味”。《神女峰》传达着一种新的女性意识。诗人以艺术的武器打碎了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提倡女性“忧伤而不绝望,沉郁而不悲观”,鼓励女性走出生命的“围墙”。在《惠安女子》中,诗人以对待“人”的.方式去关注惠安女子的现实困境和苦难历史,向传统和庸俗的商品观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体现了舒婷对“女性――人”这一命题的新的思考,新的探索。

三、舒婷诗歌建构的新颖、鲜明的女性意象

女性文学以反叛的姿态宣告着女性立场,重建女性的意象系统。古往今来文学中有诸多柔弱的意象成为女人的象征,比如柳、梅、花、鸟等。舒婷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构建出新颖、独立的女性意象,打破了男性意识中的花草隐喻,建构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舒婷塑造的一个个崭新的女性意象,丰富了诗歌的意象体系,也为后来的女性诗人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树”意象《致橡树》中,诗人选择了“木棉”、“橡树”这两个中心意象。“木棉”代表女性,“橡树”代表男性。全诗采用“木棉”、“橡树”这两个人格化的抒情意象使诗歌的女性理性思想内涵更加丰富。舒婷不愿做“攀缘的冰霄花”、“痴情的鸟儿”这些柔弱依附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要做“一株木棉”,成为“树的形象”,成为独立的个体,以来表示女性的独立平等。因而木棉与橡树有“紧握在地下”的根和“相触在云里”的叶,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木棉便是女性独立人格、自觉人性的凝聚体。

(二)“灯”意象舒婷笔下“灯”的意象,不再是仅作为文人心中的信念理想等一般象征,还被赋予了女性觉醒意识的新内容。在《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一诗中,诗人反复吟咏“灯亮着”,它使“我”“没有沉沦”,使“我”的心没有“衰老”;它有“恋情”、“傲气”、“性格”。“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还乡》)女性爱做“梦”,“灯”提示了“梦”,这个“梦”是对女性理想的追求。“灯”成了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象征,更是诗人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心理的融合,并暗示着觉醒了的女性的光明未来。“是一场暴风、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另一场暴风、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双桅船》),“灯”成为男女之间的桥梁,启示着女性对男女平等的向往,引导女性在爱情中对独立的追求。“灯”,这一意象的丰富内涵正是舒婷一贯呼吁和追求的人文关怀的艺术体现。

(三)“水”意象“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原始意象,它是纯洁的代表,又是生命之源。因此,水既象征着洁净,又象征着生命,是女儿性与母性的复合,也就有了“女人是水”。在《水仙》中,舒婷慨叹“女人是清水做成的”,“洛神是水,湘妃是水”。在此,我们又看到了舒婷诗歌中蕴涵的“女性美”――如水的柔情,如水的洁净,如水的神圣。在《无题》诗中表现出作为生命和爱欲象征的“水”意象。在“你”(即他)的滥情无情面前,“我”的感情却如野马脱缰,易放难收:“内心被干渴侵袭,那一个荒夜/你才允许月色成河/啊,在你的防波堤外/我已为你淋漓/为你泱泱/为你汪洋一片/最纯净最透明的水声/就是最透明最纯净的秘密/洁白的你”写出了一个女人心理的闪烁、萌动。不过诗人设喻巧妙,含蓄地用“水”淡化美化“性”意象。舒婷在此用“水”意象写“性”,写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性”,这使女性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冲出内外的禁锢,回到一个真正的女人。

结语

篇6：关于白领女性的创新意识

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创新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创新就只能被淘汰。如果下属的主意足够吸引人的话，相信上司是会积极采用的，对下属的看法也会大为改观。然而，想让上司对下属另眼相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属的创意必须新颖，完善合理，能够让上司接受。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具备自己所在行业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要具备自己独立开发的能力，另外还要有说服上司的好口才。

阿蕊在北京一家规模很大的房地产公司负责房屋的销售工作。房地产公司的整个运作相当庞大，在北京最主要的是能够取得土地的开发权，再其次就是土地上住户的拆迁工作。阿蕊的公司经常在拆迁中遇到麻烦。很多住户不愿意被分配到郊区去住，所以他们不接受房屋赔偿的方式，坚持要求资金赔偿。可是公司要开发项目就需要大笔的资金，如果全部偿还给了拆迁户，项目的流动资金就会不足，而出售郊区的房屋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换得大量的资金。虽然阿蕊的老板是个非常能干而且有魄力的人，面对这个问题也是一筹莫展。

阿蕊本来负责销售工作，对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为了公司利益，阿蕊主动找老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建议公司可以在向拆迁户提供郊区房子的同时再向他们提